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思勰（xié）是一千四百多年以前，我国南北朝时代北魏一位杰出的农业科学家。他是山东益都（今寿光）人，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的书香门第。他的祖上并不只是那种“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农民，在劳作的同时，还喜欢读书、学习，特别重视农业生产技术知识的学习和研究。这些都无形之中在贾思勰的脑海里留下深深的烙印。并不很富裕的家中却拥有大量藏书，使贾思勰能够从中摄取各方面的知识，这些都为他日后编撰《齐民要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成年后的贾思勰，开始走上仕途。他曾经做过高阳郡（今山东临淄）太守等官职，并因此到过山东、河南、河北等许多地方。他每到一处，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认真考察和研究当地的农业生产技术，并虚心向一些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农请教，从而积累了许多农业生产方面的知识。

中年以后，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开始亲自从事养羊、种庄稼等农业生产劳动和放牧活动。在经营农牧业的过程中，他对农业生产也有了亲身体会。在遇到问题时，他还时常到各地向有经验的农夫请教。

有一次，贾思勰养的二百多头羊因为饲料不足，不到一年就饿死了一大半。事后他想，下次我事先种上20亩大豆，这下准备的饲料应该足够多了。这样，他又养了一群羊。可是过了一段时间，羊又死了许多。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羊少饲料多，羊也会死亡。就在这时，有人告诉贾思勰，在百里之外有一位养羊的能手，也许能帮助他。贾思勰立刻找到这位老羊倌，向他请教。老羊倌在仔细询问了贾思勰养羊的情况后，找到了羊死亡的原因。原来是因为贾思勰随便把饲料扔在羊圈里，羊在上面踩来踩去，拉屎撒尿也都在上面。羊虽然不会说话，可羊是不肯吃这种饲料的，于是就饿死了。贾思勰又在老羊倌家里住了好多天，认真观察了老羊倌的羊圈，学习了老羊倌一套丰富的养羊经验。回去后，就按照这些养羊的方法去做，效果果然不错。

后来，贾思勰又陆续到过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许多地方。每到一处，贾思勰都虚心地向当地有经验的老农请教，学习他们多年积累下来的宝贵生产经验。比如：长着茅草的地要先让牛羊在上面踩过一遍，七月份翻地后，茅草才会死去；长得饱满的、颜色纯正的穗子，一般是首选的种子类型，把它们割下来，高高挂起，等到第二年春天再脱下粒来播种，庄稼长势才好；不同的地理位置，不同的气候环境，要选不同的作物种类。例如风大霜重的山地种谷子，就得选用茎杆坚强的品种；而温暖潮湿的低地种谷子，就得选用生长旺盛产量高的品种。贾思勰在探索、实践中，逐步掌握了许多丰富的生产经验。

贾思勰为什么会对农业生产经验如此感兴趣呢？因为他认识到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产生活关系密切，国家能否强盛起来，几乎决定于君主是否重视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要想有发展，就必须依靠提高政府官员和农民的科学技术水平。他亲自进行农业生产活动，总结当时的经验，研究前人的成果。大约在北魏永熙三年（534年）到东魏武定二年（544年）期间，他将自己积累的许多古书上的农业技术资料，请教老农获得的丰富经验，以及他自己亲身实践后的体会，加以分析整理和归纳总结，写成了农业科学技术巨著《齐民要术》。

说《齐民要术》是巨著，是因为该书分为10卷，共92篇，11万字；其中正文约七万字，注释约四万字。另外，书前还各有“自序”、“杂说”各一篇。在“序”中，贾思勰广泛摘录圣明的君主，贤明的宰相以及有识之士等重视农业生产，从而国富民强的事例。《齐民要术》论述的内容相当丰富，涉及面极广，既包括各类农作物、纤维作物、油料作物、染料作物、香料作物、绿肥作物、饲料作物等田间作物，也包括水生植物、蔬菜、瓜果、实用木材等等，就连养猪、养鸡、制造酱醋等农副产品，也都有详细说明。可以说，《齐民要术》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农业百科全书，为我们研究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提供了极为真实的详细史料。

《齐民要术》的内容和贾思勰的贡献，可从下面几个方面探讨。

《齐民要术》的最大成就，是使我国的农业科学第一次形成了系统理论，对以实用为特点的农学类目作出了合理的归划。在这部书里，贾思勰对当时各种农作物，从初始的开荒耕种及生产前的各样准备，到生产后的加工、酿造和利用等一系列过程，做了全面而详细的描述。比如，对农作物进行分类；分析影响农作物生长的多种因素；针对农作物生长的各个阶段，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如何改善农作物的生长条件？怎样才能提高农作物适应环境的生长能力？同时贾思勰在这本书里还论述了种植学、林学以及多种动物的养殖学。应该说，《齐民要术》内容异常丰富，结构极其严谨，论述有理有据，并与实践紧密结合。贾思勰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正是农业科学所要研究的主要方面。这些研究成果，不但促进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就是在今天，仍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齐民要术》提出种子的优劣对作物的产量和质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书中共记录各类种子八十多个品种，按照成熟期，植株高度和产量、质量，抵抗不良环境的能力等多种特性进行分析比较。同时说明了如何保持种子的纯度，种子播种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有哪些，如何做，才能保证播种下去的种子能发育完好，并长出茁壮健康的幼苗。更为可贵的是，贾思勰看到了各种事物相互联系这一辩证规律，描述了环境在生物的存活和生长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生物遗传、变异之间的关系；论述了人工杂交，人工选择及定向培育等育种原理。对于种植蔬菜、果树和林木的扦插、压条和嫁接等育苗方法以及幼树抚育方面的技术作了说明。至今，我们仍然采用其中的许多方法。

贾思勰在进行了大量实地调查研究，总结他所生活实践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气候特点是：“春多风旱”。在《齐民要术》中详细探讨了抗旱保墒的问题。在书中，他还规范了耕、耙、耱（mo）等基本耕作方式，并与各种技术环节巧妙结合，在理论上说清道理和意义。另外，他还提出以轮换作物品种的办法恢复提高土壤肥力，还出现了绿肥植物的栽培及轮作套种的方式，明确提出农业生产的原理应是因地制宜。

《齐民要术》将动物养殖技术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书中用6篇记录了牛、马、鸡、鹅等家畜、家禽的饲养方法。对于畜力的使用，家畜的饲养，雌雄如何搭配才合适等问题，书中也都有描述。书中还有兽医处方48例，涉及外科、内科传染病、寄生虫病等多种疾病，提出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讲究卫生，以及积极配合防病治病等措施，直至今日，有的措施仍在采用。

