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及现代记事方法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6浏览:1收藏

古代及现代记事方法,第1张

  人类社会之初,生产力极其低下,出于生存的需要,人们不得不联合起来,采用原始、简陋的生产工具,同大自然作斗争。在斗争中,为了交流思想,传递信息,语言诞生了。但语言一瞬即逝,它即不能保存,也无法传到较远一点的地方去,而某些需要保留和传播到较远地方去的信息,单靠人的大脑的记忆是不行的。于是,原始的记事方法——“结绳记事”和“契刻记事”应运而生了。

  结绳记事

  (详细介绍结绳记事http://baikebaiducom/view/129396htm)

  秘鲁印加人的结绳记事

  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为了帮助记忆,采用过各式各样的记事方法,其中使用较多的是结绳和契刻。中国古籍文献中,关于结绳记事的记载较多。公元前战国时期的著作《周易·系辞下传》中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汉朝人郑玄,在其《周易注》中也说:“古者无文字,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中也说:“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这是讲结绳为约,说得已相当明白、具体了。

  仰韶期遗址的骨契图形

  契刻记事

  契刻的目的主要是用来记录数目。汉朝刘熙在《释名·释书契》中说:“契,刻也,刻识其数也。”清楚的说明契就是刻,契刻的目的是帮助记忆数目。因为人们订立契约关系时,数目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起争端的因素。于是,人们就用契刻的方法,将数目用一定的线条作符号,刻在竹片或木片上,作为双方的“契约”。这就是古时的“契”。后来人们把契从中间分开,分作两半,双方各执一半,以二者吻合为凭。古代的契上刻得是数目,主要用来作债务的凭证。右图是在甘肃省西宁县周家寨出土的仰韶期遗址的骨契图形。

  结绳记事,契刻记事,以及其它类似的记事方法,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皆有之。中国一直到宋朝以后,南方仍有用结绳记事的。南美洲的秘鲁,尤其著名。有的民族,利用绳子的颜色和结法,还可以精确地记下一些事情来。

  作为原始的记事方法的结绳记事,不论它用一根绳子打结,还是用多根绳子横竖交叉,归根结底,它只是一种表示和记录数字或方位的一些简单的概念,是一种表意形式,可以把它看成是文字产生前的一个孕育阶段,但它不能演变成文字,更不是文字的产生。因为它只能帮助人们记忆某些事情,而不能进行思想交流,不具备语言交流和记录的属性。因此,结绳记事不可能发展为文字。

  图画文字

  图画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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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结绳记事和契刻记事的不足,人们不得不采用一些其它的、譬如图画的方法来帮助记忆、表达思想,绘画导致了文字的产生。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中说:“文字的产生,本是很自然的,几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很好的绘画,这些画大抵是动物和人像,这是文字的前驱。”然而图画发挥文字的作用,转变成文字,只有在“有了较普通、较广泛的语言”之后才有可能。譬如,有人画了一只虎,大家见了才会叫它为“虎”;画了一头象,大家见了才会叫它为“象”。久而久之,大家约定俗成,类似于上面说的“虎”和“象”这样的图画,就介于图画和文字之间,久而用之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图画越来越多,画得也就不那么逼真了。这样的图画逐渐向文字方向偏移,最终导致文字从图画中分离出来。这样,图画就分了家,分成原有的逼真的图画和变成为文字符号的图画文字。图画文字进一步发展为象形文字。正如《中国文字学》所说:“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但图画却不一定都能读。后来,文字跟图画渐渐分歧,差别逐渐显着,文字不再是图画的,而是书写的。而书写的技术不需要逼真的描绘,只要把特点写出来,大致不错,使人能认识就够了。”这就是原始的文字。

  仓颉造字

  关于文字的起源,历史上有这样一个近似于神话的传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黄帝统一华夏之后,感到用结绳的方法记事,远远满足不了要求,就命他的史官仓颉想办法,造字。于是,仓颉就在当时的洧水河南岸的一个高台上造屋住下来,专心致志地造起字来。可是,他苦思冥想,想了很长时间也没造出字来。说来凑巧,有一天,仓颉正在思索之时,只见天上飞来一只凤凰,嘴里叼着的一件东西掉了下来,正好掉在仓颉面前,仓颉拾起来,看到上面有一个蹄印,可仓颉辨认不出是什么野兽的蹄印,就问正巧走来的一个猎人。猎人看了看说:“这是貔貅的蹄印,与别的兽类的蹄印不一样,别的野兽的蹄印,我一看也知道。”仓颉听了猎人的话很受启发。他想,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特征,如能抓住事物的特征,画出图象,大家都能认识,这不就是字吗从此,仓颉便注意仔细观察各种事物的特征,譬如日、月、星、云、山、河、湖、海,以及各种飞禽走兽、应用器物,并按其特徵,画出图形,造出许多象形字来。这样日积月累,时间长了,仓颉造的字也就多了。仓颉把他造的这些象形字献给黄帝,黄帝非常高兴,立即召集九州酋长,让仓颉把造的这些字传授给他们,于是,这些象形字便开始应用起来。为了纪念仓颉造字之功,后人把河南新郑县城南仓颉造字的地方称作“凤凰衔书台”,宋朝时还在这里建了一座庙,取名“凤台寺”。

