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在古代中国有三种含义：作为文字的书,作为档案的书,以及作为典籍的书。20世纪70年代以来,先秦、秦汉简帛古书的大量出土,为反思此前先秦、秦汉学术史的研究提供契机,也使重新审视古代的知识系统和知识结构成为可能。

作为典籍的书并非自古有之,约在春秋战国之际突然出现,并成为十分显著的现象。官学是它的源头。所谓官学,是官师政教合一的王官之学,是商周时代贵族政治的产物。在官学系统下,并无自由学术,学术由官府掌控。官学大致包括以下方面：古代大部分官文书,即所谓的典册,由祝、宗、卜、史系统的官员掌守。其中祝、宗掌祭祀神祖,有相应仪文祀典；卜掌占卜,史掌天文历法、记录史事和官爵册命,有相应的占卜记录和史册谱牒。当时的学术主要集中于这一系统,特别是史官手中。古代学术除集中于上述官守,主要集中于学校。当时贵族子弟所习课业有所谓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书、数是读写、计算技能的训练,属于小学；礼、乐、射、御,是大学的核心内容。古代养生、烹调等技术主要是由宰、膳夫系统的宫廷内官掌守。古代成文法的前身可能是某些王命。司士、司寇掌法律,但法律由史官典藏。古代的各种簿籍和图册可能由分管各级行政事务的官员,特别是司徒系统的官员来掌守。古代的农艺知识可能与司徒系统的农官有关。古代的工艺知识可能与司工系统的农官有关。

上述七种官学,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以天文、历算和各种占卜为中心的数术之学,以医药养生为中心的方技之学,还有工艺学和农艺学的知识,主要与今天所说的科学技术、宗教迷信有关；一类是以礼制法度和各种簿籍档案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知识。

在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春秋战国时代,官学下替就成为各种私学兴起的背景。比如,儒家所传六艺之书包括筮占、典谟训诰、诗歌、礼仪、春秋,大体出于王官之学的第、类；墨家重视技巧,可能与第类有关；阴阳家与数术有关,出自第类的史卜系统；道家强调合天道、养性命,与第类有关。实际上,春秋战国之时的诸子之学,从知识背景上讲正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诗、书、礼、乐等贵族教育为背景或围绕这一背景而争论的儒、墨两家,一类是以数术、方技等实用技术为背景的阴阳、道两家以及从道家派生的法、名两家。如将视野向后延伸,会发现秦汉以降的中国本土文化,也可分儒家、道家文化两大系统：儒家文化不仅以保存、阐扬诗书礼乐为职任,还杂糅刑名法术,与上层政治紧密结合；道家文化是以数术方技之学为知识体系,阴阳家和道家为哲学,民间信仰为社会基础,结合三者而形成,在民间有较大影响。

在了解官学下替及诸子学兴起背景后,我们会发现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往往只注意到从百家争鸣到儒家定于一尊的过程,很少考虑在先秦诸子之外还有以数术方技之学为核心的各种实用文化。就出土简帛古书的数量及覆盖面而言,数术类与方技类是其中最突出的类别。这对我们反思旧有知识体系大有帮助。

这里以数术类、方技类简帛古书为例,略述其价值。一则,数术类、方技类简帛古书的出土,极大丰富了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特别是对各种实用文化的认识,使我们直观感触中国文化的两条线索。二则,对哲学史的研究。在厘清诸子书的来源后,要跳出诸子看诸子：既要参考六艺之书以挹经注子,也要以数术、方技和兵书为解读线索。三则,对科技史的研究。数术涉及天文、历算、地学、物候学等,方技涉及医学、药剂学、养生术等,是中国古代科技的源泉。比如,四大发明的指南针源于式占,是数术家的工具；火药源于炼丹,炼丹又是方技家所为。四则,对宗教史的研究。关注点在于数术、方技与早期巫术的关系,以及道教产生的背景。道教不仅以数术方技作自己的知识体系,而且把老、庄之学当作其哲学表述。它与阴阳家及道家都有一定关系,但与道家,特别是道家的养生思想关系更密切。比如,道教所说的神仙,其实就是一种养生境界,推其源仍出于方技之学。

