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献专业学什么

古典文献专业学什么？

快车教育，某名企人力资源总监曾先生表示，古典文献学专业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它以中国古代留存下来的古代典籍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古籍的整理和运用，达到为现实生活服务的目的。古籍整理的内容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校勘、注释和研究。古典文献学的特点是：人才需求量少，扎实的专业基础，广博的知识和开阔的思路。古典文献学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古籍整理和中国古典文献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受到有关理论、发展历史、研究现状等方面的系统教育和业务能力的基本训练。

那么古典文献专业好不好？下面让快车教育我为各位看官总结一下古典文献专业的主要课程、专业知识以及专业技能的`情况吧！

一、古典文献专业主要课程：

中国古典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科工具书使用、出土文献概论、古代文化概论、古文献学史、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史等。

二、古典文献专业知识与技能：

1．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关于古籍整理、古典文献学的基本理论；

2．了解我国关于古籍整理及编辑出版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3．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知识以及汉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

4．具有较强的古籍整理能力和古典文献修养，了解本学科的前沿成就和发展前景，有较强的写作能力，并有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初步科研能力；

5．掌握中文文献资料的查询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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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科目专业的有以下：中国古代史、史学史、历史要籍、史学理论、现代汉语、古典文学、古文献基础、古代汉语等。

就业方向可能是图书文献古籍收集整理，史学研究，考古的文献研究等。记得，中华书局等主要的古籍文献类出版社需要这方面的。就业要求高，前景应该很好。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1 训诂方法和训诂原理对文言文的阅读有什么作用

训诂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

在阅读和学习文言文时，如果能掌握训诂学知识，从分析句读、释词解句、讲解修辞等方面入手，将能更加深入地分析作品，理解文章的含义。训诂方法在中学文言文教学中的运用 所谓训诂方法，就是利用汉语语言学和其他一些相关的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成果来准确地探求和诠释古代文献词义的方法。

它主要包括：（1）训诂与文字学结合：以形索义；（2）训诂与音韵学结合：因声求义；（3）训诂与词汇学结合：寻规律以求词义；（4）训诂与语法学结合：明语法以求词义；（5）训诂与修辞学结合：由修辞以求词义；（6）训诂与历史学结合：据史料以求词义；（7）训诂与校勘学结合：考异文以求词义；（8）训诂与逻辑学结合：用逻辑以求词义。本文拟就中学课本文言文注释中的某些问题，结合上述八种训诂方法来谈谈训诂方法在中学文言文教学中的运用。

一、以形索义 以形索义，是通过对汉字形体结构分析来探求和诠释词的本义的训诂方法。运用以形索义的方法应遵循两条原则。

一是字形要能反映本义，本义要与字形切合，即要能证明造这个字时，是根据这一意义来构形的。为达此目的，我们所依据的字形应是较古的文字。

二是探求本义必须参证于文献语言，即本义不仅要与字形结合，还必须是在文献语言中有过用例。参证文献语言来探求词的本义，可以避免望形生训。

下面我们运用以形索义的训诂方法来讨论中学文言文中的一条注释。 《史记·项羽本纪》：“沛公军霸上。”

高中语文第二册注：“军，驻军，动词。”余行达主编《古代汉语》（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在非判断句中，名词如做谓语，活用成了动词。

如：‘沛公军霸上’，‘军’做谓语，意为驻军。” 中学语文和余行达主编的《古代汉语》都把“军”解释为“驻军”，但前者以为“驻军”是“军”的固定义项，而后者认为“驻军”是“军”的临时意义，即名词“军”活用为动词时所临时具有的意义。

孰是孰非？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军”字的形体结构分析来予以说明。 《说文》：“军，围也。

