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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勋初先生学术研究述评

贯通历代　弥纶群言

－－周勋初先生学术研究述评

莫砺锋

一

现代学术的一大特点是分工日趋细密。学者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学术成果的积累越来越丰厚，使得学者往往只能集中精力在某一个较狭小的领域内精耕细作，才可能获得较好的成绩。不说别的，单是把自己所从事的领域内每年所发表的研究论著全部读一遍，便会耗去许多时间和精力。在这种态势下，即使心想有所旁骛也难以实施。然而就其本质而言，学术研究，尤其是古代文史方面的学术研究，却又需要广博的知识结构和宏通的学术视野。否则的话，即使在一个狭小的领域内也难以达到真正的专精。在原则上，大家都明白这些道理，也都希望达到既能博通又能专精的境界，可是事实上能达到这个境界的学者却相当罕见，周勋初先生卓然独立，堪称其中的一个代表。

2000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7卷本的《周勋初文集》，其内容包括以下16种著作：《九歌新考》、《韩非子札记》、《韩非》、《张骘文士传辑本》、《文心雕龙解析》、《中国文学批评小史》、《文史探微》、《文史知新》、《高适年谱》、《诗仙李白之谜》、《唐诗文献综述》、《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唐代笔记小说叙录》、《当代学术研究思辨》、《西学东渐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无为集》。其后，周先生又出版了《李白评传》、《馀波集》等书。此外，周先生在文献整理以及工具书编撰方面也硕果累累，限于篇幅而未能全都收入《文集》。那些著作中有些是周先生组织学界同仁集体编撰的，如《唐诗大辞典》、《唐人轶事汇编》等受到学界广泛好评的大型工具书，以及大型古籍整理成果——一千六百万字的《册府元龟》校订。这些书虽然成于众手，但是全书从发凡起例到审定全稿，都渗透了周先生的一番心血。至于其它的几种由周先生独自编撰的书，则都是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研究专著，象其中的《唐语林校证》，就被誉为“当之无愧的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整理”的著作（赵守俨先生语）。浏览一下上述书名，就可看出周先生治学的范围十分广博。从时间上看，从先秦、魏晋南北朝、隋唐直到近现代；从学科门类来看，涉及文献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如果分得更细一些，则包括楚辞学、诸子学、谱谍学、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学术史等分枝。卞孝萱先生赞扬周先生“专通结合，又专又通，堪称特立独行，难能可贵”，确非虚语。

那么，周勋初先生是如何取得如此卓著的成绩的呢？是不是他获得了特别优越的治学条件呢？非也。与大多数当代学人一样，周先生走过的治学道路也相当坎坷。他195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分配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1956年底考回母校读副博士研究生，未及毕业即留校任教。此后，政治运动一浪高于一浪，大学校园也与整个社会一样的喧嚣动荡。等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教育界和学术界基本恢复正常时，周先生已经年过五旬了。周先生在《无为集·序》中回忆说：“我的前半生，就是这么七颠八倒地任人摆布，生命消耗在种种‘革命’行动之中。”可谓慨乎言之。即使进入新时代以后，周先生也并未能把全部心力投入学术研究。他先后担任了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南大研究生院副院长等职务，还有不少社会兼职，不但忙于教书育人，而且在学科建设以及社会工作方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可以说，周先生并没有得到命运的特别优待，他所以会成为一个又专又通的学者，完全是自身不懈努力的结果。

周勋初先生的性格沉稳宁静，处事方式缜密周详。他在南京大学读书时，曾师从胡小石、罗根泽、陈中凡、汪辟疆、方光焘、张世禄等著名学者，在文字训诂（包括甲骨、金文）、目录学、文学史、文艺学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周先生后来的学术研究经常由于客观条件的变迁而时断时续，而且经常被动地变换研究方向，但是早期打下的坚实基础使他左右逢源，触手生春，从而不断地写出高水平的论著来。例如他在读大学时曾听过楚辞名家胡小石先生讲课，读研究生又重听此课，对在楚辞中涉及的先秦神话产生了一些想法。可是研究生尚未卒业，系里却让他中辍学业并立即承担文学批评史的课程。那个年头大学里的师生都怕沾“白专道路”的边而对学术著述避之唯恐不及，周先生却考虑到自己即将转向专治批评史，遂抓紧时间撰写了《九歌新考》一书。此书是周先生的第一本学术专著，而且在成书20多年后才得以出版，但它不但平亭众说、考镜源流，而且在论证《九歌》所及诸神时提出了很多新见，实已达到很高的学术水准，显示出周先生的著述从一开始就有着很高的起点。又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评法批儒”运动中，有不少学者被迫参加了所谓的“法家著作”的注释评论工作，当时也出版了不少书籍，但事过境迁，未见有多少书成为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周先生当时参加了由南京大学承担的编写《韩非子》新注的任务，他却把那个儿戏式的政治任务变成了严肃的学术活动，不但乘机熟读了《韩非子》，而且对先秦诸子也广泛地涉猎了一番，并对《韩非子》中的某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从而写出了《韩非子札记》这部著作。天道酬勤，正是自强不息的敬业精神使周先生在与常人相同的处境中做出了与众不同的成绩，从而脱颖而出，成为古代文史研究领域内的著名学者。

二

坚实的基本功和勤奋的治学精神是成就一个优秀学者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在古代文史学界，出身于名师门下、且自身勤奋不懈的学者并不少见，但是能象周勋初先生这样在多种研究领域内都获得卓越成就的学者却如凤毛麟角，那又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个中奥秘只能从周先生的学术研究自身中去寻找。

周先生治学，严格遵循学术规范，对自清代乾嘉学派以来的学术源流有深透的理解，而且知各家之异同、短长。宋代黄庭坚赞扬陈师道“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络脉”（《答王子飞书》），周先生对学术源流的掌握也有这种特点。周先生曾为南京大学的研究生开过一门名为“近代学者治学方法研究”的课程，从近代学者中选出王国维、陈寅恪二人的几篇代表作作为教材，详细深入地解析它们在方法论上的特点，为学生们指点治学门径。他还曾对黄侃、胡小石、陈寅恪、朱东润、罗根泽、程千帆等学者的治学特点写专文予以总结、论析。周先生后来把这些讲稿和文章编为《当代学术研究思辨》一书，于1993年出版问世，受到热烈的欢迎，被多家兄弟高校采为研究生教材。事实上，周先生对学术源流的理解和掌握并不仅限于此书。周先生平日与我们闲谈时，常会兴致勃勃地谈论有关近代学者的趣闻掌故，对缪荃孙、沈曾植、陈三立、李瑞清等人的情况如数家珍。然而周先生在方法论上并不局限于此，他对近代学术受到西方思潮影响的情况也非常熟悉，曾撰写《西学东渐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书对之进行剖析。他对当代的海外汉学进展情况也十分关注，与许多著名的外国汉学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正因如此，周先生在方法论上就能转益多师，从而博采众家之长，并融会贯通而形成自己的学术路数。

