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长河中，土家族人对白虎文化的认识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鄂渝土家族敬白虎，湘西土家族赶白虎。但是在民族认同上，无论是湘西土家族还是鄂渝土家族都承认自己是土家族。学术界因此得出了土家族的祖先是同源异支的结论。

　　土家族对白虎文化不同认识的两种表现

　　白虎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文化符号。中国古代对白虎文化相当重视，白虎所涉及的领域也相当广泛，无论是天文地理、民间习俗，还是族群信仰等都有白虎的身影。比如，人们把白虎同天上的星宿联系在一起，将二十八星宿中的“奎、娄、胃、昂、毕、嘴、参”归结为西方白虎七宿。汉朝时，朝廷建造了一座白虎观，是供诸儒谈论五经之所，东汉的历史学家班固还把诸儒在白虎观议事的观点辑录成了《白虎观通义》流传于世，可见当时对白虎文化的重视。

　　虎文化在古籍中不断出现。《周易》中说：“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从君也。”意思是说，圣人的变革就像老虎一样，雷厉风行，变化多样，具有生气；社会上优秀之人的变革就像豹子一样，比较平静；而平民百姓的变革只是在表面顺从，没有自己的主见。《礼记·曲礼》中有“行，左青龙右白虎”的说法。其中的“行”，就是指行军打仗时的队形。也就是说，行军的队形都要像青龙白虎的阵式。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记载：“‘武王戎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擒纣于牧野。’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其中的“虎贲”，形容周武王的战斗队伍勇猛，像虎一样奔赴战场。后来，人们又把白虎文化与风水联系在一起，如中国古代的堪舆学认为，选择住房或坟墓时，就要选择左青龙、右白虎的地形。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对虎文化的认识也出现了分歧。人们对白虎文化的不同认识，也影响到一些民族对虎的认识。比如，土家族先民对虎的认识就分“赶白虎”和“敬白虎”两大派。一派认为白虎是恶神，对人有害，必须坚决除之。这一派主要分布在大湘西（含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市、常德市和怀化市）的土家族聚居区（下面简称湘西土家族）。另一派认为白虎是家神，是敬奉的对象。这一派主要是分布在鄂西、渝东等地的土家族聚居区（下面简称鄂渝土家族）。“赶白虎”和“敬白虎”长期以来在土家族研究的学术领域也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民族学家根据民间资料作了一些解释，他们把二者归为“坐堂白虎”和“过堂白虎”。如《土家族传统文化小百科》中说，湘西土家族的白虎是“坐堂白虎”，“白虎当堂坐，无灾便有祸”，因此必须得赶。鄂渝土家族的白虎是“过堂白虎”。“过堂白虎是家神”，必须得敬奉。

　　湘西土家族的“赶白虎”

　　古时候，在大湘西的土家族中“赶白虎”特别盛行，这可能是受前面提到的五神中白虎是恶神观点的影响，认为白虎对人有害。人们还把这种认识扩大化，认为白虎无处不在，会给人们带来灾难。比如，小孩在婴儿时期，其父母就要叫梯玛（巫师）在家里“按白虎”（又叫“钉白虎”）。具体做法是：梯玛把白纸剪成虎状，对剪纸白虎念一番咒语后，再用铁钉把剪纸白虎钉在堂屋的中柱上。待小孩子长到12岁后，梯玛把钉在堂屋中柱上的白虎剪纸取下来，拿到野外烧掉或扔掉，这叫“烧白虎”（或者叫“放白虎”）。意思是把白虎烧死或放到野外，再不会来侵扰小孩子了。不过，湘西土家族认为，钉了白虎或烧死了白虎并不能一劳永逸，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还会经常遇到白虎骚扰。日常生活中，小孩子发了高烧，就认为是白虎作祟，要请梯玛来驱赶白虎。除小孩子外，就是大人也会遇到白虎的侵害，比如中暑时口吐白沫，得请梯玛做法事驱赶白虎。

　　湘西土家族中的梯玛法事是最具权威性的宗教仪式，要做好梯玛法事的人家，都要耗费巨资。凡是梯玛法事，最后一堂都得有“赶白虎”，如果不赶白虎，或者说没有把白虎赶出家门，那么这堂梯玛法事就等于没有做，承担做法事的掌坛师梯玛得给东家赔偿经济损失。只有把白虎赶了出去，这堂法事才算做得圆满成功。

　　由于湘西土家族忌恨白虎，他们就把与白虎相关的白色也延伸为一种不吉利的象征。如在过年过节等喜庆日子里，忌戴白帕、穿白色衣裤，还忌讳白色的物品出现。湘西土家族地区有很多土家语地名，都含有对虎忌恨的因子，如“利射胡”意为“死老虎的地方”，“利哈苦”意为“打老虎的山”，“利布苦”意为“杀老虎的山”。

　　鄂渝土家族的“敬白虎”

　　鄂渝土家族先民很早就有了崇敬白虎的文化意识，把白虎当做自己的祖先来崇拜。《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这一带土家族的祖先是廪君，廪君死后，灵魂化成了白虎。从此，这一带的土家族先民就崇敬白虎。

