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古籍难以数计，对古籍的分类整理自古已有。第一次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始于公元前26年西汉成帝时，由刘向、刘歆父子先后主持，内容包括搜辑、校勘、分类、编目等，最终编成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目录《七略》。《七略》将当时搜集整理的典籍分为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诗赋六大类，加上概论性质的辑略，总题《七略》。

　　汉代以后，各种官修，私撰的古籍分类目录不断涌现，分类方法也不断有所改进。西晋荀勖的《晋中经簿》将六略改为四部，即甲部录经书（相当于六艺），乙部录子书（包括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丙部录史书，丁部为诗赋等，这就奠定了四部分类的基础。东晋李充所编《晋元帝书目》根据当时古籍的实际情况，将史书改入乙部，子书改入丙部，这样，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已略具雏形。

　　四部体制的最终确立体现在《隋书·经籍志》中，这部实际上由唐初名臣魏征所编的目录，正式标注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并进一步细分为40个类目。从此，四部分类法为大多数史志、书目所沿用。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分为四部44类，有较大的权威性。

　　五四以来，我国借鉴西方的图书分类法，按现代学科体系进行图书分类。目前，我国各类图书馆普遍采用的是90年代修订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但是，由于不少古籍很难纳入中图法的分类体系，因此一般古籍图书馆（库）的庋藏和检索，仍袭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

《儒藏》工程规模浩大，绝非某一单位可以单独完成，而北京大学拥有组织该项目的诸多有利条件。北京大学研究力量雄厚，有着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文、史、哲、考古、图书馆等人文学科具有很强的优势。北京大学集中了一批从事儒学教学与研究的专门人才和著名学者，多年来已完成和出版多种有关儒学的著作，具有雄厚的古籍整理实力和良好的研究基础。北京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古籍善本既富且精,可以为编纂《儒藏》提供约70%的图书，并与国内外古籍藏书大馆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已同国家图书馆签订了《儒藏》编纂合作协议。同时，北京大学与国内外学术界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儒藏》工程得到了国内外广大学者的支持和参与。目前北京大学已经联合国内外34所高校及研究机构，近300位国内外学者参与，共同完成“《儒藏》编纂与研究”这一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北京大学领导及各级部门对《儒藏》工程给予了大力支持。2003年5月北京大学成立以季羡林先生为名誉主任、许智宏校长为主任、吴志攀副校长为副主任、汤一介先生为常务副主任的“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指导委员会”，负责《儒藏》工程计划和成果审查、工作进度考核、财务监督等工作。同时成立以汤一介先生、吴志攀副校长（2007年由张国有副校长接任）为组长，由北大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以及图书馆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组成的“北京大学《儒藏》编纂工作小组”，负责《儒藏》工程的规划制定、业务咨询和重大问题研究等工作。2004年6月经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成立了实体性机构“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负责《儒藏》工程的组织实施工作。

经过多方协商，目前已组成以季羡林先生为首席总编纂，汤一介（该项目首席专家）、庞朴、孙钦善、安平秋先生为总编纂，包括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及韩国、日本、越南、法国、美国等海内外近百位专家学者为编委的《儒藏》精华编编纂委员会，并聘请饶宗颐（香港）、任继愈、王元化、来新夏、朱伯昆、田余庆、萧萐父、黄永年、汪德迈（法国）、户川芳郎（日本）、柳承国（韩国）、金忠烈（韩国）、崔根德（韩国）等13位海内外年高德劭的老一辈专家学者为《儒藏》精华编顾问。同时组建了以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单位具有古籍整理经验的资深编审为主的审稿专家组。

北京大学已多次召开《儒藏》编委及部类主编会议，就编纂《儒藏》进行学术研讨和经验交流。同时联系韩国、日本、越南的学者，设置编纂机构，启动《儒藏》海外文献部类的编纂工作。

