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简介及个人资料

　爱新觉罗·弘历(1735年-1795年在位)是雍正帝第四子，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雍正元年(1723年)被密立为太子，十一年封为和硕宝亲王，开始参与军国要务。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帝去世，弘历即位。

　乾隆帝即位后，在政治上矫其祖宽父严之弊，实行“宽严相济”之策，整顿吏治，厘定各项典章制度;优待士人，安抚起复雍正朝受打击之宗室;经济上奖励垦荒，兴修水利，蠲免钱粮，促进了封建经济的繁荣;军事上多次平定西部少数民族贵族叛乱，反击廓尔喀对 的入侵，完善了清朝对新疆和 等地区的管理，进一步巩固了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统一，奠定了今日中国的版图;文化上编修了《四库全书》等大型文化典籍;外交上乾隆时清朝继续以“天朝上国”自居，和周边属国友好往来，而对西方则坚持“闭关锁国”。他六下江南，大修宫殿、园林;大兴文字狱加强思想统治。后期宠信大贪官和|，加之乾隆帝年事已高，吏治败坏，弊政丛出，激化了社会矛盾。

　乾隆六十年(1795年)宣布于次年将皇位禅让给皇十五子永琰，改元嘉庆，自己称太上皇帝，后仍掌握实权。

　嘉庆四年(1799年) 正月初三，乾隆病逝，终年八十九岁。谥“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庙号高宗，葬河北遵化清东陵马兰峪裕陵。

　乾隆文化成就

　乾隆效法康熙帝，积极笼络汉族知识分子。乾隆元年就模仿康熙举行了一次博学鸿词科考试。南巡时利用机会接见汉族知识分子。乾隆巡幸12次，途中召试士子，试以一诗一赋，一论或一策。进入高等的，授予进士、举人，马上任为中书;是生员，就赏给举人，准予会试。

　乾隆帝汉文水平很高，能诗善画，精于骑射。清朝皇帝中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和功绩当以他为最。在他统治期间，各种官修书籍达100余种，完成了顺治朝开始编撰的《明史》和康熙下令开始编写的《大清一统志》，他又令臣下编成《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除了这些历史、制度方面的著作外，其他类别的著作，著名的有文字音韵《清文鉴》、文学《唐宋诗醇》、乾隆大阅图地理《大清一统志》、农家《授时统考》、医学《医宗金鉴》、天文历法《历象考成后编》等重要文献。图书编撰方面的最大成就是亲自倡导并编成了大型文献丛书《四库全书》，共收录古籍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了大量古典文献，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然而，乾隆毁书多，则是他的一大罪过。

　由于乾隆帝对文化事业的热心，汉学从乾隆朝愈益兴盛，至嘉庆朝，形成了著名的“乾嘉学派”。

　在建筑艺术方面，乾隆在北京及京畿保护、扩修、兴建的皇家宫殿园林，如皇宫的宁寿宫及其花园、天坛祈年殿(换成蓝色琉璃瓦)、清漪园(颐和园)、圆明园三园、静宜园(香山)、静明园(玉泉山)、避暑山庄暨外八庙和木兰围场等，其中清漪园改瓮山为万寿山，上建大报恩延寿寺(排云殿)，又建佛香阁。这些皇家园林，无不体现着清代园林文化的辉煌，是园林艺术史上的一串串璀璨的明珠。除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外，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此外，乾隆时期中国的民间艺术有很大发展。乾隆帝八十大寿时，徽班进京，中国的国粹京剧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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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善于谋求美誉，树立个人权威。乾隆初政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反映乾隆帝具有高度的政治调适力，也体现出他与康照帝、雍正帝的不同性格―刚柔相济，执两用中。

乾隆非常自大，喜欢陶醉在“天朝上国大皇帝”“千古第一全人”，并自诩为“十全皇帝”

非常傲慢，声称“天朝统驭万国” “天朝抚有四海”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等等，看不到西方科技的进步和世界潮流的发展，他对待科学的态度远不如他的爷爷圣祖康熙帝，圆明园西洋楼大水法建成两年后，本来机械提水就改成了人工提水，乾隆认为一些科学技术是奇技*巧。

乾隆非常自负，从他一生的4万多首诗重可以看出，平均每天都要作诗2-3首，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大庆的皇帝不仅仅是最高统治者，更应该是文人的精神领袖。

乾隆喜怒无常，暴戾凶残的老虎皇帝。封建帝王一言九鼎，操掌生杀大权。上至王公贵胄，下至黎庶百姓每一个人的生死，都在他的一念之间。一个帝王的暴与仁，充分体现在他对生杀大权的运用。从《清史稿》来看，乾隆可以算是一个暴戾的君王，这也是乾隆的一张不为民间所熟悉的面孔。