　　鄂渝的土家族先民还把虎作为一种吉祥物。在鄂渝交界的考古发掘中，发掘出了不少虎钮錞于。虎钮錞于是古时在行军打仗时用来敲击、鼓舞士气的一种随军乐器，虎钮錞于的上端铸有老虎，示意老虎为军人助威，军人借助虎钮錞于上的虎气，使军队虎虎生威，保证能打胜仗。平常，在这一地区的土家族的祠堂正中，往往画有一只白虎，用来坐镇避邪，同时也寓意吉祥如意，使人们安居乐业。在日常生活中，小孩子戴虎头帽、穿虎头鞋，目的是有老虎的保护，能使小孩易养成人。现在，这一地区还盛行的跳丧舞，实际上就是表现白虎崇拜的舞蹈。跳丧者身着白色衣服，口里唱着《撒耶尔嗬》，模仿老虎的形态起舞。舞蹈动作粗犷，刚劲有力，显示出虎虎生威的气概。

　　由此可见，土家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在历史长河中，土家族人对白虎文化的认识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一个敬白虎，一个赶白虎。但是在民族认同上，无论是湘西土家族还是鄂渝土家族都承认自己是土家族，重新达到了融合，学术界也因此得出了土家族的祖先是同源异支的结论。这就是土家族形成的路线图。

　　你自己可以不要写那么多，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确实是，贵州和江西的渊源很深，不仅我身边好多贵州人，都说祖籍是在江西迁过来的，而且一些古籍也有记载。

江西婺源傩戏

历史上，江西的人口有很多次大迁徙，一些是由于国家下令迁移的，比如明代的“调北填南”、明中期的“流民进云贵”等，当时，很多军户、民屯，进入贵州，解决江浙、江南一带人多地少的矛盾，现在黔中地区的安顺、贵阳，都还看得到“屯堡文化”，也就类似于屯兵的军户。历史上，还有“江西填湖广”的说法。

再有就是到贵州躲避战乱的，因为贵州地形山地居多，山路曲折险要，很多地方都是大江、悬崖，需要架桥修路的成本太高，易守难攻，战火不太容易蔓延至此，就连当年的侵华日军，都未能全部占领贵州，当时的贵州就属于大后方。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主要是贵州没有太多的地质灾害，比如地震、水灾等，都几乎没有，只要土地开垦出来，还是很有利于农耕文明修生养息的，所以吸引很多人迁徙过来，就是至今，贵州的气候，也算得上是宜居的。

贵州安顺傩戏

在贵州，很多有族谱的人家，有些都记载了从江西过来贵州的年代等，明朝的还是比较多见。而且，很多还是江西的名门望族，都到贵州来了，当时，很多贵州当地的军官，都是江西人。

江西移民主要出自今南昌、丰城、九江、德安、景德镇、乐平、鄱阳、余干、吉安、泰和等市县，也就是明清时期的饶州、南昌、吉安、九江四府，而且赣北多于赣南。

贵州的原著民，主要是以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为主，黔西北则主要是彝族，汉人主要集中在黔中（贵阳、安顺）、黔北（遵义）等地带，随着民族之间的交融互通，从外面迁移来的汉人，逐渐分布在了贵州的各地。

所以，你只要仔细观察，多问几个贵州人，应该都可以追溯到他们几代前，可能就是江西迁过来的，而且很多大户人家，比如姓黄的、姓朱的，很多人祖上，很可能就是江西籍，最近这些年，一些贵州人都爱到江西去“寻根”什么的，也是一个佐证。

来源：悟空问答编辑：灵丘县

这里自古就是中国西南的战略要冲。

独山县位于云贵高原向广西丘陵过渡的地带，喀斯特地貌造就了这里的高山幽谷、溶洞和各色奇峰怪石。这里自古就是布依族、苗族等多民族聚居的地方。

独特地理造就独特地位 独秀峰下演绎文化交融

独山城外有一座山峰。山形并不高峻，却是在一处平坝中独自挺立，因此得名独秀峰。徐霞客在《黔游日记》中曾经如此描述独秀峰：“有山尖起，立于众山之中，是名独山，州之所以得名也。” 在旅行家看来，这座山峰正是独山地名的由来。

这是独山县城的主干道毋敛大道，毋敛正是独山在汉朝时的名字。

东汉人尹珍走出贵州的大山、叩问中原文化，成为一代大儒，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让独山成为四方交会的中心。这里是文化荟萃的地方，也成了政治角力的舞台。

一代名儒一生坚守 影山文化薪火相传

古籍，是古人跨越时空发来的讯息，也是传承文化的方舟。而研究古籍则绕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晚清大儒莫友芝。

《黔诗纪略》，共计三十三卷，收录诗作两千多首，莫友芝想以此证明，中华文脉在贵州同样传承不绝、充满生机。

1865年，莫友芝被聘为金陵书局的总编校。在他的主持下，大量在战乱中散失的古籍被搜集、抢救了回来。1871年，莫友芝病逝在寻找《四库全书》残本的路途中。

这里就是莫友芝年少求学的地方。幼年时的莫友芝曾以南朝诗人谢眺“竹外山犹影”的诗句，给自己的学塾命名为“影山草堂”。斯人已逝，但在他留下足迹的地方，传承不绝的中华文脉依旧生生不息。

深河桥见证 历史 人民战争永载史册

抗日战争时期，独山是屏障四川的重要门户，也是抗日大后方的重要枢纽。随着难民的大量涌入，这里也成为了战时的“小上海”。

1944年12月2日，独山县城被占领，日军在城内烧杀抢掠，大火再次燃起，古城沦为“地狱”。得知日军正往深河桥进军，守桥军队最终决定将深河桥炸毁。

日军的暴行，激起了独山各族儿女的奋力反抗。这种武器当地人称为耍猫叉，当年，布依族群众就是用这种原始的武器和敌人的枪炮对抗。

深河桥战斗之后，日军节节败退，中国人民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北起卢沟桥，南止深河桥”是史学家对中国全面抗战的简短概括，也道出了深河桥一战的伟大意义。

