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少数人发表文章，对我国古典四大名著提出疑义，认为它们不是精华而是糟粕。

　　在一些较有影响的网站上，90%以上的读者抨击质疑以上看法，有的学者也站出来反驳。

　　这里，本报特邀请著名作家王蒙和李国文，文献学家、南开大学前图书馆馆长来新夏，明清小说史专家、南开大学教授陈洪来谈谈这个问题。

　　特邀嘉宾：

　　明清小说史专家、南开大学教授 陈洪

　　文献学家、南开大学前图书馆馆长 来新夏

　　著名作家 李国文

　　著名作家 王蒙

　　不能持非此即彼的绝对化态度

　　记者：有一种观点说，随着今天社会文化的高度进步，应该用现代的眼光和意识来重新评价经典古籍。从这个基点出发，您认为应该怎样评价四大名著？

　　王蒙 是伟大精华果实，但也含有糟粕。而且不仅中国的四大名著，外国的一些名著也一样。

　　李国文：记得英国人有一种说法，他们宁可失去印度，也不能失去莎士比亚。这种引以为傲的心情，是一种民族的自尊，也是一种对于本民族这份丰厚文化遗产的自豪。我对于老祖宗留下来用白话文写成的四大名著，还包括不在其列的《金瓶梅》、《儒林外史》、《三言》、《二拍》等不朽作品，从来看作是中国文学史上能与今天联系起来的主脉。“五四”以后，文言文终结而出现的白话文，追本溯源，是延续着这条主脉发扬光大的。

　　来新夏：我认为对经典名著的看法，也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看法。对这一问题不能持非此即彼的绝对化态度。

　　历史上对四大名著的论争

　　记者：听说历史上就有贬低四大名著的，请介绍一下当时争论的情况。

　　王蒙 不仅有贬低的，而且有禁止的，四大名著都曾是禁书。就在《红楼梦》上，薛宝钗也给林黛玉讲过不可读《西厢记》、《牡丹亭》之类的杂书的道理。

　　陈洪：细考究其过程，四本书得享大名，一半是“捧”出来的，一半是骂出来的，《水浒》、《红楼》尤甚。

　　明中叶田汝成是“骂派”的早期代表，其《西湖游览志余》讲：“（罗贯中）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这种观点在其后的百余年间流传很广，在《续文献通考》、《东西两晋演义序》等不少著述中一遍遍地重复着。清乾隆十八年、十九年连续下旨查禁《水浒传》，称：“《水浒传》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跳梁漏网，惩创蔑如。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三国演义》也曾遭出自名家的严厉批判。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人们对小说空前重视起来，甚至把救亡图强的希望寄托到小说身上。于是有了对旧小说空前高的评价，如称“《水浒》一书纯是社会主义”、“倡民主、民权”云云。但同时也有了完全相反的论调，把民孱国弱的责任归结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身上，而其调门最高的是梁启超的小说“有毒”论。

　　“通俗文学”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

　　记者：在封建社会，小说作为俗文学的一种，是不能登上诗词歌赋大雅之堂的。然而今天的小说，已经成为称雄文坛的第一体裁，“通俗文学”为什么能发展得这么好？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

　　王蒙 恰恰因为它们不仅是某种思想某种意识形态的载体，而且是对于生活、对于人、对于情感的生动描绘。当然也有只要载体的三流文人，只知道是载体的二流批评家。其实我也早写过《三国演义与前现代》的批评文字，但我并不因为《三国演义》的英雄观与当代的观点大相径庭而抹杀这部小说。不准谈糟粕，有点傻。发现了一点糟粕就否定，有点浑折腾。

　　陈洪：小说在文学四体中后来居上，原因很多，不只是雅俗孰胜孰败的问题。比起雅俗因素，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西学东渐，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学观念和文艺批评的标准；另一个原因是社会生活的变化，这使人们感受生活的方式和对于文学活动的心理需求发生了变化，古典诗文之类的创作方式和审美趣味不能适应这种变化，便自然被挤到了边缘的位置。