四千人为军。从车，从包省。

车，兵车也。”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字从车，从@①，会意。

古者车战，止则以车自围。”由此可见，“军”本为动词，本义是“包围”。

将兵车围成一圈时，当然是表示军队驻扎下来准备宿营，因此，“军”引申有“驻扎；驻军”义。是谁将兵车围成一圈呢？当然是军队，因此：“军”又引申有“军队”义。

由此可见，军的“驻军”义和“军队”义都是由本义“包围”引申出来的。既然“军”本为动词，那么“军”表示“驻军”义时当然就不是“名词活用成动词”了。

由此可知，语文课本的注释是正确的，而余行达主编的《古代汉语》的解释是不准确的。 二、因声求义 因声求义，是通过对汉字声音线索分析来探求和诠释词义的训诂方法。

它主要是用来推求语源、解释联绵词和解决文字上的通假问题。运用因声求义的方法应遵循两条原则：一是以古音（即上古音）为依据，因为绝大多数的同源词在上古时已经形成了，训诂学里说某字与某字音同或音近，也是就上古音而言的；二是以文献语言为依据，以避免滥用声训而流于主观臆断。

下面我们运用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来考证一条词义。 归有光《项脊轩志》：“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

高中语文第五册1984年版和1987年版皆未给其中的“借”字作注，其他古文选本亦不注。似乎“借”就是现在的“借进”。

其实不然。归有光为什么要把借来的书入满自己的书架呢？这合情理吗？按，“借”上古属铎部精纽，“藉”上古属铎部从纽，因此“借”可以通“藉”，为叠韵通假。

例如《诗·大雅·抑》：“借日未知。”《汉书·霍光传》引《诗》作“藉”；《荀子·大略》：“非其人而教之，赍盗粮借贼兵也。”

《战国策·秦策》：“此所谓藉贼兵而赍盗粮者也。”“藉”本义是古代祭祀朝聘时陈列礼品的垫物。

《说文》：“藉，祭藉也。”既然是垫物，他物便可置之其上。

如《文选·孙绰〈游天台山赋〉》：“藉萋萋之纤草。”李善注：“以草荐地而坐曰藉。”

由此可知，“借书满架”就是“藉书满架”，直译就是“置放的书排满了书架”。三、寻规律以求词义 寻规律以求词义，是通过探寻古代汉语里词的内部构造、词的产生与发展和词义演变等规律来探求和诠释词义的训诂方法。

通过探寻古汉语词汇的内部构造规律，我们可以避免把古文中两个单音词误认为是一个双音词的现象；通过探寻古今词汇之间的发展变化规律，我们可以了解一些古语词的意义；通过探寻词义演变的规律，我们可以了解某个词在古代具有哪些意义，为什么会具有这些意义，可以了解同源词的孳乳情况，可以了解古今词义的差异情况。运用寻规律以求词义的方法来探求和诠释词义应遵循两条原则：一是以古训为依据，这是因为作古训的先代学者，尤其是“汉儒去古未远，经生们所说的故训往往是口口相传的，可信的程度较高”（注：王力《龙虫并雕斋文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0年版，343页。）

；二是注意词义的时代性，因为“古代汉语”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

2 学习训诂学有什么重要作用

一、指导中学语文教学

训诂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的字义、词义，它跟讲授中学文言文的关系十分密切。

1、帮助准确解释古书的词义

2、帮助取舍进行决断 在遇到众说纷纭的疑难问题时，训诂学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决断，以决定取舍，避免盲从

3、帮助弥补注本的不足。

4、帮助纠正误注。

5、使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二、指导古籍整理。古籍整理不外乎对古籍进行校勘、标点、注释、翻译，而这些工作都离不开训 诂知识、

1、训诂与校勘 通校勘是校读古籍的先决条件。

2、训诂与标点 正确理解古书的文意，是对古书进行断句和标点的前提，而要正确地理解古书的文意，必须通训诂。

4、训诂与翻译 近代学者严复论翻译，有信、达、雅之说。翻译古文亦然。

三、指导辞书编纂

1、参照体例，吸收成果，引用方法

2、纠正旧辞书在释义上的谬误。掌握了一定的训诂学知识，懂得了训诂的条例和方法，可以发现和纠正字典辞书在释义上的个别失误。

3、考索和补充被漏略了的义项。训诂学是研究字、词义的学问，它的研究成果可以为辞书编纂提供丰富的资料，从而使辞书不致将应列的义项漏略掉；已经漏略掉的，还可以在重新订时加以补充

