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经洞石刻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

藏经洞位于灌口镇灵岩村9组灵岩山中。藏经洞均为石刻经版青砂石质，上藏经洞在灵岩寺后陡崖间，为竖井砖砌地窖，长、宽均18米，深25米，1971年发现。下藏经洞在灵岩寺前竹林寺后，为洞穴，长29米，宽265米，深59米。清光绪初下藏经洞被发现，1931年邑人蒲春蔚于原址清理出大量佛经。佛经沿洞壁依次重叠，每版间垫唐开元钱币数枚。上藏经洞于1995年发现，发现后文物部门对其进行了清理，发现残存的经板约有160块，长08米，宽04米，厚004米。两面刻-，版侧刻经名、卷数、版数。在经板旁出土几枚保存完好的“开元通宝”钱币，由于经板长期重压及风化严重，导致无法揭取，因此采取就地掩埋处理。为了解唐代、清代宗教在该区域内的发展提供了实物资料。

地址：灌口镇灵岩村9组

道德经》是中国古代重要哲学著作。又称《老子》，共81章，5000余言，分上下篇。 相传老子修道德，著书上下篇。春秋末期已有老子其人。现在通行本《老子》，多数学者认为在孔子、墨翟之后，可能成书于战国中前期。王弼注本、傅奕本上篇言道，下篇言德。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则上篇为“德篇”，下篇为“道篇”。在上下篇中分章次第，以及《道德经》的题名都是后人所加。 现存《老子》的版本，以帛书甲、乙本为最早。甲本文字，不避汉高祖刘邦讳，可证它是刘邦称帝以前抄写的。乙本避刘邦讳，但不避惠帝刘盈、文帝刘恒讳，可知它是刘邦称帝以后,刘盈、刘恒为帝以前抄写的。甲、乙本皆分二篇，乙本篇末标出《德》3041字，《道》2426字，合计5467字。甲本尾题残缺不明。两本都不分章次。 东汉时成书的《老子河上公章句》，分81章，上篇道经37章，下篇德经44章，河上本复于每章章次之首冠以“章题”二字。魏王弼《老子注》，只分81章，并无章题名称。唐初傅奕校定《道德经古本篇》，据宋代谢守灏《混元圣纪》记载：傅奕考核众本，勘数其字。项羽妾本，齐武平五年，彭城人开项羽妾冢得之：安丘望本，魏太和中，道士寇谦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齐处士仇岳得之。其中项羽妾本迄今仍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另尚有题为西汉末严遵撰的《道德真经指归》，章句颇与诸本不同，今存残本，但有人认为是后人伪托。 现存《老子》的版本，除汉初帛书本外，还有许多版本流传。约略统计，石刻14种，其中以唐太宋时虞世南校写的石刻《老子》为最古。其次为唐中宗景龙二年(708)易州龙兴观道德经碑。唐写本《老子》残卷，散见于各地保存的敦煌经卷中，为数颇多。今见木刻诸本中，以宋刊《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为较古，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有影印本。明正统《道藏》搜集《道德经》本文及汉、 魏、 唐、宋、金、元、明众注本，总计有41种之多。 历代学者研讨和考释《老子》的著作不下千百家，但存者少佚者多。其中主要有：战国末年,喜黄老刑名之学的韩非,最早著《解老》、《喻老》，西汉《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以及《刘向说老子》等，均已散失。东汉时,道教成立，河上公《老子章句》宣扬练气可以久寿长存；《老子想尔注》强调学道练形，能致长生。魏晋时期，何晏作《老子道德经》，王弼撰《老子注》，阐发以虚为主、以无为本的玄学观念。南北朝时，佛学和道教并盛，佛门亦耽玄理，释氏注解《老子》的很多。据《隋书�6�1经籍志》著录：刘宋时，释惠琳、释惠严各注《老子道德经》2卷，释慧观撰《老子义疏》1卷。《旧唐书�6�1经籍志》著录：姚秦鸠摩罗什撰《老子注》2卷。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法，誓为佛门弟子，亦著《老子讲疏》6卷。 唐代，因皇帝与老子同姓李氏，故大力提倡道教，设置崇玄学，令生徒论习《道德经》，道俗学人，先后注《老子》的名家有孙思邈、傅奕、尹知章、成玄英、唐明皇、李荣、强思齐、杜光庭等。强思齐《道德真经玄德纂疏》20卷，以唐明皇御注并疏为主，集河上公、严君平、李荣注，成玄英和强思齐疏，弥补了成玄英《老子疏》已亡之缺。 宋代注解《老子》亦多名著，道士陈景元撰《道德真经藏室纂微》10卷，范应元撰《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2卷，有《续古逸丛书》影印宋刊本，明《道藏》未收，元明以来亦少引用，是书搜罗古本旧注颇多，亦足珍贵。司马光著《道德真经论》，第一章无名、有名、无欲、有欲，皆于“无”与“有”字下断句，与先儒不同。王安石喜读《老子》，作《老子注》，第一章句读与司马光相同，但王安石阐释“道”时，认为“道有体有用，体者，元气之不动；用者，冲气运行于天地之间”，以气一元论解释“道”。司马光则认为“道生一”，道是虚无，即自无入有。王安石子王雱、同党吕惠卿、陆佃、刘仲平皆有《老子注》。彭耜撰《道德真经集注》18卷，所引注本，或存或亡。其胪列解老者诸姓名，亦为珍贵的史料。到了元代，吴澄作《老子注》,更定为68章，独成一家言。他在第一章，以无名、有名、常无欲、常有欲断句，与王安石、司马光不同；在第三十五章注“道生一”一节时说：“道自无中生出冲虚之一气，冲虚一气生阳生阴，分而为二，阴阳二气，合冲一气为三，故曰生三”。在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时又说：“万物以气聚而有形，形生于气，气生于道，气形有而道则无。”这些解释大抵合于《老子》本义。明代焦竑撰《老子翼》，采集韩非以后解《老子》者64家，并附以焦氏《笔乘》，共成65家，各取精语，于诸家注中推为博赡而有理致。并附《考异》，识其异同。清代毕沅撰《老子道德经考异》，以唐傅奕授定本为底本，参校河上公、王弼、顾欢、陆德明、彭耜、《永乐大典》、焦竑《考异》等，间有不合于古者，则折衷众说，以定所是。但毕沅《考异》，详于宋元诸本，忽于唐本。近人罗振玉针对毕沅这个缺陷，撰《道德经考异》，他根据景龙本、开元御注本、广明本、景福本等4个唐石刻本以及六朝和唐写本残卷10种撰成。他说，上下二经81章中，未见唐抄者才4章耳。唐以后诸本，不复阑入，期与毕书相辅而行。这是该书的特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老子》的版本和文字考据方面,可谓成就斐然。中华书局除刊印王弼注本外,属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就有:马叙伦《老子校诂》,高亨《老子正诂》,朱谦之《老子校释》。此外,容肇祖《王安石老子注辑本》、蒋锡冒《老子校诂》、张舜微《老子疏证》等,也都是这方面的力作。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两种帛书《老子》写本。一种写本的字体介于篆、隶之间,称甲本。另一写本用隶书抄写,称乙本。是目前能见到的最完整的古老版本(1976年3月,文物出版社予以刊行)。1993年10月,湖北荆门市沙洋区四方乡郭店村楚墓出土了804枚竹简,共约一万三千字,包含15篇文献古籍的内容,而两千余字的《老子》,引人注目。根据竹简的长度、形状、编线槽数、编线间距等,考古学家把楚简《老子》分为甲、乙、丙三组。

