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无疑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对中国的财富和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丝绸贸易给古代中国人带来了大量的收入，他们决定将这一知识据为己有，尽管丝绸生产被视为“国家机密”，并长期被古代中国人垄断，但这一知识最终还是外泄出去了

例如，大约在公元前200年，当中国移民的浪潮在朝鲜半岛定居下来时，蚕桑业（丝绸农业）到达朝鲜半岛，然而，蚕桑业要到西方去还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

根据考古证据，中国至少早在龙山时期（公元前3500-2000年）就有丝绸生产，而蚕蛾家蚕是从野蚕蛾野蚕蛾野蚕蛾野蚕蛾中驯化出来的，大约在这个时候，查士丁尼派来的僧侣把这些蚕送给了皇帝

蛹需要先杀掉，所以茧要先蒸或烤

然后，将茧浸入热水中，以松开紧密编织的丝线，然后将丝线解开放在线轴上

其中五到八根细丝被拧在一起制成一根线

丝线最终可以用来做衣服，蚕茧

（CC BY-SA 3

0），我们不太可能确切地知道丝绸生产是如何首次被发现的

根据中国人的说法，这一发现和许多其他发现一样，是一个意外，并不是故意追求的

故事的中心人物是生活在公元前3千年的中国传奇统治者黄帝的妻子列祖

在故事的一个描述中，列祖用手指触摸了蚕茧的一部分，导致蚕茧的一根细丝脱落

然后她开始把这根细丝缠在手指上

（公共领域），在另一个故事中，据说雷祖发现一些蚕吃桑树的叶子和纺茧

在喝茶的时候，雷祖不小心把一个茧掉进了杯子里

The heat from the tea caused the cocoon’s filament to loosen, which Leizu realized could be unwound and turned into thread

,Incidentally, the discovery o

除了这一发现外，雷祖还发明了丝线卷，一种将丝线连接成线的装置，以及用于将丝线编织成布的丝织机，无论雷祖是否在中国丝绸的故事中扮演了真正的角色，

公共领域，作者：吴明仁，我是一名大学生，正在攻读考古学学士学位

我的兴趣从对考古/文本/数据集的“传统”到“激进”解释

我相信，来自两个极端的倡导者的智力投入将有助于阅读Mor

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出使西域，曾在途中被匈奴捉住，扣留了十年，但他不忘使命，设法逃脱。

公元前119年再次出使西域，此次访问了许多国家，从此汉朝和西域交往频繁。

意义：自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汉朝使者及西域使者纷纷彼此往来，他们把中国的丝织品从长安对过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区，运往西亚，再转运到欧洲，又把西域各国之厅珍异宝输入中国内地，沟通了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张骞可谓开辟丝绸之路第一人。以后西域各国纷纷归附汉朝，西汉政府设立西域都护，从此，今新疆地区开始隶属中央政府管辖，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都是与张骞的功绩分不开的。

张骞通西域的意义

不同于从前中国君主们的封闭治国观念，汉武帝重视与周边国家增强联系，同时也加强自己的影响。这一外交策略在他征服匈奴的伟大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实践这一策略的是伟大的探险家、间谍和外交官张骞。

匈奴——汉王朝最强大的敌人

西汉王朝建立之初，整个中国并没有从秦末的混乱中脱离出来。在帝国的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人，一直是汉朝无法回避的威胁。在两国和平时期，匈奴人和汉朝的农民交换各自的货物；一旦战争开始，他们就会强行掠夺汉朝土地上的粮食和其他的货物。汉王朝试图用他们最强有力的两种武器——战车和农耕文化来击垮匈奴人。但在广阔的草原上，战车不是匈奴骑兵的对手。而且匈奴人习惯的是马背上的生活，需要其他的生活物资，他们不屑于自己制造，首先想到的就是到汉朝的领土去抢夺。

直到汉武帝刘彻统治时期，汉王朝才开始对西北少数民族的入侵进行强烈抵抗，同时，也开始集中国内的人力物力资源向西北扩张国境线。汉武帝，就像他的谥号一样，是一位尚武的封建帝王，在他的手下，中华民族结束了内耗和混乱，重新团结起来应对外敌。整个王朝的统治权集中在汉武帝手中，在他的调度下，整个国家也重新成为一个有机的、紧密结合的整体。

国泰民安则军力强盛，汉武帝的军队不但骁勇善战，而且精于修筑工事和道路。为了让他的军队积累作战的经验，同时也扩大汉王朝在整个东方的影响，汉武帝派遣军队以国土为中心，向各个方向挺进——南向越南和缅甸，东向朝鲜，北向蒙古。

