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人文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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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汉墓 :位于东郊东屯渡，离市中心约四公里。 此墓为西汉初长沙国相轪侯利苍家族墓地。1972年至1974年初，先后对其中三冢开掘，编为一、二、三号。一号墓是轪侯利苍其妻墓，二号墓是轪侯利苍墓，三号墓是轪侯利苍其子墓，其中一号、三号墓保存完好。墓葬结构十分严谨，规模宏伟。三座墓葬共出土珍贵文物三千多件，其中最轰动中外的是一号墓中出土的西汉女尸，历时二千一百多年，外形完整，全身润泽，毛发尚存，指趾纹清晰，软组织尚有弹性，手足关节还可以活动，是世界防腐学上的奇迹。一号目棺椁由70块杉木板组成，重约1500千克，结构坚固，平正方直。棺中置四层套棺，四边塞满了随葬品。其中一件素沙禅衣,轻若烟雾，薄儒蝉翼，衣长128米，袖长19米，重量仅49克。二号墓出土的《长沙国南部地形图》，是现存最早的按比例的大地图。三号墓出土帛书28种，12万多字。这些帛书具有极高的古籍研究价值。还有一幅覆盖内棺的彩绘帛画，是古代帛画的空前杰作。 现在，一、二号墓已封闭，三号墓坑仍保持原貌，建顶棚，供人参观。马王堆全部出土文物，陈列在湖南省博物馆。

一九七二年,马王堆考古发现震惊世界,专家发掘西汉辛追遗尸时,形体完整,全身润泽,皮肤仍有弹性,关节还可以活动,骨质比现在六十岁的正常人还好。这马王堆女尸为什么能两千年不腐？在马王堆女尸出土的时候，棺材里注满了一种红色的棺液。科学家们相信，这种液体是使辛追2000多年来不腐的“神液”。

中南大学马王堆汉墓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罗学港教说，经过化验可以证实，红色棺液成分复杂，之所以是红色，是因为掺加了朱砂，朱砂的化学成分对人体是有害的，其中含有砷和汞，棺液中还检测出了许多中药的成分，这些东西混在一起就成了深红色。可以肯定，这种红色液体具有杀菌作用，可以保证尸体不腐。

红色棺液中的主要成分包括有机汞，也就是水银。专家推测，辛追生前可能有服用丹药的习惯。在古代中国，炼丹术是人们追求长生的主要方式之一，而炼出的丹药，本身都含有汞等对人体有毒有害的物质，当时人们意识不到，但是汞对于细菌却有杀灭作用。所以，虽然辛追生前滥服丹药没能长寿，身后却阴差阳错，丹药的毒性却使得她的尸骨长久保存下来。

罗学港介绍，在红色棺液中还发现了一些中药的成分。据介绍，在陪葬品里，人们发现了大量的中草药，从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古人能够配制防腐药水的观点。“这些化学物质的结合，是古尸保存的基本原因。”罗学港说。

为什么当时比辛追地位高的人没有保留下尸骨，而辛追却可以？这起码说明这种防腐药水的配方是一个偶然因素形成的。罗学港认为，辛追2000年不腐“充满了偶然性”。除采取了得当的防腐措施之外，当时的环境一定非常干燥，有利于保存，而且棺木密封很好，和外界空气隔绝避免了细菌对尸体的侵蚀，再者，马王堆墓一直没有被盗。地质条件加上人为因素，使得辛追的尸体奇迹般保存下来。

日前，在长沙马王堆“沉睡”近2200年的古长沙国丞相夫人辛追，奇迹般地“复活”了。

湖南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通过媒体得知，中国刑警学院法医系教授赵成文，成功地为朱元璋之孙——明靖王朱奠培第四夫人吴氏进行了相貌复原，立刻与赵教授取得联系，提出对2000多年前的西汉女尸进行相貌复原，赵成文欣然应允。后来赵成文专程飞抵长沙，两天内收集了复原所需的基础材料。于是湖南省博物馆正式书面委托赵教授对去世近2200多年的辛追进行相貌复原。

“秘密武器”帮了大忙

赵成文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对千年遗容进行复原，关键得益一个叫“警星CCK－3型人像模拟系统”的帮助。这个“秘密武器”，凝聚了赵成文教授大半辈子的心血。

赵成文是我国刑事相貌学的奠基人。他从1973年起开始从事痕迹学研究，可以迅速根据知情人的口述，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模拟画像。“警星CCK－3型人像模拟系统”实际上是赵教授实战经验和计算机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据悉，此系统通过对数万人照片进行技术处理，可以组合90亿乘以1亿个人像而不重复。

“研究表明，人的面相关键取决于颅骨的形状。也就是说，只要颅骨存在，即使被毁容，也能按照一定步骤对其原貌复原。”赵成文解释说。

赵成文此次为辛追分别绘制了18岁、30岁和50岁三个年龄段的面相，其中还为50岁的辛追绘制了侧面相。复原主要依据辛追颅骨的X光片、出土时拍摄的面部照片，以及长沙市马王堆汉墓帛画和相关历史文献资料。

“在我的眼里，只要颅骨保留完整2000多年前的女尸与日常破案中遇到的尸体基本上没有区别。”赵教授一脸平静地说。

30岁的辛追首先“复活”

30岁的辛追首先在赵成文的手中“复活”。“根据人类学知识，人在30岁时骨头基本成型，选择这个年龄首先进行复原，能够尽可能保证颅骨传递信息的有效性。”赵成文解释说。

赵成文在对辛追颅骨的X光片分析中发现，尸体腐烂导致辛追在去世后嘴部张开，舌头吐出，下额脱位，头部变形：“根据以往规律，这种变形将导致五官变短。比如长脸型就变成圆脸，国字脸变成田字脸。”赵成文举例说。此外，X光片的拍摄角度也并非垂直正位，形成了一仰角，这都为复原带来难度。

据此情况，赵成文首先将X光片扫描入电脑，然后根据解剖学的解剖结构理论，在电脑中对脱位的下额进行复位。随后，赵成文根据美术学中的“三庭五眼”理论，在辛追的颅骨上画出眼内侧线、眼外侧线、鼻翼线、鼻底线、发际线、眉功线、口裂线、下额线、中心线。

据介绍，“三庭”确定脸的长度，“五眼”确定宽度。发际线是人的额头到头发之间的一个标志，眉弓线确定眉毛的位置，鼻底线指鼻下段的位置、下额线表示头像的最底线的位置。“根据这九条线，基本可以确定五官的位置长度、宽度、大小。”赵成文解释说。

辛追的眼睛首先被确定为杏核眼。赵成文认为眼睛也是辛追复原相中误差最小的部位。他说：“根据辛追颅骨中眼孔的形状，可以推断她是杏核眼，再结合出土时拍摄照片和当年的解剖依据，可以肯定辛追生前的眼睫毛很长。”与眼睛相比，辛追鼻子的形状确定相对容易。从出土的照片看，辛追的鼻子保存完好，可以直接判断是小尖鼻。

30岁的辛追为何是薄唇嘴、狐尾眉？赵成文解释说：“根据尸体的照片：发现辛追嘴唇较薄，根据口裂线则可以判断其形状为典型的薄唇嘴，狐尾眉的依据主要是X光上的眉弓形状，以及辛追遗体上的眉毛痕迹和已出现的眼睛形状。”辛追的耳朵最后被确认为肥垂耳。

