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公司是一种可以给大家可以带来五光十色的颜色，且让社会变得更加有美感的公司，它设计涉及的范围有很多，比如环境设计，房屋设计，城市改造等等，因为大家的审美逐渐在提升，逐渐在变化，所以设计公司的种类也逐渐变得多样，公司的数量也在不断变多，那适合做设计公司的名字有哪些了？来一起学学如何起名比较合适。

适合做设计公司的名字

1、浮双设计公司

取自于诗文的内容“建高门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诗文的气场，大气浑厚，绵延悠长，取其中的“浮双”作为公司的名字，很是合适，延续了诗文中的大气氛围，可令人有一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感受，满目书香，文艺感满满，其内含义三分宁静之气，七分禅意之气，塑造的设计公司很有气度。

2、星彩设计公司

“星”字指的是星星之意，星星挂在天空之上，闪闪发光，因为有它的存在，使得夜晚有了不一样的色彩，使得大家又多了一幅美景可以看，将其融入设计公司的名字，意在表示设计公司会像星星那样夺目、耀眼，受人喜欢，配与“彩”字，更加具有艺术氛围，适合于设计公司的气场。

3、雨梨设计公司

此名的灵感是从“雨打梨花深闭门，忘了青春，误了青春”，诗句的氛围，清丽脱俗，文艺清新，取其中美景之字“雨”以及“梨”字结合设计公司的名字，完美的将诗句的诗情画意承接了下来，给人一种唯美又舒爽的感觉，易引起他人对于设计公司的好感，是一个雅致适合于设计公司的名字。

4、梵纯设计公司

“梵”字是佛教用语，自带一种禅意，可令人有着心平静和的感受，放入设计公司的名字中，呈现有岁月静好的氛围，配与“纯”字作名，使得设计公司名字整体意境得到升华，似若返璞归真，至纯至善，描述出了设计公司的优秀品德，展示出了极好的企业文化，易于让大众信赖。

5、晴子设计公司

“晴子”二字，呈现有一股日系小清新的氛围，好听洋气，又阳光，其中“晴”字，指的是晴天之意，其常用来象征大好时光，引入设计公司的名字中，展现有前途似锦、光明闪耀的寓意，搭配以“子”字，达到了字形上简单大方美观的特点，也达到了音律上娓娓动听的特点，适合作为设计公司名，音形义俱佳。

6、朝晖设计公司

来源于诗词“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取诗句中的“朝晖”作为设计公司的名字，描摹出了旭日东升、红光闪耀的画面，具有景象美，栩栩如生，美轮美奂，给人以美好感受，容易得到大众的喜欢，也比喻出了公司会如旭日一样永远闪耀、前途坦荡、事业成功的意思。

如何取设计公司的名字

1、使用艺术类的词汇

设计公司从事的行业类型，与艺术是有着紧密的联系的，由此给设计公司取名字的时候，就可用一些能够代表艺术的词汇。采用这样的方法给合适公司取名字，可将公司的文艺气质在公司的名字中展现，从而放大公司的魅力，提升公司对于消费者的吸引力，促进公司的发展。

2、使用美景类的词汇

综上所述，设计公司与艺术有着紧密联系，而艺术，离不开“美”字，而与“美”息息相关的，自然是少不了自然界中的美景，经过这么层层的剖析，可发现，设计公司与“美”的关联性，从而给其取名字的时候，也可用一些象征美景的词汇，这样可增强公司名字的意境美，容易给人以好感。

3、使用古籍中的词汇

给设计公司取名，这里还介绍的一种取名方法就是可以利用古籍的内容来取名。古籍诗词自带一种书香氛围，从中挑选出合适的字眼取作设计公司的名字，可使得公司的气质更加优雅和高级，营造的设计公司极有涵养和文化，从而引出大家对于设计公司能力优秀的联想，令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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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牛流马，为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发明的运输工具，分为木牛与流马。史载建兴九年至十二年（231年－234年）诸葛亮在北伐时所使用，其载重量为“一岁粮”，大约四百斤以上，每日行程为“特行者数十里，群行二十里”，为蜀国十万大军提供粮食。不过，确实的方式、样貌现在亦不明，对其亦有不同的解释。关于木牛流马有多种解释,其中一种说法是单轮木板车，是一种山路用的带有摆动货箱的运送颗粒粒货物的木制人力步行机。

