古籍刻本按性质分为多少种?
按活字性质分为:泥活字本、铜活字本、木活字本、铅活字本、铁活字本、瓷活字本等。
印刷术是我国发明的,开如发明的是雕版印刷,这应是家喻户晓的事情。所谓雕版,是指用木板雕刻。木板选料有讲究,质地太松不适宜,所以一般用梨木和枣木,前人把刻印书叫做“付之枣梨”,印书一般都用黑墨,但第一遍印时为了便于三校,有时也用蓝色或红色印,清代以到民国时刻书则多用红印,也有用蓝印,当然也可以不用红蓝试印直接用黑墨印。雕版印刷发明的时代,明清以来有种种讲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隋文帝开皇时说和唐太宗贞观时说。雕版印刷进入五代,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即不再停留于刻民间需要的日用印刷品以及一些字书、宗教读物,而转入刻印正统的书籍。重点是刻经,这不仅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经是最主要的、为人所必读的书籍,而且和唐以来推地科举制有很大关系。 编辑本段书册制度 是指书籍的形式,再具体点可以说是单指书籍的外形,而不包括书籍的内容,也不包括书籍的材料,以及抄写、刊刻或其他印刷的方法。“旋风叶”是从卷子演变成册叶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说是从卷子到册叶的过渡形式。翻到哪里就可翻到哪里,查找起来极其方便,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极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叶”的名称。旋风叶进一步演变就成了“蝴蝶装”。到蝴蝶装书已不用长条木板印刷而改用长方块木板印刷,成为若干单页装订起来的书籍。 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余纸,上边叫“天头”,下边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叫“版框”,拼成版框的粗线叫“边栏”,也叫“栏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左右叫“左右栏”。边栏只有一条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在粗线内侧现加一条细线叫“双边”或“双栏”。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而绝无作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面用直线划分成若干“行“。版面中间一行,不刻正文(当然也不刻小注),叫“版心”,也可叫“中缝”。版心往往用花纹或横线分划成三段,花纹按其形状叫“鱼尾”。只有上面一个鱼尾,下面用横线的叫“单鱼尾”,上下都有的叫“双鱼尾”。
刻本也就是版本类型。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经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盛。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
石印本指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我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 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体字,易于辨认。
影印本:分线装和平、精装两种形式。过去的影印本,大都采用线装,保持中国古书古雅的特色;但当代的趋势,要求影印的古书采用平装、精装的形式,这样价格可以低廉,又便于插架。影印的古籍也可以加以断句或校勘,有部分影印的古籍已是断句本或校勘本。
扩展资料
中国近代的石印文献,内容以古籍为多,遍及经史子集四部以及丛书、通俗小说、唱本等,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商务印书馆石印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华书局石印的《古今图书集成》等。此外,地图、画刊、报刊和时人新作等也大量地以石印的方式出版。
