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章太炎（1869～1936），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史学家、国学大师、朴学大师。

章太炎早年在日本时，东京警视厅曾让他填写了一份户口调查表。章太炎所填各项为：“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因为人多称呼他为“圣人”，而私生子则以日本为最多，面对章这份充满调侃意味的回答，日警们哭笑不得。

章太炎在日本时，一次，无钱度日，便写一张纸条给汪允宗：“今已不名一钱，乞借银元两枚，以购香烟。”同室的蒋维乔说：“既已向人借钱，曷勿多借几元？”章答道：“此君只有两元之交情。”

有一个姓王的暴发户，附庸风雅，也来求章太炎为其题字，章太炎对其不屑，不予理会。但王某不死心，出高价到处托人代为说情，章不胜其烦，于是写下一联：“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礼义廉。”王某得书后几位高兴，命人将对联悬于高堂，逢人便讲：“这可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为我题的字！”一天，一位明眼人含笑对王说：“写倒写得很好，可惜上联忘八，下联无耻，似乎有点取笑伤人之意。大概意思就是说‘王八，无耻也！’”王某这才知章联之意，气得七窍生烟，羞愧不已。

顾颉刚从欧洲学成归国，去拜访章太炎，谈及西方的科学实验，强调一切事物，必须亲眼看到，才算真实可靠。章问：“你有没有曾祖？”顾茫然：“我怎么会没有曾祖？”章说：“你真有吗？你亲眼看到你的曾祖了吗？”顾一时无言以对。

章太炎常批评孙中山，但是他在骂孙中山时，别人只能听，不能答，更不能附和，如果有人附和说骂得对，他马上给他一记耳光，说：“你是什么东西？总理（孙中山）是中国第一等的伟人，除我之外，谁敢骂之？”

清华组建国学院时，本请胡适任主任，胡适推辞，并建议清华聘请王国维、梁启超和章太炎为国学院教授。在胡的努力下，王、梁二位先后应聘。但素与梁启超不睦的章太炎，不愿与王、梁二人同堂共事，见到清华的聘书后，当场将聘书摔在地上，并一脚踏上，以示拒绝之意。

1913年12月，新婚不久的章太炎北上找袁世凯算账，要“为中夏留一线光明”，“挽此危局”。对于章此行，鲁迅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以大勋章为扇坠，大闹总统府。根据1914年1月14日的《申报》记载：章太炎手持团扇一柄，下系勋章，足踏破官靴，大嚷着要见总统，承宣官（传达）挡驾，则“疯言疯语，大闹不休”。另据官方记载，章太炎则不仅大骂袁世凯，还砸烂家具什物。袁世凯便以章有疯病为由，将章太炎软禁。据传，袁世凯一度很想杀章太炎，但又怕民众不满，于是便自我解嘲说：“章太炎是疯子，我何必跟他计较？”，此后章太炎就被被袁世凯软禁至袁去世。

被袁世凯软禁期间。章太炎开始绝食，众人束手无策。众弟子均前去规劝，朱希祖对章太炎说：“袁欲杀先生只须命其爪牙一举手之劳，其所以不敢贸然下此毒手者，正因畏于先生声望，如先生绝食而死，正投其所好。”章认为他的话在理，但仍未进食。　弟子吴承仕前来探望，问他：“先生，您比弥衡如何？”章答：“弥衡岂能比我？”吴接着说：“刘表要杀弥衡，自己不愿戴杀士之名，故假黄祖之手。如今袁世凯比刘表高明，他不必劳驾什么黄祖，而让先生自己杀自己！”章太炎听罢，大惊，马上停止绝食。

坊间传言袁世凯欲称帝，章太炎对袁道：“夫非能安内攘外者，妄而称帝，适以覆其宗族，前史所载则然矣。法之拿破仑，雄略冠世，克戡大敌，是以国人乐推。今中国积弱，俄日横于东北，诚能战胜一国，则大号自归；民间焉有异议？特患公无称帝之能耳。”

章太炎尝云：“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因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故不能大成，如顾炎武门下，高者不过潘耒之辈；而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往往能青出于蓝。如江永的门下，就有戴震这样的高足。”后人以为，这番话对章太炎召集也照样适用，