　　古代的小说不能简单地称之为“通俗文学”，如《红楼梦》其实是雅俗文学结合部的作品，其内涵更多的是雅文学的结晶。今天的小说就更不能笼统称为通俗文学了。至于四部（其实更多）古典小说被经典化，与俗文学、雅文学的消长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在扬弃中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

　　记者：当前为什么会有人质疑四大名著？

　　王蒙 首先是为了炒作吧，也迎合那种走火入魔的民族虚无主义。但这丝毫无损于四大名著。读者对各种议论也应该逐渐善于应对。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现象，我们的读者肯定会变得更成熟，更善于选择。

　　李国文：我想，作为读者，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质疑，未为不可。但无端的否定一切，这就是唐人杜甫那首诗所指：“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所批判的对象了。老实说，古典名著都是在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在深厚的文学积累上，精心创作出来的不朽之作，数百年来的显赫存在，直到今天仍长盛不衰的事实，也不是随便几个人菲薄几句，就能轻易否定掉的。其实，有这份刨祖坟的勇气和力气，还不如下工夫写出超过老祖宗的作品，才是正经。

　　来新夏：我认为当前出现质疑四大名著的原因，主要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和所谓“全球化”思潮在作怪，也就是否定历史文化存在的必要。其实这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上世纪30年代曾有人提出过“西洋文化就是世界文化”，要求“全盘西化”。这是要削中国之足适西方之履的错误想法。近年来似乎有那么一些人以“全球化”的牌子，在否认和排斥民族意识，我不赞成这种做法。

　　陈洪：我们反对用一些过分的话语来炒作严肃的话题，并不意味着反对重新阐释经典古籍，相反，站在新的高度剖析文化遗产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任务，也是建设新文化之必须。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扬弃中传承、发展的。承载文化精神的文本，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就不可避免地被不断诠释、不断批判。而这种诠释与批判，往往激活了经典文本的深层蕴含，使其具有了新的认识和审美价值。重要的是应该做好引导工作。（

《西游记》的哲学---转贴

在《西游记》成书的时代（十六世纪前后），东西方在思想文化方面都有人集大成的现象，只不过欧洲集大成者是哲学家，而古代中国缺乏逻辑思维的传统，所以只能由小说家通过小说来完成。因此人们在《西游记》中看到儒家、道教、佛教的思想和作者对三者统一的表达，更深入地看还可以发现全书主题是赞扬人对世界的改造，并围绕着“我是谁”、“开端与终结”、“统一与区别”这三大哲学问题展开的。

根据记载，《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出生于一个祖辈先为官后从商的家庭，他自小就聪明过人有博览群书，这些条件促使他成为文化的集大成者。

一

但凡说到中国哲学，人们大都喜欢从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开始，因为这个神话奠定了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核心。《西游记》一开始也就写到这个神话，之后孙悟空由仙石孕育见风出世的情况也近似开天辟地，暗喻人与宇宙的近似，人是小宇宙。作者还把世界划分为四个大洲，这种划分方法与今天我们将世界划分为七大洲何其相似。

人类需要小部分思想家站在去代替整个人类思考，而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还认为这些思想家应该成统治者——哲学王。吴承恩通过石猴成为众猴之王的故事表达了类似观点。故事是这样的，有猴子提议谁能探索到瀑布的源头回来并不伤身体者可以为王，自然，石猴站出来并成为王。作者是借探索瀑布比喻思考宇宙及人类种种问题，这需要勇气和智慧。

石猴当上王之后没有被享乐所迷惑，还没有停止思考，就像古罗马的哲学家皇帝奥古斯都。“死亡”是哲学的最重要问题之一，石猴也被这个问题所困惑，于是毅然他离开王位去寻找能帮他解决问题的智者（神仙）。

