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天皇即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为此他们准备了很多的仪式，仪式之中最重要的就是”剑玺等继之仪”，在这个仪式上的器物都是非常神圣等，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剑玺“的”玺”——八尺琼勾玉。

日本天皇这三种神器对日本天皇来说都代表一种象征，剑代表了天皇的勇气和武力，八咫镜象征天皇的智慧，而八尺琼勾玉则象征天皇的慈悲。

关于八尺琼勾玉的由来在日本流行着这样的传说， 传说天照大神的弟弟素盏鸣尊是目无秩序的神, 他到高天原去探望天照大神，但是他在高天原胡作非为, 毁坏田地地填塞沟渠, 杀死斑驹, 天照大神不悦,于是隐藏在天之石窟内, 天照大神是太阳化身，天照大神一消失，天下顿时一片黑暗, 无昼夜之分。诸神十分担忧，于是令镜作部远祖造镜,玉作部远祖造玉，而这个玉就是八尺勾璁五百津御须麻流之玉，诸神用玉进行祈祷将天照大神吸引出石窟，天照大神出来后天地恢复一片光明。

据日本史书《日本书纪·神代下》中记载，天照大神后来获得三神器，并在天孙琼琼杵尊( 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之曾祖父) 从高天原降临日本之前, 将八尺琼勾玉、八咫镜、天丛云剑等三种神器给琼琼杵尊，这就是八坂琼勾玉的来源。

据日本平安时代古籍《古语拾遗》记载，天照大神授予天孙琼琼杵尊时叮嘱要将三神器保管在自己身边。

于时,天祖天照大神、高皇产灵尊,乃相语曰:“夫,苇原瑞穗国者,吾子孙可王之地皇孙就而治焉宝祚之隆,当与天壤无穷矣”即以八咫镜及草薙剑二种神宝,授赐皇孙,永为天玺矛、玉自从即,敕曰:“吾儿视此宝镜,当犹视吾可与同床共殿,以为斋镜仍,以天儿屋命、太玉命、天钿女命,使配侍焉”

所以日本传说自日本开国以来，三种神器都伴随着天皇左右，不过之后八咫镜、夭丛云剑原件都不在天皇身边，唯有八尺琼勾玉被保留在天皇宫中。所以三种神器宫中只有八尺琼勾玉不是仿制品。八尺琼勾玉在宫中受到严格祭祀和保管，迁都或天皇巡幸时天皇必随身携带这块玉，这一钦定习俗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与八咫镜、天丛云剑一样，没有人见过八尺琼勾玉，不知道八尺琼勾玉什么样。不过有人会望词生意说八尺是不是接近两米的玉，不过世界上哪有这么长的玉？当然这么长的玉是没有的，而这里是所谓八尺其实是包括了玉中穗穗的长度。

在日本人编的最早的史书之中，其实并没有提及到八尺琼勾玉，所以现在的历史学家就推测，这个神圣的器物可能是后人出于各种考虑，把它加到即位仪式当中的。八尺琼勾玉在公元十世纪左右只是一种呈现弯曲状的玉石装饰品，后来则具有象征意义，被称为“玺”，八尺琼勾玉自从被创造出来后，地位便越来越高，几乎是仪式中必不可少的。它现在是唯一还在日本皇室手中的真实仪式器物，也是唯一公开仪式上出现过的器物（虽然只是盒子）。

由于八尺琼勾玉被称作玺，标志玉成为象征皇权的信物，所以装玉的盒子被称为玺筥，玺筥从古至今没有离开国历代天皇身边，一直放在天皇居住的皇宫内。据说这个神圣的器物还是任何人都不能看的，天皇也不例外，而且就连玺筥都不能触碰。

不过这种越是神秘的东西越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历史上有一个天皇就试图去打开玺筥偷看八尺琼勾玉，看看八尺琼勾玉。相关在10世纪左右日本第63代天皇冷泉天皇曾试图打开玺筥，但是他还没打开时就冒烟了，在惊恐中冷泉天皇老老实实将盒子盖好。后来第84代日本天皇顺德天皇也曾触碰玺筥，感觉到玺筥里面有动静，之后一些天皇也想打开，但是好奇的愿望未能达成功就被发现，守卫者冲进来夺走了装有八尺琼勾玉的玺筥，重新把玺筥放在了更加隐蔽的地方，只有重大仪式才能拿出来。

八尺琼勾玉是最神秘确有最真实存在，人们都曾猜测勾玉长什么样的。其实现在考古中勾玉出土了很多种类。有日本学者考究称八尺琼勾玉极有可能来源于大陆文化，因为八尺琼勾玉出现时日本文化还是受到了来自古代韩国半岛文化很大影响，制作的仪式器物也有一些古代韩国的样式，如一些古代日本出土玉器上的花纹等。

《日本书纪》中则将八尺琼勾玉记为“八坂琼”，做为大勾玉的美称。在古代日本玉石不仅做为装饰品受人喜爱, 更重要的是做为护身之用, 因为当时日本人认为漂亮勾玉石具有灵力和咒力。不过对勾玉最早的文字记载其实来自于中国。在中国史书上曾经记载了下面的少数民族向周王室进贡了孔青大句珠，这个孔青大句珠就是勾玉。史书还记载了曾经在民间出土过罕见的墨绿色勾玉。

有一部分日本学者还认为，日本相传勾玉是中国商朝以前的玉转化而来，因为勾玉如勾的外观与商朝以前中国的许多玉有相通之处。不过说法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商朝之前出玉有着数千年的历史。而日本勾玉盛行的年代则只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时隔数千年后，日本不可能出现中国商朝之前的勾玉形象。

按照现在日本考古学家发现，在古坟时代，日本部落土豪中出土许多来自中国及古代韩国的铜镜、剑和玉，有由此可见镜、剑、玉在日本统一国家成立以前, 即已是日本各地部落土豪珍藏的宝物。对各地土豪来说, 持有很多宝物意味着权势, 而难得的珍贵宝物又被认为具有护身的神秘咒力。至于神话传说中关于镜、剑、玉的情节, 完全是古代天皇制形成后为加强皇权的神秘性而编织进去，而历代天皇进行剑玺传承，也是模仿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传国玉玺制度，保证皇权的权威。现代三神器秘而不见则是为了增加其神圣度和天皇的体面。

