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国家图书馆发布公告，已通过“中华古籍资源库”累计发布各类古籍资源总量达10万部/件，包括馆藏善本古籍、普通古籍、甲骨、敦煌文献、碑帖拓片、西夏文献、赵城金藏、地方志、家谱、年画、老照片等，以及馆外、海外征集古籍资源，读者无需登录即可访问阅览。

其中，“数字古籍”数据库通过全彩影像数字化和缩微胶卷转化影像方式建设，发布国家图书馆藏善本古籍和普通古籍，从2016年9月28日起陆续上线，目前已发布馆藏古籍2万余部；“数字方志”数据库中的地方志文献为我国所特有，也是国家图书馆独具特色的馆藏之一，所存文献数量与品质很高，该数据库以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文献建设，目前发布馆藏方志资源6528种。

在“中华古籍资源库”主页面，读者可使用高级检索，各子库组合检索，还可选择书名、著者、索书号等精确和组合检索。通过点击检索结果中的题名，可进入全文阅览界面；点击需要阅读的册次，可阅览整册全文影像。同时，使用页面各种阅览工具，可实现页面切换、放大阅览等功能。

教务老师了解到，读者可通过多种形式进入“中华古籍资源库”，包括登录国家图书馆主页，点击“中华古籍资源库”进入主检索界面，或在“特色资源”栏目中点击“数字古籍”等各子库；或在国家图书馆主页面，选择“资源”选项，点击“古籍”， 进入古籍资源列表，点击“中华古籍资源库”，进入检索主页面。

文/北青-北京头条教务老师 张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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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道士王园箓发现于莫高窟17窟藏经洞。1944年在莫高窟土地祠塑像中、1965年在莫高窟122窟窟前又续有发现。遗书总数超过四万件，其中汉文写本在三万件以上，另有少量刻印本。

敦煌在中国汉唐时期是丝绸之路的连接重镇。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圆箓在清理敦煌莫高窟第16窟时，发现墙壁后面有一个密室，洞内满是各种佛教经卷等文物，总数量约5万余件。佛书占敦煌汉文文献的百分之九十左右，作品包括经、律、论、疏释、伪经、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忏悔文、经藏目录等。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来到敦煌，以14块马蹄银骗取走24箱遗书﹑遗画及5大箱其它文物。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莫高窟，用大量银子骗取了6000余件写本和200多件古代佛画与丝织品。伯希和还在第464窟发现一批元代回鹘文遗书。他当时率领一支探险队在我国新疆进行考古发掘，当他看到长庚将军送给他的一卷佛经是唐代写本后，便迫不及待地问明来源，于1908年3月赶抵敦煌。伯希和是学识渊博的汉学家，他凭着深厚的汉学功底和丰富的考古知识，把藏经洞中所有的遗书通检一遍。他自己说：“洞中卷本未经余目而弃置者，余敢说绝其无有。”有一张伯希和盗窃藏经洞遗书的自拍照：他蹲在洞窟里，面对堆积如山的经卷，正在蜡烛下一件件、一页页地翻检……他在藏经洞里待了3周，“不单接触了每一份文稿，而且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他纯熟的汉语基础和中国历史知识，使他选走藏经洞里的全部精华。所以，他盗走的经卷是最有价值的与最精华的。比如有关道教经典的卷子几乎全被伯希和盗走了，大约有六七十件全部收藏在巴黎。敦煌遗书最大的价值是保存了许多古代学说，保存了古注。比如《论语》，只有一种本子，即何晏注的本子。藏经洞发现了皇侃注的本子，收录了两汉和魏晋之间所有人讲《论语》的要点，都被伯希和盗走了。伯希和自己也曾自诩说，他拿去的卷子在敦煌卷子里几乎都是最有价值的。他把斯坦因依靠翻译而忽略的更珍贵的经卷和语言学、考古学上极有价值的6000多卷写本和一些画卷，装满10辆大车，运往巴黎。1905年，俄国人奥布鲁切夫，日本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郎，1914年俄国人鄂登堡，美国人华尔纳等人，先后从莫高窟盗买走了大量的经卷。这些文物至今流散至海外的达35万件，约占所有文物的三分之二。

1909年8月22日，清政府学部左丞乔树楠命陕甘都督毛实君封存莫高窟藏经洞。1910年，朝廷命新疆巡抚何彦升将敦煌遗书运至北京。押运官傅某至北京后违命不直接向学部复命。私下把车队赶进何震彝私宅，何震彝与岳父李盛铎，还有刘廷琛、方尔谦等四人翻阅了车上全部的敦煌遗书并贪污**走部分珍品。8000余卷敦煌遗书，被官员截留贪污不少，这些经过儒官精选的文物被贪污私吞，都是上等文物。