“正名”在儒家哲学中很重要，神仙知道石猴没有名字就立刻帮他起了个“孙悟空”，这是个集合佛、道两家精髓的名字。如神仙所说，“孙”这姓“正合婴儿之本论”，《道德经》有关于人复归“婴儿”的论述。佛家求领悟“空”，道求领悟“无”，两家相通，所以“悟空”。

道家认为万物不离五行又可以互相转化，这是“七十二变”的理论基础。神仙为孙悟空区别了“爬云”与真正的腾云驾雾的区别，这又与航天的第几宇宙速度的区分。看到孙悟空用毛变出自己的分身的描写，“克隆”是一下子就能想到的科技。

一个势力强大了必然会和其它势力发生冲突，善于思考的猴王想到了这点，他甚至还更进一步想到会引起战争。吴承恩通过孙悟空的想法表达了《孙子兵法》中“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的思想。

孙悟空作为一个“天才”，他的武器（做事方式）当然很特别。他在龙王里得到的“定海神针”是大禹治水时测量江河深浅的一个定子，寓意人对大自然的改造，孙悟空用它作为武器合乎全书对人的能动性的赞扬。之后又发生了孙悟空涂改生死薄的事情，这连同蟠桃、仙丹一样反映了人类自古以来对长生不老的追求和尝试。

在天上养了一个多月马回来后，孙悟空发现地上已经过了十多年，这个故事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已经注意到时间的相对性。 大闹天宫中出现的各中法术宝，留给人们很多想象，这里不多说。值得注意的是如来跟孙悟空的打赌。作者通过猴子怎样也飞不出佛祖掌心的故事明显是表达《道德经》里“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科学家大概也会把这个故事用于说明微观世界混沌无序、宏观世界和谐有序的现象。

悟空、八戒、悟净、龙马，这四个观音为唐僧选的徒弟都是犯法之人，正所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佛道两家又都相信人性本善，于是给与四人“劳动改造”的机会。取西经的五人团队，现在已经有许多职场版本。这五人还是五中人类性格的典型，吴承恩在现代大概可以去研究心理学。他对人性入木三分的批判体现在观音院那章，道貌岸然的观音院院长为一件袈裟竟然做出杀人放火的恶行。

唐僧在历史上是个智勇双全的人物，但吴承恩为了突出孙悟空而把他刻画成一个胆小多疑的人，还好他有坚强的信念和善心。至于吃唐僧肉能长生不老的说法，很另人怀疑是佛祖叫手下散播给众妖魔鬼怪知道，好等唐僧集够“八十一难”。唐僧为孙悟空改的名字“行者”还是十分妙的，有“行者无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意，更呼应全书“人类实践”的主题。孙悟空向唐僧说自己的本事“大之则量于宇宙，小之则摄于毫毛；变化无端，隐显莫测”，这是中国哲学中智者所具备的条件。

喜爱自由的悟空同死板的唐僧产生矛盾，观音于是给唐僧“紧箍儿”，这件古人对遥距通讯的幻想的法宝很容易另人想到手机甚至蓝牙，更另人惊讶的是吴承恩告诫我们手机打多了会引起头痛！

二

取经路上的故事占《西游记》全书的大部分篇幅，作者的思想在那里更全面地表达出来。悟空在路上遇到困难就去找各路神仙帮忙，寓意人在追求智慧、自我的道路上遇到困难需要“信仰”的帮助。不过“信仰”也会伪装成诱惑考验人们，观音等四圣就化身成四母女去考验唐僧。

针对妖怪的特点，悟空请相应的神仙，所谓“一物治一物”，这体现了“五行相生相克”和作者实事求是的思想。大闹天宫悟空也遇到某些妖怪也要请求他人帮忙，这主要是因为妖怪有神先的“法宝”，这些法宝可以分为攻击与收服两类。最另悟空头痛的还是后一类法宝，以笑口佛的“后天袋”和太上老君的“金刚琢”为代表。后天袋把几十个天神装进去，幸好悟空反应快才走掉，如同从黑洞逃脱的粒子。金刚琢把连金刚棒在内的众多神仙的兵器、罗汉的金砂都套去，真有点“止戈”的意味，如同道家的“太极拳”。太上老君正是老子的神化！

