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用材料青铜器，不足之处是铸铭不便，携带不方便。

青铜铭文是指春秋战国时代的一种文字，具有字狭长，笔画刚劲的特点，以青铜为材料，采用一种非常特殊的工艺制作出来的器物，它是古代灿烂文明的载体之一。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陕西省宝鸡县杨家沟发现的秦国铜器铭文、湖北省曾侯乙墓曾国铜器铭文、河北省平山县的中山国铜器铭文。

青铜铭文历史背景：

它们在继承商代以来的传统上，随着诸侯的割据发展了地方特点，各国间文字形体的差距拉大，铭文字数趋于简短，字体风格追求装饰化。有些铜器的铭文甚至成为装饰的一部分，代替了图案花纹。春秋时期的栾书岳，在器物的颈和肩部刻出5行40字铭文，都是错金的，在黝黑的器身上闪闪发光。

中山国的青铜铭文都是以锋利的铁刀刻出来的，字形狭长，笔画刚劲。曾国青铜铭文字形也是狭长的，但笔画多曲折，流于矫饰。楚国的铜器铭文风格不一，有的故意求变，难以识别，流于怪诞，有的改笔画为图案形式。如楚王送的一件铜盘铭文，笔画极其细长，在转折处加肥成水滴形。这种字体被后人称为蚊脚书。

这次考古界出土的青铜卣，铭文记载的是“太保墉燕”的故事，里面还有“燕候宫”等汉字字符。太保就是西周著名的重臣召公，墉就是建筑建造的意思，燕就是古代的北京。太保墉燕，指的是当年召公他来到了琉璃河进行建造城市，自己亲自建筑了北京这个建筑群。太保（当时的召公）在燕候宫举行了祭祀，他将这个器物赐给一个史官。关于铭文的具体意思，有些还在讨论和推敲。整个铭文在青铜盖的内侧撰写，全文有4行，全部有24字。由于青铜的器物非常的珍贵，考古界的学者没有用手移动它，更没有展示给人们看上面的字迹。

这个新发现的器物有可能将改变中国古代西周的燕国历史。无论是建筑群还是铭文纂刻，包括青铜器物都是西周最早期的产品，可见这件珍品的稀有。历史界的学者目前已经确认，这铭文中的太保指的是西周著名的历史人物召公，在学界之前是有争议的，人们并没有确切的资料知晓召公当年是否到达琉璃河，建筑北京城，而这个青铜卣证明了当年的召公确实抵达了燕。这项重大的发现，可以让燕国的历史更为明朗，更可以进一步了解西周的召公。

关于西周早期的建筑，北京相关的古代史将更为完善，历史学者建议每一个北京人都应该去看一看这个青铜卣。它代表着最早的北京城的建造，北京大学的考古学院孙庆伟教授提出，它印证出3000年前的北京建筑历史情况，它是北京的国宝一样的古代青铜，自身有着非凡的意义。这次考古的重大发现令人惊叹，早在3千以前的器物完整保存和发现，它的发现对了解西周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在牧野之战击败商纣王，建立周朝，定都镐[hào]京（又称宗周，今西安长安区）。

武王早逝，成王年幼，于是周公辅政，他平定叛乱，分封诸侯，营建成周（又称洛邑，今河南洛阳），制礼作乐，奠定了周代八百年的基业。

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驱逐周厉王，中国历史上从这一年开始有明确的纪年。

公元前770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被犬戎攻入镐[hào]京杀死，周平王迁都成周，是西周和东周的分界线。

东周又分春秋战国，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周天子已经失去权威，诸侯纷纷崛起，最出名的是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hé lǘ]，越王勾践，春秋中后期的主旋律是晋楚争霸。

公元前476年，进入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后战国七雄角逐天下：韩赵魏楚燕齐秦。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

西周的青铜器以周原为代表。周原指陕西岐山、扶风之间，是周人的发祥地，周武王定都镐京后，将岐周故地分封给周公，召 [shào] 公作采邑，周原一直是重要的政治中心，直到西周末年毁于兵火。

周原历史上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有“青铜器之乡”的美誉。例如何尊，铭文中有最早的“中国”两字。

