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广州的印刷机构有书肆、书棚、书林、书堂、刻字铺，统称书坊。乾隆年间以刻工价廉而闻名，至道光、咸丰年间大盛，书坊数量之多仅次于北京、苏州，在全国居第三位。见于记载的书坊多集中于双门底、西湖街、学院前等地。守经堂在学院前。书坊规模大小不等，历史也长短不一，多是前为店后作工场的形式，既售本铺刊行的书籍，也兼售他处的出版物。

《经典释文》最早陆德明的原稿是双色抄写，黑色写经文，红色写释文（《经典释文卷一叙录·条例》），唐后期的写本已经简省成一色墨书而在经文上面点朱砂的方法，再往后就变成单色写，彻底没有双色的规矩了。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宋刻宋元递修本，此后元明两代没有再刻。到了清康熙年间才有徐乾学主持的《通志堂经解》本，该本是以清初叶林宗根据钱谦益绛云楼藏宋刊本（此本已焚）影抄的本子为底本重刻的。到了清乾隆年间，卢文弨以叶林宗影宋抄本为底本，广采各家校勘成果，著成《考证》30卷，与已经精校的《经典释文》原书一并刻入《抱经堂丛书》。此后讫于20世纪80年代通行的都是徐乾学本和卢文弨本以及根据这两个本子翻刻的本子。而宋刻宋元递修本直到1985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这三个版本相比较，通志堂本最劣，抱经堂本虽胜于通志堂本，也不是很好，主要还是校勘的问题。宋本的宋刻原叶质量很高，但是这个本子中有元朝的修补书叶，这些元修书叶错字特别多，因此宋本的不同部分要区别对待。

另外，2006年，中华书局排印出版了黄焯的《经典释文汇校》。这个本子以通志堂本为底本，以包括宋刻宋元递修本在内的各种30卷刻本、30卷影抄本以及元明两代各种《附释音十三经注疏》所附的释文进行通校，并参合清代以来诸家校勘成果写定校勘记，每页分两栏写定，上栏为通志堂本正文，下栏为校语。这部书最大的特色是全书十二部分的释文都充分运用可以见到的旧钞残卷（尤其敦煌写本）、单刻本以及30卷残本进行校勘。所以单以参校之富与参校版本之精一项，《汇校》之作就已远超乾嘉以来诸家。而且黄先生在出校方面，只要有版本出现与底本相异的文字则为之出校，不避繁琐务以存真，且并不妄下断语，可谓“天下至慎”，所以堪称目前值得信赖的版本。

　　呵呵~是要写文章吧~下面是一些参考资料，希望对你有用喽：

　　涉足中国古代文史领域的人都知道《西京杂记》是一部“伪书”。

　　关于它的作者，自初唐以来，就众说纷歧。有的说是汉代的刘歆；有的说是东晋的葛洪；有的说是南朝梁的吴均或萧贲；还有的说是一个不曾传下名字的人。据余嘉锡先生考证，《西京杂记》实际上是葛洪利用汉晋以来流传的稗史野乘、百家短书编集而成，故意假刘歆《汉书》以自重，以今托古、以野史杂记托之正史，可以说是双重假托，这也正是葛洪之故作狡狯和英雄欺人之处（见《四库提要辨正》）。后来又陆续有人在余先生的基础上续加考论、补充证据，使这一论证更趋精严可信。也有少数文章坚持刘歆或萧贲为本书的作者，但似乎都缺乏强有力的证据。

　　《西京杂记》原本二卷，宋人始析为六卷，其版本系统亦因此分为二卷、六卷两大系统。清人卢文弨校刊《抱经堂丛书》本《西京杂记》，给每一条都加了个小标题，中华书局排印罗根泽先生校点《西京杂记》时，移录了这些小标题，又逐条编了序号。本书现在能够见到的较好的版本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西京杂记校注》（向新阳、刘克任校注）。