编纂工作以“尊重历史，保存文献”为总方针。

首先是普遍调查，尽数收集。通过《中国丛书综书》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及其他藏书目录提供的线索，并借助各地同仁的力量对全世界200余家图书馆、博物馆、大专院校所藏四库存目书进行大规模的查访，在此基础上编定工作目录。这一工作十分有成效，发现了不少极为稀见甚至早为有关专家宣布失传的古籍。例如明代茅元仪《青油史漫》二卷，任道斌先生《茅元仪著述知见录》（1985年书目文献出版社排印本）认为“今佚”，现在发现上海图书馆有抄本，台湾中央图书馆有明崇祯刻本。又清代曹溶的《倦圃的植记》三卷，是一部园艺方面有价值的书，农学史家王毓瑚先生《中国农学书录》（1964年农业出版社排印本）说“书没有流传”，现在发现上海图书馆有清抄本。其次是剔除重复，精选版本。四库存目与《四库全书》之间有某些内容完全相同之书，四库存目内部也有某些内容完全相同之书，凡此皆予剔除，以免重复。例如子部儒家类存目有明顾宪成《顾端文公遗书》三十七卷，又有《小心斋札记》十六卷。后者是前者的一部分，因此《存目丛书》只收内容较全的《顾端文公遗书》，不再重复收录《小心斋札记》。这样处理可以使《存目丛书》的篇幅有所节省，从而减轻购买和庋藏的困难。同时对于确定收录的存目书，严格选择底本。选择底本一般都认为要选“善本”。然而一书若有数本传世，何者为善，却绝难判断。为了保存文献，一般首先选择不缺卷不缺页的足本。在足本的前提下，再选择较早的刻本或抄本。由于旧刻旧抄接近古籍原貌，而且日见稀少，学者难得一见，一旦影印，化身数百，可以满足更多学者的要求，因此十分重视旧刻、旧抄本。在刻、抄时代相同的情况下，对有前辈学者题跋的本子则优先考虑使用，以便保存更多的文献。再次是原版影印，整旧如旧。凡原书版框数据烂、漫漶不清，一律不加修饰改动，力求保持版本原貌。目的不但是要为学术界提供完备的资料，同时也为学术界提供可以信赖的版本。 所收书八成为宋、元、明、清各级善本，三成为孤本，诸如杭州市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一年刻明朱睦楔撰《圣典》二十四卷、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六年刻《金华府志》三十卷、南京图书馆明嘉靖十四年刻《定远县志》十卷、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一年刻《衡州府志》十五卷、北京图书馆藏明刻明潘之恒撰《黄海》六十卷、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嘉靖刻蓝印本明龚辉撰《西槎汇草》一卷、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清康熙抄本郑端撰《孙子汇微》八卷、北京图书馆藏明初刻元艾元英撰《如宜方》二卷、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曹溶撰《倦圃莳植记》二卷、辽宁省图书馆藏元余卓刻宋杨万里撰《四六膏馥》七卷等，均系人间孤本。弥足珍贵，极富收藏及研究价值。

）《四库全简明目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20卷，清朝永瑢等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本目录不收存目书，只收四库全书所收录的

3461种书籍，据文渊阁所藏四库全书著录书名、卷数，以及撰著者的时代、姓名等，并删减提要原

文，略述作书大意，文字简明（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四库全书简明目

录）。作为一般读者来说，查检《简目》即可。

（3）《书目答问》（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清]张之洞撰，初刊于清光绪二年(1878）。此书是一部指导治学门径的举要书目，共列举古

籍2200种左右。其中《四库》书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

八。全书按经、史、子、集、丛(丛书目)五部、三十余类编排。每部书先列书名，次注著者，再注

各种版本、卷数异同，并且对一些书籍加简单的按语，指导人们读哪些书，选择什么版本。它所标

明的版本都是经过斟酌的，以不缺少误、习见常用的为主。

（4）《贩书偶记》（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近人孙殿起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贩书偶记）。《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

编》是孙氏在经营古籍贩卖事业几十年中所见古籍的详细记录，绝大部分是清代的著作、同时兼收

少许明代人的著作，以及辛亥革命至抗战前(止于1935年)的有关古代文化的著作。是一部清代以来

的著述总目，其作用相当于《四库全书总目》的补编。其著录项目，一般包括书名、卷数、作者姓

名、籍贯、刻版的年代等。《贩书偶记》初刻于1936年，著者在初版刊印以后，又积得资料六千余

条，并由他的助手雷梦水先生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整理，于1980年以《贩书偶记续编》名义出版。这