说起章太炎的学生，这份名单里有：鲁迅、许寿裳、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马幼渔、朱希祖、吴承仕、黄侃、汪东、曹聚仁、刘文典……，其中水平最牛的弟子当属黄侃，黄侃就算在音韵学方面，已较乃师章太炎为高，亦是实例之一。

章太炎讲学，声势浩大。他名满天下，前来听讲者甚众，所以主办者干脆安排一次大课满足听者所需。章每次来上课，都有五六个弟子陪同，有马幼渔、钱玄同等，都是一时俊杰，声名在外。章国语不好，便由刘半农任翻译，钱玄同写板书，马幼渔倒茶水，可谓盛况空前。章太炎讲课，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

章太炎病逝后，《早报》报道此消息时称，“全国朝野表示惊悼”。国民政府拨专款三千元作为章太炎的治丧费，他的生前友好纷至吊唁。在张继、居正、冯玉祥等人的努力下，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为章举行国葬。

章太炎的墓地选在抗清民族英雄张苍水墓侧，是章自己生前所选。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时曾选择葬在刘伯温墓侧。但1936年，当国难深重时，章太炎选择了死后葬于张苍水墓侧。章太炎生前曾替《张苍水集》作跋，对张苍水推崇备至，曾叹曰：“余不得遭公，为执牧圉。”

但因抗战爆发，国葬只好暂且搁置，章的家人南下逃难前，暂葬其于苏州章家后花园。

1937年11月，苏州沦陷，日军闯入章家后花园，看见章太炎的坟墓，没有墓碑，以为墓内埋财宝，一定要挖开看个究竟。章家留下守门的老家人苦苦劝止，但遭毒打。日本一位军佐得知此为章太炎墓后，制止了日军。这位军佐几日后还特来拜祭，并在墓旁立了一个木柱，上书“章太炎之墓”。从此，才没有日军前来骚扰。

1955年4月3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为章太炎举行了安葬仪式。按照章太炎生前遗愿，他的灵柩迁葬于杭州西湖边上，南屏山麓，荔枝峰下，紧邻张苍水墓，墓碑上“章太炎之墓”几个字是章生前自己写就。

“文革”中，章太炎的墓也未幸免，“造反派”们将章墓掘开，取出棺椁，撬开棺盖，将章的遗体（尚属完好）拖出弃之于地，不久尸体就腐臭了。后来，章的遗骸被一位好心的园林工人草草埋于山脚下。　1976年后，中共中央为章太炎平反，认为章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之后，为章太炎重修墓地，在墓茔落成前三天将刚找到的章太炎遗骨放入甏内，封口后葬入墓地新址。

二：王国维 （1877～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汉族，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清末秀才。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

1922年，由升允的推荐，到清宫里去教溥仪的书，王国维视为一生莫大的荣誉。1923年，王国维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这个时候溥仪已经退位，但是在紫禁城内依然保持皇家体制，称朕称诏敕，保持君临天下的态度。跟随他的人，依然称陛下，称皇帝，不改忠义之心。王国维进入清廷南书房，属于特恩直拔。由一个秀才荣升为“帝师”，欣然从之并深感溥仪的知遇之恩。后溥仪又赏他“在紫禁城骑马”，他更看成深恩厚泽，时时在想如何感恩图报。当1924年冯玉祥的军队到北京，逼逐溥仪出宫时，王国维陪侍左右，顷刻不离。

1924年，冯玉祥率军“逼宫”，溥仪先藏于日本公馆，后又移居天津张园，苟安一时。此时王国维已是受过溥仪册封的命臣，对于革命军撕毁民国优待皇室的条件非常愤怒，引为奇耻大辱，便约罗振玉、柯蓼园同沉神武门御河，后因家人极力阻拦、严密看守未果。　1924年，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发表《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对清皇室破坏大宫山古迹提出批评。王国维知道后马上冲冠而出，为清皇室辩解。他长久地处在忧患中不能自拔，甚至于听说有人在紫禁城坤宁宫捡得古器，他也不忍往观。