《水浒传》名著读后感,读书笔记1500字

《水浒传》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中国名著，与它相媲美的还有《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号称“中国四大名著”。《水浒传》它真实地描写了宋代农民起义，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及统治阶级的罪恶。它以杰出的艺术描写手段，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发生、 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方面，说明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 《水浒传》写英雄们走上反抗的道路，各有不同的原因和不同的情况，但是在逼上梁山这一点上，许多人是共同的。如阮氏三雄的造反是由于生活不下去，他们不满官府的剥削，积极参加劫取“生辰纲”的行动，从而上了梁山。解珍、解宝是由于受地主的掠夺和迫害起而反抗的。鲁智深是个军官,他嫉恶如仇,好打不平，因此造成和官府的矛盾，结果被逼上山落草。武松出身城市贫民，为打抱不平和报杀兄之仇，屡遭陷害，终于造反，勇猛地向统治阶级进行冲击。他是从血的教训中觉醒过来的。 水浒一百零八将，人物形象中令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智多星吴用”和 “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智多星吴用”几次献策：吴用为晁盖献计，智取生辰纲，用药酒麻倒了青面兽杨志，夺了北京大名府梁中书送给蔡太师庆贺生辰的十万贯金银珠宝；宋江在浔阳楼念反诗被捉，和戴宗一起被押赴刑场，快行斩时，吴用用计劫了法场，救了宋江、戴宗；宋江二打祝家庄失败；第三次攻打祝家庄时，吴用利用双掌连环计攻克祝家庄。宋江闹华州时，吴用又出计借用宿太尉金铃吊挂，救出了九纹龙史进、花和尚鲁智深。一生屡出奇谋，屡建战功。受招安被封为武胜军承宣使。宋江、李逵被害后，吴用与花荣一同在宋江坟前上吊自杀，与宋江葬在一起。真不愧为“智多星”呀！ “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是一位非常直率，暴烈如火，却侠骨柔情，杀却恶人为的是救穷苦人于水火的真汉此文来源于公务员测试网--文秘频道，英雄人物。他往往在人们面前表现出一副粗鲁，野蛮。可他到了冲锋陷阵的时候可毫不含糊，挥着62斤重的禅杖上阵杀敌。 读了这本书我了解了中国古代的历史，水浒英雄们的反抗精神和封建社会腐败的一面。这的确是一本非常耐人寻味的一本书。 相关资料 《水浒传》，明代长篇小说，是民间无名作者同文人作家集体创作的成果，其成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流传演变过程。《水浒传》描写的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发生在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6)，因声势极盛，便在民间产生许多奇闻异说，流传中不断得到无名作者的加工增饰。施耐庵就是在长期民间传说、民间说话艺术和元杂剧水浒戏的基础上加工成书的。又题为《忠义水浒传》，通行本简称《水浒》。一般认为是施耐庵著，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四大名著之一。 《水浒传》是一部著名的描写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展示了宋代的政治文化，市井风情，社会景观。梁山好汉最引人注目，他们侠肝义胆，敢报天下不平，其性格性格光彩照人，令世人敬仰。 《水浒传》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人物形象的塑造写出了复杂的性格内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环境的依据，同时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展。人物形象带有理想色彩，同时又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水浒传 》不单以情节的生动紧张取胜，还有较丰富真实的细节描写。由于小说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通俗、简练、生动、富于表现力和想象力的文学语言。与内容相适应，前70回连环套式的艺术结构也独具特色。 《水浒传》善于通过人物的行为、语言来揭示复杂的内心世界，它不允许对人物外貌、内心活动做游离情节外的过多交待，而要求通过语言、行为、矛盾冲突表现人物的个性。《水浒传》不仅继承，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手法，使得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三国演义》，全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明代文学家罗贯中编著而成的。由题目可知，这部小说是依据《三国志》写的，但是不向正史那样庄重，而是古代的白话文小说。与《三国志》相比，《三国演义》变得艺术性更强了。下面，我就从几个方面来点评一下这部66万字的名著。

