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得名，始于西夏平定。公元1227年，元朝灭西夏后，改名“宁夏”，含有平定西夏、稳定西夏、西夏“安宁”之意。

宁夏回族自治区具有悠久的历史。灵武市水洞沟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掘出来的石器、骨器和用火痕迹表明，远在距今3万年前后，宁夏境内就有了人类活动，他们创造了旧石器晚期的“水洞沟文化”。解放后，在宁夏境内陆续发现了较多的“细石器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遗址。这些遗址表明，距今六七千年到三四千年前，宁夏南北的“居民”已由母系氏族社会进人父系氏族社会、开始从事畜牧业和农业生产，并与中原地区有了密切的联系。商、周时期，境内有称为胡（北狄）、羌（西戎），后又称为鬼戎、猃狁（熏育、荤粥）的游牧部落活动。周宣王时，曾在“太原”（今固原一带）调查户口，表明当时不仅已有较多人口，而且有了行政管理体制。春秋战国时期，固原南部属秦，其余地区分别为义渠戎、朐衍戎等部族的聚居地。

公元前221年，秦兼并六国后，建立中央政权，宁夏属北地郡。

西晋末年，匈奴人赫连勃勃于407—431年建立地方政权，自号夏，以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县境）为都城，宁夏属其管辖范围。

唐朝分全国为十道，宁夏属关内道。唐王朝在灵州（今灵武市西南）设大都督府和朔方节度使。安史之乱期间，唐肃宗于756年在灵武登基。

公元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以宁夏为中心，建立大夏国，国号大夏（因其位于宋王朝西面，故史称西夏）。定都兴庆府（今银川市），国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抵大漠”，“方二万余里”，形成了和宋、辽、金政权三足鼎立的局面。

元朝灭西夏后，设宁夏府路，开始迁入回回人。

明朝设宁夏卫，大批回回以“屯戍人户”的身份被安置在灵州、固原一带。

清朝建宁夏府。乾隆年间，银川发生大地震，原址受损严重，乾隆帝拨下巨银用于重建家园，在城郊建新城，称新满城。乾隆以后，“宁夏至平凉千余里，尽悉回庄”，成为全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民国初年设朔方道，1929年改为宁夏省，辖除固原以外的现有市、县及内蒙古自治区的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和磴口县。

1949年9月23日，宁夏解放，仍沿用宁夏省原称，辖区范围与民国时相同。1954年，撤销宁夏省，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和磴口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其余地区并入甘肃省。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辖原属甘肃省的银川专区、吴忠回族自治州、西海固回族自治州及泾源、隆德2县。1969年，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和阿拉善右旗的5个公社并入宁夏。1979年，这些地区又划回内蒙古自治区。

黄振华这个名字，对大多数人而言都是一个分外陌生的名字，不过这倒也真切地符合先生那种不求闻达的处世精神。他一生与语言文字结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风华正茂之时，在人民大学协助吴玉章先生，为汉字改革工作贡献良多；此后二十多年身为“右派”，在吕叔湘先生关心之下依靠多语种的翻译工作为生；七十年代末重新投入正式工作，虽辗转于多个工作单位之间，仍然在中国北方民族古文字如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的解读方面成果倍出；九十年代初从北京图书馆敦煌资料中心退下来以后仍然笔耕不辍，在自己书籍匝地的斗室中完成了一篇又一篇立意新颖、论证充分的文章，尤其是对汉字式文字的溯源和汉藏共同语的构拟见解发人深省。可惜的是，他的羸弱身体不允许他本人把这些思想一一付诸身体力行的实践，他的治学经验也因为没有正式的学生继承而难以为人熟识。