3 举例论证训诂学的重要性

训诂学的重要性

一、指导中学语文教学

训诂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的字义、词义，它跟讲授中学文言文的关系十分密切。

1、帮助准确解释古书的词义

2、帮助取舍进行决断 在遇到众说纷纭的疑难问题时，训诂学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决断，以决定取舍，避免盲从

3、帮助弥补注本的不足。

4、帮助纠正误注。

5、使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二、指导古籍整理。古籍整理不外乎对古籍进行校勘、标点、注释、翻译，而这些工作都离不开训 诂知识、

1、训诂与校勘 通校勘是校读古籍的先决条件。

2、训诂与标点 正确理解古书的文意，是对古书进行断句和标点的前提，而要正确地理解古书的文意，必须通训诂。

4、训诂与翻译 近代学者严复论翻译，有信、达、雅之说。翻译古文亦然。

三、指导辞书编纂

1、参照体例，吸收成果，引用方法

2、纠正旧辞书在释义上的谬误。掌握了一定的训诂学知识，懂得了训诂的条例和方法，可以发现和纠正字典辞书在释义上的个别失误。

3、考索和补充被漏略了的义项。训诂学是研究字、词义的学问，它的研究成果可以为辞书编纂提供丰富的资料，从而使辞书不致将应列的义项漏略掉；已经漏略掉的，还可以在重新订时加以补充

4 文言文的修辞

初中语文文言文--文言文的修辞

和现代汉语一样，文言文中也多运用各种修辞以增强表达效果。其中有些修辞格的运用较为频繁。了解这些特殊的修辞方式，自然有助于阅读能力的提高。这里着重说明的是现代汉语中不常见，或对文言文阅读理解影响较大的几种修辞格。

(1)、借代。文言文中，借代修辞格运用的相当普遍，如果按字面翻译， 往往会造成误解。如：“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诸葛亮《出师表》）这里的“布衣”在古代不给理解，因为古时平民多穿麻布衣服，用这一特征来代事物本身，是一种借代。如果不了解这一点，按字面译为“穿布衣服的人”，后面的“不以臣卑鄙。”（不因我地位低、见识浅）就会使人产生疑问：“穿布衣服”，怎么就“地位低”呢？在翻译时对这类地方应采取意译的方法，加以复原（译为“平民百姓”），否则往往会使人莫名其妙。

(2)、互文。作为一种修辞方法，互文在文言文中也较为常见。这类句子， 在内容上前后互相补充，常常可以收到言简意中的效果。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岳阳楼记》）原意本是“不因有外物环境和自己遭遇的好坏而高兴或悲伤”，这里的“喜”，不仅指“物”，同时也指“己”，悲不仅指“己”，也指“物”。

(3)、委婉。在语文表述中，为了某种需要， 对某件事情不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而是换一种说法，这就是委婉。文言文中委婉修辞格常用于外交场合。如赤壁之战中，曹操给东吴下战书，“今治水军八十万从，方与将军会猎于吴”，这就是一种委婉说法。明明大兵压境，杀气腾腾，却故意说得十分轻松自在。对这类句子的翻译，则一定注意保持原文的修辞色彩。

(4)、讳饰。讳饰实际上也是一种委婉，往往是由于人的忌讳而改变了说法。 如对于“死”，帝王死叫“山陵崩”、“宫车晏驾”、“千秋之后”，老百姓死则称为“填沟 ”，了解这些说法的真正含义，才能准确地翻译文言文。

5 举例说明文言词语 文言句式在现代汉语中的修辞作用

欲把西湖比西子 这是比拟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 反问

二月春风似剪刀 比喻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夸张

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 排比

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对比

6 文言文的修辞

初中语文文言文--文言文的修辞和现代汉语一样，文言文中也多运用各种修辞以增强表达效果。

其中有些修辞格的运用较为频繁。了解这些特殊的修辞方式，自然有助于阅读能力的提高。

这里着重说明的是现代汉语中不常见，或对文言文阅读理解影响较大的几种修辞格。 （1）、借代。

文言文中，借代修辞格运用的相当普遍，如果按字面翻译， 往往会造成误解。如：“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诸葛亮《出师表》）这里的“布衣”在古代不给理解，因为古时平民多穿麻布衣服，用这一特征来代事物本身，是一种借代。如果不了解这一点，按字面译为“穿布衣服的人”，后面的“不以臣卑鄙。”