《大藏经》主要包括的版本为《中华大藏经》、《敦煌大藏经》、《房山石经》、《乾隆版大藏经》、《丹珠尔》、《南传大藏经》等。下面将为您依次介绍。

一、《中华大藏经》

《中华大藏经》简称《中华藏》，由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编辑，中华书局出版，中华大藏经编辑局成立于1982年，由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佛学专家们主其事。该藏包括汉、藏等多种文字，出齐后将成为有史以来经籍数量最多的大藏经。目前正出版汉、藏文两部分。

《中华藏》的汉文部分由3编组成。第1编为历代大藏经所收集的编有千字文编号的典籍，也就是历代的正藏，共两千余部，一万余卷。此编以海内稀世珍本金代《赵城藏》为影印底本，补足它本而成。《赵城藏》成书于12世经中叶，其主体部分是中国第1部雕版大藏经宋代《开宝藏》的复刻本，同时吸收了辽代《契丹藏》的优点。现在《开宝藏》、《契丹蒇》均已亡佚，《赵城藏》的价值弥是珍贵。《赵城藏》缺失的部分，《中华藏》以《高丽藏》补足，同时收录了包括《房山石经》在内的12种大藏经中按千字文编次的全部经籍。另外，此编还选用了《房山石经》、《碛砂藏》、《资福藏》、《普宁藏》、《永乐南藏》、《径山藏》、《清藏》、《高丽藏》等8种有代表性的大藏经作校本，与《赵城藏》对比校勘，罗列异同。《中华藏》第2编是历代汉文大藏经中所收的没有千字文编号的典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续藏，亦有两千余部，一万余卷，包括《嘉兴藏》的续藏、又续藏，日本《 续藏》，《房山石经》正编未收部分，《频伽藏》、《普慧藏》以及敦煌遗书中的特有经论等c《中华藏》的正、续两编总数可达4200余种，23000余卷，将分装220册。第3编为新编入藏，拟收入历代大藏经中未收的藏外逸典和近代新出现的佛教著译。《中华藏》汉文部分正编于1984年开始出版，现已发行90册。为便于检索，正文全部出齐后将编印经籍名称首字汉语拼音音节、笔画等7种索引。