黄先生原就学并毕业于民国时期的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这所后来并入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的学校造就了他极为出色的俄语功底。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新疆博物馆推出的《新疆探察史》、《苏联中亚考古》内容翔实准确，文字洗练畅达，即是先生的盛年佳译；而他随即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二期）上的《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一文，就是在彼时西夏研究汉文资料还相当缺乏的国内对西夏学水平遥遥领先的苏联学者工作的一个总体评价。该文全无时下流行评论文章一味追捧的俗气，大量的篇幅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学者虽有1929年沙俄军官科兹洛夫中国西北边陲黑水城西夏书库发掘的巨额收藏之便利，但因汉学功底欠佳和某些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导致了西夏研究中不容忽视的缺憾和疏漏。这些都是主要倚仗黄先生所立足的深湛俄语功底，可称得上是新时期中国西夏研究对国外先进成果的夺胎换骨第一文，同时，这篇文章也体现出黄振华先生一以贯之的学术风格——严于律己也严于待人，字里行间的文字火药味随处可见，即便是同当时还颇有痕迹的大小字报作文风格相比也难分轩轾，只是黄文并不针砭个人而完全针对学术建设，并且对他人错漏“一抓一个准儿”的特点使内行的对手看了只有心折的份儿。在他的文章《西夏语同义词词源研究刍议》、《西夏语同义词词源研究再议》（分别见《民族语文》2002年第五期、2003年第五期）中，老先生对自己参与的《〈文海〉研究》一书中的失误深表忏悔，并毫不留情地指出自己当时急于送交出版社“实际上是整理稿已五易寒暑，正值需要研究成果以资提升职称”之时；现在我们自然理解这种现实的际遇和需要，因而也就更为钦佩先生这种无情解剖自己行为中的心态。

这位老先生，实在也称得上是个学习语言的天才。俄语自不必说，他对英、法、德、日等常用外国语运用也很娴熟；除此之外，他还校译过罗马尼亚某政要在中国发行的罗语文集汉译本。值得一提的是，先生还精通不少稀奇古怪的古代语言和文字：像在中世纪曾享国一个世纪有余、并与当时地处中原的宋王朝对峙过的辽、夏、金政权都创制过自己的官方文字，此即今已湮没不传的契丹文、西夏文和女真文，这是黄先生用力的重点，他对这几种文字的认识自是非同一般的深刻；而另外几种曾经流行于中亚地区和中国西陲的古文字——记录东伊朗语的粟特文、于阗文和记录印度西北方言的佉卢文，他也有过相当深入的研究，八十年代出版的几种综述中国民族古文字的《图录》和相关期刊、论文集中这方面的文章如《粟特文及其文献》、《于阗文贤劫经千佛名号考证》、《鄯善佉卢文书所见王号考》零零星星，却都显出黄先生在这方面的筚路蓝缕之功。据说当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时，别人不认识的古怪语文都找他辨认，他也总是不会令人失望；遥想此情，面对斯人，“活字典”一词忽然显得格外栩栩如生。时至今日，佉卢文在中国据说也只有少之又少的学者认识，而粟特文这种曾经流行于盛唐时期长安城胡商之间的“国际性语文”在黄先生身后几乎又成了一片空白，无人可识呵！

在当代的国内，一个外语（含民族语）研究者最怵的，恐怕就是对自己母语文字的深刻认识和精湛掌握。黄先生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例外，这尤其有助于他释读与汉字关系密切的中国北方民族古文字。譬如对西夏人自编的《广韵》式字书《文海》的校勘和在此基础上对西夏语音的构拟，他就是完全采用了清代陈澧《切韵考》中系联《广韵》反切上下字总结出中古汉语声纽、韵部、调类的传统方法对西夏文字进行类似的分析处理，这种方法西夏研究前贤从未尝试过，但却又同西夏人袭用汉字小学研究成果的实际轨迹丝丝入扣；这是黄先生熟谙传统国学经典的生动表现。而先生在二十一世纪初连续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汉字的传播及其借用模式》、《纳西哥巴文字源流考》、《古体彝文字源考》）集中论述了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乃至纳西哥巴文、彝文、韩文、日文等汉字式文字的共同点之根本就在于对汉语俗字的大量借用，这体现出他对汉语俗文字文献的熟悉也非常人所及。想象我们自己对其中某一方面的掌握还欠深入，而黄先生却在多方面齐头并进且都不嫌肤浅，我们不得不钦服于他几十年如一日同书斋为伴的执著和切实！

