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的《永乐大典》单册，高503厘米，宽30厘米，用明代营造尺来量，高一尺五寸六分，宽九寸三分。开本宏大，具有皇家的威仪和气魄。

每册《大典》约有50叶（页）左右，主要都是二卷一册，一卷一册或三卷一册。书叶采用雪白、厚实的树皮纸，翻开书发出淡淡书香，十分讲究和美观。

古籍的书衣就是现代书籍的封面，因为像人穿的衣服一样包裹在书的外面，就有了“书衣”这个形象的称呼。《永乐大典》的书衣用多层宣纸硬裱，最外面有一层黄绢连脑包过，格外庄重。这种很像现代书籍的装帧形式叫做“包背装”，是元朝和明朝前期书籍装帧普遍采用的方式。包背装书籍应该是立着插在书架上，不像后来的线装书是躺在架子上的。可以想象，一万多册开本宏阔的《永乐大典》摆在架上，如同一个小型图书馆，可谓煌煌巨制。

书衣正面的左上方黏有一个长方形的书签，框内题“永乐大典”四字，字下方还有双行小字，说明这册书的卷数。书衣正面的右上方还黏有一个框，里面用墨笔题写这一册所属的韵目，又低一字注明这一册是该韵目的第几册。如果手里有一部当时通用的《洪武正韵》的话，按图索骥，就能十分方便地从一万多册《大典》中检索到自己需要的内容。 翻开《永乐大典》书衣，就是卷端，也就是正文的第一叶（页）。可以看到，整部大典都是用朱、墨笔写成的。朱笔主要用来绘制边栏界行，书写引用书籍的著者和书名；墨笔用来书写题名、卷数、韵目、书籍正文并绘制图画；圈点则是用内空外圆的芦、竹、骨或玉制笔管蘸上朱砂印泥戳上的。整体看起来端庄美观，朱墨灿然。

《永乐大典》每一叶朱色的边栏界行都是用手绘制、而不是印刷出来的。大典的边栏四周都绘成双边，“朱丝栏”把每半叶隔成八行，版心间上、下各有一条粗粗的“象鼻”，中间还有一个“鱼尾”，“鱼尾”上方记载书名和卷数，下方记载叶数。行格的笔画粗细均匀，画得一丝不苟。如果仔细看看，还会发现朱丝栏线上、下都有针眼，根据这个针眼，你就能猜出为什么栏线能画得间距相等了吧。

《永乐大典》的3亿7千万字，都是书手们用明代官用的楷书：馆阁体一笔一画抄写出来的。大典中所绘山川器物也全用白描手法，精丽工致。这3亿多字在编纂时应该至少抄过一遍，两千多人连编带抄用了5年时间；定稿后清抄，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平均每天要抄50万字之多。清抄的书手中有许多是各地有名的书法家。由于现存的《永乐大典》是嘉靖年间重录的，永乐年间原本的书法不得而知。嘉靖年间负责重录工作的徐阶见到永乐本后，曾经赞叹说，旧本缮写得太好了，很难再找到这样的书手了。从嘉靖重录本看，《大典》的书法较为瘦长，类似欧书，看起来流畅挺拨，相比较，清代的馆阁体则显得更圆润一些。当然，《大典》的书法也有匠气较浓的，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过于挑剔。

