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放久了很容易被虫蛀或者是遇到潮湿天气发霉，这里有几个方法尽量避免这种问题。

芸香草，又名七里香。该植物具有强烈的气味，花朵和叶子气味芬芳，夹在书的两页之间，具有对抗书虫的作用。灵香草，也称为薰衣草，是广西省的特产。自古以来，“灵香草”就被作为薰衣留香、净化空气的名贵香料就一直被用作向朝廷供奉，以及为保护有价值的书籍，书法和纺织品而使用的防虫和驱蚊秘方。

樟脑。在中国，樟脑的使用已有很长的历史，在明朝中有一本“有关害虫防治和樟脑树的书”。现代社会使用化学方法生产的樟脑香精油是通过桉木的蒸气蒸馏获得的香精油，其为具有特殊香气的白色晶体，在室温下易挥发。樟树害虫防治方法自古以来就得到了扩展，仍然是大多数古代收藏家和个人收藏家使用的主要方法。

古籍收藏在樟树制成的书架或书架上，樟树本身的气味可有效防止书虫的生长，具有较好的驱虫作用。使用低温的方法是用低温驱蚊。在零下40摄氏度的环境中冷冻48小时后，螨虫会冻结并死亡，即使未发育的虫子也无法幸免。在书的叶子上放些烟叶。您不仅可以防止螨虫的伪造，还可以起到驱虫的作用。存放书的房间应经常通风，应经常进行卫生处理以降低湿度并防止有害生物繁殖。

也可以经常将书籍拿出来晾晾，通通风，晒晒太阳。

人物生平

周永年家贫，百无嗜好，独嗜书。有感于明代曹学缰论，作《儒藏说》。此说一出，罗有高、刘音为之张目，刘作《广儒藏说》以和之。论者谓清修《四库全书》，分储七阁，实受《儒藏说》之启发，永年倡始之功诚不可没。（详见王绍曾、沙嘉孙着《山东藏书家史略》）今录其文，以供参考。（仅据《山东藏书家史略》所附《儒藏说》输录，未校原书。）

人物轶事

乾隆三十六年进士，乾隆四十年被征修《四库全书》。乾隆四十四年出任贵州乡试副考官。四库馆散，授编修，充文渊阁校理。乾隆五十六年乞病归里，是年秋七月卒，享年六十二岁。周永年是我国十八世纪著名的藏书家，人称其藏书“甲于山左”，也是著名的学者，在校勘学、目录学和图书馆事业上成绩卓著，尤其对《四库全书》的撰修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年轻时代的周永年心中即装着普天下的读书人和利在万世的藏书事业，酝酿着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力倡“儒藏说”以存天下之书，主建“借书园”欲使一家之藏广之于天下。儒藏之说源于明末曹学纾周永年把它提高到理论层面加以阐述，并作《儒藏说》以明其意，在文后的《儒藏条约三则》中，制订了周到的实施细则，便于实施。为建儒藏，大声疾呼，且身体力行建起了“借书园”。借书园是周永年的藏书处，更是其《儒藏说》理论的自我实践，具备近现代图书馆的两大功能——保存文献和传播文明，是近代公共图书馆之滥觞。可惜这只是周永年天真的梦想，在那个时代，藏书家们的宋椠元抄往往藏之深阁，秘不示人，完成儒藏理想，赖周永年个人之力是不行的。但是，儒藏说一出，便得到士林诸同志的响应，而《四库全书》的编纂思想和择弃原则，正是周永年在《儒藏说》中力倡的。因此有人说纂修《四库全书》“倡导之功，归诸永年”，是有道理的。《四库全书》的纂修，周永年不仅有倡导之功，而且为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乾隆四十年周永年以夙望为大学士刘统勋所推荐，被征为纂修官，特旨改翰林院庶吉士。当时学界引以为荣，海内学人投刺踵门，皆欲纳交。四库馆开设于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的纂修是从《永乐大典》的校勘辑佚工作开始的，周永年在这件事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据章学诚在《周书昌别传》中记载，馆臣们不肯费力搜寻，多选择易为功者，就说再无可辑之书，可因为周永年固执以争，认为其中还有许多可做的工作，拿他无可奈何的同事只好“尽举而委之书昌”，周永年不畏艰辛，“无间风雨寒暑，目尽九千巨册，计卷一万八千有馀，丹铅标识，摘抉编摩”，辑出永新刘敞兄弟《公是》、《公非》等十余家佚书，皆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此外还据《永乐大典》葺补残缺、校雠错讹脱倒。在这次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成果最丰的一次辑佚校勘活动中，周永年不计名利只是“欲行其平日之见，尽表遗籍”，他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精神和所辑宋元遗籍永垂史册！