一、真实与虚构

演义与正史的最大区别就是，演义不是全部真实的，演义是小说。人人都说《三国演义》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确是这样。但是虚构，使用艺术的手法进行虚构，而不是随便那段史实就可以拿来虚构的。比如，关公温酒斩华雄，史书上并没有写这件事。又如，关于单刀赴会见鲁肃，史书上写的是鲁肃单刀赴会见关羽。类似的例子当然是数不胜数。读过之后，稍做分析，可知这些虚构的情节，大部分是为小说描述的一个个人物作铺垫的。因为，如果仅仅是象正史中所说的塑造真实的人物，有些人物就和作者的政治思想观相违背了。而且，作者在虚构的同时，还注意到了情节的合理性、连贯性，而不是生硬的去虚构，这也就是为什么读过之后，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总之，作者在这方面的写作是相当成功的，而且这些情节也表现了作者的一部分主观愿望。

二、神化与丑化

《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并不完全是真实人物，而是正史经过加工后的人物，这其中就有被神化的人物和被丑化的人物。

被神化的人物的典型代表就是诸葛亮和关羽了。诸葛亮被神化的地方是“未卜先知”，关羽被神化的地方则是“忠”“义”。下面，我想简单比较一下作者为什么着重的神化这两个人。

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认为三国之中蜀汉是正统。而朱熹以前的观点，从陈寿开始大部分都是以曹魏为正统。自朱熹之后，君王、大臣、百姓也开始接受朱熹的观点，原因就是这种观点是符合儒家思想，并能被统治阶级所接受的。罗贯中也是同意朱熹的观点的。所以他神化的人物大多是忠于“汉室”的。这其中，作者又把诸葛亮写成了“智”的化身，把关羽写成了“忠”“义”的化身。这也就是为什么受《三国演义》的影响，道光年间的统治者曾给关羽长达三十余字的谥号了。

至于丑化，基本是对神化而言的。比如周瑜，历史上是英雄早逝，《三国演义》却把他描述成了一个忌贤妒能的人。丑化大部分都是为神化作映衬的。

三、人物与线索

《三国演义》的一大成功便是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比如：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义胆忠肝的关羽、粗中有细的张飞、忠厚老实的刘备、勇谋兼备的赵云、狡诈多疑的曹操、忌贤妒能的周瑜、恃才狂傲的祢衡等等。而作者正是用对细节的刻画，来体现人物鲜明的特点。如，写张飞，第七十回中，作者对张飞使了一个小心眼智败张郃的战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与描写，与此同时又加入了一段诸葛亮与刘备的对话，更显出了诸葛亮的智谋高超。

《三国演义》能够把繁多的人物以及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处理的恰到好处，就是因为作者在用笔上不仅有实写、虚写、详写、略写、插叙、倒叙，还有作者采用了沿线索来记叙的文学手法。《三国演义》的主线索就是蜀汉政权的建立以及灭亡直至三分归晋的过程，其中有穿插有支线索。如，赤壁之战时期，作者是从刘备、孙权、曹操三条线索来展开叙述的。而这三条线索有互有联系，不会在一个章节之中只叙述一条或两条线索，这样交织进行，就会让读者感到很连贯，而不是只读一条线索的冗长与乏味。

四、封建与王道

《三国演义》中表现的一个政治思想观就是倡导典型的儒家思想——王道与仁政。《三国演义》中的一大部分虚构故事情节都是为了表现这种思想。正是如此，作者才大胆的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忠”“义”的艺术形象。