从《永乐大典》的残本上，还可以看到其中的插图，这些图画全部采用白描手法，描绘的山川、名物、人物、城郭等形态逼真，十分精致，是古代书籍插图中的精品。

《永乐大典》完整的时候，插图的式样和种类一定非常多，如果单独编一本《永乐大典》插图集的话，那简直就是古代文明的一次大展示。清代大学者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曾经说到他编纂《四库全书》时，有一次翻到《永乐大典》上宋代兵器“神臂弓”的图画，很是惊讶。按照《永乐大典》上的记载，“神臂弓”可以立在地上，扣动扳机，箭飞出去可以穿透300步以外的铁甲，宋朝的军队用“神臂弓”来对付金兵很有效果。宋军对这一利器的使用有严格的军法要求，绝对不能遗失或被金兵得去。“神臂弓”在元世祖的时候失传了。结果“神臂弓”最终随着《永乐大典》而消亡了。 一部《大英百科全书》，它的辞条是用英文26个字母的顺序来编排的，那么在中国古代，如何把规模宏大的《永乐大典》组织成一个整体，让人很快能检索到要找的内容呢？《永乐大典》的编纂者们采用了“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这幅《永乐大典》图版中，卷端第一行下方“四霁”就是韵目的顺序和名称，第二行的“寄”字就是属于霁韵的一个韵字。别看只有三个字，作用可是很大的呢！

当代专家学者要编纂一部百科全书，往往要先确定条目，再根据大量的资料逐条撰写。像《大英百科全书》和《中国大百科全书》都是这样。《永乐大典》的编纂者们也要根据文献中的语词来确定条目，不过他们并不撰写什么文字，而是把各种典籍中凡出现过这个条目的一段记载，甚至整部书籍全都抄录下来，还要点明采自什么文章、书籍，是何人撰写的，让人明晰出处，可以查考。这种做法，有点类似孔子所说的“述而不作”。

《永乐大典》记载内容通行的规则是用一行的大字墨书辞目，用双行小字朱笔记载作者和书名，墨笔记载书中的篇名和内容，就像这幅图版看到的样子。

韵字下面也有文章：《永乐大典》裁选的典籍或文章一般都列在辞目下面。但根据具体情况，有些也列在标目字的下面。比如图版中的标目字“昭”的下面，就把《左传》中关于鲁昭公一节的记载全部列在下面，而且一列就是好几卷。

古音古字汇于书中：《永乐大典》在检索字的下面首先要注明该字在《洪武正韵》中的音韵和最早的出处、训释，还要标明篆、隶、行、草、楷等各种书体和异体字，内容十分丰富。你看这个标目字“冀”字下面就列举了“冀”各式各样的写法，真像书法字典一样。

《永乐大典》前后编纂过两次，第一次编纂开始于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由解缙、胡广、胡俨、杨士奇等人负责，召集了147人，于次年完成了编纂工作。 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再命解缙、姚广孝、郑赐等人重纂，这次因为采选的书籍众多，参与的朝臣文士、宿学老儒达到216万人。

《永乐大典》完成后，明廷又在各地征召了大批缮书人进行描栏、清抄、绘图和圈点工作，由于人员数量过多，已经无法统计了。 参与编修《永乐大典》人员的生活条件优裕，他们居住在离皇家藏书处文渊阁不远的崇里坊等地，由光禄寺早晚供给酒肴、茗果，还发给膏火费，官员参与编修的可以免朝，待遇十分优厚。当时有人就以“天下文艺之英，济济乎咸集于京师”来形容《永乐大典》编纂的盛况。

《永乐大典》在永乐年间纂修完成后，只抄录了一部，叫做“永乐正本”；到嘉靖朝，怕大典有损，又重录了一部，称为“嘉靖副本”。因为两部大典都深藏在皇宫中，没有刊印，流传稀少，在朝代更迭、内忧外患中被偷盗、抢掠、焚烧，“正本”消失了，“副本”也只剩下400余册。《永乐大典》从编纂到毁灭的600年间，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和千古之谜。

《永乐大典》纂成后，被放置在南京文渊阁的东阁。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移都北京，挑选了一部分藏书带到新都，《永乐大典》在正统年间正式被放置在文楼中。永乐和万历年间，虽然都曾有人提议过刊刻，都因“工费浩繁”未能实现。