周先生把熟读基本典籍视为治学的必要准备条件。我经常听到他说，某某前辈学者对某书读得真熟。事实上他自己也熟读了许多基本典籍，对所研究的领域内的基本文献几乎达到了烂熟于胸的程度。当然，任何人阅读的书总是有限的，象周先生这种研究领域十分广泛的学者，更加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有关文献。于是周先生采取了前人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治学从目录学入手。他在写第一本专著《九歌新考》之前，就曾按饶宗颐《楚辞书录》所附的楚辞学书目按图索骥，从而透彻地掌握了《九歌》研究的学术现状。他从事《韩非子》研究时，也先查阅了许多有关书目，并对《韩非子》的版本源流作了深入的考察，写出了《韩非子版本知见录》一文，然后才开始研读其文本。周先生还亲自动手撰写书目，例如1990年出版的《唐诗大辞典》有一个附录《唐诗文献综述》，这是由主编周先生亲自撰写的。唐诗文献浩如烟海，但周先生在这篇5万字的综述中非常全面地介绍了这些文献的情况，把它们分成文集、史传、小说、谱谍、碑志、壁记、登科记、书目、诗话、艺术、地志、政典、释道书等13类，不但论述了每类文献的性质、产生背景、流传情况，而且介绍了此类文献的重要典籍的内容和使用价值。这篇综述对于唐诗研究者、尤其是对于初学者来说，具有十分实在的指导意义，因此受到广泛的赞扬，周先生把它从《唐诗大辞典》中抽出来独立成篇，原因就在于此。然而目录学的学术意义决不止于提供书目，它还有更重大的学术意义，那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语），周先生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运用目录学的。周先生在《唐人笔记小说考索》的后记中自述其心得：“我的研究方法，是先从目录学入手，把唐代笔记小说放在学术史的洪流中加以考察，然后将它置于唐代文化的大背景下予以审视，结合政治、历史、宗教等多种因素，探讨它与其他文学门类的关系和影响。”的确，如果不是从目录学入手，如果不是对目录学的深层学术意义有透彻的理解，就难以具有如此宏通的学术眼光，并对学术源流具有如此清晰的把握。

周先生的学术研究是多层次的，他虽然有很强的思辨能力，但决不轻视文献考释等基础性的工作，并把文献整理看作学术研究的第一步。他写了《文献学与综合研究》一文来专门论述文献整理的重要性：“一个专业的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对此应有较多的知识，才能熟练而恰当地处理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具有深厚文献学基础的人就有可能掌握并使用最恰当、最可靠的材料进行研究，从而得出可信的结论。”在这方面，周先生的《唐语林校证》堪称是典范性的成果。《唐语林》虽是宋人王谠所著的一部笔记，但是其材料却大多采自唐代的著作，所以是研究唐代文史时不可或缺的一部笔记。《唐语林》的原序目中虽然列出了所引书目五十种，但是正文中并未注明出处，再加上编纂和流传中产生的种种错乱和残佚，遂使此书的材料源流不明，真伪莫辨，文字上的讹误更是层出不穷，使用起来非常不便。周先生评价《唐语林》说：“一、这是一部很好的书，材料很可贵。研究唐代文史的人，一定得用作参考。二、这是一部很糟的书，太杂乱。不经过整理，就很难阅读。”可谓一针见血。在这种情况下，周先生接受了中华书局整理《唐语林》的约稿任务，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生动地体现了周先生不计名利、只想为学术多作贡献的精神。周先生为整理《唐语林》付出了很大的心血，此中辛苦真是难以为外人道也。他首先对《唐语林》的文字进行校勘，不但遍徵此书的各种版本，而且运用大量的总集、别集、类书、笔记等旁证材料来作比勘，从而整理出较为可信的文本。他然后又进行文本溯源工作，尽可能找出每条条文的出处，用原书或后代引用过此条的类书来比较异同，并辑补了佚文20多条。他还对书中难以索解的唐人习语、双关语和冷僻典故等作了解释，帮助读者读懂原文。他还撰写了所引各书的提要，编制了引书索引和人名索引。经过几年的辛勤工作，一部版本可靠、源流清晰、释义精确的《唐语林校证》才出现在学者的案头。此书受到著名学者赵守俨、程毅中、王国良等人的高度评价，连美国的《中国文学》杂志也专门发了短评予以好评（第11期），真是名至实归。周先生本人也专门为此书而写了《唐代笔记小说的整理心得》一文，不仅自道其甘苦，也为后学的古籍整理工作指示了正确的门径和态度。

经周先生之手的古籍整理大多达到了高度的学术水准，比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就是由周先生利用在日本讲学的机会复制了京都大学辑本，并多方访求，拾遗补阙，才得以最终编成的，周先生还为此书撰写了长篇前言以介绍此书的原委和特点。许逸民先生称赞此书“为新选学发展史树立了一座里程碑”，可证其学术价值之高。又如周先生主编的《唐人轶事汇编》，其创意虽是模仿前人的《宋人轶事汇编》，但是无论是体例之完善、编选之精审，还是资料之浩博、出处之准确，都堪称后来居上，是一部详实可靠的工具书。2006年由凤凰出版社出版的《册府元龟（校订本）》，是周勋初先生领导南大古典文献研究方面的同仁集体完成的大型古籍整理成果。《册府元龟》卷帙浩繁，原文又不标出处，整理校订的难度很大。周先生为校订此书制定了严密周详又切实可行的条例，并在实际的校订工作中对参加者予以精心的指导，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经过长达十年的努力，全书终于出版，并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成为大型古籍整理方面的标志性优秀成果。可以说，周先生在目录学和古籍整理、工具书编撰等方面的工作不但为其整个学术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其自身也达到了很高的学术价值，这是周先生对学术作出的无私奉献。

