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 ”起死回生”和「 ”还阳”故事多有记载。这类记载大致可分两类：第一类是死后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后「 ”重返人间”；第二类是死了两三天之后「 ”还阳”。 1、「 ”复活”的宫女 郭璞注《山海经·海内西经》云：曹魏时有人发掘古周灵王冢者，得殉女子，不死不生，数日时有气，数月而能语，状如二十许人。送诣京师，郭太后爱养之，恒在左右。十余年，太后崩，此女哀思哭泣，一年余而死。 郭璞，晋元帝时曾任佐郎。郭璞作注时代距魏郭太后驾崩仅50余年之隔，当时朝野目睹此事的人还可能会有，按常理，郭璞不会编造这种时间如此相近而又涉及从民间到宫廷的重要事例。 但周灵王死于公元前545年，而魏郭太后死于景元四年(公元263年)，照此推算，这位被生殉的女子在墓穴中应度过了数百年！如此匪夷所思之事，也只有神话中才有。 2、被奸尸的贵人 据东晋干宝的《搜神记》载：「 ”汉桓帝冯贵人病亡。灵帝时，有盗贼发冢，七十余年(据考证，应为30余年，笔者注)，颜色如故，但肉小冷。群贼共奸通之，至斗争相杀，然后事觉，后窦太后家被诛，欲以冯贵人配食。下邳陈公达议：‘以贵人虽是先帝所幸，尸体秽污，不宜配至尊。’乃以窦太后配食。” 从《搜神记》的文字中可知，死了30余年的冯贵人，尸体不只颜色如故，而且还有一点体温，这些盗墓者见色起*，先后 了她。奸尸时，盗墓贼争先恐后，因为先后顺序问题，大打出手，互相残杀，这才导致盗墓事发。汉灵帝熹平元年（172年）六月，窦太后（汉桓帝皇后）病死。因为窦氏家族获罪遭诛，朝议窦太后的下葬规格。有人欲以贵人规格葬之，与冯贵人配祔（葬同一陵区），认为不宜以太后身份与桓帝刘志同葬。廷尉陈球表示强烈反对，理由之一就是冯贵人的墓曾遭盗，被奸尸了。 此事涉及朝廷，在《后汉书》的《陈球传》和《段颖传》中都有记述。事件中的冯贵人虽未完全复活，但从记述看，显然有活人的特征。 3、卅年后还「 ”活着” 《三国志·魏书》记载，曹魏时，太原有人掘开一个墓葬，发现棺中是个女子，还活着。 地方官把她送到长安，问她以前的事，茫然不知所答。从墓上的树木看，已经有30年了。 4、晋代墓中「 ”活人” 《晋书·五行志》记载，晋时有个名叫杜钖的人，家中老人亡故，埋葬时，有一个婢女误入墓室，被埋在墓里。后来，又过了十来年，家里又有老人亡故。为了合葬，又掘开那墓室，发现那婢女还活着。问她在墓中的经历，她说，开始时好像睡着了，后来又慢慢醒了过来，好像睡了一觉似的。这婢女被埋时才十五六岁，掘开墓穴后，人们发现她还是那么年轻貌美。又过了十来年，她与人结婚，还生了个孩子。 《晋书·五行志》载：晋惠帝时，梁国（今河南睢阳）有个姑娘已许配给一小伙子，并且已经订婚了，准备出嫁，不久，其未婚夫去长安当兵，多年未归。姑娘父母想把她改嫁给别人，女子不乐意，其父母强迫她，她不得已离家再嫁，不久便病死了。后来，她的未婚夫回家，听说她死了，便到其坟前痛哭，挖开坟墓打开棺材，女子竟然复活，未婚夫便带着姑娘回家了。她的后夫听说了，告官争夺这位女子，官府无法定案。秘书郎王导说：「 ”这是非常事件，不能按常理来断案，应该把女子判归未婚夫。”判官听从了王导的意见。秘书郎王导是东晋大臣，官居宰辅，《晋书》有传，此事发生的时间与王导任职时间相符。 这些是人死后过了很长时间又「 ”重返人间”的比较典型的记载。人死后那么多年，为何不腐烂，又活了过来？有人说，这是人体休眠的古代记录，说明人体在自然情况下是可以休眠很多年的。但估计这类记载，只是传闻而已。 5、两位「 ”还阳”的男子 古籍里「 ”死了几天又还阳”的记载也不少。 据东晋干宝的《搜神记》记载，会稽郡贺瑀，字彦琚，曾经生了病，昏迷不醒，只是心头还有一点温度，死了3天后，复活了。 《晋书·戴洋传》记载，戴洋，字国流，吴兴长城人，12岁的时候病死了，5天后复活。 6、「 ”还阳”的白富美 明朝冯梦龙的《醒世恒言》记叙了一个女孩「 ”还阳”的故事。 事情发生在宋徽宗年间的东京（今河南开封）。18岁的富商女儿周胜仙，生得如观音般美貌。在春末夏初时节，她带着丫鬟、奶妈到金明池赏玩。到了范家茶馆，与范二郎一见钟情，但在众目睽睽之下，又情意难通。周胜仙巧妙地借喝糖水以传情，告诉对方自己姓名、地址、年龄、未婚等信息，而范二郎也心领神会，如法炮制地表演一番。后来二人各自回家，都因思念对方而病倒在床。范家请来隔壁王婆看病，问清病由之后，王婆为两家说定亲事，二人的病情很快好转。但后来，因周胜仙的父亲周大郎经商归来加以干涉，认为门不当户不对，女儿不能嫁给店小二，而要嫁给大户人家，阻止这门亲事，致使性情刚烈的周胜仙气绝而亡。 周家十分悲痛，将女儿生前闺房内的细软都陪葬了。周家请来挖坟墓的人中有个人叫朱真，出生于盗墓世家，公开身份是「 ”打坑子人（挖墓穴者）”，秘密身份是盗墓贼。他知道周胜仙的陪葬丰厚，便在筑坟时多留了心眼，做好了手脚，以便盗掘。 那晚，趁下大雪，朱真在半夜二更天，悄悄来到坟场，下刀挑开石板下墓穴，把周胜仙头上的金珠首饰，全部取下。 在脱去女孩身上的衣服首饰时，朱真*心顿起，奸污了周胜仙。不料此时，周胜仙却突然睁开眼，双手抱住了朱真——被气死的周胜仙得了阳和之气，又转醒过来。 朱真吃了一惊，只听周胜仙问道：「 ”哥哥，你是谁？”朱真狡猾地说：「 ”我是特地来救你的。”周胜仙抬起身来，便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周胜仙道：「 ”哥哥，你救我去见范家茶馆的范二郎，重重相谢。”朱真自忖，别人花钱娶老婆，还不一定能娶得这么美貌的姑娘，不如救她回家，便是自己的老婆了。 于是他便把还阳的周胜仙救回家，霸占了。两个月后，正逢元宵节，朱真入城看灯火，让他娘守住周胜仙。当晚朱家隔壁发生火灾，朱真娘手忙脚乱地收拾财物，周胜仙逮住机会从朱家偷跑出来。她一路找到范二郎店里，可惜被范二郎当女鬼误杀了。案情暴露后，朱真被处死，而范二郎则被释放。 7、女汉子斗盗墓贼 清朝景星杓的《山斋客谭》载：「 ”本朝安徽抚院高，讳承爵，旗员，罢官后，一爱女死，殡于通州别业。守庄奴知其殓厚，盗启之，见女软如生，将*之。女忽起，抱奴甚固，奴求脱不得，抱滚二十五里，遇巡员获之，论磔，七日旨下。女今东浙备兵高其佩之妹也。” 高承爵、高其佩都是清朝的名臣，高其佩还擅长指画。还阳的高**不愧是旗门虎女，她死死地揪住盗墓贼，与他搏斗25里之远，结果遇到官兵得救，盗墓贼受到了应有的处罚。 8、近代「 ”还阳”事件 还阳的事件在近现代也偶有见诸报端。解放前的上海，就发生过一起「 ”失尸案”。某太平间，丢失了一具尸体，后来查明，是那人半夜里「 ”复活”，自己回家去了。 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因为日寇轰炸，数千市民躲进防空洞，由于防空洞没有通风设备，致使数百人窒息死亡。几百具尸体停放江边，哪知一夜就「 ”活”了几十人。 20世纪80年代，也曾出现过「 ”死人还阳”的事情。例如江苏省淮安地区金湖县，有个年过半百的农村妇女，久病在床，忽然不省人事，气息全无，家人只好替她办丧事。按当地习俗，停尸一天，第三天埋在山坡上。三天内棺头开口处必须露出土外，好让儿辈上坟供饭。埋后第一天，死者儿子上坟供饭时，发现棺材里有动静，原来他母亲已经「 ”还阳”了。 此外，2010年2月，四川北流市六麻镇六楼村95岁的黎秀芬「 ”死”后6天「 ”复活”了。2014年4月，四川仪陇妇女张志华「 ”死”后7天「 ”复活”。 云云。 当然，这些「 ”起死回生”不排除误判或假死等因素，但人到底能不能「 ”冬眠”或「 ”休眠”？古时科学不发达，无法详尽记录，也不能测试当时当地的存活条件，只好让后人无休止地去争论。而现代，印度瑜珈练习者斯瓦米·萨蒂亚穆提曾做了一次公开的休眠表演：他被活埋8天后，竟然「 ”复活”了。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著有《静安文集》。1907年起，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辛亥革命后以清室遗老自居。至老，王国维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1913年起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他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五品）。次年冬天，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胡适、顾颉刚等人邀约他出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仅任教授；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时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教授的教授”。1927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颤栗和遗憾，也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当时的一些清朝遗老把王国维比作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清史稿》还为他立了个“忠义传”。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认为“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