误差在10％以内

“为2000多年前的古人画像，肯定有一定的误差，但根据统计资料，误差应当控制在10％以内。”赵成文说。

误差首先是因为X光片美中不足。赵成文在以往对无名尸体的复原过程中，使用的依据是颅骨，而此次只有颅骨的X光片，这必然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遗憾。

赵成文在辛追30岁面相的基础上，制作50岁和18岁的面相时，主要依据统计学的推理，同时辅以一定程度的猜测。

据史料记载，辛追15岁结婚。因此，赵成文在其18岁时的面相上，有意识的根据30岁面相，将其眼睛画得更大，更水灵，更流畅，脸型稍微圆润，眉毛则由狐尾眉变成了柳叶眉，嘴小一点，耳基本上变化不大，还薄一点，而且脸颊透点粉红。头稍大一点。同时在胸窝留有一定的凹陷，使其看起来略显丰满。“由于没有辛追年轻时的照片，在具体的制作中只能从人类学知识进行推理。”赵成文说。

而在绘制辛追50岁面相时，则依照人类学规律，其眼角下落，额头出现皱纹，鼻子下塌，鼻翼宽，腮部加宽，脂肪增多，肌肉变得松弛。耳朵下垂，脖子加粗。由此推断，其30岁时的椭圆脸变成长方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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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追还能再“活”500年

女尸的保护，一开始就由湖南医科大学人体解剖教研室提供技术支持。当初女尸出土时，就是这个教研室的曾嘉明和刘里侯一起，将福尔马林、酒精与甘油混和的固定剂，注射进尸体中，然后用福尔马林浸泡。后来在水晶棺中的浸液，是由曾嘉明副教授和全国几大医学专家联合调配的，称为“1号配方”。

马王堆女尸的保存，说明老祖宗深谙防腐之道，他们利用当时的条件，在棺内创造了一个密封的无氧、无菌的环境。除了用丝绸裹包尸身与棺内环境隔离等处理外，在棺外的六面，包围着5000多公斤的木炭，然后是白膏泥层，再加上厚厚的堆土。

从今天的保护来说，假如没有意外发生的话，只要能保证水晶棺内的环境不变，她同样可以不朽。保存200年是肯定没问题的，500年或者更久，都是可以期待的。

湖南省博物馆负责人称，这次建新馆，博物馆花200多万美金，特意从美国进口了最好的空调。

辛追是吃甜瓜吃死的

年近七旬的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彭隆祥教授，是马王堆女尸解剖的主刀人。据他透露，1972年12月14日上午8时，在当时湖南省博物馆二楼靠东南的一个展厅（现在的历史馆）里，解剖开始。他从尸体的胸骨上缘入刀，沿中线直至下腹，感觉古尸比一般的新鲜尸体硬一些，胸腔打开后，器官都有完整的形状。

根据解剖和组织切片病理分析，彭教授当时就基本清楚了这位贵夫人的死因——人们吃饭后，一般4小时之内胃肠都会排空，而她的胃里，还残留着不少尚未消化的食物。病理分析表明，夫人生前患有冠心病、胆结石、肺结核等八九种疾病，还感染过血吸虫、蛲虫、鞭虫等。而且，她的胃内还残存有138粒半甜瓜籽。彭教授因此认为，她是在2000多年前的那个瓜熟了的夏天，吃了甜瓜后，由胆绞痛引起放射性冠状动脉痉挛，以至心率紊乱而猝然死亡。

辛追是施工时发现的

“北有兵马俑，南有马王堆”。马王堆，长沙市东郊长浏公路北侧一个并不起眼的小山包，因史料记载为五代时期楚王马殷家族的墓地而得名，因形似马鞍，又名马鞍堆。经考证，马王墓其实是西汉时期车大侯家族墓地。

1972年，湖南省某军区医院在施工时，出现了严重塌方，并发现有白膏泥，一小洞中冒出呛人气体。当有人划火柴点烟时，小洞中发出爆响并伴有蓝色火苗。一位有经验的老军人推断此处肯定有“宝”。情况被迅速反映到有关部门。3天后，湖南省博物馆在上报国务院后，携专家进行了详细勘察，着手挖掘。

当墓被打开时，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具沉睡了2000多年却显得十分“新鲜”的女尸：外形完整无缺，全身柔软而有弹性，在往她体内注射防腐剂时，她的血管还能鼓起来。除眼球突出，舌头外吐等体表变形外，其他特征完全像刚死去的人。这是世界上首次发现的历史悠久的湿尸，出土后震惊世界。此后发现的类似古尸均被考古界归为“马王堆尸型”。

一

给书籍分类排次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很早以前，就有圣人给《诗》《书》《礼》《乐》《易》《春秋》排过序。后来有贤人改良这个排法，结果排成《易》《书》《诗》《礼》《乐》《春秋》。在我们看来，这两种排序都是有道理的。前一个次序是教育学的，也就是按施教的先后排序；后一个次序是历史学的，也就是按书的年代先后排序。不过相比之下，影响更大的是后一个次序。它由《汉书·艺文志》（下称《汉志》）保留下来，成为几千年中国目录学的圭臬。我们于是想：既然从20世纪中期以来，出土了许多汉以前的文献，那么，是否有必要按《汉志》的标准，也给它们排个序呢？显然，应该给予肯定的回答。因为这样做有两个很明显的意义：一方面，对考古学在文献学方面的贡献作一个总结；另一方面，验证和补充《汉志》，丰富这份关于汉代知识体系的记录。

限于篇幅，我们打算先提出一份关于子书文献的清单。这主要因为，子书在出土文献中占有很大比重，品种很多样，而且大部分是佚籍。比如《汉志》著录诸子之书4324种，新出土的相关文献有65种，约为15%。这个数量是很可观的。

现在，我们打算按《汉志》的体例来排列新出土的汉代子书文献。为此，提出一份相关简帛资料的缩略语名单，如下：

1 子弹库楚帛书：即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的帛书。1942年，因被盗掘而问世，今藏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

2 信阳楚简：即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的竹简。1957年至1958年，在两座战国墓中出土，共148简。

3 银雀山简：即山东临沂银雀山的竹简。1972年，在两座西汉初年墓（墓葬年代在公元前136年至118年之间）中出土，共4956简。

4 马王堆简和马王堆帛书：即1972年至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墓葬年代为公元前168年）出土的文献，包括竹简617简、帛书12万多字。

5 八角廊简：即1973年，在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的竹简，约2500简。

6 阜阳汉简：即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的竹简，约6000简。

7 张家山简：即1983年底至1984年初，在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竹简。

8 放马滩秦简：即1986年，在甘肃天水市放马滩秦墓出土的竹简，共461简。

9 慈利楚简：即1987年，在湖南省慈利县城关石板村出土的竹简，整简1000余简，共计21000字，主要记载吴越二国史事。

10 郭店楚简：即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村出土的竹简，共804简，有字简730简，其上有13000多个楚国文字。

11 上博简：1994年，两批战国楚竹书出现在香港文物市场，上海博物馆斥资购回，共得1200余简，其中第二批为497简。

12 清华简：2008年，清华大学接受校友捐赠，收藏了一批在海外流散的战国竹简，共2496简。

13 北大简：2009年，北京大学接受社会捐赠，得到3300多简西汉竹简，其中完整简有1600余简。

就出土子部文献来说，以上最重要的是郭店楚简、上博简和年代较晚的马王堆帛书。依马王堆3号墓墓主下葬时间（前168）推算，本文介绍的出土子部文献，均应产生在刘向校书（始于公元前26年）之前。