三

周先生的学术研究更值得称道的优点是既能博通又能专精，前者主要体现在他能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和时代断限之间做到融会贯通，触手生春；后者主要体现在他的研究都是解决具体问题的实证式研究，每本书、每篇文章都能落到实处。这两者也许可以归结为“大处着眼，细处落笔”八个字。

周先生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他的研究打破了当今学术界习以为常的一些疆界，把不同学科、不同时段的研究对象放在一起进行统一的观照，从而达到了融会贯通的境界。当今的学者，往往把研究工作集中在某一个时段，或某一种文体，甚至某一位作家、某一部作品。可是我们很难说周先生的研究对象是哪一个时段或哪一种文体，更不能说他是专门研究哪一位作家乃至哪一本书的。从时段上说，周先生至少在先秦、汉魏六朝、隋唐、清至近代几个时段的文学史或学术史研究中都堪称专家。从文体上说，周先生至少在楚辞、诸子、古代散文、诗歌、笔记小说等方面都堪称专家。更不用说他的研究其实还跨越了文学、史学两大学科，他在研究中运用过的方法还涉及神话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而且常常把几种方法综合起来运用，从而更好地解决问题。汉人王充说：“博览古今者为通人。”（《论衡·超奇》）又论“通”之重要性说：“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也。”（《论衡·别通》）“通”之一字，在学术上的意义本有两重，一是指知识面广，《易·系辞上》：“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孔颖达疏曰：“言通晓于幽明之道，而无事不知也。”二是指通晓事物的变化之道，《易·系辞上》云：“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孔颖达疏曰：“物之穷极，欲使开通，须知其变化，乃得通也。”正由于周先生的学术研究中贯穿着这种“通”的精神，才能达到博古通今、出入文史的境界，才能对古今学术的渊源流变有深刻的把握。

周先生学术研究的“通”有两点明显的表现，一是其学术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上文已经涉及，兹不赘述。二是其学术研究经常体现出宏通的眼光，不仅视野广阔，而且脉络清晰，真正做到了一以贯之。在周先生的心目中，无论是文学史还是学术史，都是一个整体，他对它们都有着全局在胸的把握。例如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一书，以20多万字的篇幅展示长达3000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在同类著作中可能是最为简洁的。此书出版后广受学界欢迎，不但在国内多次印刷，而且被译成日文、韩文，在国内外许多所大学被采为教材，除了其简洁明了的优点之外，其内在的“一以贯之”的清晰脉络显然是最重要的原因。蒋凡、汪涌豪先生评此书：“疏而不遗，俭而无阙，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确非虚誉。即使是单篇的专题论文，周先生也常常能做到小题大做，在具体问题的论析中表现出他对其来龙去脉的整体性把握。例如下面两类论文：

第一类是论述对象自身即具有贯通不同时代的性质的论文，如《古今文史观念的演变——以正史、小说为重点所进行的探讨》一文，对中国古代关于笔记小说的史学价值的观念之发展演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指出古代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虽然在近代逐渐有所变化，但仍未得到彻底扭转，并提议进一步开拓正确地处理小说材料的治学途径。又如《登高能赋说的演变和刘勰创作论的形成》一文，从《文心雕龙·诠赋》中论及“登高能赋”说对赋体之形成的作用说起，对此说在古代文献中的各种表述循本溯源，分析异同，从而指出此说在各种典籍、各个时代具有不同的含义和性质，最终得出刘勰虽引古语而实已注入新义的结论。此类论文虽然篇幅不长，但其中贯穿着文学史或学术史的通变意识，如果不是全局在胸，是不可能如此高屋建瓴的。

第二类论文的论述对象本是某个具体的问题，但在周先生笔下也做到了见微知著，贯通古今。例如《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一文处理的是一个比较细小的问题，即前人关于哪首诗是唐代最好的七言律诗的争论。但是周先生并没有象前人那样孤立地对那些作品作孰优孰劣的评判，而是把各家的说法置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予以考察，并进而指出各家的说法都与其所处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典型地体现出唐、宋、明、清四个时代的不同的文学观念。这样，此文不但为“唐人七律第一”之争这个长期聚讼纷纭的问题找到了合理的解释，而且为我们考察唐宋以来的文学观念之演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与此类似的还有《郭璞诗为晋中兴第一说辨析》、《杜甫身后的求全之毁与不虞之誉》等文。应该说，要在第二类论文中体现出通识要比第一类具有更大的难度，因为当研究者关注此类题目时，往往会受到它们的研究对象的微观性质的束缚，从而入而不出，并影响其结论的准确性。如果长期如此，还会使研究者陷入琐屑、狭窄的境地而不能自拔。

那么，在学术研究中追求通的境界，其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周先生对此有十分明确的答案，他讲解陈寅恪的《论韩愈》的一篇文章就题作“通才达识，迥出意表”，并在此文的开头说：“事物之间的联系充满着辩证的关系。有些事物之间，看似绝无关系，甚至还有相互排斥的情况，但若细加考察，则仍可以发现彼此之间有其内在联系。人们观察事物时，如果只是停留在表面现象上，那就只能人云亦云，在低层次上作些论述；但若能发掘出事物之间的潜在着的深层联系，并能深入地加以阐发，最后取得大家的公认，这类文字才有可能被人认为具有发人之所未发的创见。显然，我们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学养，培养敏锐的感受力与观察力，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有所建树。”这段话说得十分精采。所谓“发掘出事物之间的潜在着的深层联系”，也就是深入事物的本质，因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之间本来就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即使有些事物以孤立的状态出现，那也只是表象而非本质，这是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的根本性质。正因如此，深刻的研究必然要关注事物之间的联系（包括共时性的联系和历时性的联系），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对单个的事物作孤立的考察。周先生的学术研究正是这种学术理念的生动体现。

四

周先生的学术研究带有强烈的朴学色彩，但是并不严守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训诂的藩篱，程毅中先生为《周勋初文集》所作的书评题为“寻求新朴学发展的道路”，可谓探骊得珠。朴学，究其本义，是指一种朴质的学问，故清人用来专指经学中特重考据训诂的流派。周先生对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是很钦佩的，但是他更加心仪的是以王国维、陈寅恪为代表的现代学术传统，他说：“近百年来，我国学术界出现过好几位杰出的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等人，他们一方面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洋学术新的研究方法，他们的成就，必须继承。”周先生本人的学术研究，也带有同样的特点，程毅中先生评之为“文献学和综合研究，体现了一种具有朴学精神的治学方法，也许可以说是开拓了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史研究的道路。”这种“新朴学”的内涵当然是十分丰富的，它在周先生的学术研究中也有多方面的体现，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则是不尚空言、意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实证精神。