　　从史学方面看，《西京杂记》的价值至少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葛洪据以抄撮的那些汉晋古籍多已亡佚，保存在《西京杂记》中的有关西汉历史人物、事件、舆服、礼制、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史料，多为《史记》、《汉书》所阙载，正可以弥补正史之不足，或彼此参证，或相互发明。如第92条“董贤宠遇过盛”记董贤受汉哀帝宠幸，起大第于北阙下，较之《汉书·佞幸·董贤传》细节更完整，材料更丰富。第35条“公孙弘粟饭布被”、第93条“三馆待宾”所记公孙弘事迹，也不见于《史》、《汉》本传。第81条“公孙子”称“公孙弘著《公孙子》，言刑名事”，与《汉书·艺文志》将《公孙弘》归属儒家类大相径庭，可见当时对公孙弘之学术有歧见异说。至于本书记载与《汉书》等显然抵触之处，也大可不必因其为小说家之言而轻视之。第11条“缢杀如意”记赵王如意惨死的经过，第18条“霍显为淳于衍起第赠金”记宫廷政争的内幕，第130条“书太史公事”记司马迁下狱死，诸如此类，至少保存了有关这些人事的歧说异闻，反映了某些人的感情心理和思想倾向，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华盖集·这个与那个》）而在这个意义上，野史杂说正有正史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本书最丰富的内容之一是关于西汉宫殿掖庭和宫廷生活的记叙。未央宫、昆明池、乐游苑、太液池、开襟楼、昭阳殿、上林园、四宝宫、三云殿等处都被描绘到了。或叙形胜，或写风物，或记掌故，或摹建构，无不涉笔成趣。第40条“赵皇*乱”记述成帝皇后赵飞燕荒*无耻的生活，第77条“戚夫人侍儿言宫中乐事”叙述西汉宫闱杂事。皆委曲周详，闻所未闻。尽管我们暂时还无法确定这些史料的可信程度，但其对于认识西汉宫殿掖庭及宫廷生活有珍贵的参考价值，则是显而易见的。

　　《西京杂记》作为书面文献材料，在文物考古研究中也有重要的作用。例如第22条“送葬用珠襦玉匣”，不仅与《汉旧仪》所记大致相同，而且与1968年河北满城汉中山王刘胜墓中出土的玉匣（即“金缕玉衣”）形制相同。第29条“常满灯被中香炉”所记被中香炉，与1963年西安窑藏中出土的卧褥香炉的实物完全相同（参看李素桢《探索〈西京杂记〉的史料》）。这些都为地下出土文物的研究提供了书面材料的印证。又如根据当代考古发掘的实地测量，未央宫东西墙长各2150米，南北长各2250米，周长8800米，合汉代二十一里（据王仲殊《汉代考古概说》）。本书第1条“萧何营未央宫”记“未央宫周回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与当代考古学的结论大致相符。而《三辅黄图》记未央宫周长28里，《长安志》引《关中记》作31里，相比之下，都不如《西京杂记》准确。随着汉代考古学的进展，本书在这一方面的作用也将日益突出。

　　本书所记西汉苑囿宫观，奇珍瑰宝，名果异木等，不仅能广见闻，资谈助，而且，透过那些铺陈夸饰、纷至沓来的描叙，人们不是可以领略到汉帝国宏大的声威和非凡的气势吗？吉光裘、绨几、珠襦玉匣、丈二珊瑚、常满灯、被中香炉、陵寝风帘、长鸣鸡、玳瑁床等，不胜枚举，令人目不暇接。其性能之奇异，构思之巧妙，工艺之精湛，无不令人叹为观止。上林苑的名果异木多达二千多种，来自殊方绝城，奇丽绝伦（见第28条“上林名果异木”）。赵飞燕的妹妹送给她的礼品单上所开列的，都是十分珍贵罕见的宝物，巧夺天工，讲究到无以复加的地方（见第30条“飞燕昭仪赠遗之侈”）。乘舆大驾出行，左呼右拥，千乘万骑，浩浩荡荡，轰轰烈烈（见第118条“大驾骑乘数”），那种雄伟壮阔的场面更能体现汉帝国的强盛气势。这些，和两汉骋辞大赋中有关宫殿苑囿果木珍玩等的铺叙无疑具有同样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西京杂记》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也是多方面的。

　　作为杂史著作，它同时兼有笔记小说叙事生动、引人入胜的长处。鲁迅先生曾许之为“意绪秀异、文笔可观”（《中国小说史略》）。第32条“画工弃市”描写昭君出塞前后的一段轶闻，文笔相当简洁。第39条“相如死渴”，语言婉转动人，其中形容卓文君的美貌云：“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妙喻迭出，亦虚亦实，相得益彰，极富美感。第41条“作新丰移旧社”写胡宽主持兴建新丰城，一切仿照旧丰邑，建成以后，“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于通途，亦竟识其家”。这一小小的细节，在艺术上以少胜多，形象地说明了胡宽无比高超的建筑技艺。第101条“年少未可冠婚”则通过对话写活了窦太后、梁孝王、汉文帝这三个处境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西京杂记》在艺术上获得的成功，既增加了读者的阅读乐趣，也提高了自身的艺术品位．

　　本书保存了不少先唐文学作品，向来为文学史研究者所珍视。举其要者则有：《黄鹄歌》、枚乘《柳赋》、路乔如《鹤赋》、公孙诡《文鹿赋》、邹阳《酒赋》、公孙乘《月赋》、羊胜《屏风赋》、邹阳《几赋》、中山王《文木赋》、邹长倩《遗公孙弘书》等。这些已被分别辑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有人只根据其中某些字句的风格便断言上举诸赋为齐梁间的作品。我们觉得，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推翻《西京杂记》为葛洪抄撮汉晋旧籍编集而成的说法以前，下这样的结论似乎还为时太早。