在明朝皇帝中，明世宗（嘉靖皇帝）最喜爱《永乐大典》，平时在案头上常备几册大典以供随时翻阅。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宫中发生大火，三大殿都被烧毁。火势蔓延，很快便危及文楼中的大典。明世宗连夜下了三道金牌，令人把大典及时抢救出来。为防止今后再遭受类似祸患，明世宗萌生了重录大典的想法，并同大臣徐阶反复商议此事。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明世宗任命高拱、瞿景淳、张居正等人负责重录《永乐大典》的工作。吏部和礼部主持了“糊名考试”，选拨出109位善书人。内府调拨了画匠、砑光匠、纸匠等。惜薪司、光禄寺和翰林院也分别负责木炭、酒饭和“月米”的供应。重录工作正式开始了。

重录之初，大臣徐阶认为抄录上万册大典，工程浩大，不必拘泥原来的式样和书法。后来他翻检《大典》，发现如果版式一变，上面的大小字和图形都要发生变化，不如照原样摹写方便，最后决定重录全仿永乐正本，不加任何改变。

重录《永乐大典》的缮写者被规定每人每日抄写三叶（页），这样重录工作整整花了6年时间，到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才最后完成。从此《大典》有了两个抄本：永乐抄本（正本）和嘉靖抄本（副本），分别珍藏在文渊阁和皇史宬两处。 《永乐大典》由于卷帙浩繁，参加纂修人员众多，因此前后体例不一，前后错互舛误之处，亦在所难免，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巨大价值。《永乐大典》的最大贡献在于保存了我国明初以前各种学科的大量文献资料。在这方面，清代一些学者对《永乐大典》所作辑佚工作是有一定成绩的。乾隆年间开《四库全书》馆时，安徽学政朱筠奏请“校《永乐大典》，择其中人不常见之书辑之”，得到清高宗的批准，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设立了《四库全书》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事处”，先后参加者共三十九人，其中有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共辑出书籍：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零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总计三百八十五种，四千九百四十六卷。其中重要的文献如西晋杜预的《春秋释例》、唐林宝的《元和姓纂》、北宋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南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代医学名著《苏沈良方》、《博济方》、《伤寒微旨》等都是亡佚已久的秘籍，全赖《永乐大典》才得保存下来。

中国古代浩瀚的文化典籍流传到今天的只有百分之一、二，其他因为自然或人为的破坏，最终在历史长河中湮灭了。古代典籍是承载古代文明和文化的“郑和宝船”，它的形态、语言和内容是一个时代历史的真实写照，能激起人们探秘寻宝的强烈冲动。

《永乐大典》就是这样的一个“宝船”，它曾经如此庞大和华丽，把中国14世纪以前的文化统统装入它的仓中。道教在元朝经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元朝的统治者几乎烧毁了所有关于道教的书。到了明代，流传于世的道家经典不足宋元时候的三分之一。而《永乐大典》则最大限度的记载了明朝以前所有的道家经典。可如今，人们只能通过露在水面上的一小段桅杆来猜测这艘沉没宝船的一切了。历史上的《永乐大典》带给人们太多的惊奇和赞叹，它的毁灭也带来了同样强烈的悲伤和遗憾，留给后世许多有待探寻的谜。当代许多人不知道《永乐大典》是一部什么书，还有许多对《永乐大典》耳熟能详的人恐怕一生也无缘见到《永乐大典》的原貌。

《永乐大典》所载之书以宋元时期的著作为多，到明代编辑《文渊阁书目》时，这些著述已经是十不存三、四了。到了清代，只有十之一、二还在流传。加上《永乐大典》收录的典籍除比较正规的儒家典籍、史传百家、历代文集等，还收录了大量的方舆志乘、小说戏曲、医学方技、道佛典籍等，所以历代学者都把《永乐大典》看作辑佚之渊薮，他们在其中爬梳整理，把分散在各卷中的典籍汇总起来，使许多佚书得以重现人世。

清代学者辑录宋、元文人的诗歌文集和宋、元两朝的史料最为丰富。近现代以来，戏曲、地方志、科技书籍和医学著作开始被人们重视和辑录。大典中的佛教、道教资料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下面就让我们了解一下历代辑佚的过程和成果。

