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语里有中文字是因为日语来源于汉字。

在古代日本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到我国隋唐时代，汉字大量传入日本，日本才开始系统地利用汉字记载自己 的语言。最初是把汉字作为表音的符号使用的，即日语有几个音节，就用几个汉字。这些汉字后来逐渐演 变成假名。

只借用汉字的音和形，而不用它的意义，所以叫假名。那些直接沿用其音、形义的汉字叫真名。这样，一篇文章中并用真名、假名，显得非常混乱。而且假名要借用的同音汉字很多，加上汉字笔划多，用起来很不方便，所以后来就把假名逐渐简化而创造了自己的文字。

日语基本信息

一、日语与汉语的联系很密切，在古代（唐朝）的时候，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大量的古代汉语词汇随着汉字由中国东北的渤海国和朝鲜等地被传入日本。

近代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其近代化及工业化进程，大量的欧美词汇随着工业革命成果及启蒙运动思想一同引入日本（主要是英文，此外亦有德文和法文）。

又由日本人重新组合成大量现代日语词汇并被传到邻近的中韩两国，因此被汉语采用，如电话、干部、***、社会主义、机器、生产、经济、教育、军事、列强、物理、数学、化学、生物、英语、航空母舰等等。

二、日语极富变化，不单有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还有简体和敬体、普通和郑重、男与女、老与少的区别，不同行业和职务的人说话也不同，这体现出日本社会森严的等级和团队思维。

日语中的敬语发达，敬语的使用使得公众场合下的日语十分典雅，但过于繁复的语法使得学习敬语异常困难，即使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也不能完全熟练掌握。

日本的国语课是学习日语，国文课就是学习古代汉语。这是日本高中必修课，是公务员考试科目。因为日本有很多古籍是用文言文写的，没有假名，且语法不同于日语。文章中的那些标记叫做“返点”“送假名”，“返点”是为了将文章重组为日语语序，“送假名”是在文章中增添日语助词，这样以理解文章含义。

主要有两个原因：

日本近代开始自认汉文化正统，大肆宣扬什么崖山之后无中华，以后就是称支那一类的言论，为他吞并中国做准备，要是把汉字都废了，如何确立其正统地位。

由于长时间的使用，汉字的影响已经进入了方方面面，二战后，日本加大了假名的运用，减少了汉字的运用，但实际运用出现了一些问题，又不得不制定规范使用汉字的制度。长时间使用汉字形成的习惯，并非简单废除汉字就能解决的。废除汉字，新一代的日本人可能都看不懂日本的历史文化古籍，都不明白日本的历史源流，这对统治也是不利的。

　　高岛俊男说，日语是一种畸形的语言。

西方语言学认为，语言的本质是声音，而文字只是标记语言的符号系统。然而这一理论不足以说明汉字与日语的关系。初学日语时，面对日语汉字，还以为只识其字不知其音只是中国日语学习者的特性，逐渐才发觉，连日本人也未必搞得清日语汉字繁杂的读音，但更神奇的是，许多词汇，日本人也跟我们一样，要靠汉字才明白是什么意思。

「私立」和「市立」同音，「工业」和「鉱业」同音，「制纸」跟「制糸」也同音。汉语里当然有不少同音词，但日语由于语音系统简单，能组成的音节少，同音汉字词的数量远超于汉语。在会话中，日本人面对数量庞大的同音词，大脑系统是如何运作的，高岛俊男如此解释道：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大量使用汉字来创造新词，翻译西洋词汇，但侧重考虑的是一个个汉字的意义和在古籍中的用例，却从来不会在意，「电灯」和「传统」同音， 「电线」和「传染 」也同音。背后是一种潜在的认识：词汇的意义在于文字，文字不同，就是不同词汇。

这并不正常，因为汉字本是一种异邦的文字，而如果说声音才是一种语言的本质，那么这种语言的声音竟要依存于异邦的文字下才能具有意义，不得不说是一种怪异的现象。

这也是高岛俊男说日语畸形的原因：语音无法承载意义，文字反客为主。

高岛俊男说，汉字本来是用来书写汉语的文字，和汉语当然是天作之合，汉语语音的多样性也使得同音词汇造成混淆的概率比在日语中小得多。可这种文字和日语的体质本不合，只是当日语这种语言尚在幼稚阶段的时候，汉字对当时的日本人来说是世上唯一的文字，引进来使用也是很正常的事。可对文字乃至词汇不加分析的拿来，不顾两国风土民情不同对异国的「圣人之书」的尊崇，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使日语失去了自行发展成熟，并自然产生出最适合自身的文字的可能性。在一种语言尚幼稚的阶段，只有表示实物的词，而缺少表达抽象概念的词，此时汉字进来了，关于抽象概念的词汇也进来了，男人开始使用汉文写文章，于是原始日语在这方面发展停滞了。时至今日，使用纯粹的日语词汇无法写出具有逻辑性的文章，仍是其致命的弱点。「这是历经千年，一次都不曾试图去构筑日语文章的日本男人们的罪过。」