《中华藏》的藏文部分自1986年始，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组织整理、对勘。1995年已出版《中华大藏经·丹珠尔》。

二、《敦煌大藏经》

简称《敦煌藏》，由敦煌大藏经编辑委员会编辑、中国星星出版公司与台北前景出版社于1989年起汇编影印出版。该藏是一部以敦煌遗书中的佛教典籍为素材，经整理、选编而成的写本大藏经。所收典籍以北京图书馆所藏写本为基础，增补英、法等国及国内各地的所藏经卷。全藏分正、续两编，现已出版正编，共63册，前60册为汉文部分，后3册为古代民族文字部分。该藏以唐代《开元释教录》的体系为蓝本，主体部分以此编定。对于《开元释教录》没有涉及的内容，也一并收入，包括印度佛教原典的汉泽本、中国内地久失的中国僧人著述、反映敦煌地区佛教状况的著作，以及用梵文、吐蕃文、于闽文、回鹘文等语言书写的佛典等等。后部分内容很多都是近代首次发现，为历代大藏经中所不存，其中古代民族文字写本，更为本藏丯独有，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该藏各经、卷、品后增多有详细的校勘记，除介绍写本的存佚情况外，还特别列出了与日本《大正藏》、《中华藏》的参见页码，使用十分方便。《敦煌藏》的出版，为研究佛教流传史、译经史、民族文化交流史、中国佛经史，乃至古代民族语言和汉语音韵学都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三、《房山石经》（辽金刻经）

《房山石经》

《房山石经》由中国佛教协会编辑、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自1986年起陆续影印出版。房山石经保存于北京市房山区云居寺。1956年至1958年，中圉佛教协会由赵朴初居士等直接领导，在此发掘、整理出石刻经版近15000块，计刻佛经1122部，3572卷，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文物。房山石经由隋末唐初僧人静琬发愿初刻，原意是在佛法遇难时充作经本。后代僧人秉志续刻，一直延续到清代康熙年间，跨逾千年，其中以盛唐、辽、金时期所刻最多。房山石经所刻内容基本是译本佛经，所用底本主要有二，均十分珍贵。一是唐开元18年（公元730年）玄宗所赐的译经写本4000余卷，为当时官方正本。盛唐至辽初刻经的均以此为底，所成皆为巨型大碑。二是《契丹藏》，是辽金时代的刻经底本，形式为小型石碑，《契丹藏》的一版，即刻石的一面，其行数，字数均一致。由于《契丹藏》全藏已佚，故这一部分价值尤高，目前正在出版的房山石经亦即此部，称为“辽金刻经”，这实际相当于《契丹藏》的复刻本，全经229帙，分装22册。计划辽金刻经出齐后，再编印隋唐辽初刻经及记述文字，最终形成一部55册的丛书。

四、《乾隆版大戒经》

简称《清藏》，又名《龙藏》，是清代唯一的官刻汉文大藏经，1987年，文物出版社重印。全藏收经1675部，7240卷，分作724函。千字文函号自“天”至“机”。清世宗雍正11年（公元1733年）在北京贤良寺设藏经馆，13年开雕，清高宗乾隆3年（公元1738年）完成。刻成后印数极少，较为稀珍。刊刻板片79036块，历经两个半世纪保存基本完好，是我国历代木刻藏经中唯一尚存的板片。

五、《丹珠尔》

中圉民族图书馆整理，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出版c丹珠尔与甘珠尔并列为藏文大藏经的主体，丹珠尔为论疏部分，甘珠尔为经、律部分。此次影印所据原本是清乾隆年间颇罗鼎·索朗多杰执掌西丯藏政务时主持编成的一金汁写本。此金汁写本以琼结县王宫所藏善本为基础，又搜集夏鲁寺、乃宁寺、白居寺、达垅寺、热振寺、止贡寺、岗希寺等地的要典，去重补缺，精心校勘，认真抄写而成，是《丹珠尔》写本中的上品，全本辑为225函，写成后一直供奉在甘丹寺宗喀巴大师灵塔前，鲜为外界所知。此次出版用照相胶印方式，合订为100册。