人物贡献

李慈铭认为，《四库全书》虽纪昀、陆锡熊总其成，但是经部提要由戴震主笔，史部提要由邵晋涵主笔，子部提要由周永年主笔，这种分工是依据了各人的学术专长。

《清史稿》评价周永年：“四部兵农天算术数诸家，钩稽精义，褒讥悉当，为同馆所推重。”桂馥在《周先生传》中也说：“先生于经史百氏之言，览括略尽，视其大义，不雠章句。”凡从《大典》中辑出的佚书，谁辑录即由谁撰写提要，考察《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还可知，《彭城集》、《浮溪集》等集部提要亦出于周永年之手。另外，据陈垣先生考证，《四库提要》中释家著录十三部，存目十二部错误极少，亦为周永年所纂，因周永年自年轻始即笃嗜内典，对佛家著作颇为精通。

周永年为时硕儒，文章冠绝一时，但他眼光过高，又过分谦虚，自谓文拙，不留存稿，故今天可见著述极少，致使现在的许多人竟不知道他在《四库全书》的撰修过程中做过这么多的工作，这是十分遗憾的事。古人重实，不求虚名，也给学术专家漫天飞，学术专著泛滥成灾的当今社会一个警示。

藏书故事

清学者、藏书家。字书昌，一字书愚，别号林汲山人。祖籍浙江余姚，迁居山东历城。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与邵晋涵、程晋芳、戴震等人同修《四库全书》，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四十四年（1779）任贵州乡试副考官。在四库馆时，对四部、兵、农、天、算、术数诸家，钩稽精义，为馆中同仁所推重。见宋元遗书多收入《永乐大典》中，于是摘编得10余家，均为前人所未见者，加以著录。家藏图书极富，有感于“曹氏书仓”及“释道藏”，建“林汲山房”、“水西书屋”，聚书其中，集古今书籍10万卷，供人阅览传抄，以广流传。又约桂馥买田设“藉书园”，其中设台祭祀汉代经学大师伏生。“藉书园者，书昌之志也，书昌故温饱馁，于书积卷殆近十万，不欲自私，故以籍书名园。藉者，借也”。桂馥亦有《周先生永年传》，称其“得书辄归先生，凡积五万卷”，沈起元记其“百无嗜好，独嗜书。编撰《水西书屋藏书目录》、《藉书园目录》、《藉书园藏书目》，著录图书3 000余种。章学诚和邵晋涵二人曾慕名参观其藏书。章学诚《周书昌先生别传》，对其在四库馆编校古籍有详尽的记述。今所藏经史子集二氏百家之书已数千卷，皆能言其义者”。为资助李调元刊刻《函海》，借出抄本书30种，索要多次未还。鉴于明代曹学缬仿道藏、佛藏，更著为《儒藏》未成，“曹能始《儒藏》之议，自古藏书家所未及，当亦天下万世有心目者之公愿”；遂著《儒藏说》，集中阐述了他的学术思想，是藏书观念的一大改变。他认为，“书籍者，所以载道记事，益人神智者也。”所以他积极提倡书籍的流通与传借。指出过去公私藏书，未能长久保存，感叹道：“藏之一地，不能藏之于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于万世也。”因而他提出公共儒藏思想，奔波四方，鼓动师友，宣传儒藏的好处，士大夫文儒响应者颇多。他的公共儒藏思想，对丰富和发展古典图书馆学有重要贡献。他自称手拙，除《儒藏说》18篇外，不存稿，亦不著书。

　在各种收藏门类中，古书是最早的收藏品之一。那么古书收藏的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的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的知识

　按照图书所有者性质的不同，中国历史上藏书系统可分为四类：官藏(即国家藏书)、私藏(即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院藏书。