1927年，王国维51岁。清华园里惟有两人，以其最独特的方式固守着自己原有的信仰。他们留着辫子，毫无顾忌地行走于大庭广众之下。学生们因景仰他们的人品，没有人强迫他们剪去脑后那带有特定含义的辫子。这二人，一为梁启超，另一位就是王国维。在王国维女儿王东明的记忆中，父亲“每天早晨漱洗完毕，母亲就替他梳头，有次母亲事情忙了，或有什么事烦心，就嘀咕他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1924年，清华学校欲“改办大学”，同时设立研究院。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请胡适出任筹建中的清华研究院院长，胡适推辞不就，推荐王国维，并建议曹校长，应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同时推荐了四位导师人选：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后因章太炎不就（章太炎与王国维，梁启超观念不合），而改聘陈寅恪（由吴宓推荐）。

王国维的外表也总是严肃冷峻的。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对他颇有些害怕。杨步伟是个直爽的大嗓门，但见了王国维却总是噤不出声。王国维五十寿诞时，清华大学的同事办了三桌酒席祝寿，赵太太硬是避让着不和王国维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王国维那一席一直都是默默不语，而赵太太那桌却笑语不绝。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的最为普通读者所熟知的作品，在《人间词话》里面，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词话中最广为人知的是这段：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其实说到王国维的学术贡献，《人间词话》根本就排不上号，王国维真正的成就是甲骨文，金文的研究，还有在音韵，古代文物的上的造诣，他在这几个方面的成就，至今无人能及。

三：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

陈寅恪号称大师中的大师，教授的教授，几乎所有同时代的文人和学人都对这位大师极其尊崇。

1933年，陈寅恪的弟子陈哲三到日本，一次饭间遇到日本史学界大名鼎鼎的学者白鸟库吉，刚见面时白鸟对他十分傲慢无礼，后得知他是陈寅恪的弟子，便执礼甚恭，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原来白鸟研究中亚问题，遇到困难，写信请教奥国学者，复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的复信说应请教陈寅恪教授，当时钱稻孙度春假来日，正住隔房，他说可以代为求教陈教授，钱的春假未完，陈教授的复信已到，而问题也解决了。他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可能至死不解。

苏联学者在蒙古发掘了三件突劂碑文，但都看不懂，更不能理解。后来，陈寅恪以突劂文对译解释，各国学者都毫无异词，同声叹服。唐德宗与吐蕃的《唐蕃会盟碑》，许多著名学者如德国的沙畹、伯希和等，都难以解决，又是陈寅恪作了确切的翻译，才使得国际学者感到满意。

《蒙古源流》是明朝万历年间内蒙古萨囊彻辰所著，其中夹杂不少神话传说，与元代蒙汉文史书多有不同，往往让人们困惑不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发表了4篇论文，探明了《蒙古源流》一书的本来面貌，使人们对原来困惑不解的难题，得以了解通释，对后来的蒙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赴英国治疗眼疾，并应邀在牛津大学讲授东方学和汉学，欧洲各大学校的学者云集牛津，以亲聆他讲学为快，但除了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寥寥数人外，大多不能听懂。因为陈寅恪在演讲中广泛征引各种文献，使用10余种中亚古语，一般学者听不懂是很自然的事情。

金岳霖回忆陈寅恪：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

中印战争结束后，中共密拟以麦克马洪线为准谈判边界问题，但当时却无人知晓，毛泽东思考一晚上想到了陈寅恪。当时陈寅恪已被打倒，早已双目失明，但他凭借记忆历数每段每句当在某书某页，从而向政府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证据，保证了我国在谈判中占了主动，保证了我国在那次谈判中不失领土。

在西南联大后，当年名震一时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就剩下陈寅恪一个人了，因此被刘文典誉为“国粹”。刘文典对陈寅恪却极为尊崇，不敢有半点造次，公然坦承自己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并多次向他的学生们云：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而是“十二万分的敬佩”。

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据说刘文典还给身边的教授估薪水，陈寅恪值四百大洋，他值四十，朱自清值四块，沈从文最低，连四毛钱都不值。