影印图书大约有3种方式:珂罗版影印,石印,胶印。工序基本上都是先照相,而且是依原本照相。影印本在古籍中很普遍。
-刻本
-石印本
-影印本
收藏是一种生活乐趣。对于纸质的藏品,一般藏家会以字画为主;而藏古书者,大多沾染着文人气息,带有一份浪漫色彩。收藏古籍的人,坊间将其分成三大类:第一类以学者为主。他们把古籍当作史料来收藏,更贴切地说,他们算不上是藏家。第二类以“玩家”为主。这类人多从古籍的经济价值考虑,出于投资的心态来收藏。第三类是真正的藏家,他们对古籍有一定的认识,具备专业知识,对版本、纸质、内容等有深入研究,并执着于其中细节。 古籍的收藏圈很稳定,收藏者需要一定经济实力,有爱好,同时具有文化功底。要满足这三个条件并不容易,尤其是第三点。如果没有古文、历史功底,有些东西根本看不懂,何谈收藏地域文化的特性在古籍收藏上有明显的分别,在藏家淘书的过程中,遇到没有牌记的情况十分多。所谓没有牌记的古书,指的是缺少年代或者作者资料的书,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书籍缺少了“身份证明”。遇到这种情况,古籍“发烧友”就要对作者,乃至纸质、墨色、印刷水平、风格等方面进行分析、讨论,从而推算书籍的年代,以作价值判定。 在收藏古籍的圈子里,藏家都知道古籍内容含金量非常重要。俗话说:“一页宋版,一两黄金”。宋元时期是雕版印刷的顶峰,雕刻精美、字体端庄、纸墨考究、校勘质量高。从明中叶起,宋元版本就成为藏家追逐的热点,近年来,宋元时期的精品刻本非常少见。 明代是中国古代印刷史上的全盛时期,其印刷技术较前代更加成熟,图版刻印更为精良。许多收藏家看到明刻本就毫不犹豫地出价,对于品相,则不如以前那样讲究,太挑剔的话,根本不可能淘到‘宝’。 清代及民国时期的精刻本,以质优价廉更受普通投资者关注。一些书友虽然热爱收藏古籍,但未必懂行,总要找人为其“掌眼”(指找识货的朋友帮忙看货),以免“用买人参的价钱买了萝卜”。 名人尺牍也在古籍收藏中牢牢占据一席之地。一封现当代名人的信札在千元以上,明清名人的信札动辄上万、几十万元。如果有特殊历史意义,价值更是大幅攀升。比如颇受广大中山收藏家关注的《孙中山致任鹤年信札》,是孙中山于1923年讨伐桂系战役时致任鹤年的秘密信件,收录于《孙中山全集》,极为珍贵。在2007年举行的上海嘉泰秋拍会上,预估价在40万—50万元之间,最终以44万元成交。 作为一名古籍收藏家,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比如要了解某个年代出版过什么代表书籍,这个年代的纸质、字形、油墨都有何特点;原刻本、影刻本、复刻本等不同形式的古籍应该是什么样子。当然,光有这些也不够,还需要多看细看,还要多向行家请教、参加展览会、拍卖会了解行情。 初入门者,建议多学多看古籍入门书,如陆昕的《闲话藏书》、田涛的《田说古籍》、谢其乐的《古书收藏》。 需要注意的,并非所有古籍都有投资价值,一些当时发行量很大、做工不是很精细、存世数量很多的古旧书籍,价值不是很高。这就需要买家有一定的鉴别能力,不要高价买了便宜货。 “新手”淘书秘诀 : 1寻找“书源”。古玩市场、旧书市场是淘货的主要场所。 2重存世量。存世量越少的古籍就越珍贵,淘书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3看品相。品相就是古籍的外表,没有破损、霉烂、虫蛀,保存完好的古籍,都属于品相佳。 4寻藏书印。古籍上若寻到古代著名藏书家的藏书印,身价便提升不少。 收藏古籍先辨真假。 由于古书收藏升温,不少不法商人伪造古书,欺骗外行人。一般来说,用茶染旧纸张,冒充旧纸来作伪古书是常用的手法,在古书市场尤为常见。新手可从装订线、书口颜色等方面入手辨真伪。书口颜色比书页深的,一般用的就是染了茶的纸。此外,可以闻闻书中的油墨味,新印和旧印的差别很明显。 保养古籍有诀窍 : 古籍经过岁月磨练,外表一般都会有或多或少的破损、霉烂或虫蛀,要尽量使古籍完好保存,有几点要注意: 1保持藏书环境的空气流通,注意防潮。 2避免阳光直射,要将书摆放在阴凉位置,并不时翻动一下。 3在每册书中,平均放3—4片灵香草祛虫,切忌用樟脑丸代替,否则会使纸质变脆,容易风化。 希望对你有帮助