农产品的加工、酿造、烹调、贮藏等技术也是《齐民要术》涉及的内容之一。从书中记载的酒、醋、酱、糖稀等的制作过程，可以看出当时的人对微生物在生物酿造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和实际经验。书中记载的蔬菜保存方法，至今在我国北方地区仍在使用。

《齐民要术》还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其中记载了许多关于植物生长发育和有关农业技术的观察资料。例如，书中说椒不耐寒，属于温暖季节的作物，因此越冬时要把它包起来。最可贵的是，书中记述了果树开花期于园中堆置乱草、生粪，漫烟防霜的重要经验。书中认为，如果雨过天晴，又刮西北风降温的话，那天晚上一定有霜。根据这一经验，人们可以提早做好预防准备，避免损失。

值得一提的是贾思勰十分重视对农业生产、科学技术与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在当时，他就能在书中把科学技术与农业生产结合起来，依据一定的理论，从科学道理出发，描述多种经营的方法，可以增加经济效益，增加农民的收入。

《齐民要术》是一部总结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经验的杰出著作，是一部具有高度科学价值的“农业百科全书”。农史学家称赞该书使中国农学第一次形成精耕细作的完整结构体系。经济史学家认为该书也是封建地主经济的经营指南，为增加经济效益提供了实际方法和途径。再有食品史学家认为该书在农产品加工、酿造、烹调、果蔬贮藏等方面也给出了很好的技巧、方法。

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能得到各界史学家的高度评价，取得如此成功，是和他本人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分不开的。他非常重视吸收前人的经验。在《齐民要术》中，他引用的古书有一百五六十种。这些古书中有不少都失传了，幸亏贾思勰把其中一部分精华摘录下来。比如西汉时期的《氾胜之书》，《四民月令》等许多农学著作。贾思勰虽然十分重视前人的经验，可是并不迷信古书。例如《氾胜之书》中说，黍子的种植要稀一点。可贾思勰通过亲自实践发现，如果密植，棵虽然发得小些，但是籽粒匀称饱满，米色比较白，比稀植效果要好。于是在《齐民要术》一书中，他就纠正了《氾胜之书》的说法。

贾思勰不但吸收书本中的精华，同时还亲自参加农业劳动，积极向群众学习，仔细观察，认真思考，从而获得了大量确切的第一手资料。因此书中很多知识的描述相当精确，如果不是亲自实践，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贾思勰这种不人云亦云的严谨治学态度是难能可贵的，这和当时社会追求名利，崇尚空谈的作风是迥然不同的。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一书中表达了他济世救民，要求实行变革的政治态度。他认为，只有农业首先得到发展，国家才能富裕起来。他蔑视那些终日吃喝玩乐，不问百姓疾苦的达官贵族。贾思勰很有政治远见，在他看来，如果人民的基本生活无法保障，人们吃不饱，穿不暖，日积月累，达到极点定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国家也就难以维持稳定的局面了。

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提到的是：贾思勰不仅注意总结汉族人民的生产经验，同时还注意学习和吸收各兄弟民族的先进生产经验。例如书中关于畜牧方面的许多好方法，就是从兄弟民族学习来的。

《齐民要术》由于其内容广泛，记述丰富，内容详实，不仅在我国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例如日本早在宽平年间（889—897），藤原估世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其中已收录了《齐民要术》。欧洲学者也翻译出版了英、德文本的《齐民要术》。

总之，贾思勰本人尊重劳动，敬重劳动人民，具有一定的远见卓识，能把富国的根本放在农业上，这是很可贵的见解。他还拥有丰富的知识，通晓多方面的知识和技术，将实践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不只靠空想，还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些优秀品质在他所著的《齐民要术》中都得到了充分展示。《齐民要术》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无限的聪明才智，为保留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宝贵经验，推动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发展，都做出了重大贡献。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称得上是一部不朽的、具有很高科学价值的农学巨著。

可以读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由于《史记》的写法被历来的朝代纳为正式的历史写作手法，故将和《史记》一样用纪传体写作的史书称“正史”。它上起传说中的黄帝（约前2550年），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计3213卷，约4000万字，用统一的有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

1921年，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将《新元史》列入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为“二十五史”，而多数地方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

“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24部纪传体史书的统称，按照各史所记朝代的先后排列，分别为：《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二十四史”共计3217卷（《汉书》《后汉书》《魏书》和两《唐书》有复卷，实际为3300卷），约4700万字（以中华书局点校本统计）。记述的范围，自传说中的黄帝开始，到明末崇祯皇帝止，涵盖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内容。

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二十四史”以本纪、列传、表、志等形式，纵横交错，脉络贯通，记载了各个朝代的历史概貌；同时又以中国历代王朝的兴亡更替为框架，反映了中国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使中国和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近四千年连贯、完整历史记载的国家和民族。这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并值得进一步发扬光大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

点校本“二十四史”，是毛泽东主席指示，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由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全国学术界、出版界通力合作，历时二十年完成的新中国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是代表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最高成就的标志性成果。“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为传统文献的整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古籍整理的基本范式和标准，为古籍整理学科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已故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在1997年谈到中华版点校本“二十四史”的时候指出：

乾隆时代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在当时是标准本，但是武英殿本仍有不足之处，近代商务印书馆搜求各时代的善本，编成“百衲本二十四史”，当时可谓“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但是传统的“二十四史”没有标点，没有断句，读起来仍有一定困难。五十年代，由国家领导建议，集中当时全国史家，对“二十四史”进行校订，加上标点，是为标点本“二十四史”，实为“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

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南朝宋、南朝齐、南朝梁、南朝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极其丰富，它既存在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也存在于大量的文化遗存中。而文化载体是多样的，石器、玉器、甲骨、青铜器、秦砖汉瓦、竹简木牍、缣帛纸张都是形态与内涵各异的文化载体。典籍这一文化载体的构成必然具备若干基本要素。

典籍是用文字书写的，因此文字的形成是产生典籍的先决条件。近代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各民族在自己产生繁衍的过程中，储存交流信息的手段大致经历了实物记事、图画记事、符号记事、文字记事等几个基本阶段。当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信息传递与储存的手段已日新月异，不可限量。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来看，汉文字产生以前，也大致经历了以上所说的几个基本阶段。结绳是我国远古先民实物记事的主要形式。《周易·系辞下》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周易正义》引东汉郑玄的注释说：“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这些记载说明远古初民曾以结绳作为实物记事的方法来记载史事，传递信息。近代民族调查报告也表明，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如云南的倮倮族、哈尼族等，仍保留下结绳记事的一些实物。此外，云南佤族还保存了刻木记事的例证，就是在一些长木板上，刻下深浅不同的缺口，表示历年发生过的大小事件，以帮助记忆，再由族中耆老负责解释，代代相传。