西南联大时期，傅斯年到昆明，住在陈寅恪楼下。当时日机对昆明轰炸正酣，为了躲避轰炸，傅斯年命人在楼前挖了一个大土坑，上盖木板以作防空洞之用。住在三楼的陈寅恪为此专门作过一副带有调侃意味的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每次警报一鸣，众人皆争先恐后向防空洞奔跑，以尽快“入土为安”。这个时候，身体虚弱的陈寅恪不但右眼失明，左眼也已患疾，视力模糊，行动极其不便。陈寅恪本人有睡早觉和午觉的习惯，傅斯年怕陈寅恪听不到警报，或听到警报因视力不济遭遇危险，每当警报响起，众人大呼小叫地纷纷向楼下冲去，傅斯年却逆流而上，摇晃着肥胖的身躯，不顾自己极其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喘着粗气，大汗淋漓地向楼上急奔，待跑到三楼把陈寅恪小心翼翼地搀扶下来，送进防空洞。号称“大炮”，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傅斯年，竟对陈寅恪如此敬重呵护，一时在昆明学界传为佳话。

冯友兰早年留学哈佛时，就仰慕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当时已任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已是位大哲学家，在清华也称得上是上乘人物。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总是恭敬地跟着陈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一边走一边听陈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打个大躬，然后分开。

陈寅恪在清华授课时，不但清华的教授如朱自清、吴宓、刘文典与各系学生经常前来听课，远在城内的北大学生和年轻教员，也成群结队，走出古城，穿越西直门，跑到离城几十里的西北郊外清华园“偷听”陈寅恪讲课。据听过陈氏课的学生回忆，若从北平城内到清华园，宛如一次短途旅行，颇费一番周折。沿途几十里全是一片接一片的农田，秋天青纱帐起，尚有绿林人士拦路抢劫，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杀人越货。前往听课的师生曾几次遇到过拦路劫财的强盗，多亏每次都靠人多势众，手里又各自拎着木棍铁器等防身家伙，对方不敢轻举妄动。即使如此，北大师生也愿冒险出城，亲自聆听陈寅恪上课时那如同天幕传来的梵音绝唱。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时，本打算前往英国治疗眼疾并讲学的陈寅恪尚滞留香港，形势危急，生死不明。重庆国府于12月18日派出的最后一架飞机抵达香港机场，抢救困于香港的政府大员和学界名流。然而，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二**孔令俊率领几十名保镖竟然阻止他人登机，却把自己的仆人、洋狗、马桶、香料和床板等通通运上飞机！陈济棠、何香凝、许崇智、茅盾、郭沫若、陈寅恪等人均被拦截不能登机。时人得知此事时后舆论一片哗然，傅斯年“暴跳如雷，直呼杀‘飞狗院长’孔祥熙以谢天下”。幸得历经中研院院长朱家骅营救，“九死一生”的陈寅恪一家人最终安抵桂林，逃过此劫。

郑天挺说：“陈寅恪为教授之教授，其授课多有学者、教授听讲。陈讲元白诗，第一课是《长恨歌》，首先讲的是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时有著名话剧导演贺孟斧客居成都，久闻陈大名，想去听课，听说第一课讲处女问题，以为无聊，而罢听课之念，实不知陈以次带出唐朝婚礼制度，实极重要的事情。”

文革中，一批曾听过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课程的中山大学历史系学生，开始撰文向这位昔日的导师发难。其中一文也提到了关于“琵琶女”年龄地考证，文中说道：“陈本人从来不学习马列主义，也不相信马列思想，而是以资产阶级厚古薄今的治学态度，对封建阶级的史书古籍作了一些繁琐考证。他对一些鄙琐不堪的小事体和旧社会的达官贵人，王妃妓女特别感兴趣，如杨贵妃身体是胖是瘦，体重几何，入宫以前是不是处女，等等。他还特别考证出‘杨贵妃和安禄山之间究竟发生过关系没有，以及皇帝穿的龙袍是刺着五个爪的龙，大臣穿的蟒袍是刺着四个爪的龙等’。他还厚古薄今地讲一些陈词滥调，搞一些无聊的考证，如讲《莺莺传》时，莺莺是‘如何把淡妆短眉变为浓妆细眉’；讲到白居易的《琵琶行》时，居然考证出了那个在船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商人妇，祖籍何处，什么人种，什么年月、什么岁数入的妓院，在长安属第几流妓女，何时退居二线，何时嫁与做何生意的商人，属于二房还是三房，是妇人还是妾身，等等。”