鲁迅，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号豫才。浙江绍兴人。七岁开始读书，十二岁从寿镜吾老先生就读于三味书屋。十三岁那年家里发生一场很大的变故，经济状况渐入困顿，接着父亲一病不起，使他饱尝了冷眼和侮蔑的滋味，“看见世人的真面目”。1898年离开故乡考进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后又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1902年初毕业后被选派赴日留学，先是学医，后为改变国民精神，弃医从文。1909年8月回国。辛亥革命后应蔡元培之邀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供职，后又随部迁住到北平。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正式开始了辉煌的创作生涯，至1926年，又相继出版短篇小说集《呐喊》和《彷徨》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其思想产生了飞跃，由此进化论思想为主导，转向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思想为主导。1930年3月“左联”成立时，被推荐为常委，成为中国***领导下的左翼文化运动的主将。后十年的杂文，更加深刻、犀利，有如匕首、投枪，充满了唯物辨证的精神。这些作品收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专集中。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毛泽东认为：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主要有过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1890年，他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1894年6月，他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年七月，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闻》在京创刊，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八月，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梁任书记，成为康有为进行维新活动的得力助手。

梁启超的后半生与图书馆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1916年，反对袁士凯称帝的蔡锷（字松坡）将军病逝，梁启超上书大总统黎元洪《接受快雪堂设立松坡图书馆呈》，请拨北海快雪堂设立图书馆。此议得到批准。1923年松坡图书馆成立，后庑奉祀蔡锷及护国战争死难烈士，前楹设图书馆。为此，梁启超作《松坡图书馆记》及《松坡图书馆劝捐启》，号召社会各界关心该馆藏书建设及资金筹备，"庶仗群力，共襄阙成"。短短时间内，松坡图书馆已经办的颇有起色。

1925年5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北京成立，梁启超出席并在会上作《演说辞》，备述"建设中国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的重要性，提出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具体任务：（一）、"把分类、编目两专门组切实组织，……制成极绵密极利便的目录，务使这种目录不惟可以适用于全国，并可以适用于外国图书馆内中国书之部分。"（二）、"择一个适当都市，建设一个大规模的图书馆，全国图书馆学者都借他作研究中心。"这是因为"一则财力不逮，二则人才不彀，与其贪多鹜广，闹得量多而质坏，不如聚精会神，不如将'一个'模范馆先行办好，不愁将来不会分枝发展。"(三)、"在这个模范图书馆内设一个图书馆专门学校，除教授现代图书馆学外，尤注重于'中国的图书馆学'之建设。"（四）、与私人藏书楼不同，这个图书馆"提倡不收费"，"许借书出外"。（五）、"另筹基金，编纂类书"。在本次会上，中华图书馆协会举行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公选梁启超为董事长。