次重印，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一版《贩书偶记》、1980年第一版《贩书偶记续编》全二为

一，以《〈贩书偶记〉附续编》的形式分为上下册出版。书后附有《〈账书偶记〉书名著者名四角

号码综合索引》。

（5）《续修四库全书提要》

王云五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出版。本书共13册，收录《四库全书总目》未收的古籍提

要10070篇．尤重道藏、佛经的史传与有关中国佛教史之著作、明人著作、一部分禁毁书，以及现

存海内外的我国著名古典小说、戏曲和《四库全书》编纂以后的书籍等等。它收了经部书2384部，

史部书4443部，子部书2115部，集部书1128部。

（6）《古籍整理图书目录（1949—1991）》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编，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本书采用按年编排的方式收录

了建国以来(1949年10月至1991年12月)我国(港、台除外)历年来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内容除文、

史、哲等之外．还收藏书画艺术，以及医书、农书、科技等方面的古籍，还酌收—部分已译成汉文

的少数民族古籍。所收古籍大致包括辛亥革命以前的著作，辛亥革命以后对古籍整理加工的著作，

以及有关古籍的工具书。本书之末附有按四角号码编排的书目索引，这样，既可以了解古籍整理各

个阶段的概况，又可通过索引查阅到每种古籍出版的年月。

1）《中国丛书综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上海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59-1962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983年再版。全书收录全国

41所主要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增至47所）所藏古籍丛书2797种，包括子目汇集古籍38891

种。全书共3册。

第一册“总目”，按汇编与类编进行编排。汇编分为杂纂、辑佚、郡邑、氏族、独撰5类；类

编分为经、史、子、集4类。每一丛书，著录丛书名、编辑者、版本、并详细列出该丛书所含子

目。书后附有“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与“丛书书名索引”。

第二册是“子目”，是子目分类索引，将该书中所收的全部古籍按经、史、子、集四部（下

再分若干类）分类编排，注明每一书的卷数、著者时代、著者姓名、所属丛书等。可按类查出某部

古籍及收在哪些丛书中。

第三册是“索引”，是子目书名索引和子目著者索引。按四角号码顺序编排，与第二册配合使

用（中国丛书综录书影）。

（2）《中国丛书练录补正》

阳海清编撰，蒋孝达校订，江苏广陵古箱刻印社1984年出版。本书对《综录》中各丛书的版

本、异名、子目作了很多补充和订正工作，增录了1958年以后重印、复印、影印，以及校点排印的

新版丛书。书后所附的“丛书异名索引”也很有参考价值（中国丛书综录补正）。

（3）《中国丛书目录及子目索引汇编》

施廷镛主编，南京大学1982年印行。本书重在增补《中国丛书综录》所收或未收丛书，共977

种，其中包括一些西学丛书与台湾编印的丛书。全书分丛书目录与子目索引两部分。书前附“丛书

概述”，书后附“丛书书名索引”与“子目书名索引”。

（4）《中国丛书广录》

全书16开236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该书是新出版的查古籍丛书的工具书。凡《中

国丛书综录》已收录者，不再收录，只收录书名、版本或子目多寡不同者。该书不仅收目前实存的

丛书，也收历史曾经存在、今为“存目”的丛书；既收原刻本、影印本，也收铅印等整理本；既收

大陆地区出版的丛书，也收台港澳地区出版的丛书。该书上册是总目，包括丛书分类简目、丛书分

类详目、丛书书名索引、丛书编纂者、校注者刊刻者索引；下册是索引，包括子目分类索引、子目

书名索引、子目著者索引。该书与《中国丛书综录》相补充，反映了我国历代的丛书出版情况（图

片中国丛书广录书影）。

（5）《中国丛书综录续编》

本书是在我国著名图书馆学专家、目录学家施廷镛的遗著的基础上，重新整理而成的。书中删

除了与他书重复者，并又补充了许多丛书，包括不少港、台、日本等地的资料，现共计收录1100余

种。书后附《丛书备考》、《丛书书名索引》、《丛书著者索引》、《丛书子目书名索引》、《丛

书子目著者索引》、《丛书子目分类索引》。它的出版弥补了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和阳