与秦代相比，汉代军事力量最重要的提高是在战略战术方面。汉武帝的百万大军配备了近战使用的钢铁长剑和盾牌，还有用于远攻的强弩。在不断的征伐中，汉武帝的军队积累了作战经验，提升了作战技巧，还从上到下贯彻了赏罚分明的奖惩制度。到此时，中国的军队才真正开始了职业化，士兵熟练了骑射弓马，不再是平时耕种、到战时才征召的农民。卫青等军队统帅勇猛无畏，熟识战争中的所有环节，并且对部下公正、慷慨。汉武帝在全国建立了高效的后勤保障体系，全国所有的物资生产都迅速充填了国库，然后其中的大部分马上送往前线。在被汉朝军队征服的土地上，很快就有地方官员、移民和工匠来此定居，开始中华民族惯用的扩张策略——用文化来同化异族。

尽管如此，在连年的征战中，即使是取得大胜的战斗中，汉军的损失也非常大。面对同样声势浩大且机动性更强的匈奴大军，汉朝的军队很难取得场痛快的胜利。在西北边境上，战争血腥且残酷，一位将军带领6万士兵出征，打了大胜仗，但凯旋的队伍也只剩下5万人，其余士兵都长眠在了异族的土地上。汉武帝终于认识到，尽管他的国家国力日益强盛，但还是无法凭借一己之力消灭整个匈奴民族，他和他的国家需要同盟。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

在北方广袤的蒙古草原上，各部落连年混战，匈奴击败了许多游牧部落，占有了他们的家园。月氏也未能幸免，逃到东汉领土的月氏人惊魂未定，他们恐惧地告诉汉朝的居民，他们自己的部落被匈奴人击败，人民遭到了屠杀，他们的部落首领被匈奴人砍下了头颅，还用头骨制成了酒壶。剩下的人们四处逃散，但周围其他的部落都不敢与匈奴为敌，所以他们无法争取到任何同盟；即使远在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也无意收留他们，所以月氏人只能向更远的西方迁徙。

汉武帝及时发现了这个好机会，他准备了一封请求结盟的书信，准备派人送往月氏部落。他召集心腹的王公大臣，希望找到能当此大任者。张骞主动请缨，他当时还只是御林军的将领，在史书中，甚至连张骞具体的出生年月都未有表述。但多年以后，史官们在史籍中这样描绘张骞：“张骞，成固人也。为人强大有谋，能涉远。”张骞正是武帝寻找的人选。要把结盟的书信送往月氏，意味着3000多公里的漫漫旅途，沿途有重山阻隔，没有向导知道路该怎样走。更危险的是，要到中亚，就要穿越匈奴人控制的领地，那里有驾驭着骏马的敌人围追堵截。而且在当时，根本没有人知道月氏部落到底迁到了哪里。

公元前138年，张骞带着100名随从出发了，同行的还有一个跟了张骞多年的蛮族奴隶，名叫甘父。接近匈奴领土时，张骞一行没有胆怯，他们直接向匈奴的防线进发，希望能用最短的时间穿过匈奴的土地。但他们显然低估了敌人防线的密度，没多久他们就被匈奴人抓住。

在匈奴人的土地上，张骞度过了10年软禁的时光，无法离开匈奴的土地，他甚至娶了一位匈奴妻子，还有了几个孩子。匈奴人终于放松了警惕，他们允许张骞全家迁往西方。张骞找准机会，和几个随从一起逃脱了。

他们一路上经过了几个中亚国家，听到了张骞的描述，这些国家的国王们被东方的地大物博所吸引，更为东方的丝绸、瓷器等手工艺品所倾倒。他们都表示很乐意与汉朝通商，但提起结成同盟与匈奴作战，他们都没有信心。

最终，张骞一行终于找到了月氏部落。月氏部落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大夏国定居，已经适应了在新的土地上生活，对回到东方、与曾经的敌人继续战斗没有任何兴趣。无奈之下，这些东方的使者启程回归故土。在经过匈奴的土地时，张骞再次被扣留，一年后，他和妻子在甘父的帮助下回到了故乡。再次拜见汉武帝时，距张骞奉命出行已经过去了12年。