（不因我地位低、见识浅）就会使人产生疑问：“穿布衣服”，怎么就“地位低”呢？在翻译时对这类地方应采取意译的方法，加以复原（译为“平民百姓”），否则往往会使人莫名其妙。 （2）、互文。

作为一种修辞方法，互文在文言文中也较为常见。这类句子， 在内容上前后互相补充，常常可以收到言简意中的效果。

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岳阳楼记》）原意本是“不因有外物环境和自己遭遇的好坏而高兴或悲伤”，这里的“喜”，不仅指“物”，同时也指“己”，悲不仅指“己”，也指“物”。

（3）、委婉。在语文表述中，为了某种需要， 对某件事情不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而是换一种说法，这就是委婉。

文言文中委婉修辞格常用于外交场合。如赤壁之战中，曹操给东吴下战书，“今治水军八十万从，方与将军会猎于吴”，这就是一种委婉说法。

明明大兵压境，杀气腾腾，却故意说得十分轻松自在。对这类句子的翻译，则一定注意保持原文的修辞色彩。

（4）、讳饰。讳饰实际上也是一种委婉，往往是由于人的忌讳而改变了说法。

如对于“死”，帝王死叫“山陵崩”、“宫车晏驾”、“千秋之后”，老百姓死则称为“填沟 ”，了解这些说法的真正含义，才能准确地翻译文言文。

7 训诂学与中学语文教学的关系

训诂学

简介：根据文字的形体与声音，以解释文字意义的学问。偏重於研究古代的词义，尤其著重於研究汉魏以前古书中的词义、语法、修辞等语文现象。

训诂学（“诂”音“gǔ”，同“古”）是中国传统研究古书中词义的学科，是中国传统的语文学——小学的一个分支。训诂学也在译解古代词义的同时，也分析古代书籍中的语法、修辞现象。他从语言的角度研究古代文献，帮助人们阅读古典文献。

所谓“训诂”，也叫“训故”、“故训”、“古训”、“解故”、“解诂”，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词义叫“训”；用当代的话解释古代的语言叫“诂”。“训诂”连用，最早见于春秋时期鲁国人毛亨注释《诗经》的书，书名叫《诗故训传》，“故”、“训”、“传”是三种注解古文的方法。训诂合用始见于汉朝的典籍。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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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诂学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训诂学包括音韵学和文字学，狭义的训诂学只是小学中与音韵、文字相对的学科。

也有人将训诂学分为新旧两种。语言学家王力在1947年的《新训诂学》中提出“必须打破小学为经学附庸的旧观念，然后新训诂学才真正成为语史学的一个部门。”周大璞在《训诂学要略》中也说“训诂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词义和词义系统，他的首要任务就是研究语义发展演变的规律。”新训诂学是相对旧有的训诂学而言的。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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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诂学从先秦就已经开始了，到了汉朝时基本形成。，到了宋代，训诂学得到了很多的革新。元明时期，训诂学出现了衰退，而在清朝则是训诂学发展最辉煌的时候。现代则采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来发展训诂学。

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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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每种语言都在不断地变化，古书中有许多词义已经变化，或语法变化，历史语言学家考证古书中词的当代意义，编著出注疏书籍，为训诂学。训诂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汉魏以前的古书中的文字。训诂学书籍有两种，一种专为注疏某一本重要的书，逐字解释全书的意义，如《论语注疏》、《毛诗注疏》、《韩非子集解》等；另一种是单纯解释古代的词汇，搜集古代词汇，分类注释，如《尔雅》、《说文解字》、《方言》等；此外后有对训诂学的书籍进行补充、考证、阐释的书籍，如《方言疏证》等。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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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诂学研究方法有：

