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出生在一个世代都是学者的家庭中，祖父曾经做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亲是太常博士，受家中长辈影响，曾巩耳濡目染从小就能够读书写字。而且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十二岁时，曾巩尝试写《六论》，提笔立成，文辞很有气魄。到了二十岁，名声已传播到四方。　　

曾巩画像

曾巩18岁时跟着父亲来到了京城，与王安石结成挚友，登欧阳修之门以后，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曾巩20岁入太学，此后曾巩和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为人处世的态度。之后曾巩任太平周司法参军。后由欧阳修举荐到京师当馆阁校勘、集贤校理，整理校出《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等大量古籍，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写了大量序文。

曾巩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他根据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实施。致力于 冤狱、维护治安，深受群众拥戴。1080年，曾巩受到宋神宗的召见，采纳了他的简介，留任在了京城。朝廷认为曾巩的史学能比得上士大夫，适宜掌管五朝史事。任为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后来朝廷让他做中书舍人，但是曾巩书自己年纪已经大了，希望朝廷另选贤能。1083年四月，曾巩在江宁府去世，终年65岁。

曾巩代表作

曾巩除了是一个北宋的名臣，还有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号，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苏轼、王安石、欧阳修、韩愈等人都是齐名的，世称“南丰先生”。所以曾巩在文学上也有非常高的造诣，除了在朝廷中修书整理古籍之外，曾巩还写的一手的好文章，是北宋非常杰出的散文家、史学家。　　

曾巩画像

曾巩辞藻质朴，叙事却很婉转迂回，文章看起来纵横捭阖，非常大气。曾巩虽然不擅长写景但是却精于叙事，曾巩代表作有《醒心亭记》、《游山记》等展现其叙事条理之功的文章，当然也有《道山亭记》这样的极尽刻画之功的作品，而诸如《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则是将叙事和写景结合的非常的的作品，集议论与抒情于一文，文风自然，通情达理。

除此之外，曾巩的议论性的文章也写得非常好，《唐论》、《战国策目录序》也都是曾巩代表作，这些文章辩理清晰，辩才无双，气势磅礴，是非常好的议论性质的文章。曾巩的《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则历来被誉为是书简的范围，结构严谨，叙事干练，用词委婉到位，为后人所推崇。除了这些文章之后，曾巩还有《元丰类稿》和《隆平集》等文章传世，曾巩的文章一般都是史传、策论等的应用文，这应该和他在朝廷编撰史书古籍多年有关系。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曾巩可以说是宋朝新古文运动的核心力量。

曾巩是哪个朝代的

唐宋八大家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八位在文学等多个领域有非常杰出造诣的学者，因为他们所处的年代都在唐朝和宋朝两个时期，所以被合称为是唐宋八大家，曾巩就是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非常杰出的散文家、史学家。但是因其几人都是合称，所以有的时候就不知道他们每个人别的情况，更不清楚曾巩是哪个朝代的人。

曾巩塑像

曾巩是哪个朝代的可以从他的出生时间得知。曾巩出生于1019年，是地地道道的北宋人。但是1927年之后，北宋倾覆，进入南宋阶段，所以要严格的来看，就只能说曾巩是宋朝人了。曾巩的主要成就在文章上面，但是他也能写诗。就像《西楼》、《城南》、《咏柳》等诗，称得上是宋代近体诗中写景抒情的上等佳作。就在这“八大家”中而言，曾巩的诗不如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与苏轼，但却能胜了苏洵、苏辙二人。

曾巩的学术和文章在他生前就享有很高的声誉。朱熹在北宋各古文家中独服膺曾巩。曾之所以能够在诗文上取得这么高的成就，是因为他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作为欧阳修的积极追随者和支持者，几乎全部接受了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所有主张，他在理论上也是主张先道而后文的。但比韩愈、欧阳修更着重于道。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主张“文以明道”。

曾巩的故事

曾巩的故事有很多，1071年，曾巩调任齐州知州。知州可是地方上的一把手，曾巩深知责任重于泰山。自古以来，齐鲁便以民风强悍著称，曾巩这个知州，绝对不好当。他清醒地认识到其难治之处，决定重拳出击，打击豪强，树立威信。　　

曾巩画像

当时有一周姓富户，其子周高为富不仁，横行乡里，民愤极大，但周家却是那种财大气粗，权能动权贵的人家，和地方的官员们都沆瀣一气，百姓也是敢怒不敢言。曾巩初搜集证据，迅速将周高法办，百姓拍手称快。章丘一带有一伙叫做“霸王社”的土豪，杀人越货，无恶不做，曾巩就派兵把他们全部都给抓了起来，一举铲除了这个犯罪团伙，将31名罪犯判刑，发配边疆。他还在齐州开创了“保伍”之法，就是以五户为一保，监督出入，实行外来人口登记，如果谁家中有盗贼则鸣鼓请求其他人家相助。通过曾巩的治理，齐州的犯罪了吧明显下降，偷盗、抢劫的时候都很少发生。由治安案件多发之州变成了平安之州，风气为之一清。