张骞大起大落的军旅生涯

虽然最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但汉武帝没有责怪张骞，还把他留在身边作为宫廷顾问。张骞出使月氏的外交努力虽然失败了，但他的探险本身却对西汉王朝有重要的意义。到达中亚地区以后，张骞一行在寻找月氏部落时，收集了许多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甚至收集到更远的西方和南方国家的信息，包括印度、大夏、叙利亚和罗马帝国的大致情况。

张骞带着一种军人特有的敏锐，在进入匈奴人的控制范围之后，他就开始留心每一处水源、每一块草地，并详细记录下来。他还告诉汉武帝，在大宛国(今费尔干纳盆地)，他曾经见过一种良马，这种马的耐力和速度都十分惊人，它们有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名字——“汗血宝马”。据说它们快速奔跑之后，流汗似血色，这后来被证实是寄生虫感染引起的一种症状。张骞称赏它们为汉王朝骑兵最好的坐骑，汉武帝本人非常喜欢马，听说有这样的宝马，自然想得到。汉武帝此时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他认为虽然结盟不成，但通商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尽管此前武帝派出的许多使节商旅都被游牧部落洗劫一空。

不久，张骞加入大将军卫青的军队，官职为校尉。因为收集情报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所以张骞主要负责刺探情报和沿途的给养。在北方，卫青率领军队与匈奴人展开激烈的厮杀，正是张骞先前收集的水源和牧草分布资料帮助了汉朝军队，他们赢得了一系列胜利，张骞也因此被封为博望侯。

但张骞的军旅生涯并不一帆风顺。在随后的战斗中，作为主要的谋士和指挥官，张骞跟随李广进攻匈奴的主力部队。由于指挥失策，李广的部队被匈奴围困，张骞错误的判断让大军未能及时脱险，汉军损失惨重。按汉军法纪，这样的过错刑当砍头，但张骞幸运地被免于一死，只是被剥夺了爵位。

再次出使西域

张骞失去了爵位，重新成为一位平民，但他仍在朝中任职。张骞几次晋见武帝，说明继续与西方各国加强交往的重要性，当然，某种程度上是想让武帝再次派他前往，好重新赢得爵位。张骞本人笃信同西方的交往关乎汉王朝的命运。他上谏武帝，说可以说服从前匈奴的附属国乌孙，一起联攻匈奴，只要武帝许诺事后让他们回到被匈奴人夺走的家园故土。张骞和其他谋士认为可以用和亲政策取得乌孙首领的配合，然后再用大量的财宝诱使他们回归东方。一旦乌孙人与汉朝联合，不异于“断匈奴右臂”。在消灭匈奴人之后，汉朝军队甚至可以继续向西挺进，让西方的大夏等国家臣服。

汉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议，派遣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这次张骞带着300骑兵，还带着成匹的绸缎、金银、牲畜和许多其他宝物。到达西域之后，张骞把队伍分为四路，分别带着礼品到不同的部落。他自己带领着一支直奔乌孙部落，但乌孙人的首领并没有马上同意与汉王朝结盟。与此同时，另外三支队伍都取得了进展，已经带着情报、交换的货物和别国的使节商队回到了西汉的土地上。

不同于从前中国君主们的封闭治国观念，汉武帝希望与周边国家增强联系，同时也加强自己的影响。在各部落使节先后前来拜见之后，武帝派出更多的使者和商人前往中亚。他们与当地人进行贸易，只要报上张骞的名字，就会取得当地人的信任。汉王朝的商人在中亚逐渐增多，东方和西方的交流和了解也逐渐深入。

没过多久，随着汉王朝在中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乌孙国王同意与汉王朝和亲。通过这些联姻，中国和西域各国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尽管如此，这些国家还是没有与西汉王朝建立同盟共同抵御匈奴的意愿。

征服大宛，打通丝绸之路

汉武帝并不急于求成，他决定分别实施两步策略，以此来赢得这些国家的归附。首先，他又发动了一次对匈奴的战争，并取得了大胜，杀伤匈奴士兵9万人。然后，在公元前101年，他又攻占了中亚的大宛国，就是汗血宝马的故乡。但其实，夺取这些名马只是汉武帝的一个借口。汉武帝曾经数次派使者沿当年张骞的足迹来到大宛，不惜用重金交换汗血马，但大宛国王一次次地拒绝了他的请求。最后一次，汉武帝派遣使者韩不害带着一匹用黄金铸造的金马和许多贵重礼物交换汉血马，大宛国王虽然仍不想交出宝马，但又非常想要汉武帝送来的宝物，他杀死了使者，夺取了宝物。