　有确切记载的我国的国家藏书起于周朝，著名的思想家李耳(即老子)是已知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当时馆长称为“守藏室之史”。到了秦代，国家藏书处称为“石室”。汉代初年，广征图书，并设立六处公藏图书处，即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和秘室。三国魏国设有秘书、中、外三阁国家藏书处，晋沿魏制，国家收藏图书归兰台和秘书两处。到隋唐两宋，国家藏书更加丰富，但却因朝代的更叠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使国家藏书受损。到元代，先崇道贬佛，后崇佛贬道，将《道藏》大统《玄都宝藏》连书带版全部焚毁，以至今日，元《玄都宝藏》只有一二页残片留于世间。明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一个兴盛时期，不只国家藏书，而分封的各藩王也大多喜藏书、刻书，从属性上讲，藩王藏书也是介于官藏与私藏之间的一种藏书形式。到了清代，才是中国藏书——不论公藏、私藏——的黄金时代，其藏书规模及其藏书研究都远胜于列代。

　书有水、火、兵、虫“四厄”。随着时代的发展，越古的书收藏难度越大，故善本的范畴也随之后延。清末藏书家叶德辉说：“南宋人重北宋本，元明人重宋本，国朝收藏家并重元明本。”从而说明了历代藏书的范畴。

　在中唐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初，主要用于印刷佛经、字书和历书等。到北宋，印刷书才逐步取代抄本、写本而成为书之主流，于是隋唐五代及其之前的写本就成为宋人眼中的古书了。但宋初距今已逾千年，宋之前的古本流传至今已近绝迹。上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才使得今人可以得见晋唐之珍籍，这些珍本今日仍有机会收藏到，有实力的朋友，当然应当买这些遗珍。

　至明代中叶，宋版书就已经是清中藏书家追求之物了，虽然宋代刻书达数万种，但到这时就稀见难得了。由于宋人刻书态度严肃，刊刻和印刷水平均很精良，所用纸墨也十分考究，再加上文化气息浓厚，自然成了明代藏书家珍藏之物。当时官府藏书也大增，明正统六年，杨士奇查勘文渊阁藏书，编出《文渊阁书目》，著录了图书43200余册，7000余种。可惜政府藏书疏于管理，到万历三十三年再查文渊阁藏书时已十不存一了，再加上明末战争，这些藏书基本上全部毁失了。

　私人藏书在明代大为兴盛，明开国之初分封藩王，他们由于不掌兵权，再加上皇帝赏赐大量宋元留下的善本，故多位藩王热心于藏书活动，如周王朱和宁王朱权都珍藏有大量珍籍秘本，尤其朱五世孙朱睦桔收购了山东章丘李开先的藏书，在开封筑万卷堂，成为皇族中最有名的藏书家。

　明代有名的藏书家有数百人，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也有十余家，尤其私家藏书楼的兴起，使得私家藏书更加规范化，著名的有宋濂的青萝山房，藏书8万卷以上，叶盛的竹堂，以藏有抄本著称，藏书22700卷。叶氏尤其著名的是他的一方藏书章，章文是：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借非其人，亦不孝。范钦的天一阁，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于家乡鄞县建天一阁藏书楼，藏书7万余卷。天一阁至今保存完好，为我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藏书楼。明代其它著名的还有胡应麟的二酉山房，祁承邺的澹生堂、毛晋的汲古阁、钱谦益的绛云楼等。

　清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鼎盛时期，无论公藏私藏都发展到了顶峰。清初皇帝对文化事业十分重视，除翰林院、国子监有大量藏书外，内府也分别珍藏了大量典籍，如皇史收藏本朝实录、玉牒与《大清会典》;昭仁殿专收宋、金、辽、元、明的善本;武英殿所刻之殿版书均存于此。尤其为后世藏书家所追求的是“天禄琳琅”藏书。天禄琳琅是乾隆皇帝的藏书处，专藏宋元明珍籍善本，到民国年间，这些书被宣统挟带出宫，有些流散到民间。这些书在宫中都进行了重新装潢，五色织锦封面，宣绫包角，尤其一望便知是天禄琳琅之物的特殊处，因其在每册书的封面和封底衬页上都钤上“古稀天子之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五方玉玺，称之为“乾隆五玺”。天禄琳琅之书大部分都存在故宫、国家图书馆和台湾图书馆，留在民间的已如星凤，藏书家见之自当珍惜机会。