日本天皇三神器在明治维新之前是权利象征，在日本南北朝时期，南北就为了争夺三神器进行争斗，日本南北朝统一时幕府将军向南朝提出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把象征皇权的三神器交出，可见三神器的地位多高。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法律对于三神器进行立法规制，二战前日本《皇室典范》规定：

天皇皇驾崩, 皇嗣即践作并承祖宗神神器

这些法律规定除了八咫镜安放在神宫不得移动外，新天皇登基必须进行剑玺传承。而且规定天皇外出超过一天以上，就要将剑和玉带在身边。

战后日本天皇三神器和日本天皇一样神秘度下降，天皇也承认自己是人,所以现有的《皇室典范》没有对三神器进行规定。但是皇室经济法中却有一段措辞婉转的规定:

皇嗣在继承皇位时应与皇位同时相传的有来历之物

而且日本继承法也特别为天皇继承进行立法，规定新天皇继承三神器不需要特色纳税。所以天皇的象征三神器传承这个千年传统仍被留下来，做为天皇传承时的一个重要仪式。

古代日本人相信三神器有神奇的力量，而现在许多人日本人都任何三神器不过就像其他国家王室的王冠一样，只是当成装饰品看待。不过由于神话与各种故事的不断渲染，大家都会好奇盒子中的剑与勾玉是什么模样，不过由于保持三神器的神秘性是了维护“天皇象征"和日本的“ 国神” 观念，体现日本皇室万事一表，所以人们恐怕永远都不可能看到三神器真面目，大家只能望着天皇仪式上那一长一方盒子发挥想像力。

　　1）先秦时期，有关帝王祭祀前代帝王的记载，多为祭祀天地之神时的配祀，专祭古帝王者亦有。[11]但比较少见。秦汉以降，皇帝祭祀古代帝王的记载便渐渐多起来了。例如：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十月出游，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嶷山”。[12]后浮江东下至钱塘，“上会稽，祭大禹”。[13]汉高帝二年（公元前205年），因周兴而邑立后稷之祠，血食天下，于是诏令天下立灵星祠，常以岁时祠以牛，祀后稷。[14]汉高帝死后，令各郡及诸侯王国皆立高庙，以祀高祖。汉文帝时，于长安东北渭河北岸建五帝庙，祭五天帝（青帝、赤帝、白帝、黑帝、黄帝），帝各一殿，殿各一门，殿门之色与各天帝色同。[15]虽然五天帝非古帝王，但这可能是于同一庙内集中祭祀五天帝之始。汉武帝时，亳人谬忌奏请祠泰一神，说：“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日一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16]于是，武帝命于长安城东南郊立泰一祠，按照谬忌所说祭祀泰一神。虽然泰一也是神，但是，为辅佐天帝之神，如同帝王的贤臣。因此，这又可能是祭祀名臣名将的发端。

　　东汉建武七年（公元31年）五月，光武帝要与卿大夫、博士商议“汉当郊尧”之事。侍御史杜林谏阻说：“民无愚智，思仰汉德，乐承汉祀。基业特起，不因缘尧。尧远于汉，民不晓信，言提其耳，终不悦谕。……郊祀高帝，诚从民望，得万国之欢心，天下福应，莫大于此。民奉种祀，且犹世主，不失先俗。……宗庙至重，众心难违，不可卒改。……方军师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祀故事。”[17]意思是说，汉室兴起，追根溯源，不在于尧，而是高帝（刘邦）之功，应当顺民心好好地祭祀高帝。但现在军队将士还在外打仗，天下尚未平定，还是按照建武元年（公元25年）郊祀时的样式而行罢，先不祭祀高帝。这一意见被光武帝采纳。直到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平定陇、蜀之后，才增广郊祀，高帝配食。这种祭祀汉高帝的方式比在高庙祭祀更为隆重。光武帝死后，明帝二年（公元59年）于明堂祭光武帝。同年十月，“西巡狩，幸长安，祠高庙。”十一月，“遣使者以中牢祠萧何、霍光。帝谒陵园，过式其墓。”[18]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在位皇帝祭祀前代名臣的最早记载。明帝时，还在不同季节分别祭祀五天帝及臣神。立春之日，迎春于洛阳东郊八里，祭青帝、句芒，祭时，车旗服饰皆为青色。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七里，祭赤帝、祝融，届时车旗服饰皆为红色。立秋之日前十八天，迎黄灵于中兆（去都城五里），祭黄帝、后土，届时车旗服饰皆为**。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九里，祭白帝、蓐收，届时车旗服饰皆为白色。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六里，祭黑帝、玄冥，届时车旗服饰皆为黑色。[19]这是将天帝与臣神同祭的一例。元和二年（公元85年）二月，章帝东巡狩，将至泰山，于道上派使者到济阴成阳灵台祀帝尧一太牢。次日，于汉武帝在汶上所建明堂宗祠五天帝，光武帝配祀。又一天，各用一太牢遥遥告祀汉高祖、太宗、世宗、中宗、显宗于明堂。之后巡幸鲁国，祠东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人。四月，回到洛阳，为告庙还京，各用一特牛祭汉高祖与光武帝。[20]

　　东晋孝武帝宁康三年（375年），祭先代帝王之礼制又有较大改变，“故事祀皇陶于庭尉寺，新礼移祀于律署，以同祭先圣于太学。旧祀以社日，新改用孟秋，以应秋收。”[21]北魏天兴三年（400年）五月，道武皇帝东巡，遂幸涿鹿（今河北涿鹿东南），“遣使者以太牢祠帝尧、帝舜庙。”[22]又神瑞三年（415年）六月，明元帝东巡，幸涿鹿，登桥山，观温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庙。至广宁（今涿鹿），登历山，祭舜庙。”[23]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年）诏曰：“法施于人祀，有明典；立功垂惠祭，有常式。……凡在祀令者有五帝：尧树则天之功，兴巍巍之治，可祀于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舜播太平之风，致无为之化，可祀于广宁；禹御洪水之灾，建天下之利，可祀于安邑（今陕西运城东）：周文公制礼作乐，垂范万叶，可祀于洛阳；其宣尼庙已于中省别敕有司行事。自文公以上，可令当界牧守各随所近，摄行祀事，皆用清酌尹祭也。”[24]

　　上面列举的种种事例说明，自秦汉至北朝的六七百年间，封建统治者对先代帝王和名臣的崇祀，虽说代有所为，未曾间断，但是多有变化，在祭祀的时间、地点、方式、礼仪等方面，未有定制、常制，具有明显的随机性。

