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政自杀前“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遂以死。”（《战国策》）为的是不牵连自己的姐姐，讲的是“悌”三字经中说“首孝悌，次见闻”，而他的姐姐说：“妾其柰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大惊韩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于邑悲哀而死政之旁。（《史记》），后来其他国家的人听说了纷纷称赞聂政的姐姐是烈女，而他们姐弟的这种行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孝悌的观念和义的精神。

聂政的事迹在史记和琴操都有记载，但是行刺的原因和过程却不相同。

根据史记记载，战国时严仲子事韩烈侯，因上奏宰相侠累的过失，怕被报复，找上聂政，想先下手为强。严仲子用黄金百镒为聂政母亲祝寿，聂政不受，并辞以母在，身未敢许人。

后来聂母过世，聂政为酬知己，主动去见严仲子，严仲子要帮他安排帮手，聂政说人多口杂，难以成事，只身前去狙击。趁君臣聚会东孟，杀侠累，力战至死。聂政自知无法脱困，怕连累亲人遭到族诛，反以剑自毁颜面、削双目，再切腹自杀。

死后被曝尸于市，千金悬赏，却无人能指认。一直等到他姊姊前来认尸，说：“此轵深井里聂政！他怕连累我，自毁容貌，我怎么能因为怕死，让弟弟无名而终！”说完就在其弟尸旁自尽。

根据东汉蔡邕琴操记载战国的时候，聂政的父亲担任了为韩哀侯铸剑的任务。可是，他超过了工期却没有完成，韩侯就下令杀害了他。当时，聂政还没有出生。聂政长大成人后，他的母亲告诉了他父亲是怎么死的。从此，聂政发誓为父报仇，刺杀韩王。

聂政习武学剑，以泥瓦匠身份混入韩王宫。遗憾的是，首次行刺未成。于是聂政逃进泰山，与仙人习琴。怕被人认出，就改变容貌。漆身为厉，吞炭变其音，还拔掉（或者说击落）所有牙齿。后来，苦练十年弹得一手好琴，辞师回韩国。

聂政重回韩国，弹琴时观者成行，马牛止听。聂政名声大起来之后，韩侯下旨召聂政进宫弹琴。为避开禁卫搜查，藏利刃于琴内，神态自若步入宫内。面对自己的杀父仇人，聂政使出浑身解数抚琴弄音。仙乐般的琴声，让韩侯和他周围的卫士们听得如醉如痴，都放松了警惕。聂政见此时机，抽出琴内短剑，猛地一扑，韩侯猝不及防，当场被刺死。聂政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无人能辨刺客是谁。

聂政死后，悬尸街市，并且为了他的名字重金悬赏，以灭其家族。聂政的姐姐聂荌听说有人把韩国的相国刺死，却不知道凶手到底是谁，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的姓名，街上摆着他的尸体，悬赏千金，叫人们辨认，于是她到韩国都城，死者果然是聂政。于是她抱起尸体失声痛哭：“他就是聂政啊！聂政所以承受羞辱不惜混在屠猪贩肉的人中间，是因为老母亲健在，我还没有出嫁。老母享尽天年去世后，我已嫁人，严仲子从穷困低贱的处境中把我弟弟挑选出来结交他，恩情深厚，我弟弟还能怎么办呢！士为知己者死，就是因为我还活在世上，所以才自毁其容，使人不能辨认，以免牵连别人，我怎么能害怕杀身之祸，永远埋没我弟弟的名声呢？”。聂荌高喊三声“天哪”，终因过度哀伤而死在聂政身旁。现在河南省济源市仍有聂政墓遗址。