　　设想有一离地三尺、长四尺、高六寸的水平木条，木条左端削成车把形，右端有品字形的三个孔。再设想这样的两条木条被布置成人力车的左右两辕。再设想在两个品字形的顶孔间插有一条三尺长的轴，在品字形的下面的两个孔中各用小轴铰装着一条可以沿该小轴摆动的、另一端顶地的木柱，这个有四条腿的人力车就是木牛。

　　流马是一个向上开口的，左右侧壁近上缘的垂直中心线上各有一个孔的木箱。木牛的那根三尺长的轴就穿过流马的这两个孔，流马可以在该轴上前后幌动。为了不使箱中粟、米之类的载荷左右移动，有一块纵向隔板把箱一隔为二，而且粮食是先装入布袋再装入箱中的。

　　当木牛叉开前后腿时随时可以停在坡地上。叉开度由在该四尺长的车辕上的限位钉限制。把车辕的把手一面拉前一面下压，品字顶孔就移向品字左孔之上，即重心移到前腿上，此时品字右孔被撬高，即后腿不受力并被凌空提起，在重力作用下或流马上的梢钉推动下向前腿靠拢。当重心移出品字左孔时，木牛已向前移动了半步，再向前就要颠覆了，此时可把手把迅速向上拉起并向前拉，使品字顶孔向后移至品字右孔之上使重心落在后腿上，前拉的结果是使后腿叉开，同时前腿被流马上的销钉推向前。木牛就这样走完余下的半步。

　　流马在木牛的上下动作下会像打踿跹那样产生前后摆动，何时把手把拉上、压下和拉前当然要和流马的摆动频率配合，所以操作须要有一定的技巧和经验。只要使流马保持稳定的摇摆，对操作者来说肯定最省力。当木牛流马在直路上下坡时，可以完全自动化。此时可以利用装在流马上的梢钉抬起和压下水平木条和前、后腿。也许是否受了鲁班木车马的启发，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用其在崎岖的栈道上运送军粮，且“人不大劳，牛不饮食”。与王充记载鲁班木车马的寥寥数语相比，《三国志》、《三国演义》等书对诸葛亮的木牛流马的记述可算是绘声绘色、活灵活现、极为详尽了。但不知为什么，陈寿和罗贯中等对木牛流马的制作原理和工艺却不提一字。

　　造木牛之法云：“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领中，舌着于腹。载多而行少：独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曲者为牛头，双者为牛脚，横者为牛领，转者为牛足，覆者为牛背，方者为牛腹，垂者为牛舌，曲者为牛肋，刻者为牛齿，立者为牛角，细者为牛鞅，摄者为牛秋轴。牛仰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每牛载十人所食一月之粮，人不大劳，牛不饮食。”造流马之法云：“肋长三尺五寸，广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轴孔分墨去头四寸，径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轴孔四寸五分，广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长二寸，广一寸。后轴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与前同。后脚孔分墨去后轴孔三寸五分，大小与前同。后杠孔去后脚孔分墨二寸七分，

　　木牛流马

　　后载克去后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长一尺八寸，广二寸，厚一寸五分。后杠与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长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广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从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后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长一寸五分，广七分：八孔同。前后四脚广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靬长四寸，径面四寸三分。孔径中三脚杠，长二尺一寸，广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1700多年前，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可是，木牛流马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运输工具呢？千百年来人们提出各种各样的看法，争论不休。

　　查考史书， 《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三国志·后主传》记载：“建兴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上述记载明确指出，木牛流马确实是诸葛亮的发明，而且木牛流马分别是两种不同的工具，从木牛流马使用的时间顺序来看，先有木牛，后有流马，流马是木牛的改进版。

　　给《三国志》作注的南北朝时期的裴松之，在注中引用了现在已经失传的《诸葛亮集》中有关木牛流马的一段记载，对木牛的形象作了描绘，对流马的部分尺寸作了记载，但是因为没有任何实物与图形存留后世，使得后人对木牛流马的认识始终是凤毛麟角、云山雾罩。

　　诸葛亮造出木牛流马200年后，南北朝时期的科技天才祖冲之据说造出了木牛流马。《南齐书·祖冲之传》说：“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同样也没有留下任何详细的资料。

　　但是关于祖冲之造出木牛流马的记载为自动机械的观点提供了佐证，这是关于木牛流马的一个主要观点，认为三国时利用齿轮制作机械已为常见，后世所推崇的木牛流马，应该是一种运用齿轮原理制作的自动机械。