  上述这些虽然都是传说,不足为据,但其内涵却不无道理,这就是文字从图画中来,最早出现的文字是图画文字。至于文字的产生,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问题,或者说,对中国文字的产生作现实、客观的分析,不难看出,文字是人类社会某一发展阶段上的必然产物,是原始人类在长期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演变而来的,它不可能是由哪一个人单独发明创造的。

中国最著名的史书莫过于司马迁的《史记》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人称“史学两司马”。

中国西周末年各诸侯国已有历史记载,如晋国之《乘》、郑国之《志》、楚国之《梼杌》、鲁国之《春秋》等,《墨子》裏面说墨翟曾见过“百国春秋”。早期的史书都是以编年史的形式存在,晋朝太康年间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也是编年体。东汉末年,荀悦撰成《汉纪》,开创了编年体的断代史。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编年体的优点是方便考查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了解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还避免叙事重复,《资治通鉴》的成功开创了撰写编年史的高潮。陈寅恪曾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编年体盛行起来,从而产生了纲目体与纪事本末体,梁启超以为:“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

范晔撰著《后汉书》时曾对纪传体和编年体进行过比较。他说:“《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人拟作,所以为短;纪传体,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作之。”张辅根据《史记》、《汉书》字数多寡来评价作者,“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所以认为《史记》优于《汉书》。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

袁宏谈及写作动机说:“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袁山松撰写《后汉书》,他总结说:“书之为难也有五:烦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

杜佑推出《通典》后,史书增加了典制体,又衍生了会要体。

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主张以《表》、《典》、《记》、《考纪》、《别录》等五种体例来撰写历史;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主张以《年表》、《载记》、《志略》、《传志》四种体例撰写历史。

梁启超在《新史学》将史籍划分为十种二十三类,即正史(官书、别史)、编年、纪事本末(通体、别体)、政书(通体、别体、小纪)、杂史(综记、琐记、诏令奏议)、传记(通体、别体二)、地志(通体、别体)、学史、史学(理论、事论、杂论)、附庸(考据、注释)等。

刘知几将史学文献典籍分为六类,“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

阮孝绪《七录》分史部为十二类,即《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隋志》分史书为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杂传》,《仪注》,《地理》,《谱系》,《簿录》,《刑法》。

清朝《四库全书总目》分十五类,即《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

正史:以纪传体、编年体的体例,记载帝王政绩、王朝历史,人物传纪和经济、军事、文化、地理等诸方面情况的史书叫正史。如,通常所说的二十四史。除少数是个人著述(如司马迁的《史记》、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外,大部分正史是由官修的。别史:主要指编年体、纪传体之外,杂记历代或一代史实的史书,如《东观汉纪》、《东都事略》、《大金国志》以及《通志》等史书都属于别史。由此可见,别史实际上是正史类史籍的重要补充部分,犹正史之别支,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别史类叙》中才有“犹大宗之有别支”的说法。由著名学者创作的,有时与杂史难以区分。如《汉晋春秋》。杂史:只记载一事之始末,一时之见闻或一家之私记,是带有掌故性的史书。它不同于纪、传、表、志等体例齐全的正史,也不同于关系一朝执政的别史。它不受体例限制,博录所闻,虽杂荒疏浅,却可弥补官修史书的疏漏与不足,包括家史,外史,小史,稗史,野史,逸史等类别。野史:有别于官撰正史的民间编写的史书。稗史:通常指记载闾巷风俗,民间琐事及旧闻之类的史籍,如清代人潘永因的《宋稗类钞》,近代人徐珂的《清稗类钞》。有时也用来泛指“野史”。二十五史是中国历代的二十五部纪传体史书的总称。它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二十五部史书。它上起传说中的黄帝,止于清朝宣统三年,用本纪、列传、表、志等统一的体裁的编写。

据网上搜索知:语言学是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探索范围包括语言的性质、功能、结构、运用和历史发展,以及其他与语言有关的问题。

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语言事实,包括现代的语言和古代的语言。例如对《诗经》的研究中,不但可了解古人如何运用文字,运用语言叙事抒情,还可了解到许多现在已经消失或者不常接触的植物名、动物名、生产生活方式、重要的祭祀活动等等;面对一个词语或者成语,除了现今的意思和用法,还可以知道其来源、典故等。事实证明语言学的研究是引领人们了解历史,思考未来语言发展的明灯。

学科交叉研究法是把多种学科引进语言学,把语言学引进别的学科的指导方法。即立足语言学,与其他学科多向交流,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方法。科际交流,尤其表现在方法的借鉴与习得上。这个方法的特点是多种方法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如融会语言学上的共时描写法、历时分析法、社会学上的社会调查法、阶层分析法,以及其他学科的统计法、历史研究法等等。这一研究方法的领域十分广阔。

一、使用《中国丛书综录》查询(写出检索步骤与方法,列出各步的检索结果)

1《

玉纪

》收录在哪几部从书中?哪些图书馆可以借到?