海清编《中国丛书广录》所收丛书的不足，并订正了上述两书著录中的一些错误，是一本研究中国

历史、文化和古籍的工具书。

（6）《丛书总目续编》

庄荣芳编，台北德浩书局1974年印行。是《中国丛书综录》第一册“总目”的续编，收录台湾

出版的丛书683种。可用来查考台湾1974年前丛书的出版情况和收藏情况。

此外，我国近代出版的三套大型古籍丛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和《丛书集成初编》

虽巳收录在《中国丛书综录》里了，但它们都各自编有目录，可供查检。

（7）《丛书集成初编目录》

商务印书馆编，1935年出版，中华书局1983年重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自1935年

起编辑出版，汇集宋、元、明、清100部有价值的丛书，收书约4100种，原拟分订4000册，每册一

号，计划分四批出齐，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断出书，巳出版的3467册，未出版的533册。1982年3

月在北京召开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之后，中华书局决定将巳出版的重印。本目录便是根据1935

年版重编的，共收书4l07钟，按总类、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语文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艺

术、文学、史地等10类编排。每种书均注明书名、编著考，所届丛书、卷数、册数。凡已出版各

书，书名前均冠以书号，并按书号顺序排列；未出版各书，书名后均注明“未出”字样。

3、古籍善本书目

（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广西民族大学馆藏经部、丛部）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96年版。中国大型古籍目录。该书

目编辑委员会编。该书目共著录除台湾地区以外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物

保管委员会、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图书馆、科学院系统图书馆、名人纪念馆和寺庙等781个单位的

藏书57500种，13万部。凡是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并流传较少的古籍，年代下

限大致断到清代乾隆以及在此之后辛亥革命前有特殊价值的刻本、抄本、稿本、校本，都作为善本

在收录之列。编排方法基本按四部分类法排列，并增设丛书部，故分为经、史、子、集、丛书五

部。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经部，丛书部和史部分别于1990年和1992年出版。著录项目有书

名（含卷数）、著者和著作方式、版本等。每部书均有编号，书末附藏书单位代号及检索表，并另

编书名、作者、版本、批校题跋者索引。收录中国782家收藏单位所藏善本书57500种约13万部。中

国现代最大的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2）。

（2）《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上、中、下册）

天津图书馆编，齐鲁书社2003年04月第1版，2041页（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

（3）《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全7册）

线装书局2005年出版。《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共收录了善本书目6024种，对所选书目的著者、

版本、刻书年代、行款及刻书者，均依据相关馆藏资料，做了详细的介绍。编制了四角号索引。同

时考虑到多途径检索方便，还编制了书名四角号码的笔画字头检索和汉语拼音字头检索。凡收入该

书的书目，均标明了藏书单位，这些古籍善本书，分藏于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博物馆、

文物保护委员会、高等院校、科学院系统图书馆；中等学校、文化馆、寺庙等800余家。一书在

手，中国古籍善本分布情况尽收眼底（中国古籍善本总目）。

（4）《中国善本书提要》（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王重民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本书所录善本书达4200余种，包括北京图书馆、北京

大学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善本古籍。本书最突出的特点是著录版本特征内容齐备。以往

书录，多只录书名、卷数、册数、撰著校辑者人名、刻本堂名、年代等，本书则尽量录齐各项特

征，除上述各项外，更详记其版框尺寸、行款字数、残存卷数、版藏处所、原书款识序跋、刻字铺

号、刻工姓名等，凡有助于鉴定古籍刊刻年代之特征者，都尽量录入，以帮助读者对版刻情况进行

判断和对源流加以考订。此外，本书对《四库提要》、《明史艺文志》等书录，颇多纠谬补阙之

功，因此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善本书录。本书基本上采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而略加变

更。书后附有索引4种：“书名索引”、“撰校刊刻人名索引”、“刻工人名索引”、“到书铺号

索引”（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国善本书提要2）。

（5）《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

本书是著名目录版本学专家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的续编。计有史部提要770余篇 ，