　　在陕西省汉中市勉县的黄沙镇，史料记载这里是诸葛亮当年造木牛流马的地方。据考证，诸葛亮当年在8年北伐中，木牛流马总共用过3次，木牛流马就是从这里出发，走过250公里的栈道，到达前线祁山五丈原。

　　有个当地的老人曾经描绘了传说中的木牛流马：“木头做的马头，再有其他零星的小块组成马身子，再组上马腿，肚子中间安上齿轮，木马后边有一个扳手，操作时一压走一步，再一压走一步。”从这个传说中可以看出，木牛流马是有齿轮的，而且似乎也运用了杠杆原理。

　　梁国君做的木牛流马形状都是四条腿，肚子中空，可以载重物的木制机械。按下和抬起马的脖子，流马就会迈开腿行走；木牛是通过按压后面的双辕行走。据梁国君介绍，他做的木牛流马在原理上与史料记载相符：“‘木牛牛仰双辕，流马形制如象。’木牛后面有一个长长的省力臂，就是双辕；流马的省力臂就是它长长的马脖子，就是形制如象。”更为巧妙的是，梁国君在他的流马上实现了暗锁功能，把舌头扭转，马头就被锁住，就无法行走，这一点跟《三国演义》中的描绘非常吻合。

　　但是梁国君复原的木牛流马遭到另一派的反对，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博物馆馆长、陕西省三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郭清华认为，木牛流马不可能是四条腿的：“栈道是木板铺的，中间的缝隙宽窄不一，四条腿怎么能在带缝隙的板上走呢？就是在非栈道的道路上行走，它也是爬坡的，需要前面拉，后边推，四条腿没办法拉也没办法推。所以木牛流马肯定是带轮子的。”

　　郭清华为什么认为木牛流马应该是带轮子的呢？这也能从史料记载上找到依据。郭清华认为，木牛流马应该是四轮小车：“制木牛流马法里，介绍流马的时候说，流马有前轴和后轴。大家都知道装轮子的才叫轴，一个轴装两个轮子，所以我认为它应该是四轮。”木牛流马究竟是带轮子的还是四条腿的呢？北宋的陈师道有下面一段文字记载：“蜀中有小车，独推载八石，前如牛头；又有大车，用四人推，载十石，盖木牛流马也。” 宋代高承写的《事物纪原》中也有记载：“木牛即今小车之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 清代满族水利专家麟庆也把当时水利工程中使用的土车说是陈师道记载的木牛流马：“土车，独轮料土，兼载稗编。蜀相诸葛亮出征，始造木牛流马，以运饷。今之土车独推，犹存储葛遗制。”木牛是有前辕的独轮车，流马是没有前辕的独推小车，这也是一种关于木牛流马的主要观点。但是即使是宋代的记载，也离三国时期有了1000多年，这种观点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呢？

　　清华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教授冯立升认为，木牛流马基本上可以定论是一个独轮车，因为综合各种史料和各种文献的证据来看，独轮车的可能性最大。

　　为了弄清三国时期栈道的情况，我们来到了褒河谷口，这里是褒斜栈道的起点，位于汉中市北20公里，1700多年前，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就是从这里起程把粮草运往前线。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古代的栈道非常平缓，并不陡峻。原来古代人开通褒斜栈道是非常聪明的，他们选择了在秦岭山中最缓的一条道路，不知不觉就上了山，然后不费劲就下去了。在这样的道路上四条腿的机械无论如何也比不上轮子的效率高，所以当时的木牛流马不太可能是四条腿的行走机械，而四轮车的可能性更小，因为四轮车作为转向控制是更难的，就是在平地上，四轮车的转弯都不是很灵便的，所以放到那个特殊的条件下可能性更小。

　　从栈道情况分析，似乎只有独轮车才最有可能是历史上的木牛流马。也许有人会问，如果木牛流马是独轮车的话，记载中，木牛是一脚四足，这个四足在独轮车里面怎么体现呢？还有就是一些部件的名称包括暗藏的机关如何解释呢？

　　最近旅澳学者康弘对木牛流马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认为：木牛流马是齿轮组传动的绞盘索道系统。在云贵川的深山里，同类系统还被使用着。