后世传有《聂政刺韩王曲》，就是《广陵散》，被琴家广为弹奏，据说弹得最好的是魏晋竹林七贤中的嵇康，用以表示对聂政的敬仰。

聂政的故事，最早见于《战国策》第二十七卷“韩策二”记载说：韩哀侯时，大臣严仲子与丞相侠累“二人相害”，严仲子为躲避侠累的迫害逃亡齐地濮阳。在这里，他结识了从轵深井里（今济源轵城）来此以“狗屠”为业的聂政。聂政仗义豪爽，“勇敢士也”，严氏便“奉黄金百镒”，“具酒觞聂政母前”。聂政惊讶，问严何以厚礼待我一穷“狗屠”之人？严答“臣有雠”，“闻足下义甚高”，故相交，求助也。聂政说：“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谢绝了严仲子的厚礼。过了许久，老母下世。聂政服孝完毕，就主动找　到严仲子，坦言相告：阁下如此善待下人，令人感动。前不敢答应您的求助，是因为家有老母；“老母今以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于是，严仲子把他与侠累的仇怨告诉了聂政，请他刺杀侠累。二人经过筹划，聂政只身携剑赴韩城，利用“东孟之会”的机会，杀进韩宫，一举刺杀了丞相侠累，并“兼中哀侯”。随后聂政毁容自杀，为的是不让人知其真面，牵连他人。韩当局把聂政遗体陈于市井，“县购之千金”，以查清刺客身份。政姊闻之，认为不能“灭吾弟之命”，就远道而来韩城认尸。她抱尸大哭，当众诉说道：“此吾弟轵深井里聂政也。”他做了如此英勇的事，又毁容自杀，是因为担心姐姐受牵连。但是，“夫爱身不扬弟之名，吾不忍也”。她为弟扬名之后，亦自杀在弟尸之旁。

大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是在悲愤人生中撰著《史记》的。由于他深感世态炎凉，人情淡薄，就更加敬重和怀念那些舍生取义、信守承诺的英雄人物。所以，他要为这些英雄立传。在《史记》中他以浓墨重笔和饱满的热情，写出了千古传颂的《刺客列传》。

在《刺客列传》中，共记述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位英雄，集中宣扬了一个主题思想，即“士为知己者死”。特别是在聂政、荆轲两传中，司马迁把这一主题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司马迁著《史记》，不仅要参阅国家的文书档案和当时流传的文献资料，还走遍祖国名山大川，考察古迹，采集民间传说，去伪存真，去粗存精，因此他笔下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就更完整、更准确、更生动。

我们把他撰写的聂政的故事与《战国策》的记述相比较，我们就可深感如此。《战国策》记述聂政故事，是在叙述“韩累相韩”，侠累、严仲子“二人相害”事件时展开的。全文不及千字，故事情节亦显平淡。而太史公则是明确地为聂政立传，开首就点明传主大名，“聂政者，轵深井里人也”。然后再交代严、侠矛盾，以聂政刺韩为主线层层展开。故事跌宕，情节生动，把聂政“士为知己者用”、“士为知己者死”的壮举，和聂荌为弟扬名而捐躯的烈女形象，深刻植于读者心中。这是一篇有叙述有评论的完整传记，也是一篇有头尾有情义的生动故事。全文洋洋洒洒1200余言，比《战国策》中的记述增加了1/3。

太史公使用《战国策》的记述，绝不是简单地“拿来我用”，而是要作谨慎的考证、补充和发挥，对实在难以弄清的问题，则只好“存疑”，从不轻狂断言。例如，聂政事件发生的时间，《战国策》说是在韩哀侯时期，并且说聂政一剑刺死了侠累、哀侯两人。可是司马迁在考察韩史时，又有文献称“哀侯六年为韩严所杀”，聂政刺侠累则是“列侯三年”。于是，太史公本着“闻疑传疑”，“事难的据，欲使两存”（唐司马贞案语）的办法，在聂政传中用了“哀侯时”，但去掉了“兼刺哀侯”说；而在《韩世家》和《表》中，则称哀侯是在六年被韩严所杀，聂政刺侠累的时间排在了“列侯三年”，出现了“表、传各异”的情况。由此我们可以感到太史公写史的难处和谨慎。

再例如，《战国策》称严仲子与侠累“二人相害”。可是除了说严仲子“政议直指，举韩累之过，韩累以叱于朝”之外，太史公实在难以找到他们二人矛盾的前因后果。因此，《战国策》说他们“二人相害”，显然有过头之嫌。况，严、侠之间的恩怨情仇，与为聂政立传的主旨关联也不甚大，于是司马迁就改为二人“有却”，并删去了无关的赘述。“有却”比“相害”更概括，因而也更贴切。司马迁把省出的文字，用在了　对聂政与严仲子赤诚相交以及聂政刺侠累的描述上，更加突出了传主的仗义英雄形象。太史公在大力颂扬聂政的义举时，还特别加重了对其姊聂荣的记述和描写。