对简帛古书体例、分类的研究,是认识其意义、价值的前提。体例是对古书创作、阅读方式的理解,分类是以这种理解为基础建立的类型概念。

读古书当知古人著述之体例,对此余嘉锡的叙述最为精简。第一,古书的作者。用余嘉锡的话说,周秦古书,皆不题撰人余嘉锡：古书通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按：凡援引余嘉锡论断,不特意标注者,均源自此书。。出土简帛古书证明了这一点：迄今尚未发现有题写撰人的。古书普遍书写撰人,开始于隋书经籍志。第二,古书的年代。古书的作者既然难以确定,古书的年代自然也成问题。古书有作者、述者、撰著之人之别,故古书的写作年代势必模糊不清。第三,古书的书名。古书有书名和篇名。书籍普遍书写大题可能是隋唐以来的习惯。余嘉锡说古书之命名,多后人所追题,不皆出于作者之手。现已发现的简帛古书皆无大题,只有小题。官方藏书则有大题。今天所见简帛古书的书名,除一部分标明外,多是整理者依据古书命名原则所后加。第四,古书的结构。古人著书,往往随作数篇,即以行世,所以多单篇别行。出土简帛书籍,很多是单篇,数术、方技类书尤其如此。与单篇别行相对应,是古书往往分合无定：即相同或相近的内容,可出现在不同典籍中,有时会形成分合无定的许多种书。第五,古书的真伪。古书真伪之辩,自古有之,至近现代而蔚为大观。真伪概念是相对作者而言,而作者实际又有不同含义,故真伪概念也势必大乱。余嘉锡说道,不知古人著述之体例,而欲论古书之真伪,往往会造成不少冤假错案。比如,尉缭子、六韬等古书多被视为伪书,但从银雀山汉简及八家廊汉简可知,这两部古书不仅不是伪书且成书年代较早。

李学勤主张参照汉书艺文志对简帛古书进行分类。此处依循史书类入六艺的旧法,据李零研究将之归纳六类如下汉书艺文志中国语、战国策、太史公书等史书归入春秋经下,是因为秦汉时代史学以经学附庸的面目出现,尚无独立地位；西晋荀勖作中经新簿,将书籍分为四部,史学著作作为独立一类出现,至隋志始称之为史部。将史书类独立的作法,未能反映史部的发展历程。,简帛所见古书亦附入类目之中。

六艺类。

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本来是教授贵族子弟的六门课,这些课是讲道德修养和技能训练。孔子的六艺也是六门课：诗、书、礼、乐、易、春秋。不论六艺内容为何,它们原先都非书名,也不涉及读什么书,仅是某类书的类名。后人多将之视为书名,如诗经、春秋等,实际上是这类书的选本。六艺类又可分为三小类：经典类,如诗、书、礼、易、春秋等。简帛所见诗类有阜阳汉简诗经,礼类有武威汉简仪礼,易类有马王堆帛书周易等。关于六艺类典籍,新近简帛中有新发现。2008年10月22日,清华大学正式对外宣布,由校友捐赠,约2100枚战国竹简入藏清华。这批简的年代为战国中期,属书籍类,内容大多与历史相关。这批简中有尚书,且是秦焚书前写本。金_、康诰、顾命等篇目,有传世本,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都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之佚篇。清华简中还有一种编年体的史书,体裁和部分文句都很像竹书纪年,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至战国前期,与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李学勤：初识清华简,光明日报网：01gmrb/2008-12/01/content_864238htm。传记类,亦即上述各书的传、记、说、解、训、诂、章句等。小学类,如仓颉、史籀、急就等书。简帛所见有阜阳汉简仓颉篇、居延汉简急就章等。

诸子类。诸子书是战国古书的主体。汉代人把诸子百家概括为六家或九流十家。

六家是司马谈六家要旨中所说,包括阴阳、儒、墨、法、名、道,汉志增补纵横、杂、农、小说,则为九流十家。先秦是否有这么多家或流且不论,至少儒、墨、道三家还是有的。故诸子类又可分四小类：儒家,如孟子、荀子等,简帛所见有八角廊汉简论语、儒家者言等；墨家,今仅存墨子；道家,如老子、庄子,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老子、经法等；其他,多与道家有关。