对于中国古代神话，可以选择以下出版社的书籍：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

这些出版社的书籍通常会经过专业的编辑和校对，具有高质量的印刷和装订，以及丰富的附加内容和注释。这些出版社对于中国古代神话有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因此他们的版本通常会提供更多的背景信息和历史细节，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这些故事。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版本可能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侧重点，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版本。此外，购买时建议选择正规书店或网上书店，以确保图书的质量和真实性。

江西发现的《永乐大典》的牛皮封面有“天下至上圣品，古物钦定入库”字样，边上用线封装，四方还盖有“御书房鉴藏宝”等字样的印章形墨多枚。这册《永乐大典》由木质制成，成折叠式，共有十折，封面上还有“一万一千一百三十六册”字样。

这本《永乐大典》是江西一古玩爱好者翟女士近日收藏的，她是通过朋友的介绍，在瑞昌市乐园乡一名70多岁的农妇手中收购到的。

《永乐大典》在永乐年间纂修完成后，只抄录了一部，叫做“永乐正本”；到嘉靖朝，怕大典有损，又重录了一部，称为“嘉靖副本”。因为两部大典都深藏在皇宫中，没有刊印，流传稀少，在朝代更迭、内忧外患中被偷盗、抢掠、焚烧，“正本”消失了，“副本”也只剩下400余册。

扩展资料

完整的《永乐大典》样式

完整的《永乐大典》单册，高503厘米，宽30厘米，用明代营造尺来量，高一尺五寸六分，宽九寸三分。开本宏大，具有皇家的威仪和气魄。每册《大典》约有50叶（页）左右，主要都是二卷一册，一卷一册或三卷一册。书叶采用雪白、厚实的树皮纸，翻开书发出淡淡书香，十分讲究和美观。

古籍的书衣就是现代书籍的封面，因为像人穿的衣服一样包裹在书的外面，就有了“书衣”这个形象的称呼。《永乐大典》的书衣用多层宣纸硬裱，最外面有一层黄绢连脑包过，格外庄重。

这种很像现代书籍的装帧形式叫做“包背装”，是元朝和明朝前期书籍装帧普遍采用的方式。包背装书籍应该是立着插在书架上，不像后来的线装书是躺在架子上的。可以想象，一万多册开本宏阔的《永乐大典》摆在架上，如同一个小型图书馆，可谓煌煌巨制。

书衣正面的左上方黏有一个长方形的书签，框内题“永乐大典”四字，字下方还有双行小字，说明这册书的卷数。书衣正面的右上方还黏有一个框，里面用墨笔题写这一册所属的韵目，又低一字注明这一册是该韵目的第几册。如果手里有一部当时通用的《洪武正韵》的话，按图索骥，就能十分方便地从一万多册《大典》中检索到自己需要的内容。

—永乐大典

丛书名。清乾隆时编纂。1772年开始，经十年编成。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三千五百零三（3503）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水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此说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

四库全书的编纂历史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

第二步是整理图书。乾隆皇帝为了存放《四库全书》效仿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的建筑建造了南北七阁。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四库全书》的底本的四个来源

1内府藏书；

2清廷官修书；

3从各地征集的图书；

4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

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第三步是抄写底本。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第四步是校订。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四库全书的内容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四库全书的不足之处

第一，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

第二，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

第三，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

第四，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篡改。

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

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也就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也有不少删节或挖改。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鼎、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库全书》中138种“应刻”之书。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传世界。

《四库全书》编纂成功的原因

第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第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资金来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第四，严密的组织系统。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第五，破格录用人材。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入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四库全书》的流传情况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来递经补抄，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评价《四库全书》

虽然《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有删削、挖改内容等过错，但就整体而言，应当是功大于过。首先，它保存了大量古籍，是古代文化的一次总结。