汉武帝终于找到了出兵的借口，他派出的先遣部队全由国内的刑犯和恶少组成，他们没有携带充足的给养，沿途向别国索要，如果不交出粮食，就被视为大宛的同谋。毫不出人意料，这支部队失败了，但也麻痹了大宛国。汉武帝怎能接受这样的失败，他随后调集近20万大军在敦煌集结。听说大宛国的饮水全取自城外，汉武帝特意派遣几位水利专家随军同行。汉军切断了大宛都城隐蔽的引水系统，很快征服了整个部落。

取得大胜的汉朝军队凯旋而归，沿途中亚各国听说汉军征服了大宛国，无不大受震动。各国王公贵族纷纷派遣子侄跟随汉军回到中原，他们为汉武帝呈上贡品，并留在汉朝作为人质，表示对汉武帝的效忠。至此，张骞定下的用外交手段和贸易来扩张汉王朝在中亚影响力的策略取得了成功。

这个外交策略最伟大的实施者无疑是汉武帝，但张骞作为提出者和实践者，更值得人们尊重。可惜的是，张骞没有等到他的宏愿实现的一天，从乌孙国返回第二年，他就去世了。

直到公元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对汉武帝的曾孙汉宣帝伏首称臣，张骞的策略确保了汉家江山的稳固。同一年，西方的伟大征服者凯撒大帝征服了高卢人，开始入侵英国。

汉武帝和张骞的成功谋略为中国赢得了贸易、建设和统一的保障。同时，张骞出使西域对中国和西方历史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公元前105年，使者沿着张骞的足迹，来到了今天的伊朗境内，并拜见了安息国国王。汉朝使臣在君主的脚下展开了华丽光洁的丝绸，国王非常高兴，以鸵鸟蛋和一个魔术表演团回赠汉武帝。这标志着连接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正式建立。在之后的岁月中，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张骞的名字都被人们所牢记。

丝绸之路的历史和现状是陆路丝绸之路就是从西安到兰州， 再经过河西走廊一直到新疆，到新疆以后从霍尔果斯出去，一直到中亚五国著名的几个大城市——阿拉木图、比什凯克、杜尚别、撒马尔罕等，然后从里海的南端。

也就是伊朗的北部通过进入土耳其，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北上，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欧洲，北上就到达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然后转而进入东欧、西欧，到达荷兰的鹿特丹，再南下可以到意大利的威尼斯。

丝绸之路介绍

海上丝绸之路是从沿海的港口出发， 从东南亚南下到马六甲海峡，通过马六甲海峡的孟加拉湾，出来进入印度洋以后到达非洲的东岸，然后从非洲的东岸绕道进入红海，穿过苏伊士运河到达地中海，再到达威尼斯。

这就是我们国家层面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样一个构想。其实我们今天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个路线和古代大体是一样的。这说明，我们今天“一带一路”构想是有重要的历史依据的。

从文献来看，中国先秦古籍像《穆天子传》、《山海经》等，里面提到“昆仑”、“群玉之山”、“采玉之山”、“瑶池流沙”、“烟火之山”等一些地理名称。“群玉之山”、“采玉之山”指的是昆仑山。

“瑶池”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在伊塞克湖那边，有的人说是乌鲁木齐附近天山上的瑶池。“流沙”一般认为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烟火之山”是指吐鲁番的火焰山。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这些成熟的文献中就已经有了记载。

丝绸之路，指西汉（前202年-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广义的丝绸之路指从上古开始陆续形成的，遍及欧亚大陆甚至包括北非和东非在内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除了上述的路线之外，还包括在南北朝时期形成，在明末发挥巨大作用的海上丝绸之路和与西北丝绸之路同时出现，在元末取代西北丝绸之路成为路上交流通道的南方丝绸之路等等。

丝绸之路（德语：die Seidenstrasse）一词最早来自于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77年出版的《中国》，有时也简称为丝路。

虽然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共同促进经贸发展的产物，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张骞两次通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并成功将东西方之间最后的珠帘掀开。从此，这条路线被作为“国道”踩了出来，各国使者、商人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来往络绎不绝。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乞丐狱犯，都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条东西通路，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广义上丝路的东段已经到达了韩国、日本，西段至法国、荷兰。通过海路还可达意大利、埃及，成为亚洲和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