涉及纪传、编年 纪事本末、杂史、传记、政书、地理、金石、目录等九类；子部提要近 10篇。编

辑体例与“正编”基本一致。类目、书名、版本、册数、撰者、序跋等清晰明白，具有很高的资料

价值，其中所收地方志提要最多。全书目录为：《补编》前言、编例、补编提要目录、中国善本书

提要补编、后记、书名索引、撰校刊刻人名索引、刻工人名索引、刻书铺号索引、正补编联合索引

字头笔书检字表（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

（6）《古籍版本题记索引》

罗伟国、胡平编，上海书店1991年出版。本书著录有关古籍版本的书目、题跋、读书志、书影

等102种。全书包括《书名索引》《著者索引》两部分，均用四角号码法排列。《书名索引》著录

书名、编著者、版本和出处等4项。这里所谓的“出处”就是版本题记的出处。这部分索引提供给

读者的就是什么古籍有什么人的题记，有多少题记。为了节省篇幅，引用书目都编制了代号，查阅

时可查检《采用书目及其代号表》。书名代号是阿拉伯数字加方括号，卷数是中文数字，页码是阿

拉伯数字，特殊者另外注明。《著者索引》著录编著者姓名及其著作两项。从中我们可以查检到某

人著有哪些版本题记。本书对古籍的版本题记，收罗宏富，编排科学，为我们查检善本右籍提供了

重要的资料线索。

禁毁书目（补遗）·清代禁书知见录》

商务印书馆1957年出版。《清代禁毁书目(补遗)》为清人姚觐元撰，邓实补遗。姚氏收禁毁书

目4种，即《全毁书目》、《抽毁书目》、《禁书总目》、《违碍书目》，其中《抽毁书目》部分

在每书之下均说明抽毁原因．其余三种都仅记书名和人名。邓氏补遗三种，每书之下均说明禁毁之

故。姚氏四种，加上邓氏的补遗，收录清代禁毁书3100种151000余部。《清代禁书知见录》，孙殿

起辑。孙氏在北京开设通学斋书店，专售古旧书籍：他嫌姚氏所撰的几种禁书目录著录简赂，于是

在收书过程中遇见禁书，便洋记卷数、著者、刊刻年代，然后按书名笔画顺序排列编成此书。孙氏

还将一部分不见于禁书目录而似在禁毁范围的古书，作为外编附于书后。商务印书馆将姚氏和孙氏

的禁书目录(包括邓实的补遗)合印在一起，并另编书名索引附后，检索方便。

（2）《中国禁书大观》

安平秋、章培恒主编，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出版发行。本书由《中国禁书简史》、《中国禁

书解题》、《中国历代禁书目录》三部分组成。它们分别叙述了中国禁书的历史，对220种禁书作

了举例性的介绍，开列了一个从秦代到清末的全部禁书目录。本书能使读者对我国古代禁书总貌获

得一个大致的了解，并对一些具体的禁书具有若干理解，特别是前两部分具有较好的知识性和可读

性。第三部分《中国历代禁书目录》把历代禁书分为秦及汉初、晋至隋唐、宋元明、清代四个阶段

排列，各书目均以书名笔画顺序排列。查检时可与第一部分《中国禁书简史》参照。

（3）《伪书通考》(上、下)

近人张心澄撰，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三版修订本。本书1939年初版时，辨书1059部，修订本

增至1105部。张氏把明宋濂《诸子辨》、胡应鳞《四部正讹》及清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三部书

拼合起来，分经、史、子、集、道藏、佛藏六部，以书名为纲，再征引其他各书中有关的辨伪材料

汇编而成。张氏本人的意见，加括号注以“澄按”字。每书题下所注的“伪”、“疑伪”、“非

伪”“误认撰人”等，是编者对某部书真伪的结论。书末附有按四角号码编排的“伪书通考书名及

著者索引”供查检。书前有“总论”一篇，论述了辨伪的意义、伪书的产生、作伪的原因、伪书的

发现、辨伪的规律、辨伪的方法和条件等，值得一读。

（4）《续伪书通考》

郑良树编撰，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出版。本书分上、中、下三册。据著者在“凡例”中说：散

见学报、学术期刊之辨伪沦文，新刊古籍书前书后涉及辫伪之序跋等，已入古史辨而为新、旧版伪

书通考所未搜集者．皆尽可能悉为编入；各专书内涉及辨伪之章节，或著录其书名、作者及主要之

结论，或略为裁剪编入。本书内容比较丰富，从中我们可以获得很多重要的辨伪资料

（5）《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梁启超著，中华书局1955年出版。本书是根据梁启超讲课笔记整理而成的。全书分“总论”与