　　嘉业堂《二十四史》书箱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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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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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版本

　　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南监本）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监本）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绪间五省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国商务印书馆印张元济辑“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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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评价

　　梁启超评价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点校本二十四史评价

　　点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

　　点校本动员了全国史学家许多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于1978年全部出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二十四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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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内容

　　史记

　　汉·司马迁著，130卷。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庇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序中写道，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东汉·班固著，100卷。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详细的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著，120卷。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

　　西晋·陈寿著，65卷。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可惜的就是内容太少。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

　　唐·房玄龄等著，130卷。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宋书

　　南朝梁·沈约著，100卷。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为沈约所撰。全书一百卷，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作者根据何承天、徐爱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

　　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之后。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记三国以来地理沿革并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

　　《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有分类开录，并保存有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父沈璞，刘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乱中被害，沈约时年十三岁。少年时代，沈约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他笃志好学，读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属诗文。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岁，谥曰“隐”，后世亦称“隐侯”。

　　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著，59卷。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梁书

　　唐·姚思廉著，56卷。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又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字简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陈书

　　唐·姚思廉著，36卷。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撰写的。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书》中的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魏书

　　北齐·魏收著，130卷。

　　《魏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徙，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氐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珪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珪解散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

　　拓跋时就曾命令邓渊撰《代记》十卷，按年月编次本朝史事。太武帝拓跋焘神嘉二年，诏撰《国记》，由崔浩定为编年体，成书三十卷。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分别由后人取其它史书补足。

　　魏收，北齐钜鹿下曲阳人，字伯起，小字佛助。他机警能文，与温子升、邢子才号称三才子，但生性轻薄，人称“惊蛱蝶”。他奉命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

　　北齐书

　　唐·李百药著，50卷。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李百药（公元565--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药从小好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贞观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岁。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严重，现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

　　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著，50卷。

　　《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令孤德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乱事遍起。出身于北魏北方六镇中武川镇的宇文泰，率领一批以武川镇人为主的鲜卑族军队，联合关陇地区的汉人豪族武装，建立起西魏政权。后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称北周。西魏、北周这两个前后相续的政权，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天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与东边的东魏、北齐和江南的梁、陈成鼎足之势。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隋书

　　唐·魏征等著，85卷。

　　《隋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

　　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

　　南史

乾隆年间，此纸的制作加工更加精良，有的成为宫廷专用纸，代表着当时制纸的昀高工艺。此纸优美细腻的纹质、清淡雅致的地纹以及恰到好处的润墨性，使它成为当时风雅、富丽、珍贵、精致的代表，具有很高的艺术收藏价值。

乾隆作为在位最久的皇帝，到底有哪些贡献呢实际上乾隆对清朝的艺术审美推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乾隆皇帝拥有完美主义者的一切特点，难道乾隆是处女座的人么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乾隆一生写过4万多首诗，而且还喜欢在别人的作品上留下自己的署名，虽然乾隆的诗和字画都不怎么有名，但作为评判家和欣赏家也没什么影响。我自己画不出来，不代表我就不能评价别人的作品了，是这个道理吧。

从乾隆性格上来看，其属于典型的完美主义，在为政选人用人，和个人艺术创作的审美上均追求完美无缺。那么作为皇帝的他，由于完美主义，这样的身份和性格会带给他什么样的审美结果呢那就是利用他的政治资源，大搞收藏，大肆编纂诗歌集子，将历代所有珍贵宝物纳为己有，任意涂鸦修改。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在处死甘肃特大冒赈案主犯王亶望后，竟然对一件小事念念不忘，却又不好开口，只是命令闽浙总督陈辉祖迅速对王亶望抄家，并将查抄物件立即运回北京。原来，一年前，乾隆七十大寿的时候，王亶望向他进贡了一份大厚礼，几乎件件都是珍宝，一向挑剔的乾隆，对此非常满意。只不过，按照当时进贡的潜规则，有进九回三的惯例。乾隆百般琢磨后，将一对玉瓶和一座玉山子玉料退给了王亶望，可是退回之后又非常后悔，正好赶上王亶望案发，乾隆立马将自己的遗憾挽回来。虽然两件珍宝又被陈辉祖藏匿，在大臣阿桂和福长安的追查下，终于水落石出。原来王亶望的宝物不仅乾隆喜欢，陈辉祖更是垂诞不已，为此掉包而最终丢了性命。这种皇帝和臣下争宝的事情实数历史罕见，却反映出乾隆处处强调的盛世大丰收衍生出的大收藏、大占有的心态。