以上诸项并不代表战国至西汉出土文献的全部。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重要文物。例如1951年至1954年，在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等地出土了战国简；1959年至1989年，在甘肃武威磨嘴子、旱滩坡、五坝山等地出土了汉简；1965年以来，在湖北江陵望山、凤凰山、藤店、天星观、九店、岳山、秦家咀、扬家山、毛家园、高台、王家台、周家台等地出土了大批战国至西汉的竹简木牍。这些新资料，已经得到各方面关注，成果很多。除掉发掘报告、简帛汇编、研究论文和校读记以外，还有一些概论性的著作。今参考这些成果，排列新出土的汉代子部文献如下。

二

儒家：《汉志》著录52种，以《晏子》为首，次为《子思》及孔子后学之书，次为《孟子》及稷下儒家书，次为其他儒家书，次为汉儒之书及杂著。诸书特点是生发六经，留意仁义，祖述尧舜，宗师仲尼。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29种。

（1）《晏子》一种，银雀山简。今存102简，约3500字。共16章，为《晏子春秋》的最早传本。据此拟题。晏子生卒在孔子前，刘向《晏子实录》云其书“皆合六经之义”，故列为儒家之首。

（2—3）《缁衣》两种：一为上博简，24简，978字，简长543公分。一为郭店楚简，47简，存1156字，简长325公分。两种《缁衣》均为23章，每章均以“子曰”开头，内容接近传世本《礼记·缁衣》，据拟篇题。《汉志》“诸子略”以《子思》为儒家次篇，梁沈约曾说《缁衣》“取子思子”。今据此著录。

（4—5）《五行》两种：一为郭店楚简。50简，1144字，简长325公分（同《缁衣》），共28章，有篇题。一为马王堆帛书，存180行，约5400字，经外有传。两种《五行》皆属思孟五行的作品，据拟篇题。

（6—9）郭店楚简四种：一为《性自命出》，67简，约二十章，前半论“乐”，后半论“性情”，据简文拟题。一为《成之闻之》，40简，论君子立教、立言等事，据篇首四字拟题。一为《尊德义》，39简，存千字左右。篇首云“尊德义民乎民伦可以为君”云云，据拟篇题。一为《六德》，49简，据内容拟题。四篇简长皆为325公分，内容亦接近上文《缁衣》《五行》。

（10—11）郭店楚简二种：一为《鲁穆公问子思》，8简，存150字。据首句拟题。一为《穷达以时》，15简，存300余字，载孔子厄于陈蔡时的言论，据内容拟题。二篇简长皆为264公分，皆出孔子后学之手。

（12—13）郭店楚简二种：一为《唐虞之道》，29简，论尧舜禅让等事，据篇首四字拟题。一为《忠信之道》，9简，据内容拟题。二篇简长皆为282公分。一说此二篇属纵横家。查郭店楚简有纵横家书《说之道》，简长152公分。此二篇的形制与之不合，故仍归儒家。

（14—26）上博简十三种：其一《性情论》，40简，1256字，简长572公分，分6章。据内容拟题。其二《子羔》，14简，395字，简长555公分，记述孔子答子羔问先王之游事。据第5简简背上端文字拟题。其三《鲁邦大旱》，6简，208字，简长555公分，记孔子答鲁哀公论刑德。以首四字为题。其四《相邦之道》，存4简，107字，简长55公分，记述孔子与子贡讨论王道。据末篇内容拟题。其五《弟子问》，存25简，简长547公分。据内容拟题。其六《孔子见季桓子》，存27简，554字，简长546公分。据首句文字拟题。其七《君子为礼》，存16简，简长545公分。据首句文字拟题。其八《中弓》（“中弓”即孔子弟子“仲弓”），存28简，简长47公分。据第16简简背文字拟题。其九《颜渊问于孔子》，存14简，312字，简长462公分。据句首文字拟题。其十《民之父母》，14简，397字，简长458公分。记子夏问诗及为政之道，文字内容与《礼记·孔子闲居》《孔子家语·论礼》多相重而稍胜，据拟篇题。其十一《昔者君老》，存4简，158字，简长442公分。记太子接受国君遗训的经过，据首句文字拟题。其十二《子道饿》，存6简，121字，简长44公分。据首简首三字拟题。其十三《从政》，存24简，659字，简长426公分。据内容拟题。

（27）《宁越子》，慈利楚简，简长45公分。应即《汉志·诸子略》儒家所载《宁越子》。

（28—29）《儒家者言》两种：一为八角廊简，存104简，分为27章。一为阜阳汉简，木牍正、背面共存有47个篇题。二书皆记孔子及弟子言行，内容与《孔子家语》《说苑》等书相重，据拟篇题。

道家：《汉志》著录37种，以《伊尹》等三代道书为首，次为《老子》，次为《文子》《庄子》《周训》等先秦道家书，次为黄帝书，次为其他道家书及杂著。诸书皆宗秉要执本、清虚自守等君人南面之术。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19种。

（1—3）马王堆帛书三种：一为《九主》，存52行，约1500字。内容为伊尹论“九主”（一说出自《伊尹》），据拟篇题。一为《明君》，存48行，约1500字，以奏疏口吻说明君之理，据拟篇题。一为《德圣》，存13行，约400字。论德、圣，据拟篇题。三篇均抄写在帛书《老子》甲种卷后。

（4—6）《老子》三种，郭店楚简。甲种存39简，简长323公分，内容与《老子》相重者达二十章；乙种存18简，简长306公分，内容与《老子》相重者达八章；丙种存14简，简长265公分，内容与《老子》相重者达五章。

（7）《老子》一种，北大简。存282简，约5265字，简长约32公分。

（8—9）《老子》二种，马王堆帛书。甲种存69行，约抄于高帝时期；乙种存31行，约抄于文帝时期。《德篇》在前，《道篇》在后。

（10）《文子》，八角廊简，残存277简，约2790字。其中87简内容与今本《文子》相重，据拟篇题。

（11—12）《庄子》两种：一为阜阳汉简，残存8简。其内容与传本《庄子》中的《外物》《让王》《则阳》等相合，据拟篇题。一为张家山简，存44简，约1692字，原有篇名作“盗”。

（13）《周训》，北大简。存200余简，约4800字，分14章。原题“周驯”。

（14）《太一生水》，郭店楚简，14简，约350字，简长265公分。含“太一生水”“天道贵弱”两主题，据篇首文字拟题。

（15）《亘先》，上博简。存13简，500字左右，简长394公分。“亘先”二字抄写在第3简简背，意为先天地而生。

（16—19）马王堆帛书四种：一为《经法》，存55行，约5000字，含《道法》《国次》等9篇，以农战、法治为主题。篇名“经法”二字写在篇末。一为《经》，又名《十六经》，存65行，4000余字。全篇共15组，以阴阳刑德为主题，有《立命》《观》等篇题。一为《称》，存25行，1600余字。篇题“称”写在篇末。一为《道原》，存7行，464字。篇题写在篇末，其后记字数“四百六十四”。以上四书均抄写在帛书《老子》乙种之前。

阴阳家：《汉志》著录21种，以早期阴阳家书《宋司星子韦》为首，次为《公梼生终始》《邹子》等六国阴阳家书，次为《容成子》等历法五行阴阳家书，次为汉阴阳家书及杂著。小序云阴阳家出自天文历法之官。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3种。