“分类”两卷。“总论”共5章，论述辨伪及考证年代的必要、伪书的种类及作伪的来历、辨伪学

的发达、辨别伪书及考证年代的方法、伪书的分别评价等；“分论”共6章，依次讨论十三经的真

伪。书后附录“子书五种”，讨论《本草》、《素间》、《灵枢》、《甲乙经》、《阴符经》五部

书的真伪。

5、古籍地方志目录

（1）《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本目录著录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190

个公共、科研、大专院校图书馆、博物馆、文史馆、档案馆等所藏的地方志8200余种，收录范围包

括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里镇志、卫志、所志、关志、岛屿志等。本书所收方

志的年代截止于1949年。本书的著录项目包括书名、卷数、纂修者、版本、藏书单位和备注。书后

附有“书名索引”供查俭。本书是中国目前最完备的地方志目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2）《中国地方志综录》

朱士嘉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年增订本。本书初版于1935年，解放后重行修订，共著录我国

41个主要图书馆所藏的地方志7413种．用表格的方式依行政区划排列。后附书名和人名索引供查

检。

（3）《中国地方志综览(1949—1987)》

来新夏主编，黄山书社1988年出版发行。本书是一部全国性地方志资料的综合汇编与著述。其

中“新志简介”部分著录了新编纂的地方志119种。

（4）《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

朱士嘉编，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本书是编者40年代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期间编的，共著录

中国方志2939种。

（5）《日本见藏稀见中国地方志书录》

崔建英编，书目文献出版社l 986年出版。本书著录日本所藏方志140种，其中除两部是明代方

志的抄本外，其余全部是清乾隆以前刻本，大多是第一代方志和不同内容体系的始修忘，具有重要

的文献价值。

（6）《中国古方志考》

张国淦撰，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本书所录方志，起自秦汉，止于元代，存佚皆录，是一部古

代地方志综录。每书的考证，除辑录旧著的分析论断外，编者的论述则附于按语之中。全书共考各

代方志2271种，元以前的方志可以说是收录殆尽了。

（7）《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增订本)》

台湾“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辑，台湾“中央”图书馆1981年发行。本书著录台湾各学术文化

机关及党政机构图书馆(室〕或档案室所藏地方志568部。

（8）《（嘉庆）广西通志·艺文略》

（清）谢启昆修。艺文略在该志第205～214卷，它收录了后汉至清嘉庆间广西地方文献259

种，分上下两编，上编录广西人著述，下编录外省人有关广西著述，可供查找广西古代地方文献之用。

（9）《广西近代经籍志》

近人蒙启鹏编纂。民国十六年（1928）出版，收嘉庆以来广西地方文献478部，分经史子集四

部编排，可续《广西通志·艺文略》供检索广西近代人著述（清·嘉庆至民国十七年）之用。

（10）《广西省著述目录》

广西统计局民国二十三年（1934）编印，收录广西籍或纯广西人团体论著、译述、纂辑、笺

注，按杜威十进分类法分十大类编排，书末附作品分类、作品时代、作品分县比较表，可作检索民

国二十三年以前广西地方著述之用。

（11）《广西地方史志文献联合目录》

广西通志馆、区图书馆、桂林图书馆合编。全套目录分三部分。一是图书资料部分：收录了广

西十个收藏地方文献最多的大型图书馆（室）的地方文献；二是地方志部分：收录现存解放前广西

地方志245种；三是报纸杂志部分：收录区内外41个主要图书馆所藏1911—1949年广西各地出版的

报纸296种，区内外38个大型图书馆所藏1898—1949年出版的广西地方期刊和广西籍人士在外地编

辑出版的期刊832种。该目录是一部综合性的解放前广西地方文献联合目录，是著录广西地方文献

较完全的书目工具，可作了解广西地方文献收藏全貌和馆际互借的主要工具。

（12）《广西通志馆史志图书目录》

该馆编辑，1986年出版。本目录分三部分：一是“广西地方志总目录”；二是“馆藏地方志目

录”（略）：三是“馆藏广西地方文献目录”，部分介绍广西通志馆所藏解放前地方文献541种，

期刊51种，族谱复印本12种，按广西行政区划编排，可了解广西大部分地方文史文献。

（13）《广西通志馆史志图书目录、广西地方志总目录部分》

广西通志馆编，收录区内外146个大、中、小型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县（市）修志办所