　　（2）隋统一天下后，整肃礼制，对先代帝王和名臣的崇祀亦成定制。在举行禘、袷大祭（五年一禘祭，在孟夏；三年一袷祭，在孟冬）时，“并以其日，使祀先代王公帝尧于平阳，以契配；帝舜于河东（今山西永济西南之蒲州），咎鲧配；夏禹于安邑，伯益配；殷汤于汾阴（今陕西万荣县西南），伊尹配；文王、武王于沣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汉高帝于长陵，萧何配。各一太牢而无乐。配者飨于庙庭。”[25]可见，隋代祭祀先代帝王与名臣，已形成定时、定地、定式的制度。

　　唐初，贞观之礼，无祭先代帝王之文。显庆中，经礼部尚书许敬宗奏请后，“聿遵故事，三年一祭。以仲春之月，祭唐尧于平阳，以契配；祭虞舜于河东，以咎鲧配；祭夏禹于安邑，以伯益配；祭殷汤于偃师，以伊尹配；祭周文王于鄷，以太公配；祭武王于镐，以周公、召公配；祭汉高祖于长陵，以萧何配。”[26]可知，唐初祭祀先代帝王与名臣，基本同隋制。时至中唐，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玄宗天宝六载（747年）正月十一日，勅“三皇五帝，创物垂范，永言龟镜，宜有钦崇，三皇：伏羲，以勾芒配；神农，以祝融配；轩辕（黄帝），以风后、力牧配。五帝：少昊，以蓐收配；颛顼，以元（玄）冥配；高辛，以稷、契配；唐尧，以羲仲、和叔配；虞舜，以夔、龙配。其择日及置庙地，量事营立。其乐器请用宫悬，祭请用少牢（羊、豕），仍以春秋二时致享。共置令、丞，令太常寺检校。”转年五月十五日诏：“上古之君，存诸氏号，虽事先书契，而道著皇王，缅怀厥功，宁忘咸秩。其三皇以前帝王，宜于京城内共置一庙，仍与三皇五帝庙相近，以时致祭天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其祭料及乐，请准三皇五帝庙，以春秋二时享祭。历代帝王肇迹之处，未有祠宇者，所由郡置一庙享祭，取当时将相德业可称者二人配享。夏王禹都安邑，今（指唐代，下同）夏县，以虞伯益、秩宗伯夷配。殷王汤都亳，今谷熟县，以阿横伊尹、左相仲虺配。周文王都酆，今咸阳县，现有庙，以师鬻熊、齐太公望祀。周武王都镐，入文王庙同享，太师周公、太保召公配。秦始皇帝都咸阳，丞相李斯、建军王翦配。汉高祖起沛，今彭城县，太傅张良、相国萧何配。后汉光武帝起南阳，司徒邓禹、将军耿弇配。魏武帝都邺，侍中荀彧、太尉钟繇配。晋武帝都洛阳，司空张华、将军羊祜配。后魏道武皇帝起云中，太尉长孙嵩、尚书崔元伯配。周文帝起冯翊，尚书苏绰、大将军于谨配。隋文帝封隋汉东，仆射高颎、大将军贺若弼配。令郡县长官春秋二时择日粢盛蔬馔时果、配酒脯，洁诚致祭。”[27]据此而知，唐玄宗天宝年间，于京城长安建置两个帝王庙，曰三皇庙五帝庙、曰三皇以前帝王庙。这是历史上于京城建帝王庙，集中祭祀唐代以前帝王的肇始。除此之外，唐代还在先代帝王发迹之处建庙，令地方长官按时致祭。也就是说，自唐玄宗始，祭祀历代帝王实行“双轨制”，享祭的帝王和名臣也大大增多。

　　由上述可知，隋唐之世，对历代帝王和名臣的崇祀制度进一步完善，随机性减少，基本形成定制。特别是盛唐时，开创了在京城修建古代帝王庙的先例。

　　（3）迨至两宋，国都汴梁和杭州都没有帝王庙的建置，对先代帝王及名臣的祭祀，分别在其陵庙所在地举行。所祭的先代帝王和名臣进一步增多，且有主次重轻之分。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诏曰：“历代帝王，或功济生民，或道光史载，垂于祀典，厥惟旧章。兵兴以来，日不暇，有司废职，因循暇旷坠。或庙貌攸设，牲牷罔荐；或陵寝虽存，樵苏靡禁。仄席兴念兹用惕然。其太昊（葬宛丘，在陈州）、女娲（葬赵城县东南，在晋州）、炎帝（葬长沙，在潭州）、黄帝（葬桥山，在坊州）、颛顼（葬临河县，在澶州）、高辛（葬濮阳顿丘城南，在澶州）、唐尧（葬城阳谷林，在郓州）、虞舜（葬九疑上，在永州）、夏禹（葬会稽，在越州）、成汤（葬汾阴，在河中府）、周文王武王（并葬京兆咸阳县）、汉高祖（长陵）、后汉世祖（原陵在河南洛阳县）、唐高祖（献陵在耀州三原县东）、太宗（昭陵在京兆醴泉县北九嵕山），十六帝各给守陵五户，蠲其他役，长吏春秋奉祀。他处有祠庙者，亦如祭享。商中宗太戊（葬大名内黄县东南）、高宗武丁（葬陈州西华县北）、周成王康王（并葬京兆咸阳县）、汉文帝（霸陵在京兆万年县东界）、宣帝（杜陵在京兆万年县东南）、魏太祖（高平陵在相州邺县西南）、晋武帝（峻阳陵在河南洛阳县东南）、后周太祖（成陵在耀州富平县西北）、隋高祖（太陵在凤翔扶风县东南）十帝，各给三户，岁一享。秦始皇（陵在京兆昭应县）、汉景帝（阳陵在京兆咸阳县界）、武帝（茂陵在京兆西平县）、后汉明帝（显节陵在河南洛阳县东南）、章帝（恭陵在河南洛阳县东南）、魏文帝（首阳陵在孟州首阳山）、后魏孝文帝（长陵在耀州富平县东南）、唐元宗（泰陵在同州蒲城县东南）、肃宗（建陵在京兆醴泉县）、宪宗（景陵在同州蒲城县西北）、宣宗（正陵在耀州云阳县西北）、梁太祖（宣陵在河南伊阙县东北）、后唐庄宗（雍陵在河南新安县东）、明宗（徽陵在河南洛阳县东北）、晋高祖（显陵在河南寿安县西北）十五帝，各给二户，三年一祭。周桓王（葬河南渑池县东北）、灵王（葬河南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景王（葬河南洛阳县太仓中）、威烈王（葬河南城阳城中西北隅）、汉元帝（渭陵在京兆咸阳县）、成帝（延陵在京兆咸县阳）、哀宗（义陵在京兆咸阳县）、平帝（康陵在京兆咸阳县）、后汉和帝（慎陵在河南洛阳县东南）、殇帝（康陵在慎陵茔中庚地）、安帝（恭陵在河南洛阳东北）、顺帝（宪陵）、冲帝（怀陵，并在河南洛阳县东西）、质帝（静陵在河南洛阳东南）、献帝（樿陵在怀州修武县故涿鹿城西北）、魏明帝（平陵在河南河清县大石山）、高贵乡公（葬河南洛阳县瀍涧之滨）、陈留王（葬相州邺县西）、晋惠帝（太阳陵河南洛阳县东南）、怀帝、愍帝（并葬晋州平阳县）、西魏文帝（永陵在耀州富平县东南）、东魏孝静帝（葬相州邺县西漳水北）、唐高宗（乾陵在乾州奉天县西北）、中宗（定陵在耀州富平县西北）、睿宗（桥陵在同州蒲城县西北）、德宗（崇陵在耀州云阳县北）、顺宗（丰陵在耀州富平县东北）、穆宗（光陵在同州蒲城县北）、敬宗（庄陵在耀州三原县）、文宗（章陵在耀州富平县西北）、武宗（端陵在耀州三原县东）、懿宗（简陵在耀州富平县西北）、僖宗（靖陵在乾州奉天县东北）、昭宗（和陵在河南缑氏县、梁少帝（葬河南伊阙县）、后唐末帝（葬河南洛阳县东北），三十八帝陵，州县常禁樵采。”[28]