互训，用同义词互相解释，如“老，考也”；“考，老也”。

声训，用声音相似意义相同的字解释，如“衣，依也”，说明这个“衣”在古书中是当作“依”的意思。

形训，用字形说明其来源和意义，如“小土为尘”，说明“尘”字的意思是“小土”，这个简体字也是由此产生。

义训，用当代的词义解释古词的意义，如“明明、斤斤，察也”，是说“明明”、“斤斤”的意思是“察”。

反训，古代有的词和现代意义相反，需要用反义词注释，如“乱而敬，乱，治也”，说明这个“乱”字，在此处作“治”的意思。

递训，用几个词连续解释，如“庸也者？靡玻挥靡舱撸？ㄒ玻煌ㄒ舱撸？靡病保？得髡飧觥坝埂弊钟蒙？凳谴印坝谩弊掷吹模？？馑际导适恰暗谩钡囊馑肌？

递训，用几个词连续解释，如“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说明这个“庸”字用声训是从“用”字来的，但意思实际是“得”的意思。

文字训诂学（“诂”音“gǔ”，同“古”）是中国传统研究古书中词义的学科，是中国传统的语文学——小学的一个分支。训诂学也在译解古代词义的同时，也分析古代书籍中的语法、修辞现象。他从语言的角度研究古代文献，帮助人们阅读古典文献。

　　古籍整理作品的著作权是古籍出版者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正在进行的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再度引起业内人士对此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业内人士围绕与古籍整理作品相关的修改草案第13条进行讨论，该条规定，“以改编、翻译、注释、整理等方式利用已有作品而产生的新作品为演绎作品，其著作权由演绎者享有。使用演绎作品应当取得演绎作品的著作权人和原作品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业内人士认为，应当明确古籍整理作品的著作权，加大古籍整理作品著作权的保护力度，建议在《著作权法》修改草案条款中增加注释权、整理权。那么，古籍整理是一种什么作品，是否应当赋予古籍整理者“注释权”“整理权”，如何加强对古籍整理作品的著作权保护笔者就此阐述一些个人观点。

古籍整理作品的性质与著作权

在著作权法中，古籍整理作品属于演绎作品。整理作品一般是指对内容零散、层次不清，或者缺失格式要求的作品进行条理化、系统化加工而形成的新的作品。古籍整理作品是整理者通过注释、修改、审定、校勘等方式对古籍进行加工整理，而形成的便于现代人学习、欣赏或研究的新的作品。一方面，古籍整理作品围绕着古籍内容展开，无法脱离古籍内容而孤立存在，例如，整理加工应保留原作的思想、文字表达应体现原作的风格，因而古籍整理作品是对原作品的利用；另一方面，古籍整理作品是运用专业知识，花费大量时间物力，投入智力创造而产生的结果，整理所产生的新的作品是在已有作品基础上，进行再创作而产生的不同于原作的作品，即使是对同一部作品进行注释、整理，不同人的整理结果会有差异，整理者会因为各自的独创性而形成自己的作品，因而古籍作品具有独创性。

由此可见，演绎是一种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的二次创作活动，改编、翻译、注释、整理等都是演绎创作的不同方式，各种演绎活动的结果都是产生一个独立于原作之外的新的作品，统称为演绎作品。所不同的是各种演绎方式适用对象有所区别，改编适用于任何类型作品，翻译适用于语言文字作品，注释、整理主要适用于进入公有领域的古代作品，也可适用于受著作权保护的现代作品。

演绎作品既然是作品类型的一种，其著作权必然体现“著作权属于作者”的基本原则，古籍整理作品的著作权属于古籍整理者，这是独立于原作者的著作权人，整理人对古籍整理作品的著作权与其他作品的著作权没有什么不同，包括在作品上署名、保护作品完整等著作人身权，复制、发行、改编等著作财产权。著作权的实质是著作人控制对作品进行使用的权利，以改编权为例，此权利是著作权人控制他人“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倘若有人要把古籍整理作品改编成漫画、通俗读物出版发行，就受到改编权的控制，改编者应当经过古籍整理作品整理者的许可后方能从事上述行为。