我国古代学者很早就认为在文字产生之前，图画曾经起过类似于文字的作用。《易·通卦验》曰：“伏羲方牙、苍精作《易》，无书，以画事。”这就是说，在文字产生之前，伏羲作《易》，是以图画的形象来表达他的思想的。1987年以来，我国考古学者在西北贺兰山东麓发现了岩画一万多幅，刻画上限定在商周时期，其丰富的内容反映了古代贺兰山游牧民族在文字发明之前运用图画记载社会生活和宗教习俗的情况。民族学研究成果证明，云南纳西族就使用过图画文字，他们用图画文字书写的典籍至今还有大量遗存。这也证明图画曾是很多种文字产生的前身。

某些图画为更多人所熟悉所共识之后，其笔画结构开始简化，出现了符号。在河南舞阳贾湖地区出土的八千年前的龟甲，其上有契刻的符号；在仰韶文化早期的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一批六千年前的土陶器，表面刻划有几何形符号；在属于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莒县陵阳河和大朱村遗址出土的一批四千年以前的土陶器，则刻划有象形符号，它们都是我国原始文字的先驱。

在文字产生以前的实物记事、图画记事及符号记事，虽然也能表意，但由于每一独立表意单位的构成繁琐，包含的信息量少，很难表达复杂的事物；更由于实物记事、图画记事和符号记事表意的不稳定性，所以它们不可能成为记录知识信息的理想手段。只有相对成熟的文字，才能准确地代表事物及其相互关系，为人们共同理解和接受，因此，文字是典籍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记录信息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是构成典籍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文字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典籍的产生。起初，文字写刻在各种材料上，往往只是对一事一物的简单记录，这样的记录材料只能统称之为文献，因为它并未形成某种知识体系。比如，一片龟甲上锲刻的卜辞说：“乙巳卜贞，王大令众人曰牠田。其受年？十一月。”它的意思是：“乙巳这一天占卜，史官问道：商王下了命令，叫平民们一起去种田。有好收成吗？”十一月是占卜的月份。这是一条有关农业生产的卜辞，有时间、人物、事件的记载，可以看出商代对于农业的重视及当时农耕采用了“牠田”即集体耕作的形式。但由于它仅仅是对一时一事的零散记载，所以只能是单篇文献，还不能称之为典籍。这种单篇文献只有在成批汇集、形成有逻辑性的档案时，才具备典籍的性质。

典籍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逐步积累，通过有目的地总结，形成一定的知识体系以后，典籍的产生才成为可能。因此，典籍凝聚知识信息的系统性是与单篇文献的零星记载有根本区别的。

编连成册的形式是典籍构成的第三个重要因素。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引用庄都的话说：“典，大册也。”指出典籍的外部形状是册。“册”在甲骨文中作“”，象形造字，如甲骨联缀之形。这些都说明自古典籍就有编连成册的形式。

典籍的形式是与内容相互联系的。随着人类对自然与自身认识的深化和发展，文字记录的内容由简单到复杂，独立单位的载体材料已不能容纳逐渐增多的记录内容，于是必须产生集合形式的载体材料来记录有关内容；或者，独立单位的载体所记录的内容必须有意识地排列组合，形成有系统的记录内容，这就产生了编连成册的典籍形式。

特定的事物总是具有特定的形式，典籍正是依靠编连成册的特点而区别于其他文献材料的。单片的甲骨文献与典籍的差别，不仅可以在内容体系上区分，也可在载体形式上区分。

摩西五经——

「五经」包括旧约首五卷书——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及申命记。「五经」出自希腊文Pentateuchos，意即「五册（书卷）」，代表犹太人的五卷律法书。犹太人称之为「妥拉」（即教导之意），英文则译为「律法」，新约亦称之为律法，希腊文为nomos （如太五17：路十六17；徒七53；林前九8）。五经是旧约三部份中，最重要的一部份，对犹太人来说，它的权威与神圣，远远超过先知书和圣卷。五经中的书卷，并非是现代人所想像的「书本」那么独立自足，它们是有目的地整合起来，每一卷书都成为整体中的一个单元，所以称之为「五经」是必要而非偶然的。虽然五卷书连合成一整体，但是，把它们分为创世记至申命记五部份，可不是为了方便而划分的，它之所以分为五卷，乃是因为五经内有明显的编辑痕迹，显示编辑者亦有意把材料分成五卷。

统一性

五经不论在来源或结构，都有无可否认的分歧性和复杂性，但更重要和更基本的是，它有贯彻始终的统一性。五经的历史叙述部份，可作为它的骨干，其他有关律法规条的部份，都附属在这架构之内，因而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段历史非常重要，被新约作者引用的次数最多，它被新约视为基督降世的背景和预备，而基督降世的事件也是神呼召亚伯拉罕到大卫王朝等一连串事件的延续。可见五经的历史记述，在旧约扮演了核心的角色，这一段「上帝的行动」，经常被撮写成「总结」或「信仰的表白」（G．von Rad），例如保罗到了被西底的安提阿时，在犹太会堂讲道（徒十三 17一41），他一开始（17—23）就讲述亚伯拉罕到大卫时期的事迹，把神的作为作了一个总结信仰的表白，跟着就直接谈论耶稣基督。保罗这种做法，表示出他认识族长到大卫的历史，是旧约故事中最重要的部份，而且肯定这正是神救赎的起点，并且逐渐累积到了基督身上才得到完满的成就。从这个角度看，旧约有几个相似的总结（尤其在五经内），是极具启发性的：举个例说，在初熟节的礼仪中（申二十六5—10），上述的总结便是一个重要部份。摩西曾对以色列人说，倘若他们的子孙问及神的律法有何意义，就把出埃及、过红海、入迦南的事告诉儿女（申六20——24）。同样，在示剑圣约更新的礼仪中，约书亚也引述这段历史作为引言（书二十四 2—13）。

约书亚的总结虽有不同的形式和用法，但仍然包括了神拯救他子民的一些相同的基本细节：

①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徒十三 17：书二十四 3），并赐给他们应许之地（申六23）。

②以色列到埃及去（徒十三 13；书二十四 4），后被埃及人奴役（申六21、22，二十六5）。

③神按照应许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徒十三 19：书二十四 11一13：申六 23，二十六 9）。