独山花灯精彩纷呈 时代变迁精神长存

随着西南地区与中原的文化交往愈加频繁，花灯传入独山。

和其他地方的花灯艺术形式不同，独山花灯戏不仅有着丰富的唱腔变化，而且还有大量的扇、帕动作和身姿造型，表演时艺人手不离扇、帕，载歌载舞，唱念做打，精彩纷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独山县建立了花灯戏专业演出团队，创作表演了一大批现代题材的花灯戏节目。

2009年3月16日，独山花灯戏演员们登上了维也纳金色大厅，用传统独山花灯戏折服了音乐之都。独山花灯戏历经时代变迁，反复诉说着一个真理，唯有向下深深扎根，才能蓬勃有力地向上生长，这也是独山文化生生不息的源泉所在。

一道 美食 勾起青春记忆 时代发展难忘乡土滋味

四十多年前，欧阳还是独山花灯戏的一位年轻演员，经常随剧团下乡为群众表演花灯戏。农村条件艰苦，但是乡亲们总把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吃的好饭好菜拿出来招待客人们。这是欧阳第一次吃到地道的独山三酸。

在西南山区湿热的气候中，酸成了贵州饮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尤以独山三酸最有特色。三酸就是盐酸、虾酸和臭酸，用料不同，做法相似。

三酸曾是独山人贫乏的餐桌上最重要的菜肴，而今，人们的生活富裕了，三酸更多的是作为调味的配角存在。时代在变，而那份真实质朴的人情味却并未在这片土地上消散。平凡却又不凡，这就是独山的 美食 ，也是独山的真性情。

守护绿水青山 延续文化传承

从空中俯瞰独山，这块绿色区域就是都柳江干流的发源地，这里不光有自然形成的湿地和山林，还有大片的农田。

2013年，贵州都柳江源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正式建立。

绿水青山也正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独山县出产的泥炭藓已经远销海外。

独山县狮山希望小学，是贵州省的第一所希望小学。孩子们正在表演的是独山的传统民歌——莫家大歌。为了保护传统文化，独山县启动了民族文化教育工程，将花灯歌舞、莫家大歌等民族歌舞编入教材，并组建起了这样的传承班。

独山人在保护这片绿意，也在保护珍贵的文化传承，因为他们知道，这就是独山腾飞的翅膀和真正的希望。

两千多年 历史 ，独山一直在交融中调整自己的步伐，在变革中寻找自身的定位。在新的时代，它同样有能力创造新的发展模式。

用影像记录当下，以地方表达中国

昨天的变迁，今天的影像，明天的 历史

杨粲

杨粲，字文卿，小字伯强，系唐僖宗乾符三年（公元876年）入据播州的杨氏鼻祖杨端之十三代孙。粲为杨轼之子，幼年过继给伯父杨轸为嗣。秉性好学，笃信儒家经典，少年即怀大志。宋宁宗嘉泰初年（公元1201年）袭播州安抚使，执掌播事30余年，是播州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中兴人物。

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兵南侵攻占潼关，入据陕西后，四川宣抚使吴曦谋反，叛国投金。次年正月，自立“蜀王”，当了金人的儿皇帝。杨粲以强烈的爱国热忱谴责吴曦投降分裂的行径，决定率师讨伐，播军正欲启行，吴曦已被处死于兴元伪宫。杨粲为支持抗金战争，向朝廷贡战马300匹，黄白金银上万两，“以助国用”，同时建言朝廷乘胜“大举北伐，以雪先耻”。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为继续支持抗金之战，粲“输马三百于蜀帅，蜀帅以闻，上益嘉之”。“南平夷”穆永忠趁国事动荡之秋，大量侵占“公家田”，粲提兵讨伐，“斩永忠，归其田”。播州杨氏家族从北宋起就发生争权夺地的内乱，粲之族弟杨焕居于“下杨”之地，撕毁“摒弃干戈”的协议，“违盟抄掠界上”，百姓蒙难。粲“遣兵诛之”，将杨焕掠夺的土地和租赋尽数归还珍州，并用武力统一了下杨之地，结束了播州长期分裂的混乱局面。后来“南平闽酋伟桂弑父自立”，粲出兵镇压，“败其众于滇池（今四川会理），斩首数千级，辟地七百里，获牛羊铠仗各以千计”。在多次对外战争中，杨粲以“卫道”为旗号，凭借武力行兼并扩张之实，掠夺大量财富和农奴，扩大播州版图，因而后世史家评说，播州传至粲，“封疆始大”。