《战国策》只是在文尾提及了“政姊”（连名字也没有），说她抱弟尸当众宣告“此吾弟轵深井里聂政也，亦自杀于尸下”，简单几笔带过。而司马迁则下了大工夫。他显然作了新的调查和考证，增加了新的情况和情节。与《战国策》不同，司马迁在叙述故事时，一开头政姊便出场了，曰：聂政因“杀人避仇，与母、姊如齐，以屠为事”。在这里，司马迁还在事发200年后首次披露了这位烈女的姓名叫“聂荌”，并说她后来“己嫁夫”。

文章结尾之前，太史公用足够的文字记述了这位烈女与韩都市民的对话，让她字字血声声泪向市民宣扬了其弟聂政的孝母、重义品德，高声宣告：这就是我的弟弟聂政！市民问她：夫人难道不知道来认尸是要遭杀身之祸的呀！聂荌答曰：“闻之。”又说：弟早有此举的志愿，只是“老母幸无恙，妾未嫁也”，今老母“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便义无反顾地去兑现他的承诺，“士为知己者死”。他所以“自刑以绝从”毁容自杀，是因为“妾尚在之故”，担心被认出而连坐姐姐。可是，姐怎能怕遭杀身而泯灭贤弟之英名呢！

韩城市民听了大受感动，聂荣“乃大呼天者三，卒于邑悲哀而死政之旁”。事后，韩城的百姓就把聂氏姐弟的尸体掩埋在了该城的郊野。太史公写了这一大段文字之后，借晋、楚、齐、卫诸国人的反应和评论，又大大赞扬了一番聂氏姐弟的义举。凡此多多，太史公把《战国策》以及诸先秦文献记述的聂政故事，大大丰富了、完整了、准确了、提高了，因而也更加感人了，流传更广泛了。鲁迅先生称《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为史学、文学之典范。经司马迁大手笔的记录和描述，聂政、聂荌成为千古英烈人物；《史记》中聂政刺韩故事的版本，成为其后各类著作家、艺术家对聂政英雄形象进行再创作的基本依据，是为经典之作。

晋、楚、齐、卫闻之，皆曰：“非独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乡使政诚知其姊无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难，必绝险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韩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许严仲子也。严仲子亦可谓知人能得士矣！”

司马迁曰：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岂妄也哉！曹沫盟柯，返鲁侵地。专诸进炙，定吴篡位。彰弟哭市，报主涂厕。刎颈申冤，操袖行事。暴秦夺魄，懦夫增气。

蒲松龄曰：余读刺客传，而独服膺于轵深井里也。其锐身而报知己也，有豫之义；白昼而屠卿相，有鱄之勇；皮面自刑，不累骨肉，有曹之智。至于荆轲，力不足以谋无道秦，遂使绝裾而去，自取灭亡。轻借樊将军之头，何日可能还也？此千古之所恨，而聂政之所嗤者矣。闻之野史：其坟见掘于羊、左之鬼。果尔，则生不成名，死犹丧义，其视聂之抱义愤而惩荒*者，为人之贤不肖何如哉！噫！聂之贤，于此益信。

《史记·刺客列传》：

聂政者，轵深井里人也。杀人避仇，与母、姊如齐，以屠为事。久之，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却。严仲子恐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侠累者。至齐，齐人或言聂政勇敢士也，避仇隐於屠者之间。严仲子至门请，数反，然後具酒自畅聂政母前。酒酣，严仲子奉黄金百溢，前为聂政母寿。聂政惊怪其厚，固谢严仲子。严仲子固进，而聂政谢曰：“臣幸有老母，家贫，客游以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养亲。亲供养备，不敢当仲子之赐。”严仲子辟人，因为聂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诸侯众矣；然至齐，窃闻足下义甚高，故进百金者，将用为大人粗粝之费，得以交足下之驩，岂敢以有求望邪！”聂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养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严仲子固让，聂政竟不肯受也。然严仲子卒备宾主之礼而去。久之，聂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聂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独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阳，见严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终。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请得从事焉！”严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韩相侠累，侠累又韩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处兵卫甚设，臣欲使人刺之，终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弃，请益其车骑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聂政曰：“韩之与卫，相去中间不甚远，今杀人之相，相又国君之亲，此其势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无生得失，生得失则语泄，语泄是韩举国而与仲子为雠，岂不殆哉！”遂谢车骑人徒，聂政乃辞独行。杖剑至韩，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卫。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韩取聂政尸暴於市，购问莫知谁子。於是韩县之，有能言杀相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荌闻人有刺杀韩相者，贼不得，国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县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与？嗟乎，严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韩，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极哀，曰：“是轵深井里所谓聂政者也。”市行者诸众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国相，王县购其名姓千金，夫人不闻与？何敢来识之也？”荌应之曰：“闻之。然政所以蒙污辱自弃於市贩之间者，为老母幸无恙，妾未嫁也。亲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严仲子乃察举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泽厚矣，可柰何！士固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从，妾其柰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大惊韩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