这只是五经主干的缩影！不过还有几个其他不同的元素，它们合起来便组成五经——那就是应许、拣选、救赎、立约、律法，及应许之地。

但其中有一个核心的元素，是在每一次历史复述里（或者信仰表白）都有的，那就是出埃及的经历，它代表着耶和华的救赎，同时将拣选以色列人的事件，在历史中实现出来。它是耶和华在以色列历史中第一次拯救的行动，也成了以后救赎的模式（参摩二4一10，三1一2：耶二2一7：诗七十七13一19，七十八12一55）。因此，出埃及也成为五经的核心部份。神在红海施行奇事，拯救了以色列人，藉此「从万民中拣选以色列人作为他自己的子民。（出十九5），与他们立约，作他们的神：用恩慈与无条件的救赎，请他们接受圣约，而且赐下他的律法，作为他们群体的规章。这都记载在出埃及记和申命记之内。创世记十五至五十章，是一个序幕，记述族长领受了应许，这个应许在出埃及进入迦南时便得已成就。得地及立国的应许，在族长历史的开端，已经标明了五经历史的目标和主题：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创十11、2）

这个双重的主题，在亚伯拉罕连串的故事中重复地加以叙述（参创十三 14—17，十五 2—5、 18—21，十七 7、8、15—19），而且在每个族长的生平再次更新（以撒：创二十六 2—4；雅各／以色列：二十八13，三十五11-13；约瑟及他的儿子：四十八1—6）。到了出埃及记救赎便开始了（出六6—8）。事实上，在五经末段，神对摩西的一番话（申三十四1—4），表明了作者认为应许已经成就。

这段五经历史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有一个「远古的导言」（创—至十一），这个引言与后半段的相关性，叫整个故事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历史及神学意义，而且标示了五经历史的目的。在创十二到申三十四，应许与拣选有浓厚的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气分，但是创世记一至十一章的焦点却是普世性的，它要追溯那创造万事万物（尤其是男女）的终极源头，进而从神学角度提出论点，说明人类历史是怎样变成这个样子的：人与自己战争，与神隔离，与人疏远，在破碎与混乱的世界之中，国攻打国、民攻打民……；作者要追寻罪恶的根源，并且描绘了一幅黑暗的图画——伊甸园内第一对男女因为反叛神，罪便进入世界（创一- 三）：该隐因妒忌而杀人（四1—16）；拉麦自吹自擂的诗歌充满仇杀的恨意（四17一23）；人类普遍的败坏，招至洪水的刑罚（六）：在巴别塔的故事中，人类的基本团结瓦解了，各自分散到混乱的世界之中（十一）。

在这段古远历史结束的时候，第一至十一章的作者严肃地发问，面对着破碎、割裂了的人性，神的容忍是否到了极限呢？他会在忿怒中永远放弃人类吗？唯有从这个引言的角度，我们才能明白五经的主旨。引言之后的族谱，立刻便揭开了族长的故事：明显地，创世记一至十一章，放在族长故事的开端，就好像一个标题一样，说明了神祝福和拣选亚伯拉罕的意义和重要性。

创世记头十一章与后来有关应许、拣选、救赎、立约的历史，是富有戏剧性的分别：不过，两者排列在一起乃作者故意和生动的安排：前者提出问题，后者讲出答案。神与亚伯拉罕及其子孙之所以有特殊的关系，其实就是神为全人类谋求出路。

由此可见，五经有两个主要的段落：创一章至十一章及创十二章至申三十四章。两者的关系是问题与答案、困难与解决方法的关系：而线索就在创世记十二章三节。

这个结构显示出五经的连贯性，同时也表明：五经只是救赎历史的起点，里面的结构远远延伸到五经以外，救赎历史的成全是在申命记以外；确实一点说，是在整本旧约以外！创—章至十一章所指出的尖锐问题，旧约圣经没有一处能提出终极的解决方法。旧约所表达的救赎历史是不完全的，它并未到达完全的救赎，当旧约完结时，以色列人仍然期望应许能够变成事实，他们仍然等待终有一天盼望可成真。所以，创—章至十一章以及创十二章以后的分合点，不单是全本旧约的要点，也是整本圣经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地方。救赎历史从这一点开始，已等候着神在耶稣基督里的救赎福音：只有在耶稣基督里，亚伯拉罕的祝福才能成为全世界各个民族的祝福。诚然，五经是没有结束的经书，它所展开的救恩历史，要在亚伯拉罕真正的「儿子」身上才能成全（太一1）。只有他，才能把万民召到他跟前（约十132），只有他，才能改变那在远古序幕已经与神分离的人性。

五经的复杂性

如果我们小心研究五经，便会发觉五经除了有一致的目标、计划和排列之外，还有显而易见的分歧和复杂性。因为这个缘故，对于五经的来源，便产生了很多不同的理论。这些理论尝试提供来源、日期及作者等资料，并从而评估五经的历史及神学价值；但很不幸地，大多数的评价都是反面的。通常学者会认为五经在摩西以后多个世纪才编撰成书，所以保存了很少真确的历史资料；而经内表达的宗教及神学观念以至礼仪，都只是后期加上去的。举个例说，威尔浩生这位最动人的五经学者，认为五经是被掳期及被掳后期的产物，所以只是犹太教的历史起点，而不是古以色列的历史。

纵然威尔浩生的理论，已被修正得几乎被放弃了，但是，对五经的评价，普遍仍然是不「友善」的，事实上，一个近代最重要的旧约学派（代表学者包括着名的诺马丁〔M．Noth〕），认为我们不能以五经传统作为基础，去肯定任何历史事实。诺马丁坚称如果说摩西是一个宗教的创始人，那是不大正确的，甚至谈及一个摩西的宗教也不妥当。然而，以上已经提到，族长及摩西的故事，肯定了神在历史中的作为，并肯定了神为人类安排救赎，令五经构成一致的整体。如果这是对的话，那到诺马丁这一点的看法，便取消了圣经所宣讲的核心内容，令五经变成不相干——甚至成为错漏百出的经卷。

委身于圣经真理的人，必须对这些极端和夸大的批评作出回应。错误必须矫正。然而，一些保守的学者却时常矫枉过正地走到另一个极端，完全不写全面的五经导论。反面的理论，却非常重视各方面的论据，包括律法书基本的统一性及分歧性。所以，我们必须讨论五经的复杂文理，进而提出一些关于五经来源、发展及文体性质的结论。

文理的复杂性。每当一个人开始探讨五经文体的时候，他会立刻提出一个明显的问题：五经是律法抑或是历史书呢？没有一本现代或古代律法书籍与它相似——律法部份，常加插了一些历史叙述，另一方面，古远的历史序幕、族长和摩西的故事，竟成为摩西律法的导言！如果要追查五经的来源，必须先了解五经这种双重的文体。神并没有单单列出律法，也没有单单用一连串的拯救行动来救赎他的子民：然而，他两种方法都采用了：他拣选了一个民族，又以律法与人立约。因此五经包含两方面一一叙事部份配置在律法条文之内。