年轻时，陈寅恪在欧洲留学，当时欧洲的留学生很多，傅斯年、罗家伦、金岳霖、宗白华等。有一天晚上，陈寅恪走进柏林一家华侨开的饭馆，无意中和周恩来与曹谷冰等几人相遇，打过招呼，同在一桌吃饭。由于政见不同，彼此争论起来。周恩来颇为雄辩，曹氏等人都说不过他，于恼羞成怒中放下面包，抡拳便打，顺便把陈寅恪也抡了几拳。周恩来自感力不能敌，与陈寅恪撒腿便跑，情急之中竟误入了老板娘的房间。多亏老板娘此时正在外面张罗客人饭菜，未闹出更大的乱子。周与陈二人急忙把门关上，并用肩膀拼命抵住，任凭外面如何叫阵捶打，就是置之不理，直到曹氏等人自感无趣退走后方才出来。为此，陈寅恪曾笑着对石泉说道：“没想到他们竟把我也当作了***，其实我那天什么也没有讲，只听他们辩论。”此段逸闻，陈寅恪只是躺在病床上寂寞之时，当做一个笑话偶尔说起。

赵元任和杨步伟夫妇去德国旅游，俞大维和陈寅恪请他们看德国歌剧Freischutz，结果送到戏院门口，自己却要走，一问为什么，陈寅恪回答说，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要是这哥俩也去看戏，那回去又得吃好几天干面包。

在德国时，陈寅恪等一群朋友经常相聚，而吃饭时则是大家说好了各吃各的，因为大家都是苦学生。当时在德国的留学生都比较清苦，俞大维是最不容易见到的人之一，因为他黑白颠倒，日当夜、夜当日，白天睡觉晚上看书，据说这么做也是为了节省白天相对较多的开销。陈寅恪每次总吃炒腰花，后来在清华园他和赵元任夫妇同住，杨步伟总是叫厨子做腰花，可是陈寅恪一点不吃。杨步伟问他：“你在德国不总是叫腰花吃吗？”他答因为腰花最便宜。

1948年12月，国民政府开始了“抢救学人”的活动。当时，北平已经被解放军重兵围困。即使这样，国民政府还是派专机把陈寅恪接到了南京，因为国民党把他（指陈寅恪）当国宝。蒋介石去逃离台湾前，曾亲自登门劝陈一起去台湾。蒋离开大陆后，还多次派专机来南京接陈寅恪，但都被陈拒绝。蒋还通过胡适、傅斯年等力劝，几经夷犹，陈夫人还曾一度滞留香港，最终却决定留在广州。在台湾，蒋一直很后悔，他觉得自己没能把国宝抢救出来，让他落入了中共之手。

1953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毛泽东）或刘公（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

未完待续，以上内容，整理自《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如想看更多细节，请看原书。

古代传统文化非常值得研究，元代戏曲和明代戏曲也是相当不错的一种文学文化，我也研究戏曲差不多四五看了，平时也收集整理了不少古代戏曲古籍，这些戏曲古籍可是花费了我不少代价才收集这行齐全的，目前来说我还没看到比此更全面的戏曲古籍