其实，曾巩在齐州的政绩还远远不止这些，比如他推行王安石的新法， 了农业生产;修建齐州北水门，解决了困扰齐州城多年的水患问题;疏浚了大明湖，如今它已是济南的著名景点;等等。后人曾在千佛山建曾公祠，还在大明湖畔建南丰祠，都是为了纪念曾巩为齐州所作的巨大贡献。

《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相传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

 “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作章句。

原收战国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注：即今湖南、湖北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

整理了《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费时十三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有3500多种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当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分经、史、子、集四部分，部下有类，类下有属。全书共4部44类66属。

经部收录儒家“十三经”及相关著作，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

史部收录史书，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

子部收录诸子百家著作和类书，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

集部收录诗文词总集和专集等，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诗经》中最早的作品大约成于西周初期，根据《尚书》上所说，《豳风·鸱鸮》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中的《耆夜》篇中，叙述武王等在战胜黎国后庆功饮酒，其间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诗《蟋蟀》，内容与现存《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关系。最晚的作品成于春秋时期中叶，据郑玄《诗谱序》，是《陈风·株林》，跨越了大约600年。　关于《诗经》的集结历代说法众多。主要的有以下三种：王官采诗说最早的记载出现于《左传》。《孔丛子·巡狩篇》载：“古者天子命史采歌谣，以观民风。另外在《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出牖户而知天下。”周朝朝廷派出专门的使者在农忙时到全国各地采集民谣，由周朝史官汇集整理后给天子看，目的是了解民情。当时的采诗官被称为“行人”（见于《左传》）。 刘歆《与扬雄书》亦称：“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公卿献诗说当时天子为了“考其俗尚之美恶”，下令诸侯献诗。《国语·周语》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师箴，瞍赋，曚诵。” 孔子删诗说这种说法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篇。”据说原有古诗3000篇，孔子根据礼义的标准编选了其中300篇，整理出了《诗经》。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对此说均持怀疑态度。《左传》中记载孔子不到10岁时就有了定型的《诗经》，公元前544年鲁乐工为吴公子季札所奏的风诗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现在通常认为《诗经》为各诸侯国协助周朝朝廷采集，之后由史官和乐师编纂整理而成。孔子也参与了这个整理的过程　　关于《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六义”则指“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是按音乐的不同对《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诗经》多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是依据音乐的不同。《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一些地方（齐、韩、赵、魏、秦），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多半是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叫“十五国风”，有160篇， 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十五国风：周南、召南、邶〔bèi〕、鄘〔yōng〕、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huì〕、曹、豳〔bīn）） 《雅》分为《小雅》（74篇）和《大雅》（31篇），是宫廷乐歌，共105篇。