　　显然，宋朝对前代帝王和名臣的崇祀，虽然不在京城建帝王庙集中举行，而是在各代帝王陵寝所在地分散进行，但是，所崇祀的历代帝王和名臣不仅进一步增多，而且区别对待，有主有次，特点分明。

　　（4）元代崇祀先代帝王之典不废，但没有唐、宋隆重。每年春秋仲月命侍臣到平阳祭尧帝庙，到山西河东、山东济南、河南濮州、湖南道州祭舜帝庙，到山西龙门祭禹帝庙。祭时只是烧香致敬，读祝文。汤阴羑里城周文王祠，凤翔府歧山周公庙，亦命有司奉祀，但有牲无乐。值得称道的是，元代还增建了一批古帝王庙，如至元十二年（1275年），立伏羲、女娲、舜、汤等庙于河中解州、洪桐、赵城（俱在陕西境内），十五年（1278年）修会川盘古王祠等。[29]

　　（5）明朝对历代帝王和名臣的崇祀极为重视，超越前代。先是，洪武三年（1370年）遣使访寻先代帝王陵寝，得七十九处。经礼官考查后，认定功德昭著者三十有六，为伏羲（在河南陈县）、神农（在湖广酃县）、黄帝（在陕西中部县）、少昊（在山东曲阜）、颛顼（在北平滑县）、唐尧（在山东东平县）、虞舜（在湖广宁远县）、夏禹（在浙江会稽县）、商汤（在山东荥河县）、中宗（在北平内黄县）、高宗（在河南陈县）、周文王（在陕西咸阳）、武王（在咸阳）、成王（在咸阳）、康王（在咸阳）、汉高祖（在咸阳）、文帝（在陕西咸宁）、景帝（在咸阳）、武帝（在陕西兴平县）、宣帝（在长安）、光武（在河南孟津县）、明帝（在洛阳）、章帝（在洛阳）、后魏文帝（在陕西富平县）、隋高祖（在陕西扶风县）、唐高祖（在陕西三原县）、太宗（在陕西醴泉县）、宪宗（在陕西蒲城县）、宣宗（在陕西泾阳县）、周世宗（在河南郑县）、宋太祖(在河南巩县)、太宗（在巩县）、真宗（在巩县）、仁宗（在巩县）、孝宗（在浙江会稽县）、理宗（在会稽）。然后，遣官往祭。洪武帝亲制祝文，每陵给银二十五两置备祭物。并命奉祀官见有陵寝被盗发者，要掩埋好；毁坏的地方，要修补完整；有庙堂颓圮者，要加以修葺；当地官府要严禁采伐陵木，并每年按时祭以太牢。其后，所祭帝王陵虽有个别调整，但保持着三十五个或三十六个之数。每陵设陵户二人看守，又各立一碑，镌刻祭期和牲帛之数，以便当地官府遵照致祭。六年（1373年），洪武皇帝认为五帝、三王及汉、唐、宋创业之君，都应该于京城立庙祭祀，故在（南京）钦天山之阳修建了历代帝王庙。这是唐玄宗于国都长安建立三皇五帝庙之后，又一次于京城正式建立历代帝王庙。南京历代帝王庙，正殿五室，中一室祀三皇（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东一室祀五帝（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西一室祀夏禹、商汤、周文王；又东一室祀周武王、汉光武、唐太宗；又西一室祀汉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不久，以周文王终服事殷，唐高祖本太宗之力而得天下，遂寝其祀，增祀隋高祖（后罢）。庙中所祀十六位帝王[30]皆塑衮冕坐像，只有伏羲、神农不加冕服，因为那时候还未有衣服。历代帝王庙建成后，规定每年春秋仲月上旬甲日致祭。洪武皇帝曾亲自到庙中祭祀先代帝王。二十一年（1388年），洪武皇帝诏谕以历代名臣从祀。礼官遵旨拟定了三十六人的名单，经洪武皇帝审查并剔除、增补后，遂定风后、力牧、皋陶、夔、龙、伯夷、伯益、伊尹、傅说、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邓禹、冯异、诸葛亮、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郭子仪、李晟、曹彬、潘美、韩世忠、岳飞、张浚、木华黎、博尔忽、博尔术、赤老温、伯颜等三十七人，从祀于历代帝王庙东、西两庑。至此，明初于历代帝王庙祭祀的帝王和从祀的名臣形成定制。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洪武间还在中都凤阳亦建有一座历代帝王庙，又在北平（元大都改名）城金城坊修建一座元世祖庙，专祀元代明君世祖忽必烈。