1964年在莫高窟土地祠中、1965年在莫高窟122窟前，以及在敦煌境内烽隧、古墓葬等遗址中也有少量出土，遗书总数超过5万件，其中汉文写本在4万件以上。

一）《敦煌劫余录》

（二）《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

（三）《敦煌石室写经详目》及《续编》

（四）《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 )

（五）《斯坦因劫经录》

（六）《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敦煌出土藏文写卷目录》

（七）《敦煌汉文写本目录》

（八）《伯希和劫经录》

（九）《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

（十）《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

（十一）《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

（十二）《敦煌遗书总目索引》

（十三）《敦煌遗书最新目录》

（十四）《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

（十五）《敦煌古籍叙录》

附录敦煌学论著目录：

（1）《敦煌学论著目录》（1909-1983），刘进宝编，1985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2）《中国敦煌吐鲁番学著述资料目录索引》（1909-1984），卢善焕、师勤编，1985年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出版。

（3）《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899-1984），邝士元编，1987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收录论文著作6084条。

（4）《吐鲁番敦煌出土汉文文书研究文献目录》，日本东洋文库唐代史（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编，1990年3月东洋文库印行，收录截止于1989年的关于吐鲁番和部分敦煌出土汉文文献研究的中、日论著，中文657项、日文1224项。

（5）《敦煌研究论著目录》（1908-1997），郑阿财、朱凤玉主编，收集1908-1997年间海峡两岸及东亚地区学者的敦煌学成果，旁及海外汉学家研究成果，共收专著、论文约12000条。2000年4月台北汉学研究中心出版。

四、敦煌文献的汇编整理与刊行

（一）《敦煌宝藏》

（二）《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

（三）《英藏敦煌文献》（佛经以外部分）

（四）《敦煌大藏经》

（五）《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

（六）《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

（七）《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

（八）《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

（九）《敦煌古医籍考释》

（十）《瀛涯敦煌韵辑》

（十一）《敦煌古籍叙录新编》

（十二）《敦煌变文集》

（十三）《补全唐诗》、《补全唐诗拾遗》

（十四）《王梵志诗校注》

（十五）《敦煌歌辞总编》

（十六）《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

（十七）《国立图书馆所藏藏文文书选刊》

（十八）《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

（十九）《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

（二十）《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

（二十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

1、《敦煌学大辞典》

国内外第一次以工具书形式反映敦煌学研究成就的大型专科辞典，中国20余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老中青三代专家学者100余人参与编写，共收词900余条，总字数约200万字，插图700余幅，对敦煌学所涉及的众多学科，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2、《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带走的敦煌遗书数量没有斯坦因多，但他进洞数周，“翻阅了每一张纸片”，所得7000余件皆为精华，文本、考古价值最高。去年，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终于“回家”，5300余件以数字资源登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距离1908年它们被带出敦煌，正好110年。

3、《敦煌变文选注》

敦煌汉文卷子中，许多人们前所未闻的变文、曲子词、白话诗等，使研究者大开眼界，改变了对中国文学史的认识。其中尤以变文最先引起中外研究者的广泛注意。郑振铎说过：在敦煌所发现的许多重要的中国文书里，最重要的要算“变文”了。

在它没被发现前，我们简直不知道“平话”怎么会突然在宋代产生？“诸宫调”的来历是怎样的重要问题，这些都一度成为疑案而难有确定的答案。

4、《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成名作，以社会学的观点，根据汉籍、印度经文、敦煌和其他西域文书，分析了从南北朝到五代期间的中国寺院经济。

比如，唐代实行度牒制度，持有祠部所颁发的度牒的道士方为正名，享有免除差徭、赋税、兵役的特权，而且籍隶宗正寺，享受皇室宗亲的待遇。所以，出家当道士在唐代很时髦，这也导致了国家为维持官方教团而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

5、《归义军史研究》

近20年后再版，足以证明这部敦煌学入门书的畅销。作者重点探讨了归义军的政治史和对外关系史，对九世纪后中期至十一世纪前期将近200年的晚唐、五代、宋初的西北地区历史作了深入的研究。这位北大历史系教授2001年出版的《敦煌学十八讲》，也是敦煌学的入门读物。

