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的注释形式很多，各有特点。例如：“诂”，就是用当代的语文去解释古代的语言，或用普通话去解释方言。“训”，是用通俗的词语去解释难懂的词语，如《尔雅》有《释训》一篇。“传”，即传述的意思，如《论语》有《齐说》二十九篇。“记”，其作用接近传和说，如《五行传记》十一卷。“注”，就是解释古书，如《吕氏春秋注》。“解”，分析的意思，如韩非的《解老》，就是解释《老子》一书。“笺”，引申前人的说法称为重复，如东汉郑玄写的《诗笺》，引申毛公的《诗传》又不与其相杂。“章句”，在训释词义之外，再串讲一次经文大意，如《公羊章句》三十八篇。“集解”，即各家说法的总汇，如《论语集解》。“义疏”，和集解很接近，如《论语义疏》，盛行于南北朝。“正义”，统一整理前人的义疏，盛行于唐代，如《五经正义》。

一：以四部分类

二：按所有者：A：有的记载自己藏的书，名为《藏书志》

　　　　　　　B：有的记载自己见过的书，不一定是自己拥有的。名为《经眼录》

三：按内容分类，如：《禁毁书目》、《中医古籍目录》、《农业古籍目录》

1 各个时期文言文的特点及分类

古籍的绝大部分是用文言写的。文言的两个特点──“历久不变”和“脱离口语”，既为我们阅读古籍提供了方便，同时也带来了困难。

“历久不变”是指文言的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文言是在汉代以前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如《论语·学而》“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也”，一句话就有九个虚词，可见当时是把口语中的每个虚词都记下来的。这种口语在魏晋南北朝就不说了，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一直到“五四”运动前的读书人，写文章都以先秦两汉的作品当作典范而刻意模仿。这样，汉代以前的语言就成了一种贯穿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书面语了，这种书面语就是文言。当然，因为模仿，各个时代的作者写出的文言文不免夹杂后代的词语和后代的语法，不可能跟汉代以前的语言完全一样，这就使文言在不变之中有某些细微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没有改变文言的基本面貌。所以，无论先秦两汉，还是宋元明清的文言作品，它们的基本词汇、语法都大致相同。这在客观上给我们方便：只要学会了文言，我们就能不受时代的限制，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自由地吸取需要的营养。如果古籍不是用文言写的，而是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白话写的，让我们去继承这份遗产，那不知道要难多少倍，这从读唐代变文、宋元话本、元明杂剧中就能体会到。

“脱离口语”的特点使得文言古奥难懂。从魏晋南北朝起直到今天，要学会文言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会”的标准不同，学的难易程度也不同。封建社会的读书人会文言的标准是能读能写，现代人会文言的标准只要能读就行了，相对而言，现代人的“会”，难度小多了。况且，许多古籍经过历代学者的整理，阅读的难度减少了。尽管这样，现代人要学会文言读古籍仍然有困难。语言发展了，时代相隔太远，我们对文言的词汇意义、语法特点感到陌生；古籍中记载的历史文化、典章制度，我们或者不熟悉，或者从来没有接触。这些都是学习文言的困难。然而，要读古籍就必须学会文言。文言是躺在文化遗产宝库门前的一只拦路虎，下决心降伏这只老虎，宝库的大门便向我人敞开，收获将是巨大的；在这只老虎面前犹豫、畏惧，不敢去碰，宝库的大门关闭着，我们的损失也将是巨大的。

2 古文有什么特点

古文有以下特点：

一、言文分离。语言学研究认为，书面语是在口语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二者相互影响又互相促进，关系非常密切。文言是在先秦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言与后世的口语逐渐拉开了距离。从汉魏到明清，由于官方的推行和科举考试的需要，读书人刻意模仿“四书、五经”的语言写诗撰文，以古雅为尚。这样，作为书面语的文言就与人们口头实际用的语言距离越来越大了，造成了言文分离的现象。