诗赋类。战国秦汉的诗赋,汉志所收,除楚辞、文选所录,史记、汉书所引,很多都已亡佚。它的诗是歌诗,是可按乐谱歌唱的诗,所录以汉代乐府歌诗为主；它的赋是辞赋,分四类,前三类是以屈原、陆贾、荀卿为首的赋,第四类是作者不详或专题总集性质的赋。诗赋类下面分诗、赋两类。简帛所见诗赋类材料不多,简帛所见有银雀山汉简唐勒、尹湾汉简神乌赋等。

兵书类。汉志分兵书为四类：权谋以战略为主,带有综合性、理论性；形势以战术为主,带有专题性、实用性；阴阳是数术在兵学上的应用,侧重天文地理；技巧是攻城、守城之术,外加武器、武术研究。前两类是谋略,后两类是技术,可以反映出古代兵书的大致范围。简帛所见兵书以银雀山汉简为最,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张家山汉简盖庐属兵阴阳家类著作。

数术类。汉书数术略分数术之书为六类：天文、历谱是天文历算之学,其中天文还包括吉凶占验,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等,以及阜阳汉简天历、张家山汉简算术书等；五行是日者之术,包括式法和各种选择之术,内容涉及阴阳五行时令等,简帛所见有睡虎地秦简日书甲、乙本、孔家坡汉简日书等；蓍龟是卜筮之术,包括龟卜、筮占两类,是上述占卜之外最重要的占卜之术,王家台秦简归藏、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等；杂占是除星气之占、式占、龟卜、筮占之外的其他占法,主要是占梦、厌劾祠禳等,简帛所见有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梦篇、马王堆帛书避兵图等；形法是相术,以相地形、相地宅为主,也包括相人畜、相器物等,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相马经、居延汉简相宝剑刀等。这六类可反映出古代数术的大致范围。

方技类。汉志分方技之学为四类：医经是综合性的医书,偏重理论,其中脉学最为重要,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二脉灸经、张家山汉简脉书等；经方是专题性医术,偏于应用,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武威旱滩坡汉简医方等；房中是讲房中交接之术等内容,简帛所见有十问、合阴阳等；神仙是房中以外的其他养生之术,包括服食、行气、导引等,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却谷食气、导引图以及张家山汉简引书等。

上述六类,前三类偏重人文,后三类偏重技巧。前三类书一直备受学者看重,后三类书却很少有人关注,以至于有有学无术之局面出现。受旧有知识结构及知识背景影响,不仅前三类书研究中存在不少问题,也使后三类书的意义未能充分发掘。充分关注并利用简帛古书进行研究,将成为重写秦汉、先秦学术史的关键。

史书典籍指古籍中专门记载历史的书，在四库分类之中就是史部。

中国西周末年各诸侯国已有历史记载，如晋国之《乘》、郑国之《志》、楚国之《_杌》、鲁国之《春秋》等，《墨子》里面说墨翟曾见过百国春秋。早期的史书都是以编年史的形式存在，晋朝太康年间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也是编年体。东汉末年，荀悦撰成《汉纪》，开创了编年体的断代史。梁启超在《新史学》将史籍划分为十种二十三类，即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政书、杂史、传记、地志、学史、史学、附庸等。

按时间和空间分类：

通史：连贯地记叙各个时代的史实的史书称为通史，如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历时三千多年的史实。