（1）《楚帛书》，子弹库楚帛书，900余字。分三部分，分别讨论四时、天象、月忌。有神像图，无篇题。

（2—3）银雀山简两种：一为《阴阳散》，论及“阴散为生，阳散为死”。二为《曹氏阴阳》，论及天地四时刑克。二篇均有篇题。

法家：《汉志》著录10种，前7种为战国古书，含《李子》《慎子》；后3种为汉代书、不知作者之书及杂著。小序云法家出自刑法之官。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1种。

（1）《慎子曰恭俭》，上博简。6简，128字，简长32公分。简首云“慎子曰恭俭以立身”云云，据拟篇题。

墨家：《汉志》著录6种，首为周初尹佚所传之《尹佚》，次为墨子弟子书，末为《墨子》。小序云墨家的主张是贵俭、兼爱、尚贤、右鬼。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3种。

（1—2）上博简两种：一为《鬼神》，又名《鬼神之明》，存8简，197字，简长53公分，据首句拟篇题。一为《容成氏》，53简，3000多字，简长445公分，有篇题。前者主题（“鬼神之明”）又见于《墨子·明鬼》，后者所述上古帝王传说有兼爱、非攻、尚贤、节用的倾向。据此录为墨家。

（3）《墨子》，信阳楚简，存119简，470余字，简长45公分，似是《墨子》佚文。原无篇题。

纵横家：《汉志》著录12种，前5种为《苏子》等战国书，中1种为秦代书，后6种为汉代书。小序云其出自行人之官。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5种。

（1）《战国纵横家书》，马王堆帛书。存325行，约11000字。前半讲述苏秦游说，后半辑录战国游说故事。据内容拟题。

（2）《说之道》，郭店楚简。27简，403字，简长152公分。一说所记为苏秦言行。篇首云“凡说之道，急者为首”云云，据拟篇题。

（3—5）《语丛》三种，郭店楚简，格言体。甲种存113简，简长173公分，一拟篇题为《物由望生》；乙种存54简，简长152公分，一拟篇题为《名数》；丙种存73简，简长176公分，一拟篇题为《父无恶》。体式接近《说苑·谈丛》《淮南子·说林》等书，据拟篇题。

杂家：《汉志》著录20种，前2种为“黄帝之史”等人所作，次6种为周秦书（含《吕氏春秋》），次9种为汉代书，末3种为“杂”集之书。小序云其特点是“兼儒、墨，合名、法”。今著录出土文献1种。

（1） 《吕氏春秋》，阜阳汉简。存40余简。内容与《吕氏春秋》相合。其中《知士》《童（重）言》等章有标题。

小说家：《汉志》著录15种，前9种为先秦人所作，后6种为汉代人所作。两部分皆依作者为序，而未以书中人物为序。小序云其出自“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4种。

（1） 《赤鹄之集汤之屋》，清华简。共15简，简长451公分。讲述伊尹救夏桀故事，标题见末简简背。

（2—3） 复生故事两种：一为《丹》，放马滩秦简，存8简，简长约23公分。述及“丹”死而复生故事，据拟篇题。一说应题《志怪故事》或《墓主记》。一为《泰原有死者》，北大木牍，168字，牍高23公分。以复生者口吻说丧祭宜忌，秦人所作，据篇首文字拟题。

（4） 《妄稽》，北大简。存107简，约2700字，简长约23公分。讲述汉代妒妇故事。原有篇题。

三

我们在编写以上这份子部文献目录的时候，想到一些有意思的道理。

第一，关于中国“书”观念的形成。

按照《汉志》的六部分类，以上列举的只是战国至西汉出土文献中的诸子之部；如上文所说，还有许多文献未予介绍。比如在湖北江陵望山楚墓、荆门包山楚墓、随县曾侯乙墓、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了很多记录车马甲胄的遣策，或者记录司法、交易、疾病、祷祝、占卜等日常事务的书信、律令、簿籍、签牌。这些文献是我们通常说的档案或文书，不是“书”（典籍），所以按刘向等人的目录体例，本文未予著录。但这些资料恰好提示了刘向等人校书时的环境：他们必须面对大量文书文献，必须把“书”和文书档案明确地划分开来。而这样一来，他们写下的《别录》《七略》和《汉志》，便成为中国“书”观念形成的标志。

刘向等人所建立的“书”观念，对后世影响很大。几千年来，各种文书档案都被目录学家排斥，而未阑入“古典文献学”的范围。学者们昧于对文书档案的了解，于是有“中国古‘书’产生于何时”的困惑。解决这个问题难吗？其实不难。以上目录告诉我们：只要和文书作个比较，“书”的来历就清楚了。“书”区别于文书的主要特点，从形式上看，是经过了编纂；比如刘向等人的校书，主要内容便是采用合并众本为一定本的方式编书。但从实质上看，二者功能不同：“书”是公诸大众的文献，而文书则是用于日常事务，只在当事人中小范围流传的文献。因此可以说，“书”的形成，其实质就是大众文献的形成。换言之，“书”的产生，其实就是把原来用于日常事务的文献加以提升，使之具有超越意义。正因为这样，最早的中国“书”有三大特点：其一被称作“典”“谟”“训”“诰”，其二以律令、道德教训等具普遍意义的知识为内容，其三用于体制化的教学。“六经”就是这样的“书”。而子部“书”的形成，则表明“经”的扩大。正因为这样，《汉志》把子部书看作“《六经》之支与流裔”。

第二，关于六部分类法的形成。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为“书”下一个定义：“书”就是因传播需要而被编纂的文献。从这个角度看，目录学上的六部分类法，乃意味着社会对六类文献提出了传播需要，使之进入编纂。这六类书，就是《汉志》所说的“六略”。其中“六艺”“诸子”“诗赋”三略之书由刘向校理，原是皇室之书；“兵书”“数术”“方技”三略之书分别由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校理，原是官守之书。透过这种分工，可以看出两种“书”的分别：刘向校理的是国家图书馆的收藏，是已经成形的“书”；另外三人校理的是部门资料室的收藏，尚未脱离档案性质，是半成形的“书”。不妨说，所谓“校书”，是让后一种“书”取得正式身份的仪式。

那么，为什么在“六艺”“诸子”“诗赋”三略之外，增加的是“兵书”“数术”“方技”三部呢？这个问题，可以从出土文献中找到答案。资料表明，在出土文献中，子部书占有很大比重（从数量看，是诗赋文献的十倍）。按照刘向等人“诸子出于王官”的说法，这意味着，有一批官守——例如联系儒家的司徒之官、联系于道家的史官、联系于名家的礼官、联系于墨家的清庙之守、联系于法家的理官、联系于阴阳家的羲和之官、联系于纵横家的行人之官、联系于杂家的议官、联系于农家的农稷之官等等——在提升档案为“书”的历程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在战国至汉初的墓葬中，出土了很多“兵书”和“数术”“方技”之书。其中兵书有银雀山的《吴孙子》《齐孙子》《尉缭子》《六韬》等，有张家山的《盖庐》等；数术书有多种《历谱》、多种《日书》、多种卜筮祭祷竹简，以及马王堆的《天文气象杂占》《五星占》《出行占》《木人占》《阴阳五行》《太一辟兵图》等；方技书则有《脉书》《病方》《白水侯方》《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引书》《脉死候》《六十病方》《医马书》等。这些资料意味着：刘向等人校书之时，其实对官守文献做过调查，进而从百官中选出步兵校尉、太史令、侍医三职——选出了三类书的代表。正因为这样，《汉志》认为：从档案到“书”的演变，是首先在官守中完成的。有鉴于此，我们不仅要借助官守来理解六部分类法的形成，而且要借助官守来理解六类中各小类的形成。