我去过老先生家两次，一踏进门的唯一印象似乎就是四面八方顶天立地的书架和其间满满当当的书。与一般人的收藏多以中文古籍或国内出版物为特色迥异，这里的藏书以外文资料为主，其中覆盖相对常见的俄、英、法、德、日、希腊、拉丁、希伯来、阿拉伯语，也有多数人并不熟悉的粟特语、于阗语、萨莫耶德语（与芬兰语、匈牙利语相近的语言）资料，许多国内根本无法觅见的外语资料，在这里却可以信手而得。所以，据说季羡林先生深为器重的当代俩学人“南徐北黄”，其中之一就是这位老黄先生（另一位是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的徐文堪先生，以东方印欧语如伊朗语、吐火罗语的研究为特长）；而我们都知道，季先生的专业是研治语系归属为所谓印欧语系的梵语、吐火罗语等，而他的这种惺惺相惜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与黄、徐二位都深得印欧语这一语言研究重镇的三昧不无关系吧。

语言学在近现代的巨大飞跃，正是仰仗十九世纪欧洲学者对日耳曼语、罗曼语、波罗的—斯拉夫语以及处于东方的印度—伊朗语的形态比较而归纳、总结出系统、严整的印欧语系理论并由此奠定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学科这一点。虽然从《马氏文通》开始这一套方法论就由我国的语言学先贤源源不断地引进，但是真正切实掌握几种印欧语并及时汲取这套完整理论不断完善成分的艰苦行为，在语言氛围完全不同的中国，时至今日却难以发现，比如我们就很少了解分布位置偏东的阿尔巴尼亚语和亚美尼亚语在二十世纪中叶被西方研究者最终划归印欧语系的细节，而阿尔巴尼亚语同巴尔干诸语言的混同、亚美尼亚语长期受伊朗语的浸润，其间的演化模式其实极可比拟于发生在东亚土地上藏缅语和南岛语的相互融合以及汉语对南方壮侗—苗瑶语言的质变影响。当我们在慨叹域外的成功经验常常难以及时有效地促进国内相应研究领域的突破之时，老黄先生通过自我钻研而在印欧语言学这种“枢纽性绝学”方面的深入就尤其令人瞩目——他的努力最终仍未能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则是孤掌难鸣的结果呵！

先生不轻易见客——我也是有幸通过他的一个挚友从中说合才得允进门的，然而他对待后学却颇为热情。在得知我有心研习闪米特语言时，他就赠送我一本国内难觅的便携式希伯来文—英文对照旧约全书；而在给我讲一些问题需要例证时，他不顾自己严重的心脏病，还常常爬上爬下找寻书稿指点我阅读，我于心不忍却又无法阻止，只好看着他一顿忙活后抓起氧气袋猛吸一气。我同先生虽然就只有两次会面，但那两个热情似火、放言恣肆的下午，却令我久久回味不止。记得其时先生谈得最多的，是汉藏语言语源学的突破问题。把握一种语言内具体语汇的来龙去脉，实质上就是在为语言系属的建立和完善奠基，由此才有可能催生出更为一般的学科方法论，前述印欧语系的建立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轨迹正是如此。今天汉藏语系假说在求证道路上进展的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我们又何不安安心心冷静下来、实实在在地研究印欧语系完善的历程呢？黄先生因有多种印欧语研习的切身体验，因而在这方面已有了一些独到的想法。他就认为，散见于卷帙浩繁的汉文古籍中对一个语义要素的多重文字表述，实际上正反映了在不表音的汉字外壳之下隐藏的现今多种民族语言的古代形态，汉字的“书同文”功能远非秦始皇钦定的那么晚近和自觉；而后来辽、夏、金三朝仿汉官方文字的出现，实际上也只是基于政治原因和民族意识的一种暂时性刻意凸显——与党项语言密切吻合的西夏文字在夏亡后仍继续使用于河西走廊直至明代中期这一事实，正从反面表明汉字所具有的这种超语言功能。先生对汉藏共同语的研究，就是得益于这样一把“逢锁必开”的钥匙，他在纳西哥巴文、古彝文等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了个头；只可惜，天不假人呵！就像我们的另一位“国宝级人物”——终身矢志译介希腊文献的罗念生先生那样，“希望老天再给半年时间，用诗体译完《伊利亚特》”——然而，由于住所供暖的提前中断诱发急性肺炎，刚刚挣脱癌症魔爪的罗先生只能带着三分之二事业未竟的遗憾，在1990年怅然离开人世——这种遗憾实际上也就不是他个人的，而成为我们整个民族的了。