杨粲治播州以“文武兼资”著称，史籍说他“性孝友、安俭，素治政宽简，民便之”。由于实行比较开明宽松的对内政策，不事苛求勒派，播州社会稳定，生产发展，财富日增。他继承其祖杨选、其父杨轼“结庐养士”、“留意艺文”的传统，崇尚儒术，建学造士，大修先庙，“肇修郡之儒学、琳宫、梵刹、桥道”，众多学者、僧人、道士在播州传播学术和宗教，各得其所。《杨文神道碑》称赞杨粲：“士类羽流，皆称其喜儒而好礼，乐善而种德。”他倡导推行的文治，使播州这南荒之地加速了文明进程。“子孙绳绳善继，尊尚伊洛之学；言行相顾，一如邹鲁之俗”，播州“土俗大变”，出现了“俨然与中土文物同”的大好局面。杨粲是开创“播州盛世”的英伟人物，他在发展文化的同时，大力振武治军，实施耕战政策，组织训练了一支“寓兵于农”的地方武装。对播民实行亦农亦兵，“且耕且战，得富国强兵之策”。这支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劲旅，在数次内外征战中十分骁勇，所攻必克，军威镇慑邻境，大大加强和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他的后世子孙继承发扬了这套行之有效的治军之术，在杨价、杨文治播时，为抗击蒙元，保家卫国，播州雄威军驰骋西南战场，在多次远征作战中独当一面，屡建奇功，被朝廷誉为“国之藩屏”。

晚年，杨粲以儒家道德思想为准绳，总结毕生统治经验，作《家训十条》，并刻石以示子孙。文日：“尽臣节，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从俭约，辨贤，务平恕，公好恶，去奢华，谨刑罚”。这10条家训，被后人评为“有功名教、福贻子孙”的垂世范言。杨粲卒于宋绍定年间，官终武翼大夫。因子孙在抗金战争中报效疆场，宋王朝屡次为杨粲加封赐谥，赠予右武大夫、吉州刺史、左卫大将军、忠州防御使等头衔，并“赐庙忠烈，封威毅侯”。

何腾蛟

何腾蛟(1592一1649)，贵州黎平府人，字云从，亦字祥升，出身"书香"门第。祖父何志清，明嘉靖贡生，曾任四川夔州府开县主簿。父何东凤，明万历贡生，曾任云南楚雄府新州学正。传说腾蛟诞生之时，乡里人"忽见金色双鲤飞入何宅，顷刻消失，人皆以腾蛟为井里神鱼所化生"。传说神异，可见乡里人对腾蛟的敬重。

腾蛟稍长，便随父就读。父训课极严，有一天问书不解，父怒，举石砚击腾蛟的头，并责骂说：“子不受教，击死无悔。”于是腾蛟奋志不懈，考取了秀才，“岁试拔前茅”。但参加省里的乡试落第，在科试中，因文章刺伤时政，被置四等，父闻大怒，母亲廖夫人暗中使人报知，叫他不要回家。腾蛟于是躲在卖书的李静溪先生家含泪攻读。后前往内江投奔堂兄起蛟，想找兄长谋职。起蛟知道他的来意，想刺激他以求进取，便责令守门人不准他进门，送他一本《百中经》和铜钱一贯。腾蛟感到惭愧，便回到家乡，屏迹于郡郭外南泉山天香阁，刻苦攻读，昼夜不懈，磨练自己的志气。

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贵州乡试，由于父亲去世，家境中落贫穷，腾蛟“苦乏资斧”，犹豫很久，幸得书店李静溪先生解囊相助，才启程跋涉赴省会试，考取举人。初任山西榆次县教谕，后历任山西介休、汾阳，河南南阳，陕西大兴等县县令。腾蛟治理南阳，“土寇”作乱，他采用"剿抚"的安民政策，曾亲自单骑往抚降敌，使四境得安，由是知名。

崇帧十一年(公元1638年)，朝廷提拔他任兵部职方主事，晋升员外郎。十二月调山西口北兵备道。崇帧十五年春，奉命出任湖北郧阳兵备道。后“遭母忧”，辞官归里。孝服除后，起任淮徐兵备道。所在任内，皆以“才谞精敏”，廉明、勤政、爱民著称。

崇帧十六年(公元1643年)三月，督部史可法极力推荐，超拜他任右佥都御史，代王聚奎巡抚湖广。左师指左良玉，驻扎湖广的总兵官，手握重兵。当时湖北尽为农民义军所占领，仅存武昌一郡，左良玉大军素无纪律，将兵骄横。人劝腾蛟勿往，腾蛟说："国家养仕设官，原以救倾危之急，当立千万年不朽之功；今日偷生畏死，岂人臣之责乎"遂慷慨赴任。到任之后，他终日尽瘁边事，不问利害。而左良玉亦服腾蛟威望，倾心接纳，得以相安。次年春，遣将惠登相，毛宪文恢复德安府及随州，武昌得以稳定。