　　古籍中记载：“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人行六尺，牛行四步。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根究这种描写，传统观点认为：木牛流马应为一种木制牛马状运输工具。一天可以走二十里，由于两千年前的科技水平不可能制造出这种水平的运输工具，所以人们普遍认为这只是一种传说。之所以出现这种误判，是因为对日行二十里的主体是人还是木牛的误解。将：“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连贯起来理解就可以清楚“日行二十里”的是人---推绞盘的人，木牛根本没有走。

　　新的研究首先提出质疑：木牛流马如此好用，它们就应该被大力推广并流传。但木牛流马不仅没有被大众普及，就连诸葛亮当时也并不经常的在所有的地方都使用木牛流马。这说明木牛流马的使用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分析诸葛亮使用木牛流马的情况，可以初步断定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地域环境上。蜀汉位于今四川，道路崎岖，多为盘山道，在直线距离并不远的山与山之间走盘山道即远且难，而架设绞盘和索道无疑是一种快捷便利的好办法。现在四川，云南的山区索道还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山民出山，赶集还要靠它。在其它地区绞盘索道不能广泛使用，因此木牛流马没有得到普及。诸葛亮在出祁山之前，曾南征孟获，对于广泛应用于云贵高原的索道应有所闻。按照它们的功能看，木牛流马应为具有可变速的伞齿轮组或蜗杆、涡轮传动的绞盘和索道。绞盘需稳固。故而制成牛形，以示其坚。索道上的挂斗需轻便快捷，故而制成马型，以示其捷。也有可能木牛为重型运输机械，既绞盘加索道，流马为轻型运输机《三国演义》第一百二十回“司马懿占北原渭桥诸葛亮造木牛流马”其中描写诸葛亮六出祁山，七擒孟获，威震中原，发明了一种新的运输工具，叫“木牛流马”，解决了几十万大军的粮草运输问题，这种工具比现在的还先进，不用能源，不会造成能源危机。

　　先看看书上的木牛流马的介绍：方腹曲头，一脚

　　四足，头入领中，舌着于腹，载多而行少，独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垂者为牛舌，曲者为牛肋，刻者为牛齿，立者为牛角，牛仰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

　　流马：肋长三尺五寸，左右同。前轴孔分墨去头四寸，前脚孔去前轴孔四寸五分，板方囊两枚。

　　从书上的叙述来看，木牛是相当于发动机的设备，流马只是个装载东西的设备，相当于汽车的车厢。

　　从木牛的结构上看，它采用了助力机构，里面可能加有飞轮机构。从他的运行来讲，里面采用的有齿轮机构，曲柄连杆机构。人推动木牛时，里面的曲柄连杆机构通过齿轮带动飞轮，飞轮运行起来后，又因为飞轮的惯性，给木牛以助力，这样，就达到了省力的目的。

　　流马的结构，其实是一辆板车，只不过改变了它的重心和轴承部分，使它比以前的板车用起来省力一些。

　　关于书上说这个为牛什么，那个为牛什么，这只不过是中国人的习惯，用来增加木牛的神秘性而已就像周易上说的，什么马像什么之类的。

　　木牛有四足，其实是轮子在古代，没有专业的机械术语，所以有些零部件的表达，和现在的会不一样。

　　有猜测木牛是用脚走路的，可是这要用液压机构，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不可能的。用手来摇，也不可能。因为这样用的机构太多，有些机构，在当时还没有发明。

　　关于扭转牛舌就不能行走，道理很简单，里面有防反转的棘轮机构。

　　当然，我也只是根据三国演义里的记载推测。不过应该不会差得太远。我现在手头没有详细的关于木牛流马的资料，只是根据我的经验推测。

　　也可能有复杂化的想像，不过我觉得这样比较合理，这样采用的结构比较简单，符合当时的生产力状况。 依据《诸葛亮集》中的记载，木牛流马的型制为：“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人领中，舌著于腹。载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曲者为牛头，双者为牛脚，横者为牛领，转者为丰足，覆者为牛背，方者为牛腹，垂者为牛舌，曲者为牛助，刻者为牛齿，立者为牛角，细者为牛鞅，摄者为牛鞭轴。牛仰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