1925年梁启超兼任国立京师图书馆（馆址在方家胡同）馆长和北京图书馆（馆址在北海庆霄楼）馆长，至1927年6月卸任，秉馆长职一年有余。

从1925年起到1929年梁启超病逝前，梁启超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做了大量实际工作，其中重点还在于"建设中国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两件事项上。1925年12月20日梁启超在至副馆长李四光、图书部长袁同礼的信中说："购书事日本方面不可忽略，……最要者为几种专门杂志，最好能自第一号搜起，购一全份，例如《史学杂志》、《史林》、《支那学》、《佛教研究》、《宗教研究》、《佛教学杂志》、《东洋学艺》、《外交时报》等。"1926年4月14日至张元济的信说："闻东方图书馆购取孟苹蒋氏密韵楼之藏，神往无已。……其中倘有副本，而可以见让者，愿为北京图书馆求分一脔，则南北学者，胥渥嘉惠，宁非盛事。"

在争取图书馆办公和购书经费方面，更让梁启超费尽精力。1926年7月5日，梁启超致信李四光、袁同礼："颇闻日人之东方文化会眈眈于方家旧籍，吾馆似不能不乘此时急起直追……。"在至任志清等人信中又云:"馆中国宝甚多，仆尸馆长之名，而未举其实，万一有疏虞，责将谁卸？半年以来为兹事寝不安席。"1926年10月15日又致张东荪信云："此馆诚为美庚款所办，但款极有限，开办费仅一百万元，建筑及购书在内（现所划建筑费仅六十万元，实不成门面，余三十五万供购书费），无法敷分配，每月经常费仅三千耳。"甚至在不得已之中，将自己十余年来在永年保险公司所买保险单向北京通易信托公司押款，用以支撑经费周转，半年之间，共垫出九千七百五十元。

1927年梁启超因身体状况，辞去馆长职务。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康有为(1858～1927)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后为保皇派首领。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进士。初年从简凤仪受传统儒学。继从朱次琦学，朱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力除汉、宋门户之见,而归宗于孔子。康有为受其影响，始觉“日埋古纸堆中,汨其灵明,因弃之”,“静坐养心”。国家的危亡,现实的刺激，使他对旧学发生怀疑。1879年,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当时的改良思潮。后游香港,以为“西人治国有法度”。1882年,过上海,购读各种西书译本和报刊，开始向西方寻找真理。1885年，撰《康子内外篇》和《实理公法全书》，想往“平等公同”。1886年撰《教学通议》，主张“言教通治”、“言古切今”、尊周公、崇《周礼》，企图揉合古今中西之学，改良政治。1888年10月,鉴于中法战争后“国势日蹙”,形势险恶,第一次上书光绪帝，指出日本“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返粤后，受今文经学家廖平启示，“明今学之正”。1890～1893年，在广州、桂林聚徒讲学,著有《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主张“勉强为学，务在逆乎常纬。”运用今文经学讲求变革，将《公羊传》的“三统”说阐发为“改制”、“因革”的理论，“三世”说推演为“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的社会历史的演变程序，认为只有变法，才能使中国富强，最后达到“大同”的境界。1891年，刊印《新学伪经考》，谓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是新莽一朝之学，“非孔子之经”（见经今古文学）。用以推翻古文经学“述而不作”的旧说，打击封建顽固派的“恪守祖训”，为扫除变法维新的障碍准备理论条件。继又编纂《孔子改制考》，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变法要求。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马关条约》签订时，他正在北京应会试。听到与日本议和，割让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的消息，震惊愤慨，于5月2日联合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人发动“公车上书”,极陈时局忧危,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并在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改革措施，初步形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纲领。会试榜发,康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5月29日,在《上清帝第三书》中,再次阐述变法的理由和步骤,提出富国、养民、养士、练兵的自强雪耻之策。接着，又上“第四书”,正式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8月17日,创《万国公报》,宣传“新法之益”。11月中旬（一说为八月），与帝党开明官僚文廷式、陈炽等创立强学会，改《万国公报》为《中外纪闻》。随后赴上海设强学会,创《强学报》,推动各地设立学会、报馆、鼓吹变法维新。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康又赶赴北京，上书光绪帝，要求“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还向光绪帝提出不变法即将亡国的严重警告。1898年1月24日,光绪帝命王、大臣传康有为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问话。康批驳了荣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思想与李鸿章维持现状的保守思想，讲述了变法的必要性和具体措施。经翁同□奏报推荐，康有为上书统筹全局,请誓群臣以定国是,设制度局以行新制。4月,于北京成立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根据翁同□、徐致靖、杨深秀等人建议,光绪帝于6月11日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康有为亦于6月16日被光绪帝召见，深得倚重。康又将所撰《俄大彼得变法考》、《日本变政考》等进呈。在维新变法期间，康有为迭上奏折，起草诏令，对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提出改革建议，与谭嗣同等全力策划新政，期望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模式改变中国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挽救民族危亡（见戊戌变法）。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在光绪帝支持下，联合一部分帝党官僚，虽然力排旧议，锐意维新，但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的极力反对，时时准备扑灭新政。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为名,将康通缉。康有为由北京逃沪转港,又离港赴日,旋抵加拿大，越大西洋赴英国，再返加拿大。1899年7月20日，与李福基等创设保皇会，以保救光绪帝，排除慈禧太后、荣禄、刚毅等顽固势力为宗旨,成为保皇派首领。次年,义和团运动发生,他主张“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策动唐才常等人主持的自立军“勤王”,虽言定在海外筹办经费,却迟迟不寄。自立军因宗旨模糊,经费无着,旋即失败。康亦再无作为。1901～1903年间,他在印度撰《大同书》、《中庸注》、《论语注》、《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诸书，阐述“循序渐进”、“不能躐等”的改制说，反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1907年，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后正式定为“帝国宪政会”），成为推动清政府实施宪政的政治团体。辛亥革命成功后，康仍以为“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鼓吹“虚君共和”。1913年返国，在上海主编《不忍》杂志，发表反对共和、保存国粹的言论，并任孔教会会长。1917年和张勋策划溥仪复辟（见张勋复辟）,迅告失败。晚年在上海办天游学院,讲授国学。康生平著作甚丰,有人统计,达一百三十九种。台湾蒋贵麟辑成《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万木草堂遗稿》、《万木草堂遗稿外编》等。