当我们小心分析经文，还可以发现其他特点

①叙事部份与律法部份的交接地方，无论在论题、次序方面，都没有连贯性。例如创四26与五1：事实上，创一1至二4上与五1及下文，被创二4下至四26截断了。同样地，创十九 38与二十1有明显的分段。还有出十九25与二十1，十九1—25及二十18一21，本来是一段历史叙述，却加插了一段十诫在中间（二十1—17）。而且，那些律法规条，也不是逻辑性地连在一起的。

②各个不同部份，在用字、句子结构、风格，及文章的一般结构上，都有重大分歧。不过，了解到上述情况后，这些分歧也不会使人太惊奇罢。比较利未记及申命记的条文时，分歧实在是清楚不过的了。

③另一个显示五经复杂性的指标，是神的两个名字：耶和华（Yahweh，上主之意）及以罗兴（Elohim，上帝）。这两个名字在运用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但是某一个章，或某几章的经文，只会用（或绝大部份选用）其中一个名字（这情况在创世记出现最多），于是便产生了两组经文，一组只用耶和华，一组只用以罗兴，而且两组都各有一类别的名称、神学观念，和文学特色。

④五经内有些部份重复两次甚至三次之多。如果只是完全相同的重复就不足为怪，但许多时候它们竟然主题相同，材料相同，而出现明显的分歧！这现象曾被许多学者详细辩论、肯定和否定。「底本说」的热烈支持者把它们当作是不同底本的对等段落。但其实我们可以有其他更好的解释。不过无论如何，有好些重复的地方是难以解释的。例如：

亚伯拉罕在两处经文中，不顾撒拉有毁誉之险而把她当作是妹妹（创十二，二十）：而以撒的事迹亦有相似之处（三十六6一11）。别是巴这个名称（盟誓之井）有两个出处：纪念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的盟约（创二十一22一31），纪念以撒与亚比米勒的联盟（创二十六 26—33）。在创二十八19，三十五 7，雅各把路斯改为伯特利；但在二十八10—19，他在「往」巴旦亚兰途中，耶和华向他显现，他才把路斯改为伯特利：另一处经文（二十五9—115），他从巴旦亚兰「出来」，耶和华向他说话，他又起了伯特利这个名字。利十一1一47及申十3一21，重复地提及有关洁净的规条。至于奴隶的经文也出现了三次（出二十一1—11；利二十五39——55：申十五12一18）。

加上另外一些证据，我们知道五经有一段很长的传递及发展过程：其中一些经文很清楚是摩西死后才写成。以下是一些有代表性的经文：如「在迦南人仍在应许之地的那个时代」创十二6，十三7），「以色列人吃吗哪共四十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创十六35）；这些经文暗示以色列人已经占领迦南。创十四14记载亚伯拉罕听见侄儿被掳，便追赶罗得直到但，然而此地要到征服迦南后，「但人」移入时才被称为但（书十九47：士十八29）。创三十六 31列出以东君王的名称，起头有一句「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作者明显是生活在扫罗以后的年代。

上述那些表明五经复杂性的例子，有清楚的也有模糊的，其中一些是文词上的事实；另外一些则比较含混，可随着解释者的角度，主观地加以评估。但话说回头，复杂的经文确实存在，若要正确了解五经的来源及文体性质，这些问题是不能避而不谈的。

作者与来源。开始时，我们必须指出五经是隐名的作品。内文没有提到摩西，也没有提及其他人。古代文献（当然包括旧约）的作者通常都是隐名的。古代近东的「作者」，不是现代的「作家」。他的责任是记录旧有资料，所以受着「传统」与「方法」的限制。当时的「文献」，是共同而非个人的产物。

话虽如此，五经事实上有很多地方表明其内容主要是由摩西而来。摩西曾被形容为写作的人，内容有：历史事实（出十七14；民三十三幻2），律法或规条（出二十四 4，三十四 27、28）及一首诗歌（申三十一22）。这些经文提及摩西叙事、立法、作诗等写作活动。除了上述直接说明他是作者的地方以外，极可能有其他段落，参与在写作过程之中。

在其他被掳之前的文献中，一些分散而又重要的叙述，记录了摩西的写作活动。被掳及被掳后期的文献，就察觉更多这种说法了。若我们小心分析，便会有鲜明的发现：

①被掳后期文献（历代志、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但以理书等），常指出五经的作者是权威性的，他们大量引用五经。「摩西五经」这个名词，在这时才首次出现。

②被掳以前的历史书（约书亚记、撒母耳记、列王纪）很少提及摩西的写作活动，所有指称都属于申命记。

③早期书卷（被掳之前的先知书）没有上述指称。这个进展模式表明了五经传统是发展性的——起初人们只把摩西的名字，置于部份的律法上（申命记），然后扩展到所有的律法，最后到整卷五经。此一过程延续到新约。新约经常提及五经，称之为「律法」或「摩西之书」（可十二 26：路二 22：徒十三 39），或只称「摩西」（路三十四27），称整本旧约为「摩西和先知」（十六29）。此外，在他勒目及教父著作中，指出整卷五经作者为摩西的见证，

就更广和更为一致了。

这些事实的含意。从这些资料，我们可以作出什么结论呢？五经是怎样形成的呢？首先，我们务必依据圣经，避免把已有的观念套在圣经之上，例如说它的文体是怎样的，它的神学又应该是怎样的，凡此种种，都应避免，要让圣经为自己讲说话。与此同时，有关五经发展及来源的理论，必须视之为理论而矣，它们是试验性的，当更多事实出现时，我们必须存开放的态度，容许自己的理论有修正的余地。

研究经文及传统的时候，有两点需要在此一提；第一，圣经资料及其他不同的传统，都一致地指出，摩西曾经撰写历史记述、律法，及诗歌。极多的证据指出，古代近东的文献，甚至比摩西早几个世纪的，由一人写出不同文体的情况，并不罕见。因此我们大可以肯定摩西在五经形成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个结论有很高的可信性：至少，叙事的大纲以及律法的资料，若不是由他执笔，也是在他的影响下写成，因此五经所反映的环境和事件，都具相当的真实性。纵使我们认为摩西无可能写了现存的五经，但是，基于上文那些一致及相关的证据，我们可以肯定，五经是在摩西影响下写成的，他是五经写作过程中重要的策动者。