一

“大”收藏家

与早期的励精图治相比，从乾隆四十一年开始，六十六岁的乾隆更加注重追求物质和精神享受，尤其是对古玩珍品的追求简直到了狂热的地步。从写诗到绘画，甚至早年还学过西洋翼琴，到迷恋昆曲，无一不说明乾隆的文艺范非常全面，但是与这些爱好相比，他最喜欢的还是收藏各种古玩。由于这些私人享受与政治相冲突，乾隆早期对此只能保持距离。刚登大位时，乾隆特意下诏书说，自己身在丧中，无心享乐，各地大臣在三年之内停止进献任何贡品。此后三年乾隆依旧要求各地不允许进贡说，各地官员给我送珍品，无非是想跟我联络感情，“殊不知君臣之间，惟在诚意相孚，不以虚文相尚。”同时他进一步阐述说：“你们做督抚的，如果真能为国计民生操劳，公而忘私，我肯定要对你们进行奖赏，如果不知道工作天天就琢磨进贡取悦我，那么这样的人早被我所抛弃了。”《乾隆起居注》

乾隆执政中期后，这一规定，逐渐被打破，甚至掀起了一场国家级赛宝大会，全国的一流珍宝如潮水般涌进了乾隆的收藏室。六十六岁这年，乾隆特意去山东进行一次“寻宝”，从收到的斤数和种类来看都达到了最大突破。什么“乌云豹一千张，银鼠一千张”重量可想而知。小玩意更是花样繁多，“洋瓷小刀三十六把、海龙帽沿五十付，象牙火镰包三十六个”几天后又收到各种鼻烟壶几百个，套蓝福寿带钩二十个等等，粗鲁统计大大小小物件近万斤。一时之间，收礼的乾隆忙的不亦乐乎也大为疲惫。在此后，他开始重用“进贡能臣”，同时引领了腐败大潮开始席卷全国。与雍正相比，乾隆的造办处规模更大、人员更多，设计的种类样样俱全。他成立了“养心殿造办处”，由于“作”的数量过多，乾隆亲自进行分类：将匣作、裱作、画作、广木作为一类，将木作、油作、雕变作、旋作、刻字并为一类等等。总之乾隆对造办处投入了巨大物力财力和自我精力。不仅如此，造办处生产的漆器还是不能满足宫廷需求，由于乾隆对漆器要求极高，认为这件工作只有“苏工甲天下”的苏州织造才能做好，特意将身旁官员调往苏州造办处担任主管。令乾隆满意的不止苏州的脱胎漆器，苏州所制的雕漆器更让乾隆能够夸赞“好”非常不易。为此乾隆特意下发旨意：“南边现在做雕漆活计，俱要酌量地方刻款。”只有乾隆认为“好”才能镌刻年款。漆器的制作在当时可归纳为“命活”和“节活”。

“命活”就是做何物，做什么样式，装饰什么花纹，这些都要按照乾隆旨意完成。乾隆对漆器要求严格而又规范，凡是他旨意要做的物件都需要承作者先“画样”、“做样”或者“贴样”，得到乾隆“准样照做”之后才开始动手。乾隆得到满意的漆器的同时也付出了较大财政支出，甚至感叹说：“南匠所食钱粮比官员俸禄还多”《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

既然花这么多钱，乾隆认为就要拿出更好的物件，由于他十分内行和挑剔，对所呈送的东西往往提出批评。如“大蒙古包内地平宝座屏峰”时，乾隆传旨意说：“大蒙古包内地平宝座屏峰俱各糙，着传与海望往细微里另做漆的……地平屏锋宝座再有磕碰之时不依，钦此。”类似种种批评警告甚至罚款屡见不鲜。

乾隆对饮食用具要求更是严格，他认为，只有极端精致考究的餐具才配得上皇家气派，尤其皇帝的饭桌需要上百道菜，虽然大部分不吃，却放在那里形成一道独特的皇家气派。乾隆的饮食餐具多以金、银、玉、瓷、玛瑙等，与其说是生活品不如说是奢华的工艺品，乾隆数次对制碗提出要求：“交红漆彩金穿花凤碗十六件，传旨：着镶口漆里。”乾隆早期将完美主义发挥到极致，对于需要落款签名的物件往往指名点姓要某位翰林题写，从细节上着眼是乾隆对造办提出的整体要求。