在商代帝王武丁配偶坟茔的考古中人们发现了产自新疆的软玉。这说明至少在公元前13世纪，中国就已经开始和西域乃至更远的地区进行商贸往来。依照晋人郭璞在《穆天子传》中的记载，前963年周穆王曾携带丝绸、金银的贵重品西行至里海沿岸，并将和田玉带回中国。虽然这种说法的真实性还没有定论，但是目前在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中，确实出土了部分在这一时期的丝绸制品。

在中国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已经存在了相当规模的对外经济交流。《史记·赵世家》中记录了苏厉与赵惠文王的一段对话：“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非王有已”苏厉用赵国通过对外贸易得到的财富威胁赵惠文王一段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人们相信，“昆山之玉”即为昆仑山下出产的软玉，而胡犬则是产自中亚、西亚的一个狗的品种。

随着公元前5世纪左右河西走廊的开辟，带动了中国对西方的商贸交流，西域地区诸如鄯善、龟兹等国家纷纷在这一时期逐渐出现。而当时的欧洲国家已经出现了“赛里斯”（Seres，源自希腊语言“丝”，从汉语“丝”的音转化的“Ser”。）——对中国的称呼。这种小规模的贸易交流说明在汉朝以前东西方之间已有经过各种方式而持续长时间的贸易交流。

青金石是在早期丝绸之路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商品之一，如今也是一种重要的宝石。不仅仅是丝绸，同时丝绸之路上另一件著名的商品，产自今阿富汗巴达克山的青金石早在公元前31世纪就开始出现在中国、印度、埃及——这意味著中亚地区的商旅贸易开始的时间要比这一地区部分国家的诞生还要早些。约1000年后，青金石的贸易开始传入印度的哈拉帕（Harappa）。后来成为佛教七宝之一。

作为世界上最早出现国家的文明之一，目前很多考古发现证明埃及人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从事北非、地中海及西亚的贸易。人们相信，在前14世纪时期，埃及人已经造出了船。

在埃及，人们发现了距今5000余年，产自阿富汗的青金石，说明埃及人已经开始沿著这条时候被称为丝绸之路的道路上，展开了一定规模的贸易。一些人认为是前1070年左右丝绸残骸的碎片已经被发现，这意味著至少在前1070年埃及可能已经与中国有了间接的贸易往来。不过此后不久丝绸在埃及的地位一落千丈，并绝迹于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史册。同时，这些前11世纪的丝绸究竟是中国养蚕技术所出现的丝绸，还是一个来自地中海沿岸或者中东的“荒野丝”，就是一个极有争议的话题了。

在一统巴比伦和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帝王大流士一世（前521年至前485年）统治下，四处扩张的波斯建立了在中、西亚的地区强权。史料记载这位帝王喜爱爱琴海生产的鲜鱼和故乡帕提亚的水。为此大流士建立了一条连接安息帝国首都苏萨（位于底格里斯河下游流域）到小亚细亚以佛所和国土各地的“波斯御道”，这条仅由王室使用的皇道在沿线各段设立驿站，借助每个驿站的好马和驭手皇室所需要的一切通过这条道第一时间送至首都，再将帝王的指令传播到波斯全国。依照皇道的效率，一位向大流士进献快信的人只需9天即可送至首都，而同样的距离对于普通人而言需要3个月。一方面安息利用这样一条遍及各地的古代国道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各地的统治，另一方面也直接带动了这一地区的商贸活动。

在亚历山大建立他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有学者认为，这就是中国古籍记载的“犁轩”，伯希和：《犁靬为埃及亚历山大城说》，见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二卷）第七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后，他的继承者托勒密一世在前323年最终控制了埃及。希腊人开始积极促进小亚细亚、印度和东非之间通过希腊管辖的港口进行的贸易活动，在陆地上希腊人也一样在贸易领域非常活跃。这一时期欧亚之间的繁荣的经贸并不仅是希腊人的成就，地处阿拉伯半岛及中亚的阿拉伯人——尤其是那巴提斯人（前106年为罗马帝国所灭）为中亚的贸易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这幅兽皮壁画上的战士可能是希腊人，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受到希腊文化影响后出现的西域士兵。推定作画年代为前3世纪—前2世纪。希腊人的第一步就是利用帝国在中亚乃至更东方的扩张来打通并控制东西方之间的陆上丝绸之路，帝国东部边境也许已经到达了大宛国（今吉尔吉斯斯坦费尔干纳）——如今中国新疆省的西部。如今人们在这一带的考古发现了亚历山大大帝在前329年建立的城市——苦盏（希腊人命其为“极东亚历山大城”，即亚历山大东征的最远处）。