《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对于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200多年来，递经战乱，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将会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不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见天日，而且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校勘方面，四库馆臣网罗众本、慎选底本等做法，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是古代任何官私书目无与伦比的，其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近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正是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四库全书》的优良传统而结出的丰硕之果。

《四库全书》的编修可以说是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乾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连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因为有碍于愚民而禁毁，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

《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与清代统治者利益相关的明朝人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北宋南宋。《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全书》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还有更荒谬的，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说是他的尊称。这两句的格律也应作“仄平”，两个字的音也都是“仄平”，改为“宋主”并不涉及音律问题；“寄奴”二字也与清朝犯忌的“胡”、“戎”、“夷”、“虏”等了无关涉。那么为什么还要改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小名称呼帝王，做惯了奴才的《四库全书》馆臣看到就感到别扭，因此即使没有“违碍”之处也要改。

总而言之，《四库全书》是18世纪70到80年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项特大型文化工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四库全书》的命运

《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年间中国历经动乱，《四库全书》也同样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其中文源阁本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文宗、文汇阁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杭州文澜阁藏书楼1861年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倒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后由藏书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补钞，才抢救回原书的四分之一，于1881年再度存放入修复后的文澜阁。文澜阁本在民国时期又有一次大规模修补，目前大部分内容已经恢复。因此《四库全书》今天只存3套半，其中文渊阁本原藏北京故宫，后经上海、南京转运至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部）。文溯阁本1922年险些被卖给日本人，现藏甘肃省图书馆，近些年对这部书是否要归还沈阳，甘肃、辽宁两省一直未能达成一致。避暑山庄文津阁本于1950年代由中国政府下令调拨到中国国家图书馆，这是目前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而残缺的文澜阁本则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1966年10月，当时正处于中苏关系紧张时，为保护《四库全书》安全，林彪下令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秘密从沈阳运至兰州，藏於戈壁沙漠中。目前，辽宁有关人士要求归还，以书阁合璧。甘肃方面也修建藏书楼，加强保护。文溯阁《四库全书》其最终归属仍处争议中。

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影印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将之缩印。1999年香港的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分别与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在中国大陆及香港出版发行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电子版。

古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

一、古籍书页版式

古籍版式指古籍版刻的样式。包括版面、大小题名、版框（亦称边栏）、界行、天头、地脚、版心、行款、字数、鱼尾、象鼻、书耳、书牌、条记、句读、插图等等。版式的概念出现在雕版印刷行世之后，但明显保留了雕版印刷之前的简策、手写帛书等装帧形式的特点。

古籍版式图

1。版框：也称为边栏，指每版内围框文字的四周边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两旁叫“左右栏”。单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双线的叫“双边”或“双栏”。一般比较粗黑，给人稳定感。四周只印一道粗黑的边线，称为四周单边。四周粗黑线内侧再刻一细黑线，称四周双边。如果仅左右粗黑线内侧有细黑线，称为左右双边。不仅有规范、整齐版面的作用，而且保留了简策、帛书的遗风。

2。界行：也称界格。指在版面内分割行字的直线。两道隔线间的条格叫界格，是竹木简书籍的流风余韵。在鉴定和著录时，人们习惯以半叶计算，叫做“半叶× 行×字”，有的径称“×行×字”，若每一行中有两排字（通常为大字的注解），叫做“小字双行每行×字”。若双行字数与单行正文相同，就不再注出。这种著录和说明方式，称为行格，又称行款。

3。天头：版框外空白纸的上方叫天头。

4。地脚：版框外空白纸的下方叫地脚。

5。版心：也称“叶心”，或简称“心”， 指古籍书叶两半叶之间、没有正文的一行。为折装整齐，版心多刻有鱼尾、口线等，为便检索，也常记有书名、卷数、页码、每卷小题、刻工姓名等文字。因为这一行居于两版的中心，故称版心。 版心通常有用作对折准绳的黑线和鱼尾形图案。