二、历久不变。一直到“五四运动”以前，文言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书面语言被人们代代相传、沿用下来，其语言成分基本未变。例如先秦时期的一些基本句式、常用虚词的用法等都在历代的文言中得到了保存，就连语言三要素中最活跃的词汇，在文言里也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有些词的古义在口语中早已消失，可在文言文中却照旧使用。虽然后世人们在模仿中难免会掺入些许当时的口语，从而给文言带来某些细微的变化，但从总体看来，文言在词汇系统、语法系统方面还是基本保持了原先的面貌。

三、行文简练。我国古代的重要典籍大多是用文言写成的，其中许多不朽的作品历来以简约精练著称。可以说文言本身就包含着简练的因素：一是文言文中单音节词占优势，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比较少；二是文言文多省略，省去主语、宾语、谓语、介词的情况很常见。再加上历代名家多注重锤炼语言，讲求“微言大义”，所以就形成了文言文严密简洁的风格。

四、古奥难懂。由于年代的久远，与口语相脱离的文言越来越艰涩难懂了。佶屈聱牙的句子，生僻古奥的词语，还有许多陌生的名目典章制度……这一切，在初学者的眼中成了捉摸不透的“迷言”。所以，给古书作注，解决难懂的问题，历来是文人学者孜孜以求的工作之一。

3 文言文和现代文的特点与不同,是什么

原发布者：是艳汤夏厅瑞

文言文和现代文的区别汉语自古以来就有文言文和白话文之分。文言文”是相对于“白话文”而言。第一个“文”，是书面文章的意思。“言”，是写、表述、记载等的意思。“文言”，即书面语言，“文言”是相对于“口头语言”而言，“口头语言”也叫“白话”。最后一个“文”，是作品、文章等的意思，表示的是文种。“文言文”的意思就是指“用书面语言写成的文章”。而“白话文”的意思就是：“用常用的直白的口头语言写成的文章”。在我国古代，要表述同一件事，用口头语言及用书面语言来表述，是不同的，例如，想问某人是否吃饭了，用口头语言表述，是“吃饭了吗？”，而用书而语言进行表述，就是“饭否？”。“饭否”就是文言文。我国的古代，所有的文章都是用书面语言写成的。所以，现在我们一般将古文称为“文言文”文言文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古人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言文。在国内，中学语文课程中，文言文的学习更是占了很大的分量。什么是文言文？文言文很精彩。这当然是无疑的。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文言文。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文明历史还是很短的，解构或者解读传统文化还是现代化的必要，因为传统智慧的继承建立于对文言的正确解读。2文言文是知识。这是对的，因为文言文已经不再是语言，它纯粹是文字。但文言文是知识，甲骨文也是知识，那为什么就不学甲骨文呢？对了，正是因为甲骨文是更原始的文字，所以文言文是进一步学习甲骨文等等传统高

4 古诗、词、文言文的特点

词的特点词是一种抒情诗体，是配合音乐可以歌唱的乐府诗。

它的严格的格律和在形式上的种种特点，都是由音乐的要求而规定的。词和诗在形式上的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点： （1）每首词都有一个调名。

如《菩萨蛮》、《水调歌头》、《沁园春》等，称为词调。词调表明这首词写作时所依据的曲调乐谱，并不就是题目。

各个词调都是“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并且各不相同。 （2）一首词大都分为数片，以分两片的为最多。

一片即是音乐已经唱完了一遍。每首词分成数片，就是由几段音乐合成完整的一曲。

（3）押韵的位置各个词调都有它一定的格式。诗基本上是偶句押韵的，词的韵位则是依据曲度，即音乐上停顿决定的。

每个词调的音乐节奏不同，韵位也就不同。 （4）句式长短不一。

诗也有长短句，但以五、七言为基本句式，近体诗还不允许有长短句。词则大量地使用长短句，这是为了更能切合乐调的曲度。

（5）字声配合严密。词的字声组织变化很多，有些词调还须分辨四声和阴阳。

作词要审音用字，以文字的声调来配合乐谱的声调，以求协律和好听。 词是按照乐谱填作的，所以，作词先要选择词调。

《词源》卷下附杨守斋（缵）《作词五要》，说作词之要有五：“第一要择腔。腔不韵则勿作，如《塞翁吟》之衰飒，《帝台春》之不顺，《隔浦莲》之寄煞，《斗百花》之无味是也。”