黄先生对语言的恢宏研习，也并非仅仅停留在个别语言的孤立攻克之上。早在他供职于人民大学语言研究所之时，就编写出《比较文字学讲义》、《西方语言结构介绍》等油印本教授学生。而先生的壮年译作《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科学出版社，1960年）译笔流畅、行文简净，体现出译者对原著理论的深入了解和对原文语言的熟练掌握，既得到了吕叔湘先生的高度赞扬，也成为很多人进入语言学殿堂必经的门槛；清华大学中文系已将此书列入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中并准备再版，然而老黄先生已不能——似乎也无须——对其再作校定并看到它的重新问世了！

去年冬去拜谒先生时，先生就指点我在处理具体语汇比对时，一要注意所用语词时代可比性与民族文化交融历史一致性的相互吻合，二要牢记历史语音演变时“宁求由繁至简”的不二法门。先生平生所至诚服膺的，似乎只有法国汉学大师伯希和，他曾亲口对我说：“十个黄振华捆在一起也打不过一个伯希和。”——这话不由得令人想起“反右”时有人提出全国人民一人一条史料从而超越陈寅恪先生对中国史籍非凡熟谙程度的“逸闻”来。依我的粗浅体会，伯大师师从法国汉学大家沙畹，通晓多种东西方语言，长于精微考证中准确的感悟，这种悟性——既不拘泥于琐碎材料的完全准确，也与东方哲学精神内核相通——正是建立在大师本人浩博厚实的中西学基础之上、而在大师身后却是吉光难再的了，放眼国内，境况尤艰——或许，这也是老黄先生难得共鸣的真正原因吧。

黄先生在汉藏语研究方面最大的贡献，是在至今普遍成就极为薄弱的语源学领域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方法并对其作了初步的展开应用，他的不少未刊手稿中深刻体现了这一目前尚不为更多人知晓的思想。当时我还接受了一项任务，就是整理先生关于西夏文字结构剖析的一份手稿，这份稿件是用写过的字纸装订起来的，上面用粗粗的毛笔痕迹誊抄了六千多个西夏字，字里行间则是其他细痕笔迹的逐字解剖演示和相应的注释，其篇章的简陋掩饰不住内容的一目了然和发人深省。今日想来，此举既含谶语，又甚有“托孤”之意，我是后学，才智鲜及，唯当尽心竭力，既不辜负老先生拳拳嘱托，亦勿使此思此想从此湮没而真的沉寂下去。

2003年7月20日初稿

2003年11月24日改订

附录：黄振华先生主要论著简目

1．《评王静如先生的西夏学近著》；载《考古》1974年第6期。

2．《评苏联近30年的西夏学研究》；载《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

3．《女真文国信牌的发现》（合作）；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

4．《契丹文“山”、“山’”考——契丹文字结构新探》；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注：此处第二个“山”字右上角的单引号表明这是一个类似的契丹字，非笔误）

5．《于阗文及其研究》；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3期。

6．《粟特文及其文献》；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

7．《于阗文》；载《中国民族古文字》，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2年。

8．《女真文》（合作）；载《中国民族古文字》，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2年。

9．《明代女真文奴儿干永宁寺碑新释》；载《中国地方史志》1983年第2期。

10．《女真字奥屯良弼诗刻石初释》（合作）；载《民族语文》1983年第2期。

11．《〈文海〉研究》（合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12．《西夏文字典〈文海〉、〈文海杂类〉及其研究——兼谈从西夏文文献看西夏社会概况》；载《中亚学刊》第一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13．《苏联的乌孙考古》（合作）；载《乌孙史料汇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14．《西夏文卖地文书考释》；载白滨[主编]《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

15．《论西夏语音系统的构拟》；载白滨[主编]《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

16．《日本的西域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载《考古学参考资料》1984年第3、4期合刊。

17．《契丹文〈郎君行记〉新释》；载《宋辽金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8．《契丹文天干名称考》；载《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4期。