清道光年间，先后出土了大盂 [yú] 鼎、天亡簋[guǐ]、毛公鼎等铜器。

1901年，在宝鸡斗鸡台发现了一组精美的铜器，有当时首见的酒禁（用以承载的长方形座），长期被视为周人的代表作，可惜流失国外。

周原遗址还多次出土窖藏，可能是兵凶战危，情况紧急，贵族逃难前临时把青铜器埋到地下，却没有机会再取出。

2012年，陕西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发掘，出土了大量商末周初的青铜器，尤为重要。

西周早期指周建立到周穆王时期。

此时的青铜器延续了商后期的形制纹饰，不同之处是铭文开始增长。

铭文增长对考古学无疑是一件好事，有长篇的铭文与典籍对照，可以还原历史的真相。例如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guǐ]，铭文写到“武王征商，唯甲子朝”，见证了武王伐纣的历史。

陕西宝鸡眉县出土的天亡簋[guǐ]，则记录了武王伐纣成功后举行祭祀大典的事。这两件簋是周代最早的有铭铜器。

北京琉璃河遗址出土的克罍[léi]，铭文见证了周成王册封燕侯的情况。

山西天马曲村文化遗址，1992~2001年发掘了九代晋候墓葬，从第一代晋候燮 [xiè] 父到护送平王东迁的晋文侯，与《史记》中记载的晋候世系正好可以一一对照，燮 [xiè] 父墓中出土的晋候鸟尊，见证了晋国的建立。

饕餮纹从一开始就是青铜器的主体纹饰，盛行于商代到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逐渐消失，所以趁机写一下。

现代学者大部分认为不是。

这个纹饰被命名为“饕餮”，是从《吕氏春秋》开始的，说：“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为不善亦然。”，饕餮食人的传说已经失传，吕氏春秋这么说，是想强调善恶有报的思想。但是“饕餮”一词不见于甲骨文和金文，最早见于《左传》，很可能产生于春秋末期，又怎么可能是商代纹饰的真正名称？

马承源先生建议用“兽面纹”一词，日渐为人接受。

饕餮纹很容易辨识，特征就是“高鼻梁，大眼睛，左右对称”。

饕餮纹是一种想象的动物纹，综合了多种动物的形象，最重要的是一对炯炯有神的巨目，细致的分型可以从目、眉、身考察，变化很多，不赘述了。

李学勤先生认为起源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人徽，延续于夏代二里头的镶嵌绿松石饕餮纹铜牌，盛行于商代到西周早期。

张光直先生认为是帮助巫师通天地的。

另一种观点是神灵或者祖先神的象征。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商人举行巫术和祭祀，最直接的对象就是祖先神灵，用兽面纹表示先祖神灵，是言之成理的事情。

                      熊新发

      近日收藏一枝双排刺三刃青铜箭镞，此箭镞长18公分，重274克，造型十分特殊，长，大，重，杀伤力巨大。更为难得的是两刃间有两个高高凸起的两个字"非子"的铭文，使得这枝箭镞的身价高不可攀，扑朔迷离？

      一，铭文为"非子"二字，为秦非子的箭镞。高高耸立的两个青铜铭文书写十分规范，为春秋时期的大篆。查百度为"非子"。

非子为秦国始祖，秦国开国君王秦非子。秦非子（？―公元前858年），嬴姓，名非子，号秦嬴，伯益之后，商朝重臣恶来五世孙，周朝诸侯国秦国开国君主，西周犬丘人。约公元前900年―公元前858年在位。秦非子因善于养马，得到周孝王的赏识，获封秦地，成为秦国始封君，号称秦嬴。公元前858年，非子去世，其子秦侯继任君位。青铜器以带有铭文而显得珍贵，是古代遗流下来的历史痕迹。铭文又称金文、钟鼎文，指铸刻在青铜器物上的文字。与甲骨文同样为中国的一种古老文字，是华夏文明的瑰宝。它不单单是判断青铜器年代的最重要标准，更是器物形制及纹饰方面的标准。青铜器铭文在商周时期已经是一种很成熟的书法艺术，为历代研究书法的人们所重视。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青铜器的铭文因为具有极其丰富而确凿可信的史料价值，而显得十分珍贵。古人往往将国家或宗族的大事铭刻其上，并且表现形式多样化。秦国将开国始祖秦非子铭文精铸在箭镞上具有非凡的意义！