何谓古籍善本?清朝版本目录学家张之洞的解释为:一是足本,没有删节和缺卷;二是精本,精校精注,错误极少;三是旧本,即传世很久的木刻本、传抄本和线装书。当代学者对古籍善本的解释为:一是年代久远而且有文物性;二是印刷插图精美而具有艺术性;三是书籍内容精辟具有学术资料性。国家文物法对古籍善本曾明文规定,凡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前出品的文物和图书,均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私自出口。于是收藏家们往往将这一时限之前的清代初期或更早期的精刻本和精抄本视为珍宝,因为最起码它的历史文物价值和学术资料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从而决定了其收藏和价值也是相当高的。古籍善本由于是纸质品,很容易受到损毁,如水灾、火灾、虫蛀等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保存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实属不易,这就导致了流传下来的古籍善本十分稀少,许多古书现已绝迹,留存下来的古籍善本中不乏孤品、珍品,有的存世量也不过是寥寥几部,因此,古籍善本的价值珍贵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评判古籍善本价值的标准
1、文献价值 古书籍所描述记载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古籍的价值首先体现于它的文献价值。
2、版本价值 古籍的版本种类很多,一般来说,稿本(作者的原稿)、旧抄本、原刻本、精刻本、初印本以及各类活字印刷本等版本的价值更高。
3、艺术价值 有些古籍字体雕刻精美,印刷水平较高,如精写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红印本、拱花等。
4、学术价值 如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解或较为少见的稿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5、文物价值 有些古书,抄写或刻印本年代久远,流传又稀少,如宋版书存世不多,无论从纸质、墨迹、印刷技能、装帧水平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文物考古价值。
二、各种古籍善本的市场价格
近年来,我国古籍善本在拍卖市场上行情十分走俏,价格不断向上攀升。如一册《唐人写经遗墨》以88万元成交,《续华严经疏》以40万元成交,《四库全书珍本》以29万元成交,明代版《陀罗尼经》成交价9万元,清乾隆年间《汪由敦诗翰》成交价165万元,民国版《朱拓千叶莲花造像》成交价055万元等等,可见古籍善本近年来已成为拍卖会的重头戏,购买者十分踊跃。古籍善本现已成为收藏家们苦苦追求的收藏精品。
目前,市场上的古籍善本价格还在不断攀升,特别是宋版书或更早的古籍涨幅更是惊人,眼下一般宋版书都是按页论价,而不是以本论价。一页品相上好的宋版书市场价大致在1 万元左右,换句话说,一册100页左右的宋版书价值可达到100万元左右。由于宋版书十分珍稀,其市场价格有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元版书市场价与宋版书相差不是很大,市场价也随着宋版书的上扬而升值。明版书市场价要比宋版书低不少,其价格目前还比较平稳,但明版书要比以后的清版书的价格昂贵。明代初期的版本因流传下来的比较少,所以明初版本的升值潜力千万不可小视。明代中叶及明未的各种版本由于尚有一定的存世量,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其市场价格仍将平稳地维持着原状。清版书由于存世量较大,清中叶及晚清的版本,市场价还不是很高。但清初康熙、乾隆年间的版本仍具有很高的收藏和价值。清代图书以木刻为主,晚清时有一部分石印版出现。清代版本尽管目前价格不是很高,但在这部分存世量较大的图书中仍不乏精品善本,这就要看收藏者的识别能力了。此外,民国初期的石印版和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一部分铅印版、影印版虽然不属于很珍贵的古籍善本,但也值得者收藏。古籍善本由于近年来在收藏品市场上十分受宠,因而各种伪造的古籍善本也应运而生。
三、古籍善本的几种作伪手法。