演绎作品既依附于原作品，又独立于原作品的特性，使得著作权法对它的保护一分为二：演绎作品的著作权归演绎者享有，但演绎者演绎他人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时，应当尊重原作者的著作权，《著作权法》第12条：“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权利”，即是这一原理的立法体现。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13条规定，在坚持这一原则的前提下，以“演绎作品”统称之，使得此类作品的著作权地位更加清晰。一般演绎作品由于存在双重著作权，因此演绎者出版、发行、改编其演绎作品时还应当获得原作者的许可。但是，古籍均超过了著作权保护期而进入了公有领域。这就使得整理者可以不再受“原作者”的控制，自由地对古籍进行注释、整理和对古籍整理作品进行使用。古籍整理者因此比一般演绎作品的作者享有了更为完全的著作权。

古籍整理者“注释权”“整理权”是否必要

如上述，古籍整理者对古籍整理作品享有完整的著作权，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有必要规定古籍整理者的“整理权”“注释权”呢

注释权、整理权同注释作品、整理作品和演绎权与演绎作品一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演绎权是原作者享有的自己演绎或授权他人演绎作品的权利，它体现的是对原作者的维护；演绎作品是演绎者在已有作品基础上创作的新的作品，体现对演绎者的维护。就古籍而言，注释、整理是使用作品的特定方式，而注释权、整理权是著作权人控制他人以此种方式使用其作品的权利，这里的“著作权人”即古籍的作者。不言而喻，古籍的作者早已作古，而古籍也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因此，为古籍作品设立“注释权”“整理权”，无异于让早已作古的先人来控制他们的作品“被注释”“被整理”，这样的权利实无必要，也是没有用途的。这也正是《著作权法》未明确列举注释权、整理权的主要原因。

对古籍工作者来说，增加注释权和整理权也不能使他们拥有某部古籍的专有权利去限制他人对该古籍的注释、整理行为。原因同样是，古籍已经进入了公有领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任何人都可以对古籍进行注释、整理。即便为古籍整理者设立注释权、整理权，也只能适用于一种情况：古籍整理者禁止其古籍整理作品被再注释、再整理。然而，这种情况不是绝无仅有也是非常少见的，试想：经过注释、整理已形成古籍整理作品的再注释、再整理，意义何在，有什么价值呢现代人对古籍整理作品的使用，主要用于教学研究、改编、翻译，这些使用方式受复制权、改编权、翻译权的控制，或者构成合理使用而不受著作权控制。因此对古籍整理作品的保护，将其规定为演绎作品而享有完整的著作权已经足够，无需再增设注释权、整理权。

当然，注释作品、整理作品不仅仅是针对古籍的，现代作品也有注释、整理的情况。但是现代作品需要注释、整理才可理解和阅读的情况实属罕见。也正因为如此，《著作权法》在著作财产权中为列举注释权、整理权，而在有关条款如第35条、第37条等提到注释、整理，其意义就在于，如果使用的作品是注释、整理有著作权作品而产生的，使用人应当取得注释、整理作品和原作品著作权的双重许可。

古籍整理作品著作权保护的着眼点

古籍整理作品是整理者投入了大量的创造性劳动的智慧结晶，对于学习、研究古代文化经典具有重要意义。保护古籍整理作品的著作权，使得整理者的劳动得到尊重，利益得到保护是著作权法司法和行政执法所面临的问题之一。笔者认为，目前古籍整理作品保护应着眼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加强司法保护。司法上对构成演绎作品的古籍整理作品，应切实维护整理者享有的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制止抄袭古籍整理作品行为，惩治复制盗版古籍整理作品的行为。古籍的校点、补遗等不产生演绎作品的，应当根据版式设计权保护出版者的利益，使非法盗版行为得到应有制裁。