六、《南传大藏经》

巴利文大藏经在世界上已有10多种文字的译本，但汉译只有零星单品。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自1992年起，筹措《南传大藏经》的汉文编译工作，由南京金陵刻经处出版。此次编译遵循达、信、雅的原则，忠实原典，尊重直译，源自巴利，如同巴利，译经如经，通达明白。1993年已出版由邓殿臣、威马莱拉坦尼合译的《长老尼偈》，作为填补空白之译作，出版后反映良好，尤为佛界所欢迎。

在中国古代文物中，古代石刻的数量与它所包含的文化内容之丰富都应该名列前茅。就现有的石刻文物来看，古代石刻遗存中包含有文字、纹饰图案、造型雕刻、建筑构件等多个方面的文化内容，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涉及到哲学、文学、历史学、民俗学、美术史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现在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古代石刻研究已经形成了专门的学科分支，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对石刻的研究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以往对石刻的研究，主要着重于对历代石刻材料的收集整理、编辑目录、对有关信息的记录、石刻文字辨识与内容考证等几个方面。在宋代已经兴起的中国金石学，就是以历代石刻作为主要的收藏与研究对象。就现在可以见到的古籍来看，从宋代以来，产生了近千种有关石刻的专门着录，保存了大量石刻文字资料。而在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科学发掘与考古学研究方法的运用，给石刻研究开拓了新的途径。即注重石刻类型的研究，通过石刻类型的归纳来更好地解读石刻文字内容，并且通过研究各种石刻类型的产生与变化过程来揭示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使传统的石刻研究出现了新气象。近代以来，在科学考古发掘与调查中获得了大量新的石刻资料，有助于我们完成上述的研究课题。有关中国石刻的新发现，我在一本小书《二十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古代石刻》中有过比较全面的介绍，可以参考。中国古代的石刻产生与发展的过程，概括地讲，应该是从原始的实用性石刻向墓葬纪念性石刻演化，东汉时期大量使用的墓葬石刻造成了中国古代石刻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形成了一些基本的石刻类型，如碑、摩崖、墓志、阙、柱等，从而奠定了石刻在中国使用的基础。而后佛教的流行，使以佛教石刻为代表的宗教石刻产生，又形成了一些新的带有外来文化因素的石刻类型，如造像、浮图（塔）、经幢、刻经等，在南北朝隋唐期间形成了中国古代石刻发展的第二个高潮。在此后，已经定型的各种石刻类型一直沿用到近代。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大量的考古发现加以证实。

特别是在考古发现中有关早期石刻类型的重要发现，对于全面了解石刻类型的形成与演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几个文明古国相比，中国古代文字石刻出现的时间比较晚。古埃及的文字石刻可以早到公元前3000 年，西亚古文化中可以早到公元前3500年。在两河流域、古代伊朗地区都有公元前一两千年的文字石刻。而中国古代专门的文字石刻可能要到公元前500 年至300 年以后才开始出现。这就给我们如何认识中国古代石刻的起源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疑问，即中国古代石刻的产生是否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而要正确认识这一问题，就必须对中国古代石刻的基本类型及其形成过程做出科学的分析。我们在这里试着将中国古代石刻的主要类型及其形成演化的过程作一个简要的分析介绍。现存最早的中国古代文字石刻——秦《石鼓文》，就是雕刻在天然石块上的，可能是春秋时期的产物。它们或者是在一块独立的天然大石上刻字，或者是将天然的石块略加表面处理后进行雕刻。中国古代将这样的石刻叫做“碣”。这是最原始的石刻形态。

在山崖上直接刻写文字所形成的石刻，中国古代称之为摩崖。它也是最原始的石刻。一般是在山崖中选择一片比较平直的石壁，直接在上面刻字。到了汉代以后，有时也在山崖上进行整修，开凿出一片规整的平面来，甚至有些摩崖还开凿成一个碑的平面外形，在上面刻铭。保留至今的汉代石刻中，有很多着名的摩崖石刻。例如在陕西汉中的东汉永平六年汉中太守鄐君开褒斜道记，建和二年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永寿元年右扶风丞李禹表刻石，在甘肃成县的建宁五年李翕析里桥郙阁颂，在新疆阿克苏的龟兹左将军刘平国刻石等。汉代以后，摩崖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石刻形式，尤其是在山地中大量使用，古代摩崖往往聚集在着名的风景胜地、寺庙和古代文化遗迹附近，形成了丰富的文化景观。其中有大量的题名、诗词、游记、摩崖刻经、摩崖造像等。象山东掖县的北齐云峰山题刻，湖南祁阳的唐大历六年大唐中兴颂，福建南安县九日山的祈风题记，重庆涪陵等地的长江石鱼题刻等。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资料来讲，加工成固定形制的文字石刻，例如碑这样的纪念石刻在中国古代出现，最早也是西汉晚期的事。在西汉晚期和东汉时期，石刻开始大量出现，并且日益普及，雕刻技艺也非常成熟。促成这一变化的应该是多方面的文化因素。就目前所见，石刻运用得最广泛的，还是在丧葬建筑之中。所以，中国古代丧葬制度的变化可能是石刻在古代中国风行开来的一个根本因素。