6。书口：又称版口，或简称口。指书籍装订成册后开合一侧的端面，有白口、黑口等款式。就书版而言它是版心。对于以包背装或线装的方式装订起来的书籍而言，这一部分为书可以翻阅的开口，故称书口。

7。鱼尾：版心中间的图形︻，因其酷似鱼尾，故名。刻于距版心上边大约四分之一之处。有时版心上下方都有鱼尾。一个鱼尾为单鱼尾，两个鱼尾称双鱼尾，个别有三鱼尾。鱼尾刻印出花样的称花鱼尾。鱼尾的作用是用作标示中缝线，作为折叶的标准。

8。象鼻：鱼尾上下到版框有一条线，叫做象鼻。象鼻为一条细黑线的叫细黑口或小黑口，象鼻为一条粗黑线的称为粗黑口或大黑口，无象鼻者为白口。

9。书耳：版框外左上角的空格，里面刻有简单的篇名，因为形状象耳朵，所以称书耳。书耳中的题名叫耳题、耳记。

10。墨钉：又称墨等。指版面上常有文字般大小的黑墨块，形状似钉帽。出现的原因是文稿雕版时未定的文字，等待校勘后写上去再印。

11。书牌：又称牌记，与现在的版权页类似，常常镌有书名、作者、镌版人、藏版人、刊刻年代、刊版地点等。明清时期的书牌作用多为表示特色和所有权，明清以前则更多是刻书题记，讲刻书缘起，选用底本，校本，甚至多少具有广告宣传作用。

12。大题：指一种书的题名。

13。小题：指一种书内各篇卷的题名。

14。行款：又称“行格”，指正文之行数与字数。通常以半叶计算。同一种书，不同时期有不同刻本，行款也往往不同。故行款为鉴别版本依据之一。

15。朱丝栏 乌丝栏：行格界栏以红色印的称为朱丝栏，以黑色印的称为乌丝栏。主要见于唐以前写本。明清时期，专有印刷各种颜色笺格的作坊，用不同颜色界栏笺纸抄写的古籍，通常直接著录为红格、黑格、蓝格、绿格等等。

二、古籍装订版式

单叶装订成册，就成为一部古籍。现存古籍以线装居多。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有其特定的名称。

古籍结构图

1。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

2。书衣：为保护书在书的前后加的封衣，也称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3。书名叶：在封皮之后，题有书名的一叶，又称封面、封、面叶、内封面。书名叶的后面一般加上一张空白纸，叫护叶或扉叶。

4。书脑：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叫书脑。

5。书脊：也称书背，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称为书脊。

6。书首：书脊的最上端，称为书首，又称为书头。

7。书脚：书脚是书的底部，有些藏书家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存而将书名写上去。

8。书根：书脚中简单记载卷册的部~

　　现在多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

　　著者：[梁]徐陵 编

　　编译者：

　　丛书名： 书韵楼丛刊

　　出版社： 上海古籍

　　ISBN：7532539520I1752

　　版次：01版01次

　　开本：24开

　　装帧：线装

　　《玉台新咏》是继《诗经》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诗歌总集，共十卷，所收作品以写闺情的宫体诗为主，时间则自先秦至南朝梁。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它保存了大量汉魏六朝的诗歌资料，尤其是像《古诗为焦仲卿作》这样的名篇；同时它成书较早，对校正其他古书的失漏多有参考作用。同时根据内容重新编制了书前的目录，以更便于今天的读者阅读收藏。

　　东周至南朝梁代的诗歌总集。历来认为是南朝徐陵在梁中叶时所编。收诗769篇，计有五言诗8卷，歌行1卷，五言四句诗 1卷，共为10卷。除第 9卷中的《越人歌》相传作於春秋战国之间外，其馀都是自汉迄梁的作品。《玉台新咏》在流传过程中，曾经一些人窜乱，所以有人怀疑此书非徐陵所编，而出於稍后的人之手。但此说尚不足以成为定论。