1、纸张做旧:纸张是文字的载体,没有纸张就没有书籍,因此判断古籍的真伪,首先要看纸张是否古旧。所以制作古籍伪本必须将纸做旧。将纸做旧有两类:一类是“染纸”,包括用糖水,或用栗子壳熬水,或用茶水,或用其它方法等将纸染成黄褐色,也有用烟将水熏黄的,以求使纸显旧色;二类是用“旧纸新印”,如果作伪者存有古纸,就可在纸上面新印古书内容,然后订成“古籍”,这种作伪方法尽管较少,但却使人很难从纸张上辨别其为赝本。
2、伪造序跋:一些重复刻印本上,除保留有原书的序跋外,又增刻新有序跋,叙述重印的原因,序跋后还著有姓名、年月等。这些都表明了书籍的真实年代。作伪者往往裁掉对其作伪不利的序跋,或涂改其中的年代,也有重新伪造对其作伪有利的序跋。
3、伪造名人题跋,藏章印记。
4、伪造牌记:保留旧牌记,挖掉复刻牌记,或挖补,涂改复刻牌记的年代。
5、裁截目录:将原目录裁去部分或全部,使人不知收全该书究竟有多少卷,以便用残本充当全本。
6、利用著录书:有些著录书的记载是错误的,作伪者便故意以此为据来兜售自己制作的伪本。
总之,古籍善本作伪的手法有多种多样,有时只采用一、两种,有时则可能是各种手法混合应用。收藏者在实际辨别时,应该运用自己掌握的学识和有关资料进行全面考察被鉴定的古籍,并可请专家一起鉴定,应注意去伪取真,才能真正做到所购古籍物有所值。
第一,通史专著不谈,关于明史的断代史专著推荐以下几种: 《明史》(2册)汤纲,南炳文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明史新编》傅衣凌 主编 杨国桢、陈支平著(人民出版社);现在新版改名为《中国历史 明史》 《晚明史》(2册)樊树志 (复旦大学出版社) 第二,关于南明史的资料与论著,有以下几种: 《南明史》(14册) 钱海岳 (中华书局) 《南明史略》 谢国桢 (上海人民), 此书未见新印。 《南明史:1644-1662》 (美)司徒琳 (上海书店) 《南明史》 顾诚 (中国青年出版社) 第三,关于清朝前期的史料暂不谈,说一下有关论著: 最著名的是孟森先生的《满洲开国史讲义》。 比较早的专著有周远廉的《清朝开国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和《清朝兴起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两部著作。 最近看到一本《清代前史》,没有阅读过。 第四,关于明代的古籍史料,重要的几种介绍如下: 1、《明实录》是明代史料的最重要的源头,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据抄本校勘,共计正文133册,校勘记29册,附录21册,共183册,经过校勘之后的这套书依然是影印本的,没有标点。市面上也买不到的。最近线装书局出了一套《抄本明实录》,定价过万元。 2、《明史》,二十四史之一,有中华书局点校本,清朝编撰的官方明代正史,共28册。常见,也容易阅读。 3、《国榷》,有中华书局断句本,六册,私修的纪传体明史,未曾刊刻,也未曾被清廷删改,故保留了不少满洲人早期与明朝关系的史料; 4、《明史纪事本末》,纪事本末体明史,成书在《明史》之前,有中华书局的点校本,史料价值较高,也因册数少(4册),最便阅读。 5、《明通鉴》,编年体正史,有考异。岳麓书社的点校简体字本,册数仅3册,便于阅读。上海古籍出版的一册本为影印本。 6、《明会典》,官修之政书,若需研究明代的典章制度,此书为必读。但建国后未有整理本面世。 7、《南疆逸史》、《小腆纪年附考》、《小腆纪传》则为南明史料中最为详备者,中华书局版本因出版较早,又无重印,故不易得。 8、《国朝典汇》为崇祯年间编订,明代人研究本朝历史(太祖直至穆宗)的著作,在清代为禁书,有较多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资料。目前,市面上有书目文献出版社的影印本出售。 9、《弇州史料》前、后集,私家修撰之史书,是《明史》的史料来源之一。
要知道古书在流传过程中会产生的错误,首先要了解古书是以何形式流传的,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分析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错误:
一、古藉简介
