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古籍一定要忌用化学胶水、化学浆糊、玻璃胶纸等修补古籍。

　　中国古籍的纸张，多采用天然原料的手工制纸，而现今通用的化学胶水、 化学浆糊及玻璃胶纸对中国式纸张具有极强的腐蚀力，一般不隔多时，便会使纸张变质黄脆，触手即碎，故而绝不可用。正确方法应为采用天然面粉浆糊，调以麝香、花椒，可达到修复与避虫双重功能。如果藏家一时无法具备以上条件，也应宁可暂时不修，待请到行家里手，再行修复，绝不可仓促滥修，加厄典籍。

　　忌用洋纸夹衬古籍。

　　许多民国版本的拓片、字帖、纸墨拓工皆属精良，可版面之上却是黄斑累累，令人扼腕。这是因为民国时期的一些书贾作坊，贪求省惜工料费用，采用了一种叫作“油光纸”的纸张(当时流行的一种廉价的西式工业法制纸)，作为字帖的衬纸。由于西式纸酸碱性不合量，具有一定腐蚀力，以致许多民国旧帖惨遭“黄斑之厄”。这一遗憾也使得当今的古籍藏家得出了一条教训，即：中国古籍必须远离一切西式纸张，二者隔离，方为上策。

　　忌用化学杀虫剂防杀蠹虫。

　　一些新手藏书家，因为惧怕蠹虫蛀毁古籍，便时常使用一些化学杀虫剂喷洒书橱，结果蠹虫猖獗如故，而古籍却反遭其害，黄斑遍布书身。惨痛之余，古籍藏家们也悟出一点，传统古籍的纸张极为“娇贵”，受不得任何化学品的侵害，而化学杀虫剂的腐蚀只会造成“爱而毁之”的结果。传统的正确防虫方法应为：在书橱中放置麝香、芸香或花椒(也可采用质量上乘的印度奇南香)，以香气驱杀蠹虫，效果极佳。

选择底本。这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只是整理的一个工序，但在所有工序中是最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工序。古籍不论用哪种方法来整理，都必须尽可能选择好底本。而选择好底本，又需要具备多方面的学问。

影印：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由于具体影印是印刷厂的事情，有了底本就可以送印刷厂影印成书，所以有些人把它看得很简单。其实，光选择底本这件事就需要不少学问，有些影印本还要加标点，附校记，做索引，就更不容易了。

校勘：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最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除非找到古籍的原稿写定本，可以不必再作校勘外，要整理古籍就少不了做校勘。有时影印本也要做校勘附校记。同时，校勘这个工作做起来比较繁难，需要用上各种学问，因此要做好也最不容易。

辑佚：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是从类书、古注以及《永乐大典》中把已经佚失的古籍搜辑出来，虽不能恢复该古籍的全貌，至少能起豹窥一斑的作用。有些从《永乐大典》中搜辑的，还可以大体接近全貌。当然这不是整理古籍常用的方法，整理现存的古籍除发现有佚篇佚文外，就用不到辑佚。

标点：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而且和校勘一样也是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不仅新整理出版的古籍都得施加标点，有些古籍影印时也得加上标点。标点这个工作，看起来比校勘简单一些，其实也需要学问，要做好并不容易。

注释：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但并不是常用的方法。有的古籍并不需要注释，有的已有合用的旧注释就不需要再做新注释，还有的分量太大而不可能作注释。注释当然要有学问，做出高水平的注释比自己写书更不容易。

今译：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注释工作的延续。要作今译的古籍比要注释的为数更少，其难度则并不亚于作注释。

索引：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但不是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有些索引附在古籍原书之后，有的则可脱离原书独立成册。有的索引做起来比较简单，有的则极为繁难，必须具有专门学问方能胜任。当今又有使用计算机技术编制古籍索引和全文数据库的，已取得可喜的成绩。

序跋：这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是整理的一个工序，但任何古籍在整理后都少不了这个撰写序跋的工序。当然，只有在做好其他工序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写出好序跋，但真正要写出好序跋，还得有更多的学问。