        二，秦非子箭镞为何在襄阳现世。此箭镞为宜城李垱一农民数年前在宜城蛮河挖沙时所得，在蛮河河滩中挖沙时，一铁锹碰上了箭头的尾部，当他从黄沙中捡出这枝箭镞时，当看到十分锋利的三刃箭时，他觉得十分稀奇，猜测应该是好东西，能卖钱，当时就装进了上衣口袋，带回家中，一放就放了数年。

前不久，我的一位朋友得到消息，专程寻访到十分偏僻的宜城李垱，花高价买了回来，他为什么敢出高价，因他看到这箭镞形制特殊，上面有两道回剌，还有两个不认识的字，决定买了给我送来。当我得到时，马上认出了上面的铭文，十分感谢他为挽救我国的文化遗产立了一功，并得到了应得的报酬！查阅资料得知，二千多年前此处为卢国和罗国。西周时，襄阳境内有十几个诸侯国，卢国和罗国位列其中。卢国也叫卢戎国，其辖地大约北起今襄阳泥咀，南至南漳九集、武安镇蛮河北岸。罗国的位置据《地理志》记载：“罗故居宜城西山”。据考证，其辖地大约在蛮河之南的安集一带。从其辖地来看，卢、罗是两个很小的诸侯国。但从其地位来说，卢、罗两国都是参加过周武王伐纣的功臣。《尚书·牧誓》载：“武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这是指牧野之战前武王会合天下诸侯在孟津举行的伐纣誓师大会。卢、罗两国与楚有着密切的联系，为楚所灭。

      秦国立国后，一直在不断扩张。直至最后灭六国，秦始皇一统天下。单说秦国灭楚，面对秦国的不断进攻，楚国曾先后七次迁都。较为著名的战役应该是鄢郢之战

。鄢郢之战，是指周赧王三十六年至三十七年（前279年－前278年），秦国名将白起率军伐楚，攻破楚国别都鄢（今湖北宜城东南）、都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重创楚军主力的大规模作战。在战争中，秦将白起选择最佳出兵时机和进军路线，取得攻楚的战略主动。秦军孤军客战楚境，期于死地求生，乘楚王城池不修，边备废弛之机，采取掏心战术攻入楚国，并采用了决水攻城的战术攻克楚国别都鄢城，然后沿长江东下深入楚境，攻陷楚国国都郢，焚毁楚国的宗庙和夷陵，取得最后的胜利。此战，秦国获得了楚国大量国土；楚国被迫迁都，国力受到极大削弱。箭镞出土地距楚皇城相距四十里，此箭镞的出土地点正是秦国灭楚的必经之地，所以此铸有"非子"铭文的箭镞在此出土绝非偶然！