章太炎（1869—1936）：原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少从俞樾学经史，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和《经世报》编辑，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1898年避往台湾，任《台北日报》记者。1899年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1902年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号召推翻满清政府。旋回国与蔡元培等共组中国教育会，设立爱国学社。1903年在《苏报》上发表革命排满文章，被捕入狱。1906年出狱后东渡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主编《民报》。后与陶成章等重组光复会，任会长。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回国，宣传“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宋教仁被刺后，参与反袁斗争。1917年7月任广州大元帅府秘书长。1922年在上海组织联省自治促进会，1924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立章氏国学讲习会。1936年病逝于苏州。

严复（1853——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少年时期，严复考入了家乡的船政学堂，接受了广泛的自然科学的教育。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毛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回国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 他的译著既区别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这一行为在当时称得上用心良苦，但也因其逆潮流而为多受世人的指责。

郑观应(1842724—19225)，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待鹤山人。广东香山（今中山）人。父亲郑文瑞是一个无功名的读书人，在家乡设帐授徒，并督促郑观应习帖括之学。咸丰八年（1858年），应童子试未中，即奉父命远游上海，弃学从商，在任上海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供走奔之劳”。次年，由亲友介绍进入上海一流的英商宝顺洋行任职。同年冬，被派赴天津考察商务。十年（1860年）返回上海后掌管洋行的丝楼，并兼管轮船揽载事项。同时进入英国人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并对西方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同治七年（1868年），宝顺洋行停业，郑观应转任生祥茶栈的通事，并出资合伙经营公正轮船公司。十二年（1873年），参与创办太古轮船公司。次年，受聘为该公司总理之职并兼管帐房、栈房等事，郑观应着手在长江各主要口岸开设了商务机构和金融机构，太古船运生意颇为红火。郑观应同时还投资于实业，先后参股于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并纳资捐得郎中、道员衔，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也交纳日深。光绪六年（1880年），编定刊行反映他改良主义思想的《易言》一书，书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内政改革措施，主张向西方学习，组织人员将西方国富强兵的书籍翻译过来，广泛传播于天下，使人人得而学之。并主张采用机器生产，加快工商业发展，鼓励商民投资实业，鼓励民办开矿、造船、铁路。对华洋商税赋不平等的关税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主张“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的保护性关税政策。郑观应在《易言》中还大力宣扬了西方议会制度，力主中国应实行政治制度的变革，实行君主立宪制。光绪四年（1878年），直隶总督李鸿章札委郑观应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六年（1880年），正式委派郑观应为织布局总办，旋又委郑观应为上海电报局总办。八年（1882年），郑观应与太古洋行聘期届满以后，正式脱离太古，接收李鸿章之聘，出任当时几至不能维持的轮船招商局帮办。上任伊始，即拟“救弊大纲”十六条上呈李鸿章，从得人用人、职责相符、赏罚分明、增加盈利、降低消耗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付诸实施。对外为制止太古、怡和洋行的削价竞争，郑观应亲与二洋行交涉签订了齐价合同。由于他的内外治理，轮船招商局的营业额和股票市值大幅提高。九年（1883年）十月，李鸿章擢升郑观应为轮船招商局总办。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郑观应自荐并经王之春推荐，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调郑观应前往广东，总办湘军营务处事宜。彭玉麟与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袭击法军粮草储存地西贡，派郑观应潜往越南西贡、柬埔寨金边等地侦察敌情，并谋联络南洋各地人士袭击法军。回到广州后不久，法国舰队进攻台湾，郑观应建议与法军决战，并条陈作战建议七条。旋被委任办理援台事宜，郑观应随即去香港租船，向台湾运送军队和粮草弹药。于此同时，郑观应被织布局案和太古轮船公司追赔案所缠绕。前一案是由于中法战争期间上海市面银根抽紧，股票大跌，使织布局外放之款收不回而出现亏损，经元善等受清政府委派来清理局务，发现总办龚寿图有挪用公款的行为，而龚寿图却攀诬郑观应经营不善，郑观应只得垫出两万金了结此案。后一案由于郑观应离开太古时所推荐的继任者杨桂轩经营不善，挪用公司款项，致使太古公司损失十万余元，太古援引保人亏欠有偿还义务的法律，将郑观应扣留于香港追索赔款。经过这两件案子，郑观应已是心力交瘁。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十三日，他在给盛宣怀的信中感慨道：“年来命运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责于外，父兄妻子怨于内，进退维谷，申诉无门。惟今身败名裂，不足取信于人，虽到处乞怜，终难应手。”于是退隐澳门，寄情山水，将全幅精力用于修订重写《易言》，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一部体现他成熟而完整维新体系的《盛世危言》终于杀青。《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洋务干将张之洞读了《盛世危言》以后评点道：“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盛世危言》在政治方面超越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的是，提出了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议会政治；这一思想早在《易言》中已经表露，在《盛世危言》中更是张大之。他认为“专制政体利于官，利于外人耳。利于官者，借压力以剥削百姓；利于外人者，借官力以压迫百姓。”竭力主张速行君主立宪，针对清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顽固和强硬态度，以及英国、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后的成效，郑观应愤愤说“犹谓议院不可行哉？而犹谓中国尚不亟行哉？噫！傎奕！”并主张赋予议会以“揽庶政之纲领”之权。为了君主立宪能顺利推行，郑观应还提出了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内政改革，主张广办报纸，以使下隐可以上达，并对大小官员起舆论监督作用，以劝善惩恶，兴利除弊。主张改革官员选拔制度，官吏应由民选产生，淘汰冗员和年老让贤。“延聘名师，广开艺院”。认为要国强必须重视西学，发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人学的新式人才的培养，他说按古今中外各国立教养之规，奏富强之效，厚本首在学校，“艺院日多，书物日备，制造日广，国势日强”。主张大力翻译西方书籍，改革科举考试，增设格致、电子、医学等新科目，录用精通西学的人才。在经济方面，郑观应提出了著名的“商战”理论。他认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遂采用“兵战”和“商战”的手段来对付中国，而商战比兵战的手法更为隐密，危害更大，所谓“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捭可敝国无形”。主张“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既然“我之商一日不兴，由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只有以商立国，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该书一出，朝野震动，各界人士纷纷争阅，求书者络绎不绝，以致一印再印仍不敷需求，甚至科场考试也常以书中所谈时务为题目。礼部尚书孙家鼐将该书推荐给光绪皇帝，光绪读毕嘉叹不已，诏命分发大臣阅读。该书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界，而且惠及后世，如康有为、孙中山即颇受该书影响，毛泽东年轻时也经常阅读《盛世危言》。光绪十七年（1891年）三月，郑观应蛰久思动，自请盛宣怀举荐，由李鸿章委任为开平煤矿粤局总办，负责购地建厂，填筑码头。第二年李鸿章再度委任其为招商局帮办，整顿经营不景气的招商局，入局伊始，郑观应即与最大竞争对手太古、怡和洋行再签齐价合同。并拟出《整顿招商局十条》，旋又作《上北洋大臣李傅相禀陈招商局情形并整顿条陈》十四条，内容涉及到开源节流及具体经营方略。十九年（1893年），郑观应微服寻视长江各口，了解各分局利弊情形，调查怡和、太古在各地的经营情况，后又巡视汕头、厦门、福州、浙江、天津各分局。中日甲午战争前夕，郑观应上书清廷说日本人将偷袭清军，开战后，又多次上书提请防备日本奸细、采取不准日本人使用电报密码等措施，报告日军运送军械的情况，决定将招商局部分船只拨作军用以运送人员军械。日军攻占东北后，郑观应等将招商局轮船20艘“明卖暗托”于德、英等国洋行，挂外国旗照常行驶，并上《条陈中日战事》，反对向日本乞和。战争结束后，郑观应将轮船全部收回，并坚决反对《马关条约》。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张之洞委任郑观应为汉阳铁厂总办。次年元月，兼任粤汉铁路总董。五月，由轮船招商局帮办改称为会同办理。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又兼任吉林矿务公司驻沪总董，广招股份。李鸿章死后，继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将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夺为己有。郑观应离开招商局，应广西巡抚王之春之邀去桂，署理左江道，同时兼办粤汉铁路工程局务并粤汉铁路购地局总办，旋因王之春被革职而去职赴粤，参与收回粤汉铁路路权的活动。任广州商务总会协理。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被广东商民推举为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总办，主持募股集资工作，旋因“守制”去职。宣统元年（1909年），三入招商局任董事，负责招商局商办去商部注册之事。次年，盛宣怀任命郑观应为会办，全权委托郑观应整顿商办以后的轮船招商局，再度出巡长江各口岸局务。武昌起义爆发后，郑观应自川回沪。民国以后，郑观应倾主要精力办教育，并兼招商局公学住校董事、主任、上海商务中学名誉董事等职。十年（1921年）四月，郑观应致书招商局董事会，请求辞职退休。一年后，病逝于上海提篮桥招商公学宿舍。

