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墨入世，积极干预社会，顺乎君主思贤如渴、民众求安求治的战国时代，同为显学，故儒墨弟子徒属散布各国，充盈天下墨家创立者墨子一方面周旋于各诸侯国，充当政治家的角色；另一方面聚徒讲学，扮演教育家的角色。作为教育家，墨子弟子众多，为了止楚攻宋，竟能招集禽滑釐等三百人守宋城之上。汉代，儒兴墨绝，墨家史料无存。司马迁著《史记》，尽览秘书，连墨子生平及著述已不甚了解，更何况墨子弟子。晚清，孙诒让查阅《墨子》本书和其他古籍，反复稽考，仅得姓名可考的弟子十五人（附存三人）。孙氏以后，治墨者继续穷搜冥索，都不能增列一人。现分述墨子弟子如下：，禽滑魏国人。先从孔子弟子子夏学儒，后从墨子学墨，尽得墨子学说之精髓，与墨子并称于后世。因精通攻守战术，在墨子止楚攻宋事件中任重要角色，率墨家弟子三百人守卫宋城。《墨子》、《庄子》、《吕氏春秋》、《说苑》、《史记》、《列子》（伪）、《太白阴经》载其事。高石子，曾任职于卫国，卫君给予其高官厚禄，不采纳其主张。于是，辞职往齐，回报墨子。墨子赞扬他背禄向义，为义公尚过，曾仕于越，用墨子学说游说越王，越王欲以五百里故吴之地封墨子，请其迎接墨子，未果。事见《墨子》《贵义》、《鲁问》，《吕氏春秋高义》。耕柱子，墨子非常器重的弟子，被比作上太行山所用的骏马。曾到楚国做官，一次送给墨子“十金”。《墨子耕柱》记之魏越，墨子出游，魏越问墨子见到各地诸侯时，先说什么，墨子回答他“：必择务而从事焉。”即选择最重要的事情进行劝导。此据《墨子鲁问》。随巢子，学墨子尚俭之术，并传授之。著《随巢子》六篇，今佚。事见《汉书艺文志》、《史记太史公自序》《正义》引韦昭语。胡非子，著《胡非子》三篇。取自《汉书艺文志》。管黔滶，墨子曾让他去卫国赞扬高石子，使高石子得以仕于卫。事见《墨子耕柱》。高孙子，胜绰随项子牛三次攻打鲁国，违背墨家精神，墨子派他前去交涉，表明墨子观点，请项子牛辞退胜绰。事见《墨子鲁问》。治徒娱，与墨子另一弟子同问墨子“：为义孰为大务”，墨子答之：“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此据《墨子耕柱》。跌鼻，墨子生病，跌鼻问病因，怀疑墨子学说，怀疑鬼神不避毁就誉。事见《墨子耕柱》。高何，齐国人。起初横行乡里，为人不齿，后学于墨子，成为天下名士显人。事见《吕氏春秋尊师》。县子硕，齐国人。起初同高何一样无恶不作，后师从墨子，成名于天下。曾问墨子行义的关键，墨子告诉他“：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墨子耕柱》、《吕氏春秋尊师》记其事。不能赏善罚恶。墨子释疑：“人之所得于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劳苦。百门而闭一门焉，则盗何遽无从入。”（《墨子公孟》）曹公子，曾为官于宋国，三年而返，疑墨子之道，墨子责备他“处高爵禄而不以让贤”“，多财而不以分贫”“，事鬼神，唯祭而已（”《墨子鲁问。胜绰，曾任职于齐大夫项子牛门下，项子牛三次侵鲁，不但不劝阻，反而积极参与，墨子派高孙子传达己意，请项子牛辞退他（参见《墨子鲁问。孙诒让附存的三人：彭轻生子，曾在墨子面前言“：往者可知，来者不可知”，墨子举例批驳他。事见《墨子鲁问》。孟山，曾赞扬王子闾，认为王子闾坚贞不屈，不做楚王，达到了“仁”。墨子批评他，认为王子闾的行为虽难能可贵，尚未达至仁的境界。《墨子鲁问》记此事。弦唐子，墨子南游于卫，车中装载许多书，他很奇怪，问墨子装载这么多书有何用，墨子回答了他。除上列及门弟子十五人（附存三人）外，墨子姓名可考的再传弟子有许犯、索卢参、屈将子，三传弟子有田系。