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后，采取了残暴的民族压迫政策，一方面拉拢汉族官僚地主，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一方面迫使北京汉族居民迁离北京，并颁布圈地令、剃发令、逃人法，企图用暴力统治中国，因而使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五月，明朝一部分官僚地主在南京拥立福王建立弘光政权，以“复故土以光祖业”相号召，抵抗清军南下。大江南北官兵纷纷响应，各地人民群众，把恢复祖国的河山，拯救人民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政权的身上。但弘光朝廷内部腐化，福王只知享乐，封建统治者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党争，政权极不稳固。同年六月，福王诏书至楚，当时左良玉驻军汉阳府，拥有七八万军队，他的部下有异议，迟迟不肯开读诏书，有意东下干预朝政。腾蛟说：“社稷安危，系此一举。倘不奉诏，吾当以死殉之。”持一剑往良玉住所。当时左良玉的正纪官卢鼎也力陈国家祸福，对左良玉晓以大义，才如礼开读诏书，使政局暂时安定下来。同年八月，福王命加腾蛟兵部右待郎，兼抚湖南。冬十一月，复命腾蛟以原官总督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军务。不久，左良玉又以"清君侧"为名，拟出兵东下，诛讨东阁大学士马士英和兵部尚书阮大钺，发动内战，自相残毁。腾蛟为了顾全抗清大局，竭力劝阻。良玉不听，反而大肆掳掠，大杀城中人民，并胁迫腾蛟同行。舟至汉阳门，腾蛟乘机跃入江水，漂十余里，被渔船救起。远近人民认为腾蛟入水三昼夜不死，必有神灵保佑，由是人民更加信服他。后腾蛟绕道浏阳到达湖南长沙，召集部属，商议抗清战守之策。令堵胤锡为湖北巡抚，傅上瑞为湖南巡抚，章旷为总督监军……调副将黄朝宣、张先壁、刘承胤所带士兵，先后聚集长沙，兵势稍振。而这时左良玉已在九江途中病死，其子左梦庚后来降清。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清军占领南京，福王被俘，弘光政权覆灭。接着江南苏松所属各城镇先后被清军占领。同年四月，唐王朱聿键即位于福州，号隆武。唐王居南阳时，素知腾蛟贤，委以重任，加腾蛟督师的官衔。

这年四月，李自成遇害，农民军残余部分别由郝摇旗、刘体仁、袁宗第及李锦、高一功等领导。共约四五十万人，向荆襄进发。义军纪律严明，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他们骤然失去主帅，认识到大敌当前，应该联合明朝官军，共同抗御清兵。农民军由岳州到湘阴，节节向南移动，距长沙百余里，不与明军争锋，并通知明军，愿归顺何腾蛟统帅，表示希望彼此团结，共御强敌。何腾蛟便派部将万大鹏带领数骑前往郝摇旗营中商量合作条件。摇旗等大喜，便带领5万农民军至长沙。腾蛟开诚抚慰，宴饮尽欢，并犒赏官牛酒。摇旗便召集袁宗第、蔺养成、牛有勇等率义军来归。腾蛟兵力骤增10余万，声威大震。

不久，李锦、高一功拥众数十万逼常德，腾蛟令堵胤锡接纳，安置在荆州。李锦从此一心跟随腾蛟，农民数十万大军悉归腾蛟节制。后又有明将卢鼎、马进忠、王允成等部亦听命于腾蛟。诸军汇集，号称百万。唐王立拜腾蛟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封定兴伯，总督豫、楚、秦、蜀、粤军务，仍督师。并饬令先收复江西，然后收复南部。何腾蛟指挥农民军约10万余人，驻湖南各地，担负起抗御清兵进攻的重任。在湖广北部的李锦、高一功所带领的18营共30多万人，改名忠贞营，归堵胤锡管辖。何腾蛟把这些农民军略加改编，仍由原来的农民军将领统率，分别驻扎湖广荆襄一带，总号十三镇，即人们所称道的荆襄十三家军。他们不久又和川东各地农民军紧密地联系，发展而为夔东十三家军，在抗请战争中牵制了相当数量的清军兵力。

荆襄十三家军与明军联合后，明军的声势突然强大。1646年春天，清政府派兵进攻湖广，何腾蛟领大军由长沙出发，大败清军于岳州，不久在藤溪、湘阴等地打了几次胜仗，使清军一时不能再向南侵入，隆武政权在福州得以从容立国。

何腾蛟镇守长沙三年，军纪严明，兵将不敢违抗。当时瘟疫流行，他"吊死问孤"、"博施劝谕"，百姓暂时得到复苏。而他自己吃粗粮、野菜，穿补缀的衣服。当时军饷不足，他委任章旷创办义饷，增加地租，预征两年军粮，查抄富户财产，开设铸局铸钱，抽盐税等以资助军饷。难能可贵的是在兵荒马乱中修建文场，开科取士，使两湖之地，不废弦歌，政局得以暂时稳定。

1646年8月，隆武帝及皇后在汀州不幸被清军所俘，死于福州。消息传来，腾蛟大为悲痛，厉兵保境如平时。

当隆武帝殉国的消息传到梧州，广西巡抚瞿式耜等立即返回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即位，改年号为永历，拜腾蛟为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当时，王进才守益阳，闻清军渐逼，退出益阳，还守长沙。这时腾蛟处境十分困难。

1647年2月，清兵逼广东，桂王自肇庆逃到梧州，清军迅速攻下梧州，桂王再奔至桂林。这时，只有大学士瞿式耜坚守桂林，顽强抵抗，桂林才得以保全。当时湖湘一带，总督何腾蛟的部将及率领的荆襄十三家军与清军顽强的战斗起到了前卫作用。

这时，怀有野心的武冈总兵官刘承胤挟持桂王由桂林出走到全州，三月到武冈，由瞿式耜留守桂林。当时汉奸孔有德率领清军大举进攻长沙，马进忠、王进才等纷纷溃退。何腾蛟势孤，单骑走衡州。长沙、湘阴俱失，五月腾蛟至永州，不久，退驻白牙市(今湖南安东县)。

八月十三日，清兵破武冈，刘承胤以城降。桂王携带官眷奔靖州，九月返桂林。而城中只有焦琏一军，腾蛟虑势孤，率赵印选、胡一青入城相助。正危急时，南安侯郝摇旗忽拥众万余至，上下震动。摇旗与焦琏部将角斗，恰逢卢鼎亦带兵至。腾蛟从中调解，使桂林得以安定。于是腾蛟派遣焦琏、郝摇旗、卢鼎、赵印选、胡一青各营分别守兴安、灵川、义宁诸州县，兵势稍振。

