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古籍出版社是隶属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一个以古籍整理、古籍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介绍为主项的出版社，在全国出版社全面改制后，是一个国营企业。在那儿做校对基本工资一般，但如果眼明手快，能够超工作量多看校样，可以有额外的奖金。

我以读者的角度，从自身经历谈谈。简而言之，从内容上讲，学术性善本成为图书市场的流通书籍，从形式上讲，古籍影印，从九拼一到四品一，再到单面影印的时代终于来临。我曾经的镇宅之宝艺文十三经，也随之变得有些鸡肋。2009年左右我开始关注十三经注疏，这样有价值而且需要细读（至少经文本身需要细读）的书自然需要购买一套。可是当时市面上最常见的注疏是中华和上古的两册本缩印本，除了封面和用纸不同，两书没有差别。价格不算太贵，但是字号极其小，正文尚可辨认，注疏的双行小字阅读起来极其费力。因为这是把线装书原书九页的内容，缩印在十六开的一页上。印象中两书都是影印民国二十三年上海世界书局本。当时我还好奇为何这么重要的书不出新版。另有上海古籍的整理本，陆续出版中。至今未出齐，价格较高，最重要的是无法展现底本原貌，也无法满足点读的需求。总之，按道理说当下的古籍出版局面是很繁荣的，可是作为古籍核心的十三经注疏，居然没有合适的读本。到了2009年年底，我终于在书店见到了中华书局新出版的五册本注疏，从九拼一改成四拼一，字大可读，颇利老眼，成为流通本中最佳。后来偶然知道台湾艺文印书馆也出版了注疏，四拼一（其实中华版是盗印艺文版，此即由师顾堂主人指出）。中华那几年的书，纸质不佳，虽然有些看质地像是铜版纸，按理说是提高了档次，奈何一股浓重的化工味道。得知艺文用淡**纸，遂在酝酿几年之后，於2013年花费近千元购入。其装帧极为精美，奈何双行注疏仍觉得字有些小。此间，传古楼开始单面影印的形式推出《四部要籍选刊》，从四书到毛诗，并且会逐步铺开。师顾堂起步略晚，出版速度则非常快。简单的说，传古楼、师顾堂出版的书，从内容到形式，都是目前最有利于阅读的，对当代读书人而言，十三经注疏的最佳读本终于渐次出版。未来还可以期待史书，集部，子部的更多出版品。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决策部署，深入做好“十三五”时期中华古籍保护工作，文化部近日发布《“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这是我国古籍保护工作方面的首个五年规划。9月13日，文化部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规划》相关情况。

《规划》确定了坚持保护为主、坚持抢救第一、坚持合理利用、坚持加强管理的基本原则，提出到2020年全国古籍资源和保存状况基本摸清，国家级、省级珍贵古籍保护状况明显改善，实施一批珍贵古籍修复项目，完成一批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古籍影印出版工作，珍贵古籍缩微复制和数字化成果显著，古籍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和社会教育的作用更加彰显，古籍保护人才队伍结构不断优化、专业水平明显提升，制度建设、立法工作和标准规范有较大进展，社会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古籍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能力进一步提升。

《规划》从基本完成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切实加大古籍保护力度，全面提升古籍修复能力，加强古籍整理出版和数字化建设，利用古籍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古籍保护制度、法规和标准建设6个方面，提出了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20项重点任务。

《规划》列出中华古籍普查登记、珍贵古籍保护、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和古籍保护实验室建设、古籍整理出版和数字化建设以及中华优秀文化典籍推广5个专栏共16个重点项目，着力增强可操作性，确保各项任务措施落到实处。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出版界、学术界就开始重视古籍整理工作，出版了大量的经过整理的古籍，如亚东图书馆的标点本古典小说 (《红楼梦》、《水浒》等 )，商务印书馆的 《国学基本丛书》 ，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上海杂志公司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等。商务印书馆在影印古籍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它出版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四库珍本丛书》等，使许多珍本、善本得以公之于世，至今尚为学术界所使用。索引工作方面，则有哈佛燕京学社的“引得”和中法学会的“通检”，也是古籍研究者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承并发展了过去古籍整理的优良传统，古籍整理工作又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据1988年统计，已整理出版和影印古籍3000种左右。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集合全国的专家学者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齐燕铭任组长)，制订了长期的规划，使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走上正轨。“文化大革命”期间，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遭到破坏，中断10年之久。

1981年 9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当前要认真抓一下,先把领导班子组织起来，把措施落实下来”。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恢复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组”(李一氓任组长)，制订了1982～1990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简称“九年规划”)。随之各省市也根据自有的条件相继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分别制订了各自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中华书局一直担任着古籍整理出版的主要任务，同时，各地还相继成立了专业古籍出版社 (名称不一，有的冠以地名，如上海古籍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等；有的称为书社，如齐鲁书社、岳麓书社等)，古籍的整理出版蓬勃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