第二，加大古籍整理作品盗版者的法律责任。古籍整理作品的创作过程周期长、投入大，而购买群体特定、受众小。有组织的盗版活动，特别是近年来出来的数字化盗版对于正版古籍整理作品的出版和销售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对此，应根据古籍整理作品的特殊性，适用法定赔偿来加大民事赔偿力度，并运用行政处罚震慑多次从事古籍整理盗版活动的组织和个人。

结论

古籍整理作品是一种演绎作品，整理者对其享有完整的著作权。古籍的“注释权”“演绎权”属于早已作古的先人。古籍整理的著作权保护是鼓励整理者创作出不同的古籍整理作品，繁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著作权法》修改草案进一步明确了注释作品、整理作品属于演绎作品，从而为古籍整理作品提供了充分的立法保障。当前，保护古籍整理作品的重点在于行政执法和司法。古籍整理形成演绎作品的，整理者对该演绎作品享有完整的著作权，有权控制他人对其作品的使用。古籍的校点、补遗不产生演绎作品的，按照版式设计权保护出版者的利益。

(作者单位系中国政法大学)

截至2015年4月，广州大学有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1个，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1个，省市人文社科研究基地8个，省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1个，省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1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9个，市级重点实验室11个，具有国家建筑设计和古建筑设计甲级资质的建筑设计研究院1个，学校被批准为全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示范点和全国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截至2015年4月，广州大学与南开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共同建立了“人权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有广东省国家级“2011协同创新中心”培育建设规划项目1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1个、协同创新发展中心1个。 2011协同创新中心人权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广州大学省部（科技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减震控制与结构安全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广州大学省部（教育部）共建重点实验室工程抗震减震与结构安全珠江三角洲水质安全与保护 广州大学省级重点实验室地震工程与应用放射性核素污染控制与资源化信息安全技术建筑节能与应用技术心理学实验室 广州大学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天文观测与技术数学与交叉科学 广东省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减震控制与工程防灾协同创新中心 广州大学市级重点实验室市政公用工程重点实验室广州市机电设备状态监测与控制重点实验室环境污染控制与同位素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广州市环境功能材料与技术重点实验室建筑节能重点实验室广州市结构安全与健康监测重点实验室氢能与绿色催化重点实验室教育技术学重点实验室植物抗逆基因功能研究重点实验室结构安全与健康监测重点实验室 广州大学校级重点实验室地震工程与振动实验室基因功能和生物芯片实验室固体物理与材料实验室CAD/CAM实验室信息安全实验室供热、供燃气、通风与空调工程实验室 广州大学校级培育实验室数学教育软件地下工程与地质灾害机电设备状态监测与控制微波提取及应用技术工业化 广州大学研发中心　　属性名称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省工程结构抗风与健康监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省高校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隔震减震控制与抗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高校结构安全与健康监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州市数学教育软件行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大学合作基地和中心广东省工程结构灾害与控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广州市工程结构灾害与控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广州市穗台科技交流合作服务中心 广州大学——中山西区社会创新基地 广州大学研究基地级别基地（中心）名称国家级 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 省级 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 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 俗文化研究中心 广东高校隔震减震控制与抗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省工程结构灾害与控制联合研究中心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结构安全与健康监测研究中心 广东省体育产业研究基地 资源环境与区域规划实验室 市级 广州市人文历史基地 广州市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研究基地 广州市廉政建设重点研究基地 广州市“十三行”重点研究基地 广州市岭南艺术重点研究基地 广州市穗台科技交流合作服务中心 广州大学中国政务研究基地 广州大学研究中心广州大学工程抗震中心广州大学公法研究中心广州城市民族关系研究中心广州大学心理与脑科学研究中心分析测试中心路顺道桥工程检测中心基因功能与生物芯片研究中心旅游规划与策划中心广州大学岭南统计科学研究中心教育政策研究中心美国华人教授科学家学社跨学科研究中心体育产业研究中心实验中心、网络与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数学与人工智能国际交流中心天体物理中心廉政研究中心广州政协理论研究中心（市政协共建） 语言服务研究中心 （教育部共建） 广州大学作物抗逆国际合作研究中心 广州大学台湾淡江大学工程结构灾害与控制联合研究中心广州大学研究所计算机教育软件研究所 岭南建筑研究所 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 信息与控制技术研究所 教育科学研究所 声像与灯光技术研究所 工程材料研究所 社会心理学研究所 现代凝聚态物理研究所 工程力学研究所 工商管理研究所 固体物理与材料研究所 高等教育研究所 房地产研究所 国土与城镇规划研究所 结构工程研究所 策划研究所 自然灾害与防治工程研究所 语言学研究所 公共舆论研究所 建筑环境与设备研究所 新闻传播研究所 现代管理研究所 环境科学研究所 岭南历史文化研究所 思想道德教育研究所 生物工程研究所 先进制造技术研究所 比较文化研究所 食品工业技术研究所 工业工程与设备工程研究所 艺术研究所 现代化学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数学研究所 工业设计研究所 华南生物多样性研究所 建筑科学研究院 古籍整理研究所 儿童文学研究所 防灾减灾研究所 能源与催化研究所 城市规划与设计研究所 广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陶瓷艺术研究所 广州大学研究院广州大学建筑科学研究院 广州大学城市文化研究院 广州大学建筑节能研究院 广州大学工程技术研究院 广州大学广州国际金融研究院 广州大学生创业研究院 广州大学台湾研究院 2004年至2015年4月，广州大学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3项，国家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17项，省市级教学成果奖93项。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成果突出，学生参加国家级、省级学科竞赛和全国“挑战杯”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竞赛屡创佳绩。近年来，学校获得各类科研项目9255项，其中承担“973”项目2项，“863”项目1项，人文社科重大项目1项；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国家级课题567项，省部级课题1346项，合计获得外来研究经费1477亿元。同时获得各级各类科研成果奖259项，其中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4项。