首先是诸葛亮。《三国演义》中描写的诸葛亮，是“忠贞”和“智慧”的化身，特别是作者对诸葛亮的“智慧”，更是用尽笔力，大肆渲染。

诸葛亮在当时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是一个看问题比较敏锐、处事比较有胆识谋略、能随机应变的人。然而，他之所以具有这些优势，就是因为它重视实践。如，在曹操攻占荆州，领兵南下时，诸葛亮曾向孙权分析当时形势，预计到曹操必败，正是因为诸葛亮在战争之前就已经对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弱点作了比较的缘故。又如，诸葛亮敢于使“空城计”，就是因为他对敌我将领的情况作了分析，料知司马懿了解自己“生平谨慎，必不弄险”，从而利用司马懿对自己长期形成的认识，采用了十分“弄险”的疑兵之计，解除了危机。然而，在更多的章节中，作者却把诸葛亮写成了“先知先觉”的人物。如，诸葛亮的几次“夜观天相”，几次“锦囊妙计”。而在“七星坛祭风”，更是荒诞不经的描写。类似的问题，还可以在“巧布八阵图”“班师祭泸水”“五丈原禳星”“定军山显圣”中看到。

关羽也是《三国演义》中着力描写的人物。在作者的笔下，关羽也从《三国志》中的一名与赵云、黄忠地位相同的武将，变成了《三国演义》中勇猛忠义的大英雄。《三国演义》如此美化关羽，完全是为了提倡封建的“忠”“义”思想。《三国演义》后，关羽就成为完全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理想的人物，关羽在民间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广。明、清的统治者曾经几次封其为“大帝”，到处为其立庙。这就清楚的说明，通过关羽鼓吹“忠”“义”的这种描写，是多么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

此外，也是为了提倡为封建主子卖命，《三国演义》还塑造了一系列所谓“忠臣”形象，如董承、王子服、吉平等等，他们为了尽忠汉献帝诛除“国贼”曹操，“虽灭九族，亦无后悔”。作者把这些人吹捧为流芳千古的模范人物。此外，写姜维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孝道”，写孙夫人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节烈”。由此可知，《三国演义》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贯穿了作者的社会政治观点的。

五、诗词与歌赋

《三国演义》的另一大成功便是引入了大量的诗词歌赋，虽然数量比《红楼梦》中要少，但是其中不乏精品之作。一部分诗词是为了表达情感而引入的，另一部分则是出现在人物的吟唱中或笔下。如，“苍天如圆盖，陆地似棋局……”（第三十七回），此乃文中诸葛亮所作。又如，“曹操奸雄不可当，一时诡计中周郎……”（第四十五回），此乃后人叹曹操中计误杀蔡瑁、张允之事。篇头词“临江仙”，气势磅礴，让读者感到一股浩然之气；读过之后，更有一种意犹未尽、引人入胜的感觉。篇尾诗“古风”，则把三国一个世纪的兴衰成败、长达66万字的文字概括成仅300余字的长篇叙事诗。虽然没有华丽的词藻，但是它却像一片押韵的后记一般，带领读者重温三国风云。其最后几句，更是引发了作者对历史的思考与认识：“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留给读者无限的遐想。

总而言之，《三国演义》可以说是四大名著中仅次于《红楼梦》的精品小说。虽然其中有些思想值得我们去探讨，但是它留给中华民族的意义是深远的。

名家点评

宋·许顗：“真可以泣鬼神！”（《彦周诗话》）

宋·朱熹：“譬如画工一般，直是写得他精神出。”（《朱子语类》）

明·陈舜百：“‘燕燕’二语，深婉可诵，后人多许咏燕诗，无有能及者。”不可及处，正在于兴中带比，以乐景反衬哀情，故而“深婉可诵”。（《读诗臆补》）

清·陈震：“哀在音节，使读者泪落如豆，竿头进步，在‘瞻望弗及’一语，以“瞻望弗及”的动作情境，传达惜别哀伤之情，不言怅别而怅别之意溢于言外，这确为会心之言。”（《读诗识小录》）