与雍正审美相比，乾隆审美更广阔全面，从整体风格来看，走了多个极端，主要以大色彩着手，出现了一大批精雕细刻，做工越复杂越好，颜色越多重越好，用料越奢华越好的作品，以至于很多作品让人感到太俗艳，甚至怀疑乾隆的审美水平为何如此之低乾隆似乎对后人的评价早有心理准备，他曾说：“玩物丧志一言皆可以概之而有不然者。盖古之物朴于今。今之物华于古。”接着他又补充说：“崇尚朴实和今天的崇尚华美与品位和失德毫无关系。”翻译现在的话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而乾隆的这种追求极端华美艳丽更是表达了他一心开创盛世的陶醉心态，只有这样才能与盛世国家风度相匹配。值得一提的是，乾隆时期的玉雕艺术达到了一个高度，如唐代白居易的《会昌就老图玉山》的玉雕，重达820公斤，另一件作品是刻画大禹治水，重达5000公斤，乾隆认为，之所以耗费巨大财力雕刻玉器，是因为玉器比其他材料的制品更为实用和经久耐用，同时他不无自豪的说，这些玉石雕刻所用的玉料都来自新近并入大清版图的新疆，这恰恰是说明他的盛世心态的反应。用大器表达大气，用艳丽表达繁荣，这些都是乾隆的审美原因。

除此之外，乾隆对园林的喜欢和建设非常用力，光是北海工程就花费30年之久，最终才达到乾隆的“四面之景毕备”的完美要求。“三山五园”中的圆明园到了乾隆时期耗费大量财力和心思，乾隆非常自负地说：“天宝地灵之区，帝王游豫之地，无以逾此。”除此之外，乾隆的审美之眼已经开始走向世界，以至于乾隆接待英国马戛尔尼访问团所赠送的礼物时表达了诸多的不屑，对此评价说：“现今内府所制仪器，精巧高大者，尽有此类……至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虽然有许多自大，却也反映出乾隆对外国的东西并不陌生，甚至是看着英国手表长大起来的。乾隆七十大寿时，在北京附近进贡的各藩属国进贡车辆多达三万辆，那些珍贵的易碎贡物用人担，骆驼驮，还有装在轿子里的更是不可胜数。“每车引马骡六七头，轿或者联杠驾四骡，上插小黄旗，皆书进贡字。”一时之间，乾隆的珍宝堵塞了北京城，以至于晚上还在排队“篝火相望，铃铎相望，鞭声震野外。”《万国进贡记》

二

“大”诗人

乾隆晚年事事追求完美，自号“十全老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自己的伟大和完美无与伦比。从和历代帝王排行榜比疆域到人口，后来是比政治安定，比军事成就;在所有大事项比完之后，他就和历代帝王比年龄;比在位时间，最后是比儿孙数目，这些都是盛世心态下完美主义造成的。他的所有藏品数量和质量确实达到了空前数量，几乎收藏了当时所有一流珍品。

除此之外，当弘历成年后封他为宝亲王。雍正在谕旨中这样表扬他说：“皇四子为皇考钟爱，今年岁已二十外，学识增长，朕心嘉悦。”这个结论得到他的老师蔡世远的印证：“皇四子(弘历)无日不酌古准今，朝吟暮诵，无日不构思抽秘，据案舒卷。”《乐善堂文抄序》他是历史上著名的“大”诗人，这个大，是数量上的“大”，其诗作规模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良好的学习习惯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然而却在漫长的政治生涯衍生出“作诗成癖”的习惯。据统计，他在位60年，所作的诗高达41800多首，这其中还不包括即位之前的《乐善堂集》和退位三年后所作的篇什。拿康熙年间编印的《全唐诗》来说，梳理精细，洋洋大观，共900卷，收集了唐代300年中2200多位诗人的作品，一共也才有48万多首而已。但从数量来看，倒也能解读出乾隆惊人的意志力和作诗的持续规律性。

乾隆喜欢写诗是发自内心的，他自己曾说：“若三日不吟，辄恍恍如有所失。”乾隆作诗出手极快，基本是不假思索，提笔就来。这也造成了其数量之多，绝大作品都非常平庸的主要原因。

甚至他的诗作绝大部分缺乏诗歌应有的境界和品位，有的诗作非常难于理解。对此问题乾隆并不是不知道，但却自己给出了一个很超然的理由：“岂必待研警句，兴之所至因笔拈”。

他经常说自己“平生结习最于诗”，也知道别人会嘲笑他“笑予结习未忘诗”。对于他终生自己的“文治”上，曾总结说：“有点闲暇，没有别的娱乐爱好，往往写诗和古文赋，文赋不数十篇，诗则托兴寄情，朝吟夕讽，其间天时农事之宜，山川名胜，风土淳漓，莫不写进入诗，记其大概。”