记录古代文献之书籍。《说文》:“古,故也。”故古籍又称故籍、故书、载籍等。古代文献,最早见载于甲骨、金石,“甲骨卜辞”也称“殷墟书契”。作为最早的正式书籍,为用竹木及缣帛记录文献之简牍、帛书。晋太康二年(公元280年)汲群魏襄王墓出土之《纪年》、《穆天子传》等竹书,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之《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简书,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之《秦律》等简策,以及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之《老子》、《经法》、《战国纵横家书》等帛书,为传世之最早古籍。汉代纸问于世,遂有手抄、唐写、宋元明清刻印书籍。据国务院古籍小组的规定,以辛亥革命(1911年)为断限,凡辛亥革命以前记录古代文献之书籍,通称为古籍。据古籍目录《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地方志综录》、《贩书偶记》以及佛藏、道藏、通俗小说、讲唱文学、金石碑录等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古籍约10万多种。
二、古籍类别与版本
善本:书籍精加校勘,错误较少者。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集古录跋尾》卷八《唐田弘正家庙碑》:“自天圣以来,学者多读韩文,而患集本讹舛,惟余家本屡更校正,时人共传,号为善本。”又,珍贵难得之旧刻本、精抄本、精校本、手稿、旧拓碑帖等,通常亦称为“善本”。
孤本:仅留存一份之书本。一部书之某一书本,未刻之手稿,碑帖之旧拓本,在现世间仅有一份流传者,均可称为孤本。
蓝本:谓著书或刊书所依据之旧本。《居易录》:“今方修一统志,似当以旧通志为蓝本。”凡是重刊或校勘,必以最精之本子为蓝本。
刻本:又称“椠本”、“刊本”,雕板印成之书。我国雕板印书始于隋唐,至宋而大盛。按刻书之不同情况及刻本之不同类型,可分各种不同型式:以时代区别,有宋、金、辽、元、明、清刻本;以地域区别,有浙江、福建、江西、山西、江苏、安徽、四川等各地刻本;以刻书者区别,有官刻、私刻、坊刻等;以版式区别,有九行本、十行十八字本、四周单栏本、左右双栏本、竹节栏本、白口本、黑口本、两节本、袖珍本、巾箱本等;以字体区别,有大字本、小字本、宋体字本、软体字本(亦称写刻本)、篆字本、梵文本、满文本、满汉文合刻本等;以墨色区别,有朱墨印、几色套印等;以纸张区别,有皮纸本、麻纸本、棉纸本、竹纸本、开化纸(亦称桃花纸)本、宣纸本、毛边纸本、毛太纸本、罗纹纸本、连史纸本等;以装订形似区别,有经折装(亦称梵夹装)本、旋风装本、蝴蝶装本、包背装本、线装本、毛装本、金镶玉本等;以刻书先后区别,有原刻本、重刻本、仿刻本、初印本、后印本等;以内容及价值区别,有足本、残本、增订本、删节本、繁本、简本、批点本、评本、单疏本、集解本、重言重意本、纂图互注本、绣像本等。
祖本:一种书最初刻印之本。一种书在不同时期往往刻有多种本子,难免产生讹误,而祖本则保持其本来面貌,因此为人所重。
原本:第一次写成或刻成之书本。为对增订、修改和重刻、改版而言。原始稿本和最初刻本与增订、重刻之本往往有很多不同。可供查考一种著作之发展过程。
定本:一书之最后确定之本。指自己编撰或整理前人之著作,在一定时间内,已经整理完毕,最后确定,准备发表之本子。
副本:同一书籍抄出之副本。为对正本而言。过去公私藏书家,得一稀见图书,依样重写,储作副本。《隋书·经籍志》:“炀帝即位,秘书三阁,限写五十副本”。今亦指国家对内或对外文件之正式签署之副本,备存查和通知有关方面之用。
别本:同书同一来源之另一本子。亦称“副本”。《南史·刘孝绰传》:“又写别本封至东宫。”又,同书另一来源之本子。亦称“异本”。因所根据之来源不同,内容也有出入。如:书有《别本十六国春秋》,帖有《黄庭坚别本》。
仿刻本:摹仿原版字体版式刻印之书本。宋无刻本,多以擅长书法者上版,加之雕印精湛,明清两代刻书往往予以摹仿,故有“仿宋本”、“仿元本”之称。
影刊本:照原书版式影刊之书本。珍贵之古籍,为存原书面貌,以适应研究之需要,清乾、嘉以后,常用影刊方法加以传布。如黄丕烈所刻《士礼居黄氏丛书》,其法大都先照原书影摹,然后上版开雕。摄影术发明后,亦有用原书照相雕版者。刻成之后,与原刻相仿,精工者几难识别。自影印兴,影刻之书渐少。
抄本:也称“写本”。即抄写之书本。习惯称唐以前为“写本”,唐以后称“抄本”。宋以后,雕版虽以盛行,但抄本与之并行,如明《永乐大典》、清《四库全书》皆为抄本;有些较为专门或需要不广之著作,仍靠抄本流通。更有抄书者系著名藏书家或学者;除书之内容外,其手迹也值得珍重。故抄本图书一直为人们所重视,藏书家以精抄本与宋元刻本相次比。对于不详年月之抄本,约在清嘉庆以前者通称“旧抄”,晚清者称“近抄”,辛亥革命以后者称“新抄”。对于确定为明代或清代之抄本而无从断其年月者,则统称“明抄”或“清抄”。