第二，我们也要考虑到经文的复杂性、经文的分布，以及有关五经来源的传统进展。这些文学上的现象，显示出五经是一本复杂和综合性的作品，要经过长时间的传递和累积下才能完成。我们用信心肯定，神的灵激发摩西说话和写作，也监管着它的发展过程。纵然过程的细节难以确定，不过主要的发展方式是可以确定的。在埃及为奴的时期，族长故事主要以「口传」形式保存，到了摩西时代首次以文字记录下来。至于出埃及记和旷野时期的诗歌及散文便依附其上，它们可能在大卫时代的早期写成文字。到了王朝时代，以色列人面对新的生活形式，记录立国初期的事件和意义，就成为当时要务：摩西时代的各类文件，经过编辑，便以不同的版本出现。被掳之后（五世纪），以斯拉在重建国家的时候，把那些文件集合而成一本经书。这个论点有以下的论据支持：圣经承认以斯拉是文士的首脑，他研究摩西的律法（拉七小11、12），他的责任是教导圣经，并指导人民在犹大及耶路撒冷实行律法（14、25、26）：犹大传统亦一致认为以斯拉是妥拉的最后编辑者：当巴比伦人入侵以色列，以色列的生活和国家遭受摧毁，人民也被掳到国外，国难所带来的冲击，激发他们收集古籍，并将经卷定型，以致他们的传统得以保存；这是一个很合理的理论。最后，无论这个过程有什么细节，我们都应该像奥伯莱（Albright）一样，作出以下的结论：

「一般来说，五经的内容，都比最后成书的日期更为古老；新的发现不断肯定这些古代文献记载了准确的历史细节。虽然我们需要承认，确有一些后期的资料附加在『摩西传统』的核心之上，不过，这些附加资料，都只不过是反映古代制度和习惯的正常进展，或者是表明了文士努力保存有关摩西的传统。因此，若否认五经拥有摩西的基本个性，那只不过是一种极端的批评而矣。

为了解释为何五经文理如此复杂，旧约学者在最近两个世纪发展了「底本说」的理论，假设现存的五经，是由不同的底本选辑而成。

按照底本说的理论，五经背后，共有四个主要的文献。分辨的方法，是找出可划分的经文段落。区分的标准有：缺乏连贯性、论题的次序、用「耶和华」抑或「以罗兴」作为神的名字，以及重复的材料：然后把各个段落组合成四个底本，组合的标准是：词句、风格和神学观点；如果相似，便组合起来，若有同一故事的两个平行记录，便划分在不同的组别。四个底本分别是——①J典（耶和华一词的德文为 Jahweh）出于犹大，主前九五○一八五○年，由创世记到民数记都有出现。②E典（EIohist），出自北国以色列，大约是八五○一七五○年，由创世记到民数记均有出现。而部份学者又认为J典及E典北国亡国（七二一）之后，结合成JE典。③D典（Deuteronomist），粗略来说，五经所采用的D典资料，包括了申命记，及附加在约书亚记至列王纪之间的「历史结构」。D典的完成日期，通常认为是六二一年，当时约西亚王在圣殿内寻到的律法书，可能就是D典（王下二十二3一二十三25）。它被加在JE内而成JE D典。④P典（Priestly），被掳或被掳后短期内写成（六至五世纪），内容包括记叙、族谱，以及有关礼仪的宗教性材料，散布于创世记到民数记的经文。但基本上，P典把以色列各时代的律法集合起来。四人底本最后合成JESP，编者是P典学派的成员，现有的五经，就是他们的工作成果。

耿克尔（H ．Gunkel）基本上接纳底本说，他大约在一九○○年介绍了（文学形式历史」的观念，为批判研究带来新的动力。他所用的分析方法，不是把经文的基本单位组成较大的底本，而是独立来研究个别经文单元，从而决定它的文体，更重要的，是决定和研究它的「生活处境」（Sitz im Leben)，因为「生活处境」决定作者的讨论观点。这个新方法可能产生极激进出口理论，但如果用得恰当，对了解五经是非常有帮助的，尤其在研究诗篇及福音书

就更有价值。

以往那些来源批判及假设，大都只成属测而且问题重重。当然，五经有不同来源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但是，我们是否能从严密的经文里划分各个来源，就很成疑问了。

神拣选那些受感的作者、编修者，及传处者，经地长时间的过程才产了五经；其实，去诠释这个最后成果，岂不是更重要吗！

上文的讨论，表明五经是一卷复杂的文献，他是长期传递和发展的复合产物；不过，有一件事实是极之重要的——五经具备统一的结构。无论最后成书日期在何年何月，或发展过程有多长，又无论是谁或那一群人把大量的历史叙述合成现有的样子，最重要的焦点，还是最后这本五经。纵然五经来源复杂，但那贯彻的统一性，很有力和富创造性地，把各部份连结起来，这不是很重要吗？文学批判和分析之所以危险，不在于否定五经所记的内容是从神而来，也不在于否认旧约启示的属灵价值：真正的危险是——当学者不顾及五经的整体性，而只专注于分析，便会把五经分化成不相干的片段，结果这样就不能真正掌握里面那确实存在的统一意义。

旧约研究的最新动向，是愈来愈肯定上述的事实，学者承认，以往旧约研究只注重历史性的分析，以及研究某段经文的历史处境，以重建它的底本或追寻其传递过程，但却忽略了经文的研究，并且没有对经文本身加以诠释。我们可以中肯地说，就算比例上不多，还是有不少的旧约研究，走历史演变的分析进路，以及认为唯有先了解经文的成书过程，才可以正确诠释圣经；但可惜这些过程的理论，大部份只属假设性质：其实，唯有现存经文，才是客观的材料。近年逐渐有更多旧约研究改变方向，转而分析、描述，及评价经文本身，以此为研究目标，而不是以研究经文作为追查历史的工具。另一个新发展是「正典批判」，此方法肯定正典的现状，是以往「信仰的群体」所定立的，所以集中研究经文在正典中的形态和功能。这一派的学者指出一个「批判学后期的另一选择」，这个选择认真地考虑历史批判学的成果，但同时亦研究正典本身的形态，寻找此正典在以色列人的信仰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以色列人从妥拉去了解其信仰，五经的形成便成为这种了解的基础。对圣经的编辑者来说，五经是以色列人属灵生活的基石，也提供了一精确的规范，我们可藉此了解立约的子民如何了解摩西的传统。」

因此，我们所用的基本方法和步骤，是客让五经本身，以现在的姿态出现，因为这是以色列人编辑的最后版本，其内容记载了他们传统之中最富创造性的年代，也见证了神在这个族长和摩西的年代为他们所作的事情。

1、《山海经》

是中国一部记述古代志怪的古籍，大体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的楚国或巴蜀人所作。也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山海经》也记载了中国古代神话、地理、植物、动物、矿物、物产、巫术、宗教、医药、民俗、民族等，反映的文化现象地负海涵、包罗万汇。