2《

吴门

岁暮

杂咏

》为何人撰写?收入在哪部从书中?

3《湖州

丛书

》为何人撰写?有多少家图书馆收藏?都收录了哪几种古籍?

二、使用《

佩文韵府

》查询

4“小荷才露尖尖角”写出全诗,并注明查询过程、页码

5“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哪一首诗?作者是谁?写出全诗,并注明查询过程、页码

能写出多少就写出多少

谢谢各位了!

我听说新出的《中国丛书综录》已经没有前两题的收录了……那这作业还怎么做啊……

中国的史学源于上古,此后便一脉相承,至今变化不大,纵向来看,中国古代的史学呈现连续性,统一式的特点。

中国的史学可以追溯到上古之时,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的一部历史典籍是《尚书》,横向地看中国史学的发展,可以归纳出中国古代史学的特征,那就是统一式特征。

统一式特征就是在大一统天下观思维的指导下,一个群体去完整记载一个疆域内的史事,把所记载的区域当作一个整体去写。从《尚书》到《春秋》再到中国的传统正史“二十四史”,所贯彻的全是一种大一统的观念,就是在大一统天下观的思想指导下去记载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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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十几年,中国的古籍数字化步骤在加快。《四库全书》、《四部丛刊》、《汉籍电子文献》(台湾中央研究院)及建设中的《中国基本古籍库》、《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大型丛书的电子化,则使古籍的使用完全上升到了现代化水平。在电子版背景下,省略了复印与打字程序,使古籍资料的搜集与使用实现了“零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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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贾谊《过秦论》、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诸葛亮《出师表》、韩愈《师说》等。

一、《过秦论》

《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文的代表作,分上中下三篇。全文从各个方面分析秦王朝的过失,故名为《过秦论》。此文旨在总结秦速亡的历史教训,以作为汉王朝建立制度、巩固统治的借鉴,是一组见解深刻而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文章。

二、《两都赋》

《两都赋》是唐代李庾赋作。唐文宗太和年间,李庾作《西都赋》《东都赋》,直接上继班张,写长安与洛阳,成了唐代少见的大赋(注:李庾《西都赋》《东都赋》载《文苑英华》卷四四。

其创作时间,马积高考证作于唐文宗太和四年或五年(830或831年),是也。参马先生《赋史》342-3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7月版。)。

三、《二京赋》

《二京赋》是东汉辞赋,为张衡的代表作之一。《二京赋》包括《西京赋》、《东京赋》两篇。二京,指汉的西京长安与东京洛阳。《二京赋》由于其结构的严谨精密,被多数人认为是汉赋中的精品。

四、《出师表》

《出师表》是三国时期(227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在决定北上伐魏、克复中原之前给后主刘禅上书的表文。出自《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卷三十五。 

这篇表文以议论为主,兼用记叙和抒情。全文以恳切委婉的言辞劝勉后主要广开言路、严明赏罚、亲贤远佞,以此兴复汉室 还于旧都(洛阳);同时也表达自己以身许国,忠贞不二的思想。文章既不借助于华丽的辞藻,又不引用古老的典故,多以四字句行文。 

五、《师说》

《师说》是唐代文学家韩愈创作的一篇议论文。文章阐说从师求学的道理,讽刺耻于相师的世态,教育了青年,起到转变风气的作用。

文中列举正反面的事例层层对比,反复论证,论述了从师表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全文篇幅虽不长,但涵义深广,论点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富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1、《东京梦华录》,《东京梦华录》是宋代孟元老的笔记体散记文,创作于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是一本追述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城市风俗人情的著作。所记大多是宋徽宗崇宁到宣和(1102-1125)年间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情况,描绘了这一历史时期居住在东京的上至王公贵族、下及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情景,是研究北宋都市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古籍。

2、《洛阳伽蓝记》,《洛阳伽蓝记》再现了北魏都城洛阳四十年间的政治大事、中外交通、人物传记、市井景象、民间习俗、传说轶闻,内容相当丰富,书中亦有不少志怪故事,如“法云寺”条中所载之田僧超吹茄、刘白堕酿酒、孙岩娶狐女等。

3、《唐代的外来文明 》,本书选取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朝代——唐代为研究对象,详细研究了当时的世界文化交流和文明引进。内容涉及了唐朝生活的各个方面,家畜、野兽、飞禽、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药品、纺织品、颜料、矿石、金属制品、世俗器物、宗教器物、书籍等,共18类170余种,举凡生活所需、日常所用,几乎无所不包。此书不仅展现了大唐时期的社会文化、物质生活的生动画面,为认识唐朝的社会生活史和文化史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也是了解中华文明和文明交流史的必读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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