就现在所见，在西汉时期，文字石刻还主要限于实用性的场合，如黄肠石、地界石、纪事刻石等。但是也是从西汉时起，石材与治石技艺在墓葬中的使用达到了空前的盛况。近年发现的河北满城西汉中山王陵、河南永城西汉梁王陵、江苏徐州西汉楚王陵等大量陵墓都是在山岩中开凿出来的。它们规模宏大，建造时的石材加工技术十分成熟。通过考古发现，可以看到在山岩中开凿陵墓与用石材建筑墓室的做法在西汉时已经十分普遍。在山东一带，西汉时期已经较普遍的使用了刻有画像的石椁墓，有了麃孝禹刻石这样的小型碑刻。这些表现着中原葬制的一个根本性变化，表明了人们希望彰显自身声名，祈求不朽的意识。它推动了墓葬石刻由实用向纪念性的转化，从而出现了用以标志墓葬的墓碑。此外，我们推测，石刻的大量使用与文字碑石的出现还可能与汉武帝通西域后西亚北非一带的文化因素传入中国有一定关系。

中国的碑在东汉时期正式定型，它的形制基本上是一件长方形的竖石，下部另接底座。顶部的形状一般加工成圆形、三角形或者平顶。这些外形与西亚北非的古代碑石十分相似。中国金石学中习惯称为：圆首、圭首和平首。以后碑首增加有盘龙纹饰，并逐渐形成一种固定的外形。叫做螭龙首。后来发展到将螭龙首单独刻成一石，放置在碑身上面。碑座也由长方形的石座演变成龟形、须弥座形等精美的形状。这是中国碑石特有的外形。早期的碑石中间多有穿孔。学者多根据《礼记》等古文献的记载认为碑的形制来源于中国古代墓葬中下葬用的辘轳座和宗庙前树立的石碑。

在碑身上面刻写铭文。是树立碑石的主要目的。一般在碑正面刻写铭文。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中把它专门定为一种文体，叫做“碑铭”。如果内容比较多，还会在背面以及侧面刻写文字。但是这些位置刻写的文字大多是题名、附言等，正文大多是刻在正面的。根据碑石上的内容，我们可以将中国古代的碑石大致分为以下几类：墓碑、功德碑、记事碑、经典刻碑、造像碑、图碑、题名碑等。

墓碑是专门树立在墓葬前面的碑石，用以标明墓葬的主人，颂扬他的一生事迹。它是中国古代墓葬建筑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东汉时期，已经基本形成了在墓葬茔域中使用成套石刻建筑的制度。根据《水经注》里对汉代陵园的记载，以及天津、北京等地出土的鲜于璜墓碑、幽州书佐石阙等汉代墓葬石刻的分布情况，可以推测：在汉代，中上等级人士的墓葬中，一般采用建筑享堂一座、墓碑一座、墓阙一对、神道柱一对（及神道碑一对）这样的建筑组合。这也形成了石阙、石祠堂与石柱等具有实用建筑意义与纪念意义的几种古代石刻类型。墓阙是汉代陵园建筑中的大门。现在在四川、山东、河南、北京等地还发现有汉代的墓阙。特别是四川的多座汉阙，保存得最为完好，如雅安的高颐阙。河南登封的少室阙等保存得也不错。现存的汉阙一般高4——6 米，用石块垒砌。左右各一座，相对树立。阙分基座、阙身与阙顶几部分，阙顶虽然是石雕，但是仍模仿木制建筑的斗拱屋顶形式，华丽庄重，往往在阙身上刻画图象。图象的内容有神话、历史故事和各种纹饰。象河南登封的少室阙、启母阙上，就有古代孝子和神仙的故事画。

神道柱的典型代表有南京和丹阳等地南朝陵墓石刻中的神道柱和在北京石景山出土的东汉幽州书佐神道柱等。汉代与南北朝的神道柱外形主要是一根刻有瓜棱纹的圆柱和柱顶的一个长方形碑面。以后的神道柱多取消了碑面，或者就与通称为华表的望柱合为一体。碑具有很大的实用性，出现并定型以后，很快就被社会各界广泛地使用开来，赋予它多种用途，如记功颂德、诏书告示、文书契约、书籍范本、记事等，成为古代中国最主要的一种石刻类型，也是最重要的纪念性建筑。