朱墨本:用朱、墨两种颜色套印之书本。最早为元至元六年(1340年)湖北江陵资福寺所刻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卷首之《灵芝图》和经注,都用朱墨两色套印。沿至明末,吴兴(今湖州市)闵齐吉、凌檬初两家盛用两色套印,墨色印正文,朱色印评语及圈点。
珍本:指具有历史、艺术和类别科学价值之珍贵罕见之写本或刻本。
初印本:书版刻成后第一次印刷之书本。特点是字画清晰,赏心悦目,故为藏书家与读者所重。
后印本:历次再版印刷之书本。其字迹漫漶,版断框歪,墨色暗淡,故不受人喜爱。
重刻本:一种书重新刻印之本。相对原本而言。不但字体版式与原本不同,在文字内容上也往往有所修改,多在序文凡例中加以说明。
道藏本:根据道藏刻印之书本。同样,佛经中亦有“碛砂藏本”、“嘉兴藏本”等称呼。
卷子本:用卷轴装订之书籍。唐以前抄写书本均用长幅纸,卷成一束。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唐人写本存于今者皆为长卷,如手卷之状,收藏家谓之卷子本。”
百衲本:用百种不同版本之残卷零页配合或汇印而成一部完整之书本。“百衲”取僧衣破敝补缀之称。如商务印书馆影印之《百衲本资治通鉴》、《百衲本二十四史》。
残本:内容残缺不全之书本。
配本:一部书因有残缺,用其它版本之同一种书予以配全,故称。
三朝版:经过三个朝代修补之书版。南宋杭州国子监,所藏各种书版多有残缺。元朝时,将这些版片转入西湖书院,加以修补印行。至明洪武八年,书版又移至南京国子监,再次进行修补印刷。对这部分递经宋、元、明三朝修补之书版,后人称为“三朝版”。
活字本:用活字排版印刷之书本。活字印刷为宋仁宗庆历时(1041——1048年)毕升所发明。其法,用胶泥刻字,火烧使坚,排版印刷。为中国之伟大创造,早于欧洲活字印刷400多年。元代又创木活字。明弘治时创铜、铅活字,为我国近代铅字印刷术之前导。
影印本:根据原书用照相制版方法印成之书本。有胶印、大石印、珂罗版(即玻璃版)印、铜版印等。稀少、罕见之图书资料,为研究之需,常用原书影印,以广流传。
石印本:以药墨书写于特种药纸上,用石制版印刷之书本。用摄影制版石印之书,则称“大石印本”。
排印本:用活字排印之书本。为区别版本,通常称铅字排印之书为“排印本”,而其它活字排印之书则分别称为“泥活字本”、“铜活字本”、“木活字本”等。
拓本:即摹拓金石彝器碑碣印章之本。用红色拓者称“朱拓”,黑色拓者称“墨拓”,最早拓者称“初拓”。初拓字迹(或图案)清晰,墨色匀净,较为珍贵。
稿本:即作者之原稿。作者亲笔写定者称“手稿本”,经过整理誉清者称“清稿本”。
影写本:用纸覆于原书上影写成之书本。其点画行款,一依原本。一般专指影写宋、元善本,如明末常熟毛晋及古阁据宋本影写,非常精工。
校本:根据不同本子和有关资料核对过之书本。取某书之一本子作底本,搜罗一种或几种不同本子及有关资料相核对,发现其讹误衍脱,即在底本上加以批注。如只传抄他人所校,则称为“过录校本”。
内府本:明、清两代宫廷内部刻印之书本。校勘,刻印,都较精良。清昭梿所撰《啸亭杂录续》有内府刻书目录一卷,可资检览。
藩刻本:明代分封各地之藩王所刻印之书本。因有些藩王、子孙及其门客颇有学问,而且刻印之书所据底本多为御赐宋、元善本,故其版本价值较高。
聚珍本:清代以木活字排印之书。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刻印《四库全书》中善本,因仿宋人活字版式,镌木单字25万余枚。高宗以活字版名称不雅,改称“聚珍版”。凡排印之书,首有高宗题诗十韵,每书首页首行之下有“武英殿聚珍版”六字,世称武英殿聚珍版书。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颁发聚珍版于东南各省,并准所在锓木通行。先后承命开雕者有江宁、浙江、江西、福建等地。这些仿聚珍版刻印之书籍,通称为“外聚珍”,而将武英殿聚珍版称为“内聚珍”,以示区别。后来中华书局创制仿宋体铅字,就名为“聚珍仿宋版”。
闵版:明万历、天启年间,吴兴闵齐伋、凌蒙初采用朱墨与五色套版所印之书。其选择经、史、子、集各类凡士人习用书籍,专辑前人评论批点,使用方正宋体字和优质白纸,作朱墨两色或兼用黛、紫、黄各色套印,后人称为“闵版”。特点为词义显豁,脉络分明,行疏幅广,光彩夺目。近人武进陶湘,编有《明吴兴闵版书目》。