大藏经是佛教典籍的总汇。我国是世界上收藏大藏经最宏富的国家，拥有汉、藏、傣、蒙、满等多种文本。80年代以后，我国的大藏经出版事业进人了近代以来最活跃、最有建设性的时期，核勘、整理、出版有汉、藏文大藏经多种，包括《中华大藏经》、《敦煌大藏经》、《房山石经》、《乾隆版大藏经》、《丹珠尔》等。这些藏经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的佛教文化事业正进入一个健康发展的新时期。同时，除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之外，这几部藏经也是我们接触较多的藏经。兹依次介绍如下。

一、《中华大藏经》

简称《中华藏》，由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编辑，中华书局出版，中华大藏经编辑局成立于1982年，由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佛学专家们主其事。该藏包括汉、藏等多种文字，出齐后将成为有史以来经籍数量最多的大藏经。目前正出版汉、藏文两部分。

《中华藏》的汉文部分由3编组成。第1编为历代大藏经所收集的编有千字文编号的典籍，也就是历代的正藏，共两千余部，一万余卷。此编以海内稀世珍本金代《赵城藏》为影印底本，补足它本而成。《赵城藏》成书于12世经中叶，其主体部分是中国第1部雕版大藏经宋代《开宝藏》的复刻本，同时吸收了辽代《契丹藏》的优点。现在《开宝藏》、《契丹蒇》均已亡佚，《赵城藏》的价值弥是珍贵。《赵城藏》缺失的部分，《中华藏》以《高丽藏》补足，同时收录了包括《房山石经》在内的12种大藏经中按千字文编次的全部经籍。另外，此编还选用了《房山石经》、《碛砂藏》、《资福藏》、《普宁藏》、《永乐南藏》、《径山藏》、《清藏》、《高丽藏》等8种有代表性的大藏经作校本，与《赵城藏》对比校勘，罗列异同。《中华藏》第2编是历代汉文大藏经中所收的没有千字文编号的典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续藏，亦有两千余部，一万余卷，包括《嘉兴藏》的续藏、又续藏，日本《 续藏》，《房山石经》正编未收部分，《频伽藏》、《普慧藏》以及敦煌遗书中的特有经论等c《中华藏》的正、续两编总数可达4200余种，23000余卷，将分装220册。第3编为新编入藏，拟收入历代大藏经中未收的藏外逸典和近代新出现的佛教著译。《中华藏》汉文部分正编于1984年开始出版，现已发行90册。为便于检索，正文全部出齐后将编印经籍名称首字汉语拼音音节、笔画等7种索引。

《中华藏》的藏文部分自1986年始，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组织整理、对勘。1995年已出版《中华大藏经·丹珠尔》。

二、《敦煌大藏经》

简称《敦煌藏》，由敦煌大藏经编辑委员会编辑、中国星星出版公司与台北前景出版社于1989年起汇编影印出版。该藏是一部以敦煌遗书中的佛教典籍为素材，经整理、选编而成的写本大藏经。所收典籍以北京图书馆所藏写本为基础，增补英、法等国及国内各地的所藏经卷。全藏分正、续两编，现已出版正编，共63册，前60册为汉文部分，后3册为古代民族文字部分。该藏以唐代《开元释教录》的体系为蓝本，主体部分以此编定。对于《开元释教录》没有涉及的内容，也一并收入，包括印度佛教原典的汉泽本、中国内地久失的中国僧人著述、反映敦煌地区佛教状况的著作，以及用梵文、吐蕃文、于闽文、回鹘文等语言书写的佛典等等。后部分内容很多都是近代首次发现，为历代大藏经中所不存，其中古代民族文字写本，更为本藏独有，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该藏各经、卷、品后增多有详细的校勘记，除介绍写本的存佚情况外，还特别列出了与日本《大正藏》、《中华藏》的参见页码，使用十分方便。《敦煌藏》的出版，为研究佛教流传史、译经史、民族文化交流史、中国佛经史，乃至古代民族语言和汉语音韵学都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三、《房山石经》（辽金刻经）