每个腔调都表现一定的声情。作词择调，主要就是选择声情与自己所要表达的情感相切合的腔调，使声词相从，取得声情与文情一致。

这样的词才可仿到声文并茂。——这是填词择调必须首先注意的。

否则望文生义，就会出现形式与内容乖离的毛病，甚至南辕北辙，闹出笑话。例如，《贺新郎》，是表达慷慨激昂的思想感情的。

与“燕尔新婚”风马牛不相及。如果一见“新郎”二字，就当作庆贺新婚的词调，加以滥用也就错了。

又如《寿楼春》，也不能因为其中有一个“寿”字，就认为是用以祝寿的词调，实际上恰恰相反，它的腔调是悲哀的。南宋词人史达祖，曾用以填制哀悼之词。

辨别词调声情的方法，约有下列几种： （1）根据前人记载分析：唐宋人书中凡言及词调声情，大致都可信。如宋毛开《樵隐笔录》说：“绍兴初，都下盛行周清真咏柳《兰陵王慢》，西楼南瓦皆歌之，谓之渭城三叠。

以周词凡三换头，至末段，声尤激越，惟教坊老笛师能倚之以节歌者。”这也可见《兰陵王慢》末段的声情。

可惜这类记载，在唐宋人故籍中比较少见。 （2）根据唐宋词作品辩别：这可依《历代诗馀》（清康熙时沈辰垣等所编的一部词的总集，将唐宋以来的词依调分编）诸书，于一调之下许多词中，分析总括它的内容情感，若有十之七、八相同的，即大约可以断定此调是某类声情。

如《满江红》、《贺新郎》就可用这种方法断为豪放激越一类。虽有例外，大致相差不远。

（3）根据凋中字句声韵体味：有些词情不易分析，或者有些作品感情错综复杂，可按照字句的声韵，进行揣度：大体上，用韵的位置疏密均匀的，声情必然较为和平宽舒；用韵过疏过密的，声情不是迟缓，便是急促；多用三、五、七言句法相间的，声情较舒畅；多用六字、六字句排偶的，声情则较稳重；字声平仄相间均匀的，情感必安祥；多作拗句的，情感必郁劲。 （4）根据作家流派和所处时代分辨：如豪放派词人，作词多飘逸豪放；婉约派则清婉绚丽。

—以豪放派代表，著称于词坛的辛弃疾，现存的总共226首作中，就有《水调歌头》三十五首、《满江红》三十二首，《贺新郎》二十二首、《念奴娇》十九首，这些适宜于表达慷慨悲壮、豪放雄浑 的词，即占到他全部词作的百分之五十二以上。时代的变迁和环境的变化，对词人的词风亦有较大的影响如，被称之为“婉约宗主”的李清照的词，南渡前后，便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调：前期多写闺情相思，反映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爱情的追求，明快妍丽；后期则更多的描写国破家亡的离乱生活，感慨悲凉的情感等。

文言文的特点一、言文分离。语言学研究认为，书面语是在口语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二者相互影响又互相促进，关系非常密切。

文言是在先秦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言与后世的口语逐渐拉开了距离。从汉魏到明清，由于官方的推行和科举考试的需要，读书人刻意模仿“四书、五经”的语言写诗撰文，以古雅为尚。

这样，作为书面语的文言就与人们口头实际用的语言距离越来越大了，造成了言文分离的现象。 二、历久不变。

一直到“五四运动”以前，文言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书面语言被人们代代相传、沿用下来，其语言成分基本未变。例如先秦时期的一些基本句式、常用虚词的用法等都在历代的文言中得到了保存，就连语言三要素中最活跃的词汇，在文言里也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有些词的古义在口语中早已消失，可在文言文中却照旧使用。