藏解放前广西地方志230种，按地方行政区域编排。

（14）《广西地方志提要》

广西通志馆编，1988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录1949以前广西历代纂修的通志、府、

州、厅、县志、乡土志、寺庙志250种，书末附《广西方志佚书目录》．与别的广西方志书目相

比，本书有篇目和内容，作者简介, 可供读者了解每部志书概貌；有附录佚志274种，据此研究者

可窥见历史上广西各地志书编纂全貌：所收录方志虽多，但未录馆藏情况，检索时需与《广西地方

史志文献联合目录》地方志部分合用。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中国古籍总目》作为反映中国古籍流传与存藏状况的最全面、最重要的成果，其编纂特点如下：　　一、完成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著录，第一次将中国古籍书目著录为约二十万种。历来称誉中国古籍“浩如姻海”、“汗牛充栋”，但“海”和“栋”究竟有多大？八万种、十万种、十五万种，众说纷纭。十九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及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代流传的典籍，渐次由私人收藏转为公共收藏。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绝大部分的存世中国古籍，已成为国家及各地公共图书馆、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图书馆的馆藏。参与《中国古籍总目》编纂的国内各大图书馆，所收藏古籍已涵盖现存古籍百分之九十以上品种，编纂中又吸收图书馆历年编纂的丛书、方志、家谱等联合目录成果，所录古籍收藏机构已逾干家，可以说参与“总目”编纂工作的同行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对现存中国古籍，完成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著录，今天可以给出约二十万种的统计数字，这是这次编纂工作的最大贡献。　　二、著录了港澳台地区及日本、韩国、北美、西欧等地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籍稀见品种。现存中国古籍的总目录，理应反映全球收藏的中国古籍信息，限于人力物力，此项工作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古籍总目》已利用知见的港澳台地区及日本、韩国、北美、西欧等地图书馆古籍收藏目录，采录大陆图书馆未见著录的古籍品种，并为稀见品种增补了海外收藏机构名称。　　三、著录了现存中国古籍的主要版本。中国古代典籍的撰着与流传，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宋元以来，历代典籍屡经写抄刊刻、汇编选辑，版本极为复杂，人称书囊无底，难以穷尽。《中国古籍总目》的版本著录，不仅包括历代公私写抄、刻印、排印、影印之本，又综录佛道二藏，旁搜秘本僻书，兼及批校题跋，囊括所有版本类型。至如丛刻单刻、汇印选印、增刊补版、抄配补本等版本特征，形式多样，著录歧异，整合归并，多费斟酌。《中国古籍总目》对于所著录古籍的版本描述，已具初步清理之功。　　四、依据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并有所突破。《中国古籍总目》沿用四部分类法类分古籍，并参酌《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增损类目，部居类分，有条不紊。如照应现代图书馆编目及庋藏实际，将“汇编丛书”单列为“丛书部”，与经史子集四部并列，形成五部分类，《中国丛书综录》收录的“类编丛书”，则分归四部之首。又如明清以来方志、家族谱编纂兴盛，清季新学流行，相关译着及著述繁多，遂因书设类，特于史部增设“方志类”、“谱牒类”，子部增设“新学类”，汇录相关书籍，以便读者即目求书。　　五、在编纂过程中注重人才培养。文献整理与研究中，书目指导的重要作用，久已成为共识。古籍编目似易实难，人才培养须经多年历练。近代以来，图书馆界曾涌现大量古籍编目专家，为历次全国性古籍联合目录编纂做出重大贡献。《中国古籍总目》编纂持续多年，参与其事者多经磨练，造就了一批古籍编目骨干。然而，面对全国数千家古籍收藏机构所藏的数千万册古籍，古籍编目力量仍嫌薄弱。而古籍书目编纂是一项逐步积累、不断完善的事业，书目收罗的完备与著录信息的精准，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校核修订，迄无止境。《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完成，不仅为古籍整理与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书目工具，在编纂过程中，又为古籍编目队伍培养了后继人材，其中所积累的经验，有深远的意义。　　六、吸收了古代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国古籍总目》初稿完成，编委会即分邀各学科专家学者参与审稿。参与审稿的数十位专家学者，来自文学、史学、哲学、宗教、军事、地理、医学、科技、艺术、出版等领域，遴选及于台湾及海外。各科专家学有专长，熟精文献，认真审阅，悉心校核，拾遗补缺，多所匡正，及时反映了古代文献研究的新成果，由此提高了《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质量，促进了学术界与图书馆界之间的交流。