清·王士禛：“万古送别之祖”（《带经堂诗话》）

《国风·邶风·燕燕》是先秦现实主义诗集《诗经》中《国风·邶风》中的一篇， 是先秦时代的民歌，是中国诗史上最早的送别之作。诗歌采用重章复唱的手法，既易辞申意，又循序渐进，且乐景与哀情相反衬；从而把送别情境和惜别气氛，表现得深婉沉痛，不忍卒读。

《山海经》是中国先秦重要古籍，也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奇书。该书作者不详，现代学者均认为成书并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

《山海经》传世版本共计18卷，包括《山经》5卷，《海经》13卷，各卷著作年代无从定论，其中14卷为战国时作品，4卷为西汉初年作品。山海经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地理、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相关内容在内的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山海经》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的研究，均有参考。其中的矿物记录，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

《山海经》版本复杂，现可见最早版本为晋郭璞《山海经传》。但《山海经》的书名《史记》便有提及，最早收录书目的是《汉书·艺文志》。至于其真正作者，前人有认为是禹、伯益，经西汉刘向、刘歆编校，才形成传世书籍，现多认为，具体成书年代及作者已无从确证。[1][2][3]

《山海经》影响很大，也颇受国际汉学界重视，对于它的内容性质古今学者有着不同的认识，如司马迁直言其内容“余不敢言也”，如鲁迅认为“巫觋、方士之书”。现大多数学者认为，《山海经》是一部早期有价值的地理著作。

在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山海经》十三篇”，并将其列为“数术略”中“形法”类之首，但所列仅目，内容早佚。传世《山海经》全书篇幅不大，不到三万二千字，包括《山经》和《海经》两大部分。

《山海经》方位图

《山经》分为《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5个部分，故《山经》又称作《五臧山经》（或作《五藏山经》，臧、藏为古今字）。《海经》分为《海外经》、《海内经》、《大荒经》。《海外经》包括《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4个部分;《海内经》包括《海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4个部分;《大荒经》包括《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海内经》5个部分。

《山海经》的篇章结构与众不同。除《大荒经》以下五篇外，其方位展开顺序不是习以为常的东、南、西、北，而是有悖常法的南、西、北、东。蒙文通曾经据此为论据之一指出，《山海经》是古代南方（即古巴蜀和楚）人的作品，故在篇章安排上以南方为首，后人也多袭其说。但是，先秦典籍甚多，经现代学者梳理后，并未见到有与此类似的事例，因此，倘若单凭此点，今人少有采信。

《山海经》是一部记载中国古代国神话、地理、植物、动物、矿物、物产、巫术、宗教、医药、民俗、民族的著作，反映的文化现象地负海涵、包罗万汇。除了保存着丰富的神话资料之外，还涉及到多种学术领域，例如：哲学、美学、宗教、历史、地理、天文、气象、医药、动物、植物、矿物、民俗学、民族学、地质学、海洋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等，可谓汪洋宏肆，有如海日。在古代文化、科技和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山海经》是中国记载神话最多的一部奇书，也是一部旅游、地理知识方面的百科全书。

《山海经》最重要的价值也许在于它保存了大量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除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羿射九日、鲧禹治水等之外，还有许多是人们不大熟悉的。如《海外北经》中载：“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这个禹杀相柳的传说充满了神奇色彩，既可从文学或神话学的角度来研究，也可以从中看出共工、相柳、禹三人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古代民族部落之间的斗争。

对《山海经》内容性质的认识，历代说法不尽相同。《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入形法类，而刘秀（即刘歆）则认为《山海经》是一部地理博物著作。西晋郭璞很推崇《山海经》，认为它是一部可信的地理文献。至明代，胡应麟认为《山海经》为"古今语怪之祖"，始将该书列入"语怪"之书。清《四库全书》也把此书列入小说类。近代鲁迅也认为此书是巫觋、方士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