接下来的300年间，希腊人保持了这个庞大帝国在亚洲的统治。塞琉古帝国（Seleucid，参见已不存在国家列表）的将领欧提德姆斯据大夏和粟特独立，他和他的儿子德米特里（死于公元前167年）向四周塞种人地区、安息和大宛扩张领土。继续沿着亚历山大过去的道路向西拓展。在大夏国王欧提德姆斯（前 230-200 年）执政时期国土达到极致：大夏控制的土地不仅超越了复次忽毡，有证据显示他们的侦察队在前200年左右已经到达过喀什，这是有史以来最早的，有据可考的一次连接中国与西方的活动。古希腊历史学家[[en:Strabo|斯特雷波]曾这样评价这次行动“他们甚至将自己国家的国土拓展至塞里斯（中国）和弗林尼（Phryni）。”（参见古代欧亚的交界地--诸文明的汇聚区和传播区，《世纪中国》）。

参考资料

http://baikebaiducom/

甘肃文化·丝绸之路的西陲孔道·河西走廊与河西四郡

(1) 丝绸之路的咽喉地段——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咽喉地段，是甘肃境内丝绸之路交通网的汇集地，条条道路尽管有不同的走向及途经地区，但最终大多向一个方向靠拢，进入河西地区，成为一条主要通道，这与它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有关。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到敦煌，东西长约一千二百公里，南北宽一百至二百公里，像一条狭长的走廊。走廊的南面是著名的祁连山(又称河西南山)，终年白雪皑皑，不易翻越，而祁连山以南地区，亦是崇山峻岭，道路艰难。走廊的北面则是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又称河西北山)，这些山的外面就是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等渺无人烟的区域。在古代交通工具不甚发达的情况下，全靠人走马行翻山越岭，穿过沙漠，都是极其艰险的。而中间则地势平坦，祁连山融化的雪水灌溉着土地，形成了一个水草丰美、可农可牧的区域。由于河西独特的自然条件、优越的地理位置，所以自古以来东来西往的行人商队，大多都通过这条走廊，河西走廊成为一个天然的平坦通道。

(2) 丝绸之路重镇——河西四郡

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之前，河西走廊属匈奴领地，匈奴休屠王、浑邪王等所属部落在这里游牧。前121年，浑邪王归降汉朝，汉朝 先后在河西设置酒泉、武威、敦煌、张掖四郡，通称河西四郡。从此河西走廊成为中原地区通向西域的著名通道，也是中外文化交流汇集地，中外贸易的中转站与贸易中心之一。

①河西都会凉州。武威地处河西走廊的最南端，是丝绸之路进入河西走廊的门户。汉武帝时在武威置郡。武威郡城最初是由匈奴建筑的，匈奴称为盖臧城，汉代人讹称为姑臧。东汉时将武威郡治从汉时的今民勤县东北迁至姑臧，所以姑臧也称武威。曹魏时期，凉州刺史移驻这里，武威又称凉州。武威地扼河西走廊入口，地势重要，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东西交往，中外贸易的重镇。西汉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后汉书·孔奋传》)。武威“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汉书·地理志》)。晋永嘉之乱后，凉州无大动乱，生产比较稳定，人民争逃凉州，成为豪富麇集之地。唐武则天时，郭元振令部下屯田，凉州“积军粮十余年，牛羊披野”(《张掖县志·仕宦》)。武威蚕桑业发达，盛产白绫，既是贡品，又是外销产品，运销西域诸国。由于武威等地的生产、贸易有很大发展，“通货羌胡，市日四合(一般为一日三集，此地一日四集)，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后汉书·孔奋传》)。贸易繁荣，武威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大的贸易集散点。当时武威有许多外国商人异常活跃，远在咸海之滨的粟特国(隋唐时的康国)商人也不远万里来到武威进行商贸活动。“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居于大泽(咸海)……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魏书》卷一○二)。由于西域商人云集到武威，他们携带来大量的钱币，以致在南北朝时，武威通用西域的金银货币。唐代，武威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交往的中心城市之一。由于军事、政治地位的重要，特别是当时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北通突厥，南达吐谷浑、吐蕃等地，一些胡商长住这里从事转手贸易，武威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玄奘经过武威时，亲眼目睹了武威的繁盛，称赞“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开元、天宝年间，由于丝路畅通，武威贸易兴盛，唐代一些诗人也在他们的诗作中描述了武威的盛况。元稹在其《西凉伎》中写到：“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酒熟姿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天宝初，岑参曾在河西节度使高仙芝幕下任职，他在《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一诗中，描述武威“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反映了武威的人口众多。当时人口已超过十万以上，其中有不少胡人留居凉州。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一首《西凉伎》的诗歌，诗中曰：“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胡人的舞狮也称为“西凉伎”，李端《胡腾儿》诗中也谓：“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从南北朝时期出现的西凉乐，到隋唐时期的“西凉伎”、“凉州儿”，都是中原与西域地区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西凉”、“凉州”在当时已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象征。