19．《苏联的敦煌学研究》；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通讯》1985年第4期。

20．《法国敦煌学研究述略》；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通讯》1985年第5期。

21．《吐蕃文化对西夏文化的影响》；载《藏族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

22．《西夏文字典“音同”的版本和校勘》（合作）；载《民族古籍》1986年第1期。

23．《契丹文地支名称考》；载《民族古籍》1986年第2期。

24．《黑诚新出西夏文音同初探》；载《文物》1987年第7期。

25．《黑水城出土西夏本类林考辨》；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

26．《番汉合时掌中珠》（合作整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

27．《明代重刊汉藏合璧西夏译经题记》；载《藏学研究文选》，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

28．《西夏本类林译文试释》；载《固原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

29．《宁夏新出带梵字密宗器物》；载《文物》1990年第2期。

30．《西夏语词》部分；载黄布凡[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31．《明代〈河西译语〉试释》；载《固原师专学报》1991年第4期。

32．《西夏文孙子兵法三家注管窥》；载李范文[主编]《西夏文史论丛（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33．《西夏文音同序跋考释》（合作）；载李范文[主编]《西夏文史论丛（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34．《西夏文天盛律令进律表考释》（合作）；载李范文[主编]《西夏文史论丛（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35．《类林研究》（合作）；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

36．《鄯善佉卢文书所见王号考》；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2期。

37．《西夏语词汇》部分；载《藏缅语语音和词汇》，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

38．《于阗文贤劫经千佛名号考证》；载《中国民族古文字》，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93年。

39．《契丹文字新释》；载《文史》第卅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40．《佉卢文贵霜王号研究》；载《西域考察与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

41．《清抄明代〈河西译语〉再释》；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四辑（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96年）。

42．《白狼王远夷乐德歌新解》；载《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43．《岁阴岁阳名义考》（合作）；载《燕京学报》1999年新第6期。

44．《汉字的传播及其借用模式》；载赵丽明、黄国营[主编]《汉字的应用与传播》，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年。

45．《纳西族哥巴文字源流考》；载《燕京学报》2000年新第9期。

46．《西夏语同义词词源研究刍议》；载《民族语文》2002年第5期。

47．《古体彝文字源考》；载《文津学志》2003年第1期。

48．《西夏语同义词词源研究再议》；载《民族语文》2003年第5期。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我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等，无论提到哪一件中国的传统文化古籍都是让人羡慕无比的瑰宝。

当阿里达摩院利用数字化技术，在四川大学的文史专家们的牵线搭桥下。终于在汉典重光平台上回归了首批数字化的古籍，包含40余种宋元刻本、写本，共有20万页。让我们不禁看到了新的希望。

我国古籍流失最严重是主要原因是战乱。当时许多所谓的外国科考队趁着混乱的局势，肆无忌惮的盗挖、偷运、走私、贸易。导致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众多古籍珍本纷纷流落海外。更有甚者连流落何方都无从得知。让国人为此感到心痛不已。

而在全球许多博物馆内都可以看见这些中国古籍的身影。让我国著名学者郑振铎曾经发出无奈的感慨：“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国家政府对这些流失海外的古籍也极其高度重视，但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我国想要全部追回这些古籍原件的难度非常大。有很多时候也是凭着爱国人士的一腔热忱通过拍卖、捐赠等方式让古籍回家。

这些古籍都是我们五千年文明的历史见证，是我国发展的历史载体。对我们国家的历史发展研究提供了更详尽清楚的路径。为了避免这些古籍再次流失遭受毁坏。我国许多地方都成立了专门的古籍保护研究院，除了运用传统的修补技艺来修补受损的古籍外。还通过数字化这种科学技术让这些珍贵的古籍得到长久的保存。每一本能传承至今的古籍都是无数前人耗费心血或牺牲生命保留下来的，而我们必须更好的将这些传承给后世子孙们。