　清代的私家藏书更是藏书史上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几百位藏书大家，如吴骞、孙星衍、汪宪、汪启淑、鲍廷博、卢文、朱彝尊、卢址、徐乾学等。尤其著名的大藏书家黄丕烈，他的藏书观点开一代风气之先，经他手批跋之书成为后世藏书家追捧之物。

　清代四大藏书楼的出现，尤其是其藏书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

　民国藏书无论从藏书方式还是藏书理念，都是清代的余续，也产生了多位大藏书家，如傅增湘、陶湘、李盛铎、周叔等，他们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藏书，但是他们在藏书的分类方式上有许多新观点，可供今日藏书者借鉴。有兴趣深入探求藏书真谛的书友，可读一些他们所著的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方面的专著。

　古今善本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学术思潮，随着时代的变迁，善本书的范畴也在发生着变化。从西汉到清末，中国总计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期间，总计出版了181755部各类书籍，合2367146卷。这些典籍历经各种磨难，留传至今约有不足8万部。又由于历代的翻刻和改刻，又产生出不同的版本，而只有在内容、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皆佳的善本才极具收藏价值。所以首先搞清楚哪些是善本，才是藏书选择的关键。

　朱弁在《曲消旧闻》中写道：“宋次道家藏书，皆校雠三五遍，世之藏书，以次道家为善本。”叶梦得《石林燕语》：“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从以上可以看出，宋人认为精加校雠的书籍就是善本。明代和清代中前期，基本延续宋之善本标准。清末张之洞从读书角度谈出自己的善本观：“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道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缺之本也。善本三义有三：一曰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当时的旧刻、旧抄指的是明嘉靖前的刻本及明蓝格抄本。

　建国以后，国家组织专家编撰《全国善本书总目》，制定了《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标准和范围》，将善本标准归纳为“三性九条”。虽然有些专家对此有不同看法，但对藏书者来说，这种规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录全文如下：凡是在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三方面，或其中某一方面具有特殊价值的，应是善本。具体是：1、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2、明刻本和明抄本;3、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刻印的图书;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件，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7、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抄本;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9、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的)。

清版古书收藏的知识

　传统意义上的藏书以收藏善本古籍为宗旨，善本的概念因不同时期或者不同的取舍而有所区别，但基本上仍是指刊刻精美、流传较少、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高等几个方面，但同时善本古籍的市场价格也随之升高，因此追求善本古籍的收藏不但要求有较高的鉴别水平，还需要相当的经济条件。除善本以外，藏书界还将流传较广、年代较晚或者存世量较大的古籍习惯上称为“通行本”。通行本这一称谓的历史也很悠久，大概有了善本一词以后就相应而生了。不同的时代对通行本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明清时期的通行本，今日已成为了善本。近代的藏书界将清代乾隆朝以后刊刻的一些书籍，包括清末的局本，统称“通行本”，这一概念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通行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据清末张之洞的说法，当属于善本求之难得，退而求其次。实际上清代中期以后有很多藏书家，将私藏宋元秘本翻刻成书，又称覆刻本或者影刻本。这其中相当多的书籍不但内容十分重要，且形式上也保存了宋、元善本的不少风貌，只是生产年代较晚，流传广泛，历来是“通行本”中引人注目的内容。其中如黄丕烈刻宋严州本《仪礼郑注》、翁方纲翻刻本《淳熙隶韵》、阮元影刻《古烈女传》、嘉业堂刻本《史记》等，一直为藏书家所珍爱。清代的翻刻本，目前市场价格大约二三百元一册，价格适中，很有收藏潜力。目前有些拍卖行中经常推出此类拍本，似当引起重视。

　清代中期以后，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逐渐向中国传播，其中西方宗教作品通过传教士途径得以输入。在上海土内湾一带(即今日的徐家汇)，开始使用德国海德堡的石印技术，最初是用于印刷宗教宣传品，后为上海点石斋等书肆用来印刷《康熙字典》、《紫光阁英雄谱》等。石印技术是采用近代的油水分离法原理形成的一种新的印刷方法，不仅印刷周期短、生产效率快，而且有的由于采用照相制版，印刷成品也很逼真，且价格低廉，深受当时学人推崇，很快得以风行。清末刊行的石印书籍，大部分采用手工纸，单面印刷，为了降低成本，往往开本很少。这类书中如《点石斋画报》、《芥子园画谱》等印制精美，艺术价值并不低。值得一说的还有清末曾用石印技术印刷过一批开本较小的微型书籍，如《四书备旨》、《五经》等，大不盈寸，可握于掌中，十分有趣。晚清的石印书由于产量大，且历来为藏书家所不取，至今价格仍然很低，不过二三十元一册。但其中有些使用了很白很细的宣纸印刷。制作精良，有些内容也很有参考价值，加之此种石印技术今日也基本废而不用，估计此类书籍今后升值空间乐观，一般初入藏界的书友，不妨从此入手。