功德碑是专门歌颂古代帝王、官员、功臣、神灵、以及孝子节妇等人伦典范的纪念性碑刻。记事碑的内容比较丰富，涉及古代社会的各个实用方面，记录的内容有诏书、公文、契约、协议、合同、诗词、记事文章等等。经典刻碑是专门刻写古代经书典籍的碑石。形状与通常使用的碑石一致，但是多件碑石成组排列，顺序刻写一部或多部经书。在印刷术产生之前，刻写石经是要起到以下的作用：即保存经文的标准本，供人们对照、临摹与传播。最早的一部石经是东汉末年制作的熹平石经，刻写了中国儒家尊崇的经典七种，就是：《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这些碑石现在已经全部毁坏，仅剩下一些残石。汉代以下的各个主要朝代也沿承了刻石经的习惯。魏、五代时的蜀、唐、宋、清各代都制作了石经。其中唐代刻写的12 种经籍与清代刻写的十三经至今还保存完好。图碑指在碑面上绘制各种图表的碑石。例如绘制天文图、地图、河流图、风景画、世代表以及一些着名画家的作品摹刻等。用石碑刻图主要是在宋代以下的历史时期。现存最古老的图碑是苏州博物馆收藏的淳佑七年地理图、天文图、绍定二年平江图和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阜昌七年华夷图、禹迹图等。题名碑是以记录人物姓名为主的碑石。唐代起有了官方树立的专门记录官员姓名的题名碑。如唐开元十一年刻立的御史台精舍碑，记录了曾任御史官员的姓名。唐郎官题名石柱也是类似的题名石刻。

中国古代石刻里另外一种重要的类型就是墓志。中国古代的墓志基本上是埋藏在地下墓室中的。因此，以往传世的古代墓志材料大多是被盗掘出来的。清代末年以前，所着录的墓志数量还比较少。随着近代 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陆续有大量各朝代的墓志出土，估计可达万件以上，使得墓志成为现存中国古代石刻中数量最大、文字内容最多的一个门类。以前对于中国古代墓志产生的时间有过多种推测，提出西汉产生墓志、东汉产生墓志，……一直到南朝出现墓志的种种说法。实际上，中国墓志的产生是一个逐渐演变的长期

过程。它与碑的突然出现不同。有很多出土文物能够证明这一点。在古代中国，应该是首先产生标志墓葬的思想与习俗，然后才在长期的演进中，将用于标志墓葬的器物经过多次变化，最后定型为长期使用的中国墓志的。

在西汉末年，首先是在画像石墓中的石件上出现了刻有墓主官职姓名与葬年等字样的题记。例如河南唐河出土的新莽始建国天凤五年（18 年）十月十七日冯孺人画像石题记：“郁平大尹冯君孺人始建国天凤五年十月十七日癸巳葬。千岁不发。”它刻于墓中主室的中央石柱上。又如陕西绥德出土的东汉“永元十二年四月八日王得元室宅”画像石题记，刻于墓中主室后壁立石上。这些题记作为画像石的附属题铭出现，并不是主要作为墓志使用，也不是很普遍的现象。但是它却是在墓中较早出现的成篇石刻铭文，开创了在墓葬中使用石质文字铭刻的先例。根据在山东邹城、滕州等地的汉代石棺椁出土情况，在西汉中晚期已经大量使用石棺椁了。古代文献中记录有汉代使用柩铭的事例。《汉书薛宣传》云：“其以府决曹掾书立之柩以显其魂。”《太平御览》卷五五二引《博物志》云：“汉滕公薨，公卿送至东都门。四马悲鸣，掊地不行。于蹄下得石椁，有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可以反映出在汉代已经有了在棺柩上刻写柩铭的习惯。现存实物中有在四川芦山出土的东汉建安十六年（211 年）王晖石棺，棺首刻有妇人掩门的画像，右侧刻写铭文，就反映了汉代的柩铭原状。《隶续》卷二十中还记载了汉永初七年（113 年）延年益寿椁题字。这些可能也是石棺柩上的刻铭。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柩铭与墓志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器物，但是晋代的一些柩铭却改变了自己的形制，不再刻在石棺柩之上，而是刻成一块单独的小型碑石，虽然它的铭文中仍然是称作“某某人之柩”，可是它与棺柩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外形也向墓碑与墓志靠拢。以至在以前的金石着录中，人们也将它们作为墓志一类看待。例如晋元康六年（296 年）贾充妻郭槐柩铭，外形象一座圭首的小型立碑，高0。76，宽0。312 米，与同时期的另一件晋永平元年（291 年）二月十九日徐君夫人管氏墓碑相似。这件徐君夫人管氏墓碑虽然自铭为墓碑，但却出土于墓中，应该也是作为墓志使用的。又如安徽寿县出土的晋元康元年（291 年）六月十四日蒋之神柩，同样是刻成小碑形。洛阳古代艺术馆收藏的晋元康三年（293 年）十月十一日裴祗柩铭也是一件单独的刻石。此外，晋元康八年（298 年）魏雏柩铭是一件附有两个小石柱的砖铭，高0。455，宽0。21 米。它们都与后来的墓志十分近似，或者就可以认为是墓志一类的器物了。