古籍的版本类型 自从图书产生以来，特别是自从版印图籍产生以来，从内容、性质、形式等方面派生出许多版本类型和版本称谓。主要有：稿本、写本、抄本、刻本、活字印本、官刻本、坊刻本、私宅刻本、家刻本、自刻本、监刻本、经厂本、内府刻本、藩府刻本、殿本、局本、聚珍本、套印本、百衲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初刻本、重刻本、翻刻本、影刻本、重修本、递修本、朱蓝印本、四库底本、毛抄本。 稿本 古书版本著录中运用稿本概念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指手稿本，二是指清稿本，三是指修改稿本。手稿本指的是由作者自己亲笔书写的自己的作品，判断这个极不容易，没有绝对把握，不敢运用手稿本的概念。清稿本指的是誊清的书本。誊清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作者自己誊清，这在实际上应该归入手稿本；另一种是由别人誊清，实际上这已不具备稿本性质。故对清稿本概念的运用要特别慎重，不能以今度古，把现代人关于稿子的概念硬加在古稿本的头上去。修改稿本指的是在誊清的本子上又由作者亲笔加以修改。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自己誊清后自己又作修订，这在实际上又应归于手稿本；一种是别人誊清后作者亲笔加以修订，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用修改稿本的概念。这三种概念在通常的古书著录中都见有人运用，但在实践上并不十分确切，且容易造成混乱。国家图书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只用“稿本”一个概念，将作者亲笔书写、誊清、修改的情况，通通包容在“稿本”概念里边。而对由别人誊清的书本，则以“写本”或“抄本”称之；别人誊清作者自己亲笔修改的书本，则仍以“写本”或“抄本”称之，紧接着于其后注明某某校改。 写本 写本是相对于稿本、抄本和印本的名称。在古书版本著录中，凡运用写本概念，大约也有三种情况。一是时代早。唐以前，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无所谓刻本印本，故统称为写本。人唐以后，刻本书渐行，至宋而盛。然唐宋所处的时代仍是较早，故唐宋时期手写传抄的书籍，仍称为写本。元以后传抄的书籍，便以抄本名之了。二是地位高。无论时代早晚，印本书是否盛行，一书的传抄凡出自名流学者之手，往往也要以写本名之，而不称其为抄本。三是涉及宗教。凡是抄写佛经、道经，抄写者常是为了还愿或做功德，有对宗教的崇信和虔诚包容在里边，故只称其为写经，而绝不称为抄经。至于早期写经生抄写的经卷，虽不是为了自己还愿做功德，而是为了佛门的善男信女们买去还愿，但由于其抄写时代早，也只能以写本名之。至于自己著作，自己抄写流传，那就不论其时代早晚，地位高低，便一律以稿本名之了。 抄本 在古书版本著录中，抄本的称谓经常应用，经常出现。除了写本、稿本之外，凡依据某种底本而再行传写者，均可以抄本名之。 刻本 刻本，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及《经典释文》。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兴，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在发展过程中，因时代不同，又有宋、辽、西夏、金、蒙古、元、明、清刻本的不同称谓；因地域不同，又有浙刻本、蜀刻本、闽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细分，又有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崇化本、平水本、眉山本等不同称谓；因出资和主刻性质不同，又有官刻本、私刻本、家刻本、自刻本、坊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区分，又有内府本、监本、府州军本、仓台本、计台本、殿司郎局本、公使库本、郡斋郡庠本、兴文署本、广成局本、行中书省本、各路儒学本、书院本、司礼监本、经厂本、藩府本、布政司本、廉访司本、殿本、局本等不同称谓；因刻版形态不同，又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技术不同，又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早晚不同，又有初刻本、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总之，什么时代、什么地区、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刻的书本，就可题为某某时代、某某地区、某某单位、某某部门刻本。 活字印本 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均称活字印本。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南宋的周必大，蒙古太宗十三年至海迷失后三年(1241-1250)时期的姚枢，清道光十二年(1832)的李瑶、二十四年(1844)的翟金生，都曾依据毕昇泥活字印书的原理，自制泥活字，实践并光大了泥活字印书的创举。元大德年间(1297-1307)，农学家王祯又制成了木活字，并印刷《旌德县志》。此后，木活字发展较快，非但有汉文木活字，还有西夏文、回鹘文木活字。进入明、清，木活字书普遍流行，江南各省的祠堂常用木活字排印宗谱。还出现了串乡走镇专为人排印家谱的谱匠。明崇祯十一年(1638)以后，北京朝廷发行的“邸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清代无论官署、私宅、坊肆，木活字印书更为普遍。规模最大的是乾隆时期用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凡134种。金属活字包括铜、锡、铅活字，其中以铜活字印书较多。