      三，秦国的强盛是从兵器铸造开始的。秦国的历史学家一直很困惑。1974年，考古人员在兵马俑坑中发现了一把完全不同的青铜剑。令专家吃惊的是，这把剑的长度竟然超过了91厘米!专家很迷惑：秦人将剑加长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19世纪英国古兵器学者理查伯顿认为，在短兵器格斗中，刺要比砍更有优势，因为它更逼近对手。比对手的剑长出约30厘米的秦剑，在格斗中显然更容易刺到对方，这很可能是秦剑加长的主要原因。但这毕竟是青铜剑，秦人用什么方法让长剑不易折断呢在青铜时代，铸剑的关键是在冶炼时向铜里加入多少锡。锡少了，剑太软;锡多了，剑硬，但容易折断。秦剑做的化学定量分析显示：它的铜锡配比让青铜剑的硬度和韧性结合得恰到好处。从历史记录来看，一种叫弩的远射兵器很可能在当时的战斗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兵马俑坑，由于时间太过久远，弩的木制部分已经朽烂，但完整的遗迹仍可以复原当初的秦弩。与弓不同，秦弩必须用脚蹬，借助全身的力量才能上弦。专家估计，这种秦弩的射程应该能达到300米，有效杀伤距离在150米之内。在弩腐烂后留下的痕迹中，考古人员发现了青铜制作的小机械，这些小小的青铜构件就是弩用来发射的扳机。它的设计得非常精巧，令人不解的是，秦人为什么不把它做得更简单一些呢假设一种最简单的方案，制造成本可以大大降低，但是，射手完全靠手指的力量把勒得很紧的弓弦推出勾牙，就要用很大的力气，在击发瞬间，弩肯定会抖动。今天的射击训练，击发瞬间连呼吸调整不好都有可能影响射击的准确性。秦军的弩机通过一套灵巧的机械传递，让勾牙在放箭瞬间突然下沉，扣动扳机变得异常轻巧。这恰恰是弩对弓的优势之一，拉弓要用很大的力气，时间越长，越难控制瞄准的稳定。在兵马俑坑，出土最多的青铜兵器是箭头，而这些箭头几乎都是三棱形的。秦军为什么单单选择这种三棱箭头呢三棱箭头拥有三个锋利的棱角，在击中目标的瞬间，棱的锋刃处就会形成切割力，箭头就能够穿透铠甲，直达人体。带翼箭头有凶狠的倒刺，但翼面容易受风的影响，使箭头偏离目标。秦军的这种三棱箭头取消了翼面，应该使射击更加精准。专家对这些箭头进行了仔细分析，当检测数据最终摆到桌面上的时候，研究人员确实感到难以置信。检测结果发现：箭头的三个弧面几乎完全相同，这是一种接近完美的流线型箭头。这种箭头的轮廓线跟子弹的外形几乎一样，子弹的外形是为了减低飞行过程中的空气阻力，我们有理由推测，秦人设计这种三棱形箭头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秦人凭经验接近了现代空气动力学的规律，这种古老的箭头是早期飞行器当中的范本，它和今天的子弹一脉相承。俑坑中的4万多个三棱箭头，制作极其规整，数以万计的箭头竟是按相同标准铸造的秦军使用的弩机，由于制作十分标准，它的部件应该可以互换。在战场上，秦军士兵可以把损坏的弩机中仍旧完好的部件重新拼装使用。但专家推测：秦人的标准化应该还有更重要的目的。秦人很可能将优选兵器的技术标准固定，国家再通过法令将这些技术标准发放到所有兵工厂。此枚铸有非子铭文的箭镞，见证了秦国兵器铸造的成就。

      四，此枚箭镞面世以实物形式见证了秦国攻打楚国的这段历史，是一件珍稀文物。这枚箭镞，从秦非子逝世(公元前858年)距今已有近三千年，见证了秦楚纷争的岁月，通过查阅资料，铸有非子铭文的箭镞也属首次发现，具有较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秦国的强盛，离不开为秦国的发展做出过贡献的每一个人，中国先秦时期秦国的君主。秦国自非子被周孝王封为附庸开始，到公元前771年秦襄公正式被周平王列为诸侯，共经历5代君主；自秦襄公被列为诸侯到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统一中国建立秦朝，共经历31位君主。秦国的明君，秦孝公、秦穆公、秦昭襄王。秦惠文王；还是秦国的名将，白起、司马错、甘茂。这些有名的人尚且为秦国的基业洒下了汗水，可见秦国的江山来之不易。可以设想，在秦国千军万马从秦国国都翻山越岭，一路穿行在万山丛林之中，到达蛮河北岸，楚国一马平川的国土让秦军心旷神奕，豁然开朗，垂涎欲滴。面对蛮河对岸装备精良的楚国军队，秦国大将命令成排的弓箭手请出铸有秦国开国始祖秦非子的箭簇，誓师般地射向楚军。楚国的军士听着，我是秦国的铁军，奉始祖之命讨伐楚国……。其中的一枝沉入江底，近三千年后在2019年6月20日面世！！！

        铸有非子铭文青铜箭镞在襄阳面世，见证了秦国攻打楚国这段历史，为襄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又增添了一颗璀璨的名珠，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增加了一个不朽的符号！！！！！