　清代刊刻发行的古籍存量非常大，但究其主旨，主要是官刻本、私刻本和书坊刻本三大范围。坊间刻本是民间书坊业的出版物，此类作品由于刊刻者的水平不一，因此同为坊刻但情况差异很大。由于坊间书业大部分以逐利为目的，所刻书籍一般粗糙者较多，且彼此翻刻、校对不精，因此历来不为藏书界所重。但坊刻本中也有一些上乘之作，如南京、苏州等地有些书坊，工匠水平较高，其中如苏州江氏又曾于清晚期开设文学山房，用木活字排印书籍，被称为清季活字版收山之作。又如天津文美斋于宣统时曾刻有《文美斋诗笺谱》，套色丰富，刀法精妙，是为清代版画的终结之作。

　官刻本是封建朝廷的地方官署出版物，其中殿版自不必说。以地方官署而言，由于行政设置不同，又有府、州、县各衙门的不同，清代中期以前，地方官署刻本，常注有“本衙藏版”的特别说明，此表示其地位的特殊。此类刻本多为“官箴”或者“则例”、“章程”三类，内容主要是涉及地方行政、居官心得和地方制度。但由于各地物料不同，组织各异，作为研究清代地方出版历史，颇具文献价值。关于清代晚期的“局本”，其中就有官方组织的，当属官刻本的延续，乃由清朝地方官吏，冀图振兴经义，讲求国文传统，访求造书，详加精校，刊刻成书以为惠取士林。此种官书在清末仍有数十家，在清代的出版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另外还有一些“书局”，则为地方新兴出版机构，有些介之于官民之间，有些全系民间出版机构，如北京的开智书局、四川的锦江书局、上海的同文书局等等，这类书局，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书坊，成为了中国近代新兴出版业的前身。由于书局的情况复杂，对“局本”的评价历来也很有区别，但目前市场“局本”书籍价格仅为每册二二百元，加之其中有很多是内容详实、校勘精到之作，初入藏界的书友如果对此“局本”多有留意，或者会有不少收获。

　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兴起，清代政府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这一时期，各地翻译引进了大批的西方政治、法律、科学、文化作品。最初由北京同文馆发端，由西洋传教士主持，中方人士协助，由官方组织出版了大量的国际法学作品，如美国传教士丁冠西翻译的《万国公法》、《公法会通》等，此后上海的制造局，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下翻译了《法律医学》、《化学鉴原》、《英国水师章程》等等。此后外国政治、法律和科技书籍的翻译出版形成一种热潮，举国上下纷纷效仿。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严复主持翻译的《法意》、张相文翻译的《契约论》等。甚至还出现了林琴南翻译的《黑奴吁天录》等一批文学作品。这期间大量的西方近代科技书籍被介绍到中国。在所谓“格致救国”的口号下，北京和上海还陆续出版了一些以宣传西学为宗旨的杂志，其中以在北京出版的《中西闻见录》和上海格致书局出版的《格致汇编》最有影响。这类书籍不但宣传了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而且印刷制作也有很多更新之举，其中有以传统技术雕版印刷的，也有采用石印技术印刷的，甚至还出现了铅活字排印和铜版插图技术。但可惜这些出版物印刷量一般不多，而且又因其具有较高的文献研究价值，百年以来，被各种公私图书馆网罗了大半，但近来市场上也偶可见到，其价格也在二三百元左右，但往往一露面即为藏界必得之书，可见识货者颇多矣。

　除了通行本之外，还有一些地方的书坊、刻字店、学校、寺庙甚至私人还刻印了大量的学生识字、讲评经义、唱本小曲和一些阴阳数术及劝善公德之类的书籍。有人将此统称为“俗本”，此类书籍内容俗败，刊刻粗糙，收藏价值不大，目前在各地旧货市场上，经常可以见到此类“俗本”，往往已经无数淘选，几成书渣。对于这种“俗本”，初涉收藏的可选来作为“样品”，但随着藏书经验的丰富，对“俗本”的认知也会逐渐改变。