　　“载多而行少”是指运得多，速度就慢，（这附合力学原理，同功率的情况下，力与距离成反比）。“宜可大用，不可小使”，因为架设绞盘索道是大工程，因此必须大用，不可为了运输少许粮食就架设木牛索道。“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这里“特行者”“群行者”指的都是推绞盘的人而非木牛流马。“特行者”指一人推，由于推力小，需增大主动轮直径，从而使距离增加（数十里），群行者人多力量大，可以减少距离，注意“群行者二十里也”与“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是一致的，这就是推绞盘的士兵一天的工作量。这也说明，木牛可能使用了一组伞齿轮，类似于今天汽车的变速箱，推的人少时增加距离，推的人多时减少距离。“曲者为牛头，双者为牛脚”既一个凹轮，包括一个卷筒加两侧挡板。这与现在的绞盘是一样的，它可双向运行，索道沿着凹轮上下槽运行，“横者为牛领”应是上轴轴瓦和轴基座，“转者为丰足”是伞齿轮组，“覆者(罩也)为牛背”，“方者为牛腹”(底框)，“垂者为牛舌”（肖键是下垂的，靠重力自动下垂起到防止倒退的作用，也表明是横轴结构）。

　　“曲者为牛助（是一个弯曲的手柄，类似于现在汽车变速箱的手柄）”，“刻者为牛齿”（与牛舌相配的带齿的防退轮，牛齿也可能是一组将水平方向转的绞盘转为向垂直方向转的主动轮转换装置。“立者为牛角”可能是突出于牛背的立管，如为中空可以理解为注油的润滑装置，“细者为牛鞅”,“摄者为牛鞭轴”，牛仰双辕（是绞盘的两根推杆，现为十字型，木牛可能是使用平行的两根推杆，或穿过中轴孔 的一根推杆的两端。还有一种可能，“牛仰双辕”指的是木牛有两根辕，用来固定木牛于其它固定物，如大树，大石等。今天的绞盘也有两点用来固定之用），“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这句是关键，过去的研究者以为“牛行”是牛在走，其实不然。它的本意是：推动绞盘的人走六尺，木牛的轴转四圈。也可能是：轮上带有齿，象自行车上的齿盘卡住索道以防滑，“人行六尺，牛行四步”就是：推绞盘的人每推六步木牛就转动四个齿。“载一岁粮”（150-200公斤），“日行二十里”指推绞盘的人每日走二十里，不是木牛走二十里，所以人不大劳。

　　综合起来木牛是一种重型的运输工具，是绞盘和索道的结合体，其核心部分为一组将水平方向推动的绞盘转为垂直方向转动的一组伞齿轮传动装置。牛头，牛脚，牛领，丰足，牛舌，牛助，牛齿，牛角，牛鞅，牛鞭轴，双辕就是木牛从动力到传动，工作，制动，润滑等一整套设备的各个零部件，“牛足”为基座，“牛腹”为机体，牛背为机罩，索道上挂粮食袋子，用于两山高低差较小的情况，由于落差小，所以盛放粮食的容器不能自动滑落，要靠人推绞盘所以称之为木牛。小说中司马懿的木牛流马舌头翻转后不能动是因为舌是防退装置，当舌头被沿着它的轴翻到另一边时就成了防进装置。这时绞盘只能反向推动而不能正向运行。其实它的功能是：将此处的物资运到彼处牛舌翻到正面，将彼处的物品运到此处来，牛舌翻到反向。由于司马懿不知道这种功能，所以牛舌被翻转后就推不动了。

　　史书中关于木马的介绍实际上是一个挂在索道上的装粮食的木箱。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组在高低差较大的情况下，可以靠重力从高处滑落到底处的索道装置，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木牛流马为一组装置。流马为与木牛配套的粮食装载工具。因为制造木牛较复杂，所以史书中重点介绍它的零部件结构，而流马较简单，所以只详列了它的制作尺寸。

　　从三国志的记载分析，(建兴)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另一条道路），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我们可以理解为前一次出祁山的路线山间的落差较小，所以用木牛，而三年后出斜谷，山间的落差较大，所以用流马。械，既单纯的索道。此类结构只适于交通不便的山区，不适合于平原地区运输，所以不能普遍推广。

来源：《园林》杂志　　　　作者：朱云岳

国人对梅花的观赏始于汉初，盛于南北朝，至今约有两千年的历史。南宋时期出现了范成大的《梅谱》、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谱》和张的《梅品》3篇梅花专著。这3篇著作，从3个不同的侧面，各具特色地成为我国古代梅文化的宝贵典籍。《梅谱》详实地记录了当时江南所植梅花品种性状及栽培嫁接和应用的技艺，堪称一篇有关梅的科技文献；《梅花喜神谱》以木刻版画的形式体现了梅的精神面貌，并配以诗咏，是一部罕见的艺术珍品；《梅品》则是从美学的思想高度阐述了人们在赏梅活动中的若干取舍标准。