这里不得不说，也不得不感谢  “古籍阁” 海量的戏曲古籍收藏，

中国古代戏曲书籍目录：

《孤本元明杂剧(1-32册) 王季烈辑，上海涵芬楼印行》

《明清抄本孤本戏曲丛刊》

《善本戏曲丛刊》

《善本戏曲丛刊  第03辑  02   增定南九宫曲谱》

《善本戏曲丛刊  第03辑  03  南词新谱》

《善本戏曲丛刊  第03辑  05  新订十二律京腔谱》

《善本戏曲丛刊  第04辑  01  风月锦囊》

《善本戏曲丛刊  第04辑  03  乐府南音》

《善本戏曲丛刊  第04辑  04  赛微歌集》

《善本戏曲丛刊  第04辑  06  玄雪谱》

《善本戏曲丛刊  第04辑  07  南音三籁》

《善本戏曲丛刊  第04辑  08  醉怡情》

《善本戏曲丛刊  第04辑  09  乐府歌舞台》

《善本戏曲丛刊  第04辑  10  千家合锦万家合锦》

《善本戏曲丛刊  第05辑  01  2缀白裘新集》

《善本戏曲丛刊  第05辑  02  审音鉴古录》

《善本戏曲丛刊  第05辑  03  彩笔情辞》

《善本戏曲丛刊  第05辑  04  太霞新奏》

《善本戏曲丛刊  第05辑  05  万花小曲》

《善本戏曲丛刊  第05辑  06  丝弦小曲》

《善本戏曲丛刊  第06辑  01  北词广正谱》

《善本戏曲丛刊  第06辑  02  纳书楹曲谱》

《古典戏曲典籍》

《中原音韵（元 ）》

《中州音韵辑要（乾隆音韵辑要本）》

《元人杂剧辑逸》

《元代戏曲选注》

《元散曲一百首》

《元散曲选注》

《元明散曲选》

《元明清散曲选》

《元曲选·[明]》

《元曲选外编·隋树森》

《元曲选校注·[明]》

《全元散曲[详细书签]》

《全明散曲（第1-5卷）》

《南柯梦记汤显祖著》

《善本戏曲丛刊万壑清音（一、二）》

《善本戏曲丛刊乐府南音》

《善本戏曲丛刊审音鉴古录（一、二）》

《孔尚任：小忽雷传奇》

《庚子国变弹词》

《戴敦邦聊斋人物谱签名本》

《散曲集《林石逸兴》（明）》

《文史英华12·散曲卷》

《新发现康海散曲集《沜东乐府后录》校笺(上)》

《明清传奇选》

《明清传奇选刊党人碑》

《明清传奇选刊》

《明清传奇选刊双忠记》

《明清传奇选刊》

《明清传奇选刊燕子笺翡翠园》

《明清传奇选刊红梨记+西楼记》

《明清传奇选刊连环记+金印记》

《暖红室汇刻传剧之 凌蒙初西厢记五剧》

《暖红室汇刻传剧之 录鬼簿》

《暖红室汇刻传剧之 王伯良古本西厢记校注》

《桃花扇 越剧》

《桃花扇万有文库版》

《桃花扇王季思校注（横版）》

《桃花扇王季思校注（竖版）》

《桃花扇注 梁启超 下》

《梁启超批注本桃花扇》

《梁启超 桃花扇注 上》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钱南扬校注)》

《汤显祖全集 第1册》

《汤显祖全集 第2册》

《汤显祖全集 第3册》

《汤显祖全集 第4册》

《牡丹亭徐朔方校注（横版）》

《牡丹亭徐朔方校注（竖版）》

《琵琶记高明商务印书馆1937》

《白雪遗音》

《白雪遗音续选》

《白雪遗音选 西谛编》

《纳书楹曲谱+纳书楹四梦全谱（一）》

《纳书楹曲谱+纳书楹四梦全谱（二）》

《聊斋俚曲选[清]蒲松龄关德栋校注》

《西厢记-插图版》

《西厢记横版》

《西厢记》

《路工：明代歌曲选》

《重冈已隔红尘断-元散曲合集》

《金圣叹批评本西厢记》

《金圣叹点评西厢记》

《元本琵琶记校注》

《集评校注西厢记_王季思校注》

《古本戏曲丛刊》

《任风子岳阳楼青衫泪郑振铎主编古本戏曲丛刊1954》

《单刀会救风尘玉镜台望江亭郑振铎主编古本戏曲丛刊1954》

《古本戏曲丛刊三集004金锁记》

《古本戏曲丛刊目录》

《墙头马上渑池会郑振铎主编古本戏曲丛刊1954》