虽然后世人们在模仿中难免会掺入些许当时的口语，从而给文言带来某些细微的变化，但从总体看来，文言在词汇系统、语法系统方面还是基本保持了原先的面貌。 三、行文简练。

我国古代的重要典籍大多是用文言写成的，其中许多不朽的作品历来以简约精练著称。可以说文言本身就包含着简。

5 高中文言文几种句式的特点及判断方式

判断句：就是以名词、代词或名词性短语为谓语对主语进行判断的句式。

其常见的形式有以下几种： 1“……者，……也”“……，……也”“……，……者也”“……者，……”“……者，……者也”“……，……”“……，……者”等形式。如：“廉颇者，赵之良将也。”

2采用副词“乃”“即”“则”“皆”“是”“诚”“为”等表示判断。如：“此乃臣效命之秋也。”

3采用否定副词“非”表示否定。如：“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

被动句 有些语句的主语是动作的承受者，这种句式就是被动句。其常见类型有： 1“见”“……见……于”“于”表被动。

如：“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2“为”“为……所”表被动。

如：“父母宗族，皆为戮没。” 倒装句 文言中的倒装句，是相对于现代汉语的句序而言的，基于此，我们将文言倒装句式分为宾语前置、定语后置、状语后置、主谓倒装等。

1宾语前置 所谓宾语前置，就是通常作宾语的成分，置于谓语动词的前面，以示强调。如：“洎不之信”中的“之”就是前置的宾语。

宾语前置通常分为四种情况。 （1）疑问句中，疑问代词作宾语，宾语前置。

如：“大王来何操？” （2）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宾语前置。如：“古之人不余欺也。”

（3）借助“之”“是”将宾语提前。如：“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

“孜孜焉唯进修是急，未之多见也。” （4）介宾短语中宾语前置。

如：“不然，籍何以至此？” 2定语后置 通常定语应该放置于中心词的前面，但文言语句中却有很多句子将定语放在中心词之后。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

其中的“利”“强”都是后置定语。文言中的定语后置有以下几种情况。

3状语后置 文言文中，介词结构作状语往往都会置于句后作补语。如：“贫者语于富者曰”“于富者”就是置于句后作补语的介词短语。

4主谓倒装 这种情况很少，往往是为了表示强烈的感叹。 5介宾短语后置 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多置于谓语之前作状语，但在文言文中，却常置于谓语之后作补语。

省略句 文言文中，普遍存在着省略成分的情况，对省略成分的把握，有助于完整理解句子的意思。文言文中的省略句通常有： 1省略主语。

（1）承前省。如：“永州之野产异蛇，（异蛇）黑质而白章。”

（2）承后省（也作蒙后省）。如：“沛公谓张良曰：‘（公）度我至军中，公乃入。

’” （3）自述省。如：“（予）爱是溪，（予）得其尤绝者家焉。”

（4）对话省。如：“（孟子）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王）曰：‘不若与人。

’” 2省略谓语。如：“一鼓作气，再（鼓）而衰，三（鼓）而竭。”

3省略宾语。如：“可烧而走（之）也。”

4省略介词宾语。如：“公阅毕，即解貂覆生，为（之）掩户。”

5省略介词“于”。如：“今以钟磬置（于）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焉。”

一、检寻图书的钥匙。我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面对书籍的海洋，从何下手？这就要借助于古籍目录。

　　二、研究学问的向导。清代学者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目录学之所以被视为学中第一紧要，就因为它是引导治学的门径。目录学家著录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后来人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使后人明确自己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向哪一方面继续探索，以免走弯路。

　　三、指示读书的门径。读书必须利用目录。我国古代目录学家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在编写目录的同时写序和提要。这些序和提要为我们今天阅读古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它告诉我们每部书的大致内容、性质、特点、优劣得失，使我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哪些只需稍稍涉猎，哪些书中的精华值得吸取，哪些书中的糟粕应当扬弃。当然，古人衡量书籍优劣的标准不能和我们同日而语，但古人在彼时彼地的见解，对我们无疑是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四、考证学术源流。古籍目录通过小序、提要以及分类，表现一家一派之学，师承授受关系，使学术源流的发展脉络清晰可见，有助于读者由委溯源。通过目录还可以了解古代各种学术兴衰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