　　永乐年间，大规模营建北京宫殿城池并迁都时，未及在北京建造帝王庙，对历代帝王庙和名臣多在天坛举行郊祀大典时附祭，南京和中都的历代帝王庙，则遣南京太常寺官行祭礼。至嘉靖九年（1530年），厘正祀典，废除郊祀附祭历代帝王之制，决定在皇城西建立一座帝王庙。初拟就灵济宫（在灵境胡同）改建，只因地狭，改于阜成门内路北保安寺故址新建。十年（1531年）二月春祭，时因建庙工程未竣，嘉靖帝临时在文华殿亲祭历代帝王和名臣。同年九月，庙成。正殿五室，名曰景德崇圣之殿；殿前为景德门，左、右为东、西两庑，殿后有祭器库；景德门外有神库、神厨、宰牲亭、钟楼。外门之前为景德街，两端有坊。新建的北京历代帝王庙中，起初所祀的历代帝王和名臣与南京历代帝王庙相同，即有十六位帝王各三十六位名臣，不同的是庙中殿庑内只设帝王和名臣的神主牌位，而没有塑像。至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采纳礼科给事中陈棐的建议，撤除元世祖和元臣木华黎、博尔忽、赤老温、伯颜之祀。此后在历代帝王庙享祀的只有十五位帝王，三十二位名臣。[31]

　　北京历代帝王庙的建成，使北京城增添了一座重要的皇家庙宇建筑，为明朝统治者创造了崇祀历代帝王和名臣的固定专用场所，将明代崇祀历代帝王和名臣的活动推向高潮，丰富了北京的历史文物特别是祭祀文化，意义重大。

　　（6）有清一代，将封建统治者崇祀历代帝王和名臣的礼制与活动，总其大成，推向顶峰。清室入关，定鼎北京，宫殿城池，沿用明旧。历代帝王庙也成为清室继承前明的一宗历史文化遗产，并在完善崇祀历代帝王和名臣的礼制上，较明代“更上一层楼”。

　　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初一日，“始祀辽太祖、金太祖、世宗、元太祖、明太祖于历代帝王庙，以其臣耶律曷鲁、完颜粘没罕、斡里不、木华黎、伯颜、徐达、刘基从祀。”[32]不仅纠正了明代只让元世祖入帝王庙享祀而冷落辽、金之主及名臣的偏颇，而且也没有忘记刚刚被灭亡的大明国开国之君及主要功臣，从而使入历代帝王庙内享祀的帝王增加到二十一位，从祀的名臣增加到四十一位（包括新增祀的唐臣张巡、许远在内）。[33]十七年（1660年）六月，“礼臣议言庙祀帝王，止及开创，应增守成令辞，并罢宋臣潘美、张浚祀。从之。于是增祀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汉文帝、宋仁宗、明孝宗，而辽、金、元太祖皆罢祀。”[34]此后，帝王庙中享祀帝王增至二十五位，享祀名臣减至三十九位。康熙嗣服，以辽、金、元太祖毕竟有开创之功，故复入庙享祀。康熙六十年（1721年）四月，“诏厘定历代帝王庙崇祀祀典”。[35]翌年十月，康熙帝谕曰：“历代帝王每朝崇祀不过一二主，或庙享其子而不及其父，或配食其臣而不及其君。应将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尽宜入庙崇祀。”又谕：“明愍帝无甚过失，国亡由伊祖所致，愍帝不可与亡国者例论。而万历、泰昌、天启三君，不应入祀。其历代配飨功臣，有治安之世辅佐有功者，应量加增补。”[36]同年十二月，雍正皇帝依遵圣祖谕旨，增祀帝王和名臣神牌，并立碑以纪。此后，增祀夏启、仲康、少康、杼、槐、芒、泄、不降、扃、廑、孔甲、皋、发，商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庚丁、太丁、帝乙、周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宣王、平王、桓王、庄王、僖王、惠王、襄王、顷王、匡王、定王、简王、灵王、景王、悼王、敬王、元王、贞定王、考王、威烈王、安王、烈王、显王、慎靓王、汉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顺帝、冲帝、桓帝、灵帝、昭烈帝，唐高祖、高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辽太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宋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端宗，金太宗、章宗、宣宗，元太宗、定宗、宪宗、成宗、武宗、仁宗、泰定宗、文宗、宁宗、明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愍帝，共一百四十三位。从祀功臣则增广四十位，有黄帝臣仓颉，商臣仲虺，周臣毕公高、吕候、仲山甫，汉臣刘章、魏相、丙吉、耿弇、马援、赵云，唐臣狄仁杰、宋璟、姚崇、李泌、陆贽、裴度，宋臣吕蒙正、李沆、寇准、王曾、范仲淹、富弼、韩琦、文彦博、司马光、李纲、赵鼎、文天祥，金臣呼噜，元臣博果密、托克托，明臣常遇春、李文忠、杨士奇、杨荣、于谦、李贤、刘大夏。[37]这些新增祀的帝王神牌，按照朝代与原祀帝王加以合并，供在一龛。这样，景德崇圣殿中有的五龛增为七龛。每龛供奉的帝王分别是：伏羲、神农、黄帝为一龛。

　　少昊、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一龛。

　　增祀的十三位夏王、二十五位商王，与原祀的夏禹、商汤共四十王，合为一龛。

　　增祀的三十一位周王，与原祀的武王共三十二王，合为一龛。

　　增祀的汉十九帝和唐十四帝，与原祀的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共三十六帝，合为一龛。

　　增祀的辽五帝、宋十三帝和金三帝，与原祀的辽太祖、宋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共二十五帝，合为一龛。