除了保存着丰富的神话资料之外，还涉及到多种学术领域，例如：哲学、美学、宗教、历史、地理、天文、气象、医药、动物、植物、矿物、民俗学、民族学、地质学、海洋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等，可谓汪洋宏肆，有如海日。

在古代文化、科技和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山海经》是中国记载神话最多的一部奇书，也是一部地理知识方面的百科全书。

2、《水浒传》

《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古白话文写成的歌颂农民起义的长篇章回体版块结构小说，以宋江领导的起义军为主要题材，通过一系列梁山英雄反抗压迫、英勇斗争的生动故事，暴露了北宋末年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残暴，揭露了当时尖锐对立的社会矛盾和“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

3、《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故事开始黄巾兵起义，结束于司马氏灭吴开晋，以描写战争为主，反映了魏、蜀汉、吴三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展现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风云，并成功塑造了一批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

4、《西游记》

《西游记》前七回叙述孙悟空出世，有大闹天宫等故事。此后写孙悟空随唐僧西天取经，沿途除妖降魔、战胜困难的故事。书中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等形象刻画生动，规模宏大，结构完整，并且《西游记》富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其隐含意义非常深远，众说纷纭，见仁见智。

可以从佛、道、俗等多个角度欣赏，是中国古典小说中伟大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

5、《红楼梦》

《红楼梦》讲述的是发生在一个虚构朝代的封建大家庭中的人事物，其中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个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为主线通过对一些日常事件的描述体现了在贾府的大观园中以金陵十二钗为主体的众女子的爱恨情愁。

而在这同时又从贾府由富贵堂皇走向没落衰败的次线反映了一个大家族的没落历程和这个看似华丽的家族的丑陋的内在。

自三星堆考古发现及成都平原一系列古城址的发现以来，学术界对于古蜀文明的讨论已成为热点，其中有不少论及古蜀文明的起源与其形态特征者。我在拜读了大家的文章后，深受启发，但仍感到有一些问题交待的不是那么清楚，尚有待继续深入探讨：到底古蜀文明起源的时间可以上溯到什么时候？古蜀先民是如何或在什么环境条件下来到成都平原从事开发并创造出灿烂的古蜀文明的？古蜀文明的性质如何，即它到底是一种原生态的文明，还是一种次生的、由传播而来的文明？这种性质的文明到底可归结为几个根本性的特征？窃以为，这些问题之所以解答欠清，一个重要的原因，殆与学者未尝将以上问题联系起来作为一个系统性的大问题，并将它纳入中国古代乃至世界文明起源的大背景加以看待有关。本文即打算从整个人类文明起源的角度，将上述问题联系起来，通过同其它地区，特别是同古代中原夏文明的比较，对古蜀文明的起源及其特征提出一些新的认识。一家之言，谬误难免，请各位学者不吝批评指教。

一

古蜀文明是在一个自成单元的特殊地理环境中独自产生的，它的产生要从古蜀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谈起。

所谓“古蜀地区”，我以为首先应当指今川西的成都平原，因为无论是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的核心部分，还是三星堆文化的前驱宝墩文化，其所分布的地区都限制在这一带。这不是否认四川盆地其它地区也有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的分布，而是强调成都平原是古蜀文明，包括三星堆文化及十二桥的发祥地而已。

今天成都平原的面积约为168万平方公里，海拔高度约为450-750m，由岷江和沱江两条河流（包括它们的一些支流）的冲积扇组成，地势平坦，河渠纵横，土地肥美，气候湿润，自是人们从事农业生产与定居生活的理想环境〔1〕。但是，这种人地关系，只能说是古蜀文明发生以后的情景。在这之前的远古时期，广袤的成都平原却并不是那么适宜于人类居住的，因为那时的气候较今日更加湿热，成都平原也尚未最终完成向内陆平原的转化（它的前身是远古的内陆湖），到处是池沼湖泽，河网密布，林木茂密，作为平原构成要素的一些河流冲积扇尚未发育成功，河流两岸的阶地亦未最后成型，总之尚是一派莽荒的景象。加之其时人类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开发与战胜自然环境的能力有限，难于抵御那里经常发生的洪涝灾害，未敢涉足平原的腹地中央。其时四川盆地的先民们只能选择在平原周围一些低山地带或丘陵地区栖息繁衍，平原内部是无人居住的。目前考古发现四川盆地稍早一些时候的文化遗址都分布在成都平原以北、以东乃至以西的低山丘陵及其与平原交接的边缘地带，平原上最早的文化遗址只能上推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2〕，此即是远古时代成都平原未尝有人类居住的证明。目前考古工作者发现的成都平原上最早的考古文化即宝墩文化，其年代距今约5000-3700年左右〔3〕，大致与中原龙山文化的时代相当。过去人们或称之为“三星堆一期文化”，表明三星堆最下层也是这种文化，三星堆文化是直接继承宝墩文化发展而来的。由于目前成都平原尚未发现比宝墩文化更早或与之同时的其它考古文化，我们有理由认为它是最早居住在成都平原的古代先民们留下来的文化遗存。是否今后有更早于宝墩文化的人类文化遗存在平原地区发现，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即令今后有这样的发现，其时代也不会比宝墩文化早多少。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问题。据说1950年代，成都市北郊羊子山土台基址下面曾发现过5件打制石器，属于旧石器时代末期之物〔4〕，有学者认为，这或可作为成都平原更早时期有人居住的证据。然而这种推测是不能成立的。一则，在整个平原地区，我们并没有发现依次叠压在宝墩文化之下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前期及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层，仅凭成都市北郊偶然出现的这几件打制石器，就作出如上判断，未免轻率；二则，据原报告称，这几件打制石器出土时所在的地层不早于全新世，与这几件打制石器所应处在的年代并不一致，说明它们并不是本地的产物，或是由其它原因致其迁移至此的。考古学者叶茂林便认为，这几件石器系从外地搬运至此的，因其所在地层属于全新世早期的黄沙土冲积层，“它们之出现在成都平原地区，当是由于搬运作用的结果”〔5〕。也就是说，它们是从其它地区由洪水冲积带到此处的。

总之，就目前考古发掘的实际情况而言，古蜀文明的起源最早只能追溯到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只是在这个时期，人们才始从四川盆地周围的山丘或山前较高地势地区走向成都平原腹地，才始对平原内肥沃而低洼的冲积土壤进行开发垦辟，在那里构筑居民点并渐次发展成城邑，才从而有了古蜀地区最初的文明的曙光。