学术研究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著书作文的目的是什么？在周先生看来，治学的目的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周先生对那种游谈无根、老生常谈式的论著是很不以为然的，他本人的论文无论长短，都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问题而展开的，而且都能得出一个切实的答案。当然，这个答案必须是具有新意的，甚至是发前人所未发的。周先生的文集中颇有一些题目就很新警的文章，例如《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刘勰的两个梦》、《〈文选集注〉上的印章考》等文。曹操、曹丕、曹叡“三代立贱”，即把出身贫贱的女子立为后妃，这个现象早在《三国志》的裴注中就提到了。但是人们一般只把它看作曹氏作为“赘阉遗丑”的家族的非礼妄为，却并未深究其本质。周先生通过仔细的分析，指出曹氏此举不但含有阻止后族干政的政治目的，而且意味着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离弃，曹氏的这种家风对“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建安文学有深刻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说到他早年作过的两个梦，一是梦攀彩云，二是梦中随孔子南行。这两个梦有什么意义？刘勰为什么要在书中写它们？周先生对此作了精采的分析，他考察了当时文人常常梦及多采之物的现象，以及盛行一时的占梦之风，从而指出刘勰托梦示意的意图，于是刘勰的两个梦的意义就昭然若揭了。这些文章从选题到切入角度都具有别出心裁的创新意义，读来有耳目一新之感。

如果说上述论文的共同性质是题目都很新奇且较窄小，从而易于出新的话，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周先生的论题较为宏大的文章。《梁代文论三派述要》是周先生写于文革之前的重要论文，此文把梁代的文论分成守旧派、趋新派和折衷派，详尽地论述了各派的特点和彼此间的分歧，从而对梁代文论有了整体的把握，且弄清了其内在脉络。此文较早传到海外，被台湾学人誉为“探骊得珠，允称佳制。”《韩愈的〈永贞行〉以及他同刘禹锡的交谊始末》一文所讨论的是前人聚讼纷纭的旧题目，但此文既把韩、刘关系置于中唐的政治、文化背景中进行宏观考察，又结合两人个性等诸多具体因素作微观分析，从而得出了比较新颖且公允的结论，很有说服力。《叙〈全唐诗〉成书经过》一文对《全唐诗》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详细论述了扬州诗局迅速编成《全唐诗》实因沿袭季振宜《全唐诗》及胡震亨《唐音统签》的奥秘，这对学界正确评价《全唐诗》并理清唐诗学史的自身脉络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此文发表后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傅璇琮先生认为它“是一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此外如《元和文坛的新风貌》、《北宋文坛上的派系和理论之争》等文也都具有后出转精、推陈出新的特色。至于他的《魏晋南北朝时科技发展对文学的影响》、《刘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衷”说述评》、《宋人发扬前代文化的功绩》等文，体现出更宽广的视野和更敏锐的目光，对拓宽学术领域具有更大的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周先生曾自述其治学心得说：“从事学术研究，应把‘发前人所未发’作为第一要义。假如只是改头换面地抄袭前人的某些观点，或是把许多他人的观点综合一下，或是在前人的结论上再增加几条材料，都算是创新，那又有什么意味？”（《顺其自然地登攀》）又说：“文中必须有创见，力争在学术上有所突破，这是从心灵中流出的精液，更能激发你魂牵梦萦的感受。”（《书林跋涉的自白》）如果你读过了周先生的全部论著，定会觉得这真是一位成功学者的肺腑之言。这些话虽然说得相当平实，但实际上已提出了一个相当高远的学术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周先生的这番话也可看作是一个学界前辈对后来者所传授的经验之谈，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周勋初先生虽已年近八旬，但他老当益壮，好学不厌，仍然象以往一样勤奋地读书、治学。在《周勋初文集》出版之后，他精心选编的《李白研究》一书已经出版，此书前言对百年来的李白研究作了全面的总结，选文则用宏取精，得到国内外李白研究界的高度重视。作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评传从书》之一种的《李白评传》则凝聚了周先生多年研究李白的心得，在李白的家世、生平行事及思想倾向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开拓，堪称李白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薛天纬先生认为：“由于基本史料的限制，李白的实证性研究已少见有效进展。本书却能独辟蹊径，揭示了李白独特思想形成的深层背景，为解读李白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观点。”由周先生指导的马来西亚留学生余历雄博士将老师的教诲纂成《师门问学录》一书，记录了周先生在循循善诱的教学过程中所发表的许多富于启发性的学术见解。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周勋初先生依然笔耕不辍，在《文学遗产》等重要学术刊物上仍不断出现他的学术论文，由他主持的重编《全唐五代诗》、《宋人轶事汇编》等工作也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一位勤奋不懈的耕耘者方能长葆学术的青春，在周先生的学术活动中正闪耀着中华传统文化那种生生不息的精神。

[原载《周勋初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莫砺锋编，中华书局，2008年4月版，第569～579页]

王仲闻：一位不应被忘却的学者

徐 俊

予生也晚，王仲闻先生在我现在服务的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上班的时候，我还是个未开蒙的孩童。到了上大学，读中文系，同学少年，于古代作品最钟情于词，“豪放”不论，单说“婉约”，无过于南唐后主李煜和易安居士李清照了。但那个时候读书只知寻章摘句，手捧《南唐二主词》与《李清照集》，哪里懂得它校订的精审、注解的翔实，更不理会两书的整理者王仲闻为何许人了。

到中华书局工作后，先知道周振甫、杨伯峻先生这些熟悉的名字竟都是中华的同事，慢慢地又知道了一些故去的人，其中就有文革前担任文学组组长的徐调孚先生和在文学组工作过的王仲闻先生。同事中的前辈经常地说起他们，比如关于王先生，中华版《全唐诗》点校本卷首的点校说明，写于1959年4月，署名“王全”，前辈们告诉我们，“王全”者，王仲闻、傅璇琮二位先生也（浙江话“璇”、“全”音近，徐调孚先生代拟的署名）。中华版《全唐诗》是清编《全唐诗》的第一个整理本，王仲闻先生负责全稿的审订，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一些不法出版者将中华版改换标点版式，却声称所据为扬州诗局本，实不知二者之间的区别在在皆是也。中华版文学类图书中，不少部帙和难度都很大的书都经过王仲闻先生的加工，甚至由他直接承担整理，如《元诗选》、《古典文学资料汇编》各卷，特别是王先生倾注了两年时间全部精力参与修订的《全宋词》。