除此之外，在东汉时期埋设在墓中的石刻文字还有些自称为墓门、封记等。其内容也比较复杂。马衡在《石刻》一文中介绍了一件西汉左表墓门，并且认为“前面说的左表墓门把死者官职姓名和年月详细记载，就是墓志的用意。”这些墓门应该是指砖室墓或者画像石墓的石制墓门。在上面刻字的现象并不是很多见，可能还没有形成风气。墓记（又称封记）则和墓砖铭一样，是与墓志相近的石刻。金石着录中记载的传世品有东汉延平元年（106 年）九月十日贾武仲妻马姜墓记等。这些墓记用近似正方形的石版或砖刻写而成，如1929 年在洛阳北郊王窑村出土的贾武仲妻马姜墓记，刻于红砂岩上，据郭玉堂当时所见，“似黄肠石，字刻石端。”收购者“剖取其刻字一端，而弃其余。”现存石长0。46，宽0。585 米，石面经琢磨，仍存凿痕。黄展岳指出：“王窑村一带系东汉帝陵区，曾多次发现黄肠石和黄肠石刻，马姜墓石为黄肠石无疑，马姜墓应是黄肠石墓。此墓石原来很可能是嵌在墓室壁的明显部位。”墓记表现出专门用于纪念的礼仪作用。文字体例内容与后代正式定型的墓志十分相似。所以这些墓记可能就是最早的墓志。

在这里我们需要再提一下汉代的画像石祠堂题记，如山东嘉祥宋山安国石祠题记、苍山元嘉元年（151 年）石祠题记等。如果把它们联系起来，应该得出一条由墓上祠堂画像石题记到墓中画像石题记或墓室题记，再到墓记的演变脉络。如果此推测不误，那么，祠堂画像石题记对墓志的形成也应该起过一定的作用。

综合以上介绍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在秦汉时期的丧葬礼仪中，存在着用不同形式标志出墓主的习俗。这种标志墓葬的习俗与墓葬形制的改变，促使人们不断改进标志墓葬的器物，使之更加坚固持久，更加富有纪念性。墓志就是在这样的改进中逐渐形成的。只是它在汉代的墓葬中还没有形成统一的一种固定形制，所以才出现了名目众多，形制各异的柩铭、墓门、封记、墓记等多种石制品与砖制品。这是正式定型的墓志出现的前声。晋代开始把小碑形状的墓志放在墓室中，直至十六国时期，这种墓中的碑形墓志仍然流行。1975 年，甘肃武威赵家磨村出土了一件比较罕见的前凉墓志。原石作碑形高037 米，宽0265 米，厚005米。园首。碑额处题为“墓表”。是建元十二年（376 年）十一月三十日梁舒及妻宋华墓表。梁舒的官职为“中郎中督护公国中尉晋昌太守”。近年来，陕西咸阳市渭城区密店镇东北原又出土了一件十六国时期的后秦弘始四年（402 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吕他墓表，原石形状也是带碑座的园首小碑型，通高65 厘米，原来树立在墓室中。碑额中央刻写着两个字：“墓表。”对照晋代墓葬中的情况，很明显，这种习俗应该是沿袭了晋代的丧葬制度。由此可见，晋代时，在地位较高的官员墓中树立小碑的做法基本上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并且往往把这种小碑称作墓表。墓志这种称呼在当时还没有出现。最早出现“墓志”这一名称的是南朝刘宋大明八年（464年）的刘怀民墓志。就现有墓志材料来看，有盖的石制墓志大约出现在北魏孝文帝迁洛以后。现知最早的有盖墓志如北魏正始二年（505 年）二月十七日寇臻墓志。这种形制在墓志中占了主要地位，墓志的文体这时候也基本定型，并沿用了一千多年。

此外，中国古代石刻材料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实用性的建筑物构件或单独的建筑形式，如雕刻精美的石柱础、石牌坊、石香炉、石柱、石人、石兽，象汉代霍去病墓前石雕、汉代石人、十六国时期的柱础、清代河南南阳山陕会馆牌坊等。它们也是古代石刻中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它们上面一般很少刻写铭文。