断代史：记载一朝一代历史的史书称为断代史，创始于东汉班固的《汉书》。二十四史中除《史记》外，其余都属断代史。

国别体：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叙的史书。如《战国策》。

孙膑，其本名孙伯灵，是战国时代齐国的军事家，出生于阿鄄之间（今菏泽市鄄城），是军事家孙武的后代。相传孙膑和魏国大将军庞涓同出于鬼谷子师门，后来孙膑被庞涓迫害，遭遇膑刑，因此被称为孙膑。后来在齐国的帮助下回到齐国，被任命为军师。孙膑帮助田忌取得了著名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的胜利，使得齐国称霸东方。他在历史上留下了「 ”田忌赛马”、「 ”围魏救赵”、「 ”增兵减灶”等著名的军事典故。 孙膑 作为战国时代最有名的军事家，孙膑是否留下过著作呢？《史记》记载：「 ”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说明孙膑是有兵法流传的，但是没有提到名字。《汉书·艺文志》曾着录《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可是到唐代之前，《齐孙子》就散失了。从隋朝之后，人们就再也没有看到过孙膑的兵法。 围魏救赵 因此，在学术界就开始产生了争论。从宋代开始，有学者开始怀疑《孙膑兵法》并不存在，也有学者认为《孙子兵法》是孙膑著的，而不是孙武。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孙武和孙膑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只是历史记载出现了混乱。 孙武 不过幸运的是，山东一座西汉的古墓出土竹简终结了这些质疑。1972年，考古学家在山东省临沂发现了一座西汉时期的古墓，经过了发掘，其中发现了4942只竹简，其内容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守法守令十三篇》、《元光元年历谱》等先秦古籍及古佚书。从出土的内容可以大概推断墓的主人是一位将军或者军事爱好者，很可能是齐国人的后代。 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 银雀山墓中同时出土了《孙子兵法》（吴孙子）和《孙膑兵法》（齐孙子），从而证明了孙武和孙膑却是是两个时代的两个人，也证明了孙膑确实有兵书传世。全书共30篇，分为上编、下篇。其中上篇是孙膑的言论整理而成，多以问答的形式出现如「 ”齐威王问用兵孙子，曰”、「 ”田忌问孙子曰”、「 ”孙子出，而弟子问曰”、「 ”孙子曰”等。而下篇是否是孙膑的著作还存在争议。 1985年，《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出版，共收入《孙膑兵法》凡16篇，系原上编诸篇加上下篇中的《五教法》而成，其篇目依次为：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篡卒、月战、八阵、地葆、势备、兵情、行篡、杀士、延气、官一、五教法、强兵。 从《孙膑兵法》可以看出，齐国的军事家和道家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孙武、司马穰苴、孙膑都是陈国田氏后代，而陈国也是道家思想的发源地，老子就是陈国人。兵法中提到了提到「 ”道”的地方有五十多处，孙膑认为一个合格的用兵者必须「 ”达于道”。孙膑反对不正义的战争，他说 「 ”义兵王，应兵胜，忿兵败，贪兵死，骄兵灭”。 《道德经》中说：「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主张战争是不得已才会使用的，因此反对恋战、好战。《孙膑兵法》同样如此，「 ”夫兵者,非士恒势也。此先王之傅道也。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然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 。 《孙膑兵法》竹简 从《孙膑兵法》和《孙子兵法》的对比来看，《孙子兵法》基本论述的是用兵之道，也就是军事理论，而《孙膑兵法》强调的是用兵之术，也就是军事理论在实际战争中的运用。孙武参与过的战争只有助吴伐楚，而孙膑参与的战争更多，因此两者的侧重点不同。