　　五、鉴别书籍的真伪。历代的目录都是根据当时的藏书情况著录的。这就提供了鉴别书籍真伪的依据。

　　六、考证书籍的存亡。某些书籍大约在什么时代佚失，历代目录提供了考证的线索。　　粗知一些目录学方面的常识，了解一些常见古籍目录的特点及用法，对于深入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化遗产是十分必要的。

唐代四大类书（全三册）

类书是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之资料，定方法编排，以便于寻检、徵引的工具书，兼具“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双重性质，故《四库全书总目》曰：“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　中国古代类书的编纂源远流长，一般认为，魏文帝曹丕时编纂的《皇览》乃中国类书之祖。自《皇览》以下，中国历代王朝均有述作，惜六朝以前者皆已亡佚，今传世者以成书于隋末唐初及唐中期的《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为最古。这四部类书，保存了大量的唐以前的遗文秘笈，而这些典籍十之作良知今已不传，所以在校勘古籍、辑录佚文及查找唐以前诗文贼和文献资料等方面，其作用十分巨大且无以替代。

“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学术观点：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经部，以儒家经典及其释作为主，例如《御笔诗经图》，也收录古乐、文字方面的书籍。

史部，主要收录各种体裁的史书，另纳入地理、政书及目录类图书。

子部的范围比较广，诸子百家、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军事、艺术、宗教、占卜、堪舆、命算、笔记、小说、类书等，皆入子部。 集部，则录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个人著作称“别集”，集体创作称“总集”（例如：《六家文选》）。 中国印刷术的演变：

雕版印刷发端于唐代，宋代以后成为传统中国图书制作生产重要方式。较早的雕版，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若将规格完全一样的几块版面，分别在不同的部位着上不同的颜色，重复迭印，就可产生二色、三色、四色，甚至五色的效果，称为“套印”；以套印技巧印制的书，就称为“套印本”，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彩色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用铜铸或木造成一个个独立的字体，再拼成版面印刷（图4《御制数理精蕴》），乾隆皇帝将宫中以木活字印刷的书称为“聚珍版”。石板印刷是西洋技术，在清末传入中国，因有快速、价廉的优点，很快地通行起来。 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定的名称。

1．书衣：俗称书皮，也称封皮。（修复技术规范228）是为保护书而在书的前后加的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2．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修复技术规范229）

3．书叶：按文稿顺序排列的书写、印制的单张纸叶。（修复技术规范29）

4．封面：位于护叶之后、所有书叶之前。常镌刻书名、作者、刊刻时间及地点等项内容。（修复技术规范218）

5．护叶：也称副叶，用以保护书芯或连接书衣。（修复技术规范219）一般是一张空白纸。在书名叶或前或后。

6．书芯：指书衣以内或未上书皮以前已订在一起的书册。（修复技术规范220）

7．书脑：书芯订捻、缝线以右的部分。（修复技术规范224）即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

8．书背：又称书脊，与书口相对，上下封皮相隔或连接的部分，相当于书籍的厚薄度。（修复技术规范225）即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所以称书脊。

9．书头：书籍上端切口处。修复技术规范221）又称为书首。

10．书根：（修复技术规范222用的术语叫“书脚”，解释为：书籍下端切口处，亦称书根。）有些古籍在书根上有书名、卷数、册数，但书根上这些题名不一定准确，有些是刻板时印上，有些是藏书者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护而写上去的，多半是简名。 11．书角：天头和地脚右端。（修复技术规范227）

中国史书共性特点：都是以编年史的形式存在，晋朝太康年间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也是编年体。东汉末年，荀悦撰成《汉纪》，开创了编年体的断代史。

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编年体的优点是方便考查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了解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还避免叙事重复，《资治通鉴》的成功开创了撰写编年史的高潮。

编年体盛行起来，从而产生了纲目体与纪事本末体。

扩展资料：

按时空分类

通史：连贯地记叙各个时代的史实的史书称为通史，如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因为他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历时三千多年的史实。

断代史：记载一朝一代历史的史书称为断代史，创始于东汉班固的《汉书》。二十四史中除《史记》外，其余都属断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