　　增祀的元九帝和明十一帝，与原祀的元太祖、世祖、明太祖共二十三帝，合为一龛。这样，历代帝王庙正殿分设七龛，供奉的历代帝王总计为一百六十四位。另外，增祀的名臣仓颉、毕公高、仲公甫、魏相、耿弇、宋璟、 裴度、李沆、王曾、富弼、间彦博、李纲、文天祥、博果密、常遇春、杨士奇、于谦、刘大夏十八位，与原祀的风后、傅说、召公奭、召穆公虎、张良、曹参、周勃、房玄龄、李靖、许远、李晟、韩世忠十二位，在东庑享祀；原在西庑的夔、伯夷、伊尹、邓禹、诸葛亮、郭子仪、曹彬、宗翰、穆呼哩、徐达也十位移祀于东庑。这样，东庑便有四十位名臣享祀。而西庑原祀力牧、周公旦、太公望、方叔、萧何、陈平、杜如晦、张巡、岳飞九位，增祀的仲虺、吕候、尹吉甫、刘章、丙吉、马援、赵云、狄仁杰、姚崇、李泌、陆贽、赫鲁、吕蒙正、寇准、范仲淹、韩琦、司马光、赵鼎、托可托、李文忠、杨荣、李贤二十二位亦安置在西庑。原在东庑享祀的皋陶、龙、伯益、冯异、耶律曷噜、宗望、巴延、刘基八位移请到西庑。这样，在西庑享祀的历代名臣则有三十九位。东、西两庑共供奉历代名臣七十九位。[38] 雍正七年（1729年）缮葺帝王庙，历四年而工竣，竖碑以记。乾隆元年（1736年），谥明建文皇帝曰恭敏惠皇帝，入帝王庙享祀，位次明太祖之后。二十七年（1762年）重修帝王庙，正殿原覆绿琉璃瓦而改易黄琉璃瓦。二十九年（1764年）工讫，乾隆皇帝亲祭，有御制碑文可证。[39]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谕：“朕因览《四库全书》内《大清通礼》一书所列庙祀历代帝王位号，乃依旧《会典》所定，有所弗惬于心。敬忆皇祖《实录》，有敕议增祀之谕。令查取礼部原议红本，则系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内具题。尔时诸臣不能仰体圣怀，详细讨论，未免历陋就简。我皇祖谕旨，以凡帝王曾在位者，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此外尽应入庙，即一二年者亦应崇祀。煌煌圣训，至大至公。上自羲轩，下至胜国，其间圣作明述之君，守文继体之主，无不馨香妥侑。不特书生臆论无能仰喻高深，即历代以来升禋议礼，未有正大光明若此者也。乃会议疏内声明偏安亡弑不入祀典，而仍入辽、金二朝，不入东西晋、元魏、前后五代，未免意有偏向。视若仰承圣意，而实显与圣谕相背。朕意若谓南北朝偏安不入祀典，则辽、金得国亦未奄有中原，何以一登一黜？适足启后人之訾议。即因东西晋、前后五代有因篡得国，摈而不列，如（曹）操，丕不得为正统之例。殊不知三国时正统在昭烈，故虽以陈寿《三国志》之尊魏抑蜀，而卒不能夺万世之公评。至司马氏篡窃以还，南朝神器数易，如宋武帝崛起丹徒，手移晋祚，自不能掩其篡夺之罪。其他虽祖宗得国不正，而子孙能继绪承体，即为守文中主，亦不可概从阙略。况自汉昭烈以至唐高祖统一区夏，时之相去三百余年，其间英毅之辞，节俭之主，史不绝书，又安可置不论？至于后五代，如朱温以及郭威，或起自寇窃，或身为叛臣，五十余年，更易数姓，中华统绪，不绝如线。然周世宗承藉郭氏余业，凭有疆域，尚不失为令主。此而概不列入，则东西晋、前后五代数百年间创业之主，祀典缺如，何以协千秋仅论？他若元魏雄据河北，地广势强，太武、道武，勤思政理，讲学兴农，亦可为偏安英主。并当量入祀典，以示表章。朕前命馆臣录存杨维祯《正统辨》，谕内，详细宣论以维祯所辨正统在宋而不在辽、金之说为是。所以存春秋纲目之义，见人心天命之悠归。且检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所载明代崇祀古帝王位号，原本列辽、金二朝。今《（大清）通礼》内崇祀辽、金而不入东西晋、前后五代，似此互相入主出奴，伊于何底？是皆议礼诸臣有怀偏见，明使后世臆说之徒谓本朝于历代帝王未免区分南北，意存轩轾，甚失皇祖降谕之本意也。至明之亡国，由于神、熹二宗纪纲隳而法度弛，愍帝嗣统时，国事已不可为，虽十七年身历勤苦，不能补救倾危，卒且身殉社稷，未可与荒*失国者一例而论。是以皇祖睿裁，将神、熹二示撤出，而愍帝则特令庙祀。褒贬予夺，毫厘不爽，实千古大公定论。乃诸臣于定议时转复将汉之桓、灵增入。岂未思炎汉之亡亡于桓、灵，而不亡于献帝乎？从前定议未将东汉全局详审论断，转使昏暗之君叼庙食，所议未为允协。夫自古帝王统绪相传，易代以后，飨祀庙廷，原以报功崇德。至于严篡窃之防，戒守成之主，或予式夺，要必衷于至当，而无所容心于其间，方协彰瘅之义。所有历代帝王庙祀典，著大学士、九鼎更行悉心详议具奏，并著于定议后，交四库馆恭录皇祖谕旨并朕此旨于《通礼》庙飨卷首，以昭殷鉴历朝，垂示万年之至意。”[40]遵照乾隆皇帝的这道谕旨，又将晋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简文帝，（南朝） 宋文帝、孝武帝、明帝，（北朝）齐武帝、（南朝）陈文帝、宣帝，北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五代）唐明宗、周世宗，以及唐宪宗、金哀宗等二十五位帝王，列入历代帝王庙祀典。[41]从而使历代帝王庙内享祀的帝王增加到一百八十八位。其中，中龛供三皇，三位；左一龛供五帝；右一龛供夏、商诸王，四十位；左二龛供周诸王，三十二位；右二龛供汉、晋、南北朝诸帝，四十位；左三龛供唐、五代、宋、辽诸帝，三十八位；右三龛供金、元、明诸帝，三十位。

华夏时间线：上古卷

风云人物：天皇、地皇、人皇

（全文4800余字，且行文比较严肃，请耐心阅读）

盘古开天辟地、化育万物以后，我们的世界是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存在着，从什么时候开始华夏大地上才有了国家？

关于国家的起源，学界一直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国家就是 社会 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产物” 。

简单来说就是，国家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随着 社会 的发展和需要才建立起来的， 但是这种说法跟古老的华夏大地上流传的传说显然是不符的。

在中国人的 历史 传说之中，世界是从盘古开辟开始的，盘古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人”，也是华夏大地上的第一个君主——所谓“三才首君、御世首君”也。

盘古死去以后，由“三皇”继续统治着华夏大地。

近代学者对于“皇”字的解释颇有争议，很多人认为“皇”字在 历史 上从来没有被当做帝王名号使用过，它仅仅是作为一个修饰词与“帝”、“王”等称号连用，也有人认为“皇”字是用在神灵之上的称号。