《房山石经》由中国佛教协会编辑、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自1986年起陆续影印出版。房山石经保存于北京市房山区云居寺。1956年至1958年，中圉佛教协会由赵朴初居士等直接领导，在此发掘、整理出石刻经版近15000块，计刻佛经1122部，3572卷，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文物。房山石经由隋末唐初僧人静琬发愿初刻，原意是在佛法遇难时充作经本。后代僧人秉志续刻，一直延续到清代康熙年间，跨逾千年，其中以盛唐、辽、金时期所刻最多。房山石经所刻内容基本是译本佛经，所用底本主要有二，均十分珍贵。一是唐开元18年（公元730年）玄宗所赐的译经写本4000余卷，为当时官方正本。盛唐至辽初刻经的均以此为底，所成皆为巨型大碑。二是《契丹藏》，是辽金时代的刻经底本，形式为小型石碑，《契丹藏》的一版，即刻石的一面，其行数，字数均一致。由于《契丹藏》全藏已佚，故这一部分价值尤高，目前正在出版的房山石经亦即此部，称为“辽金刻经”，这实际相当于《契丹藏》的复刻本，全经229帙，分装22册。计划辽金刻经出齐后，再编印隋唐辽初刻经及记述文字，最终形成一部55册的丛书。

四、《乾隆版大戒经》

简称《清藏》，又名《龙藏》，是清代唯一的官刻汉文大藏经，1987年，文物出版社重印。全藏收经1675部，7240卷，分作724函。千字文函号自“天”至“机”。清世宗雍正11年（公元1733年）在北京贤良寺设藏经馆，13年开雕，清高宗乾隆3年（公元1738年）完成。刻成后印数极少，较为稀珍。刊刻板片79036块，历经两个半世纪保存基本完好，是我国历代木刻藏经中唯一尚存的板片。

五、《丹珠尔》

中圉民族图书馆整理，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出版c丹珠尔与甘珠尔并列为藏文大藏经的主体，丹珠尔为论疏部分，甘珠尔为经、律部分。此次影印所据原本是清乾隆年间颇罗鼎·索朗多杰执掌西藏政务时主持编成的一金汁写本。此金汁写本以琼结县王宫所藏善本为基础，又搜集夏鲁寺、乃宁寺、白居寺、达垅寺、热振寺、止贡寺、岗希寺等地的要典，去重补缺，精心校勘，认真抄写而成，是《丹珠尔》写本中的上品，全本辑为225函，写成后一直供奉在甘丹寺宗喀巴大师灵塔前，鲜为外界所知。此次出版用照相胶印方式，合订为100册。

六、《南传大藏经》

巴利文大藏经在世界上已有10多种文字的译本，但汉译只有零星单品。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自1992年起，筹措《南传大藏经》的汉文编译工作，由南京金陵刻经处出版。此次编译遵循达、信、雅的原则，忠实原典，尊重直译，源自巴利，如同巴利，译经如经，通达明白。1993年已出版由邓殿臣、威马莱拉坦尼合译的《长老尼偈》，作为填补空白之译作，出版后反映良好，尤为佛界所欢迎。