十一月，清兵逼全州，腾蛟督五将共同御敌，亲自到营溶江口。次年二月，清军由湖南席卷而下，占领全州、兴安。郝摇旗败走桂林，挟桂王走柳州又奔南宁。三月，腾蛟在永宁闻讯，重返桂林。四月初六，腾蛟督焦琏、胡一青等分三门拒守，腾蛟督诸军鏖战，居中指挥。胡一青率将士，挥戟冲锋陷阵，叱咤撼山岳，清军被击退。腾蛟尾随至岩关，身先士卒，大战于兴安的三里桥。清军列阵塘铺营，漫布山谷，以四股侵入，腾蛟命赵印选率五司将士奋勇当先，多有斩获。直至酉刻，胡一青仍率兵继续战斗，至三里桥，诸将踊跃，无不以一当百，清军再退至兴安。初八日，腾蛟督诸将前至凤凰坪距三里许与清军大战于松林。清军伏兵炮声隆隆。腾蛟令四路出击，命赵印选、胡一青率诸标镇往来冲杀，鏖战良久，望之如在奔雷急电之中。标镇周金汤、熊朝佐奉令从凤凰坪左山横击，清军大败，死者山积，鸾桥之水为之不流。十六日，清军退走。

五月十五日，腾蛟指挥三军进攻全州城，自辰至酉，炮伤敌副参顾有能等45人。二十六日夜令赵印选督全营攻北关，焦琏督全营袭南关，蒲镇一营攻西关。次日卯刻胡一青先登城，生擒清巡抚李懋祖，押送桂林斩首。各营相继攻入，悉斩清军精锐。这次战役，八次大战，五次进攻，收复了全州。史称"全州大捷"。六月，江西的清降将金声桓、广州的清降将李成栋先后反正，据地归附，声势复振。在湖南的清军逐渐退去。秋七月，腾蛟进驻全州。八月，桂王自梧州入肇庆。腾蛟再派遣曹志建、卢鼎、焦琏、赵印选等率军攻永州。围三月，大小36战，至十一月，攻占永州。接着不久，连克宝庆、衡州、常德，以前所失的土地，渐次恢复，几乎收复了湖南全境，抗清声势为之大振。这时，广东、四川等地的抗清斗争再起。清军后方的榆园军、吕梁山的起义军和关中农民义军都发动了广泛的攻势，一时间，永历政权控制的区域扩大到了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四川、广东7省，出现了南明时期第一次抗清高潮。

但由于永历政权内部党派纷争，矛盾重重，农民军也受排挤打击，不能团结对敌，这就给清军以喘息的机会。加以南明军中军心涣散，纪律废弛，将帅、士卒怯懦贪鄙，不接受何腾蛟调遣约束，各路军马各行其事，严重地削弱了战斗力，以致在以后的争战中，马进忠烧常德走武冈，王进才放弃宝庆逃走，各郡邑守将闻风溃逃。腾蛟当时驻衡州，十分惊骇，看到千里一空，忧心如焚。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正月，腾蛟檄召马进忠由益阳出兵长沙，并亲往忠贞营，邀李锦入衡州，其时只带随身30名士兵前往。然而李锦已往东开拔，腾蛟即尾随至湘潭。湘潭已是一座空城，李锦弃守离开了。腾蛟便进驻危城之中。是时诸将都去增援江西，金声桓、黄飞鸾又已调往全州。马进忠听到腾蛟轻身独往，随即遣将追护，但已来不及。汉奸孔有德探知腾蛟在湘潭空城的消息，昼夜兼程追至城下，派降将徐勇以轻骑突入湘潭。率众罗拜劝腾蛟投降。徐勇原是左良玉部将，曾追随过腾蛟，腾蛟见其为虎作伥，怒火中烧，骂不绝口，举剑要砍徐勇，徐勇只好退避。十九日晓起，营垒皆空，腾蛟方巾便服坐堂上，流泪痛心地说："五年督师，心血呕尽，而结果落得这样地步，这难道是天意吗"清军从四面八方涌来，簇拥腾蛟而去，将他安置在城外慧德庵中。明将宣威将军杨一营不知腾蛟去处，想寻找救护他，曾7次冒险单骑入危城寻访，终不可得，竞被流矢击中殉难。满洲贵族固山额真佟养和延请腾蛟谈话，劝他归顺清朝。腾蛟膝地而坐，一言不发。清军将他的家属40余口(包括他的继母孙大夫人及正妻徐夫人在内)带来胁迫他投降。腾蛟不动声色地说："老母耄矣，余无足惜，一惟命。"又强迫他投降，他说："我国不幸，大臣被掳，我肩负大明三百年纲常的重任，岂能以一身事奉两主我是个血性男子，百折不回，你们为何还吝惜一剑，不把我杀死"佟养和见他意志坚决，不可动摇，便退出。腾蛟居庵中，正襟危坐，谈笑自若，几次请他不去，几次馈送饮食不吃。有一天，庵中一僧将一钵清水献给他喝，他马上用手挥去说："烦劳大和尚，为我另取一壶江心水，饮了好上路。"僧人立即舀来一钵江心水奉上，腾蛟接过，望南流泪说："这江水自衡山流来，是桂王那里流来的水啊！这水可以洗涤我的肠胃，死了也好瞑目。"腾蛟饮了江水绝食七天没有死。佟养和再派人来劝降，他拒绝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衣带之遗，彼则行之，我则继之，吾志决矣，勿复多言。"佟养和叹息道："真是个硬汉，他的志向是不能改变的了。"又不忍心杀他，便给他一捆丝绳，一面汗巾，由他自裁。当时微雨初过，他从容慢步，一面以袖拂巾，一面吟七律(绝命诗)一首：