《资治通鉴》：三月，盗杀韩相侠累。侠累与濮阳严仲子有恶。仲子闻轵人聂政之勇，以黄金百溢为政母寿，欲因以报仇。政不受，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及母卒，仲子乃使政刺侠累。侠累方坐府上，兵卫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韩人暴其尸于市，购问，莫能识。其姊闻而往，哭之曰：“是轵深井里聂政也！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从。妾柰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遂死于政尸之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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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刺客正传Ⅰ·刺客学徒

作者：[美] 罗苹·荷布

译者：严韵

豆瓣评分：83

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5-07

页数：428

内容简介：

王室私生子斐兹，在城中过着被众人视为耻辱，刻意被忽视的生活。王室家族视他为边缘人，只有诡计多端的黠谋国王秘密派人训练他刺客的技艺。因为斐兹的血液里流着魔法的“精技”——还有跟马厩猎犬一起长大、被家人排斥的孩子所具备的阴暗知识。

红船动匪的劫掠使海岸地区一片残破，此时斐兹也逐渐长大成人，很快就将面对他第一项危险而令人心神俱裂的任务。尽管有些人认为他对王位造成威胁，但他却可能正是王国续存的关键所在。

本书中充满了魔力与邪恶、热情与冒险、英勇事迹与不名誉的行为。这本初试啼声之作，出自于正统奇幻（high fantasy）文学界多年来最令人无法抗拒的新作家之手……

罗苹·荷布这样一个听起来有点男性化的名字，却是属于一名女性奇幻小说家的。在男性主导的奇幻写作界，罗苹·荷布成功的走出自己的一条道路，她所擅长的是描述传统作品所未间接触的领域。刺客系列的作品描述的是其他奇幻小说极少碰触的阴暗面：杀手生涯。过去曾经有过相同尝试的作品不是太过阴讳，就是深藏在血腥之中，掩盖了原该有的剧情光采，但她的作品拥有一种截然不同的特殊风格。

作者简介：

罗苹·荷布，出生于加州，但在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度过大部分的成长岁月，目前与一只相当大的狗、四只猫，以及众多子女亲属等住在华盛顿州的塔科玛。毕生对奇幻与科幻文学的热爱，引导她走入这个领域开始创作。

严韵，伦敦大学戏剧研究硕士。现专职翻译，幻想偕猫迁居希腊小岛卖刨冰。个人网页：MYPAPER 1TTIMESCOMTW/USER/GREENFIRE。另在BBSKKCITYCOMTW上开设讨论翻译的TRANSLA-TION板。

《史记》中 “刺客"¨游侠"之比较 (栾为)(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摘要：“侠客”是中国文学长廊里一类独具魅力的人物形象。令人魂牵梦绕的侠客梦，令人咀嚼回味的侠文化是中国大地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什么是“侠客”人们可以这样解释：勇猛无畏，身怀绝技，威震武林，浪迹江湖；也可以这样解释：见义勇为，抱打不平，疏财济贫，惩恶扬善；还可以这样解释；说一不二，任侠使气．疾恶如仇。视死如归。那么“侠客”形象发端于哪里呢追根究底， 《史记》中《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是其两个泉眼，而他们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摘录全篇论文如下:

中国历史悠久的土壤中孕育了一类独具魅力的人物——侠客，千百年来歌咏侠客的诗篇，称颂侠客的传奇举不胜举、蔚为可观。炎黄子孙有一个但愿长作不愿醒的多彩“侠客梦”，东方文明留下了令人咀嚼回味不已的侠文化。那么这侠客形象发端于哪里呢追本溯源，司马迁是为侠客作传的第一人，《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这两篇奇崛文字是打开后世侠文学的两个泉眼。虽然随着历史推移， “侠客”以一个完整的形象屹立于文学长廓，但肇端之初，刺客与游侠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他们身上不仅有相同相似之处，也存在很多差别。不如让我们翻开《史记》，将这青史独留的英雄侠义作一番浅析。

人物是历史中的人物，有他们生活的社会语境；每一个人物又都是“这个”，有他们各自的文化品格；此外，人物又都是作家笔下诞生的、塑造的，作家的创作艺术也有很重要的作用。从社会时代、文化品格、创作艺术三方面考察刺客与游侠，二者的差别就明朗了。一、社会时代之异《刺客列传》所传五人，生活在动荡的战国时代。随着周天子的衰微，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逐渐崩溃动荡不安的社会催动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对人生的关怀、自我意识与自尊情感逐渐觉醒，日益浓厚。有口才，善于审时度势的人，奔走于各国之间成为策士，即纵横家。研究学问，设馆授徒，讲学走天下之人成为学士，即儒生。余下最下层一类人：大多文化修养不高，又没有多少赀财，只能勉强糊口度日，空有一腔凌云之志、报国热血。他们也渴望实现辉煌的人生，建立不朽的功业，得到社会的认可。与此同时，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促使各诸侯广招人才为我所用，养士、用士之风弥烈。于是，欲伸之志与用士之风两相契合，造就了天下间第一种激烈人—— 刺客。他们没有独立的地位，只能依附于权贵门下，成为政治权势的一种附庸。游侠之名，虽然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但由于“自秦以来，湮灭不见”，故《游侠列传》所传之侠集中于秦汉以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秦汉政权El益巩固，统治

阶级对待士的态度明显发生了变化；作为战国乱世产物——游侠，地位一落千丈，甚至到了用之如虎、不用如鼠的境地。游侠到了秦汉之际便与贵族王权相脱离。但战国时期思想观念对游侠的影响依然存在。《礼记》中载有“言必先信，行必中正”之语；儒家好名又讲究信诺，受人之托全力以赴；墨子提倡“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从而达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在这些思想影响下，游侠刻意修身立名，以扶危济困为己任。而秦汉以来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孑L子所主张的“仁政”、“攻心”、“化性”，轻视“怪力乱神”，从根本上否定了游侠的存在。结果游侠便成了一个独立阶层：一方面与统治阶级相对抗，触犯统治阶级的利益“扦当世之文罔”；一方面又与思想界相对立“儒、墨皆排摈不载”。于是游侠走下政治舞台，走入民间，从政治家的工具变成我行我素轻视公卿的独立一群。

刺客与游侠生活的社会时代土壤的差异，使刺客成为“脱身白刃里，杀入红尘中” (李白《侠客行》)专为恩主行刺之人；游侠则成为轻生高气、急人之难，施恩而不求回报的另一种人。

二、文化品格之殊

不仅社会语境不同，表现在文本当中刺客、游侠的文化品格也不尽相同，突出表现在思想特征、精神气质和悲剧色彩等方面。思想观念是人行动的航标，不同思想指导下人的行为表现不同。刺客与游侠文化品格上的差异，归根到底是二者思想主旨不同造成的。刺客重感情，讲报恩；游侠重原则，讲施恩。刺客不是嗜血好杀的魔鬼，不是轻易许诺的莽撞之徒，也不是精神变态热衷于自杀自残的自虐狂。相反，他们是极重感情的热血之士。曹沫“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即使在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割地求和的情况下，庄公“犹复以为将”。庄公的厚爱与信任给了曹沫以巨大的情感力量，于是曹沫柯盟之时以匕首劫桓公，为了庄公，为了鲁国前去行刺。专诸刺吴王僚，有人认为“司马迁传刺客五人，专诸为下”，理由是助纣为虐、不辨忠奸。实际上专诸之所以为公子光刺吴王僚，在于“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且行刺之前“公子光顿首日： ‘光之身，子之身也。”’两人二位一体，公子光是专诸的知己。为光刺僚则正体现出专诸重情讲义，心之诚、情之厚。豫让刺赵襄子，执着不悔，豫让自己说的明白： “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荆轲初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 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在稠人闹市之中慷慨悲歌旁若无人，这非矫情造作，非玩世不恭，更非放浪形骸及时行乐，而是刺客寂寞的泪水，是刺客寂寞的呐喊。恩主的知遇点燃了刺客胸中的烈