《朱砂担货郎旦敬德不伏老郑振铎主编古本戏曲丛刊1954》

《梅香郑振铎主编古本戏曲丛刊1954》

《汉宫秋马致远北京图书馆古本戏曲丛刊1954》

《窦娥冤裴度还带单鞭夺槊郑振铎主编古本戏曲丛刊1954》

《荐福寺陈抟高卧踏雪寻梅黄粱梦郑振铎主编古本戏曲丛刊1954》

《陈母教子梧桐雨东墙记郑振铎主编古本戏曲丛刊1954》

《风云会博望烧屯马陵道郑振铎主编古本戏曲丛刊1954》

　朱起凤，浙江海宁人，光绪末年曾在书院任教。一次，朱起凤批阅学生策论试卷时，发现试卷中有人用了“首施两端”一词，他以为是学生的笔误，随即在一旁改作“首鼠两端”。结果考试结果出来后，“书院大哗”，有人甚至写信讥讽朱起凤。原来学生并未写错，“首施两端”是有出处的，例如在《后汉书》里不但赫然写着“首施两端”一词，而且注明“首施即首鼠也”。

这件事发生以后，朱起凤深感自己读书粗略，知识面窄。从此他刻苦攻读，认真研讨，把古籍中所见到的“首施”、“首鼠”这类音义相关的词，随加摘抄，分类汇聚。通过苦心琢磨，细致比较，历时三十年，易稿十多遍，终于编成了洋洋三百多万字，在我国语言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辞通》。一些著名的学者，诸如章太炎、刘大白、胡适、钱玄同、林语堂等纷纷为此书作序，大加推荐。

朱起凤不文过饰非，对旁人甚至自己学生的批评，能正确对待，变压力为动力。这样的教学态度和治学精神，值得学习。

沈从文第一次从军解甲后，为了生计不得不离开凤凰城，来到芷江谋求出路。当然，沈家庞大的亲属圈不会让这位昔日的少爷穷途末路的，他的由县长任上下来的五舅很快又干上了警察所的所长，16岁的沈从文已经在军队里锻炼得有点儿“混得开”了，自然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被舅舅招到身边工作。一个外乡来的毛头小子，竟然在警察所里干得风生水起。后来警察所兼管税务后，沈从文负责收“屠宰税”。想想，一个嘴角还没长须的小子，每天端着账本，在芷江城里走动，多威风。那些屠户们个个见了敬三分。因为沈家当日的影响力，在湘西地界上，沈从文要混口饭吃，并且吃好，显然不是问题。再到后来，城里多个显赫人家相继看中了他，要把他拢为快婿，甚至要他随意挑选，那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偏偏这个时候，沈家少爷的青春期到了，他不想那样干。原因是，他已经迷上了一个女孩子。但是，这注定了是一场骗局――因为一个姓马的私生子的“牵线”，理由是“我姐姐想约你去家里玩”，沈从文去了，并且上了心。也许就是“爱情”的萌动，他勇敢地拒绝了各路贤达的提亲，他心里只有那个姐姐。可是，他自己也糊涂了，那个姓马的小子开始亲近他，并且老向他借钱，最后，把沈从文身上保管的母亲卖地的钱弄丢了一千多元。实际上，那是沈从文的青春期反应而已，他被姓马的小子以“姐姐”的名义骗了，“姐姐”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

事情的真相是――因为情迷心窍，沈从文落进了那个小马的圈套。如果仅此而已，那也是一个笑话而已，偏偏沈从文当真了，他觉得无脸见人，那一千元钱对败落的沈家来说，是笔大数目了，沈从文觉得对不起母亲，所以他悄悄地离开了芷江，开始了下一步的漂流。

因为沈从文是个大人物，所以这么个青春期的小事件也变得非同寻常。事实上，这一走，就走出了一个百年难遇的沈从文来了。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齐白石老人享誉画坛起，市面上冒其名的画品越来越多。一些购画者不时拿着他的画上门求其鉴别或加写题记。后来他干脆声明“予之画从借山馆铁栅门所出者无伪作”。其夫人胡宝珠也会作画，为了避“夫人捉刀”之嫌，他忍痛割爱让胡宝珠不再作画。