第三，关于学派分类的标准。

对于“诸子百家”“九流十家”等概念，研究者曾提出怀疑，认为这些概念不符合哲学史或思想史的事实。比如著名的《剑桥中国秦汉史》就说：“刘向和刘歆所编的书目，作为遗产，所留下的对中国哲学进行重大划分的分类却往往是错误的。”（中译本第696页）这种说法对不对呢？不对。因为它忽视了刘向等人的文献学实践，进而忽视了思想同物质的关联。

不过，这一说法提出了一个问题：应当如何“对中国哲学进行重大划分”？事实上，解答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为古代子部文献编一份目录。因为编子部书目的关键就是进行学派划分，划分过程中必须试用各种方法，从而找到正确的出路。从简帛研究者的经验看，可用的方法有三条：一是根据已经明确的学派文献的特色词，来判断暧昧文献的归属（因为同一个学派会有相同的问题和语言方式）；二是根据已经明确的学派文献的思想主旨，来判断暧昧文献的归属（因为学派成立的基础是有相近的学说）；三是从暧昧文献的存在样态——比如出土地点、物质形式——中找到古人赋予的分类属性，进而得出判断（因为学派意味着历史上的认同）。本目录就是这样做的。比如，除掉注意出土文献同传世文献在文句、主题词、思想倾向的关联外，也注意这些文献在出土时彼此类聚的方式。这样一来，“对中国哲学进行重大划分”的基本道理便呈现出来了。其核心是三句话：（一）对于当今的分类来说，古人的分类是最重要的历史事实，必须尊重。（二）古人的思想，不仅表现在他们说了什么，而且表现在他们做了什么以及如何做。（三）因此，思想考察应该从语言的物质载体和物质表现入手。

以上这些话，包含这样一个意思：古代人进行学派划分，是有其物质依据的。主要有三种物质：一是人。比如《吕氏春秋》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说的就是作为学派标志的人。这种人又称“子”，也就是代表了某个师承系统。二是书。比如《汉志》以“凡某某家”表书的数量，说“凡诸子百八十九家”云云，这其实就是把书作为“家”（学派）的代表。三是官守。比如司马谈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意思是六家之分取决于求“治”的路线，每家源于一种为官的职责和习惯。第三项最为重要，因为在上古时代，官守不仅掌管了资料（书），而且掌管了教育（人），具有根本意义。刘向等人虽然是面向“书”来进行学派划分的，但他们却能尊重传统，把学派的渊源归结于官守，便可以说是把握了事物本质。《汉志》中有这样一个事例：同样是容成公所传书，《汉志》却把《容成子》归入诸子略阴阳家，把《容成 》归入方技略房中术，因而打破了“人”的标准（所以，本目录也依据《容成氏》同《墨子》的关联，将其判为墨家）。《汉志》这样做的依据是什么呢？最有力的推测是：依据官府所藏。由此看来，《汉书·叙传》所说“刘向司籍，九流以别”是富于深意的一句话。这句话说明，九流十家是刘向、刘歆、班固共同认可的学术分类。

第四，关于目录学的学术要求。

在中国学术史上，刘向等人的校书活动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它不仅建立了“书”的观念，而且创立了一套目录学体系，包括六略三十八部的分类和为古书整理本撰写叙录的方法。在子部书方面，则有两件事让人印象深刻：其一是用校勘、辑佚等手段将大量散简、异本汇编为子书，其二是用目录序次展现学术的时代变迁。从本目录可以看到：《汉志》诸子略著录各家，都是严格按文献的形成年代排序的。也就是说，重视文献自身的源流，是刘向等人最重要的工作思路。

按照这一思路，本目录在编制之时，也充分关照古人通过行为所表达的文献分类。这类行为有三种：其一，往往将同类文献抄集在一处；其二，往往用不同质量的竹帛抄写不同内容的文献；其三，为便庋藏，往往用相同长度的简帛抄写同类文献。通过这些行为，我们懂得：古文献的载体是同它的文体相对应的。比如竹制载体有“简”有“楬”。“简”是大竹，通常载录书籍，包括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之书；“楬”是小竹，通常用为签牌。又如竹、木之间也有体用之别，即通常把竹质材料用为书籍的载体，而把木质材料用为文书的载体。这种情况提示我们：对出土文献进行目录编制，必须注意载体的形制，把它们用作分类、排序的依据。比如郭店楚简有《唐虞之道》和《忠信之道》，简长282公分；又有《说之道》，简长152公分。后者的性质很明确，是纵横家书；如何判定前者的性质呢？从形制不合这一点看，本目录认为其学派属性也不相合，遂把前者判属儒家之书。

总之，为出土文献编制目录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它拉近了我们同资料的距离，使我们渐次走进刘向等人的工作现场。对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个目录学的基本要求，我们于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个认识是：所谓“辨章学术”，意味着要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来认识古代知识与思想的逻辑关系；所谓“考镜源流”，意味着要结合制度与人这两个要素，来探明古代知识与思想的来龙去脉。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这座古墓中国人差不多都知道，这就是位于湖南省长沙市东郊的马王堆，这片陵墓就是长沙国宰相利苍的家族墓。

利苍贵为长沙国宰相，可是在他的陵墓中，却没有出土很多有价值的文物，真正让马王堆闻名世界的就是利苍的妻子——辛追。因为辛追夫人出土的时候，竟是一具保存完好的湿尸。

除了这具湿尸，考古专家们，还在这片古墓中，找到了画风飘逸的帛画，珍贵的漆器，酒具，祭祀器和珍贵的生活用具。甚至还发现了一件世界上最轻巧的素纱襌衣。

总之一句话，马王堆古墓中的文物，让一个文物专家甚至研究两辈子都研究不忘，西方的一些文物界的同行，竟称中国的马王堆为东方的“庞贝城”。

除了对马王堆古墓中出土的竹简感兴趣之外，对那些价值连城的文物，确实不怎么感兴趣，原因简单不复杂：那些文物个顶个都是好东西，可是出土后，就要被放进博物馆，我等平民百姓想要去看，不要意思，您得买票。

可是这些记载着《周易》、《老子》、《导引图》和《养生方》等内容的竹简却不一样，因为那上面写着汉代人如何趋吉避凶，如何谈经论道，如何滋补养生等等方面的知识。

那些出土的金银珠玉的价值，体现在它们的文物价值之上，而竹简的价值，却体现在知识价值之上，汉代竹简上的古字，与现代人已经有了很大的距离，经过专家的成功解读后，随着一篇篇研究论文的公布，上面的文字信息，也就是代表知识的“干货”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在《胎产书》中，古人提出了孕妇安胎的“三段论”，第一个月要饮食精美，切莫吃辛辣腥臭之物；第二个月要安静少动；第三个月最关键：要见一些仪表端庄的君子或者大人物，切莫见那些奇形怪状的人，以免影响情绪，不利胎儿。

下面就到了本文的重点：出土竹简的《养生方》中有一养颜方：每天早晨，空腹服用鸡蛋酒，只要连服21天，便可使人精神振奋、容颜秀美、面露红光——这则秘方真的管用吗？

我们首先分析一下这则养颜秘方中的两种材料：鸡蛋和酒。

鸡蛋：富含胆固醇。蛋白质含量为食物中的最高，不仅营养价值丰富，而且易被人体吸收，是非常适合人类的食物之一。鸡蛋富含的营养，还可以修复人体组织，并参与新陈代谢。（鸡蛋可以养颜，但单靠鸡蛋养颜，确实有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酒：白酒自古就有药物的作用（古代的酒都是低度酒）白酒不仅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而且还可以化瘀解湿，常喝白酒，不仅可以促健康、益催眠，而且人的气色也会很好，气色好，颜值就高！