乾隆写诗形态更像短日日记和今天的微博、朋友圈刷自己帝王式的存在感。要知道盛世必须有文治，而这个头，他就亲自来带。很确定的就是乾隆写诗避免写风花雪月，主要围绕政治建设方面内容为主，“予向来吟咏，不为风云月露之辞，每有关政典之大者，必有诗记事。”除此之外，他对民生农业方面也曾写过费解的诗句：“阁报例应隔日至，均称二寸雨欣滋。然斯乃谓十八彼，料彼未知旬九斯。”对于这种难解的诗作，也只有乾隆亏他想的出来。幸好他给了解释：“照例两天一次收到北京送来的阁报，阁报中说北京下了两寸雨，他感到很欣慰，可是又接到直隶的报告没说易州在十九日下雨四寸，易州和北京的雨量不一样，北京所报的是十八日的情况，大约还不知道十九日的情形吧”。

乾隆写诗也不是一开始数量就非常惊人，在早年励精图治时，作诗的数量并不多，在登基之初说自己：“一边批奏折一边忧心忡忡，哪有什么心思写诗”《御制诗初集》

有时候，乾隆的诗并非都是他自己一人完成，有时兴之所至吟哦一两句，下边却不知道写什么了。影视剧画面对此有着生动写照。乾隆带着和珅看风景，于是吟哦：“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后卡壳了，和珅笑眯眯地接出下句：“飞入草丛都不见”。虽然是艺术加工，但却生动还原了乾隆写诗的多个侧面。对于文臣帮他写诗，乾隆倒也并不忌讳说：“自今以后，虽有所著作，或出于词臣之手，真赝各半，且朕不欲与文人学士争巧，以贻后世之讥。”《御制诗初集》

虽然他的诗作被群臣吹捧为“神品”，但乾隆对此还能保持一定自知。他个人很喜欢杜甫诗风，在乾隆众多写实民生的诗作上，虽然文辞并非如何华美，但却也很是感人。有时天气久旱不雨，他的诗里也表现出焦灼心情：“人穷反本呼天吁，旱甚因谁责己知。”他在一篇诗注曾写下自己的状态：“每日宫中在上帝及龙神各处拈香拜祷，几于坐卧不宁。”《御制诗五集》除此之外，乾隆在品评书画，鉴赏文玩，题写版本刻石及日常听政、批折子、祭祀等等均有所涉猎，虽然很难把乾隆定位为“大诗人”，但却可以将其形容为“政治诗人”乾隆性格属于完美主义，除了在乎“十全盛世”，和历代皇帝比年龄、功业、子孙外，乾隆还有一个没明说的“比颜值”。乾隆身材很好，高大却并不威猛，从他的各种署名作品来看，他更愿意把自己包装成“艺术中人”，颜值好，品位高大上的完美男子。乾隆18岁开始学习绘画，但是从仅存的作品来看，其绘画资质平常，乾隆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每当臣下阿臾其绘画水平时，往往被乾隆打断。

但这并不能减低其对绘画的喜欢，尤其是在绘画自己画像时，他召集了40多名画师为他绘画帝王标准相。乾隆在其画像明确提出不能使用深绿色画布，对画中的布局和细节均有明确要求。在众多画师中他比较细化耶稣会的外国画师，认为他画的更生动，更有精气神。对于乾隆找他画像，另一位外国画师在其笔记中有着记录：“三日晨，皇帝屈尊前来见他。他想看看那些业已完成的画作，结果发现两幅关于他的人物画中，他的身体都略向后方倾斜，他要求立刻纠正这一错误，为了帮助画师，他甚至坐到王位上摆好了姿态。他把他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让画师按他意见画。”

为了画一幅展现乾隆“骑射武功”的威猛图画，乾隆先自己绘画了一副骑马追虎图，然后让画师对骑手(他自己)的姿态加以润色。几天后，乾隆又让画师给他绘制一幅全身肖像画，同时又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为了美化他的形象，在画中他的头要比实际更大一些。”《耶稣会士王致诚》。在诸多个画像中，乾隆所展示出来的都是一个书斋中的文人形象，其四周是典雅的画卷和作为文人标志纸墨笔砚等物品。在这些画像中，乾隆往往身着汉族文人宽松飘逸的长袍，而非满洲宫廷服装，以此将其塑造成了一个汉人文化经营不乏高大秀美的形象。乾隆之所以如此喜欢自我画像，除了自己的自恋外，更要在历史上留下一个风度翩翩与众不同的帝王形象。