“文革”伊始，1966年9月25日，王仲闻先生在当面交代完所承担工作后的第三天，又给文学组写了下面这封信：

文学组：

前日依照电话来局并照你们提出的办法，将经办东西交代。觉得当时手续过于简单。如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后，万一其中有一种仍可考虑出版，则新接手之人不明经过，工作不免要麻烦一些。我想将各种稿件情况说明一下，请不要嫌我啰嗦：

（1）夷坚志：断句已全部复核改正。未办完者，为补遗。补遗仅就《永乐大典》补了若干则。宋人书中还有，能忆及者有《方舆胜览》、《景定建康志》、《咸淳临安志》等等，此外还有《异闻杂录》、《清波杂志》。以上仅仅是我平时读书所知道的，不能完备。

（2）元诗选：大约已复核了初、二两集。有些有疑问（文字），未曾查各家集子；有些墨钉可以补，也没有查。

（3）陆游集：原拟考虑作注，尚未决定，也没有动手。

（4）李杜资料：杜甫仅剩清代没有编。李白则全部未编（唐宋编了一部分）。

（5）唐五代词：原来在编引用书目，没有完成。目录也没有确定。内容取舍，我想从严，把一些伪作以及后人依托之神仙词，或虽是词而不能算作文学作品者，一律不收。今年学习紧张，没有能够提出来在组内讨论。原稿还需要加工（主要是复核作品之出处，原稿有错误），最好以《唐音统签》参考，出自《全唐诗》者可以改为《唐音统签》。原来我私人编了一张《唐五代词人年表》，记得放在稿内供词人小传参考（生年卒年登第年大都可凭此表，不必另行搜罗），前日没有见到。我手边并没有。小传还没有全部注明来源。

我还有一些自己的废稿，一部分是《兵要望江南》里的词，没有抄过。因为想整个不收。现在也寄给你们。如其没有什么用处，将来退还我好了。

致

敬礼

王仲闻 66925

在信封的背面，王先生工整地抄录了毛主席语录四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现在读这封信的感觉不免有些悲凉，“文革”没有像王先生期望的那样很快结束，而王先生却在1969年离开了这个世界。

现在王先生信中提到的书稿有的已经出版，除了《唐五代词》稿于文革后期遗失。但在中华书局的出版物上，没有王仲闻的名字。他生前出版的《南唐二主词校订》和校注《蕙风词话·人间词话》（署名王幼安，与徐调孚合作），出版者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李清照集校注》，1964年已经打好纸型，到1979年才由人文社正式出版（署名王学初）。王仲闻的名字已渐渐不为人所知。最近，中华书局出版了《全宋词》的增订简体本，在该书的作者栏里郑重地补上了“王仲闻参订”的署名。

即使是专门研究词学的人，对《全宋词》四十年代的初印本和六十年代的修订本之间的差异，也不会关注了。但要说及本世纪词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全宋词》的修订出版实为绕不开的大事，其本身的价值和对此后词学研究的意义，同类书中有哪一本可以相比呢！

前后两版的《全宋词》可以说判若二书，当然其中唐圭璋先生作为编者贡献最大，这也是唐先生词学生涯中最重要的成果。另外从中华书局的书稿档案中我们也不难看到王仲闻先生在修订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王先生的参与，《全宋词》难臻如此完美之境。这里从王、唐二先生往返商榷的原始记录中随手摘出两则，以见一斑。以下是王先生的话：

《至元嘉禾志》卷三十一有吴潜《效东坡作醉翁操》一首，前有序云：“予甥法真禅师以子瞻内相所作《醉翁操》见寄，予以为未工也，倚其声作之，写呈法师，知可意否。谢山醉吟先生书。”此谢山醉吟先生，不知何人，不似吴潜自号。按陆放翁《入蜀记》卷一言本觉寺（为抵秀州上一日午后泊本觉寺，殆在嘉禾境内）有小碑，乃郭功甫元祐中所作《醉翁操》，后自跋云：“见子瞻所作未工，故赋之。”元祐中人称东坡为内相，南宋人无以此称东坡者。（内相乃翰林学士之别称，与内翰同，始于唐。）疑此词乃郭功甫所作，非吴潜作。故彊村曾据《至元嘉禾志》录履斋佚词，而不及此首。谢山醉吟先生之称，不见于《自号录》，疑是功甫自号。

最後王先生问：“如先生同意此说，当补作郭功甫词。”唐先生答云：“同意补作郭功甫词。原来我看序与标题不合，曾怀疑过，但不能知何人之误。”这是王先生在辑补佚词、鉴别作者方面所做工作的例子。再看一则关于宋代另一位女词人朱淑真的时代编次的例子：

朱淑真不知为何时人。《全宋词》原编在卷151，在李石之后、刘学箕之前，似有问题。朱之时代至少在淳熙以前（其时朱早已死，此据魏端礼《断肠诗集序》），而刘学箕则为庆元间人（有己未年所作词，即庆元五年所作）。

唐先生答云：“知在淳熙以前，当据此提前。”关于朱淑真的时代，后来王先生续有所得，在另一则记录中王先生说：

朱淑真为何时人，迄无有人考定。蕙风据诗集中“魏夫人”，定为曾布同时人，也不一定可恃，以曾布妻魏夫人以外，或另有其他魏夫人也。惟魏端礼编其遗集《断肠集》乃在淳熙年间，可为朱卒于淳熙以前之铁证。兹查《乐府雅词》卷首“九重传出”之集句《调笑》，内有“黄昏更下潇潇雨”句，殆即朱《蝶恋花》中“黄昏却下潇潇雨”句。是朱虽未必与曾布同时，其为北宋人，殆无可疑。兹据编于北宋崇观年后、宣政年前，虽无确据，或无大谬。

近几年学术界对朱淑真的研究成果多了起来，其诗词集也已有多种整理出版。关于她生活时代的考证虽有所深入，但南宋说、北宋说，仍然未成定说。我曾粗略地看过各家的举证，竟没有提到《乐府雅词》集句《调笑》的，而这恰恰是《全宋词》编次的依据。