天乎人事苦难留，眉锁湘江水不流。

炼石有心嗟一木，凌云无计慰三洲。

河山赤地风悲角，社稷怀人雨溢秋。

尽瘁未能时已逝，年年鹃血染宗周。

此诗表达了他悲亡国的沉痛心情和至死不渝的民族气节，以及对祖国人民和三湘父老兄弟的深切怀念。

何腾蛟遂自缢于流水大埠桥边[时已丑(公元1649年)春正月二十六日]，终年58岁。举家40余口同时被残暴的清军杀害。腾蛟死难噩耗传出后，湖南各郡县的老百姓，莫不流涕哀悼。桂王闻讯，令三军缟素，望祭痛哭，三军皆哭，声闻数里。遂追赠何腾蛟为"中湘王"，谥号文烈，设位于肇庆天马寺，并授其子何文瑞为佥都御史，袭定兴侯。

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清廷表彰已故明臣，谥腾蛟"忠诚"，建祠于黎平城内神鱼井旁，名"何忠诚公祠"。次年腾蛟侄(起蚊子)往湘潭扶榇归里，安葬于黎平西门外之西佛崖。继后，几经修建，命名为"明谥中湘王何腾蛟陵园"，乡人题有联曰："大埠桥边，万古芳名同日月；西佛崖上，一抔黄土壮山河。"表达了乡人对何公的景仰与崇敬。

黎庶昌

黎庶昌(1837—1896)，字莼斋，贵州遵义人，是我国晚清时著名的外交家和散文家。

黎庶昌六岁丧父，家贫多疾，但却刻苦攻读，寒署不懈。十四、五岁时赋诗作文，犁然成诵，在府、县考试屡获第一。二十一岁即成为府学廪贡生。一八六一年，黎庶昌离遵义赴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两试不中。一八六二年，因应诏上万言书论说时事，受到朝廷重视，被赏为知县，派往安庆听候曾国藩调遣。于是，黎庶昌便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同为“曾门四弟子”，踏上了仕途。曾署理江苏吴江、青浦知县。一八七六至一八八○年，黎庶昌以参赞身份先后随郭嵩焘、陈兰彬出使英、法、西班牙等国，开始其一生的外交活动。一八八一至一八八四年和一八八七至一八八九年，黎庶昌两次以道员身份出任中国驻日本国大臣，为促进中日友好往来做出了卓越贡献。离任时，日本送行的人塞巷盈途，饯行至数百里外。西方各国使臣啧啧称赞，说这是使臣返国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黎庶昌在文化方面的贡献，主要是编印了《古逸丛书》。这部书共二十六种计二百卷，系黎庶昌在日本利用外交事务之余，将我国早已散佚而流存日本的唐、宋、元、明珍贵古籍，以高级纸张影印编辑而成。其中包含了唐本《玉篇》零本三卷半、《文馆词林》十三卷半、宋本《史略》六卷、《太平寰宇记补阙》五卷半等。这对我国古汉语、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都是极为有用的。

另外，黎庶昌的著作还有《拙尊园丛稿》六卷、《续古文辞类纂》二十八卷、《入都纪程》二卷、《西洋杂志》八卷、《曾文正公年谱》十二卷、《曾太傅毅勇侯传略》一卷、以及《黎氏家谱》、《全黔国故考》、《牂牁故事》、《使东文牍》、《拙尊园画存录》、《孔诗》、《莼斋笔记》等。

一八九六年八月，黎庶昌因病由川东道任上返遵义。十二月二十日卒。

西南硕儒--郑珍、莫友芝

郑珍、莫友芝是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年间贵州最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文学家和书法家。他俩不仅在学术上造诣很深，而且是同窗挚友。他们多方面的成就，均为士林所重，因而被时人尊崇地称为“郑莫”和“西南硕儒”。

郑珍，字子尹，晚号柴翁，别号子午山孩、五尺道人、且同亭长。一八○六年三月十日出生在遵义西乡天旺里一个仅有几亩薄田的农家。他自幼勤奋好学，记忆之力过人，寓目辄能背诵。为了给他提供较好的学习环境，他的父母在一八一八年放弃了西乡的田产，把家搬到东乡乐安里的垚湾，靠近其外家居住。他的舅父黎恂，曾任浙江桐乡县令，藏书甚多。郑珍常走读于舅父家。他的舅父每次都满满地装了一箱书给他，郑珍从早到晚肘不离案，衣不解带，一天要读若干万言。后又专心致志地攻读宋朝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朱熹的著作，仔细研究程朱理学。如此数年，他在学业上有了十分显著的长进。一八二五年，侍郎程恩泽督办贵州学政，择优选拔他为贡生，并指导他说：“为学不先识字，何以读三代两汉之书。”于是，他又进一步钻研文字的形、声、义的源流和先秦各种制度。当时的学者们都十分注重考据，他继承了这种传统，实事求是地做学问，既不随便标新立异，也不轻易附和苟同。以后，他同遵义府学教授莫与俦一起进行教学工作，从中学得了许多儒家大师的观点和主张。他刻苦研究三十多年，终于在经学方面有了很深的造诣。他在经学和文字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巢经巢经说》一卷、《仪礼私笺》八卷、《轮舆私笺》二卷，《凫氏为钟图说》一卷、《亲属记》一卷、《说文逸字》二卷、《附录》一卷、《说文新附考》六卷、《汉简笺正》八卷、以及《深衣考》、《老子注》、《辑论语三十七家注》、《说文大旨》、《说文谐音》、《转注考》、《释名证读》、《说隶》、等等。