三种《诗经》的抄本（唐）(22张)　　“雅”是正声雅乐，即贵族享宴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固然多半是士大夫的作品，但小雅中也不少类似风谣的劳人思辞，如黄鸟、我行其野、谷风、何草不黄等《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和《商颂》（5篇），是宗庙用于祭祀的乐和舞歌，共40篇。“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本是祭祀时颂神或颂祖先的乐歌，但鲁颂四篇，全是颂美活着的鲁僖公，商颂中也有阿谀时君的诗“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它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多为民间的歌谣。《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共160篇 。大部分是民歌。根据十五国风的名称及诗的内容大致可推断出诗产生于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北北部等。“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朱熹《诗集传》曰：“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有正变之别。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朝会之乐，受釐陈戒之辞也。辞气不同，音节亦异。故而大小雅之异乃在於其内容。”“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表现手法“赋”按朱熹《诗集传》中的说法，“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就是说，赋是直铺陈叙述。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明喻和暗喻均属此类。《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对于诗歌中渲染气氛、创造意境起着重要的作用。《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有时一句诗中的句子看似比似兴时，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来判断是否是兴。例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就是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诗经流传　到春秋，流传下来的诗，据说有三千多首，后来只剩下三百十一首（其中有六首笙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后来为了方便，就称它「诗三百」。 孔门弟子中，子夏对诗的领悟力最强，所以由他传诗。　到汉初，说诗的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合称三家诗　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到唐时还在，而现在只剩外传十卷。　至于现在流传的诗经，则是毛公（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所传的毛诗诗经中的诗歌，可以确定具体写作年代的不多。大致地说，《颂》和《雅》产生年代较早，基本上都在西周时期；《国风》除《豳风》及“二南”的一部分外，都产生于春秋前期和中期就诗歌的性质来说，《雅》、《颂》基本上是为特定的目的而写作、在特定场合中使用的乐歌，《国风》大多是民歌。只是《小雅》的一部分，与《国风》类似。但必须指出：我们在这里说的“民歌”，只是一种泛指；其特点恰与上述《雅》、《颂》的特点相反，是由无名作者创作、在社会中流传的普通抒情歌曲。大多数民歌作者的身份不易探究清楚。假如以诗中自述者的身份作为作者的身份，则既包括劳动者、士兵，也包括相当一部分属于“士”和“君子”阶层的人物。“士”在当时属于贵族最低的一级，“君子”则是对贵族的泛称。此外仍有许多无法确定身份的人物。所以只能大致地说，这种民歌是社会性的群众性的作品。　由于诗歌的性质不同，其描述的内容也相应有所不同。　下面，我们分别选择若干重要的类型加以介绍　《颂》诗主要是《周颂》，这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产生于西周初期。除了单纯歌颂祖先功德而外，还有一部分于春夏之际向神祈求丰年或秋冬之际酬谢神的乐歌，反映了周民族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和西周初期农业生产的情况。如《丰年》中唱道：　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　在丰收的日子里，人们兴高采烈而又隆盛地祭祀先人，希望他们赐给更多的福分。而《噫嘻》则描绘了大规模耕作的情形：　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　在广阔的田野上，数万名农夫同时劳动，这是何等壮观的场面！同时我们也会想到：在这种强大有力的集体活动中，个人的存在价值是很容易被忽视、被抹杀的。这是在那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经济条件下必须付出的代价。　《绵》叙述了公刘的十世孙，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从豳迁徙到岐下（今陕西岐山）直到文王受命为止的历史，其中写古公亶父从豳迁徙到岐下，同姜女结婚，在岐下筑室定居，从事农业生产，大修宗庙宫室，委任官吏，然后建立国家，消灭夷人，最后是文王受命。叙事条理分明，结构严谨，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其中写建筑场面时，用了许多象声词，很有气氛：“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那盛土、倒土、捣土、削土的声音，把巨大的鼓声都掩盖住了。以上三首史诗，叙述了周文王出现以前的周民族的历史，大概是西周初年王朝的史官和乐师利用民间传说写成的。　《皇矣》从太王、太伯、王季叙述到文王的伐密伐崇，《大明》从文王出生叙述到武王伐纣，都记载了周民族的开国历史，大抵也是出于史官和乐师手笔。除了西周前期的《大雅》中的这些史诗之外，在西周后期的《小雅》中也有一些史诗性的叙事诗，如《出车》记周宣王时南仲的征伐玁狁，《常武》写周宣王亲征徐夷，《采芑》、《六月》记周宣王时同蛮荆和玁狁的战争等等。如果把这些诗篇有次序地排列起来，那末，西周以前及西周时期的历史就可以理出一条线索来了。这些史诗作为叙事之作，其长处在于简明而有条理。但由于其写作目的主要在于记述史实（包括被当作史实的传说）和颂扬祖先，故于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不甚重视。而且在《诗经>》里面，叙事诗并不多，主要就是以上这些。可见从《诗经》起，就显示出中国诗歌不太重视叙事诗的倾向。　西周后期至平王东迁之际，由于戎族的侵扰，诸侯的兼并，统治秩序的破坏，形成社会的剧烈动荡。《大雅》、《小雅》中产生于这一时期的诗，有很多批评政治的作品，均出于士大夫之手。这大概就是古籍中所说的“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国语·周语》）。　在这一类诗中，有些作者对统治阶层内部秩序的混乱和不公正现象提出了指责。如《瞻昂》中说：“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悦之。”《北山》中说：“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牺迟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从这里我们看到当时社会关系正在发生激烈变化，有人升浮，有人沉降；有人为“王事”辛苦劳碌而无所得，有人无所事事却安享尊荣。而诗人则是站在旧有的“公正”立场上，希望纠正这一种不可避免的混乱。　更多的政治批评诗，表达了作者对艰危时事的极端忧虑，对他们自身所属的统治集团，包括最高统治者强烈不满。如《十月之交》，据《毛诗序》，是“大夫刺幽王”之作。诗人从天时不正这一当时人认为十分严重的灾异出发，对统治者提出严重警告。其中写道：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峷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　这是一幅大动荡、大祸难即将发生的景象。令诗人痛苦的是，当时的人竟然都不去阻止，依然醉生梦死地悠闲过活。但同时，作者并不敢自豪无畏地同他所属的集团公然对抗，而是小心翼翼，对自己的处境充满恐惧，生怕不能见容于众人：　黾勉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嚣嚣。　这并非单独的例子。又如《正月》，作者同样对朝政十分不满。“今兹之正，胡然厉矣！”其意如郑玄说：“今此之君臣，何一然为恶如是！”但同时他又极为害怕：“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又如《雨无正》，作者对“戎成不退，饥成不遂”，“周宗既灭，靡所止戾”的危急局面忧心如焚，对“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的态度十分怨愤，但同时又畏惧地说：“维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既怕得罪天子，又怕结怨于朋友，“仕”就是这样危险和艰难！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诗人们尽量要避免同他们所属的集团的直接冲突，或者说，他们总是感受到集团力量的威迫。看起来，诗人们强烈地表示对于国家命运和民众生活的关心，而批评其他人缺乏这种关心，这是一种矛盾；但另一方面，这种关心，本质上也就是关心统治秩序的安定，是整个统治集团公认（不管能否做到）的正确立场、道德原则。他们所批评的，正是对这种立场和原则的背离。当他们发现（或认为）大多数人都已背离了这种立场和原则时，便既感到迷惘和悲愤，又感到恐惧，而决不敢张扬纯属个人的态度，使自己处于同集团对抗乃至决裂的地位。　以上所举的例子以及大、小《雅》中其他同类诗歌，可以说开创了中国政治诗的传统。诗中所表现的忧国忧民的情绪，以及总是首先要站立在“正确”的也就是社会公认的道德立场上才能进行批评而避免张扬个人的态度，对后代的政治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国风》中的民间歌谣（包括《小雅》中一部分类似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比纯粹出于社会上层的《雅》、《颂》广阔得多，生活气息也更为浓厚。　十五《国风》，以《豳风》的年代最早。其中《七月》一篇，是极古老的农事诗，一般以为产生于西周初。与 《周颂》中的农事诗不同，它以相当长的篇幅，叙述农夫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并记载了当时的农业知识和生产经验，像是记农历的歌谣。诗的作者，像是一个奴隶管理人，或者如一些学者所说，他是一个奴隶家庭的家长，率领一群农夫和自己的妻子儿女为“公”和“公子”工作。不拘哪一种，其本人的身份，也属于奴隶，只是地位稍高些。