《梅品》问世至今已逾800年，其文字时常为学者引述，其精髓在国内外造园实践中多被应用。然而真正对其进行系统的学术研究者，却甚鲜见。可喜的是北京陈秀中先生率先对此作了较深入细致的探究。他把《梅品》若干古籍版本进行校勘，整理出《梅品》的最新校订本，并在《北京林业大学学报》1995年9月号上刊发了“《梅品》校勘、注释及今译，《梅品》——南宋梅文化的一朵奇葩”两篇学术论文。实为梅文化学术研究做了极有意义的工作。

笔者近读彭立勋教授《美学的现代思考》一书，在有关审美的三种因素的论述中写到“……美学和艺术研究的任务就是要在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审美环境的互相作用中间来研究审美意识、审美心理及其发展的规律性，这样我们才能对审美意识乃至艺术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饶有兴味的是，800年前的张在给品梅这一具体审美行为界定取舍要点时，恰与这一现代美学观点相契合，也正是以这三方面因素为准绳来进行评判的。

《梅品》之审美主体因素

《梅品》的品字，是品味、品赏的意思。既是品赏，必有高下优劣的评判。而作出评判的是人，那么人当然就是审美主体。而人与人各不相同，他们的社会地位、生活经验、文化修养、心理特点都会不同程度地反映到他们审美态度上。所以《梅品》首先指出最适合参与赏梅活动的人有：林间吹笛者、膝上横琴者、石枰下棋者、扫雪煎茶者、美人淡妆簪戴者……可以看出，上述这一人群，多属知识阶层，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他(她)们的这些行为，给赏梅活动增添了风采，丰富了内涵，赋予了韵味，所以命题为“花宜称”。另有几种为作者嘉许的人和事是：王公旦夕留盼，诗人搁笔评量，妙妓淡妆雅歌……王公显贵是社会上层，诗人是名士文人，歌妓是有一定技艺的艺人。

这一群人参与赏梅活动会使梅花感到荣耀，受到恩宠，这充分表明作为士大夫阶层的张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社会局限性。与之相反，今天赏梅早已成为大众性的文化游赏活动了。

再看作者憎嫉的人有：丑妇、俗子、庸僧、猥妓、奸鄙的主人、暴发产……这是一群粗俗的下等人或为附庸风雅的有钱人，他们往往在赏花时张挂上红色的帷幕，在花径里喝道行车，使乐人吹拉弹唱……这类人自然不能真正去欣赏梅花的高雅风韵，只是大煞风景罢了。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时至今日在人们赏梅活动中仍有此类不和谐音符出现：如在花下打闹笑骂，在树干上刻字留念，为了照相而任意攀花爬树，在树下大吃大喝，乱扔垃圾……希望这等不文明现象今后不再发生，以免800年前的张见到又将三叹而不已。

《梅品》之审美客体因素

审美客体也就是审美对象。赏梅活动所赏对象是梅，梅是作为审美客体而存在，没有它，人的审美活动不能成立，所以梅是《梅品》中审美因素的另一方面。

能为人们观赏的梅，大致可分为村梅、园梅、盆梅、瓶梅四类。村梅是山村野外零星独生的梅树，它崖头俯探，水畔横倚，自然生发未经修剪，具有一种纯天然的美。古人踏雪寻梅，多数寻觅的是这种梅树。陆游《卜算子》词中有“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所写的正是这种意境。另一类是园梅，人们辟地建园，经过规划设计，无论树种的组合、景物的配置皆合规范，这就是经过人工整饰的梅园。这类梅园往往是逶迤数里，繁花千树，花开时如霞似雾，远近飘香，人们形象地称之为“香雪海”。清康熙帝有“缤纷开万树，相对惬良辰”诗句咏邓尉之梅。近代文人林纾有一篇散文《记超山梅花》，写得情景交融令人回味。更有一类是植于盆盎之内的梅花盆景，也就是盆梅。这种盆梅，全按人意愿，修剪捆扎成形，虽百年老桩亦可缩龙成寸，陈列于几案之上，供人朝夕赏玩。但往往有人为造作、尽失天真的弊病。清人龚自珍曾作《病梅馆记》描写因匠人之过分造作而成病梅的事。虽属托物喻人、借梅讽世，然而其见解用之于艺梅，也正合复归自然之道。瓶梅为插花艺术之一类，瓶梅插花有其特定的审美要求，正如陈俊愉教授在《巴山蜀水记梅花》一文中所指出：“梅花插瓶宜古、宜拙 宜疏、宜斜，当选单一品种，如更能与瓶及放置之环境调和尤妙。’简短数语道出瓶梅插花艺术之要义。当然，以梅花为题材所创作的诗、文、画、摄影等文学艺术作品，也应纳入其审美范畴。