像上面这样的加工记录，保存下来的约在千条左右，近十万言。王先生将审读加工中发现的问题逐一条列，寄请唐先生阅复，大凡全书体例、编次、词人小传、词集版本、存佚互见、辑佚补缺等等，有关《全宋词》的方方面面，无不涉及。征引浩博翔实，态度谦虚审慎，让我们这些后来者叹服之外，唯有愧汗。在我们的作者之中，已很少见到如此精熟文献的人；在我们的同行和同事中，又哪里还有这样为一本书的审读投入如此多的学识、智慧和精力的人呢！《全宋词》修订出版前，中华书局与唐圭璋先生以及当时的南京师院党委商定，采用“唐圭璋编，王仲闻订补”的署名方式，唐先生欣然同意。但时不多久，“文武之道”弛而复张，文化部下达了某项条例，规定若干种人的名字不得见诸社会主义的出版物中。这样，一位学者一生的积累和两年的辛勤劳动，就如此这般地被一笔抹净。在至今已经重印七次六万馀册的《全宋词》中，一直没有“王仲闻”三字的踪影。这次简体本的署名，可以说是还了历史一个真实。

在前面这些传之口耳、录自档案的文字之后，往下似应将一般个人履历中不该遗漏的姓名字号生卒年里作点归纳，好为现代学人“录鬼簿”提供点素材。

王仲闻（1901－1969），名高明，以字行。笔名王学初、王幼安，据说都是为不得已避用真名而所取之号；台湾曾大量翻印其书，改其名为王次聪。浙江海宁人，王国维次子。长相酷似静安先生，已故沈玉成先生首次见到他时，曾取《观堂集林》中那张相片来印证，非常传神地说“子之于父，如明翻宋本，唐临晋帖”。令人感慨的是，时不过三十年，我们现在却只能从静安先生的遗像来缅想幼安先生的模样了。王先生幼承家学，但中学毕业即入邮局工作。解放初期供职于北京地安门邮局。1957年因参与创办同人刊物《艺文志》而成为右派，遭开除。后经由徐调孚先生推荐，被爱才若渴的中华书局金灿然总经理请到中华，成为一位不在编的临时编辑，一直工作到写下前面那封给文学组信的那个时候。王先生精熟唐宋文献，以“宋人”自诩。尤长于词学，其著述除前已述及的三书外，还有《渚山堂词话·词品》点校（署名王幼安）、《诗人玉屑》点校。他用力最勤、真正代表他学术水平的还有两部书稿：一是《唐五代词》，文革中遗失，其前言后记幸存于档案中，经程毅中先生整理，已经发表。二是《读词识小》，约20万言。钱钟书先生曾受中华书局之请看过全稿，称“这是一部奇书，一定要快出版”。但就在中华决定出版并已完成了审读加工的时候，因为与《全宋词》署名同样的原因而暂停付印。文革中遗失。现在我们从《全宋词》的审读加工记录中，可以约略看到《读词识小》的影子。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许一个私愿，以作本文的结束。但愿这份凝聚了王仲闻先生学识和劳动的珍贵的审读加工记录有机会整理出版，一方面《全宋词》中不少的结论，其所以然者，均保留其中，对词学研究自有其本身的价值；另一方面，像王仲闻先生这样的学者、这样的编辑，大而言之对学术的贡献、小而言之对中华书局的遗泽，实在是值得后人缅怀和追慕的，谁说不是呢？

199932六里桥

自称“宋朝人”的王仲闻先生

沈玉成

1960年春，我在门头沟山区下放劳动一年之后回到东总布胡同中华书局．在办公室坐下没有几天，就听有人在闲谈，说今天王仲闻要来。我并不知道王仲闻是何许人，所以并不在意。坐在对面的傅璇琮兄看我茫无所知，特意提醒我说：“他是王国维的儿子，在这里搞《全宋词》。”我这才有点吃惊，打起精神要看看这位先生究竟是什么样子，以弥补一点没有见过王静安先生的遗憾。过不多久，来了。是个老头儿，身穿人字呢夹大衣，手提一个书包，步子挺轻健。进门以后就正襟危坐在徐调老的桌子边，谈了一些我不甚了然的事，接着就拿起书包走了。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长得很象他父亲。为了印证，我还特地跑到图书馆找出《观堂集林》中那张相片看了一下，果然子之于父，如明翻宋本，唐临晋帖，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的好奇心。

当时他大约是一星期来一趟，交几本《全宋词》，又取走几本。每次来去匆匆，加之听说他是丁酉同榜，于是乎我就很有戒心，没有和他交谈过一句话，以避嫌疑。约摸来过十趟八趟，有一天他又来了，神情颇为颓丧，告诉调老说：“我不能做了。街道上要我丁乡劳动去唉。”调老一听也傻了眼，说：“你不要忙。今天先回去，等我找领导反映一下。”过了几天，一上班，调老就召集全室人员，以一种有节制的高兴宣布：“从今天起，王仲闻就要来上班了。这个人政治上有问题，不过学问是很好的。大家业务上有问题可以问他。”从此，王仲闻先生就成了中华书局的“长期临时工”，每天上下班。

关于王仲闻先生之所以来中华以及他的“政治问题”，开头颇为神秘，尤其对我和璇琮兄这样的人来说，更属于不应该知道的范围。只是后来跟王先生熟了，听他自己讲一点，又从调老和赵元珠同志情绪高兴的时候听说一点，这才了解一个梗概。情况大致是，这位先生1901年生人，名高明，以字行。幼年很调皮，静安先生认为这个儿子没有什么出息，就在他中学毕业以后送他进了号称“铁饭碗”的邮局。在邮局因为工作认真，被提拔到邮检部门工作。这个部门向由中统控制，与反动政治的关系较为紧密，凡是干这一行的都要进一个什么训练班。于是这位王先生就和“特务”两个字沾上了很难说清楚的关系。解放后，他被留用，作为一个普通职员在地安门邮局卖邮票。然而锥处囊中，王仲闻先生的价值由于他的《人间词话校释》而开始被人认识。也由此，他就有点不安分了，心里老惦着做学问，1957年居然要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位同志办一个同人刊物《艺文志》。当时凡是牵涉“同人刊物”四个字的人，统统被疏而不漏的天网打尽，成为右派。邮局对王仲闻本来就极不顺眼，碰上这一案，干跪一脚踢开。被开除以后，断了经济收入，可是人是要吃饭的，就免不了作些奔走。不知道由于什么关系，他的情况竟然被爱才若渴的齐燕铭同志知道了，并推荐给了另一位爱才若渴的金灿然同志，这才把他找来审核《全唐诗》的标点。时隔不久，唐圭璋先生修订《全宋词》的工作完成，稿子交到中华书局。唐先生和王先生是旧交，唐先生在来信中提出，有些资料在南京看不到，希望王先生帮他在北京查找一下，同时尽可能地复核全稿。其时《全唐诗》已经完成，王先生接着就搞《全宋词》。街道要他下乡劳动，调老一着急，跑去找金灿然同志。灿然同志当即让人事部门告诉街道，这个人是我们的临时工，不能下乡。为名正言顺起见，王仲闻先生就来到中华书局上班了。