所以诗中既嗟叹农夫的辛劳，又将此作为农夫应尽的义务，并为“公”和“公子”热情祝颂。诗的价值，在于相当忠实而细致地描绘了从氏族公社转化来的氏族奴隶制的社会情状。　我们从诗中看到，农夫们既要在田中耕作收获，又要种桑养蚕，纺麻织丝，乃至练习武功，打猎捕兽；农闲时还得到城堡里去修理房屋，就是在寒冬里也不得闲，要凿取冰块藏入地窖，供“公”及“公子”们夏日里享用；一年到头，周而复始。他们吃的是什么？“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享葵及菽，八月剥枣”；“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大抵是苦菜、野果、葫芦、麻子这一类东西。一切好物事，全归主人所有。“言私其豵，献豜于公”，打来的野猪，大的归“公”，小的才归自己；“我朱孔阳，为公子裳”，织染成朱红色漂亮的衣料，是给“公子”做衣衫；处女也归“公子”：“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只有在新年时节，“公”会让人宰了嫩羊，把农夫们召去。于是众人“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公”和“公子”不但享受了农夫们的劳动成果，还驱使他们为自己高呼万岁。　这首诗不仅在社会学、历史学、农业学方面是极可贵的资料，从文学史来说，也是后代田家诗的滥觞。　《国风》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政治批评和道德批评的诗。这些诗有些是针对特定的人物事件的，有的则带有普遍意义。总体上说，这些诗较多反映了社会中下层民众对上层统治者的不满。如著名的《伐檀》：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这首诗，以前很多人都解释为劳动者对剥削者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责问，这恐怕不太确切。应该指出，在《诗经》的时代，所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左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孟子》），在社会的一般认识中，原是名正言顺，天经地义。在物质上、精神上都受到严重奴役的奴隶们，能否清醒地否定当时社会所公认的这一种原则，本身是个问题；即使有人认识到并表现出来了，这样的诗也不可能被诸侯和周王朝的乐宫照样容纳，成为贵族子弟日常诵咏学习的对象。《毛诗序》解此诗，谓“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食禄”，应该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诗人还是从社会公认的原则出发，认为“君子”居其位当谋其事，“无功而食禄”就成了无耻的“素餐”——白吃饭。末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是讽刺的笔法。事实上，“君子”们尸位素餐，倒是普遍的现象。以他们声称的原则讽刺他们的行为，这首诗已经很深刻，不必再加以拔高，以至脱离了原意。　“礼仪”是统治者自身制订的行为规范，而统治阶层的成员，沉湎于荒*作乐的生活，又往往破坏了这种规范，于是诗人对他们发出尖锐的诅咒。但同时也要看到，这首诗之所以写得如此尖锐而激烈，乃是因为作者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首先站在维护“礼仪”的立场，这也是社会所承认的“正确”的出发点。再如《硕鼠》，也是相当深刻的政治讽刺诗。诗中把统治者比作贪得无厌的大老鼠，感到忍受不了这帮家伙的沉重压榨，想要逃到一块“乐土”中去。从诗中“无食我黍”等句来看，作者是拥有自己的土地财产的，其身份可能是下层贵族或其他自由民吧。这种反对过度剥削的意见，也是明智的统治者所愿意认可，并认为值得警戒的。　前面说《小雅》中一部分诗歌与《国风》类似，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战争和劳役的作品。我们就把这类诗同《国风》中同样主题的诗放在一起介绍>。《小雅》中的《采薇》、《杕杜》、《何草不黄》，《豳风》中的《破斧》、《东山》，《邶风》中的《击鼓》，《卫风》中的《伯兮》等，都是这方面的名作。与叙述武功的史诗不同，这些诗歌大都从普通士兵的角度来表现他们的遭遇和想法，着重歌唱对于战争的厌倦和对于家乡的思念，读来倍感亲切。　其中《东山》写出征多年的士兵在回家路上的复杂感情，在每章的开头，他都唱道：“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他去东山已经很久了，现在走在回家路上，天上飘着细雨，衬托出他的忧伤感情。他一会儿想起了恢复平民生活的可喜，一会儿又想起了老家可能已经荒芜，迎接自己的也许是一派破败景象：“果赢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也觉得还是老家好：“不可畏也，伊可怀也！”一会儿又想起了正在等待自己归来的妻子：“鹳鸣于垤，妇叹于室。……自我不见，于今三年。”然后又想起妻子刚嫁给自己时那么漂亮，三年不见，不知现在如何了：“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全诗通篇都是这位士兵在归家途中的心理描写，写得生动真实，反映了人民对和平生活的怀念和向往。这首诗对于后来的诗歌也有一定影响。如汉乐府民歌中的《十五从军征》，写一个老兵从军队里归来，却见到老家已经破败，亲人已经去世，其构思可能曾受到此诗的启发。《小雅》的《采薇》，表现了参加周王朝对玁狁战争的士兵的苦恼，他不能回家，不能休息：“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整天想的就是早日回家。但眼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回家之事却毫无指望，因而独自黯然神伤，“曰归曰归，岁亦暮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最后终于盼到了回家的那一天，他走在回乡途中，天空飘着纷纷扬扬的雪花，身体又饥又渴，心里充满悲哀：“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他去当兵的时候正是春天，杨柳迎风摇曳，似乎在为他送行，又似乎表示挽留；他回到家乡的时候正是冬天，雪花霜霏飘洒，似乎在表示欢迎，又似乎表示冷漠。这四句，一直受到后代文人的高度评价，如晋代谢玄就认为这是《诗经》中最好的诗句（见《世说新语·文学》）。后世诗歌中所表现的以折柳赠远行之人的风习，似乎最早就是渊源于此诗，因为此诗最早将杨柳与远行组合到了一起，使人产生了杨柳留人的印象。　应该说明：《诗经》中这一类作品，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反战诗”。因为诗中虽然表达了对于从军生活的厌倦，对和平的家庭生活的留恋，却并不直接表示反对战争，指斥那些把自己召去服役的人。诗中的情绪也是以忧伤为主，几乎没有愤怒。这是因为，从集体的立场来看，从军出征乃是个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即使这妨害了士兵个人的幸福，也是无可奈何。这一特点，在《卫风·伯兮》中看得更清楚：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乐，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这首诗是以女子口吻写的。她既为自己的丈夫感到骄傲，因为他是“邦之桀（杰）”，能“为王前驱”，又因丈夫的远出、家庭生活的破坏而痛苦不堪。诗人所抒发的情感，既是克制的，又是真实的。一切诗歌的艺术风格都不是无缘无故地形成的。明朗热烈的风格，必是情感自由奔放的产物；含蓄委曲的表达，总是感情压抑的结果。在文学发展的初期，即人们尚未自觉地追求多样艺术风格的时代，尤其如此。《国风》中还有许多描写夫妻间感情生活的诗。像《唐风·葛生》，一位死了丈夫的妻子这样表示：“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 她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但也有男子，急切地要把妻子抛弃。在那种妇女毫无地位的时代，弃妇的命运更令人悲哀。《邶风》中的《谷风》，《卫风》中的《氓》，是最著名的两首弃妇诗。《谷风》是一个善良柔弱的女子的哀怨凄切的哭诉，说自己如何辛辛苦苦为丈夫持家，千难万难度过贫苦的日子，家境好起来，人也衰老了，于是丈夫另有所欢，把自己赶出门去；自己离开夫家时，如何难分难舍，因为割不断对往事的追忆留恋。诗中所描写的，是一个贤惠忍让的中国妇女的典型。《氓》叙写了一个女子从与人恋爱到结婚到被抛弃的痛苦经历，一件件事情依次写来，脉络非常清楚。先是有一个男子笑嘻嘻地向她买丝，借机搭识。她答允了这桩婚事，在等待结婚的日子里，她常常登上颓墙盼望他。可是成家没几年，丈夫却抛弃了她。她愤怒地指责丈夫：“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又告诫其他女子不要轻信男子：“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这是真实的心理，同时多少带有道德训诫的意味。《诗经》中写恋爱和婚姻问题的诗，或歌唱男女相悦之情、相思之意，或赞扬对方的风采容貌，或描述幽会的情景，或表达女子的微妙心理，或嗟叹弃妇的不幸遭遇，内容丰富，感情真实，是全部《诗经》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 关雎 诗经·国风·周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七 月诗经·国风·豳风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毕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饁彼南亩，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 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 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鸣蜩。 八月其获，十月陨箨。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 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豜于公。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 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 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六月食郁及薁，七月烹葵及菽。 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 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 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 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尚古观念。厚古薄今在中国千年不变，一些文人为了使自己的学说和主张产生影响，受到重视，常假托古人之名著书立说。这种风气秦汉时期尤其盛行，对后世影响很大。