人物生平

明朝崇祯七年（1634年），宋荦出生于河南商丘，为国史院大学士宋权之子。10岁能骑烈马，13岁始学声律、书法，笃学好交游，淹通掌故，有诗名。

顺治四年（1647），年仅14岁的宋荦应诏以大臣子列侍卫，以勇猛见嘉。巧岁考察第一，试授通判。其父以弱龄不谙政事，令其在乡里读书，追随侯方域、贾开宗、徐作肃等讲习诗文，组成“后雪苑六子”，成为“雪苑社”后起之秀。

康熙三年（1664年），康熙三年，授湖广黄州通判。以母忧去。

康熙十六年（1677年），授理藩院院判，迁刑部员外郎，榷赣关，还迁郎中。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授直隶通永道。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迁山东按察使，再迁江苏布政使，察司库亏三十六万有奇，荦揭报督抚，责前布政使刘鼎、章钦文分偿。户部采铜铸钱，定值斤六分五，荦以江苏不产铜，采自他省，值昂过半，牒巡抚田雯，疏请停采。下部议，改视各关例，斤一钱。

二十七年（1688年），擢江西巡抚。湖广叛卒夏逢龙为乱，徵江西兵赴剿，次九江，挟饷缺几哗变。荦行次彭泽，闻报，檄发湖口库帑充行粮，兵乃进。至南昌受事，旧裁督标兵李美玉、袁大相纠三千馀人，谋劫仓库，应逢龙以叛。荦知之，捕得美玉、大相，众汹々。荦令即斩以徇，谕众受煽惑者皆贷不问，众乃定。江西采竹木，饶州供紫竹，南康、九江供檀、诸木，通省派供猫竹，名虽官捐，实为民累，荦疏请动支正帑采买。上命岁终巡抚视察布政司库，荦疏请粮驿道库，布政使察；府库，道员察。汉军文武官吏受代，家属例当还旗，经过州县，点验取结。荦曰：“是以罪人待之也。”疏请自赃私斥革并侵挪帑项解部比追外，止给到京定限咨文，俾示区别。皆下部议行。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累擢江苏巡抚，苏州滨海各县遇飓，上元、六合诸县发山水，淮、扬、徐属县河溢，疏请视被灾轻重，蠲减如例。发江宁、凤阳仓储米麦散赈。别疏请除太湖傍坍地赋额，户部以地逾千亩，令详察。荦再疏上陈，上特允之。赈荒抚饥，深得人心，康熙誉其为“清廉为天下巡抚第一”。

康熙三十八至四十四年（1699年-1705年）间，康熙皇帝三次南巡，正值宋荦担任江苏巡抚，康熙皆驻跸苏州，由宋荦负责接待，嘉赞荦居官安静，迭蒙赏赉，御书：‘仁惠诚民’四字，又‘怀抱清朗’四字以赐，又御书诗扇，又临米芾书，董其昌书天马赋，渊鉴斋法帖及耕织图以赐”。以宋荦年过七十，书“福”、“寿”字以赐。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十一月，官至吏部尚书。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以老乞罢，濒行，赐以诗。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诣京师祝圣寿，加太子少师，复赐以诗，回到家乡商丘。九月十六日卒，享年八十岁。康熙下旨赐祭葬于其家乡商丘，祟祀名宦乡贤，葬于西陂别墅（今大史楼村）。

后世评价

有诗称颂宋荦：“惠爱黎元，宏奖髦士。心迹双清，沧浪之水。”

汪琬曾评论宋荦：“廉而不刿，严而不苛，抚循吏民，煦煦慈爱而不失之姑息。当其莅吴，仅四阅月耳，裁决簿书，勾稽金谷，往往至丙夜，虽精锐少年不敢望。一二老奸宿蠹，俯首侧足，亦率不敢旁睨，考其设施。”至今苏州沧浪亭还保留着这首赞诗和他的石刻画像。