中华书局敢于使用王仲闻，使我对燕铭、灿然、调孚同志增加了一层敬佩。尤其是灿然同志有一句朴素的名言：“他有这个能力，我们为什么不让他干”这个“他” 是泛指，不仅对王先生一个人，也包括了像我这样能力不大而还肯干点事情的人。明知要担风险，可是出于对事业的责任感、对学术的尊重和对人的理解，他就是要那么干。灿然同志在“文革”中的一条大罪是“招降纳叛，重用牛鬼蛇神”，为此被迫作了不知多少次的认罪检查。不过我想他口头上可以认罪，心里却一定是异常坦然的。

还有一个小插曲也值得一提。王先生被“开除公职”，究竟是根据什么罪状，戴的什么“帽子”，他自己也稀里糊涂。不过他一直以“右派分子”自居，开会自报政治家门，发言还很踊跃，然而往往文不对题。到1962年，有关的同志把他叫去，告诉他；“你不是右派分子，以后不要说了。”他这才如梦方醒，回到办公室，告诉别人说：“我原来不是右派分子唉。”我们在窃笑之余，又不免有点辛酸，原来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可以近似于玩笑式地处理!至于和“特务”的关系，至今仍然是一本糊涂账。不过我当时确曾想过，找这么一个不知世事、只会念书的人当特务，这就无怪乎国民党要完蛋了。时至今日，证之以“右派分子”的滑稽剧，这顶“特务”帽子从何处飞来，也不难想见。不知怎么搞的，每当我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总要和“文革”中把我一位号称“老夫子”的学长打成“五·一六”联系起来，因为我坚决相信，“五·一六”这个组织如果确实存在，哪怕中国人都死绝了，它也不会去找这么一位把高邮王氏父子奉为偶像的迂拙学者。

话说回来，王仲闻先生端坐在办公室里，开头震于他是“名父之子”和怵于他的政治身分，大家都敬而远之．不过硬安上去的“政治”常常经不起“人情”的销融。逐渐，大家发现这个人对人并无戒心，更无架子，还喜欢用他的海宁官话说几句不很可笑的笑话，因此就熟悉起来，并尊称为“王先生”，包括调老、赵元珠同志也都这样称呼。

当时我们刚从大学毕业不久，自以为见过世面，加上少不更事，都或多或少有些狂妄。对王先生，起初也认为他不过从小受到静安先生的启蒙熏陶，基础厚实，但长期在邮局，学术上的成就不能很高。但是没有多久，王先生深厚到令人吃惊的学力就把我们完全“镇”住了。可以不夸大地说，凡是有关唐、宋两代的文学史料，尤其是宋词、宋人笔记，只要向他提出问题，无不应答如响。一句宋词，他能告诉你词牌、作者；一个宋人笔记的书名，他能告诉你作者、卷数、版本。他不但熟于宋朝，而且喜爱宋朝近于入迷。我们和他开玩笑，说他是“宋朝人”，他毫不以为忤，反而非常自得，以后就经常自称“宋朝人”。对唐诗也同样熟悉，有一次李思敬兄搜集了一些有关标点的材料，有一句“滴露研朱点《周易》”，出处遍找不得，拿去问他。他拿起笔来就写出了这首唐人律诗的全文。这首诗的作者既非名人，诗中也无佳句，从来没有人提过，当时我们面面相觑，感到真亏他怎么记得的。后来从东总布搬到翠微路，他因为回家路远，常常睡在四楼集体宿舍里，我和他晚上总一起在办公室看书。有一次他看我在背《北征》和《韩碑》，就说：“我年轻时候也背过，现在不知道记得不记得了。我们一人背一句试试看。”我心里不服气，要他背上句，我背下句。试验的结果，他竟是一句不差。时隔二十余年，我自己很少再接触过老杜和李义山，两首长篇古诗也忘得差不多了，可是王先生和我对背这两首诗的情景却仍历历如昨。

王先生对经部和史部也很熟悉，《尚书》和《周易》可以随口背诵。《辛亥革命烈士诗文选》的注释，是一位中年学者做的，由于一无依傍，难度比较大，但成果可以称得上平妥精当。发稿前请王先生通读一遍，还是被他找出好几处不易发现的问题。现在记得的，“太白”，旂名，原注引《国策》，当引《逸周书》；“豺狼当道，安问狐狸”，原注引《后汉书·张纲传》，当引《汉书·孙宝传》。这显然是全凭记忆，因为工具书上所引出处都作《国策》和《后汉书》。

王先生在中华书局所付出劳动最多的工作无疑是《全宋词》的订补。自从唐先生交稿以后，王先生就接手这一工作。唐先生以一人之力，在解放前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钩沉索隐，编纂了这一部有宋一代的词总集；解放后又以更高的要求和更严肃的态度重新编定。这种献身于学术的精神，可以与前此的严可均和后此的逯钦立先生鼎足而三，《全宋词》也将永远成为古籍整理史上的一块丰碑。然而知也无涯，而个人的力量有限，唐先生的严肃和虚心正是在主动约请王先生为之订补而得到了更完美的体现。据我所知，在王先生订补期间，这两位学者之间的书函往来一直不断，商量切磋，无非都是为了把这部书出得更好。王先生没有辜负老友的嘱托，倾其全部心力足足工作了四年，几乎踏破了北京图书馆的门槛，举凡有关的总集、别集、史籍、方志、类书、笔记、道藏、佛典，几乎一网打尽，只要翻一下卷首所列的引用书目，任何人都会理解到需要花费多少日以继夜的辛勤。王先生的劳动，补充了唐先生所不及见到或无法见到的不少材料，并且以他山之石的精神，和唐先生共同修订了原稿中的若干考据结论。应当实事求是地说，新版《全宋词》较之旧版的优胜之处，是唐、王两位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学术工作需要这样真正的合作和切磋。学无止境，任何人也不可能到达真理的终点。以唐、王两位先生的学力和功力，在新版《全宋词》之后，不是又有孔凡礼先生从《诗渊》中辑补了若干首没有收入的宋词么这里还需要再一次提到唐先生的严肃和虚心。在新版《全宋词》问世后，唐先生曾不止一次地在文章和谈话中提到王先生的贡献。“文革”以后，还几次向中华书局询问王先生身后家里有无困难，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老辈风范，高情厚谊，确实令后学如我辈十分感动。