为什么只有到了这个时期人们才始对成都平原内地进行开发和垦植呢？这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原因决定的。一是此期人们的技术手段，也就是生产力水平已经发展到可以对低地农业进行开发的程度。人们可以在低湿地方构筑房屋，可以通过筑造城墙或堤防防止洪水的威胁，可以开挖沟洫排水抗涝，甚至引水灌溉，等等。众所周知，这些技术在龙山时代其它一些地区已是司空惯见的了，对于四川盆地先民们想亦必然。

另一个古蜀先民能在这个时期进入平原腹地的原因，或者说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期气候环境的变迁。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古蜀先民进到成都平原以前，那里到处是池沼湖泽，河网密布，林木茂密，自不适宜人类居住。那样一种地理环境，乃是与当时尚处于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背景有关，因为湿热的气候与过多的水分不利于湖泊沼泽的消失及陆地地貌的形成。殆至距今5000年前后，地球上的气候突然起了变化，由暖湿而趋于干凉，从而使得一些平原低洼地区的环境出现了改观的契机：湖泊沼泽大面积萎缩，河床下切，河流阶地与平原冲积扇迅速发育，整个地面变得日渐干爽。如此，就使得人们可以从原来的低山丘陵地区下到这些平原低洼地区的河流阶地上居住了〔6〕。毫无疑问，四川盆地的情况也应是这样，因为这次气候变迁是全球性的，四川盆地地气候变迁不应有所例外。限于资料，我这里只查阅到《四川林业科技》上刊登的刘和林等人对于川西南地区古气候变迁的两篇文章，文章分别选取川西南雷波与布拖两个地方的植物孢粉进行分析，得出这两个地方分别自距今5000（或5300）年和距今4000年气候由暖湿转向干凉的结论〔7〕。我曾经研究过古代中原夏族的起源与夏代国家形成的问题。夏族的发祥地应在古河济之间，也就是古代的兖州〔8〕。那里也是一片平原低洼的地势，有多条河流纵横其间。在早，这片广平低洼的地方也是很少有人烟的，因为那里也是湖泊沼泽遍布，河网密布，时有汗漫的洪水发生，除个别地势较高的岗丘之外，多数地区是不适宜人类居住的。以是缘故，在仰韶—大汶口文化时代及其以前，这一带考古发现的人们的聚落遗址十分稀少。只是到了龙山时期，随着气候的变干变凉，这里的地貌环境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里离海不远，由海平面的下降，引起河流侵蚀基准面的相应下降，从而导致河流下切。新的河流阶地、冲积平原和河口三角洲堆积的迅速发育，更促使这里湖泊沼泽大面积地减少。而这一切，都意味着这里提供给人类居住的空间大面积地增加，可耕种土地面积迅速扩大。加上其时其它一些地区出现的资源与能源的紧张，从而使得这些地方的居民，尤其是古河济地区以西和以东两个高地的居民纷纷向这一地区转移，形成古河济地区人口与聚落的空前迅速地增长。结合有关文献记载，我认为这应当便是古代夏族及夏王朝在这一带兴起的历史地理背景。

可以比较得出，古蜀地区文明产生的道路与中原夏文明产生的道路是非常相似的：它们都起源于龙山时期，都发祥于平原低洼的两河之间的地区（古蜀地区的两条重要河流是岷江与沱江），都是由于气候变迁导致本地区出现地理环境的改观，从而促使四周较高地势的人们前往此处从事开发并从而发展出本地最初的文明。只是中原夏族的文明发展得稍快一些，更早一些时候进入文明和国家状态，如此而已。

其实，从整个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像中国的夏文明、古蜀文明这样的文明生成的道路，应是具有十分普遍的意义的。至少我们所知道的古代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等最早的文明，都是生长在平原低洼的地理环境或河谷地区，靠了那里河流冲积而成的肥沃土地迅速发展起来的。学者称这种环境下的农业为低地农业。比较起过去人们在山丘或山前地带所从事的所谓山地农业，低地农业一般出现较晚，但却效率更高，积累粮食与剩余财富的时间来得也快，因此，这些地方都能够较早地进入文明社会。另外，由于低地农业出现的时间较晚，到这里从事开发的居民多来自其它地区，伴随着他们的到来，这里无异成了多种文化汇萃的地区。我想，这也是这些平原低地能够快速走向文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古蜀文明从根本上说，应属于原生性质的文明。它是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孕育出来的，是一种自然生长的文明。在它之前，这里没有其他人类涉足，没有比它更早的任何人类创造的文化或文明遗址。

古蜀文明也不是由传播而产生的文明，它不是个别外来文明迁移至此而产生的。尽管它包含有许多外来的文明或文化因素，但从总体上看，古蜀文明属于古蜀居民自己的创造，它是古蜀居民立足于自己本土的基础上，将各种外来文化熔铸于一炉，从而形成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文明。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在这里都只构成古蜀文明的一些个别的因素，都未曾占据古蜀文明的主流。

根据古蜀文明的这种性质，联系到它的起源，可以归纳出古蜀文明如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第一，是它的亚热带低地农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

作为亚热带低地地区的居民，古蜀先民所从事的是稻作农业，并且早在宝墩文化时期就已如此。这已为都江堰芒城遗址的灰坑中所发现的水稻硅酸体的遗存所证实〔9〕。应当说，古蜀地区这种平原低湿气地理环境，总体上是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和适应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的。由岷江和沱江两条河流与其支流造成的多个冲积扇上的土壤肥美而且疏松，人们在这样的土地上仅仅使用竹木工具就可以有效地进行耕作。据称，宝墩至三星堆时期成都平原一带很少发现大型的石制农具，便与古蜀先民使用竹木工具为主的耕作方式有关。加上这里充沛的降水量及丰富水系带来的灌溉之利，获取农业生产的较好收成是不成问题的。可以认为，古蜀地区的富庶并不是待李冰之后，而是自有人群在此从事垦植就已开始了的。

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湿热气候条件下的平原低地既有有利于农作物生长的一面，也有给人们的安居乐业带来严重威胁的不利的一面，那就是这里时常发生的水涝灾害。于是，防御和治理水害亦成了古蜀先民生产与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方面，考古发掘亦提供给了我们不少信息。首先是人们的居处。那时人们多选择在两河之间的较高阶地或台地上居住，以避免洪水的冲击。建筑形式则多采取在地面上构筑木（或竹）骨泥墙的住屋，或干栏式建筑，以对付低湿而又多雨的自然环境。特别是人们发明了筑城，并将城址选择在上述较高的台地上，以防止平原上汗漫的洪水的淹没。目前仅宝墩文化时期，考古工作者就已发现了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崇州双河、崇州紫竹、郫县三道堰、大邑盐店、大邑高山、广汉三星堆（月亮湾地点）等9座古城。这些古城当然也可以作为防止敌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