文献补亡。图书的保存在古代一直都是件大事，再加上多是孤本，战乱、火灾、禁书、焚书等无不造成典籍文献的大量损毁亡佚，这也给后世之人带来无限遗憾的同时也促使他们常有寻求遗书之举。于是，便让某些投机之人钻了空子。如秦始皇焚书之后不久又经历楚汉战争，国家典藏的图书文献散亡殆尽。西汉建国时，朝廷藏书不足，便屡次下诏从民间求遗书，于是有人制作伪书欺世盗名，邀赏谋财。这也导致西汉成为中国伪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学术相争。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尤其是同时期才名相当的人。为了赶超对方，伪造古书便是常用的一种手段。这种事在战国百家争鸣便已出现，最具代表性的是曹魏时期的王肃伪造《孔子家语》一事。当时，东汉末年的一代经学大师郑玄遍注儒家经典，成为不可逾越一座高峰。王肃对郑玄的观点不甚感冒又想要成一家之言，只能另辟蹊径，但由于缺乏有力的论据，便伪造出了一部《孔子家语》。

伪署作者。这类产生的原因多是有着不可明说的秘密。比如泄愤诽谤他人时，肯定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比如写的比较烂或有伤风化或内容敏感的作品，多数也不加本名；等等。还有种是偷窃他人作品署上自己的名字，也属此类。