1960年4月，在江苏南京西善桥宫山北麓的一位南朝时期的贵族墓葬中，发掘了一组大型拼镶砖印壁画。全画由648块长方形青砖拼镶而成，分为左右两块，对称分布在主室南北两壁，每块各长244厘米，高88厘米。画 绘有八人，在人物身侧刻有各自的名字。南壁由外侧向内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北壁为向秀、刘灵（伶）、阮咸、荣启期，人物以同根双枝形的树木隔开，共有十株。其中，除春秋时期著名隐士荣启期之外的七人正是古代所谓的「 ”竹林七贤”。因此，此画后来被命名为「 ”竹林七贤及（与）荣启期”。此砖画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也是制作最为精美的砖画之一，被誉为南京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南壁、北壁 一、竹林「 ”无竹”？ 画中的竹林七贤席地而坐，或酣畅饮酒，或弹琴吟诗，无不尽显文人风流。这也与《世说新语》中记载的「 ”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等史实相符。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此砖画及后续其他墓葬出土的「 ”七贤与荣启期”题材的砖画中均未见竹子，画中所画或为柳树，或为阔叶树。就连唐代画家孙位以竹林七贤为题材的《高逸图》中竟然也未见竹子。这一谜团引发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83 年，宋伯胤先生在发表的《竹林七贤砖画散考》中认为有无竹并不重要：「 ”竹林七贤而无竹林，我看是无关宏旨的。” 高逸图（局部） 汪珂欣博士曾对这组砖画进行过比较系统的研究（参考文献1）。她认为：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 ”竹”被解释为「 ”冬生草也”。而「 ”竹林”一词在古籍中最早可见于汉代。《汉书》卷五十七下有「 ”观众树之蓊薆兮，览竹林之榛榛”、「 ”举玉杯藩露，清明竹林之属”的记载。这一时期，「 ”竹林”的含义是由「 ”冬生草”所组成的树林。 「 ”竹林七贤”的说法较早可见于《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注中：「 ”《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在《陶渊明集》中也提及「 ”共为竹林之游，世号竹林七贤”。由此可见，西晋表述的「 ”竹林”仅为树林的一种，并无深层涵义。 竹林七贤 据学者考证，当时七贤居住和活动的地区山阳县（今焦作市）的太行山南部，曾种植有大面积的经济竹林。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也有「 ”渭川千亩竹”的记载。「 ”竹林”有可能为该地区的别称。至东晋随着士林的广泛关注与推崇，「 ”竹林者”才开始逐渐指代「 ”七贤”，如《文心雕龙》有言「 ”浚冲不尘乎竹林者，名崇而讥减也”。 二、「 ”竹林”意象之演变 早年陈寅格先生曾提出「 ”先有七贤，再有竹林”的说法，认为「 ”竹林”这一表述源于西晋末年，是佛教在天竺清修的隐居地的别称，「 ”共作竹林之游”是东晋好事者捏造出来的。但在对佛教译经的检索中，东汉到西晋时期，释迦牟尼讲经说法的地方多译为「 ”竹园”。而在南北朝时期「 ”竹林七贤”广为传播后，佛教译经中译为「 ”竹林”的比例大大增加，往后佛经翻译也基本以「 ”竹林”为主。依此即可判断，此处的竹林应与佛教无关。 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局部） 在「 ”竹林七贤”声名广播之后，「 ”竹林”与「 ”七贤”愈发互相联系，甚至可以互相指代。《避暑录话》曾道「 ”七贤竹林，今在怀州修武县。初若欲避世远祸者，然反以此得名”。「 ”竹林七贤”这一称谓也就流传了下来。在明代仇英的《竹林七贤图》中，所绘制的即是贤人会于竹林饮酒作诗的场景。 《竹林七贤图》（明 仇英） 在此期间，「 ”竹”的意象也发生重大转变。到南北朝时，就出现了以谢朓为代表的《咏竹》诗。此后竹子渐渐脱离了早期舜妃和女子忧怨的意象，成为高傲正直的象征，代表着中国文人坚贞高洁的君子品格，成为「 ”花中四君子”之一。 兰竹图（清郑板桥·局部） 三、林下诸贤 很有意思的是，在《世说新语》中还有一处记载，提出了「 ”林下诸贤”的说法： 林下诸贤各有俊才子，籍子浑器量弘旷。康子绍，清远雅正。涛子简疏通高素。咸子瞻，虚夷有远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遗。秀子纯、悌，并令淑有清流。戎子万子，有大成之风，苗而不秀。唯伶子无闻。凡此诸子唯瞻为冠。绍、简亦见重当世。（《世说新语·赏誉第八》） 不难发现，这里的「 ”林下诸贤”和「 ”竹林七贤”所指代的对象完全相同：阮籍、嵇康、山涛、阮咸、向秀、王戎、刘伶。也就是说，当时世人也称「 ”竹林七贤”为「 ”林下诸贤”。 在东晋僧肇的《答刘遗民书》中也提到「 ”林下”这一意象： 君既遂嘉遁之志，标越俗之美，独恬事外，欢足方寸。每一言集，何尝不远喻林下之雅咏，高致悠然，清散未期，厚自保爱。 刘遗民（白莲社图卷局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僧肇将「 ”林下”与「 ”雅咏”相连，其内涵就不是仅仅是指树林之下，而其「 ”遂嘉遁之志，标越俗之美，独恬事外，欢足方寸”正与竹林七贤的气质相合，颇有《世说新语》所言之的「 ”林下风气”。在唐代释元康撰写的《肇论疏》中将之解释为「 ”喻林下雅咏高致悠然者，晋朝嵇康、阮籍、阮咸、山涛、王戎、向秀、刘灵等七人。在于山阳竹林俱隐。不事王侯，高尚其志。今谓刘公如此也。”就明确将林下的寓意等同于竹林。「 ”林下”与「 ”竹林”相重合的寓意内涵，成为文人雅士常常使用的意象之一。如鲍照《园中秋散》诗中最后四句：「 ”临歌不知调，发兴谁与欢。傥结延上清，岂孤林下弹”，足见「 ”林下”具有与「 ”竹林”相同或相近的内在气质。 文史君说 关于「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中何以无竹的争论，实质是在梳理「 ”竹林七贤”与「 ”竹林”的关系。无论是将竹林作为当时地名的别名还是称其为「 ”林下诸贤”，我们都可以发现，「 ”竹林七贤”的内在特质及内涵并不因此而改变，其重点并不在「 ”竹”，而是那「 ”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文人气质，是七贤赋予了「 ”竹”以新的灵魂，而非本末倒置矣。 参考文献： 1、汪珂欣：《何以「 ”无竹”与「 ”八贤”——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一见》，《中国美术》，2017年02期。 2、王汉：《林下与南朝竹林七贤砖画为何无竹》，《形象史学》，2017年02期。 3、鲁红平：《论「 ”竹林七贤”称号的动态生成过程》，《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4期。 （作者：浩然文史·郑大嵩阳国学会） 本文为文史科普自媒体浩然文史原创作品，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本文所用，除特别说明外都来自互联网，如有侵权烦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对于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学者来说，大谷文库是一个绕不开的名词，尤其是在明清小说的研究者眼中，大谷文库更是无法取代的经典。可以说，大谷文库已成为公认的一座中国古典小说的宝库，而这座文学宝库最初的建立者，竟然是一位日本僧人。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偏爱文化考古的日本僧人