　　太详细了，可惜古文的，害怕看不明白。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附一蚕丛考）

　　蚕丛之名，始着于扬雄《蜀王本纪》，其书今佚，唯有辑本。所辑魏晋以来杂史、地书及汇书，文字小有异同，大旨若一。无非出于扬雄所传。兹于《常志》外选录数种以便参订：

　　《文选．蜀都赋》注：“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民）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以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p（左言，谓不同于汉语。六朝有“左郡”，谓语言不同之郡。）

　　《艺文类聚》卷六：“蜀王始曰蚕丛，次曰伯雍，次曰鱼凫。”

　　《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蜀之先称王者曰蚕丛、柏灌，鱼易（凫）、开明。是时，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自开明以上至蚕丛凡四千岁。”p（左衽非羌氐俗。应是“左言”讹。）

　　又卷八百八十八：“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神化不死。其民亦随王化去。”

　　综合分析，以求扬雄本语，则蜀王先世最先着名者为蚕丛氏。其时与中原不同俗，无文字，无礼乐，年代荒远，连坟墓亦无有。质言之，还是原始社会的初期或中期，或说是中石器时代以前的社会。自蚕丛氏开始，乃有氏族组织。所谓“王”，乃后人加于其氏族首领之称，正如称伏羲氏、神农氏曰“帝”，非即已经有国家制度之王号也。

　　常璩在《序志篇》，用特笔反对扬雄所传之说云：“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言蜀王、蚕丛间周回三千岁。……按《蜀纪》，‘帝居房心，决事参伐’（参）伐，则蜀分野。言蜀在帝议政之方。帝不议政，则王气流于西。故周失纪纲而蜀先（称）王。七国皆王，蜀又称帝。此则蚕丛自王，杜宇自帝，皆周之叔世，安得三千岁？”所据《蜀纪》三语、与《三国志．秦宓传》“请为明府陈其《本纪》”文同。璩固云：“司马相如、严君平、扬子云、阳成子玄、郑伯邑、尹彭城、谯常侍、任给事等各集传记以作《本纪》。”则从前汉至魏晋，作《蜀本纪》者凡八家。扬雄仅居其一。璩与秦宓所据之《蜀本纪》，出于星象家言，非扬雄语。扬雄“怀铅握椠遍访故老”（《方言序》），传其《方言》。其记蜀王事，当亦如此。凡民族在无文字时，率有口诵其先代历史之能力。（近世彝族奴隶主，有能诵其祖先名氏至七十代以上者。）扬雄生于蜀，与故老习，记其传说如此。虽其真实性不能甚大，亦应较其他学人专恃书本、推断者为可靠。故璩所持以驳雄说者，不能成立。从而可知对《常志》相关诸语，亦当有所抉择矣。

　　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旧籍所传关于蚕丛氏之资料，可以肯定其为原始社会最先形成一个氏族集团之首领。其至周末之时间，说三千岁，为保守数；四千岁，为近似数；估万余岁亦非甚夸。此为结论之一。

　　胡为称曰蚕丛？凡古籍记述原始社会之氏族名称，有录音者，有录意者。“蚕丛”为录音耶？必不取于如此繁画之两字。意必亦如“伏羲”、“神农”、“有巢”、“豕韦”之为录意；或由其饲养原蚕成功，创缫丝法，为民族兴利，故号“p蚕丛”也。宋黄休复《茅亭客话》云：“蜀有蚕市，…p…耆旧相传：古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丛所在致市居。此其遗风也。”是蜀人相传蚕丛氏时尚无都邑，随桑林所在，聚其人，教以养蚕缫丝，故曰蚕丛。然宋去蚕丛已远，后于扬雄一千余年，既非秦汉人传说，更难信赖。窃疑蚕丛之义，谓聚蚕于一箔含养之，共簇作茧，非如原蚕之蜎蜎独生，分散作茧。是原始人类一大发明创造。故成为氏族专称也。今蜀人犹称作茧之草树为簇，语音作丛之入声。疑即蚕丛语变也。