低度酒加鸡蛋空腹饮用，确实有美容的效果，这事已经被现代人的证明，但是缺点是时间却缓慢，效果不明显，为了加快美容养颜的作用，现代人是这样用酒泡蛋的。

1、将鸡蛋放入白酒，四五天后取出，然后将蛋白均匀地涂在脸上（鸡蛋中含有维生素E等有益成分，会对皮肤起到一个美容的作用）但酒泡过的鸡蛋，含有酒精的成分，有一些朋友的脸，会对酒精过敏。

2、用糯米酒冲蛋。将酒水煮沸，然后加入打碎的鸡蛋，搅成蛋花状，米酒有促进血液环、润肤等功效，再加上鸡蛋，不仅可以做到膳食互补，还有美容的功效。

有一个事儿提醒大家，一类美容的药膳，只适合某一类人服用，还没有一个药方，完全适合全天下的人，故此，大家在美容的时候，还需进行理性的选择！

煌煌荆楚吟·长沙之旅·马王堆·汉墓惊世

长沙一带所发现的春秋战国到汉代的墓葬，大多保存较完好。如浏城桥一号楚墓，出土文物二百八十多件，发现了用于战车的长兵器，有长达31米的木柄铜戟等，还有一批具有典型楚文化特征的陶礼器。咸家湖畔的西汉封国王陵，出土三方玉印和玛瑙印以及双面透雕玉佩等文物，均十分精美。其墓室结构也为研究西汉帝王葬制提供了实证。1972至1974年相继发掘的马王堆汉墓更为世人惊叹。

马王堆汉墓在长沙东郊4公里处。原为一座封土高10余米，直径30米左右的马鞍形土堆。东边的称一号墓，西边的称二号墓，一号墓下面还覆盖着一个墓葬，称三号墓。在未发掘以前，关于马王堆的来历有着种种的传说和猜测。清《长沙县志》、《善化县志》等认为是五代时楚王马殷及其家属的墓葬或“疑冢”。

在民间，也传马殷与马王堆有瓜葛。传说马王堆本是张果老奉玉帝之命，帮助愚公移走太行、王屋二山时畚箕里掉下的两团泥巴。有一天，马殷(时人称马王)骑着千里驹到郊外狩猎。途中马腿折断，经过那两个土堆时，被人抬着的伤马忽地滚将下来，在土堆边一小湖里饮水后，断腿顿时复原。于是人们将这小湖唤作“放马湖”，千里驹断腿处唤作“马跛岭”，后因马王忌讳“跛”字而改称“马坡岭”。不久，马王又来此处狩猎。回城时见一灰兔闪于路旁，乃穷追不舍。至一破庙前，野兔不见，却出来一位长须灰眉老人，告诉他：“此乃福寿之地，帝王卧榻之所，死后若葬于此，子孙洪福无量。”说罢飘扬而逝。马王如梦方醒，拜称此庙为“大王庙”。回府后，即命人在土堆上为自己修筑陵寝。据说，他临死前还曾在陵寝前监工。马王死后，其儿将他安葬于陵寝之中。此后，人们便把这一带统称为“马王堆”了。然而，《太平寰宇记》等则认为是西汉刘发之母唐姬、程姬的“二姬墓”、“双女冢”。另外，也有说这土堆因其形似马鞍故原名“马鞍堆”，后演变而为“马王堆”。

三座墓相继挖掘以后，真像大白。根据二号墓出土的“长沙丞相”、“軑侯之印”和“利苍”的三颗印章，及一、三号墓许多缄封随葬物上“軑侯家臣”封泥，再证以《史记》、《汉书》，可确认二号墓中埋葬的是汉代长沙诸侯国丞相利苍。史载利苍以军功任相，被封为第一代軑侯，食邑七百户。吕后执政第二年(公元前186年)，曾给当时一百三十七位列侯排定座次。軑侯为第一百二十位。该年利苍卒。一号墓中保存至今震惊世界的女尸，为利苍之妻辛追，葬于公元前166年左右。三号墓为利苍之子，埋葬时间比一号墓略早。在民间，关于軑侯和他妻儿的身世另有说法。

相传不知是刘邦的哪代皇孙，继位后一切如意，唯一忧虑的是三宫六院无一能给他留下龙种。后宰相建议他和皇后商量后，暗找民女进宫。皇后怕将来当不了皇太后，又怕自己失去体面，故与皇上“约法三章”：一、暗地选来民女，落在正宫，不准让任何人知道;二、有了太子要公开宣布为正宫所生;三、太子断了奶，即将民女打入冷宫。结果，长沙一个名叫彩娥的民女被选中，不久即得子。此后一切依“约法三章”进行。彩娥倍受冷落，一次气愤至极狠拧太子肚脐，留下深深印痕。皇后为绝后患，在三尺白绫上写了赐彩娥死的懿旨，交一老太监执行。老太监出于同情，将懿旨交给彩娥，并将她扮成小太监送出城外。彩娥四处漂泊，一年到了甘肃平凉县，实在走投无路，便跳崖自尽。不想被挂于山腰的树上，后又被做豆腐的单身汉曹二亮救起。二人相濡以沫，结为夫妻。不久，新皇上登基，彩娥诉说身世，让曹二亮替她进京认子。凭那三尺白绫和肚子上的指甲印，新皇帝悉知原委，决计请母亲进宫当太后。彩娥怕儿子有失皇家面子，乃请与曹二亮居于长沙老家。皇帝于是封曹二亮作軑侯，食邑长沙，自己每年借口巡视民情，带着宫里稀罕物前来长沙探母。那年他带来外国进贡的甜瓜，所以女尸肚里留有甜瓜子。因他不准曹二亮与他娘合葬，故二人分葬于一、二号墓。

马王堆三座汉墓是三座珍贵的地下宝库，它的建构和三千余件陪葬品，为研究我国封建社会初期的经济和文化艺术提供了极好的实物资料。这三座汉墓规模相当宏大。一号墓坑南北长195米，东西宽178米，深16米。二、三号墓规模稍小。三座墓葬的土方估计在6万立方米以上。其棺椁规模之大，也使人难以想象。以一号墓为例：椁有外、中、内三层，棺也有外、中、内三棺。六层棺椁套迭，再加上木棺四周及上部填塞木炭，木炭外面又用白膏泥真塞封固，厚60到130厘米。正因为如此，外界空气和湿气被隔绝，故女尸保存完好。其外椁由七十块木板组成。现存板材50个立方米，大概需原木200立方米以上。最大的一块椁板长488米，宽152米，厚026米，重3000多斤，原木直径当在2米以上!内棺为彩绘漆棺，棺上所绘风云变幻的宇宙太空和一百多个活灵活现的神怪，令人赞叹不已。覆盖在内棺上的帛画绘有天上、人间和地下三界景色，色彩艳丽，线条准确，堪为珍品。三号墓中亦出土四幅帛画。出土文物有漆器、竹笥、丝织品、木俑、陶器、帛书、竹简、农畜产品，以及中草药等。那五百多件漆器光泽如新，三号墓出土的锥画狩猎纹漆奁，花纹细如发丝，必须就着阳光才能看清。众多丝织品巧夺天工，有一件素纱蝉衣，长128米，且有长袖，然而重量仅49克，不足一市两!三号墓出土的十二万字近三十种帛书，包含着天文、哲学、历史、地理、医学等方面内容，其中多种为早已失传的佚书，成为我国古籍发现史上的一件大事。出土文物中还有一顶据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乌纱帽，具有很重要的文化意义。马王堆汉墓中最重要的发现，无疑还是一号墓中保存异常完好的女尸：在地下埋葬了两千多年，仍毛发俱全，皮肤尚有弹性，解剖时发现连肠胃中残存的一百三十八粒甜瓜子也一如原貌。由此可推测，这位軑侯夫人可能是因某种急病和慢性病急性发作，在吃过甜瓜后不久暴死的。这具西汉女尸的发现，轰动了世界。其解剖过程曾拍成科教片《西汉古尸研究》，成为医学史上的珍贵资料。