　　据徐陵《玉台新咏序》说，本书编纂的宗旨是“选录艳歌”，即主要收男女闺情之作。从内容的广泛性看，它不如成书略早的《文选》。但它和“以文为本”作为收录标准的《文选》比较，也有独自的特色。如它不如《文选》那样选录歌功颂德的庙堂诗。入选各篇，皆取语言明白，而弃深奥典重者，所录汉时童谣歌，晋惠帝时童谣等，都属这一类。又比较重视民间文学，如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就首见此书。它重视南朝时兴起的五言四句的短歌句，收录达一卷之多，对於唐代五言绝句这一诗体的发展有一定推动作用。它不如《文选》那样不录在世人物之作，选录了梁中叶以后不少诗人的作品。这些诗作比“永明体”更讲究声律和对仗，可以较清楚地看出“近体诗”的成熟过程。书中收录了沈约《八咏》一类杂言诗，也可以据此了解南朝末年诗和赋的融合以及隋唐歌行体的形成。《玉台新咏》所选诗篇又有可资考证、补阙佚的，如所收曹植的《弃妇诗》，庾信的《七夕诗》，为他们的集子所阙如，班婕妤、鲍令晖、刘令娴等女作家的作品，也赖此书得以保存和流传。

　　《玉台新咏》虽有一些情调不大健康的作品，但是表现出真挚爱情和妇女痛苦的作品也不少。如《上山采蘼芜》、《陌上桑》、《羽林郎》等作品，都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孔雀东南飞》详尽地写出一个封建家庭悲剧的全部过程。这都说明《玉台新咏》所录诗作并非全是艳情诗。

　　现存的版本以明无锡孙氏活字本为早，《四部丛刊》有影印本。明末赵均有覆宋刊本，后有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清吴兆宜的注释及纪容舒的《考异》都曾参考赵本

　　从《玉台新咏》开始，到如今，一直称呼为古体、古风，五古（因为汉魏六朝的作品绝大多数是五言的）。在下业余喜欢搜集线装古籍（宋版书是不敢问津的，因为价值连城，呵呵）从元版到明、清、民国乃至现代的各个时期版本的诗集都有。对汉魏六朝的作品都是称为古体、古风，五古。

　　《玉台新咏》在下手里有五个版本，一个是明万历年的“小宛堂影宋本”的，一个是清康熙“知不足斋本”的，一个是清乾隆“有风堂本”的，一个是民国“扫叶山房石印本”的，最后一个是中华书局的铅字排印本的。在这五个版本当中，只有一个清乾隆“有风堂本”的有“古绝句”（而不是“古绝”）的称呼。在下在当时阅读的时候，也是很疑惑，为什么只有一个版本是这样称呼的呢？开始在下查阅了不少资料，也没得出结论，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读了《清史稿/艺文志》，才弄明白了，原来清乾隆“有风堂本”的《玉台新咏》是一个叫吴兆宜的人注解的书，此人诗词创作水平一般，但对训诂学、版本学颇有研究，他注解的《玉台新咏》见解独到，深受欢迎。但吴兆宜喜欢别出心裁，就在这本书里提出了“古绝句”的称呼，当时编纂《四库全书》时，搜集天下书籍版本，看到了这个本子，学识渊博的乾隆与翰林学士们经过反复考察论证后，得出“古绝句”的称呼不正确的结论，因此这本书也没收进里，“古绝句”的称呼至今也没有被学术界采纳。有趣的是，中华书局的铅字排印本部分采用了“有风堂本”的注解，还在前面加了照片，但在书里却没有采用“古绝句”的称呼。由此可知，“古绝句”的称呼只是吴兆宜一家之言，学术界并未予以承认，“古绝”的称呼则更是不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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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古籍线装本《庄子》3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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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九五成品相

作者：庄子

出版社：上海古籍

出版时间：2003-03-01

版次：一版二印

页数：170

开本：24开

装订：线装

2线装书《庄子》民国,1册，28叶，32开，品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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