　　古史相传，黄帝元妃嫘祖，教民养蚕（出《世本》）。《史记．五帝本纪》据《世本》与《大戴礼．帝系姓．五帝德》撰成，称：“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是为帝颛顼也。”蜀山氏居于何地，暂可不论。论蜀之为字，盖即原蚕之本称也。就我国文字发展过程言，先只象形，次会意。周秦以降，谐声字乃多。蚕字，从□，朁声。其非原始之蚕字甚明。较蚕字早出者，有蜀字；古文作●，后加虫字，象形兼会意。所表者为蛾类之幼虫。蛾类幼虫与人类生活最关切者莫如蚕。故蜀字系古人专为原蚕制造。象巨目之虫。又加虫为识者，是象形末期字；更加虫，以明其非他种巨目动物。原蚕眼实微小，然有大黑斑为伪目，故其造字如此。（家蚕经人工改良变化，多失其眼斑。）我国象形文字，在渔猎经济时代开始，畜牧时代大盛。进入农业时代转衰，乃渐进入会意、谐声阶段。估计蜀字之制成，即在黄帝之世。其字，亦即为当时之蚕字。后世乃以蜀为原蚕，而于人工改良之蚕种，则造蚕字以相区别。故《淮南子》云：“p蚕与蜀似而爱憎异。”其所云“蜀”，即原蚕，今云野蚕者是也。

　　野蚕，今四川有桑之处皆有之。桑林岁久，即自繁生。其蛾与蚕蛾无异，产卵于桑之枝干，不甚密集。春暖自孵出，就叶芽。恒分散，鲜共叶者。蜕变四化而后成茧。体较家蚕短小，形质全同。散向桑下枯草、篱栅、墙垣间结茧，或就桑皮皴裂间。茧淡灰**，较家蚕茧小而坚硬。可煮而抽丝，与家蚕丝无异，但多颣结。性不群聚。故蜀字引伸之义为独。扬雄《方言》：“p一，蜀也。南楚谓之独。”盖蜀人古语读一为蜀，其字作●，象蚕之形，亦即古代之蚕字。我国古代传养蚕法者，初亦只呼为“蜀。”更造为蜀字。是故“蜀山氏”p，即古人加于蚕丛氏之称也。其义皆谓最先创造养蚕法之氏族。西陵氏女子嫘祖得其法，转施之于中原地区。故其子娶于蜀山氏。疑西陵氏居地与蜀山氏近，故传其术于中原独早。然则蚕丛氏在黄帝之先已养蚕矣。

　　蜀族在蚕丛时无文字可定。自其入居蜀地，进入农业社会以后，即不能不有文字。其字在出土文物中颇有可验证者如手纹是造作义，花蒂纹，是王之义，持刀人，是兵之义，舞蹈人，是快乐及胜利之义，惟不识其作何音。其●字，象蚕形，读蜀音，可缘《方言》定。又●字，象二蚕对望待饲，读蚕音，则可由《后汉郡国志》蚕陵县字作“八陵”而定。《前汉志》作“蚕陵”p。《后汉书》帝纪及《西南夷传》并记有安帝永初元年，桓帝永寿二年，“蜀郡夷叛，攻蚕陵”。字并作蚕。惟《郡国志》作“八陵”。故可知此●字乃蜀人习惯使用之“蚕”字。《帝纪》用汉字，作蚕，《郡国》用地方字，作●。是蜀王时已有之古蚕字，一（蜀）表单数，音如独。●（蚕）表复数，为蚕字音。蜀人已知中原称此虫为蚕，缘之读●为蚕字音也。

　　由文字发展的时代变化，与区域性的不同，可以证明蚕丛氏之所以着名于世，由其创始发明养蚕。是为结论之二。

　　蚕丛氏居住何地？《前汉．地理志》蜀郡有蚕陵县。“莽曰步昌”，叙在蜀郡十五县之末，可知其为武帝时新开县。《后汉志》作“八陵”，可知其为蜀山氏故地，亦蚕丛之故邑也。《元和志》“翼州，北至松州（今松潘）一百八十里。…p…周武帝置。本汉蚕陵县地。汉元鼎中开。梁大清中，萧纪于旧县置铁州，寻废。周天和元年，讨蚕陵羌，于七顷山下置翼州。”考地理者，皆一致定为今松潘县南百八十里之叠溪。其地当松坪河岷江会口，旧有小平原。一九三三年地震，山崩壅江，今为叠溪湖。其北山名蚕陵山，见《旧唐书．地理志》“翼州卫山县”。

　　县名蚕陵者，盖旧传有蚕丛王墓在此。犹楚之夷陵，巴之故陵。皆因旧墓为称。抑或谓蚕丛氏所居之丘，与“蜀山氏”之蜀山同义。要必与蚕丛氏旧居有关。汉元鼎时，去蜀王杜宇未远。武帝时蜀人必能知其先王住地所在，故立县时用此名也。