《红楼梦》七十六回中，林黛玉与史湘云月下联诗，湘云一句“寒塘渡鹤影”，差点难倒黛玉，沉思良久，终于对出了“ 冷月葬诗魂”。湘云拍手叹为妙对，评曰“清奇诡谲”，就连一向目空一切的妙玉都赞赏不绝。自此，联诗达到高潮并在高潮中结束。

ps: 《红楼梦》三五中秋夕联句

三五中秋夕

清游拟上元撒天箕斗灿

匝地管弦繁几处狂飞盏,

谁家不启轩轻寒风剪剪,

良夜景暄暄争饼嘲黄发,

分瓜笑绿嫒香新荣玉桂,

色健茂金萱蜡烛辉琼宴，

传花鼓滥喧晴光摇院宇,

觥筹乱绮园分曹尊一令,

射覆听三宣骰彩红成点,

素彩接乾坤赏罚无宾主,

吟诗序仲昆构思时倚槛,

拟景或依门酒尽情犹在,

更残乐已谖渐闻语笑寂,

空剩雪霜痕阶露团朝菌,

庭烟敛夕ク秋湍泻石髓,

风叶聚云根宝婺情孤洁,

人向广寒奔犯斗邀牛女,

乘槎待帝孙虚盈轮莫定,

晦朔魄空存壶漏声将涸,

窗灯焰已昏寒塘渡鹤影,

冷月葬花魂

妙玉右中秋夜大观园即景联句三十五韵

香篆销金鼎,脂冰腻玉盆

箫增嫠妇泣,衾倩侍儿温

空帐悬文凤,闲屏掩彩鸳

露浓苔更滑,霜重竹难扪

犹步萦纡沼,还登寂历原

石奇神鬼搏,木怪虎狼蹲

（必细）朝光透,罘（思）晓露屯

振林千树鸟,啼谷一声猿

歧熟焉忘径,泉知不问源

钟鸣栊翠寺,鸡唱稻香村

有兴悲何继,无愁意岂烦

芳情只自遣,雅趣向谁言

彻旦休云倦,烹茶更细论

作者 | 言九林

编辑 | 程迟

但清末的中国，却和当今我们熟悉的今日中国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新技术和旧价值的冲突给晚清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困扰，当清廷做出改变，试图适应时代时，却为时已晚。电报的使用，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

电报是一种极高效的新型信息传递工具。

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始于1830年代，随后快速发展。1850年代，英国与法国、荷兰等国，已通过海底电缆连接了起来。1860年代，海底电缆横跨了大西洋。1870年，英国敷设了本土-印度-新加坡的海底电缆；1871年，又敷设了新加坡-香港的海底电缆；同年，丹麦大北电信公司也敷设完成了香港-厦门-上海-长崎-海参崴的海底电缆。

19世纪晚期世界各地都已被电报联系起来。图/维基百科

较之驿站、信鸽、烽火等传统手段，电报的迅捷无可比拟，正是清廷这种幅员辽阔的国家所急需的统治工具。 它可以有力地帮助清廷将中央的意志及时传递给地方，有助于加强中央对地方和边缘地带的控制。

但在整个1860年代，清廷对电报却持高度反对立场。

被“妖魔化”的电报线

1862年，俄国公使请求修建北京-天津的电报线路，1863年英国公使提出修筑恰克图-海口电报线路，均被总理衙门委婉否决。否决的理由，或是对电报的运作原理“本大臣现在尚未能逐层了然”，要等日后搞明白了才能讨论；或是中方不能“保其永固”，无法保证电报线不被民众破坏。

这些说辞，并不是总理衙门的真心话；或者说，至多只能算总理衙门的一小部分真实看法。1865年，总理衙门向各省将军与督抚下达过一份指示，要他们竭力阻止洋人在中国修建电报线路，其中提到了朝廷真正的担忧： 洋人有了电报线路后，就可以隔着数千公里传递消息。