附录：这也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是整理的一个工序。有些古籍本来有附录，有些虽无附录，但有许多有用的材料可收集起来编成附录。如何收集、如何编都有讲究，不可等闲视之。

古籍整理的方法、工序一共有以上十项。古籍整理工作说具体点是要做这十项工作，或者可以说，这十项工作构成了古籍整理工作的全部内容。 一些珍贵的古籍善本，若沾上各种污渍将大大影响该书的收藏价值。因此，对各种不同的污渍应采用不同的除污方法，现简介如下，不妨一试：

除霉斑。用棉花球蘸上氨水或明矾水，轻轻地在书页的霉斑上擦拭，至除净后再用吸水纸吸干；也可用水和高锰酸钾冲浓汁，用毛笔将浓汁涂在霉斑处，等五六分钟后再用草酸水涂之，并用毛笔轻轻擦拭，如此数次能去除霉斑，最后用棉花球蘸上清水擦净。

除墨渍字迹。在染有墨渍字迹的书页下边，先垫一张吸水纸，再用20%的双氧水溶液或高锰酸钾溶液浸湿污迹，然后在书页上边放一张吸水纸，并压上重物，等干后墨水迹就会消失。如果用高锰酸钾溶液时留有褐斑，可以再用草酸或柠檬酸溶液除去。若书页上仅有一些字迹也可用褪色灵涂之即可。

除脏手指印。先用肥皂蹭去手指印，再用湿布擦去肥皂迹，最后在书页间衬上吸水纸，把水吸干；也可用棉花球蘸以温水冲兑的洗衣粉或洗洁精液轻轻擦拭，再用清水擦洗，最后将水分吸干。

除油迹。在油迹上放一张吸水纸，用熨斗轻轻地熨几遍，便可以把油分吸尽；也可用棉花球沾少许汽油或酒精轻轻擦除。

除苍蝇便迹和蚊虫污迹。用棉花球蘸上醋液或酒精，在苍蝇便迹和蚊虫污迹上轻轻擦拭，至除净污迹为止。

对于书籍上其他的一般污迹，只要用肥皂细心地擦拭，再用干净湿布轻轻抹净，然后在书页衬上吸水纸吸干水分，就基本上可以获得整旧如新的效果。 保存古籍我们一定要忌用化学胶水、化学浆糊、玻璃胶纸等修补古籍。

中国古籍的纸张，多采用天然原料的手工制纸，而现今通用的化学胶水、化学浆糊及玻璃胶纸对中国式纸张具有极强的腐蚀力，一般不隔多时，便会使纸张变质黄脆，触手即碎，故而绝不可用。正确方法应为采用天然面粉浆糊，调以麝香、花椒，可达到修复与避虫双重功能。如果藏家一时无法具备以上条件，也应宁可暂时不修，待请到行家里手，再行修复，绝不可仓促滥修，加厄典籍。

忌用洋纸夹衬古籍。

许多民国版本的拓片、字帖、纸墨拓工皆属精良，可版面之上却是黄斑累累，令人扼腕。这是因为民国时期的一些书贾作坊，贪求省惜工料费用，采用了一种叫做“油光纸”的纸张（当时流行的一种廉价的西式工业法制纸），作为字帖的衬纸。由于西式纸酸碱性不合量，具有一定腐蚀力，以致许多民国旧帖惨遭“黄斑之厄”。这一遗憾也使得当今的古籍藏家得出了一条教训，即：中国古籍必须远离一切西式纸张，二者隔离，方为上策。

忌用化学杀虫剂防杀蠹虫。

一些新手藏书家，因为惧怕蠹虫蛀毁古籍，便时常使用一些化学杀虫剂喷洒书橱，结果蠹虫猖獗如故，而古籍却反遭其害，黄斑遍布书身。惨痛之余，古籍藏家们也悟出一点，传统古籍的纸张极为“娇贵”，受不得任何化学品的侵害，而化学杀虫剂的腐蚀只会造成“爱而毁之”的结果。传统的正确防虫方法应为：在书橱中放置麝香、芸香或花椒（也可采用质量上乘的印度奇南香），以香气驱杀蠹虫，效果极佳。