清学者朱彝尊诗云：“妙鉴谁能别毫发，一时难得两中丞。”两中丞指的是当时大收藏家卞永誉和宋荦。

个人作品

●诗作

宋荦编有《商丘宋氏西坡藏书目》，著录宋元明本134种，抄本72种，曾进呈皇上御览过。精于鉴藏书画，淹通典籍，熟习掌故。去世后，其子编有《青纶馆藏书目录》1册。又喜刻印书籍，刻有《古竹圃诗集》、《嘉乐堂诗集》、《柳湖诗草》、《绵津山人诗集》、《商丘宋氏家乘》、《国朝二家诗抄》、《施注苏诗》等古籍30余种，刻书颇为精美。抄本亦多。其藏书后被孙星衍、黄丕烈、瞿镛等家收去。亦通画理，画水墨兰竹，颇有神韵。著有《漫堂墨品》、《漫堂诗说》、《绵津诗抄》、《筠廊偶笔》、《西坡类稿》、《沧浪小志》等10余种。

宋荦曾合刻侯方域、魏禧和汪琬三家文为《国朝三家文钞》，影响颇大。宋荦著作有《西陂类稿》50卷、《漫堂说诗》及《江左十五子诗选》等。宋荦与王士有交往、“性嗜古，精鉴赏”，在慈仁寺所购得《十六国春秋》残本。清代邵长蘅曾选王士祯与宋荦诗为《王、宋二家集》。宋诗不及王诗的超逸，而清刚隽上，亦自可观。其诗多赠答、题画、咏物、记游之作。其中如《盘山诗》、《黄山松石歌寄金仁叔将军兼索子湘和》、《乌江》、《石盆峪龙潭歌》、《椰子》等诗，含蓄酝藉，标格隽上，颇见特色。宋荦有论诗著作《漫堂说诗》，他论诗主张尊杜甫，认为韩愈、苏轼、黄庭坚、陆游、元好问都是学杜而成家的。但他对苏轼“弥觉神契”（《漫堂说诗》）。他和王士祯是好友，但论诗主张有异。他是清代学宋诗派中的重要诗人。

《落花》

昨日花簌簌，今日落如扫。

反怨盛开时，不及未开好。

《即事六首》（其五）

雨过山光翠且重，一轮新月挂长松。

吏人散尽家僮睡，坐听寒溪古寺钟。

《邯郸道上》

邯郸道上起秋声，古墓荒祠野潦清。

多少往来名利客，满身尘土拜卢生。

●绘画

宋荦善画水墨兰竹， 疏远绝伦。同时亦擅长山水画。

个人成就

收藏

宋荦曾在商丘古城老宅内建“御书楼”，专门收藏康熙皇帝给他题写的墨宝。

宋荦藏书有数万册之多，有人评价其“所收藏唐宋名迹，宋元秘帙，冠于河右”，有“江南第一收藏大家”之称，今人周绍良称赞其“鉴赏之精，收藏之富，不惟冠绝一时，后来者也难伦比”。赵孟、鲜于枢（三帖合页）论书帖，著名的宋马麟《层叠冰绡图》、宋林椿《果熟来禽图》册、宋佚名《枯荷图》册、元张宋中《桃花幽鸟图》、明董其昌《秋兴八景图》册等，均经宋荦收藏。

宋荦因与收藏家袁枢（袁可立子）同乡故，得藏名品，以此名重天下。康乾年间，古董商举物以宋荦鉴定为荣耀。宋荦自云：“余尝云黑夜以书画至，摩挲而嗅之，可辨真赝。”

关于宋荦的鉴赏水平之精，清代梁章钜《浪迹丛谭》中曾引《筠廊随笔·宋漫堂（荦）鉴赏》一则：“合肥许太史孙筌家藏画鹑一轴，陈章侯（洪绶）题曰‘此北宋人笔’。人不知出谁氏之手，公（宋荦）览之，定为崔白画。座间有窃笑者，以为姑妄言之耳。少顷持画向日中曝之，于背面一角映出图章，文曰子西。子西即（崔）白号，众始叹服。

黄州司理王俟斋不信，在客厅悬一画以试宋荦。宋荦坐在门外车上便断定是林良所作，王终于心服口服。可见宋荦鉴赏之精。宋荦所收唐宋名迹，宋元秘帙，冠于河右。有《西陂藏书目》一卷，计数万册。今人周绍良撰《清代名墨丛谈》载《宋荦墨品》三卷，认为“鉴赏之精，收藏之富，不惟冠绝一时，后来者也难伦比。”