麻沙本:南宋福建省建阳县麻沙镇书坊刻印之书本。因该地盛产榕树,木质松软,易于雕版,故书坊集中,于当时图书流通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书贾射利,校勘粗疏,刷印低劣,故《石林燕语》有“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之说。
蜀本:四川刻印书本之总称。宋代眉山为四川刻书中心。刻书多为大字颜真卿体,故又有“眉山本”、“蜀大字本”之称。
浙本:浙江刻印之书本。又分杭州本、婺州本、衢州本、台州本。宋代浙本大都字体方整、刀法圆润,为宋版之上品。
闽本:亦称“建本”,即福建刻印之书本。又分建宁本、建阳本、麻沙本等。
宋本:宋代刻印之书本。雕版书至宋代而大盛,杭州、建阳、眉山等都为当时刻书中心。公私所刻,有监司、家塾、坊肆等。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多仿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字体;白口居多,至南宋中后期出现细黑口;避讳较严。所印书籍,校勘精审、雕印精美者颇多,往往为后世刻本所依据,为学者所重视。
金本:金代刻印之书本。金代雕版中心在平阳(又称平水,今山西临汾),其地产纸丰富,书坊很多,设有管理出版机构。所刻著名者有《刘知远诸宫调》、《萧闲老人明秀集注》等。此外,山西运城所刻之《藏经》及河北所刻之经书、音韵学书,也颇有名。
元本:元代刻印之书本。元代雕版中心在杭州、建阳、平水等地。公私所刻,无论校勘与雕印,不乏精品,堪与宋本媲美。其风格、字体大都摹仿赵孟頫书法,扁方圆活,常用简体字,黑口、双鱼尾居多,初期行字疏朗,中期以后行格渐密,由左右双栏趋向四周双栏,目录和文内篇名上常刻有鱼尾。
明本:明代刻印之书本。明代雕版之普遍,出版量之庞大,前所未有。版画艺术、铜活字版及彩色套印,为明代雕印技术发展之辉煌成就。但有些刻本校勘不精,删节不当,甚至妄改书名、伪造古书,后人多有批评。明初刻书犹沿元代风格,黑口居多,正德、嘉靖间,出现仿宋风气,白口为多,字体横平竖直,起落顿笔有棱角,字形方正,显得板滞。万历以后,字形由方变长,字画横轻直重;部分家刻及坊刻本出现软体字,较为美观。
高丽本:亦称“朝鲜本”,指朝鲜刻印之中文古籍。我国印刷术很早传入朝鲜,朝鲜刻印之书流入我国也很多。无论刻本或活字本,均为软体大字,皮纸精印,书品宽大,醒人眼目。
东洋本:亦称“日本本”,即日本刻印之书本。我国印刷术首先传入朝鲜,其次为日本。日本所刻古籍,多用美浓纸精印,近似朝鲜本,但在字体与装订等方面,下朝鲜本一等。有些书行间注以平假名或片假名,较容易识别。
越南本:越南刻印之书本。越南之印刷术也从我国传入,故刻印风格及装订形式与我国基本一致。流入我国之书籍,大都在相当于清道光咸丰年间刻印,未见有更早印本。
官刻本:历代各类官方机构刻印之书本。如宋代秘书监、转运司、茶盐司、公使库、郡庠、县斋以及州府县学,元代国子监、各路儒学、府学、兴文蜀,明代经厂、南北两京国子监,清代武英殿等所刻之书,都属于官刻本。
监本:历代国子监刻印之书本。监本始于五代后唐,宰相冯道命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以后国子监都印图书,以经、史为主。明朝南北两京设立国子监,都有刻书,故有南监本、北监本之称。
家刻本:私人刻印之书本。亦称“家塾本”。私家刻书为宋代以来雕版事业之重要组成部分,因不以营利为目的,校勘、刻印俱精,版本价值颇大。其中著名者,如宋陆遹刻《渭南文集》、黄善夫宗仁家塾刻《史记正义》;元平阳府梁宅刻《论语注疏》、古遇陈氏刻《尹文子》;明袁褧嘉趣堂刻《世说新语》;清黄丕烈刻《士礼居丛书》等。
坊刻本:简称坊本,指书铺刻印之书本。因以营利为目的,一般雕印不如官刻本之精,校勘不如家塾本只审。但也因地因人而异,如宋代临安陈氏书棚本,校印精湛,极为人所重;福建麻沙本,讹误较多,人多不贵之。因坊刻本面向大众,许多医书、民间文学赖以流传,故颇受人们喜爱。
三、主要错误
辑佚(缺失):由于古藉承载物有甲骨、简、金石、帛等形式,在某种情况下都会受到损坏,造成句字缺失,甚至整本整卷残缺不全,虽然后人会整理出“辑佚本”,辑佚本几乎一定会有错漏、误解。辑佚可能是古藉传出错最大的原因。有时不是整段缺失,会少写少抄一字,往往被称为“脱字”。