总理衙门接见外国外交官员。图/维基百科

中国的公文还没送到朝廷，洋人已先得到消息，这会给国防和外交带来麻烦（与担忧修筑铁路会让列强的军队朝发夕至，逻辑大体相似）。而且，线路一有损坏，洋人就会借口大清官民保护不力，生出许多外交事端。

1865年6月，利富洋行的英国商人雷诺（Reynolds），在英国领事的支持下，无视清廷禁令，擅自在川沙厅-上海沿线地区树立电线杆、铺设电报线路。江南海关道丁日昌，向上海和川沙厅的地方官面授机宜，命他们组织百姓，趁夜拔掉英商树立的电线杆。英国驻华领事，则以两国条约内未提及电报之事为由，与丁日昌交涉要求赔偿。

丁日昌回应称：第一，总理衙门已有明确规定，“所有沿海内地，俱不准设立电气线，致与风水民生有碍”，且强调“条约所不载之事，即属不准之事”；第二，据地方官调查，这些电线杆“系该乡民因有碍风水农田于夜间拔去，但不知何人所拔，无从查问”，而且该地乡民正联名控告此事，说外国人在当地树立电线杆之后，“致与风水有碍，近日百姓竟有无故暴病死亡，众情汹汹”。

英国照会要求赔偿，总理衙门也依据丁日昌提供的说辞予以拒绝。此后， “中外国情不同、设立电线杆架设铜线会妨害风水、引来民众敌视” 之说，就成了地方将军督抚们拒绝电报建设的一种常规理由。

1869年，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试图走高层路线，通过自己与总理衙门的密切关系，将电报这项先进技术引入中国。他在美国费城学会了怎么使用电报机，又自费随身带来了两套器械，“一套是Morse制的，一套是备有字母盘的”。

丁韪良（1827年-1916年）曾经是京师同文馆的总教习。图/维基百科

奕䜣从总理衙门派了四个人去丁韪良家中观摩学习。但丁观察到，这些人对电报似乎仍持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我做实验的时候，他们只是望着，既不了解，又无兴致的样子。其中有一位是个翰林，竟轻蔑地说道：中国四千年来没有过电报，固仍泱泱大国也。”

丁韪良担忧这四人的报告，会让奕䜣等人对电报产生偏见，又亲自带着机器前往总理衙门“请他们亲自考察一番”。于是，在一个清晨，总理衙门众大臣集体体验了一把如何收发电报。

早期的电报机。图/维基百科

丁韪良回忆说：“一切进行都很顺利……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件小事，在户部大臣董(恂)看来也不是一件小事，他常常来看电机，仔细研求，居然学会了发报的方法。他又帮我制成一套字母，报针指着两种记号便可拼成一个字，简便得很。大学士文祥也认为我的电机有用处，来看过多次。”

奕䜣、文祥与董恂对电报机的兴趣，显示他们很清楚这项技术在未来的意义。 但丁韪良将电报机放在总理衙门一整年，以提醒众大臣不要忘记此事，结果却是电报机上落满了灰尘，电报建设没有任何消息。

从“严禁”到“解禁”

打破这种矛盾心态的，是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洋人利用清廷对“领海权”缺乏认知，成功以海底电缆的形式，将电报线引入了中国。

1870年，英国东方电报公司（Eastern Telegraph Co）计划从香港开始敷设电报线至上海，将沿途的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宁波等通商口岸全部连接起来。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奉英国政府之命与总理衙门交涉此事。在给总理衙门的信函中，威妥玛利用认知落差，耍了一个小手段：

英国东方电报公司的电缆图。图/维基百科

“此次所商，系由沿海水底暗设，不过仅有线端一头在通商口岸洋房屋内安放，与从前所论迥不相同，谅贵亲王自必洞彻此理，抑思线端若非必须上岸，此事始终可以毋庸置议，惟因沿海洋商盖房居住之地，虽系承租，究系贵国内地，未经达明贵亲王，不便即准遽行安置。”

威妥玛此函，貌似是在表达一种对恭亲王和总理衙门的尊重，实际上却是在明欺清廷朝野上下无人懂得国际法里的“领海权”。对威妥玛的来函，总理衙门的理解是“由海底暗设，与前数年所议者在陆路明设之说迥不相同，似觉无甚关碍，尚可会商”。这种理解，显然已掉进了威妥玛设置的陷阱。

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年－1895年），英国外交官、著名汉学家，曾在中国生活四十余年，

稍后，英国大东电报公司与丹麦大北电报公司达成协议，将上海以北的区域划归大北公司经营范围，香港以南区域划归大东公司。香港-上海之间作为中立区，由丹麦大北公司敷设海底电报线，利益由两家公司共同瓜分。1871年，大北公司的海底电报线铺设至上海，且违反清廷的规定，秘密延伸至租界电报房。

丹麦公司的电报线既已上岸，清廷又无力迫使其拆毁岸上设施，随之而来的便是其他国家也纷纷前往总理衙门交涉，要求取得与丹麦公司“平等”的电报线上岸之权。 电报线的建设，已进入到了一种“万不能禁”的状态。

大北电报公司在哥本哈根的总部。图/维基百科

第二件事情，是清廷在日军侵台事件（1874），与崇厚赴俄签订《里瓦几亚条约》事件（1879）中，饱尝了信息传递不畅之苦。

日方之所以迟迟不做回复，固然是在刻意拖延以便谋求更好的局势；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清廷没有驻日使领馆，也没有驻日使节，与日本外务省之间更无电报连接，这才导致照会迟至6月4日才送抵日本外务省。

1879年的中俄伊犁交涉，清廷同样因信息传递落后而处处被动。当时，电报从俄国发出要经过海参崴、长崎才能到达上海，而上海和北京之间是不通电报的，使用传统的驿站传递系统，信息在上海与北京之间往返，最快也要十多天之久。再加上总理衙门在接到崇厚自俄国发来的消息后，还得去征询远在西北边疆的左宗棠的意见，同样也没有电报线可用。

日本图绘中的侵略台湾。图/维基百科

信息交流迟滞一个月以上竟成了谈判中的常态。 用李鸿章的话说就是：用兵之道以神速为贵，西洋各国利用电报可跨越数万里海洋来互通军事消息，俄罗斯与日本也都已建起了自己的电报系统，中国的情况却仍糟糕透顶，“由俄国电报到上海只须一日，而由上海至京城，现系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由驿必以十日为期。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