2011年，科技部公布国家“973计划”年度项目申报评审结果，由广州大学作为第一承担单位的重大项目“近海重大交通工程地震破坏机理及全寿命性能设计与控制”获得本年度国家“973计划”立项，资助经费达3400万元。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大学工程抗震研究中心主任周福霖的指导下，联合天津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院校和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等11家科研单位，成立了项目课题组；选取广东省的近海工程项目作为立项背景，并确立广州大学为牵头单位。

广州大学承担隔震结构设计的建筑经受强震考验。在2013年4月20日的四川雅安地震中，芦山县人民医院门诊综合楼在地震中表现出良好的隔震效果。经历强震后，建筑窗户的玻璃没有任何毁坏，建筑内部梁柱和墙构件都没有出现任何裂纹。芦山县人民医院门诊综合楼为澳门特区政府援建项目，由广州大学周云教授和吴从晓博士进行隔震结构分析与设计。 广州大学为国家教育部批准可招收外国和港、澳、台地区本科生、研究生的高校。与国内许多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了良好的校际、校所协作关系；不断加强校地、校企、校军合作；积极承办国际或全国性大型学术交流会议；积极开展对台、港、澳地区的科教文化交流，与多所港澳台地区大学签订了校际友好合作协议；学校先后与美、英、德、法、俄、日、韩等46国家200多所高校建立了协作关系。学校已成为广东省与国际及台、港、澳地区科教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

2008年12月，广州大学与台湾淡江大学合作成立“工程结构灾害与控制联合研究中心”，创新两岸高校科研合作新模式；同年，学校还专门成立国际教育学院，大力拓展留学生教育。2010年10月，与意大利凯蒂大学进行全方位合作。2010年10月，与法国国立科学技术与管理学院（CNAM）签署合作协议。2010年11月，与屏东教育大学达成联合成立教育政策研究中心的意向。2011年3月，与高雄师范大学签署学术交流合作协议。2011年3月，生命科学学院与京都大学综合博物馆签署交流协议。2011年4月，与加拿大约克大学、西安大略大学和新布伦瑞克大学等三所高校建立了交流与合作关系。2011年4月，举办非线性经济动力学与金融市场模型国际会议。2011年5月，举办国际高等教育论坛。2012年12月，与美国卫斯理学院签署合作办学协议、与香港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办学意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