明朝弘治、正德时期无锡华、安两家的铜活字印书最有名，清雍正年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是规模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著录活字印本，就要根据不同材料的活字，采取不同的著录称谓，如泥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铜活字印本等。 官刻本 官刻本是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版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县、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但在著录实践中，历来不采用“官刻本”这种称谓，而是将其分解，具体著录。国子监刻的书就称为国子监本，公使库刻的书就称为公使库刻本，经厂刻的书就称为经厂刻本，武英殿刻的书就称为武英殿刻本等。 坊刻本 坊刻本指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坊刻印的书本。书商编刻图书并经营书业的书坊，唐代已经出现，至两宋而兴盛。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都开有很多书坊、书斋、书轩、书林、书堂、书肆、书棚、经籍铺、纸马铺等。四川、两湖、江、浙、皖、赣、闽，尤其是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等，也都有很多书坊。元代四川书坊衰落，山西平阳(今临汾)书坊兴起，福建书坊继续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印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但在版本著录的实践上，一般不使用坊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唐刻《陀罗尼经咒》，便著录为“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本”，《十七史》便著录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本”等。 私宅刻本 私宅刻本指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私宅家塾刻书的性质，与书坊刻书不尽相同。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主要目的，私宅、家塾刻书多出于对圣贤、先辈、师友的崇尚，要推广某种思想和学说。明、清私宅刻书，有时也为了传布某些罕见的版本。但在版本著录实践上，一般并不使用私宅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宋黄善夫家塾之敬室所刻的《史记》，便著录为“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宋蔡梦弼东塾刻印的《史记》，便著录为“宋蔡梦弼东塾刻本”；宋蔡琪家塾之敬室刻印的《汉书集注》，便著录为“宋蔡琪家塾刻本”；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印的《韩柳集》，便著录为“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元代天历间褒贤世家家塾刻印的《范文正公集》，便著录为“元天历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 家刻本 家刻本指历代自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己家人著作的书本。家刻本与私刻本性质不同。家刻本的实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资委托书坊，按自家满意的版式行款刻印；一种是自备木板，召雇刻印良工上门，让他们按自家的意愿设计行款版式刻印。这两种方式雕刻的书版都归自家所有，自家收藏。故古书雕版处与藏版处不全都一致。家刻本多为家族中晚辈实施，故校勘刻印一般都比较好。 自刻本 自刻本指历代由作者自己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撰的书本。从出资的角度看，与家刻本性质近似；从所刻书的作者看，则与家刻本绝然不同。家刻本的作者范围限在本家族中，自刻本的作者仅指作者自己。自刻本始自五代和凝。《旧五代史·和凝传》说他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五代以后，历代都有自刻本行世。自刻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者自己委托书坊或召雇雕印工匠，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版式行款，施刀镌印；一种是不但自己出资，还要自己写样上板，然后委托书坊或召雇工匠刻印。所以自刻本一般都校勘精审，刻印精良，若是作者自己手写上版，就更为珍贵。清代郑板桥号称诗、书、画三绝，他自己写样上版雕印的自著《板桥集》，堪称艺术珍品。 监刻本 监刻本亦简称监本，指历代国子监刻印的书本。国子监，亦称国子学，简称“国学”，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后唐朝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九经》全部刻完，前后历时21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国子监祭酒尹拙奏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经典释文》，刻板印行。宋代国子监的刻书规模和刻印范围，都比五代时要大得多。景德二年(1005)，距建国仅40余年，经、传、正义皆经过校勘，刻板印行。所集书籍版片10万余块。到北宋末年，正史亦由国子监全部校刻行世。