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典藏的意义：古籍记录了先人们的足迹、人类地位历史，是人类进步的见证。古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非常大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古籍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文明成果的核心载体。

古籍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应当得到很好保护典藏，对了解历史有重要的意义。

古籍指的是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古籍的分类法采用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四部分。

古籍的结构：书衣、书签、书叶、封面、护叶、书芯、书脑、书背、书头、书根、书角。

1 方向略有不同

文学院成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目前本所拥有中国古典文献学和中国古代文学两个博士点暨硕士点。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国内第二批博士点学科，1984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现设有文学古籍整理与研究、古代文献学研究等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是国内第四批博士点学科，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现设有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等研究方向。

古籍研究所成立于1981年，是由原国家教委批准成立的全国第一个古籍整理研究机构。该所以整理研究中国古代（尤其是元代）文献为主要发展方向。

2 优势不同

文学院从本科到博士都有，除了文献学还有很多其他方向，古籍研究所就那一个专业。

数十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和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形成了深厚的学术传统和良好的学术风气。在学术思想上，两个学科坚持文、史、哲沟通兼容的大文学史观念。在治学方法上，两个学科继承清代学者“义理、考证、辞章”三位一体的优良传统。在研究对象上，两个学科重视文学文本的探幽索隐和作家的心态发微，也重视探求各种文学史现象纵向的传承演变轨迹和横向的错综复杂联系，对各种文学史现象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在研究领域上，两个学科在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综合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学术史研究等方面，成果丰硕，特色显著。

文献研究不只是个技术活，个人认为文学院体系更完善积淀更深厚，资源更丰富。

3 师资力量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你自己去网站对比一下就明白了。文学院文献学的导师貌似是郭英德教授，郭英德教授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致力于中国古代戏曲史和戏曲文献、元明清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有《明清文人传奇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合著)、《明清传奇综录》、《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等著作。基本也属于镇院之宝一级的人物了。其他知名教授还有很多，网站都有你仔细看吧。

个人意见，两院系明显侧重不同，选择一个适合你的，且你喜欢的吧。

一般有三种修复方法，分别是划栏补字、不划栏不补字和划栏不补字。这里“栏”就是古籍版式中的“边栏”，是将字围成一个版面的方形线条。无论使用哪种方法修复古籍，都要遵循“整旧如旧”的原则。

所谓“整旧如旧”，就是要在修复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还原古籍原本的风貌。这里就需要有独特的仿古技术，同时还要选用与古籍相同或相似的材料，才能将古籍原来的特色保存下来，有助于考证版本。下面就来介绍三种对缺失文字修复的方法。

第一，“划栏补字 ”。意思是在修复古籍的时候，把边栏画上补全，也把缺的字补全，缺的字可以通过专家考证得知。这种方法是非常传统的古籍修复方法之一，但是现在已经很少用了，因为这么做很容易破坏古籍原来的风格，对专家考证其他相关信息造成不便。

第二，“不划栏不补字 ”。意思简单明了，对古籍原本的边栏和字等信息一概不管，只补纸张，选用材质相同、相似的纸张材料，对古籍缺失的边边角角给予填补，这种方法是现在业内最认同的方法。作为一名修复人员，他所擅长的不是去判断缺失的文字需要补什么，而是做一个“最小修复”，所以这么做不仅让整个书籍看起来工整许多，也保留了古籍的原汁原味，为考证工作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

第三，“划栏不补字”。这是对前两种方法的一个整合，如果只补纸张，可能略显单薄，如果全都补上，那古籍也不能称之为古籍了。所以有人想出了这个方法，因为边栏只是一个排版样式，判断和修复边栏比修补残缺的文字要容易许多，也不会对古籍造成太大的破坏。

《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有3500多种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当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

《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年间，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其中文源阁本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文宗、文汇阁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杭州文澜阁藏书楼1861年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倒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后由藏书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补抄，才抢救回原书的四分之一。文澜阁本在民国时期又有二次补抄。1914年在杭州图书馆第一任馆长钱恂的支持下，由徐锡麟二弟徐仲荪及其学生堵福诜自费补抄，历时7年，史称“乙卯补抄”。1923年，时任浙江教育厅长的张宗祥得知徐仲荪、堵福诜的义举后，十分感动，但他知道“修补”量相当浩大，单靠几个人很难完成，必须由政府牵头。在他的重视下，补抄人员增加到百余人，费用全部由浙江籍人募集，徐仲荪任总校，堵福冼任监理，历时两年，史称“癸亥补抄”。解放初，由于徐仲荪和堵福洗修补《四库全书》有功，他们俩的画像曾被悬挂在杭州文澜阁，以志纪念。2008年后《四库全书》大部分内容已经恢复。如今《四库全书》只存3套半，其中文渊阁本原藏北京故宫，后经上海、南京转运至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部）。文溯阁本1922年险些被卖给日本人，现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津阁本于1950年由中国政府下令调拨到中国国家图书馆，这是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而文澜阁本则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1966年10月，当时正处于中苏关系紧张时，为保护《四库全书》安全，林彪下令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秘密从沈阳运至兰州，藏於戈壁沙漠中。辽宁有关人士要求归还，以书阁合璧。甘肃方面也修建藏书楼，加强保护。文溯阁《四库全书》其最终归属仍处争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