②“张国臂掖”的河西重镇张掖。张掖是丝绸之路重镇，位于河西走廊中心，北部的居延及沿长城一线，是走廊中部抗击匈奴的主要军事支撑点。张掖之名意为“断匈奴之臂，张中国之掖”。汉武帝设张掖郡，以 得城为郡治( 得城原是匈奴 得王所居之地)，所以 得城又叫张掖，位于今张掖城西北。十六国时，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401—439)就以张掖为都。西魏、北魏和北周时，这里又设甘州州治，所以又称甘州。唐末五代时，回鹘族在这里建立政权，被称为甘州回鹘。西夏时，甘州称为镇夷郡。元代在张掖设置甘肃路总管府、甘肃等处行中书省。明代一度曾是陕西行都司(辖河西各地)的治所。

张掖是古代河西丝绸之路交通线上的重要十字路口，东西有直通长安、中亚、西亚的丝绸大道;南北有从西宁、居延至北方蒙古的草原丝绸之路，这两条通道都以张掖为枢纽，在中西交往中起过重大作用。张掖又是我国早期民族交会的中心，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都曾在这里繁衍生息。中亚昭武九姓国人，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张掖县西北的昭武(在今临泽县鸭暖、板桥乡一带)，反映了张掖地区与中亚所固有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在隋朝时，张掖成为国际贸易市场，“西域诸国悉至张掖交市，帝令矩护视”(《新唐书·裴矩传》)。大业五年(609)6月，隋炀帝亲到张掖，会见西域二十七国使臣、商人，中外贸易达到 。甘州回鹘建立政权后，张掖又成为西域回鹘商人进入中原的落脚点，甘州回鹘以张掖为基地，与中原王朝进行贸易，维护了丝路畅通。

张掖水源丰富，有河水、泉水、山谷水等多种水源灌溉万顷良田，是河西的主要农业区，也是重要牧区，自古有“金张掖”之美称。张掖稻米久享盛名，早在武则天时期，甘州刺史李汉通就在张掖屯田栽种水稻，黑河之畔的乌江大米，更是闻名遐迩，古今称道。因为盛产稻米，所以古甘州酒店擅长用米酿酒，有一种大米酿成的缸子酒，掺入黄酒、鸡汤，再截张掖泽边丛生的芦苇杆为筒，客人据管而吸，这种古老的酒和喝洒法被杜甫誉为“芦酒”(陈良《丝路史话》)。张掖水稻成为诗人歌颂的题材，明代郭绅《观刈稻诗》赞美道：“甘州城北水云乡，每至秋深一望黄。穗老连畴多秀色，实繁隔陇有余香。”据文献记载，古张掖城四周平畴绵延，阡陌交错，泉流映带，沼泽湾回，芦苇丛生，水草交横，池塘种植莲藕和养鱼。元代张掖人燕不花在他的《竹枝词》中描绘了张掖酷似江南的秀色景象：“湖头水满藕花香，夜深何处有鸣榔 郎来打鱼三更里，凌乱波光与月光。”张掖既是“张国臂掖”之地，也是景色秀美的鱼米之乡。

③河西保障之襟喉——酒泉。酒泉位于河西走廊的西部，是丝绸之路上的另一重镇。前121年，汉武帝设立酒泉郡，郡治在福禄。《河西旧事》曰：“福禄城，谢艾所筑，城下有金泉，味如酒，故曰酒泉。”十六国时，西凉迁都到这里，北魏时属敦煌管辖。隋初，将酒泉改为肃州，州治在福禄县，福禄又称肃州。隋末，福禄县又改为酒泉县。五代北宋时，是甘州回鹘的中心地区，西夏时为番和郡。酒泉是“诸夷入贡出师往来之道”，“戎羌通驿之途”，是保障丝绸之路安全的军事前哨之地，汉代对匈奴的几次用兵均出自酒泉。据说当年霍去病率兵攻打匈奴来到这里，汉武帝赐酒为他庆功，因人多酒少，遂将酒注入泉内与将士共饮。现在酒泉城东泉湖公园内有一亭，亭侧有泉，即其地。酒泉是河西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晋代谢艾所筑福禄城现存一东城门楼，即现在的酒泉鼓楼。鼓楼四面题刻着“东迎华岳”、“西达伊吾”、“南望祁连”、“北通沙漠”，说明了酒泉在中外交通中的重要地理位置。