三

“大”面试官，选官先看脸

在选拔官吏时，乾隆延续了其父选官的路数，大体还是停留在第一印象上的观感，常以自己所谓的面相术和以往评判人的经验评价官员，并随手批注在引见的“履历片”上。在看了江西官员后，乾隆写下：“身材瘦，健康，有武将风”，陕西人宋攀隆：“老实人，汉仗，去得”。当看到叫周琬时还说他有点可怜：“瘦长，人可怜见的，中平，好，汉仗”《清高宗实录》有的官员还被他形容成：“碎相貌卑微、小材料”在其点评的字眼中，多见“似”或“似好”在语气上有不确定的成分存在，这些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在给庞大的官僚队伍面试时，这种“以貌取人”显然缺乏合理根据。

在选拔武官时，乾隆更在意对方的身高甚至体重，以此定义能否被使用。在看了韩良乡后，觉得非常不错，但是由于不托底，只好这样批注：“总兵中不多见的，在谭行义何勉之间，将来可用提督，须慢些更好。”查郎阿在面试时，乾隆看后给出：“中上，人有福像，识字”，这一模糊评价。有的被乾隆看过后，觉得面相不好，人样子也不好，便草率下结论说：“中平，无甚出息，只可参将而已。”

有时乾隆也要将当朝重用人物将面试对方进行类比，在看了一个姓钱的官员时这样说：“貌似富德傅魁之间，人似有为，爽快，若不用巧，大有出息，再看。”乾隆十三年(1748)十月内用陕西守备，“出力，好人，平常，像回子巴得明，人鬼些，小材料，不识字，中下。”在以貌取官后，乾隆随着经验积累，逐渐也看内在特质，有时甚至以识不识字，或是文化程度高低来评判，比如“少识字、中上”和“人平常、相貌好，识字，看下文书”、“糊涂人，胆量似好，不识字，中下”等等评判。《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

此外，当时能够掌握少数民族语言的官员印象很好，有时这些都能在面试中加分，“此人似可，满洲话尚好”。乾隆早年风度较好，收获许多“宽仁”的美名，对于督抚们推荐的大员，即使看了不满意，也都留有情面，加以使用。如在看了补授陕西略阳营守备时说：“麻子，人甚平常，怡亲王说好，似夯出力之人，中中。”乾隆四年三月，在看了张良弼后，在评语中这样写道：“中平，人去的，将来副将可用，亦止可到将而已，策楞宝具，一等才技兼优，办事强干，惟觉逞才管兵过严。”因为有些官员不懂礼数，乾隆看了非常反感，在看了甘肃后营守备后很不满意，“中平糊涂，不晓事，引见时低着头，全不懂”这样的评价让此人彻底划上仕途终止符号。

乾隆以貌取官有时自己也会发现这种短板局限，如以前看到几个副将很满意，觉得他“人明白，去得，很少识字，中等人。”过了几年再次引见时，竟觉得非常不满意说：“粗夯无能，竟不满意，引见时未细看，错了。”

这样的例子还不是一个，甚至出现很多反反复复，如在看一个叫杜恺的人，一开始评价相当好：“着是好的，将来可望成人，亦可升用，上中”一年后，再次召见时，乾隆完全颠覆否定了自己当初评价：“人假些，喋喋利口而已，看来无甚出息，向日看错了”。总体看来，乾隆的眼里很少出现让他眼前一亮的人才，这与乾隆天生的尊己卑人的优越感有关。，也让人看到了乾隆盛世下的审美眼光。

以下是有关乾隆的一些野史和个人简介，希望对你有用

清朝人物简介---乾隆皇帝

清高宗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年），雍正皇帝第四子,清朝入关后第四位皇帝。他在将清朝的康乾盛世推向顶峰的同时，也亲手将它带向低谷，他是影响中国18世纪以后历史进程的重要皇帝。

弘历是雍正帝第四子，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生于雍亲王府。雍正十三年（1735年）即位，年号乾隆。

弘历幼年天资聪颖，颇受皇祖康熙帝宠爱，曾为其慎择良师，进行多方面教育。雍正元年（1723年）被密立为太子，十一年封为和硕宝亲王，开始参预军国要务。

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帝去世，弘历即位。由此，他站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至高点，开始施展其“文治武功”。

乾隆帝的“文治”表现于他在政治、经济上的作为和文化上的贡献。

乾隆帝即位后，政治上矫其祖宽父严之弊，实行“宽严相济”之策，整顿吏治，厘定各项典章制度，优待士人，安抚雍正朝受打击之宗室。经济上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全国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之势。从乾隆初年至中期左右，是乾隆帝政治生命中最有活力，备受后人称颂的时期。后期倚重于敏中、和珅，尤其宠信贪官和珅，加之乾隆帝本人年事已高，致使吏治败坏，弊政丛出，贪污盛行，使乾隆帝辉煌的一生罩上了阴影。