《梅品》中所论的梅应为园梅。作者在序言中说得很清楚：他先得荒圃一处，内有古梅数十株，后又辟地10亩，陆续移栽了江梅、缃梅、红梅共3百余本，并构堂、建轩、筑径、开涧，在堂轩之上缀以楹联、匾额，使小艇游巡于溪涧……这当然是一所经过精心策划而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梅园了。依此可见，作者对审美客体因素的注重和讲究。首先他要求梅树的品种丰富多样，花色红白相间深浅有变化，栽植得疏密有致，成行者有序列之美，散植者有自然之趣。树龄上讲求有绿苔纷披的古树，也要有烟尘不染的新株，这样能使人在领略到苍老古拙的韵味同时，又能感受到一种健壮清新蓬勃向上的精神。他还在花树之巅缀以铃索，微风徐来之际，铃声叮叮作响，有如闻天乐之妙趣。反之，生长在简陋巷陌和污浊水沟边的梅，树下有动物粪便，枝上晾晒衣物，这一类梅树便失去了品赏的意义了。

《梅品》之审美环境因素

就审美环境因素来讲，有大的社会环境，有具体的审美环境两方面。大的社会环境对审美心理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社会繁荣，国民素质普遍提高，人们都希望有美的精神享受，这就为赏梅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张所处的时代南宋，虽说比不上北宋开国初中期的国力强盛，但仍能偏安于江南鱼米之乡。人文风物堪称丰茂，加之君主达官皆有治园游赏的风尚，也就为发展梅文化提供了较好的社会基础。

《梅品》对审美环境尤为注重，在这方面着墨最多，从天到地一一列举。他认为，淡淡的阴、微微的雪、轻轻的烟、薄薄的寒、细细的雨和清晨的旭日、傍晚的落霞还有明朗的夜月，这些才是赏梅的最佳环境因素。反之，如狂风暴雨、烈日苦寒就绝非赏梅的适宜环境了。

对梅林周边的事物他也十分讲究，如清溪畔、小桥边、竹旁松下、明窗疏篱……这些都是给赏梅配上了优美的环境烘托。他所厌恶的是赏花时在树头张挂起有色的屏幕，随便在树枝上晾晒衣物，树下堆有污秽之物……这只能有损人们的审美情绪了。在这里联想到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有一首《I临江仙》词，前半阙“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阑干倚处，待得月华生。”词作者把诸多美的事物有机地连在一起，烘托出一种意境。词中一字不写人的感受，而读词者的心头不觉滋生出一种审美的情绪，有如琴弦被人悄然拨动……

《梅品》四事五十八条，虽未能按照上述审美三要素加以分列，其内容无一不和现代美学的审美法则相吻合。虽然由于作者所处时代及其社会地位致使其某些观点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瑕不掩瑜”，今天解读这篇著作，仍能给我们在理论研究和造园实践上提供可贵的借鉴。

总之，《梅品》是古今中外欣赏梅花并进行多方剖析的杰作，不过时间已过去了800多年，今天的中华儿女，是否更欣赏红艳繁茂、如火如荼的梅花林和梅花丛呢？既要弘扬优秀传统，又要与时俱进，让我们钻研、努力吧。

三命通会

《三命通会》作者为明朝进士万民英。该书在传统命学的历史上拥有非常高的官方地位，而 足本《三命通会》共十二卷清朝编修的四库全书将其着作《三命通会》《星学大成》收录，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4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官修编年体通史，是“正史”的代表作。

5诗经

第一部诗歌总集。

6论语

《论语》首创语录之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与墨家对立）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礼”和“中庸”。《论语》主要是记录春秋时期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书。 《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