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乌纱帽

现一、二号墓的墓坑已填塞，恢复了封土原貌，三号墓墓坑作了保护性整修加固，并新建大跨度顶棚，供参观游览。另在湖南省博物馆内建有马王堆汉墓专用陈列室。

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共有28种，计十二万余字，均破损严重。依《汉书·艺文志》分类 ，六艺类的有《周易》、《丧服图》、《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诸子类的有《老子》甲本（后附佚书4种）、《九主图》、《皇帝书》和《老子》乙本（前附佚书4种）；兵书类有《刑德》甲、乙、丙3种；数术类有《 篆书阴阳五行》、《隶书阴阳五行》、《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彗星图》、《出行占》、《木人占》、《符箓》、《神图》、《筑城图》、《园寝图》和《相马经》，其中《五星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天文书；方术类有《五十二病方》 (附佚书4篇)、《胎产图》、《养生图》、《杂疗方》、《导引图》(附佚书2篇)，其中 《五十二病方》是中国已发现的最古老医书。另外，还有《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3幅地图。

帛书内容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学等各方面，有重要学术价值，又可作为校勘传世古籍的依据。它不仅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汉代书法及书法演变、发展提供了珍贵的依据。如《老子》甲乙写本，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今本次序相反，其中的佚文是研究儒家学说和汉初思想的宝贵资料；另一部类似《战国策》的帛书，约六成不见于《战国策》，现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为研究战国中期合纵连横斗争的重要史料。马王堆帛书是汉代简帛文献最具重要意义的发现。

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

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20余万字的帛书和竹简，内容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学等各方面，有如《老子》、《周易》等传世文献，也有我国最古老的天文书、医书，还记载了养生方、房中术等，堪称“百科全书”。这些帛书和竹简可作为校勘传世古籍的依据，不仅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为研究汉代书法及书法演变、发展提供了珍贵的依据。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长沙为汉长沙国首府临湘县所在地。该墓地曾被讹传为五代十国时楚王马殷的墓地，故称马王堆；又曾被附会为长沙王刘发埋葬其母程、唐二姬的“双女”。

在文物清理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枚印章，上面刻着“妾辛追”几个字，说明墓主人的名字叫辛追。另外在一些随葬器物上，印有“軑侯家丞”和“軑侯家”的字样。根据史书记载，軑侯是西汉初年的一个侯爵，曾在长沙国担任丞相。由此基本确定墓葬的年代属于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轪侯利仓及其家属的墓葬。据《史记》和《汉书》记载，长沙相利仓于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卒。

根据漆器款识、封泥、印章等推断，一号墓发现年约50岁左右的女性尸体，墓内又出“妾辛追”骨质印章，墓主为利苍之妻；二号墓发现“长沙丞相”、“轪侯之印”和“利苍” 3颗印章，表明该墓的墓主为利苍本人；三号墓墓主遗骸属30多岁的男性，是利苍之子， 三号墓共出土随葬器物1000余件，主要名单如下： 简牍，共计610支，部分残简出土于封土之中，著作内容可分为医术（200支）和遣策（410支）两部分； 兵器，共计38件，其中有弓4件、弩2件、矢和矢箙（共计24支，685厘米的12支，其余为824厘米）、兵器架1件、木剑3柄、戈1件、矛1件等； 乐器，瑟1件，竽1件，琴1件，疑似为萧的乐器2件； 纺织品，其中包括著名的帛书和4幅帛画，帛画分4幅，一副为T字形，通长233米，上部宽141米，下部宽050米，内容与一号墓出土的帛画答题类似；一副为长方形，长212米，宽094米，所画内容为车马仪仗场面；另两幅有所破损，其中一副已经破损到无法辨别原画主题是什么，另一幅有所破损，但尚可看清所画内容。帛书出土时有所粘连，宽度为18厘米，每行宽约6-7毫米，字体的方向与帛的纬线方向一致，字体大多数为早期隶书，少数为篆书，根据字迹来看出自多人之手，其中的内容有《易经》、《老子》、《战国策》、部分天文历法五行占卜方面的著作等，以及两幅地图，其中文字记载部分与现传内容有大量出入。其他纺织品主要有绢、罗、纱、锦和绣等； 漆器，共有316件，鼎（共6件），盒，壶，钫，盆，盘（共68件），巵，匕，勺，耳杯（共174件），耳杯盒，奁，匜，案，几，屏风，箕等，大多为木胎，部分漆器上有字； 木俑，共计104件，其中有着衣歌舞俑和乐俑共计17件，着衣侍俑8件，雕衣俑4件，彩绘俑73件； 竹笥，共计50个，出土时已严重腐朽，其中38件当中盛有被做成食物的动物遗骸、水果、谷物等，2件盛有中草药，剩下8件盛有丝织品（丝织品大多已残或朽）； 博具，共计1套，保存状况与史料记载基本相同； 刷子2件，铜镜2件，角镜1件，角梳2件，角篦2件，木梳2件，木篦2件，环首铁削1件，三角形纹陶熏炉2件。 马王堆汉墓两千多年来从未被盗，保存完好，因此出土了大量的文物，保存较好的1号墓和3号墓，随葬品都置于棺房周围的4个边箱之中，主要有满盛衣物、食品和药材等物的竹笥、漆器、木俑、乐器、竹木器和陶器，以及“遣策”竹简，均达1000余件。两墓的锦饰内棺上都覆盖彩绘帛画。3号墓还随葬有帛书和兵器。

一号墓出土的历两千年不腐的神奇女尸及三号墓出土的大量帛书文献，为西汉初期历史考证提供了翔实的资料，震惊了世界。出土时，一号墓由于用白膏泥密封好，因此女尸历经二千年仍保存完好，被发现时，曾有气体喷出燃烧，但由于没及时收集气体，不知具体成份，成了千年女湿尸仍保存完好的难解之谜。

漆器木俑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共约500件，计1号墓184件，3号墓316件。这是各地发现汉代漆器中数量最多、保存最好的一批。器类主要有鼎、匕、盒、壶、钫、卮、耳杯、盘、奁、案、几和屏风等。漆耳杯占漆器总数的一半以上。漆器大部分是木胎，只有少数奁和卮是夹胎。装饰花纹多为漆绘的红、黑和灰绿等色。纹样则以几何纹为主，龙凤纹和草纹为辅。不少漆器有“成市□”戳记，说明是由成都官府作坊制造的。一号墓出土了大量陪葬用漆器，如杯、盘、化妆盒等，杯盘内底上写有“君幸食”、“君幸酒”字样，还有注明器物容量的。外表光亮如新，足见汉初漆器制造工业之精。