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广泛的普及，佛教艺术的传入，带来了新的石刻造型技艺与新的石刻适用范围，产生了一大批新的石刻类型。其中直接服务于佛教的石刻有摩崖造像与石窟造像、造像碑、刻经、经幢、佛塔（石浮屠）、僧塔铭以及寺庙中的宗教碑刻等。除宗教碑刻外，其他类型都有自己独特的外形形制，其铭文也有一定的文体格式。中国早期佛教原来被认为是从西域信奉佛教的龟兹等古国经陆路传入。现在随着新的考古资料被发现，有了新的认识：佛教传入中原，可能在汉代有过多种渠道。江苏连云港发现的汉代孔望山画像，里面有些画面被确认为佛教的涅般图和佛像。说明佛教有可能通过海路传入。四川乐山崖墓中雕刻有佛像，四川出土的多件汉代铜树座上雕刻有佛像，又表现了东汉时期佛教在四川的传播情况。这些影响，又可能是从南亚地区陆路（即中国古代所说的身毒道）传播过来的。这些汉代的石刻图象应该是中国现有的最早的佛教图象。

而在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日益普及，中亚地区开凿石窟寺与雕刻大型石佛像的风气经西域传入中原。兴起了佛教造像的热潮。从这时起，在中原各地兴建了大量由佛像、菩萨弟子像与其他纹饰装饰起来的石窟。着名的云岗、麦积山、炳灵寺、龙门、响堂山等石窟群都是佛教石刻造像的瑰宝。在不适宜开凿石窟的地方，就大量制作单尊的石造像与造像碑。附着于造像的有造像人的文字题记，如河南龙门石窟的大量造像题记就是重要的石刻资料。造像碑是在南北朝时期、隋代以及唐代早期十分盛行的一种佛教石刻。它是利用中国汉代以来形成的碑的形制来雕刻佛像以及供养人画像的。造像碑上开凿小型的佛龛，里面雕刻佛与菩萨、弟子的造像。有些是四面开龛，有些是两面开龛或一面开龛。龛下往往雕刻香炉、护法狮子、天王力士等形象。有些碑上线刻大量供养人的画像，有些碑上要附刻长篇的造像题记或发愿文。还有一些造像碑的题材是千佛，就是在碑身上分层雕刻大量小型坐佛像。这种碑上一般没有文字或其他造像。

在北朝时期，还出现过另一种具有功德性质的佛教石刻，就是石塔。最早的石塔可能是在新疆与甘肃西部发现的一批北凉时期制品。这些石塔大多出土于古代寺庙遗址，可能是当时僧人修禅时放在面前观像用的。这些石塔上面刻写有佛教经文，如《增一阿含经》、《佛说十二因缘经》等。北朝时期的石塔多制作成四面多层楼阁式塔，每面雕刻佛像，往往也不雕刻经文。大约从初唐开始，佛教徒制造石塔的风气兴盛起来。这时制作的石塔，雕刻精美，大多附带有发愿文、题记与佛经经文等，在发愿文中自称为石浮屠（浮图）。另外，在舍利塔中埋藏的舍利石函，也有多次考古发现。

经幢是在唐代初期兴起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石刻。它的外形是模仿佛教的一种法物——幢。幢原来是用丝帛制作的装饰品，形似伞盖，顶端装有如意宝珠。石经幢的主体是一根刻有经咒的石柱，上有石雕伞盖与宝珠。根据现有文物，具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石经幢是陕西富平出土的唐永昌元年（689 年）八月立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佛教经幢上面主要刻写《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晚唐时期起，经幢逐渐由单层变成多层，底部有须弥座等巨大的基座，其中不乏规模宏伟的精美石刻，如河北赵县的宋代经幢。

刻经是佛教石刻中数量最大的成分。现在能见到最早的石刻佛经有北魏熙平二年法润等造不增不减经。北齐时期，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在石窟和山崖间刻经的风气很盛。如着名的泰山经石峪刻金刚经、山西风峪华严经、河北邯郸北响堂寺涅般经、山东邹县四山刻经等。几年前，在山东东平县大洪山上新发现的北齐刻经与摩崖佛名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从隋代开始，由静琬法师倡导，在北京房山云居寺进行了佛教历史上持续时间最久的一项刻经工程。这项工程持续近1000 年，至明代才基本完工。它一共刻写有14620 件石刻经版，还有420 件残经版和各种碑铭82 件。总共刻写佛经1100 多种，3500 余卷。限于篇幅，这里仅简单地介绍了古代石刻的基本类型，有关它们的形成过程还有很多可以深入探讨的问题，希望能在以后做进一步的研究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