旅顺口区的太阳沟，在伪满时期，曾经一度是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今，在太阳沟随处可见的古建筑里，我们仍能依稀领略到它昔日的繁华。

与肃亲王府、关东州厅等宏大的建筑物相比，太阳沟深处，山坡上那栋俄式风格的二层小楼并不十分起眼，但却非常别致。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坐在小楼阳台上，可以看到不远处海湾里的海鸥是如何觅食的。不过现在这座小楼已经久无人居，显得格外破败，以至于当地文保部门不得不对其进行紧急修缮，好维持它不至于坍塌。但若时光倒退到百余年前，这座小楼却一派风光，是许多政要名流们出入的场所，因为，那时这里曾居住着一位特殊的主人，日本佛教界最重量级的人物：大谷光瑞。

大谷光瑞1876年出生，因为他们家族世代为西本愿寺法主，所以大谷光瑞一出生，就注定要成为僧人。资料显示，大谷光瑞10岁出家，20岁之前，一直是西本愿寺里规规矩矩的宗教领袖继承人。改变发生在1899年，这一年大谷光瑞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中国内地游历一个多月。这次中国之行，深刻影响了大谷的一生，让他从一位超然世外的宗教领袖，不知不觉间变成一个贪婪的掠夺者。

那次短暂的中国之行，让这位年轻的僧人对中国古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正在伦敦留学的他，很快便出资组建起一支探险队，以探寻佛迹为名，从喀什米尔高原深入到了中国的新疆地区。

事实上，探寻佛迹与文化考古只是一个幌子，大谷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掠夺。大量的古城、古墓遗址，遭到大谷探险队的盗掘，他和瑞典人斯文·赫定的探险队一道，在中国新疆地区展开了一场“夺宝大战”。

需要说明的是，与斯文·赫定不同，大谷光瑞和他的探险队员们并没有受过任何考古训练，他们只懂得掘墓，却连最基本的记录工作都不懂得怎么去做。以至于在挖掘过程中，大量古迹遭到毁灭性破坏，还有很多珍贵文物连出土地点都说不清。