火。于是荆轲敢冒天下险，为太子丹金殿刺秦王。因为重情，所以无所谓忠奸，无所谓名利，更无所谓生死。谁知我，我死谁!至于游侠则重原则，讲施恩。“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游侠一切行动的出发点都依据心中行为准则：“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廉洁退让”急人之难。他们把救助厄困的社会道德推向极至，为了履行道德责任施恩于人可以“扦当世之文罔”，可“以躯借交报，藏命作奸，剽攻不休，及铸钱掘冢。”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 “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救季布之难后“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不求回报。田仲、剧孟、王孟等亦皆是行侠讲信之人。郭解以“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振人之命，不矜其功”为行为规范。当自己侄儿被杀，郭解没有贸然报仇行凶，而是暗中了解情况后，作出公允评判“公杀之固当，吾儿不道”。可见，游侠所追求的目标是主持人间正义，而临血缘亲情与社会公理矛盾的时候，往往大义灭亲以维正道。当有人“箕居视之”表现出无礼之态时，郭解不先究人过，而先查己过“是吾德不修也”更以德报怨，阴脱其人践更之役，又替人排仇解难不求名利。足见游侠乃是以人间公理正道捍卫者形象立世的，其施恩是源于原则的力量。刺客是胸中有一把火之人，因情感的催动可以不计后果、不计名利、不计生死，为情而战；游侠是心中有一把尺之人，行事有所依凭，守信讲义，为理而战。不同的思想观念引导他们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

“客”因勇显而“侠” 以豪闻。刺客精神气质的核心是一个“勇”字。曹沫行刺之后，竟然弃匕首于埴下，就群臣之位而颜色不改，辞令如故。当其束手之机，桓公大可以擒而杀之，然而左右莫敢动者，在于曹沫的夺霸之气、壮士之风。豫让厕中刺襄子，襄子心动而惊；桥下伏击，马惊而警，足见其气逼人。荆轲刺秦，“群臣皆愕”“尽失其度”。可见刺客之勇有夺人心魄的力量。此外，刺客之勇非匹夫之勇，而是有勇有谋的智者之勇。专诸行刺之前做了仔细分析“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无骨骰之臣，是无如我何”，行刺之时，置匕于鱼炙之中，用心巧妙。荆轲借樊於期之头，燕国督亢地图及徐夫人之匕，合三者之利前去行刺，可谓大智大勇。刺客之勇还是一种带有血腥之气的勇。豫让为了行刺“变姓名为刑人”， “漆身为厉，吞炭为哑”， 自毁形状，行乞于市。聂政行刺之后， “皮面决眼，自屠出肠”，死后暴尸街头。荆轲行刺“左股断，身被八创。”其血腥之气愈浓，则愈显其勇。最后，刺客之勇更是一种执著之勇， “立意皎然，不欺其志”；豫让“盖棺事则已” 的执著，荆轲“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定。由此观之，空有情，还不足以成为刺客。伯夷叔齐对故国之爱不能说不厚，比干对纣王之情不能说不深，然而他们之所以都成不了刺客，正在于他们缺乏勇气；慧星裂月，白虹贯日，一股激荡天地的勇气力量!游侠在精神气质上则体现一个“豪”字。不将荣辱名利放在心上的豪爽之气，不为己欲专门利人的豪拔之气。游侠急人之难，不是出于金钱、权势、名利的考虑，完全从心中之义出发。合于义，则为之，不计报偿；不合义，则不为，千金难动其心。朱家于季布尊贵之后终身不见；剧孟死后家