《里瓦几亚条约》条约文件。图/维基百科

痛定思痛，1880年，清廷终于同意李鸿章的请求，准许他自天津沿运河南下，一路架设电报线至上海。

失败的抵抗

1881年春，电报架设工程正式启动。同年11月，津沪电报线全部竣工，共耗资1787万两白银。接下来，本该是再接再厉将电报线自天津引入北京。然而，这段在今天自驾不过两个多小时的路程，电报线的入京却足足走了三年之久。

李鸿章最初的奏请里，没有提电报线入京之事。他担忧提及此事，会引发朝野舆论的激烈反对，结果可能是天津-上海的电报线也造不成，即所谓的“臣于创办电线之初，颇虑士大夫见闻未熟，或滋口舌，是以暂从天津设起，渐开风气”。

李鸿章与美国第十八任总统格兰特合照。图/维基百科

这并不是一种多虑。自1865年朝廷将“电线杆破坏风水”当成一种抵御洋人在陆地架设电报线路的理由进行推广，经过十余年的发酵，电线杆和电报线会破坏风水之说，已在清帝国朝野拥有了极多的信众。说电线杆抽取地气者有之，说电报能传递信息是利用了死人的灵魂者也有之。

最早被“电线杆破坏风水”之说洗脑的，是朝中的清流言官。1874年，船政大臣沈葆桢奏请朝廷在福建与台湾之间设立电报线，朝中舆论即多持反对立场。与奕䜣的担忧（洋人获得更大的信息传递优势）不同，朝中言官们的着眼点，乃是电杆铜线破坏风水会引发民怨。工科给事中陈彝的奏章最具代表性，他主张 “电线一事可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国”。

陈彝的逻辑是： 设立电报线要往地里插电线杆；插电线杆会破坏风水，破坏地脉，进而破坏祖宗的坟墓；容忍电报线破坏祖宗坟墓是一种不孝；大清国的立国基础是忠孝合一，只有孝子才会忠诚于大清；允许在陆地上设立电报线，等于朝廷在鼓励百姓不孝，那朝廷要到哪里去寻找忠臣呢？ 陈彝的这套逻辑，在今天看来虽然荒唐可笑，但在那个年代，却极有说服力。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电报线终于获得了自天津入京的契机。当时，前线军情电报抵达天津后，仍须用驿站系统的快马飞驰送入京城。总理衙门深感这短短二百多里路程会耽搁许多事情，遂与李鸿章“函商展电线近京师”之事——所谓“近京师”，显示总理衙门仍不敢断然将电报线路引入京城之内。

北京城布局图，中心、外围非常明显。图/维基百科

李鸿章接信之后，即部署人员，于同年9月份将电报线路自天津延展至通州。消息抵达通州电报局后，再由驿马快递入城，约一个小时左右。问题是，消息如果是夜里传递到通州，驿马却是进不了城的。而阻碍电报线路入城的，仍是电线杆的存在会破坏皇城风水，内阁学士徐致祥说得很明白：西山是朝廷“地脉所系，王气所钟，妄施开凿，亦属不祥”。

饱受信息不畅之苦的总理衙门，终于在1884年1月下定决心，要将电报线路自通州直接引入城内的总理衙门。为免造成舆论风波，总理衙门指示李鸿章，希望“线端由水关暗入”，就是地面上不要有明显的线路。

但后来的实地勘测显示，走“地线”有许多无法逾越的困难，李只好再次奏请使用电线杆。总理衙门思虑再三，最终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电报线进入内城，但不进入总理衙门，而是在城墙边的泡子河附近择地设立一所官报局。信息传递至官报局后，再快马加鞭送入总理衙门。

这场闹剧发展到最后，不但朝中群臣深信电报线会破坏风水，民间百姓也将之视作一种牢不可破的常识。即便出面架设电线杆的是清廷官府，百姓们也不愿接受。

1898年，电报线终于正式被引入总理衙门。此时，距离丁韪良将电报机带入总理衙门，已过去了整整30年。

参考资料

[1]《海防档丁·电线一》、《海防档丁·电线三》、《海防档丁·电线四》。

[2]赵春晨编：《丁日昌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3]丁韪良:《同文馆记》。收录于《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4]王庆元、王道成：《沈葆桢信札考注》，巴蜀书社2014年版。

[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

[6]《交通史电政编》第三辑，交通部总务司1936年版。

[7]《中国经济发展史（1840-1849）》第二卷，上海 财经 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8]《李鸿章全集30·信函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9]《李鸿章全集9·奏议九》，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10]《李鸿章全集33·信函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11]《李鸿章全集10·奏议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12]《给日本国外务省照会》，收录于《同治甲戍日兵侵台始末》（台湾文献丛刊第38种，（台北）台湾银行1959年版。

[13]钱春霞：《台湾事件与清政府反应》，收录于《沈葆桢巡台一百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

[14]中国第一 历史 档案馆：《清末台湾创设电报档案》，《 历史 档案》2017年第4期。

[1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16]夏东元编著：《盛宣怀年谱长编》（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7]《北华捷报》，1889年8月17日。

[18]王尔敏：《近代经世小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9]刘海波、郭丽编著：《北京通信电信博物馆》，同心出版社2014年版。

1、北京图书馆及国家图书馆如何2、北京都有哪些公共图书馆？3、北京国家图书馆早晨几点开门阿？北京图书馆及国家图书馆如何

北京图书馆在北京西城区文津街，中国的国家图书馆。前身是清宣统二年(1910年筹建的京师图书馆，1912年正式开放，1928年名国立北平图书馆，建国后改称北京图书馆。

其藏书历史可远溯到七百年前，它继承了南宋皇家图书馆缉熙殿和明代皇家图书馆文渊阁的部分藏书，1910年后又以清内阁大库、翰林院及国子监南学的藏书为基础，陆续收入文津阁《四库全书》、敦煌石室写经等珍贵刻本和手写本。

今馆建于1931年，原面积8000平方米，现已增为近40000平方米。1949年时藏书一百四十万册，至1979年底已达一千万册，其中有国内二十多个民族的古今典籍和数十万册善本图书，还重点收藏国外一百十五个文种的出版物，其中以英、俄、日、法、德文为最多。