7三国志

《三国志》全书一共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 三国志《三国志》位列中国古代二十四史记载时间顺序第四位，与《史记》（司马迁）、《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并称前四史。

8说文解字

一部字典一个中华。

9全唐诗

《全唐诗》，900卷，共收录唐代诗人二千五百二十九人的诗作四万二千八百六三首。

10三字经

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启蒙读物

《三字经》与《百家姓》、《千字文》并称为三大国学启蒙读物（其中《千字文》存在《古千字文》、《叙古千字文》、《续千字文》、《新千字文》等不同版本）。《三字经》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它短小精悍、琅琅上口，千百年来，家喻户晓。其内容涵盖了历史、天文、地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

按活字性质分为:泥活字本、铜活字本、木活字本、铅活字本、铁活字本、瓷活字本等。

印刷术是我国发明的，开如发明的是雕版印刷，这应是家喻户晓的事情。所谓雕版，是指用木板雕刻。木板选料有讲究，质地太松不适宜，所以一般用梨木和枣木，前人把刻印书叫做“付之枣梨”，印书一般都用黑墨，但第一遍印时为了便于三校，有时也用蓝色或红色印，清代以到民国时刻书则多用红印，也有用蓝印，当然也可以不用红蓝试印直接用黑墨印。雕版印刷发明的时代，明清以来有种种讲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隋文帝开皇时说和唐太宗贞观时说。雕版印刷进入五代，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即不再停留于刻民间需要的日用印刷品以及一些字书、宗教读物，而转入刻印正统的书籍。重点是刻经，这不仅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经是最主要的、为人所必读的书籍，而且和唐以来推地科举制有很大关系。 编辑本段书册制度 是指书籍的形式，再具体点可以说是单指书籍的外形，而不包括书籍的内容，也不包括书籍的材料，以及抄写、刊刻或其他印刷的方法。“旋风叶”是从卷子演变成册叶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说是从卷子到册叶的过渡形式。翻到哪里就可翻到哪里，查找起来极其方便，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极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叶”的名称。旋风叶进一步演变就成了“蝴蝶装”。到蝴蝶装书已不用长条木板印刷而改用长方块木板印刷，成为若干单页装订起来的书籍。     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余纸，上边叫“天头”，下边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叫“版框”，拼成版框的粗线叫“边栏”，也叫“栏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左右叫“左右栏”。边栏只有一条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在粗线内侧现加一条细线叫“双边”或“双栏”。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而绝无作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面用直线划分成若干“行“。版面中间一行，不刻正文（当然也不刻小注），叫“版心”，也可叫“中缝”。版心往往用花纹或横线分划成三段，花纹按其形状叫“鱼尾”。只有上面一个鱼尾，下面用横线的叫“单鱼尾”，上下都有的叫“双鱼尾”。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 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水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此说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第二步是整理图书。《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四个来源：一是内府藏书，二是清廷官修书，三是从各地征集的图书，四是从《水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第三步是抄写底本。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第四步是校订。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当然，《四库全书》的内容也有不足：第一，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第二，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第三，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第四，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挖改。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也就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也有不少删节或挖改。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鼎、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库全书》中138种"应刻"之书。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布世界。

《四库全书》编纂成功的原因何在？第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第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弘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资金来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第四，严密的组织系统。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第五，破格录用人材。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人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四库全书》的流传情况如何呢？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来递经补抄，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如何评价《四库全书》？虽然《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有删削、挖改内容等过错，但就整体而言，应当是功大于过。首先，它保存了大量古籍，是古代文化的一次总结。

《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对于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200多年来，递经战乱，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将会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不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见天日，而且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校勘方面，四库馆臣网罗众本、慎选底本等做法，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是古代任何官私书目无与伦比的，其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近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正是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四库全书》的优良传统而结出的丰硕之果。

总而言之，《四库全书》是18世纪70到80年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项特大型文化工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嘉业堂《二十四史》书箱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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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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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版本

　　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南监本）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监本）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绪间五省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国商务印书馆印张元济辑“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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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评价

　　梁启超评价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点校本二十四史评价

　　点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

　　点校本动员了全国史学家许多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于1978年全部出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二十四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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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内容

　　史记

　　汉·司马迁著，130卷。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庇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序中写道，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东汉·班固著，100卷。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详细的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著，120卷。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