　　古籍整理作品的著作权是古籍出版者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正在进行的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再度引起业内人士对此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业内人士围绕与古籍整理作品相关的修改草案第13条进行讨论，该条规定，“以改编、翻译、注释、整理等方式利用已有作品而产生的新作品为演绎作品，其著作权由演绎者享有。使用演绎作品应当取得演绎作品的著作权人和原作品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业内人士认为，应当明确古籍整理作品的著作权，加大古籍整理作品著作权的保护力度，建议在《著作权法》修改草案条款中增加注释权、整理权。那么，古籍整理是一种什么作品，是否应当赋予古籍整理者“注释权”“整理权”，如何加强对古籍整理作品的著作权保护笔者就此阐述一些个人观点。

古籍整理作品的性质与著作权

在著作权法中，古籍整理作品属于演绎作品。整理作品一般是指对内容零散、层次不清，或者缺失格式要求的作品进行条理化、系统化加工而形成的新的作品。古籍整理作品是整理者通过注释、修改、审定、校勘等方式对古籍进行加工整理，而形成的便于现代人学习、欣赏或研究的新的作品。一方面，古籍整理作品围绕着古籍内容展开，无法脱离古籍内容而孤立存在，例如，整理加工应保留原作的思想、文字表达应体现原作的风格，因而古籍整理作品是对原作品的利用；另一方面，古籍整理作品是运用专业知识，花费大量时间物力，投入智力创造而产生的结果，整理所产生的新的作品是在已有作品基础上，进行再创作而产生的不同于原作的作品，即使是对同一部作品进行注释、整理，不同人的整理结果会有差异，整理者会因为各自的独创性而形成自己的作品，因而古籍作品具有独创性。

由此可见，演绎是一种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的二次创作活动，改编、翻译、注释、整理等都是演绎创作的不同方式，各种演绎活动的结果都是产生一个独立于原作之外的新的作品，统称为演绎作品。所不同的是各种演绎方式适用对象有所区别，改编适用于任何类型作品，翻译适用于语言文字作品，注释、整理主要适用于进入公有领域的古代作品，也可适用于受著作权保护的现代作品。

演绎作品既然是作品类型的一种，其著作权必然体现“著作权属于作者”的基本原则，古籍整理作品的著作权属于古籍整理者，这是独立于原作者的著作权人，整理人对古籍整理作品的著作权与其他作品的著作权没有什么不同，包括在作品上署名、保护作品完整等著作人身权，复制、发行、改编等著作财产权。著作权的实质是著作人控制对作品进行使用的权利，以改编权为例，此权利是著作权人控制他人“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倘若有人要把古籍整理作品改编成漫画、通俗读物出版发行，就受到改编权的控制，改编者应当经过古籍整理作品整理者的许可后方能从事上述行为。

演绎作品既依附于原作品，又独立于原作品的特性，使得著作权法对它的保护一分为二：演绎作品的著作权归演绎者享有，但演绎者演绎他人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时，应当尊重原作者的著作权，《著作权法》第12条：“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权利”，即是这一原理的立法体现。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13条规定，在坚持这一原则的前提下，以“演绎作品”统称之，使得此类作品的著作权地位更加清晰。一般演绎作品由于存在双重著作权，因此演绎者出版、发行、改编其演绎作品时还应当获得原作者的许可。但是，古籍均超过了著作权保护期而进入了公有领域。这就使得整理者可以不再受“原作者”的控制，自由地对古籍进行注释、整理和对古籍整理作品进行使用。古籍整理者因此比一般演绎作品的作者享有了更为完全的著作权。

古籍整理者“注释权”“整理权”是否必要

如上述，古籍整理者对古籍整理作品享有完整的著作权，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有必要规定古籍整理者的“整理权”“注释权”呢

