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语》

《论语》是中国春秋时期一部语录体散文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

全书共20篇、492章，首创 “语录体” 。中国现传扬并学习的古代著作之一。 主要由仲弓、子游、子夏首先商量起草，和少数留在鲁国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完成，纪念老师，忧虑师道失传。

并由子夏开创了章句的读法。故汉儒曰：章句发明始于子夏。 南宋时，朱熹将它与《孟子》、《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 

2、《中庸》

《中庸》是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原是《小戴礼记》第三十一篇，作者现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子思及其弟子多人所作。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由儒家学者在战国写成。

宋朝学者对《中庸》非常推崇，而将其从《礼记》中抽出独立成书，朱熹则将其与《论语》、《孟子》、《大学》合编为《四书》。

《中庸》在字面上的解释即是“中道及常理”之意。而执中又当求“中和”，在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时的平静情绪为“中”，表现出情绪之后经过调整而符合常理为“和”。

其主旨在于修养人性。其中关联及学习的方式（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做人的规范如“五达道”（君臣、父子、夫妇、昆弟（兄弟）、朋友之交）和“三达德”（智、仁、勇）等。

3、《史记》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

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

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

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8]，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

《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4、《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早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约2300年。

被誉为“兵学圣典”。共有六千字左右，一共十三篇。作者为春秋时祖籍齐国乐安的吴国将军孙武。《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孙子兵法》被奉为兵家经典。

诞生至今已有2500年历史，历代都有研究。李世民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兵法是谋略，谋略不是小花招，而是大战略、大智慧。

如今，孙子兵法已经走向世界。它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孙子兵法》竹简1972年出土在临沂。

5、《山海经》

《山海经》是中国一部记述古代志怪的古籍，大体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的楚国或巴蜀人所作。也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该书作者不详。

古人认为该书是“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杂录《庄》、《列》 、《离骚》 、《周书》、《晋乘》以成者” 。现代学者也均认为成书并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

《山海经》全书现存18篇，其余篇章内容早佚。原共22篇约32650字。共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汉书·艺文志》作13篇，未把晚出的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在内。

山海经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

《山海经》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的研究，均有参考，其中的矿物记录，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

1、《中庸》

《中庸》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

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其主要注本有程颢《中庸义》、程颐《中庸解义》、朱熹《中庸章句》、李塨《中庸传注》、戴震《中庸补注》、康有为《中庸注》、马其昶《中庸谊诂》和胡怀琛《中庸浅说》等。

2、《春秋》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

《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代表作品是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2019年2月报道，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200余枚，专家释读后发现包括《春秋》在内的儒家经典及其训传。

3、《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

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4、《史记》

《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5、《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

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

《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古代文史典籍

1957年，在陕西省神木县纳林高兔村出土了一件战国时期匈奴贵族的墓地，在墓地中出土了一件非常诡异的文物，这个文物就是：鹿形金怪兽。鹿形金怪兽是一个用纯黄金打造的动物图案，这个动物长着老鹰的嘴巴和野兽的身体，头上有一双很长的角，像鹿角一样，鹿角的总长度差不多与它的身体总长度一样长，这个动物有四只脚，站在一个四瓣花形的托座上，托座中间高四周低，四个花瓣上各有三个小圆孔。

鹿形金怪兽这是一种从未出现过的奇异动物，动物的眼珠向外凸出，耳朵向上竖直，头上的两只角向身体后面内弯，呈倒八字形，头上的角还分出四个叉，每个叉端顶部各有一个此动物缩小版的头像，这个动物呈现一种向前搏斗含蓄待发的状态，低头挺胸，四肢直立，尾巴竖直成一个圆圈，尾巴根端也有一个此动物缩小版的头像。而且从这个鹿形金怪兽的制作工艺上来看，显得非常精良，动物表面的纹理雕刻得清晰可见，鹿形金怪兽的角与身体部位、身体与托座部分都采用了高超的焊接工艺，如果这真是匈奴人生产的，那足以说明战国时期匈奴的炼金水平之高，雕刻工艺之精良！

匈奴人这究竟是什么动物？为何会出现在战国时期的匈奴贵族墓地中呢？根据史记的说法，匈奴人是在夏朝最后一任君主夏桀的儿子，名字叫淳维，夏朝灭亡后，一部分夏人向逃入茫茫草原，之后一直在北方生活，逐渐形成匈奴族，早期的匈奴只是草原上的一支游牧民族，他们的马、羊、牛非常多，同时草原上还有狼、 鹰等猛兽。从图腾上来说，匈奴的第一个图腾是龙，因为匈奴与华夏族同根同源，夏朝的图腾就是龙，所以匈奴最早的图腾与华夏一样是龙，后来匈奴的图腾逐渐变成了狼，因为狼是草原上最重要的一种动物，维持了草原上的生态平衡，也成为匈奴人崇拜的图腾。