错字(别字):古人在誊刻、誊写、排字等过程中由于疏忽、误读、误认、通假字等原因造成错字。有些错字是关键字眼,甚至会造成后人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误解。例如况周颐在《蕙风词话》卷四中提到:“朱淑真词,自来选家列之南宋,谓是文公侄女,或且以为元人,其误甚矣。淑真与曾布妻魏氏为词友。曾布贵盛,丁元以后,崇宁以前,大观元年卒。淑真为布妻之友,则是北宋人无疑。李易安时代,犹稍后於淑真。即以词格论,淑真清空婉约,纯乎北宋。易安笔情近浓至,意境较沈博,下开南宋风气,非所诣不相若,则时会为之也。池北偶谈谓淑真玑图记,作於绍定三年。绍定当是绍圣之误。绍定、理宗改元,已近南宋末季。浙地隶辇毂久矣。记云:‘家君宦游浙西。’临安亦浙西,讵容有此称耶。”由上文可见,绍定是绍圣之误,一字之差,谬之千里。这也是一个古藉出错的主要原因。
误解:中国文字几千年来词意变化很大,早期古文又十分简练,会造成后人在阅读时产生不同的理解结论,如果流传载体同时有缺失,后人在整理时加入自己的理解,就会产生很大误解。
张冠李戴:同在以上《蕙风词话》同一卷中,指出欧阳修的一首词误入朱淑真集。
以讹传讹:古人读书人少,写书人更少,当一专家泰斗在书中写出错误结论时,很少有人去怀疑其正确性,后人引用此论,导致以讹传讹。
标点错误:古书没有标点,后人在标点过程中会加入自己的理解,不一定是古人的愿意,甚至有可能完全是相反的意思。
标音错误:在校勘过程中,注音也是工作内容之一,校勘者对原文注音的理解不同,也会造成一定错误。
年代错误:对古藉出现、整理或作者生存年代的误认。
以上为几种主要错误,由于本人不是这方面专家,只是对此感兴趣的“票友”,答案不能作为专业使用,仅供参考。谢谢!
中国的古籍辨伪工作是伴随着文献研究工作的开展而产生的。早在战国时代,就有学者认识到,有必要在使用文献之前,对其立论、事实的真伪进行考辨。西汉末年,官府组织学者进行大规模的校理典籍工作,第一次全面地对当时所存文献中的依托和真伪掺杂现象进行了辨析在基本根据《七略》编成的《汉书·艺文志》中,有许多“依托”、“非古语”、“后世所加”之类的断语。此后历代学者对此都很关注,如东汉经学家马融在注《尚书》时曾遍考各篇的真伪;王充在《论衡》中系统地对当时一些经史要籍中记载的史实提出了质疑;隋代僧法经编纂的《众经目录》专立“辨伪”一门,著录在著者、内容和年代上有问题的经籍;唐代文学家韩愈在读书治学过程中,注意辨别古书之真伪,并根据伪书的不同性质对它们进行了初步的分类;与韩愈齐名的柳宗元,更写有《辨〈冠子〉》、《辨〈列子〉》等辨伪专篇。宋代疑伪考辨之风更为盛行,当时的著名学者如欧阳修、吴、程大昌、王应麟、程颐、朱熹、晁公武等都进行过文献考辨,取得了较多成就。明代胡应麟在总结前人辨伪经验的基础上,归纳了古籍作伪的十几种情况,系统提出了辨析伪书的 8条基本方法;藏书家祁承在《澹生堂藏书约·鉴书》中也曾归纳了伪书的种种情况。清代是继宋以后辨伪工作的又一兴盛时期,学者们在提出问题的态度上更为慎重。在辨伪方法上更加细密,考辨深度也大大超过前代,确认了一批长期争论不休的典籍真伪。如确证古文《尚书》《孔子家语》今本《竹书纪年》系伪书等,即是这一时期辨伪工作的重要成果,阎若璩则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姚际恒所著《古今伪书考》一书是著名的辨伪著作。著名学者崔述在《考信录》一书中,对先秦典籍中史事立说的真伪进行了系统的考辨,基本总结了前人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工作经验,直接启迪了中华民国时期“古史辨”学派疑古辨伪学术活动的开展。清末民初的辨伪工作,不仅在具体文献的辨伪上有所收获,而且还在西方学术思想输入的背景下,依据前代学者的经验和成果,对辨伪方法进行了全面总结,基本确立了辨伪作为文献研究的分支学科的地位与方法。其中较著名的有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提出的审定史料真伪的 5条方法;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和《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中归纳的辨伪公例等。近人张心辑《伪书通考》,基本上涵括了前人的辨伪成果和方法,是一部著名的辨伪工具书。
本文2023-08-06 14:04:30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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