南宋国子监所刻的书并非都是本监所雕，很多是本监校勘后下各地镂版。如《七经正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诸书，都是由杭州镂版进呈。宋代国子监除主刻正经、正史外，还以医方一字差误，其害匪轻，故重要医籍也由国子监分官详校，镂版颁行。如《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宋代国子监都曾校刻行世。元代的中央刻书机构是兴文署和广成局，属秘书监，不属国子监，故无监本之称。明代南京、北京都设有国子监，刻书数量甚多。清代纂修校刻书籍多数在武英殿。清代国子监仅刻过极少的书。对于历代国子监所刻的书，均可著录为各时代的国子监刻本。 经厂本 经厂本专指明代经厂所刻印的书本。经厂是司礼监所属的机构，专管经书印版及印成书籍、佛经、道藏、蕃经等。经厂设掌司4员或六七员。经厂规模随着司礼监的权限及规模的扩大而扩大。洪武时内府有刊字匠150名，每二年一班；裱褙匠312名，印刷匠58名，一年一班。嘉靖十年(1531)，调整精简过内府匠役，实留12255名，著为定额。其中司礼监占有1583名。而专事书籍刻印者为：笺纸匠62名，裱褙匠293名，摺配匠189名，裁历匠80名，刷印匠134名，笔匠48名，黑墨匠77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总为1274名。据极不完全统计，明代司礼监经厂前后刻印的经、史、子书、祖训、圣训，以及《四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等内书堂课本，达168种。经厂本特点是开本大，印纸精，行格疏，字体大，粗黑口，铺陈考究。但由于出自内宦之手，校勘不精，故不为学人所珍重。 内府刻本 内府刻本这个称谓很不科学，很不确切。但历代相沿，版本著录和行文中又常出现这个提法。唐代有内府之役，它是指划归五府三卫和东宫三府三卫管辖的折冲府，下设若干监，分管内廷庶务。所谓内府刻本，并不专指由内务府各监所刻的书本。实际上，历来在运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时，其概念都是指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内廷各部门所刻的书本。或者说是指官刻本中，属中央国家机关所刻的那一部分书。所以在使用这个称谓时要特别谨慎，凡能考出具体刻书单位者，均应具体著录，不能轻易使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 藩府刻本 藩府刻本指明代各藩王府所刻印的书本。明代270余年中，皇诸子受封为王的先后共有62人。受封并且建藩者，共50人。其中有的因获罪夺爵，有的无子封除，只有28个王府与明朝相始终。它们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等诸布政行省。 殿本 殿本专指清代武英殿所刻印的书本。武英殿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迤北。据《宸垣识略》记载，武英殿崇阶九级，环绕御河，跨石桥三，前为门三。内殿宇二重，前贮书版。北为浴德堂，即修书处。 局本 局本指清代各省官书局所刻印的书本。清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后，以曾国藩创立的江南书局为起端，先后有淮南书局、苏州书局、浙江书局、崇文书局、思贤书局、江西书局、存古书局、皇华书局、福州书局、广雅书局、云南书局、山西书局等相继建立。这些官书局是清代以前历朝所没有的。在晚清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些官书局刻印过不少书，还联合协作刻印过一些书，如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等。有些书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像浙江官书局校刻的《二十二子》，金陵书局张文虎校刻的《史记》，就都很有名。在清末的文化事业上，起过一定推动作用。在版本著录上则分别具体称为某书局刻本。 聚珍本 聚珍本亦称聚珍版。指清乾隆时武英殿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 套印本 套印本指数种颜色套印的书本。中国传统的套印技术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初期阶段是在一块雕好的版片上刷上不同颜色敷印，所以称为敷彩印法。此法起于何时，很难详考。元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江陵(今湖北荆州)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其经文及卷尾无闻和尚注经图中的灵芝等，均用朱色刷印，注文用墨色刷印。表明14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有了敷彩印刷的作品，而且迄今仍流存于世。 在套色印刷的启发、推动下，将这种技术继续深化，施于版画，恒版印刷技术出现了。“饾版”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块木板，犹如饾饤，故称饾版。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叠印，最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图画。这样印出的作品颜色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几与原作无异。在饾版技术兴起的同时，拱花技法也出现了。“拱花”是用凹凸两版嵌合压印，令纸面拱起花纹，使翎毛、山水凸现在纸面上，看去更富立体感，更具真实性。像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吴发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