好事妄为。谁也不能否认世间总是有一些个性比较独特的人，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纯粹是个人爱好，就是要造一些伪书出来，比如张湛造《列子》。杨慎写《杂事秘辛》时，也只是遣兴之作，谁知后世反以为真。而且，这种人在历史长河中，真不在少数。

总之，作伪的原因极为复杂，作伪的方法也多种多样，这里也就说下大概。下面，咱们便一起来看看那些流传甚广的伪书。因为梁启超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已有比较详尽的讲述，以下内容古典君就偷下懒，直接摘录如下：

今将重要之伪书，已定案、未定案、全部伪、部分伪、人名伪、书名伪等，分别总括列表如下。所录限于汉以前书，或托名汉以前书者；其术数、方技等书，虽托名汉以前者，亦不录其未定案者间附鄙见。

(甲)全部伪 绝对决定者：（非常确定这本书是伪作）

《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问题起自宋代，到清初完全解决，公认为魏王肃伪撰（这也是古代最大的伪书案）

《古文考经孔安国传》。伪撰人未定

《孔子家语》及《孔丛子》。乾隆中叶问题完全解决，公认为魏王肃伪撰

《阴符经》《六韬》。汉以后人伪撰

《鬻子》《关尹子》《子华子》《文子》《亢仓子》《鹖冠子》《鬼谷子》《于陵子》《尉缭子》。各书著录《汉书·艺文志》者已不可尽信，今本又非《汉志》之旧。大率晋至唐所陆续依托

《老子》的河上公注。晋以后人伪撰

陆贾《新语》，贾谊《新书》。晋以后人伪撰

(乙)全部伪 大略决定者：（基本确定这本书是伪作）

《周礼》。此书问题最大，从初出现到今日二千年，争论不决。据现在趋势，则不认为周公制作者居多。大概此趋势愈往后愈明了。应认为汉刘歆杂采战国政书附以己意伪撰

《孝经》。春秋时无“经”之名，大约汉人所撰，托诸孔子、曾子

《晏子春秋》。大约西汉人伪撰

《列子》。此问题发生不久，但多数学者已渐渐公认为晋张湛所伪撰

《吴子》《司马法》。大约西汉人伪撰

《毛诗序》。此亦宋以来宿题。撰人名氏拟议蜂起。今多数学者渐认为后汉卫宏撰，与孔子、子夏、毛公无涉

(丙)全部伪 否未决定者：（尚未确定这本书是伪作）

《尚书百篇序》。是否伏生、孔安国时已有，何人所作，完全未决

《古本竹书纪年》及《穆天子传》。古本《纪年》之伪，不待言。但有人谓晋太康汲郡发冢事根本靠不住。如此则此两书纯属晋人伪撰。但我颇信其真

《逸周书》。有人指为伪，但清儒信为真者居多。我虽不认为周初书，但谓非汉以后人撰，其中或有一部分附益则不可知

《申子》《尸子》《慎子》《尹文子》《公孙龙子》。此五书已佚，今存者或不全，或由近人辑出，原书是否本人所作，抑秦汉以后人依托，问题未决

(丁)部分伪 绝对决定者：（完全确定这部分内容是伪作）

《老子》中“夫佳兵者不祥”一节。无旧注，是知后人加入

《墨子》中《亲士》《修身》《所染》三篇。后人采儒家言掩饰其书

《庄子》《外篇》《杂篇》之一部分。《内篇》为庄生自作，无同题；《外篇》则后人伪续者甚多；《杂篇》亦间有

《韩非子》中《初见秦篇》。由《战国策》混入

《史记》中记昭、宣、元、成以后之文句。褚少孙至刘歆等多人续入

《楚辞》中之屈原《大招》。汉人摹仿《招魂》而作

(戊)部分伪 未决定者：（尚未确定这部分内容是伪作）

《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中之《虞夏书》。二十八篇为孔子时所有，盖无疑。但《虞夏书》是否为虞夏时书，则大有问题，恐是周初或春秋时人所依托