胡宝珠18岁嫁到齐家，齐白石作画时她便站在旁边理纸磨墨，耳濡目染受到艺术的熏陶，也不时习作。她天资聪颖，画艺日增。一次，齐白石看到画桌上一幅《群鹅图》，竟以为是自己所作，挥笔署款“三存印富翁齐璜作于故都”，并连钤三印。过了一天再仔细品味才发觉是夫人的临摹之作，于是题跋更正：“此小幅乃宝姬所临”。后来，宝珠又作了一幅《群虾图》，拿与丈夫品评。白石老人欣赏之余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者夫人有此成就，构图着色无不酷似自己的亲笔；忧者恐人散布流言蜚语说齐白石作画有夫人代笔，连借山馆出来的画也不可靠了。

宝珠作画原为消遣，她知道丈夫的心事后，从此搁下了画笔。

三国时，吕岱位高权重，名声显赫。他的朋友徐厚常常毫不留情地批评他的缺点。吕岱不仅没有责怪徐厚，反而更加尊重、亲近徐厚。

我们不得不钦佩吕岱不畏别人批评的态度，如小草般虚心接受的生活态度，造就了一代名将。

梅兰芳在演出京剧《杀惜》时，突然听到有位老人说“不好”。梅兰芳来不及卸装更衣就用专车把这位老人接到家中。恭恭敬敬对老人说：“说我不好的人，是我的老师。先生说我不好，必有高见，还望赐教，学生决心亡羊补牢。

老人说：“阎惜姣上楼和下楼的台步，按梨园规定，应是上七下八，博士为何八上八下？”梅兰芳恍然大悟，连声称谢。我们不得不钦佩梅兰芳的谦恭，就是这种如小草般可视平凡人为师的生活态度，造就了一代京剧大师。生活中，我们都想如大树般活着，早已忘却了小草的存在。可事实上，拥有穿山裂石之力的，往往都是这些谦逊的小草。

趣闻历史

《食经》也是记录美食的这本书其实是崔浩记录他母亲及家族女眷做菜的一个合集，非常庞杂，而且深入细节，比如怎么做酸菜、怎么做酱，怎么做各种羹汤等等都有记述。这给我们一个启示，趁现在，一点一点的把自己家和亲戚拿手的菜整理出来，几十年几百年以后，后辈拿出来一看，那感觉，肯定不一般，要真能传到几百年以后，那估计也会成大家的经典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里面有个描写桂圆汤的场景么？

“彼时宝玉迷迷惑惑，若有所失众人忙端上桂圆汤来,呷了两口,遂起身整衣。”（第六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论语

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北宋政治家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史记

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

《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道德经

春秋时期老子的哲学著作，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对传统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庄子

《庄子》一书主要反映了庄子的批判哲学、艺术、美学、审美观等。其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涉及哲学、人生、政治、社会、艺术、宇宙生成论等诸多方面。不仅是一本哲学名作，更是文学、审美学上的寓言杰作典范，对中国文学、审美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深远影响。

孟子

孟子与孔子被后人合称孔孟。《孟子》一书记录了孟子与其他各家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游说诸侯等内容，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撰而成。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策略（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政治行动，行文气势磅礴，感情充沛，雄辩滔滔，极富感染力，流传后世，影响深远，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

荀子

《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家学派最重要的著作。由荀子及其弟子所著，旨在总结先秦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和自己的学术思想，反映唯物主义自然观、认识论思想以及荀子的伦理、政治和经济思想。

大学

《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主要概括总结了先秦儒家道德修养理论，以及关于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儒家政治哲学也有系统的论述，对做人、处事、治国等有深刻的启迪性。

中庸

《中庸》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是一篇论述儒家人性修养的散文。经北宋程颢、程颐极力尊崇，南宋朱熹作《中庸集注》，最终和《大学》、《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庸》提出的“五达道”、“三达德”、“慎独自修”、“至诚尽性”等内容，对为人处事，人性修养有重要影响。

资治通鉴

由北宋司马光所主编的一本长篇编年体史书，是中国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载的历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年）写起，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西元959年）征淮南，计跨16个朝代，包括秦、汉、晋、隋、唐统一王朝和战国七雄、魏蜀吴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等其他政权，共1362年的逐年记载详细历史。《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都是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二人并称“史学两司马”。

山海经

《山海经》的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山海经》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的研究，均有参考，其中的矿物记录，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