　　上古人类，原从牧业渐进入于农耕。方其牧业经济时，以草原为乐园，暖谷为畏途。岷江上游地区，为一丘低谷浅之大草原，北连陇西，接于河套。西连大渡河上游与雅砻江上游之康北大草原，接于析支、洮湟。如此连成一片之大草原，兼有浅谷河原，可以种植麦类与牧草，是为我国牧畜时代民族活动之中心地区。其后中原农业，与巴蜀吴楚农地次第开辟，蔚起为新的经济中心。初犹与此旧的牧业中心不能无频繁深厚之经济联系。在黄帝世，此草原与中原农区，犹是一大家庭。故黄帝“西至于空同”，而娶西陵氏女。（此西陵当指陇西某地。与楚之西陵无关。）其二子又降居江水、若水地区，与蜀山氏婚。其孙、曾之颛顼与帝喾，又次第入为中原大君。大禹亦生于此江水河谷，而入为尧舜之“p司空”。其后遂克建成夏后氏之国家，开始了我国的奴隶社会。而此牧业时代中心之大片草原，受地理条件限制，社会停顿不前。周秦汉后，差距日大，遂形成夷夏畛域之别；人有论及蚕丛为蚕丝业之发明者，则反群起疑之，以为唯嫘祖是养蚕之创造发明人也。

　　蜀地与华夏之原始交通，原本以岷江上游河谷为媒介。绵虒（故茂州旧名）与蚕陵，为其枢纽。蚕陵以上，大体平易。故王莽改名步昌。蚕陵以下，河谷深狭，岸道险窄，至绵虒乃略开展，多农地。故秦县止于绵虒。绵字，古为茧絮之义。亦与蚕丛文义有关。自绵虒东逾土门关（今地名），仅一浅岭（属九顶山脉凹部），循湔水（海窝子之白鹿河）而下，至瞿上（彭县北之关口，《元和志》指为天彭门），穿短峡而出山，入于成都平原之郫邑。此蜀王柏灌、鱼凫由蚕陵渐迁入蜀农业地带之道路也。别自土门关循雒水下行至绵竹，一日可达。今世犹通行。远古时，成都内海未全出土，其东北已出土部分，为郫、什邡、绵竹等地区。此地区人物之往来于中原者，恒自绵虒、蚕陵，溯江源（黄胜关），入于陇西地区，转入渭水平原。当时蜀与内地交通，只能如此。其后自宝鸡、故关入武都盆地。再循嘉陵江水至葭萌入蜀。是为殷周时代蜀与内地交通孔道。沿线多有桥梁与阪险。惟捷于草原旧路。此则必待至人民已能凿山、架桥之农业经济时代乃能开通。故知其为殷周世开。其时，蜀山氏（蚕丛氏）部落亦已转进至瞿上（海窝子）与郫矣。又后，巴蜀与中原商业发达，经济联系紧密，政治联系逐渐加强，褒斜栈道乃建成。蜀与内地交通孔道乃更东移，而以汉中为枢纽。则已在秦图统一之始。时则草原故道无复有人过问矣。秦灭蜀后，乃开湔氐道，即自今灌县龙溪出汶川娘子关之路。是为岷江上游河谷与成都平原间新开之捷径，为汉置汶山郡创立了基础。于是土门关古道亦渐废矣。又至蜀汉时，修成剑阁桥道，南栈新路成，马鸣阁旧路亦废。不知此种交通发展过程者，妄谓“三皇乘只车出谷口”（《秦宓传》文），为今之褒斜谷口。而以为蚕丛氏之入为蜀王，是循江水而出。反以疑瞿上为蜀王故治之说焉。昧于地理故也。