敦煌经卷亦称敦煌文书、敦煌遗书、敦煌卷子，是指在中国甘肃 省敦煌县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出土的4—11世纪多种文字的古写本。 由于敦煌在4—10世纪间曾为中国西北文化中心，政治、经济十分发达， 佛教也很兴盛。自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释乐 开凿第一窟以后， 写经造像活动代代相沿。北宋仁宗时，西夏进攻敦煌，僧众为避兵火， 将大批文书藏于洞窟之复室中，然后砌一泥墙于外，并于其上绘画， 以此作为伪装。此后，这些文书便被封存于该私室中达900多年，成为 名闻中外的敦煌遗书。 清光绪26年（1900年），敦煌道士王圆 无意中发现敦煌石窟第 16窟画有壁画的墙上有裂缝，因察看裂缝，进而在第17窟中发现了大 量的经卷和佛像。王圆 立即将此事禀告县令，县令及时上报给甘肃 学台叶昌炽。精通古文字和考古的叶昌炽对此事颇感兴趣，计划将这 些经书及佛像运往京师，然因耗资过巨而未果。但他在自己的著作 《语石》中录述了莫高窟的碑文，发表了个人对敦煌遗书的看法。自 此以后，敦煌文书被发现的消息不胫而走，敦煌县令将文物作礼品送 人，遗书开始流失。1907年3月，匈牙利籍英国人斯坦因最先来到敦煌， 利用买通和欺骗的手段从王道士手中盗走大量遗书，共有写本卷子 8082卷，木版印刷20卷，其中佛教著作6790卷，共装24箱经卷，另有 绘绣佛像精品等，1908年春，法国人伯希和来敦煌盗走古书、佛教变 文、民间文学等汉藏文卷子写本精华6000号。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 吉小川一郎进行了摄影和调查，并盗走文书约600卷。1914年，斯坦因 再次盗走写本文书五箱。两次共掠走文书一万多件，包括汉文写本书 7000卷、印本书20余卷，回鹘文、古突厥文等二三百卷。1914年至 1915年间，俄国人奥登堡也盗走文物2000件以上。1924年，美国人华 尔纳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和唐塑等。这些人在敦煌学研究上所取得的 成绩，我们历来没有抹杀；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他们鼠窃狗偷的恶行， 最近有一本有关敦煌的书，竟称斯坦因为“旷世大师”，誉伯希和为 “天才的敦煌学家”，令人惊讶！实难苟同。这笔盗购、骗购的耻辱 账必须清算追索， 敦煌经卷的大量外流，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1910年清政府下令 将敦煌所剩文书约8000卷运往北京，藏于京师图书馆。1919年甘肃省 政府教育厅又将莫高窟劫余经卷查点封存。至此，敦煌文书被盗外流 的现象始基本制止。 现存敦煌文书除我国自藏外，尚流散于英、法、俄、日、美、丹、 韩等国。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东方写本部和印度事物部图书馆藏13000件， 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部藏5779件，俄罗斯藏10800件，日本藏约 600件，美国至少藏22件，丹麦藏14件。我国则分藏于北京、上海、天 津、大连、台湾、香港及甘肃等地，计卷式遗书17500余件，藏文箧页 9648页。 敦煌遗书的总数在4万件以上，从印刷形式看有写本和印本，写本 在3万件以上，刻本数量较少。从文种上看，写本书以汉文为主，兼有 梵文、藏文、康居文、龟兹文、于阗文、回鹘文、吐火罗文、粟特文 等。装帧多为卷轴式，九世纪以后的遗书，出现经折本、蝴蝶装本、 册子本、刺绣本和刻印本。其字体，北朝均带隶意，南朝及隋、唐、 五代、宋之写本则皆为楷书或草书。 遗书中95％的汉文写本为佛典，包括经、律、论、疏释、赞文、 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忏悔文、祭文、僧传、经目等。非佛典文 献虽仅占5％，但内容相当广泛，包括四部、道经、俗文学、文书档案 等。如果进一步细分，则史部包括史书、政书、地志、氏族志等。子 部包括道教卷子、医书、历书、占卜书、类书等。集部有别集、诗、 曲子词、变文、讲经文、押座文、话本、俗赋及词文等。官私文书是 敦煌文书中最具珍贵史料价值的一部分，包括符、牒、状、帖、榜文、 刺词、过所、公验、度牒、告身和籍帐等。另有与户部、刑部和兵部 相关的文书片段。这些资料为研究当时的典章制度和经济状况提供了 宝贵的资料。这笔无法估定价值的财产账必须笔笔明晰，不容再有一 丝损坏遗失。 敦煌遗书发现后，很快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并成为一门为世界 学者所关注的学问——敦煌学。罗振玉、陈垣、向达、罗福长、王重 民等学者纷纷撰文并著述立说，广搜国内外敦煌遗书进行整理与考证。 近年以来，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成绩显著，仅就查阅国家图书馆的书目， 90年代以来有关敦煌学的研究著述就达数十种，其中如《敦煌愿文集》、 《敦煌天文历法辑校》、《敦煌艺术叙录》、《敦煌石窟内容总录》、 《敦煌吐鲁番研究》、《敦煌佛教经录辑校》等等，都是卓有成就的 专著，另外还有许多高质量的论文，这些有目共睹的事实足以驳斥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西方”的狂言谬论。 敦煌遗书的发现，推动了与中世纪中亚、中国有关的历史学、语 言学、考古学、民族学、文学、艺术、书志学、历史地理学和科技史 等的研究。这是中华文明成就对世界文化宝库的重大贡献，应该为中 国人所珍惜自豪；也应该是中华学人倾其心血，作好敦煌学研究工作， 以实现有些学者在展望敦煌学研究的未来时所吐露的：要“托起明天 的辉煌”！这笔因勤恳研究而获得丰硕成果的丰收账，中国学者将永 远记住：走在敦煌学研究的前列！

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共有石窟552个，有历代壁画五万多平方米，是我国也是世界壁画最多的石窟群，内容非常丰富。 敦煌壁画是敦煌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规模巨大，技艺精湛。敦煌壁画的内容丰富多彩，它和别的宗教艺术一样，是描写神的形象、神的活动、神与神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以寄托人们善良的愿望，安抚人们心灵的艺术。因此，壁画的风格，具有与世俗绘画不同的特征。但是，任何艺术都源于现实生活，任何艺术都有它的民族传统；因而它们的形式多出于共同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技巧，具有共同的民族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