　　本书保存了大量文学理论资料，为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根据。如第44条“百日成赋”，第46条“读千赋乃能作赋，”第82条“长卿赋有天才”，第83条“赋假相如”，第84条“《大人赋》”等，都是赋史研究者十分重视的赋话赋论赋评材料。其中第44条记司马相如之语云：“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这是对汉赋创作经验及艺术技巧的精辟总结，只有司马相如这样深味个中甘苦的赋史大家才会发表如此深刻的见解。有些学者认为，这种观念产生于魏晋以后，因而怀疑这段话非出自司马相如。但《文心雕龙。章句》云：“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代。”可见赋中讲求音律至迟始于汉末。桓谭《新论》云：“惟人心之所独晓，父不能以禅子，兄不能以教弟也”，也与赋家之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之说相互呼应。本书第82条记扬雄语，称司马相如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主邪？”也与这种神秘论的观点相通。不管结果怎样，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此外，第85条“《白头吟》”，第88条“文章迟速”等，也是进行作家作品评论的宝贵参考资料。

　　此外，《西京杂记》记载了不少文坛趣闻、作家轶事，增加了我们对西汉文坛和作家情况的了解，也有助于研究思路的拓宽和深化。

　　唐以后，本书流传渐广。文士们熟读此书，在诗词文创作中，对它的许多语汇故实每每挹而用之。《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O《西京杂记》云：“其中所述，虽多为小说家言，而摭采繁富，取材不竭。李善注《文选》，徐坚作《初学记》，已引其文。杜甫诗用事谨严，亦多采其语。词人沿用数百年，久成故实，固有不可遽废者焉。”所谓杜诗用事采《西京杂记》语，不妨举《秋兴》八首之七前四句为例。诗云：“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首二句典出本书第2条“昆明池养鱼”和第128条“昆明池舟数百”。第四句典出第27条“玉鱼动荡”。又如贾岛《剑客》诗头两句“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系化用本书第15条“剑光射人”中之语句。宋李清照《醉花阴》词云“薄雾浓雰（一本作云）愁永昼”，即化用第124条“《文木赋》”中语。苏轼《后赤壁赋》篇末梦孤鹤化作道士一节，与第125条“广川王发古冢”中记栾书冢一节白狐化作丈夫入梦极其相似，很可能受到了后者的启发。此外，脍炙人口的典故如当垆涤器、芙蓉面、远山眉、秋胡戏妻、昭君出塞等皆出自本书。

　　当然，若从更多的方面或角度来观察本书，还会发现它有其他的价值，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这是一部“伪书”，人们却往往乐此不疲地提及、引述、研究它的原因。

民间手稿和古籍的开阖——

明天又是端午节了。其实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端午节除了吃粽子、喝雄黄酒、请五福(一种传统的印刷品)之外，还需要改变它的符号，因为据说午夜画的符号和石海(24小时制中的0-2点和22-24点)是最灵验的，道士通常在午夜画出来，然后在白天带到市场上分发。

中国人向来讲究和合，和合生财，阴阳和合，家里什么都旺。

根据现有的道经，和谐符号应该是以“和”为基调的一系列祈福符号。

传说中还有一种融合的魅力，那就是忘我，但邪不压正。邪恶的方法有其局限性和副作用，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害人害己，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与和谐公正的原则大相径庭。

和谐不仅意味着夫妻之间的爱，也意味着一切和谐的必要性。朋友和家人，家人，邻居，同事，甚至每天和你打交道的陌生人……每个人都应该和睦相处。——因此，说与顺应也应该是一种心理暗示。作为护身符，你可以时刻提醒自己，只有善良才能赚钱，愤怒只会伤害它。

在道教的主要流派中，有一种或几种具有和谐属性的符箓法术，有大有小，直接可用。还有一些特殊的技术需要专门化。常用于直接佩戴祈祷，但特殊的很少，因为特殊的和谐不是简单的和谐效果，还有其他越来越大的用途，如求雨、防洪、防雷、消防等与自然和谐相处

现代民俗文化研究表明，神祗上的大多数人物实际上表明了一些简单的原因。只要你按照上面的话去做，持之以恒自然会取得成效。

比如有一次看到一个和声人物，符文内容中有四个小角色，——，相互接近。翻译成现代汉语应该是这样的：缘分要随波逐流，不能三心二意。这难道不是好婚姻的必要条件吗？

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就是“好运”；收敛自己的花花肠子，一心一意对待对方，也就是“用心”。

希望所有看过这篇文章的单身朋友都能“随缘接受”！尽快收获自己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