此外，1号、3号两墓分别出土100多件木俑和30多个盛放肉食品、谷物、果品和香料的竹笥。

“遣策”竹简

详细记载了1号和3号两墓随葬品的情况，是目前发现的同类竹简中最完整的两批。1号墓出土312枚，3号墓出土410枚，内容均为逐件记录随葬物品的名称、 数量和各种物品的分类小计。1号墓“遣策”竹简所列器物清单的大概顺序是：用漆木制九鼎、七鼎和三鼎、二鼎盛放的各种羹，用竹笥盛放的肉食品（包括禽、蛋和鱼类），用陶器盛放的酱和酒，用布囊盛放的粮食，以及漆木器具、梳妆用品、丝织衣物、乐器、扇、席和土质、木质的，但没有提到尸体的衣衾和相当数量的木俑。简文所载与墓内所出实物虽有一定的出入，但两相符合者仍然较多，因而根据简文便可确定某些器物的名称。3号墓所出“遣策”竹简，除大部分内容与1号墓相同外，还记载有车骑、乐舞、童仆等侍从，包括所持仪仗、兵器和乐器等物，这些都能同出土的木俑及棺房两壁的帛画大体对照起来。

帛画

主条目：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

创作时间均为汉文帝（前202～前157）时期，是迄今发现的汉代最早的独幅绘画作品。

一号墓内棺覆盖了一幅精美的T型帛画，画面上中下三部分分别表现了天上、人间与地下的场景，体现了当地的传统习俗，学者们最初认为这幅帛画的作用是接引死者走向天国，但因为后来发现此观念在当时仍不算普及，反而可能是根据当地传统习俗招魂仪式所做，希望死者死后灵魂不会消散。

1号墓和3号墓内棺上的彩绘帛画，保存完整，色彩鲜艳，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两幅帛画的构图基本一致，全长2米许，均作“T”字形，下垂的四角有穗，顶端系带以供张举，应是当时葬仪中必备的旌幡。画面上段绘日、月、升龙和蛇身神人等图形，象征着天上境界；下段绘交龙穿璧图案，以及墓主出行、宴飨等场面。整个主题思想是“引魂升天”。有人认为，“遣策”简文中的“非衣一长丈二尺”，即指这种帛画。两墓帛画的主要差别在于墓主形象，1号墓为女性，3号墓为男性。3号墓棺房悬挂的帛画，西壁保存较好，长212米，宽094米，绘车马仪仗图像，画面尚存一百多人像、几百匹马和数十辆车；东壁的帛画残破严重，所绘似为墓主生活场面。

纺织品和衣物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各种丝织品和衣物，年代早，数量大，品种多，保存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史料。1号墓边箱出土的织物，大部分放在几个竹笥之中，除15件相当完整的单、夹绵袍及裙、袜、手套、 香囊和巾、袱外， 还有46卷单幅的绢、纱、绮、罗、锦和绣品，都以荻茎为骨干卷扎整齐，以象征成匹的缯帛。3号墓出土的丝织品和衣物，大部分已残破不成形，品种与1号墓大致相同，但锦的花色较多。最能反映汉代纺织技术发展状况的是素纱和绒圈锦。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重不到1两，是当时缫纺技术发展程度的标志。用作衣物缘饰的绒圈锦，纹样具立体效果，需要双经轴机构的复杂提花机制织，其发现证明绒类织物是中国最早发明创造的，从而否定了过去误认为唐代以后才有或从国外传入的说法。而印花敷彩纱的发现，是中国首次发现的古代印花丝织品实物，表明当时在印染工艺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保存较好的麻布，发现于1号墓的尸体包裹之中，系用苎麻或大麻织成，仍具相当的韧性。

帛书和医简

主条目：马王堆帛书

马王堆汉墓三号墓发现了大批帛书和两卷医简，均出自3号墓东边箱的长方形漆盒中。帛书大部分写在宽48厘米的整幅帛上，折叠成长方形；少部分书写在宽24厘米的半幅帛上，用木条将其卷起。出土时都已严重破损，经整理，知共有28件，12余万字。其中除《周易》、《老子》、《战国纵横家书》有今本传世外，绝大多数是古佚书，内容涉及思想、军事、天文、医学、地理等各领域，此外还有两幅古地图。这是中国考古学上继汉代发现“孔府壁中书”、晋代发现“汲冢竹书”、清末发现敦煌藏经洞经卷文书之后的古代典籍资料的又一次重大发现，在古文献学和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非凡的价值和意义。

根据书中字体、避讳、纪年以及墓葬年代（前168）考订，帛书大体分作两类。抄写时间较早的一类在秦汉之际所写，理由是字体近篆书，又不避汉高祖刘邦讳；抄写时间较晚的一类为汉初至汉文帝初年所写，理由是字体为隶书，讳“邦”为“国”，但不避汉惠帝刘盈和汉文帝刘恒讳。帛书中的一部分用朱砂画有行格，留有天地头（指书页上下两端的空白处，上边的叫天头，下边的叫地头），各篇前后留有相当于“赘简”的空白等，与出土的汉代竹简形制基本一致。

帛书包括《易》、《老子》、《战国纵横家书》、《养生方》等汉初学术与方术文献，其中《易》与《老子》都与今本有较大的区别，被认为是这些书正式定本之前流行的传抄版本之一，大量的方术文献有助于了解汉初的占卜、星相、医术、房中术等内容。

此外马王堆道家文献出土之丰富，也可证实老学及黄老之学的主导地位。马王堆出土的这批珍贵帛书，确实是“道家学派的资料汇编”①。《老子》甲、乙本及《黄帝四经》之震撼学坛固不用说，新近帛书《系辞》之全文公布，可以看出它是现存最早的道家抄本②，而其他《易》说类的佚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及《缪和》、《昭力》等，则全都渗透着浓厚的黄老思想。帛书的字体接近于汉隶，而别具一格，被书界称为“马王堆体”。

《老子》甲本和卷后4篇佚书合抄为一个长卷，字体近篆体，共465行，每行约30字；《老子》乙本和卷前篇佚书合抄在一幅整帛上，以隶书书写，共252行，每行0字～70余字不等，抄写时代晚于甲本。种写本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次序与通行本相反。通行本分作81章，帛书《老子》乙本不分章，甲本某些段落前有圆点标志，章次均与通行本有不同之处，如通行本第4章在第22章之前，第41章在第40章之前，第80章、第81章在第67章之前等。经学者反复研究，认为此甲本、乙本《老子》帛书顺序较通行本更为合理。《老子》甲本卷后佚书没有篇题，学者们按内容将其分为4个部分，并定名为《五行》、《九主》、《明君》、《德圣》。《老子》乙本卷前4篇佚书原来就有篇，题为《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前2篇又包括若干小的篇章，主要是讲刑名和阴阳刑德之说。有人认为乙本中的这4篇佚书就是《汉书·艺文志》中久已失传的《黄帝四经》，因汉文帝时崇尚黄老之学，所以把《黄帝四经》和《老子》合抄为一卷。又因《十六经》中记载了关于黄帝的神话以及他的大臣力黑（即力牧）、阉冉、果童、太山稽等人的事迹和相互对答之词，于是部分学者认为它可能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黄帝君臣》10篇或列入兵阴阳类的《力牧》15篇有关。帛书《周易》由《经》（即64卦）和6篇传（《二三子问》、《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组成，其卦辞、爻辞与今本大体相同，但是64卦的次序则大相径庭，帛书64卦的排列次序更为简单原始。

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