大谷曾先后组织过3支探险队，在中国掠夺走了数以十万计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多数是通过大连港登船运往日本，其中占比重最大的当数汉籍图书与碑拓。据说这些图书中仅孤本、珍本就多达数千册，而总数则超过40000册。可以说，3次探险让大谷收获颇丰，可巨大的探险经费与后期分类研究费用，也让大谷陷入了沉重的财政危机。再加上大谷一心忙于在中国探险，导致寺规松弛，僧侣贪腐现象泛滥，大谷也因此受到舆论指责，被迫于1914年辞去法主和伯爵的爵位，并于第二年定居到大连，成为满铁公司的文化与宗教事务幕后顾问及大东亚建设审议委员会委员。

大量稀世珍宝被装船运至日本

大谷光瑞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是日本殖民当局奉行扩张、掠夺政策的先锋人物。

1938年，他针对“七七事变”后的时局，写下《中国事变后对策》一书，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这本书也一度被日本关东军高层奉为经典，要求高级将领人人研读。此外，大谷还主编出版有《兴亚计划》《兴亚论丛》等丛书，不遗余力地鼓吹“南进”政策。

除了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外，大谷还有一个嗜好，那就是收集中国的古籍文献，大量珍贵的汉籍都成了他强取豪夺后的收藏品。在敦煌，他手下的干将吉川小一郎买通王道士，得以顺利地将敦煌藏经洞里的古籍洗劫一空。在楼兰，他手下的另一干将橘瑞超沿着斯文·赫定提供的地理坐标，找到楼兰古城，并从古城里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李柏文书》。《李柏文书》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文书中出现的李柏其人，也是在楼兰所发现的全部文书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载的人物。学界普遍认为，《李柏文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价值，同时也是堪与《兰亭序》相媲美的书法艺术精品。并且，作为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人物，李柏高超的书法技艺也改变了我们过去“书法帖学起源于江南”的认识，侧面证明西北可能也是“帖学”的发源地之一。

但可惜的是，这些稀世汉籍多数已被大谷光瑞一船一船地运回日本，其中一部分被他占为己有，另一部分捐赠给了韩国总督府博物馆、日本京都博物馆、龙谷大学图书馆，以及日本各地的美术馆，还有一部分被卖给了文物商人。以《李柏文书》为例，如今已是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品。

大谷不仅是一个中国文物的贪婪掠夺者，同时还是一个疯狂的破坏者。由于他本人并不懂考古，他使用的考古队员也都是对考古一窍不通的年轻僧侣，比如发现《李柏文书》的橘瑞超，当时只是一个不满20岁的小僧人，他不懂得对出土时的情况做记录，以至于后人在研究《李柏文书》时，有很多疑团已无法破解。这些年轻僧侣在所谓的考古过程中，往往会雇用当地老百姓乱挖乱掘，其对遗址古迹所造成的破坏，甚至比盗墓贼还要严重。

古籍幸运地大规模回流

疯狂的掠夺，让大谷迅速成为“当时世界上私人拥有汉籍图书最多的人”，为妥善收藏这些图书，大谷甚至还斥巨资，在神户修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私人书库“含秀居”，被当时人称为“山上图书馆”。

谁也不会想到，这些被大谷掠夺走的古籍，却因为一个特殊机缘，竟幸运地迎来一次大规模回流。

那是1915年4月，大谷光瑞再一次到达大连，出席本愿寺关东别院的落成典礼。在满铁高层的极力邀请下，这个刚刚辞去法主职务不久的日本名流，当场决定不再回国，从此定居大连。

春秋末期的侯马盟书不属于简帛范围。马王堆简帛，是指1974年在湖南省长沙马王堆汉墓三号墓出土的一大批秦汉时期的楚地简帛文书。帛书共计十多万字，五十余种，另外还有一些竹简医书，为文献中的“书于竹帛”提供了实证，令世人对古代的书写方式和材质有了直观和深入的认知。简帛书籍有相当一部分是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尚存、已湮没两千余年的古佚书，也有一部分为现存古籍的不同版本。因其为科学发掘出土，抄写年代下限确定，与整个墓葬的关系比较明确，出土时的样态、位置都保持得比较好，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