　　以此考订古代西陲交通路线的发展变化，决定蚕丛氏最先住居地点，亦合于旧籍沿革之文。当为结论之三。

　　蚕丛氏属于何种民族？由其居地所在，即可肯定其为氐类。氐与羌族同源，为人类最先入居于康、青、藏大草原者。由于草原辽阔，多食草兽，易猎食；又富于白石英块，成天然的犀利石器；其地干燥无雨，空气清洁，人鲜疾病；又无毒虫猛兽害敌；故原始人类乐于留处。从而较早育成卓越之牧业文化。其贡献留存于今世者为：育成驯优之旄牛与藏狗，更进而育成乳肉兼用之良种□牛，与耐寒之来麦（青稞）。来麦，为世界麦种之始祖。欧洲之黑麦至今仍用其音。我国之麦类名字，皆从来字为文。大麦、小麦、●麦、□麦，今已普种于世界各地，皆来麦之变种也。羊类、马类及玉类之为商品，莫不以羌族为最早，最多。中原文化，在牧畜经济时代，尚落后于羌族。虽已进入农业经济时代，依凭于羌族商品者仍多。“黄帝以玉为兵”（出《胡非子》），或多资于羌族之产品。后稷之“贻我来牟”（《诗．生民》），正谓开始引种青稞。《禹贡》之“织皮”，谓连毛羊皮，古人市以织褐也。《史》、《汉》之“莋马、旄牛”，秦汉世犹依赖于羌族供应。羌虽限于地文，日渐落后于中原。若言石器时代之经济文化，则或较我国他族为古老矣。

　　羌族的原始住区，为藏北之绛塘草原（羌塘），与康北之俄洛草原。（《禹贡》之“析支”，《汉书》曰“赐支”。赐，古读如锡。）当其极盛时，人口发展无已，分向四方延展：南入雅鲁藏布江河谷者，为播族（《西羌传》云“发羌”，隋唐时为吐蕃）。更南延展者，为喜马拉雅山南斜面尼婆罗、哲孟雄、布丹、珞巴诸族。向西延展者，为克什米尔，在唐为大小勃律与西女国。向西北越昆仑而下，入于塔里木盆地者，后为西王母，与鄯善、于阗、龟兹诸沙漠绿洲国族。向东北延展者，别为党项（秦为义渠，唐为党项，宋为西夏）与玁狁，及赤狄、白狄、长狄等族。其向东南延展于西康高原者，在汉为旄牛羌，在隋唐为附国、白兰、东女（苏毗），在元为霍尔、木雅、梭罗，在清为明正、理塘、巴塘、德格等土司部。其更早已入居于西康高原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间之河谷地带者，是为氐族。又有更早已远入汉水流域与大巴山区者，则于唐虞时为三苗，殷周时为楚芈，魏晋时为巴氐；皆已进入农业社会，渐与内地民族融合矣。（楚国芈姓，其字为羌之变体，而读音如米，与羌氐语呼人为米同音。盖羌族语犹存之证。）未能更向东南延展。向东扼于中原，向南后于越族故也。凡文化较高民族，恒向其四周文化落后地区作波浪式延展推进，其规律如此。

　　氐者，居于低地之羌也。岷江、大渡河、金沙江诸河谷，比较羌族居住之高原地方低暖，宜于种植，而交通不便。地理既异，经济生活不同，民俗随之变化，形成新的支派。自武都之白马，汶山之冉駹，汉嘉之青衣，沈黎之莋，越嶲之白狼，皆称曰氐。蚕丛，盖居岷江河谷之尤早者。蚕丛之族徙蜀，而后冉駹承居其地，是故蚕丛氏，虽蜀之先王，亦氐类也。

　　《殷武》之诗，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谓成汤时，住居陇蜀之氐羌民族，咸与殷商民族发生和好关系，商品市易不绝。殷墟甲骨文中，刻入羌字甚多。其字从●从人，形态甚多。有羌加石字的，它表示羌族卖石器（玉器）的商人，石器最美者以古羌族住区为多，中原古代人珍贵的玉器，大都由羌人运来出售，故加石字的羌字，仍应读为羌字的音。另还有大量的加系的字，有人解为被系虏的羌人，窃以为那是表示的卖丝的羌人。蚕丝是羌族所居温暖河谷才能生产的，岷江上游河谷生产得最早。那些河谷地区的人，中原古代把他称作“氐人”。故从羌加系的字，实际是指的“氐人”，即羌族入居温暖河谷经营农蚕业的人。