《左传》中释经语。今文学家不承认《左氏》为解释《春秋》之书，谓此部分皆汉人伪托

《论语》二十五篇中后五篇。有人谓汉张禹所窜乱

《史记》中一部分。有人谓刘歆窜改

《荀子》《韩非子》之各一部分。有人谓后人误编

《礼记》及《大戴礼记》之一部分。有人指为汉人伪撰。然两书本题“七十子后学者所记”，其范围包及汉儒，有汉人作不能谓为作伪

(己)撰人名氏及时代错误者：

《易彖传》《象传》《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相传为孔子作。有人攻其非。但原并未题为孔子作，不得遂为后人依托孔子

《仪礼》。相传为周公作，亦后人臆推。大抵应为西周末、春秋初之作

《尔雅》《小尔雅》。后人指为周公作，纯属臆推。大抵为西汉人最集训诂之书

《管子》《商君书》。《汉书·艺文志》题为管仲、商鞅作，乃汉人误推。大抵属战国末年法冢者流所编集

《孙子》十三篇。旧题孙武作，不可信。当是孙膑或战国末年人书

《尚书大传》。旧题伏生作，是否未定，总是西汉经生所著

《山海经》。或言大禹作，伯益作，当然不可信。大约是汉代相传一部古书

各种纬书。自《易乾凿度》以下二十余种，汉儒或指为孔子作，当然不可信，大约是战国末年传下来古代神话书

《周髀算经》。相传周公或商高作，当然不可信。大约是周末或汉初相传古算书

《素问》《难经》。相传黄帝、秦越人作，当然不可信。大约是秦汉间的医书

《越绝书》。旧题子贡作。据原书末篇叙词用隐语自著其名，已知作者为会稽袁康，后汉人

以上各书之真伪及年代，或属前代留下来的宿题，或属清儒发生的新题。清儒经三百年多少人研究讨论的结果，已经解决的十之三四，尚未解决的十之六七。但解决问题固然是学术上一种成绩，提出问题也算一种成绩。清儒在这部分所做的工作也算可观了。

周杰伦有首歌叫《本草纲目》，很多不知道这本医书的人也因此歌了解了《本草纲目》，知道了李时珍。直到现在，《本草纲目》依旧为我国中医药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经典古籍。那么，李时珍是在何种情况下编撰此书的呢？

李时珍本草纲目是怎么编撰的

行医的十几年中，李时珍阅读了大量古医籍，又经过临床实践发现古代的本草书籍 “品数既烦，名称多杂。或一物析为二三，或二物混为一品”（《明外史本传》）。特别是其中的许多毒性药品，竟被认为可以“久服延年”，而遗祸无穷。于是，他决心要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书籍。

从三十一岁那年，他就开始酝酿此事，为了“穷搜博采”，李时珍读了大量参考书。家藏的书读完了，就利用行医的机会，向本乡豪门大户借。后来，进了武昌楚王府和北京太医院，读的书就更多，简直成了“书迷”。他自述“长耽嗜典籍，若啖蔗饴”（《本草纲目》原序）。顾景星在《李时珍传》里，也赞他“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弗瞡”。

他不但读了八百余种万余卷的医书，还看过不少历史、地理和文学名著及敦煌的经史巨作连数位前代伟大诗人的全集也都仔细钻研过。他还从中摘录了大量有关医药学的诗句。而这些诗句也确实给了他许多真实有用的医药学知识，帮助他纠正了前人在医药学上的许多谬误。

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最使李时珍头痛的就是由于药名的混杂，使药物的形状和生长的情况十分的不明。过去的本草书，虽然作了反复的解释，但是由于有些作者没有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而是在书本上抄来抄去在“纸上猜度”，所以越解释越糊涂，而且矛盾倍出，使人莫衷一是。例如药物远志，南北朝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说它是小草，象麻黄，但颜色青，开白花，宋代马志却认为它像大青，并责备陶弘景根本不认识远志。又如狗脊一药，有的说它像萆薢，有的说它像拔葜，有的又说它像贯众，说法极不一致。类似此情况很多，李时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搁下笔来。

这些难题该怎样解决呢？

在他父亲的启示下，李时珍认识到，“读万卷书”固然需要，但“行万里路”更不可少。于是，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 李时珍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

最终，历经三十年，阅读的书籍八百余家，书稿订正三次而著成《本草纲目》一书。

李时珍其人生平简介

作者李时珍，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一五一八年)，死于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公元一五九三年)。14岁时随父到黄州府应试，中秀才；23岁随其父学医，医名日盛。