乾隆帝儒雅风流，一生著文吟诗，其诗作竟达四万二千余首，几与《全唐诗》相埒。又重视文物典籍的收藏与整理，令将内府珍藏编成《石渠宝笈》、《西清古鉴》等。乾隆帝最突出的文化成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编纂巨帙《四库全书》。然而与此相悖的是他大兴文字狱，焚毁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文化典籍，使其“文治”黯然失色。

乾隆帝还曾六下江南，六莅五台，奠孔林等，数十次木兰秋狝，多次于避暑山庄宴见西北边疆少数民族首领，这些举措对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安定边疆产生了重要作用。但乾隆帝的视角还仅限于中国本土，对同时期已经蓬勃发展的欧洲各国的科学文化尚无足够的认识。

乾隆帝的“武功”主要是对边疆的战事，虽有胜有负，有义与不义，然而他皆自诩为“十全武功”。

乾隆帝执政60年后，虽禅位与其子颙琰，但又以太上皇的身份进行了3年统治。他不仅是中国历代帝王中寿命最长的皇帝，而且也是实际执政时间最久的皇帝。

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帝去世。卒谥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庙号高宗。葬河北遵化清东陵之裕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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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

乾隆帝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卒于嘉庆四年（1799）。他是雍正的第四子，在位60年，退位后又当了三年太上皇，终年89岁。

乾隆即位之初，实行宽猛互济的政策，务实足国，重视农桑，停止捐纳，平定叛乱等一系列活动中，充分体现了他的文治武功，乾隆帝向慕风雅，精于骑射，笔墨留于大江南北，并是一个有名的文物收藏家。清宫书画大多是他收藏的，他在位期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其卷数是《永乐大典》的三倍，成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

但乾隆为人重奢靡，晚年时国库财用耗竭，并重用贪官和绅，以至农民起义在其晚年也已层出不穷，是清王朝从强盛走向衰败的标志。

乾隆皇帝下江南，纪晓岚随行。一路上，乾隆经常出一些难题命纪晓岚答对，纪晓岚能巧妙地完成。 一天，他俩登上长江岸边的一座酒楼，欣赏江景。乾隆忽然心血来潮，要纪晓岚即景做一首绝句，诗中必须包括十个一字。纪晓岚唯唯领命。他走进临江的窗户，放眼望去，但见秋雨如丝，江面上雾影蒙蒙，往来的船只很少，不远处，岸边泊着一条小船，一个渔人戴笠披蓑，正在垂钓。纪晓岚略一沉思，便念出了二句诗：“一蓑一笠一渔舟，一个渔翁一钓勾”。乾隆见纪晓岚两句诗便用了五个“一”字，不觉颔首微笑，表示赞许。谁知纪晓岚只做了前两句，后面两句却做不出来了。他捻须皱眉，苦思冥想，搜索枯肠，终难在下面两句中再安上五个“一”字，乾隆见他做不出来，不觉把桌子一拍，笑道：“今天也难倒你啦！”说罢，又哈哈大笑。纪晓岚连忙跪下，道：“启禀圣上，臣有了。”乾隆住了笑，忙道：“快讲来！”只见纪晓岚不慌不忙地念道：“一拍一呼还一笑，一人独占一江秋《四库未收书辑刊》简介

《四库未收书辑刊》是一部大型中国古典文献资料

丛书，全书为1 6 开本3 0 1 册，每册约8 0 0 页，全

部采用进口材料印制，内文纸具有防虫蛀功能，精装、

烫金。9 8 年1 0 月印完1 至6 0 册，9 8 年1 2 月印

完1 至1 5 0 册，9 9 年印完全部3 0 1 册。

清乾隆皇帝曾组织了全国的大学者，动用了大量的

国库资金，编修了规模宏大的古代文献资料丛书- - 《

四库全书》。由于乾隆皇帝出于统治者的需要，把大量

的不符合他的口味的经典文献或篡改后编入《四库全书

》，或打入冷宫，更有相当一部分被销毁，因此，《四

库全书》的局限性相当突出。但《四库全书》的功绩是

主要的，它对中国古代文献的保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四库全书》，许多典籍不可能留