　　附甲骨文的三种羌字。

　　（据1934年哈佛燕京社出版的《甲骨文编》）p

　　●●●● （表示的一般羌人）p

　　●●●● （表示卖石器〔玉器〕的羌人）p

　　●●●● （表示卖丝的羌人〔氐人〕）

　　羌人善养马牛羊。既居河谷，不利于养牛羊，行动咸需于马，故氐族皆有宜于山道之良马及驴行销内地，是谓“莋马”。蚕丝与马，为殷、周间氐人与内地商人市易之两大商品。故秦、汉恒以蚕与马为类。《荀子．蚕赋》谓蚕神“马首”。郑玄注经，谓：“蚕与马同气，故蚕月禁杀马。”《甘石星经》谓房四星其一为“天马”，一为“天驷”。《协律辨方书》谓：“天马为丛神，为掌蚕之命神。”《唐月令注》谓“先蚕为天驷星”（并据《辞海》引）。而隋唐时以马明王为蚕神。马明王塑像，额上多一纵目，乘白马，此盖表示其神为纵目人，属白马氐类，隐指蚕丛也。宋王钦若驳天蚕为天驷之说（详《宋史》卷五十五本传），于是朝廷祀典称“先蚕”。废其燔柴，但瘗埋以祭。神亦另作翁媪持茧像，拟嫘祖。人民不愿从钦若说者，乃因马头娘故事，塑女子披马皮者为蚕神。或私祀马明王如故，但改称其庙为白马庙而已。马头娘故事者，唐人所造。谓高辛氏时，蜀人为贼掠去。其女誓于众曰：能使父还者嫁之。家有马，绝□逸去，乘其父归，父不肯以女嫁马。马咆哮嘶啼。其父怒，射杀之，曝其皮于庭。女过其处，皮蹶然起，卷女飞去，栖于桑上。女化为蚕，食桑成茧（节《太平广记》）。此明是迷信蚕马同气者所造。仍称“蜀人”。远讬于“高辛氏”时，其意犹指蜀山氏也。明清人又谓蚕神为“青衣神”（徐光启《农政全书》），谓“蚕丛氏衣青衣”。青衣，白马，皆氐族支别之称。要皆足以说明养蚕为蜀地氐人所创。是为结论之四。

　　近世，有西人传教士着书，谓中国蚕丝业始于山东。其人不知蜀地有蚕丛，有原蚕，但缘山东有柞蚕，有黄丝（较原始的丝色），遂言之。夫若先无天然自生之野蚕以启发远古劳动人民，即不可能有养蚕的创造。四川自岷江河谷入四川盆地，今犹多有野蚕，亦其证也。

代表墨子思想和墨家成就的著作，是《墨子》一书。《墨子》，约成书于战国中、后期，是墨子及其弟子所著、记录墨子言行的总结性的著作。《墨子》一书忠实地记录了墨子的原形，原书十五卷，七十一篇。后经秦汉之时，遗失十八篇，现存十五卷，五十三篇。其内容大体可分为五个部分：一是“墨辩”类，包括《大取》和《小取》。这两篇集中反映了墨子所建立的逻辑思想体系，在人类逻辑思想发展史上，可与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印度的因明学媲美。二是“论说”类，可分为通论和专论两部分。通论包括《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共七篇，是一般性地论述墨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专论包括《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和《非儒》，共１１ 篇，每篇又分为上、中、下篇，除去遗失，现存２４ 篇，分专题论述墨子的政治思想，是全书的核心部分。墨家的许多至理名言，如“强不执弱，富不侮贫”，“言必信，行必果”，“俭节则昌，*佚则亡。”，“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等，皆出于此类。三是“语录”类，包括《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五篇，记录墨子同外界辩论时的言行，是关于墨子生平的第一手史料。四是“战备”类，包括《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等十一篇，集中讲述了各种守城技法和兵法思想。五是《墨经》，《墨经》是《墨子》的重要内容之一，包括《经》和《经说》，囊括了逻辑学、哲学、伦理学、经济学、数学和物理学等各门科学的内容，称得上是一部微型的古代百科全书。《经》分为上、下两篇，论列了各门科学基本概念的定义、分类和较简单的论题。《经说》也是上、下两篇，是解释《经》的，指“为什么是这样”，突出其中成立条件。《墨经》涉及的自然科学发现有五十多条，在此仅举几例：如《经上》：“圆，一中同长也。”（圆，一个圆心，半径都相等）把圆的定义说的明白晓畅。一些专家认为，对于圆的定义，这是迄今最准确、最简洁、最科学的定义。墨子是著名的工匠，墨家弟子大部分从事过工、农业生产，在建造宫舍、军事设施及工艺制造，制作机械、工具中，随时都会遇到几何学等方面的问题。他们在学习和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又自己研究和归纳，整理出一整套墨家几何学的理论体系，涉及到端（点）、尺（线）、区（面）、厚（体）、圆、长方形、切线及线段的重合、相交、比较等知识。再如“力，形之所以奋也”。（力是改变物体运动或静止状态的根本原因）。墨家的这条理论，可以看作是牛顿第二定律的早期表达形式，但比牛顿第二定律早了一千七八百年，这不能不说是奇迹。除此，还有“杠杆平衡原理”，“斜面受力原理”等，并根据这些原理，制作了大量工农业、军事器械，如“桔槔、辘轳、滑轮、悬脾（守城的军事器械）、云梯（军事器械）等。光学方面，更是值得人们称道。《墨经》中论述光学的条目很多，涉及到物影生成、小孔成像、光线反射及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成像等许多方面。其中“小孔成像”的发现令人叫绝。墨经》