所以作者的观点是：日语是一种畸形的语言，而且是一直伴随畸形成熟起来的，所以要回到健全的道路上来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也只能一直背负着汉字前进。这是针对日本的文字改革，包括限制汉字，以及音标化的观点所言。

近代以来日本也经历了漫长的文字改革过程，一度有废除汉字的运动，最终以简化汉字，并限制数量的半途而废的形态遗留下来，在此不一一叙述。但这本书中关于汉字简化的观点，也可作他山之石。

其中很重要一点，是谈到印刷体和手写体之性质的不同。印刷体，是为看得清楚，横平竖直，一字一字要区分得清楚；手写体，是为写得方便，整体笔画本来就容易连在一起。「火」在手写时左右两点容易连在一起，但不能因此就把印刷体的「火」的两点也连起来成为「大」；同样，「灬」手写时自然容易连在一起，但因此就把「灬」的印刷体都统一成「一」没必要。

日本在制定新字体时把「每」中「母」字部分的两点连在一起成为「毎」，「海」「毒」等字也一样，但唯独「母」字似乎两点连在一起就有些奇怪，所以「母」仍是「母」。这种无视系统性的文字简化，对某简化字大国的人来说也有种无法置身事外的无奈。

总之，无论是作为一个日语学习者，还是同样使用汉字的人群的一员，这本书都绝对值得一读。

（关于本文集：这是最近产生的构想，以后陆续用中文来介绍一些读日文书时觉得有意思、有价值的内容。）

一提起日语，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它使用着大量的汉字，若再作进一步了解，就会发现日本人最早只有自己的语言，而无自己的文字。古代的日本人曾一度完全借助于汉字来表述自己的语言。由此人们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日语作为一种文字源出于中国的汉字，对此几乎是无人质疑的。但汉字何时传入日本，日本人又何时学会使用文字长期以来却始终是个疑案。

一般日本人只晓得他们的祖先在公元3世纪时还不知道使用文字。但学者们对这个问题则有更具体的推测。一说认为日本的文字最初应是由百济传入的，时间当在公元4世纪下半叶，他们的论据是，大和朝廷是在公元4世纪初征服邪马台国，统治北九洲，与百济的交通最早也应始于公元4世纪下半叶，故日本使用文字应在这之后。但据中国晋朝陈寿撰的《魏志韩传》记载，公元3世纪时，位于朝鲜半岛东南部的辰韩已使用文字，于是就有学者提出辰韩先于百济将文字传入日本。这样一来日本人使用文字就有可能是在公元3世纪左右。另一说认为，日本人使用文字最迟不晚于公元一世纪下半叶，而且日本人并非得通过朝鲜才能接触到汉字。公元一世纪末的中国古籍《汉书地理志》就曾记载过“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岁时以献来见”。也就是说，早在公元一世纪末之前，日本就有人到过中国，由此可以想象当时访问中国京城的倭人一定会接触到包括汉字在内的中国灿烂文化。对此《后汉书倭传》也作了明白无误的记载，书曰：“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这则史料表明，倭奴国使节不仅会使用汉语，而且对当时中国的君臣礼节甚是通晓。因此就有学者根据这两则史料推断在公元一世纪中叶或者最迟不晚于一世纪下半叶日本就已使用文字了。

但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这是后人对史料的误解或推测。中国古籍明确记载日本人使用文字的是《魏志倭人传》，该书正始元年条载曰；“倭王因使上表答谢恩诏”。当然也有人持有异议，认为倭王的这篇上表出自中国使臣之手，而非倭人所作。但当时的情况是倭国使节难升米和副使都市牛利自景初二年(238年)六月至正始元年(240年)已在中国逗留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他们在逗留中国期间，除了执行例行公务之外，还广泛地接触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无论从机会和需要来看，倭国使节已通晓汉语，在他们回国后倭王自然也无必要请中国使臣代劳上表。若由此推论，公元3世纪中叶至少在九州这个范围内日本人已使用文字，这是第三种说法。