存到今天。

乾隆以后至民国成立时的2 0 0 多年间新出的大量

典籍再没有人进行系统的编辑整理，由于战争、自然灾

害等原因，许多著作已失传，或散落世界各地，有些已

成孤本秘笈，有些虽非孤本，但为数极少，成了一些图

书馆的珍藏本，只见其名，不能阅其书，失去了图书为

大众阅读， 传播知识的实际意义。 随着社会的变迁

与动荡，毁于一旦者将难计其数。《四库未收书辑刊》

正是为挽救文化遗产、弘扬传统文化、保存典籍、古为

今用的需要而诞生的。

《四库未收书辑刊》由刘享龙先生个人出资2 6 0

0 万元；国际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老先生担

任首席学术顾问；著名方志学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傅

振伦老先生担任名誉主编；中科院图书馆古文献学、版

本学、目录学家罗琳先生担任主编，收集2 0 年代3 0

余位国学大师们挑选的，清四库馆臣未见之书和乾隆已

降新出之典籍，沿袭《四库全书》之分类和体例进行编

修。所收之书不与现行四库诸书有重复收集之处，而且

坚持“尊重历史，修旧如旧”的原则，让古代文化以其

真实、客观的面貌再现在今人和后人面前。《四库未收

书辑刊》的出版，才真正让《四库》全了起来，《四库

全书》只有与《四库未收书辑刊》一起，才能构成中

国古典文献大全。因此，我们毫不夸张地说：

《四库未收书辑刊》+ 乾隆皇帝= 历史中国

《四库未收书辑刊》是图书馆、图书收藏家和专家

学者难得的珍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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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位赫赫有名的皇帝。他在康熙、雍正两朝文治武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社会经济文化有了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

乾隆的一生，为后世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故事，其中人们最爱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的身世了。首先乾隆究竟生在哪里？

乾隆自己认为，他生在雍和宫。雍和宫坐落在北京城的东北，是著名的喇嘛庙。在康熙时代这里不叫雍和宫，而是雍亲王府，也就是雍正做皇子时的王爷府。

乾隆曾经多次以诗的形式表明自己是生在雍和宫。在一首雍和宫纪事诗中，乾隆更明确地写到：“斋阁东厢胥熟路，忆亲唯念我初生。”这里，乾隆不仅认定自己诞生在雍和宫，而且还点出了具体的出生地点，就在雍和宫的东厢房。

可是，就在乾隆皇帝还在位的时候，就有人对乾隆皇帝的出生地有不同的议论。朝中有一个官员叫管世铭的，到避暑山庄的时候，写了三十首诗，其中有一首诗，就涉及乾隆皇帝的出生地：“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衷。”管世铭在这首诗的后面有个小注，这个小注说：“狮子园是乾隆皇帝的诞生地，因此乾隆常常到先帝雍正驾崩的忌日到那里小住几天。”

这狮子园，是承德避暑山庄外的一座园林，因为它的背后有一座形状像狮子一样的山峰而得名。管世铭等一些朝野人士认为，这个园子才是乾隆的降生地。

大概是乾隆在晚年对自己出生地的流言蜚语有所耳闻，他在72岁那年正月到雍和宫拜佛后写诗作注说：“余实康熙辛卯生于是宫也。”他说，我确实是在康熙辛卯年生在这雍和宫。

乾隆79岁那年正月，到雍和宫拜完佛，又写下一首七律《雍和宫瞻礼》，在注释中他不但再一次重申，他的确是在康熙五十年生于雍和宫，而且在那里生活了12年。

在嘉庆刚登基的那年八月，乾隆以太上皇的身份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跟随去了，而且写诗庆贺，在诗的后面，做出这样的注解，说康熙老太爷在辛卯那年题写了“避暑山庄”的匾额，皇父乾隆也是恰好在这年降生在山庄。第二年，乾隆又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再次写诗祝寿，在诗文的注释中把“皇父”的出生地说得更明确了。他明明白白地写到：皇父在辛卯那年诞生于山庄。

嘉庆这两次写的诗和注释表明，在他看来，“皇父”乾隆生在热河是一件确凿无疑的事。

可是，过了十几年以后，嘉庆又放弃了这一看法。原来清朝每一位皇帝登基以后，都要为他的皇父撰修《实录》和《圣训》。

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嘉庆皇帝命令朝臣编修乾隆的《实录》和《圣训》。嘉庆在审阅时发现，这两部非同小可的文献典籍，把“皇父”的出生地都写成了雍和宫。他当即命令编修大臣认真核查。

这时，翰林出身的刘风诰把乾隆当年写的诗找出来，凡是乾隆自己说生在雍和宫的地方都夹上纸条，送给嘉庆审阅。面对白纸黑字，嘉庆开始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嘉庆只好放弃狮子园说法，批准在《实录》和《圣训》里写道：“……以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