《墨经》是先秦古籍《墨子》的一部分。《墨子》在《汉书·艺文志》里，记有七十一篇，《隋书·经籍志》里记有十五卷，目一卷。宋时亡去十八篇，现存十五卷五十三篇。在现存的五十三篇中，包括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四篇，这四篇，晋朝鲁胜称它为《墨辩》，又名《墨经》。后来人们又加上相邻的《大取》、《小取》，将这六篇合称《墨辩》。不过，科学史界所说的《墨经》，一般是指《经》上下、《经说》上下这四篇。这里也主要讨论这四篇。

《墨子》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历来众说纷纭。《墨经》是《墨子》的一部分，其编排体例及内容与《墨子》它篇又有明显不同，这样，关于《墨经》的著作年代，说法就更多。有人认为《墨经》是墨子自著；也有人认为《经》上下是墨子自著，《经说》上下是述墨子口说，有后学增补；更多的人则认为，《墨经》是墨家后学所作，是后期墨家在与别家争辩过程中，为总结论辩经验而编定的。综合这些说法，倘若《墨经》确为墨子手笔，那么它的成书年代当在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倘若它是墨家后学所为，它的成书时间最晚也不会晚于战国末年，因为战国以降，墨学衰落，作为一个学派，墨家已不复存在。这样，《墨经》是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与前3世纪中叶之间我国先秦时代的著作，是可以肯定的。

《墨经》是中国学术史上一大奇书，这既由于它的编排形式，更在于它的学说内容。

在形式上，《墨经》由多条组成，《经》与《说》虽然别为两篇，但内容上则一一对应，《说》对《经》逐条加以解释、阐发。因为每条经文与其相应的经说编在不同篇里，所以为便于检索阅读，经说开头标出其相应的经文中开头或关键处的一至四字，梁启超称其为“牒经标题”。标题与经说不连读。这种“牒经标题”，在古籍中唯此一家。非但如此，古人在抄写《墨经》时，因其有些条目甚短，为节约篇幅，就将帛书《墨经》分上下栏直行书写，每栏一条，先在上栏自右至左抄写到末端，再回到始端在下栏自右至左继续抄写。为防止阅读时发生混乱，在《经上》上栏末端注明“读此书旁行”（此五字在今本《墨经》中误入正文）。《墨经》问世以后，鲜有注者，直到西晋，鲁胜才首次为其作注。在注解过程中，鲁胜嫌原来的《经》、《说》分列，阅读不便，于是将《墨经》“引说就经，各附其章，疑者阙之”。可是，鲁胜的调整又引起后人不满，认为它打乱了《墨经》先秦时期分《经》上下和《经说》上下四篇的旧观，要将其重新恢复过来。在恢复过程中，抄写人不明书例，没有遵守上下栏“旁行”书写体例，而是上下栏插花抄写，抄完上栏一条，紧接着抄正对着的下栏一条。这样一来，书的内容完全打乱，鲁胜的注也佚失无存，《墨经》成了一部天书，“历千年而不能句读”。一直到了清朝，毕沅从“读此书旁行”中悟到了此书的独特编写体例，《墨经》内容才逐渐为人们所了解。后来，梁启超又指出了“牒经标题”的规律，《墨经》才慢慢为人们所读懂。之后，注者蜂起，《墨经》研究出现热潮。但由于《墨经》言辞简约，加上错乱已久，学界对《墨经》具体文字的解释，至今尚未能统一。不过，对于《墨经》的基本内容，也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