2019年6月18日于襄阳文人会馆

商周也是青铜器兴盛的时代，很多铜器上铸有文字。青铜器的铸造工艺十分复杂，但商代中晚期人们已能熟练掌握，甚至达到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因当时需先制作陶范，然后通过铜汁浇铸形成铜器，所以铜器的形状、花纹和文字先体现在陶范上，文字则是反向书写（失蜡法以前），这也是铭文书写的特殊之处。青铜器铭文与甲骨卜辞皆为中国早期特种书写的经典范本，但二者又有不同。青铜器尤其是青铜礼器在当时异常贵重，因此铜器上的书写就需有特殊价值。试想，如果书写不能带来更高的附加值，为什么要对铜器的外观进行破坏呢？事实上，早期的一些标记性铭文，如主人名称等，确实铸造在很不显眼的位置，这恐怕就是为了避免影响外观。但后世的铭文篇幅很长，而且出现在显眼位置，说明它已具备特殊的功能与价值。

铭文的这种功能应与书写者的创作意图密切相关。本文多处用到“书写”一词，是有意强调其与“文本”的区别。书写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理念，包括从主体产生创作意图，直至形成文本并持续演变的全过程及其所有结果，文本是书写的一种结果。如果我们只关注文本层面，会发现商代铭文与甲骨卜辞有很多相似性。例如，它们的典型格式都以干支开头，都有配合某种仪式的叙述模式，内容多具宗教神秘性等。但若深入探讨其创作意图，就会发现二者的本质区别。因为卜辞的创作实际是不自由的，它必须完全依附于占卜仪式，仪式有什么，卜辞就写什么（验辞也属仪式一部分记录），只能删减不能增多，也不能变换顺序或进行夸张、虚构，更不能记不相关的内容。铭文最初也依附于铜器，比如要说明铜器的主人、用途等，用“某甲作某乙宝尊彝”表示这是器主某甲制作的用于祭祀某乙的铜器。但从商晚期开始，这类内容所占篇幅减少，有时候还可省略，如商晚期《小臣俞犀尊》（《殷周金文集成》5990，以下简称《集成》）就没有这部分内容。再后来，铭文重心便可完全集中到叙事上。如西周早期《何尊》（《集成》6014），它详细叙述周武王初迁成周之后，对包括器主“何”在内的“宗小子”进行了一场训诰，器主聆听训诰后又受到赏赐，于是制作了祭祀父亲的铜器。这一事件当然可以说是制作铜器的原因，但其真正意图显然不在于此。作者将事件的来龙去脉交代得如此清楚（部分细节异常详细），一是为了铭记周王的训诫，同时也是显耀自身的恩宠。显然，在此类创作意图下，与其说铭文是铜器的附庸，毋宁说铜器是铭文的副产品。

与甲骨卜辞只“记录占卜仪式”的意图不同，铭文体现出多种创作意图，这些意图可由多种事件引发，比如战功、封赏、嘉奖、宴饮等，甚至还有单纯出于炫耀或追念祖先的目的。西周时期的铭文具有很高的叙事独立性，虽然与典册文相比仍然有所局限，但其内容确已大大丰富。这种变化给铭文书写带来了多种可供选择的样式，包括可以融入复杂的书写技巧或丰富的情感。如著名的《史墙盘》（《集成》10175），它本身不过是家族祭祀用的一件器物，但铭文洋洋洒洒叙述周王室和史墙家族的创业史，采用双线对比叙事，极具史诗感（其中不乏夸饰），即使与后世诗文名作比较也堪称佳品。同样知名的《虢季子白盘》（《集成》10173），其内容不过是叙述器主因战功而受赏，但铭文却用倒叙手法，先交代结果（“唯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作宝盘”），然后才把自己为何要做宝盘、究竟有何功劳、王如何封赏等细节娓娓道来。这种叙事技巧，传世文献所见到《左传》中才被广泛应用

青铜器铭文是西周时期文字记载最显著的特点。青铜器的制作，起源于夏商之际，商代前期的青铜器铭文极为少见，如有铭文，一般也仅一两个字。商代后期有铭文的青铜器渐多，但铭文内容仍很简单，主要是记载族名或先人称号，以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