莫友芝(字子偲，自号亭，晚号叟)是独山翁奇兔场上街人，一八一○年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父亲莫与俦(字犹人)，清代嘉庆四年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四川盐源知县和贵州遵义府学教授，著有《二南近说》、《仁本事韵》、《贞定先生遗集》等书。莫友芝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三岁开始识字，七岁诵读诗书。他有感于元晖“竹外山犹影”的诗句，曾用“影山”二字命名其读书的草屋；二十一岁，即考中举人，名冠乡里。

莫友芝精通汉、宋两学，对于苍雅、故训、六经、名物、制度、以及金石、目录，都有一定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即亭经学》、《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古刻钞》、《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声韵考略》、《樗茧谱注》、《黔诗纪略》、《亭诗钞》、《亭遗诗》、《亭遗文》、《影山词》、《资治通鉴索引》、《遵义府志》等。不过，纵观莫友芝一生治学的成就，最突出者则是在书法艺术方面。莫友芝自幼勤奋练字，据传，他用土红当墨，每天都要练写一定数目的字。时间长了，无论楷、隶、篆书，每字均要临上几百次，叠起来点画皆一一吻合，令人掠叹。平时他还喜欢谈碑论帖，对于汉代的篆刻深有研究，曾写了许多跋尾，说明自己的见解和体会。后来，他旅居江南，又到句容山中搜集梁碑，亲自监拓，深恐遗落一字，并撰写《梁石记》一卷，详细加以论释。他所搜集的汉代碑头篆刻有百余通之多，他自己的篆书就是仿照汉代碑头篆刻而成。因此，在当时书法名家中，他自成一体。《清史稿》记载说，他“真行篆书不类唐以后人，世争宝贵”。

一八七一年九月十四日，莫友芝前往江苏扬州及里下河地区寻找文宗、文汇两阁被焚后散失的图书，不幸在兴化县病故。次年，归葬于遵义新舟青田山。

姚华

姚华(1876—1930)，字重光，号茫父，贵州贵阳人，清末民初我国著名的学者、诗人和书画家。一八九七年中举。一九○二年应聘主讲于兴义笔山书院。一九○四年中进士，任工部虞衡司主事。戊戍变法时东渡日本，就读于法政大学。归国后改任邮传部船政司主事兼邮政司科长。随即徒家北京，住宣武门外莲花寺。民国初年，曾任参议院议员、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嗣因军阀混战、政局紊乱，遂隐居破寺中，以出售自己创作的诗词、书画和颖拓为生。

诗词方面，姚华尤其长于填词写曲。现存姚华词二百九十一阙，曲八十六支，代表作是《弗堂词》、《庚午春词》、《猗曲》等。

书画方面，姚华尤其长于画山水花卉和题跋。其画面题款，隶、篆、行、草，选用适中，与画面浑然一体，交相成趣。其所画牡丹佳品——姚黄，艳丽多姿，生意盎然，因而时人便将姚华戏称为“黄牡丹”。而姚华一九一八年所画《浅绛山水图》，至今仍被选入《近百年名画家选集》。

不过，姚华最著名的艺术成就，是在其所独创的颖拓方面。郭沫若曾说：“茫父颖拓实古今来别开生面之奇画也。传拓本之神，写拓本之照，有如水中皓月，镜底名花，玄妙空灵，令人油然而生清新之感!”

一九三○年六月四日，姚华因病逝世于北京。遗著有《弗堂类稿》三十一卷、《莲花庵书画集》、《贵阳姚华茫父颖拓》和《小学答问》、《说文三例表》、《金石系》、《黔语》、《古盲词》等。

李瑞棻

(2003-08-18 22:14:19)

李瑞棻（1833——1907），字苾园，清朝贵州贵筑（今贵阳市）人。著名维新派大臣。幼年丧父，由叔父京兆尹李朝仪教养成人。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与张之洞同年考中进士。人翰林院，擢御史，直言敢谏。先后任过广东、山西、四川和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并一度出任全国会试副总裁。历任云南学政、监察御史、刑部侍郎、仓场总督、礼部尚书等。

任云南学政时，奔波于各府州县，一一亲临按试，所到之处，“躬先节俭，严杜需求”。在省会昆明，有一骄将以重贿为子弟开后门，被当面斥退，令其反省，从而排出了不正之风。

任监察御史期间，李端棻曾就加强海防，整屯武备，简化“大礼”仪制诸问题，向清廷提出过“言人所不敢言”的意见，可见其无私无畏的胸怀。

李端棻思想开明，一向认为人才对国家前途至关重要。他在主持各省乡试时，为国家选拔了一批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举人。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典试广东时，他非常赏视梁启超的才华，将堂妹许配给梁，梁几次进京会试及完婚都住在他家。

李端棻主张变法图强以救中国。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5月，他向光绪皇帝上《推广学校折》，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