在内容上，鲁胜曾指出：“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晋书·鲁胜传》）这是说，《墨经》主要是一本关于论辩的著作。这一评论是正确的。《墨经》的编写，主要是为了总结墨家谈辩派的论辩实践，升华他们的论辩经验，为其提供论辩武器和指导方针。在现存《墨经》中，逻辑学和认识论方面内容占比重最大，就充分体现了这一指导思想。墨家要提高论辩艺术，就不得不在名辞、概念、逻辑等方面下功夫，这样做的结果，自然就促进了科学进步。这在《墨经》中也有明显表现。另外，《墨经》还把在论辩中为阐释墨家学说而作的譬喻扩大到对自然和社会事物的定义。为在争辩中取胜，对所涉及自然现象就要有所研究，甚至要进行观察和实验。这样，《墨经》不仅包括了墨家关于认识论和逻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而且包含了大量自然科学知识，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它在这方面表现得很突出。

对于《墨经》富含科学精神这一点，近、现代学者有比较一致的看法。梁启超在其《墨经校释·自序》中说：“在吾国古籍中，欲求与今世所谓科学精神相悬契者，《墨经》而已矣！”钱临照也说：“观《墨经》之作，《经》上乃定义（Definition）之文，……《经》下为定律（Proposition）之文，……集数百条自然现象与思想之定义与定律于一书，先秦诸子之著述中惟此《墨经》而已矣；求诸世界并世之古籍中，亦惟古希腊之少数著述始足以相埒，吁，亦盛矣。”（钱临照，“释墨经中光学力学诸条”，始发于1943年，重载于《科学史论集》，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墨经》中的科学知识，主要集中于数学、力学、光学诸方面。

《墨经》中的数学知识，充分表现了墨家高度的抽象思维能力。这里有对数学一些基本概念的定义，如对于“中”的定义，《经》上谓：“中，同长也。”《经说》上解释道：“中，自是往相若也。”这一定义适合于各类几何形体，非常准确。再如，“同长，以正相尽也。”这是对两线段相等所作的定义，十分贴切。又如对于圆的定义，《经》上定义道：“圆，一中同长也。”圆只有一个圆心，从圆心起到圆周上任何一点长度都相等。这样的定义，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无可挑剔。《墨经》的数学，主要集中于几何方面，涉及到点、线、面、方、圆等几何概念，以及几何体彼此间相互关系问题。此外，也涉及到数学其他分支，例如《经》下提到，“一少于二而多于五，说在建位。”这是对十进位值制的强调，在数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在力学方面，《墨经》中相关条目更多，涉及的内容也更广泛。《墨经》讨论了力的定义，讨论了运动的分类、运动和时空的关系、物质结构、应力和应变等。对圆球的运动和它的随遇平衡、轮轴和斜面的受力等都有扼要论述。书中记述了浮力，对浮体沉浸在水中的部分和浮力的关系，有大致正确的认识。该书还探讨了一些简单机械的工作原理，反映了古人在长期实践中，在应用简单机械如杠杆、滑车、轮轴、桔槔、辘轳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力学知识。在一本书中集中讨论这么多的纯粹力学知识，这在古籍中是不多见的。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墨经》中的光学知识。《墨经》中涉及光学的一共有八条，对这八条，钱临照有精辟论述，他说：“这八条光学文字虽为经下八十余条中的一小部分，但八条文字的本身是经过作者缜密的考虑，把它排成一个很合乎科学意义的次序，这决不是偶然的事。这八条中第一条是述影的定义与生成。第二条说明光与影的关系。第三条则畅言光是具有直线进行的性质的，并且描写一个针孔照像匣的实验来说明它。第四条说光有反射的性能。第五条论光和光源的关系而定影的大小。这五条论光和物和阴影的关系。从第一条影的定义起到第五条的光、物、影三者间复杂的关系为止，物理学中光学的论影的部分已完备了。从此以下就是论物和像的关系了。第六条述平面镜中物和像的关系。第七条进而述凹球面镜中物与像的关系。第八条则述凸球面镜中物与像的关系。这样光学中论像的部分也就完毕了。影论、像论有了，几何光学的基础打下了，首尾具备了。这样有条理的、完整的记载，文虽前后仅八条，寥寥数百字，确乎可称二千多年前世界上伟大光学著作。”（钱临照，“论墨经中关于形学力学和光学的知识”，《科学通报》，2卷8期，1951）

除此之外，《墨经》还包括了其他一些有关科学内容，反映了我国先秦时期所达到的科学水平，是一份研究我国古代科学，特别是物理学方面的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