明世宗嘉靖三十年(1551年)，李时珍38岁，因治好了富顺王朱厚焜儿子的病而医名大显，被武昌的楚王朱英裣聘为王府的“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李时珍又被推荐到太医院工作。授“太医院判”职务。三年后，又被推荐上京任太医院判。任职一年，便辞职回乡。

李时珍在数十年行医以及阅读古典医籍的过程中，发现古代本草书中存在着不少错误，决心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书籍。35岁开始编写《本草纲目》，以《证类本草》为蓝本，参考了800多部书籍，其间，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起，多次离家外出考察，足迹遍及湖广、江西、直隶许多名山大川，弄清了许多疑难问题。

他一方面精研历代的医书(读过将近一千种这类的书)，订正古人的谬误，吸收古籍的精神；一方面借着行医的经历，到处采集药物，还经过他多方的探访、观察、实验、比较、阅读、亲尝以及自己临症的印证，费了将近三十年的工夫，才把这本书编写完成。

本草纲目里都是些什么内容

本草纲目全书共收录了中药一千八百三十二种，共五十二卷，分为十六部(纲)，六十二类(目)。卷一至四是全书的附录，收入序言、凡例、目录、附图、引用书目、资料及一些医药基础理论等等。卷五以后是全书的主体部分，李时珍把一千八百三十二种药物分为十六部：水部、火部、土部、金石部、草部、谷部、菜部、果部、木部、服器部、虫部、鳞部、介部、禽部、兽部、人部。每一部又分若干类，共计六十二类。其中植物一千九十五种，动物四百四十种，矿石三百五十七种。

中国的生药，一向以草木为主。本草纲目所收的药物将近二千种，除了草木以外，还有米谷、豆类、花果等植物，以及虫、鱼、鸟、兽、玉石等等的动物和矿石；用“本草”来概括它们作书名，大概和汉书艺文志上的“径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等的话有关系。

因为这本书收集的药物，数量多，分类繁，在这里不能一一详述。我们只拿书中动物类的药材来举例，以见一斑。动物类的药有四百四十种，除了最高等的人以外，李时珍还把它们分类为：虫、鳞、介、禽、兽五部。

张述铮，本名张述曾。笔名华夫、华天。山东烟台市人。中国著名的文献学家。1959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是文学家、文论家成仿吾先生的得意高材生。现为山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济南大学客座教授，1976-1979年在山东大学担任《汉语大词典》济南地区的编撰领导工作，1979-1995年在山东师范大学先后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主编了国家“八五”规划重点出版选题《中国古代名物大典》及国家古籍整理重点资助项目《赵翼诗编年全集》两书。1995年至今主持国家“九五”“十五”规划重点出版选题《中华博物源流大典》（今易名为《中华博物通考》）任总主编，并担任赵翼研究会第一副会长，中国名物学会筹委会理事长。张述铮教授多年从事古代文献的整理研究，主攻方向为古典文献学与名物训诂学。其成名之作《中国图书、文献域界源流考辩》，首次全面系统地廓清了图书、文献之间的关系及其源流演变，明确地将钟鼎、石刻排除于图书之外，而图书则包容于文献之中，最早提出了音像图书的命题。另一成名之作《中国文献与子母工具书纵论》，又首次阐述了中国文献与各种工具书的关系与缘起，最早提出了子工具书与母工具书的命题，国内众多权威期刊全文转载，文献学者时予征引。张述铮教授主编的《赵翼诗编年全集〉和《中国古代名物大典》，两部巨著影响广远。前者为海内外赵翼诗研究中收辑最为齐备、编年最为精当的唯一全集本，受到中国国家古籍整理***匡亚明先生亲予题辞赞扬。此书荣获国家古籍整理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古代名物大典》罗致广博，囊括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各种领域。巧汇古代雅学分类体例，以为今用，共计三十七卷。著名学者蒋礼鸿先生题辞称其为“开名物汇典之先河，中华朴学之再起”，人民日报在此书尚未出版前即称“《中国古代名物大典》是一部全面积累祖国文化的非辞藻型的类义辞书”，并先后获得山东省教委科研成果一等奖，全国城市出版社优秀图书一等奖，中国第八界图书奖，山东省1994年度精神文明建设精品工程入选作品。张述铮教授及其事迹被载入《中国著述家大词典》《中国当代语言学家词典》、《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家词典》、《东方之子》、《世界名人录》、《剑桥名人录》等几十种辞书传记中。 其它著述：《中国文献学》、《中国文献检索》、《书例和释义》、《“魑魅喜人过”签探－－古今杜注失误考订之一》。《对〈和张仆射〈塞下曲〉注释〉的两点浅见》，《杜诗〈负薪行〉词语签探》，《“重扶残醉”、“解褐”及其他、《“涂炭”的语源及流变》、《论语词源流及其条目释义》、《“城旦”、“城旦书”、“城旦春”考释〉、《中国图书、文献域界源流考辨》、《山盟海誓岂可信，自古红颜少知音》《中华本〈宋书〉再校记》、《新版〈宋书〉纠谬》、《论辞汇语词与词典语词》、《论词的民族性、国体特色与辞书编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