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庸》

《中庸》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

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其主要注本有程颢《中庸义》、程颐《中庸解义》、朱熹《中庸章句》、李塨《中庸传注》、戴震《中庸补注》、康有为《中庸注》、马其昶《中庸谊诂》和胡怀琛《中庸浅说》等。

2、《春秋》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

《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代表作品是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2019年2月报道，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200余枚，专家释读后发现包括《春秋》在内的儒家经典及其训传。

3、《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

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4、《史记》

《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5、《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

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

《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古代文史典籍

汉唐是“五经”的时代，宋以后是“四书”的时代。早期儒家经典推动中国古代社会进入“黄金时代”；程朱理学割裂了儒家与社会的广泛互动，形而上的教条成为读书人的禁锢和枷锁

诗、书、礼、易、春秋，叫作“五经”，都由孔子编订。从三代、先王之治到春秋礼崩乐坏，孔子的思想贯穿其中，也提供了士子积极入世、匡扶天下的广阔视野、鲜活样板和圣贤情怀。那时的儒家多心胸天下的悲情英雄，建功立德、著书立说者层出不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大丈夫当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才是汉唐读书人的主流声音。

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大力倡导“四书”，认为《论语》《孟子》是最重要的文献，《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南宋绍熙元年，弟子朱熹在漳州汇集刊刻《四书》。《大学》《中庸》的注释叫“章句”，《论语》《孟子》的注释叫“集注”。元代延佑年间恢复科考，从朱注《四书》中出题，明、清沿袭而成“八股文。”

所以我说：“五经”的精华在于“春秋大义”，“四书”的要决在“朱注”。国家图书馆珍藏的铁琴铜剑楼蔵本（宋嘉定十年当涂郡斋刻），应该是现存最老的《论语集注》了，具有不可替代的版本学、校刊学的学术价值。现国家图书馆岀版社已出影印本：

《论语》形成简史和清以前的六大经典刻本、五大注释本

《论语》是记述孔子言行的主要材料。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编撰而成，从书中内容可以断定其成书于战国初期。据《汉书•艺文志》，汉初有《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三个本子和流派。《古论语》汉景帝时发现于孔子旧宅墙壁中，为古文；其他两家为今文。张禹据《鲁论语》的篇目，兼采齐说，择善而从，完成《张侯论》。东汉末郑玄继《张侯论》，参照古论语和齐论语整理并作注，成为现行各本的祖本。

汉代《论语》已成为学者必读书，但尚未入“五经”；唐开成年间刻石于国子监，成为“十二经”之一。至宋，《孟子》始列经部，“十三经”成型。南宋以前，经、疏单行，绍熙年间最权威的“十三经”注、疏合刊本问世，后复有十行本。明嘉靖中据十行本重刻成闽本，万年间据闽本重刻监本，崇祯时据监本重刻毛氏汲古阁本。清初有武英殿本，后阮元以十行本校他本，重刻《十三经注疏》，号为善本，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刻本。现上海古籍出版社《十三经注疏》影印于阮刻本，包装上乘，价格甚至仅与它社单行本差不多，阮元《校勘记序》也有补入。在世纪出版活动期间，嘉会特价收入，分享一下：

历代学者研读，注释、考证之书汗牛充栋，以三国魏何晏的《论语集解》、南北朝皇侃的《论语义疏》、北宋刑昺的《论语疏》、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和清刘宝楠的《论语正义》最有影响。何晏的《论语集解》实五人共撰，汇集了两汉至三国孔安国、包咸、马融、郑玄、陈群、王肃等诸家之说，保留了几个古本的原貌。皇侃的《论语义疏》是对何解的注解，“为后学所宗”。刑昺疏是何解的疏证，“剪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且侧重章句训诂。朱熹《集注》主要是阐发理学思想。刘宝楠正义也是注释何解，但采集了清人注释、考证，注重训诂、考订，代表了旧注的最高水平。

古本不可求，有上古《十三经注疏》和中华书局《论语正义》、国图朱熹《集注》，古本也已无缺。

民国程树德的《论语集释》和现代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杨逢彬的《论语新注新译》

论语》首创语录之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论语》一书比较忠实地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今本《论语》共二十篇。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礼”、“义”。

《论语》以记言为主,“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话语，经典语句，箴言，“论语”即是论纂（先师孔子的）语言。《论语》成于众手,记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传弟子,也有孔门以外的人,但以孔门弟子为主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论语》又善于通过神情语态的描写，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渊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同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论语》是名列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首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共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论语》作为孔子及门人的言行集，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直到近代新文化运动之前，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初学必读之书。

五四运动以后，《论语》作为封建文化的象征被列为批判否定的对象，尔后虽有新儒学的研究与萌生，但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在中国并未形成新的气候。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不能不使人们重新选择新生的思想文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诞生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