它是我国收藏最丰富、规模最大的国家书库，从阅览、外借、照相、复制、报告会等不同角度为学术研究提供世界各国文化、经济、科学技术、社会历史等方面的重要资料。

首都图书馆采取借阅合一、开放式、自助式、智能化的服务方式，为读者提供100余万册(件开架文献的免费借阅，可借阅文献数量在全国公共图书馆中居首位，并利用RFID技术，使读者检索文献更方便、快捷。在空间布局和服务功能上，实现了传统阅读与数字阅读的“无缝衔接”，阅读学习与文化休闲的“有机结合”，以最佳的融合度让读者更好地使用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与数字阅读技术，为读者提供多样化的现代阅读体验。“掌上图书馆”让150万持卡读者随时随地享用图书馆的资源；“自助图书馆”实现了24小时全天候自助图书借还服务；“手持阅读器”让读者带着“移动的图书馆”随身阅读；“触屏读报”、“畅听阅读”等项目也深受读者欢迎。

一、国家图书馆区域分布及开放时间

1、国家图书馆阅览空间分布

A座

地下一层：历史文献阅览室

首层：康复文献阅览室、一卡通通还处、多功能厅

二层：少年儿童图书馆总服务台、少儿中文书刊借阅、少儿外文图书阅览(北京明德少儿英文图书馆、报告厅、亲子借阅

三层：青少年多媒体空间、童心舞台

四层：中文图书借阅、库本阅览

B座

地下一层：停车场

首层：首图剧场、第一展厅、第二展厅

二层：总服务台、引航厅、新书刊借阅、数字文化社区样板间、信息空间、文化时空长廊、书店、咖啡厅

三层：文学图书借阅、中文期刊阅览、中文报纸阅览

四层：历史和地理文献借阅、经济和语言文献借阅、视听文献借阅、风轩、雅轩、颂轩、第一影院、第二影院、第三影院

五层：社会科学文献借阅、自然科学文献借阅、艺术和计算机文献借阅

七层：外文文献借阅、台港澳文献阅览

八层：政治和法律文献借阅、中文工具书阅览

九层：北京地方文献阅览、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查阅中心

2、国家图书馆区域开放时间

区域位置区域名称开放时间A座地下一层I段历史文献阅览室周一至周五9：00至12：0013：30至17：00A座一层III段康复文献阅览周二至周日9：00至19：30一卡通通还处A座二层I段少年儿童图书馆总服务台周二至周日9：00至17：00少儿中文书刊借阅亲子借阅III段少儿外文图书阅览北京明德少儿英文图书馆A座三层II段青少年多媒体空间童心舞台A座四层II段中文图书借阅周二至周日9：00至19：30库本阅览B座二层A区新书刊借阅周一至周日9：00至19：30B区数字文化社区样板间B座三层A区文学图书借阅B、C区中文报纸阅览、中文期刊阅览B座四层A区历史、地理文献借阅B区经济、语言文献借阅C区视听文献借阅B座五层A区社会科学文献借阅周二至周日9：00至19：30

北京都有哪些公共图书馆？

北京公共图书馆：

一、首都图书馆：东三环南路88号；

二、国家图书馆：中关村南大街33号；

三、 宣武区图书馆：教子胡同8号；

四、石景山区图书馆：八角南路2号；

五、海淀区图书馆：丹棱街16号海兴大厦C座；

六、通州区图书馆：车站路27号；

七、大兴区图书馆：黄村西大街1号；

八、西城区图书馆：西直门内后广平胡同26号；

九、朝阳区图书馆：朝阳门外小庄金台路17号；

十、丰台区图书馆：西四环南路64号。

北京

北京，简称“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直辖市、国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国际大都市，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全国政治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北京国家图书馆早晨几点开门阿？

9:00。

开馆时间

总馆南区：周一至周日9:00-17:00

总馆北区：周一至周五9：00--21：00

周六至周日9：00--17：00

少年儿童馆：周一至周日9：00--17：00

古籍馆：周一至周五9：00--17：00

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是筹建于1909年9月9日的京师图书馆，1931年，文津街馆舍落成（现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北京图书馆。

1987年新馆落成，1998年12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图书馆更名为国家图书馆，对外称中国国家图书馆。

扩展资料：

馆藏资源

据2018年10月该图书馆官网信息显示，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文献376862万册，其中古籍文献近200万册；数字资源总量超过1000TB。

馆藏继承了南宋以来历代皇家藏书以及明清以来众多名家私藏，最早的馆藏可远溯到3000多年前的殷墟甲骨。

珍品特藏包含敦煌遗书、西域文献、善本古籍、金石拓片、古代舆图、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名家手稿等280余万册件。“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文津阁《四库全书》被誉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

-中国国家图书馆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因此北京将有99家博物馆可以免费参观景点。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下免费景点，以及开放时间，地址，交通等信息。

:东城区

1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国家博物馆拥有超过一百万件藏品。目前，仅展厅就有48个，包括慕斯武定、杨斯方尊和清朝传下来的玉玺。它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

开放时间：9:00-17:00(15:30停止售票，16:00关闭入口。周一关闭)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6号天安门广场东侧

交通：乘坐地铁1号线，在天安门东站下车；乘坐地铁2号线，前门站下车；或者乘坐1路、120路、2路、52路公交车在天安门东站下车。

2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

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馆藏近3万件，展示了大量与妇女儿童生产生活相关的实物、、文化艺术作品。

开放时间：9:00-17:00(入口16:00停止开放，周一闭馆)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极阁路9号

交通：乘坐地铁1、5号线在东单站下车。或者乘坐1、52、39、111、684路公交车在东单路口下车。

3北京自然历史博物馆

北京自然博物馆有10多万件文物、化石和标本，这里有动物之谜、植物世界、恐龙公园、古哺乳动物、古爬行动物等。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天桥南大街126号

交通：乘坐7路、20路、35路、110路、120路公交车在天桥站下车。

4中国美术馆

中国美术馆收藏了10多万件近现代和民间艺术作品，包括建国初期、清代和明末艺术家的代表作，其中仅齐白石的作品就有410件。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伍肆街1号

交通：乘坐地铁5号线或6号线在东四站下车；或者乘坐103路、111路公交车在美术馆站下车。

5北京故宫博物馆

北京百工博物馆，又称百工坊，是国内首家汇聚全国大师，展示推广其技艺和作品，传播文化的大型工艺美术综合文化服务平台。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燕京八绝”，传统宫廷艺术的精髓。

开放时间：9:00-17:00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光明路12号

交通：乘坐11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