关于古籍结构的演变，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做过形象的比喻，“战国秦汉的古书像气体，种类和卷篇构成同后世差距很大；隋唐古书好像液体，虽然还不太稳定，但种类和构成渐趋统一；宋以后的古书则是固体，一切定型，变化多属誊写或翻刻之误”。 熊铁基在《刘向校书详析》说：后世流传乃至我们今日看到的西汉及其以前的古书，其篇章、文字甚至某些书名都是刘向他们校定的。当时几乎所有的图书都经过了他们的理解、认定乃至改造，当然免不了打上时代的烙印。但是长期以来这一点未得到充分认识，以为后世乃至今日所读的先秦古籍就是原来的样子，这就难免产生这样那样的误解，得出与历史真实不符的结论。历代学者中有不少人发现了一些问题，于是产生疑、辨，因而有指伪之作。从现存的《书录》及有关记载看，有的书完全是新编定的。如《列子书录》……可见刘向完全新编了一部《列子》书。

黄爱平在《中国历史文献学》第八章《先秦至两汉：历史文献学的起源及奠基时期〈百家争鸣与诸子文献〉》中说：

先秦诸子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的记载有“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而经过历史发展，尤其是秦汉以后，随着儒家学说主导地位的确立，诸子思想被视为异端，其著作也大多湮没不传。流传至今的只有 20 余种，如《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管子》《文子》《列子》《尹文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

先秦诸子之书，初时多以篇行，如《韩非子》原有《孤愤》、《五蠹》等篇，后来才被集结成书，并以韩非的名字命名。并且，诸子之书的成书过程一般较为复杂，其著者一般习称自撰而成，但从其内容来考察，实际上有的是收集本派主要言论而成书，更多的是在师门传承过程中，由其后世弟子编辑而成。总之有可能是众手修成或者经过长时间的编纂、增补。正因为如此，诸子之书多传闻异辞、流传异本，有的还掺杂有他人的言论。这些都反映了早期文献的特点。

在中国学术史上，先秦是诸子百家争鸣、学术发展繁荣的黄金时代。各家代表人物以及诸多学人士子，或著书立说，或聚徒讲学，或质疑辩难，既给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也给后人留下了广阔的发挥余地和想象空间。后人应该更好的保护与继承。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其文献记载历数千年而未中断。中华民族的典籍文献，夙称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其数量之丰富，内容之深厚，举世无双。这些丰富的典籍不仅承载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并且对世界文明的进程产生深刻影响，是全人类共有的宝贵文化遗产。保护并继承中华民族文化遗产，要求今人对现存中国古籍作系统整理与研究，首先需要对文献资源作全面调查与清理。在中国历史上，像编纂《中国古籍总目》这样在全国图书馆界、学术界对古籍文献进行深入细致的清理，尚属首次。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出版，具有开创性与总结性，堪称中国古籍整理研究的重大成果。

编纂全面反映中国古代文献流传与存藏状况的总目录，是文献学界、图书馆界多年的共同理想。中国历代有编纂史志目录、公私藏书目录的传统，并重视书目编纂“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指导作用。史志与公藏目录多反映各朝皇家或官府的典籍积累，私家藏书目录则较多反映民间的文献收藏，两者各有局限，互为补充。收罗完备、着录详明、体例精严的总目录，惟有文献典籍大多归于公藏，各地区、各系统图书馆开展联合编目的当代，才有可能产生。近代以来，各大图书馆逐步积累的馆藏古籍记录与各学科专家合作编纂的专科目录，是《中国古籍总目》编纂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编纂的《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大型书目，为《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提供了文献调查与收集、书目汇总与校订的成功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