草原雕按道理来说，像鹿形金怪兽这样的动物是不可能会出现在匈奴的，人类社会对动物的认知，一半来自神话与崇拜，比如图腾，另一半来自自然界的认识，比如狼，如果匈奴人没有见过这种鹿形金怪兽的话，他们怎么能雕刻出这样的动物，难道全凭想像啊？就算是想像，为什么会想成这样的？第一眼看这个鹿形金怪兽，其中元素最多的就是它的头和嘴巴，这种样子很像草原上最常见的草原雕，草原雕的嘴巴也是呈倒钩状，是一种猛禽，善于捕食草原上的小动物，而鹿形金怪兽全身上下有10个一模一样的头和嘴巴分布在全身，因此鹿形金怪兽的元素中一定有雕的雏形。

草原鹿第二眼看这个鹿形金怪兽，就被它头上那一双巨大的鹿角所吸引，事实上匈奴人生活的草原上也是有鹿的，草原鹿的角也是很长，很像鹿形金怪兽身上的那一对大长角，因此鹿形金怪兽的元素中也有鹿的雏形。前面说过了，这种未曾在现实中出现过的动物，要么是来自匈奴人的想像，要么是来自匈奴人生活的世界，但这么奇怪的动物在自然界应该是不存在的，因此鹿形金怪兽多半是匈奴想出来的怪兽，把草原雕和草原鹿的样子混合在一起，组成了鹿形金怪兽，然后再雕刻并制造了出来，因为非常贵重和让人喜欢，所以成为生前主人的陪葬品，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鹿形金怪兽。

山海经蛊雕另外在一本古籍《山海经》记载了一种叫“蛊雕”的怪兽和鹿形金怪兽的样子非常像：《山海经》南次二经：又东五百里曰鹿吴之山。上无草木，多金石。泽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滂水。水有兽焉，名曰蛊雕，其状如雕而有角，其音如婴儿之音，是食人。《山海经》所说的蛊雕是一种生活在水中的野兽，这种野兽的形状很像雕，但头上有角，同时蛊雕的叫声像小孩子的声音，而且还吃人。尤其是头上长角的雕，那不就是和鹿形金怪兽一样的，但是匈奴生活的地方不可能会有生活在水中的雕或者鹿，这些动物可是生活在草原上的，生活习性又对不上，山海经中的蛊雕到底是什么动物，现在也还说不准，有可能是想像出来的，也有可能是已经灭亡的动物。

鹿形金怪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匈奴人制造鹿形金怪兽的工匠有可能是华夏人，然后这个看过《山海经》，《山海经》最早成书于战国中后期，与鹿形金怪兽存在的时期差不多，所以工匠结合《山海经》与草原上的生物，想像出了这么个鹿形金怪兽，把他雕刻出来作出吉祥物或者装饰物，最后成为陪葬品流传至今。鹿形金怪兽这个来自于匈奴贵族的陪葬品，他应该是当时贵族的一种装饰品，这种造型奇特用黄金打造的物件也代表了其主人高贵的身份，这是一件装饰品，也有可能是一种崇拜物，显示了匈奴人的祖先对大自然的崇拜。

传说中的三坟五典如果不算在内的话，比较著名的几部书有：

1《尚书》的原始版本，据说有100篇，但是现存29篇，鲁恭王古文尚书可能保存了先秦尚书的原貌，但是在汉朝今古文学派的论战后便被遗失，现在的古文尚书58篇除了保留今文尚书29篇之外，其余都是伪书，而最初的100篇尚书，几乎无据可考；儒家经典除尚书外，六经中的《乐经》也已失传，两汉时期的诗经，除毛苌的毛诗流传至今，韩诗剩余一部分，当年的齐诗也已经失传

2《孙膑兵法》，也就是齐孙子，在银雀山汉墓出土之前属于散佚，现在仅有残篇；

3《东观汉记》，东汉官方历史，元朝散佚，后来辑佚得到22卷；

4《竹书纪年》， 汲冢竹书的最大发现，记载了魏国历史并且上溯到了五帝时期，作为上古史料中具有明确纪年的文献，因为一些记载不符合儒家历史观而被排斥，最终在宋朝遗失，今本《竹书纪年》不是真实记录，是后人结合一部分原文加上其他文献伪造的；宋朝时期是我国文献遗失的高峰期，除竹书纪年外，遗失的文献还有《括地志》、二十四史中李百药《北齐书》的一部分、令狐德棻《周书》一部分和《元和郡县志》的图，导致中原王朝第一部地理总志价值减少一半；

5《永乐大典》原本22937卷，正本明末遗失（一说在嘉靖陵墓内），副本历经明末，八国联军侵华和宫中失窃，目前遗存800卷左右；清中期编《四库全书》翻阅《永乐大典》，使得二十四史中的《旧五代史》重见天日。

其实作为一个红楼梦爱好者，最在乎的还是后40回去了哪儿啊。。。

随着科技的发展，考古事业也有所发展，而这些考古学者在先秦的研究也大大提高，出土大量先秦时期的典籍也会随之有所增长，同时地球地壳运动的过程中，也使先秦中的典籍逐渐被发现，特别是山凹地陷这一运动过程，为考古提供了一定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