但事实上，“三皇”的说法由来已久， 《周礼》 中有“ 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 ”的记载，此书相传为周公所作，成书年代至迟是在战国时期，可见“三皇”是华夏民族记忆里很久远的传说，但“三皇”具体代表的是哪“三皇”书中没有提及。

直至秦朝建立之后，廷尉李斯等向秦始皇上尊号，有“ 天皇、地皇、泰皇 ”一语，我们始知道“三皇”是实有所指。此事见载于《史记》，可信度应该是很高的，秦朝去古未远，由此我们可知“天皇、地皇、泰皇”的称号至秦朝时已经流传很久。（司马贞《索隐》认为“泰皇”当指“人皇”）

徐整、皇甫谧等人，当是根据这诸多传说整理出了上古帝王世系，这份“ 华夏上古帝王家谱 ”影响了中国古代读书人近两千年。

但是我们知道，汉文字起源于黄帝之时，《水经注疏》说：“古文出于黄帝之世，仓颉本鸟迹为字，取其孳乳相生”，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说：“迨乎伏羲氏作，始定人道，辨乎臣子，伏而化之，结绳而治。故孔子曰：‘三皇伯世，叶神无文’。”

伏羲、黄帝之世据“三皇”年代荒远，由此可知“三皇”之时必定没有文字，明代陈耀文《天中记》引《真源赋》说：“ 人皇君兄弟九人结绳刻木四万五千六百年 ”。

天地初开之时，人类 社会 的野蛮荒凉可想而知，《帝王世说》曰：“天地开辟有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或冬穴夏巢，或食鸟兽之肉”，所谓“ 不殊于羽族，取类于毛群 ”，与鸟兽为伍， 这种时期不但没有记录“三皇”名号的文字，恐怕也没有“三皇”名号存在的必要。

据记载，天皇、地皇各立一万八千岁，而人皇治四万五千六百年，从时间上来讲，这很明显也不应该是一代人的年龄。《黄帝内经》上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也从没听说一个人能活几万岁的。

由此推之，传说中的天、地、人三皇，应当不是某一位帝王的名号，似乎应该是对时代的称呼。

正如所谓的上古“十纪”论一样，应该是后人追溯上古时期的时空归纳，《金楼子》载：

这种记述与现代地质学年代归纳法很相似，寒武纪、侏罗纪、白垩纪生活在当时的生物并不知道自己生活在哪一纪，只有后来定义的人才知道。

同样的我们试想一下，生活在数百万年前的先民，会给自己生活的上万年周期冠以“九头纪”的名号吗？ 这种年代划分，更像是后人追溯上古时期的一种时间记录方式。

如郑樵《通志》说，以传说中的伏羲氏至无怀氏十五世为天皇，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是后起的说法，并不是传说中“三皇”初相。

在最早的文字记载当中，“三皇”是有形象的，在古籍记载中：

天皇十三头，骧首麟身，身佩九翼。

地皇十二头，女面龙颡马蹄蛇身。

人皇九头，龙身骧首，驾六羽，乘云车出谷口。

这个形象让人实在难解，何为十三头，人怎么会有十三个头呢？但 正因为其难解，才说明其形象的原始性 ，最先记录下这些形象的徐整、皇甫谧等人都解释不了，恰恰说明这是他们有所依据，是从别的地方听来、看来的。

后来的一些学者解释，认为十三头是兄弟十三人，或者说是十三世，这都是附会的结果，并不是初相，真实的传说应该就是“ 天皇十三头，地皇十二头，人皇九头 ”。

《拾遗记》 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拾遗记》是东晋王嘉所录，频斯国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是从文中描述来看，这个大石室是一处古迹无疑，壁画上画着的就是十三头龙身的天皇，由此也可以知道“天皇十三头”才是传说的初相。

而《古微书》所载三皇形象， “骧首麟身” ，很明显是一个龙马的形象。凡此异象，似乎是在暗示我们，“三皇”并不是人类的形象。

《辨证论》说，自天地化育万物以后的时代总称为“三皇”，其次是“ 蛇躯牛首之圣 ”，其次才是“ 衡珠日角之皇 ”。“蛇躯牛首”说的是伏羲、神农氏这个时期，“衡珠日角”说的是秦皇汉武这个时期。

伏羲、神农这个时代，牛首、蛇身形象就让后人十分费解，所以，伏羲、神农在传说中同时具备人和神的属性。而据史料我们可知，“蛇躯牛首”之前是“骧首麟身”， 这个时期传说的“人王”似乎更多的带有神的属性 。

《论衡校释》说：“女娲之前，齿为人者，人皇最先” ，这似乎也在告诉我们，在三皇时期的前两段是不能称为“人”的，直到人皇之时才能称为人。

在盘古的传说中，混沌生阴阳，阴阳分天地，天地阴阳交感，中和为人，所以才有“天地人”三才。天皇、地皇继盘古而生，其称号似乎正是呼应天地， 《董子》曰：“古之造文字者，三画连其中者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

国家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在我们 历史 传说的记忆中，未有人，先有人王，我们的人王是“君权天授”的，从盘古时期一直延续到大清朝，这似乎是一种政治说辞，从情理上实在是说不过去。

所以在传说中的伏羲女娲之前，有没有国家，我们似乎是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证据，贾公彦《周礼正义序》中说的挺有道理：“ 天皇地皇之日，无事安民，降自燧皇，方有臣矣 ”，《全唐文》卷一百六十四有文：“ 拒燧皇谓人皇，在伏羲前，风始，始王天下者 ”（引自《易通卦验》）。

说燧皇始王天下是有一定说服力的，那么燧皇以前漫长的数百万年，应该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氏族部落，那么“三皇”自然也就不是人王了，自然也不能在野蛮蒙昧的时期王天下了。

我们看古籍记载中“三皇”事迹似乎也能佐证这一点。

万英民《三命通会》说，天皇氏淡泊无为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定每年岁首之所在，这里的干支不同于后来的“黄帝命大挠制甲子”。