宋荦藏书尤富，顺治十二年（1655年），他远游江南、安徽、金陵等地、收罗大批秘籍、名帖。常熟毛晋“汲古阁”藏书散佚后，大半为他所得。如《徂徕文集》、《阳陵先生诗》、《玉澜集》、《乖崖先生文集》均为宋版；另加《白虎通》、《松雪斋集》、《刘豫事迹》、《安禄山事迹》等书，均为藏书中精品。藏书楼有“青纶馆”、“鱼麦堂”、“和松庵”、“西陂”等，藏书多钤有各藏书楼印记。

轶事典故

●康熙赐物

宋荦的清廉和他的超人才干，深得康熙帝的恩宠。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四月，苏州织造李煦的奏折御批中写道：“……巡抚宋荦，朕南巡二次，谨慎小心。特赐御笔书扇二柄，赐李熙扇一柄。尔即传于宋荦，不用写本谢恩。以后有奏之事，密折交与尔奏。”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十月，康熙帝赐给宋荦“鹿肉二方，鹿筋二条，鹿舌二个，鹿尾二个，鹿肉干十束”。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七月，康熙帝赐给宋荦“御书诗扇一柄”。同年九月，康熙帝赐宋荦“鹿舌二个，鹿尾二个，鹿肉十件，鹿干十束”。同年十月，宋荦因操劳过度，气脱旧病复发。康熙帝闻讯，特“颁赐珍药”，并御书“福”、“寿”二字赐宋荦。同年十一月，宋荦患气脱病，康熙派御医黄运为之医治，并赐圣药和高丽参，直到十二月病愈，御医一直跟随宋荦身边。康熙帝三次南巡皆有宋荦迎送。因此，宋荦在奏折中声称：“三次圣驾南巡，屡荷天语垂问，荦宠至极，不知其年衰力惫。”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十月十七日，四鼓，气脱偃卧，不能赴宴，廷医大用补剂方保残喘，即登舟淮扬一带力疾督赈。适抵扬州病势缠绵，头晕气喘，日渐衰弱，医生皆云年老病剧，非静养不能奏效，倘再一触发，便难医治。但宋荦却以“江苏事务殷繁，非司卧理”。从此不难看出，宋荦为国为民已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王士祯《香祖笔记》中记载了康熙帝南巡时赐书宋荦的情形：上己卯南巡视河,赐江苏巡抚臣宋荦“仁惠诚民”四大字，又赐“怀抱清朗”四字。癸未，以河工底绩，再南巡渡江，驻跸江天寺。荦时扈从，奏云：“臣家有别业在西陂，乞御书‘西陂’二大字赐臣，不令宋臣范成大石湖独有千古玉音。”上云：“此二字颇不易书。”荦再奏云：“二字臣求善书者多不能工，刑部尚书王士祯少与臣为同学，尝云二字倘得御书，乃为不朽盛事。”上笑而书之，即以颁赐，顷之驾回行宫，又命侍卫取入，重书赐焉，再赐“清德堂”大字。

●碧螺春

康熙与宋荦，君臣相处岁月既久，关系自然亲近。某次康熙南巡，正值宋荦任江苏巡抚，特向康熙进奉一种当地俗名“吓杀人”的名茶，色香味俱佳，康熙恶其名粗俗，乃赐名“碧螺春”，一直沿用下来，成为一种名茶。这一故事流传甚广，清人说部亦多有记载，而以王应奎所撰《柳南随笔》为详。

亲属成员

曾祖父：宋，明朝进士，万历名臣，官至礼部尚书。

祖父：宋沾，官至山东福山县知县。

父亲：宋权，官至国史院大学士，卒赠少保。

母亲：赵淑人。

宋荦有子六人：宋基、宋至、宋陆、宋著、宋致、宋筠，皆有史名。

因宋荦《纬萧草堂》诗有“偃仰幽事多，好待鹿门说”之诗句，为与商丘古宋家族一支有别，故称宋荦一支为商丘“鹿门宋”。

后世纪念

宋荦墓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路河乡大史楼村。宋荦深得清康熙帝的赏识，死后朝廷赐渝葬于故里。墓为圆形土冢，墓前立有墓碑及石像生。2002年著名印尼华侨宋良浩先生捐资进行了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