关于《全宋词》的署名也有过一段波折。原先约请王先生修订加工，当然不会考虑署名方式，可是当修订接近完成，王先生对提高质量所付出的劳动已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编辑加工所能相比，再加上当时的政治形势属于“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中相对地“弛”的阶段。于是就有人提出王先生应当署名的意见。按照***人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且王仲闻又不是什么“右派分子”，所以灿然同志和调老经过反复考虑，以文学组的名义向唐先生和南师党委提出采用“唐圭璋编，王仲闻订补”的署名方式。唐先生以他一贯的虚心与宽厚欣然同意，听说南师有的同志不以为然，但唐先生既已表态，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然而时不多久，“文武之道”又弛而复张，文化部特意为此制定了一个什么条例，大约类似于后来的“公安六条”，明确规定有若干种人的名字不得见于我们社会主义出版物的作者栏内。这样，一位学者几十年的辛勤积累并在四年的艰苦劳动中所体现的成果，呜呼，就一笔抹得干干净净。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向中华书局诸执事提一个衷心的希望，王仲闻先生的署名当时既经商定，现在拨乱反正已近十年，以后如果重版《全宋词》，应该恢复这历史的真实。

最后还要提到一件无法弥补的憾事。王先生在订补《全宋词》的过程中，曾写下了大量宋词考据的笔记。调老这位内行的老编辑，曾一再非正式地鼓励他整理出来。大约经过一年时间，王先生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终于整理出了二十余万字的《读词识小》。内容全部是有关作家生平、作品真伪、作品归属、词牌、版本的考订，其谨严和精审，和以往任何一种高水平的词学考订专著相比都毫无逊色。当时调老指定我当责任编辑，我虽然无力承担这个责任，但按规定总得有这么一个人，非此即彼。好在大家心里默契，书是高质量的，总要出，不过在发稿单上签个名而已。我向调老建议，技术工作我可以做，学术质量我审查不了，最好请高人审读，哪怕只是估一下价。这个高人，最合适的是钱钟书先生。于是调老请冀勤同志专门走访了钱先生，钱先生在百忙中挤出时间，很快读完了全稿，让冀勤同志带口信回来说： “这是一部奇书，一定要快出版。”钱先生的评价不仅使王先生非常高兴，也使编辑部加快动作。我连稿子都没有通读，就拿起红笔边读边加工，满以为一遍读完，发稿工作也随之完成。殊不知事出意外，他在笔记中除了申述自己的意见外，还对当代的学者颇多讥评，即超出一般正常的学术批评之外的不够心平气和的语言。我理解他不能自已的心情，满腹文章而蹭蹬一世，眼见和他水平近似或与他相差甚远的都享名于学术界，他这位真正的“实力派”却依然在中华书局当一名“长期临时工”，牢骚溢于笔端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了。然而，为学术界的团结计、为当时政治形势下王先生本人的利害计、也为我这个责任编辑的责任计，我都应当劝王先生删去这些话。在反复的劝喻之后，王先生同意删去，但向调老提出就请沈玉成执笔。大约调老考虑到由我来做可以更彻底一点，于是采取这一方式，不过其时已经到 1964年了。当我的加工工作完成，那个文化部条例业已下达。在《全宋词》上署名尚且不可，焉能出版专著王先生本人的心情自不必说，我们也同样不好受。调老这位忠厚长者最后表示，稿子先放一放。意思很明白，想等风头过去、张而复弛的时候再出。谁想得到，当时的风力还不过是比青萍之末稍稍强一点，两年之后的大灾难才是真正的台风。

大约在1965年，王先生见出版无望，就以修改为名把稿子要了回去。这真是一个不可挽回的失着。如果稿子存在中华；“文革”虽乱，存稿、档案却侥幸全部未遭毁损。《读词识小》在1966年随着王先生出了中华书局大门，王先生被迫害致死，此稿就杳无踪影。“文革”后，中华书局曾不止一次向他的家属询问稿子的下落，却遍觅不得，看来是已经荡为烟云了。

这是词学研究领域中无可弥补的损失。王先生有校注词话、词集行世，但《全宋词》的修订却是其毕生学力和心血之所萃，而这部《读词识小》又是把他所经手的考订过程奉献于学术界。就我读后的印象而言，我要凭良心说，其材料的丰富、见解的深刻、结论的精确，在在都无愧于第一流的著作，无怪乎钱先生这样渊博的学者也要誉为“奇书”。听说“文革”中不乏这样的事，一位学者死了，遗稿不知下落，过些时候又赫然问世，不过署名却是另一个人。我倒真希望这部《读词识小》当时为一个雅贼挟之而去，今后不管用什么名义和形式发表，我都决不置一辞，因为让它留在人间总比归于天上要好。这种想法自然近于荒唐，不过却是我的真实心情。

王先生生前的健康情况很好，如果他今天还在世，虽然已过八十高龄，还应当是能做而且会愉快地去做不少事情的。几年前编纂《全宋诗》的倡议一经提出，我和毅中、璇琮二兄就一再想到王先生，慨叹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学者了。中华书局因为我当时和王先生接近较多，所以要我写一点回忆。对王先生的学识，后学如我不足以窥其堂奥，不过就我所知道的这一鳞半爪，如果还不写出来，我会永远引为内疚。一位名声很大的学者去世，会有许多纪念文章，即使是只得过学者一封信的人也会谬托知己，去写什么某某先生对自己的教导之类。王仲闻先生一生落寞，谢世以后没有见到任何形式的纪念，因此写了这些话，聊当心祭，也许算不得是辞费的。

1986年5月于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