其十干为：于逢、旃蒙、柔兆、强圉、著雍、屠维、上章、重光、玄黓、昭阳；

十支为：困敦、赤奋若、摄提格、单阏、执徐、大荒落、敦牂、协洽、涒滩、作噩、阉茂、大渊献。

这是最古老的干支纪年法，就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用的那种纪年法。

地皇氏定三辰，分昼夜，以三十天为一个月，以干支来配月；人皇氏裁度九州，“政教君臣所自起，饮食男女所自始”。

三皇事迹，辨别岁月，裁度九州，皆从大处着眼，很明显也是附会的说法。这些说法，最初应该来自于纬书， 《论衡校释》说：“天地开辟，有天皇、地皇、人皇。出自河图，不足征信”。

纬书的起源，最早似乎能追溯到战国时期，到汉代时就已经大盛，纬书所记载的内容驳杂不经，后来被道教三洞大量地吸纳。据载，道教三洞本来称作“三皇”，晋武帝时，南海太守鲍靖好仙道，登嵩高山，入石室清斋，发现了古三皇文。

后来，鲍靖被指伪造《三皇文》，被朝廷诛杀。自此以后，道教经典避讳“三皇”称呼而改称“三洞”。

三皇的传说在道家典籍记载颇多，当然多有神化玄幻的色彩，但是，它的故事大都有传说为基础，并不完全是向壁虚造，它的传说基础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于纬书，而纬书同样不是向壁虚造，它的记载很多来自于远古和民间传说，很多先儒所不屑的传说被它不加辨别的吸纳。

三皇的传说可能就是这样被吸纳进来的， 天皇初相应该就是那个骧首龙身十三头、身佩九翼的怪物 ，当然这个形象也应该也是经过若干年流传变迁的产物，真实的初相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知道了。

在后人追溯华夏起源和帝王世系的时候，把这个十三头的家伙搬了出来，让他成为了继盘古而治的上古帝王。

但三皇源头真身应该是神，传说中颛顼曾经绝通天地，在颛顼以前是人神杂处。孔子曰：“以化合神者称皇，徳合天者称帝，徳合仁义者称王”，《辨证论》说：“天皇氏淡泊自然与极同道”，陆希声《道德经传序》说：“周之末世其几矣老氏以三皇之质以救其乱”。

所谓“自然”“无为”本就是天道，所以，皇道即是天道。《管子》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一者，太极也，混沌也，其非天帝而何？

《周本纪》载：“殷之末孙季纣， 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 其章显闻于天皇上帝 ”，天皇，似乎跟这个有类似的属性。

关于上古三皇的事迹实不可考，但是三皇对华夏民族的影响却很深，对于我们研究 历史 的人来讲，首先需要有一个史观，所以就必须把三皇这段上古传说做一个梳理，主要是要知道它在古人眼中的地位和对 历史 的影响。

汉代孔安国序《尚书》，第一次将三皇与伏羲、神农、黄帝画上了等号，但是这种说法与司马迁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列为五帝一样，是没有什么依据的。

最早的三皇指的应该就是天、地、人三皇 ，不过这种三皇的叫法应该也是后起的 历史 归纳法，《周礼》说“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可见 传说中的三皇其实不只有这一组 。

天、地、人三皇并不是古代象牙塔里的东西，并不是文人和 历史 学者之间的文字 游戏 ，而是古人心中的一种 历史 和文化归属。

邱濬《大学衍义补•卷六二》载：

这是 历史 上皇家祭祀三皇的开始，此时的三皇显然是受到了孔安国等人的影响，跟天、地、人三皇区分了开来，成了所谓的“前三皇”和“后三皇”。

古代皇家庙祀先祖，最早就追溯到“前三皇”，三皇以前的祖先，有陵墓的派人去守陵，因为年代久远荒茫，不立庙祭祀。

研究 历史 ，就要进入到古人的 历史 环境和思想背景之下，在清代以前，古人大都是相信“前三皇”的存在的，不过同样也承认三皇之事年代荒茫不可稽考。直到清末，崔述等人开疑古之端，认为三代以前很多 历史 都是杨墨之徒杜撰，从而直接否认上古史，自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后魏书》中讲了一件事，说后魏献文帝拓跋弘，想将帝位提前让给太子，群臣就建议道：“ 三皇之世，澹泊无为，故称皇，是以汉高祖既称皇帝，尊其父为太上皇，明不统天下 。今皇帝幼冲，万机大政，犹陛下统之，谨上尊号太上皇帝。”

可见，三皇的传说已经深深地印在我们的 历史 文化当中。

最后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在战国甚至更早以前，流传着天、地、人三皇的传说，这个传说的初相应该带着上帝的色彩和神的属性。后人追溯华夏 历史 起源、整理帝王世系时，把这个上古的传说整齐成了上古的帝王，于是就有了“三皇五帝”的说法。

后来的 历史 研究者，知道三皇之时荒昧不可靠，于是就把伏羲、神农、燧人、女娲、黄帝等这些传说中的古帝王和三皇的称号对号入座。于是，华夏的 历史 和可考的帝王世系就从这个新版“三皇五帝”开始了。

盘古化育，三皇继治，上古三皇的资料查找了很久，也思考了很久，可是迟迟不敢下笔。

千百年来，都以古三皇之时荒茫不可考，所以没有人敢去考证这段比传说还久远的传说，我当然也不敢。

但是，鉴于三皇是我国上古传说中帝王世系中重要的一环，而且是历经时间最悠久的一环，想要梳理华夏时间线不得不写一下这一段，所以虽然经过了几天的准备但是下笔时仍然是没什么头绪。

只好写在这里聊以备缺， 抛砖引玉，以待来者 。

文|王玄陵

参考阅读：盘古，一个南方少数民族的传说，是怎样变成华夏民族创世神的

参考文献

天皇地皇人皇分别都是：伏羲（天皇）、神农（地皇）、燧人（人皇）。

伏羲生于陇西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陇城)，古史小说中，说他当过部落首领，立都：凤城，年号：罗奉。

炎帝是中国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尊称，号神农氏，又号魁隗氏、连山氏、列山氏，别号朱襄。

燧人氏，燧明国人，风姓，名允婼；华夏族人，五氏之一。燧人氏钻木取火，成为中国古代人工取火的发明者，教人熟食，结束了远古人类茹毛饮血的历史，开创了中国火文明，被后世奉为“火祖”。

扩展资料：

三皇出自《周礼·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通常言古史者，必言“三皇五帝”。“五帝”尚在“三皇”之后，人们多公认“三皇”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三皇”之名不见于经，组成亦有不同说法，但《尚书大传》以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风俗通引》、《白虎通义》、《古史考》等古籍亦持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