注释权、整理权同注释作品、整理作品和演绎权与演绎作品一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演绎权是原作者享有的自己演绎或授权他人演绎作品的权利，它体现的是对原作者的维护；演绎作品是演绎者在已有作品基础上创作的新的作品，体现对演绎者的维护。就古籍而言，注释、整理是使用作品的特定方式，而注释权、整理权是著作权人控制他人以此种方式使用其作品的权利，这里的“著作权人”即古籍的作者。不言而喻，古籍的作者早已作古，而古籍也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因此，为古籍作品设立“注释权”“整理权”，无异于让早已作古的先人来控制他们的作品“被注释”“被整理”，这样的权利实无必要，也是没有用途的。这也正是《著作权法》未明确列举注释权、整理权的主要原因。

对古籍工作者来说，增加注释权和整理权也不能使他们拥有某部古籍的专有权利去限制他人对该古籍的注释、整理行为。原因同样是，古籍已经进入了公有领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任何人都可以对古籍进行注释、整理。即便为古籍整理者设立注释权、整理权，也只能适用于一种情况：古籍整理者禁止其古籍整理作品被再注释、再整理。然而，这种情况不是绝无仅有也是非常少见的，试想：经过注释、整理已形成古籍整理作品的再注释、再整理，意义何在，有什么价值呢现代人对古籍整理作品的使用，主要用于教学研究、改编、翻译，这些使用方式受复制权、改编权、翻译权的控制，或者构成合理使用而不受著作权控制。因此对古籍整理作品的保护，将其规定为演绎作品而享有完整的著作权已经足够，无需再增设注释权、整理权。

当然，注释作品、整理作品不仅仅是针对古籍的，现代作品也有注释、整理的情况。但是现代作品需要注释、整理才可理解和阅读的情况实属罕见。也正因为如此，《著作权法》在著作财产权中为列举注释权、整理权，而在有关条款如第35条、第37条等提到注释、整理，其意义就在于，如果使用的作品是注释、整理有著作权作品而产生的，使用人应当取得注释、整理作品和原作品著作权的双重许可。

古籍整理作品著作权保护的着眼点

古籍整理作品是整理者投入了大量的创造性劳动的智慧结晶，对于学习、研究古代文化经典具有重要意义。保护古籍整理作品的著作权，使得整理者的劳动得到尊重，利益得到保护是著作权法司法和行政执法所面临的问题之一。笔者认为，目前古籍整理作品保护应着眼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加强司法保护。司法上对构成演绎作品的古籍整理作品，应切实维护整理者享有的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制止抄袭古籍整理作品行为，惩治复制盗版古籍整理作品的行为。古籍的校点、补遗等不产生演绎作品的，应当根据版式设计权保护出版者的利益，使非法盗版行为得到应有制裁。

第二，加大古籍整理作品盗版者的法律责任。古籍整理作品的创作过程周期长、投入大，而购买群体特定、受众小。有组织的盗版活动，特别是近年来出来的数字化盗版对于正版古籍整理作品的出版和销售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对此，应根据古籍整理作品的特殊性，适用法定赔偿来加大民事赔偿力度，并运用行政处罚震慑多次从事古籍整理盗版活动的组织和个人。

结论

古籍整理作品是一种演绎作品，整理者对其享有完整的著作权。古籍的“注释权”“演绎权”属于早已作古的先人。古籍整理的著作权保护是鼓励整理者创作出不同的古籍整理作品，繁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著作权法》修改草案进一步明确了注释作品、整理作品属于演绎作品，从而为古籍整理作品提供了充分的立法保障。当前，保护古籍整理作品的重点在于行政执法和司法。古籍整理形成演绎作品的，整理者对该演绎作品享有完整的著作权，有权控制他人对其作品的使用。古籍的校点、补遗不产生演绎作品的，按照版式设计权保护出版者的利益。

(作者单位系中国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