还有第四种说法的，《注释日本纪》主张汉字是在应神天皇(5世纪初)之时传来日本的。该书的所谓依据就是《古事记应神记》曾记载有个叫和迩吉师的人携带《论语》和《千字文》渡来日本。但这并不意味着是汉字传来之始，而且有种种迹象表明，还在公元4世纪末，中国大陆的先进文化就已通过朝鲜传到日本，其中就包括汉字、儒家思想以及筑沟和养蚕技术等。显然《注释日本纪》的提法是不足为据的。

关于汉字何时传入日本，日本人何时使用文字？现在至少有以上4种说法。看来各说都有证据不足之嫌。而唯一被认为是能说明问题的铭文尚属鲜见，至今发现的最早一例是熊本县玉名郡江田村船山占坟出土的一把刀，上铸有“治天下狻 齿大王世……服此刀者长寿子孙注注得其恩也不失其所统作刀者名伊太加书者张安也”等铭文。有关学者认为铭文中的大王系指反正天皇，故刻此铭文的年代当在公元5世纪上半叶，若以此为据，似又有太晚之弊。尽管如此，因此解开日本文字的疑案还有待地下文物的进一步发掘和整理。

日本公布了新的年号——“令和”，随着日本天皇5月1日的退位，“平成”这个年号也完成了自己31年的使命，随着明仁天皇一起成为了历史。

要知道现在汉文化圈中唯一还使用年号的国家就是日本，年号制度的起源国中国也在清朝灭亡后废止了两千多年来的年号制度。

“令和”作为日本自公元645年以来使用的第248个年号，这次却和之前的年号大不一样，因为这是日本头一回使用和中国典故无关的年号。

按照惯例，日本年号一定是取自中国典故，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年号制度是日本在唐朝时期向中国学来的制度，据统计日本的年号大约都出自中国106部传统文化典籍中。其中年号出处最多的就是《尚书》，达到了37次，其次是《周易》，达到了27次，再其次是《诗经》，达到了15次。

由于中国长期领先于日本，向日本输出大量先进的文化，甚至很多时候，日本的年号都是直接照抄中国的年号。

最明显的是唐代，当时日本非常积极的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包括像是年号也都直接拿来就用，比如唐太宗的年号是“贞观”，日本清和天皇也就直接把年号定为了“贞观”，唐德宗的年号是“贞元”，日本圆融天皇也就直接把年号定为了“贞元”。

日本天皇退位

有些读者可能会问了，日本这一千多年来也用汉字，难道就没有诞生自己的典故的年号吗？

还真没有，原因很简单，日本最古老的传统和歌集《万叶集》中虽然有各种日本传统典故，但是日本的年号必须为两个有实际意义的汉字，《万叶集》里面的汉字只是表示日语发音的片假名，不满足两个汉字必须有实际意义的要求。

其他的日本古籍中的典故则归根到底还是来自中国。比如日本二战中用的年号“昭和”就来自《尚书》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退位的明仁天皇用的年号“平成”则是出自《尚书·大禹谟》“地平天成”。

一直用中国典故来作为日本的年号对于日本国民来说也是很难接受的，一直以来年号“去中国化”成为了日本政府的大难题。

日本天皇访华时特别提出要去西安碑林看看自己的年号出处

最终在年号的选择中，“令和”作为两个出自日本古籍中的汉字，当选成为了日本新的年号，这也是1374年以来，第一次日本年号没有出自中国典籍。

按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解释，“令和”代表了希望，蕴含了在人们美丽心灵相互靠近之中，文化诞生并成长的意思。

在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也有日本记者提问道：日本年号第一次没有出自中国典籍，中方如何看待这次变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回答也很干脆：这属于日本内政，我们不做评论。

日本天皇访华

那这次日本年号真的就完全出自日本典籍而和中国无关吗？答案是否定的，这次的年号“令和”出自前面所说的日本古籍《万叶集》，虽然《万叶集》源自日本传统文化，但是却无法抹去中国文化对其的影响，在诗歌的题材、形式以及表现方法上都借鉴了中国的诗歌。

更为关键的是，在《万叶集》成书的时候，日本并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只能用汉字来作为注音符号记录下来。由此可见，如果日本年号推根溯源的话，其还是来源于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