无余十金之财；郭解及徙茂陵，家贫，不中赀。尽管贫穷，然一旦人有事相求，合于义，游侠则全力以赴，急人之难。这正是游侠精神力量的可贵之处，感人之处，这就是豪。豪，“可能济王法之穷，可以去人心之憾。”于是归聚之人则众： 自关东以来，莫不延颈与朱家交；剧孟母死，自远方送葬盖千乘；王孟以侠称江淮间；诸公闻郭解之义“益附焉”，“少年闻之，愈益莫解之行”，“诸公已故严重之，急为用”，及郭解徙家“诸公送出者千余万”“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刺客因勇震惊古今，游侠以豪感动天地。刺客可敬，游侠可叹。由于二者的思想特征、精神气质不同，刺客与游侠身上的悲剧色彩也不尽相同。刺客所作之事源于自己内心的情感与勇气，不足为外人道，也很难为别人所理解。刺客之死，死得轰轰烈烈，重于泰山。荆轲是刺客的集中代表。‘好读书论剑”， “为人深沉好书，其所游诸候，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荆轲可谓文韬武略兼备之士，然玉在璞中无有知者： “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与盖聂论剑，“怒而目之”；与鲁句践博，“怒而叱之”。无人理解，无人赏识。及至燕，与狗屠、高渐离和歌于市，相乐已而相泣。荆轲是孤独的、苦闷的。为报知遇之情，慨然赴秦“登车而去，终已不顾”，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身被八创，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 以荆轲为代表的刺客是完美的人物形象，他们的死即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令人心惊动魄、肃然起敬，达到个人悲剧的极至。“令人浅读之而须眉四照，深读之则刻骨十分。”相比之下，游侠之死的个人悲剧色彩要淡一些。《游侠列传》中详记郭解。郭解不是一个完人；少年时性情残忍偏激，报复心极重。曾私自铸造钱币，偷掘坟墓**殉葬财物。及其年长方“折节为俭”。虽然郭解年少时行为不端，但年长后行侠仗义不失为有德之人。那么这样有德之人为什么会死呢《史记索隐述赞》： “游侠豪居，籍籍有声，权行州里，力折公卿。”名为“游侠”，实似“白衣卿相”。景帝尽诛游侠之属，郭解最后被族诛，这不能不使人探问背后的社会原因。有德讲义忠信之人反遭屠戮，实乃社会不幸。“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游侠的悲剧令人可哀可叹，个人悲剧色彩虽不浓烈，但意义却更为深刻。刺客之悲，如慷慨羽声，令人目嗔牙裂，头发上指；游侠之悲，如变徵之音，令人欷歇感叹，垂泪涕泣。

综上可见，刺客与游侠的确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尽管二者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同，但他们身上仍有很多交错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使他们在漫长的历史渐进过程中融合在一起。首先，他们都来自社会下层，都具有一股自下而上的抗暴精神。无论是以行刺的血腥方式，还是以行侠急困的温和方式，他们都开辟了除入仕、归隐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一以个人力量自下而上进行反抗。

其次，在精神品质上他们都有很强的责任意识，无论是为了报恩还是急困，一旦受人之托则将终人之事，而且为了这千金之诺，可以轻生死，抛血躯。于是仗剑而行的外在形象与重义讲信、轻生高气的内在气质上的相通，使刺客与游侠很容易地合二为一，以一个高大的“侠客”形象屹立世间。儒侠、义侠、豪侠⋯⋯各式各样的侠客织就了多彩的“侠客梦”，开辟了下层民众的精神家园，在那里正义得以伸张，邪恶得以铲除，人们的情感得以渲泻。

最后， 《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都具有尚奇色彩。西汉受楚地文化影响颇深，楚国文化“信巫鬼，重*祀。”这种巫风自朝廷到民间无处不在，而史官又是从巫觋中脱胎而来。司马迁深受此风影响，喜欢猎奇。于是在《史记》中记人叙事无不蒙上神秘面纱。司马迁疏荡多变，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的笔法，给《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刺客与游侠身上的神奇色彩，也是使二者迅速合为一体的原因所在。就在后世人追奇、探奇、写奇的过程中，侠文学、侠文化延绵流淌而来。合上这部史家绝唱，那浪迹江湖、任侠使气、嫉恶如仇、视死如归的侠客形象仍在我们心中久久不散。青史独留的英雄侠义千载之下，人们仍可见其傲世雄风，闻其飘香侠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