明代是丝绸之路再度复兴繁荣的时期，酒泉在明代丝绸之路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酒泉是西方商贾荟聚之地，哈烈(在今阿富汗西北赫拉特一带)曾派使者和商贾多人经酒泉来到北京，当时许多西域商人、使臣都从肃州启程向东。自元朝以来还有许多撒马尔罕、喀什噶尔人在这里经商，娶妻生子，俨然土著。《明史·西域传》说：“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诏守臣悉遣之。”酒泉是古代军事要地，也是交通西域诸国的重镇。

④华戎所交一都会——敦煌。敦煌是汉唐时期军事重镇和国际要邑，地处河西走廊的西端，三危山、鸣沙山在它的南面，北面是戈壁，中部是党河下游所冲积的一块平原。

中国古籍早就对敦煌有过记载，《尚书·禹贡》载，“黑水西河惟雍州”，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三二二解释古雍州条时将敦煌置于古雍州境内。我国许多远古神话传说中也都不约而同地涉及到敦煌这个地区，如《淮南子·主术训》说：“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尚书·舜典》载：“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李吉甫指出：“三危山在县(敦煌县)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曰三危，《尚书》‘窜三苗于三危’，即此山也。”(《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从这些记载来看，远古时代，敦煌就与中原地区有联系。到夏商周三代，敦煌属古瓜州范围，《禹贡·山水泽地篇》注曰：“杜林云，敦煌古瓜州也，州之贡物，地出好瓜，民因氏之。”

从战国到秦汉，活动在敦煌地区的主要是月氏、塞种、乌孙等民族，而月氏最为强大，到秦汉之际，活动在这一地区的主要是月氏和乌孙。西汉初，匈奴强大，赶走乌孙、月氏，占据了河西。汉武帝即位后，抗击匈奴，河西走廊归入汉朝版图。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汉书·武帝纪》)。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中西交通要道，裴矩在《西域图记》中曾指出去西域的道路有三：北道、中道、南道，但每道都“发自敦煌”，因此他说：“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隋书·裴矩传》)唐代李吉甫解释“敦煌”二字：“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指出敦煌在中西交通及西汉边防上具有重大意义，是极其重要的“咽喉”地区。

敦煌是东西方文明的荟萃之地，敦煌最先受到佛教传入的影响，成为我国早期佛教的中心之一。北魏初年，敦煌已布满佛教寺院，唐代达到极盛，佛教大寺至少有十六所，僧尼达九百余人(《敦煌资料》第一辑)。虔诚的信徒们不仅建寺院，挖洞窟，塑佛像，绘壁画，形成灿烂的敦煌佛教艺术。佛学高僧远在这里从事佛经的翻译，使敦煌成为我国早期佛典的翻译要地，留下了丰富的佛教典籍和其他古文献。敦煌历史地理、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这一切构成了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敦煌是历史上华戎交会一都城，也是今天闻名遐迩的敦煌学的诞生地。

葱岭以西与汉朝交往的国家中，有一个大秦国，大秦是罗马帝国的汉名。《后汉书》卷八八中这样写道：“大秦国一名犁，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称大秦之前，安息人、东方人已习惯于把罗马称为“犁料”）实际上，大秦在汉语中是“泰西”的意思（泰西，旧时指西洋，主要指欧洲）。秦是西方之国，西海亦称秦海，大秦或海西都代表了极西的国家。汉代中国人把罗马当做“泰西”之国，公元初的罗马史家也把“赛里斯”（古希腊人给中国的另一个名称）当做亚细亚极东的国家。公元50年，罗马史家波庞尼斯·梅拉在他的书中写道：“亚细亚极东地方有印度人、赛里斯人、斯基泰人。印度人地处最南，斯基泰人居于极北，而赛里斯人则住在正中。”

公元一世纪时，由于丝绸贸易的需要，罗马世界与中国的商业往来，已经难以由里海北岸草原民族的中介得到满足，于是通过安息的丝路受到了更大的关注。《后汉书》中写到了罗马欲与中国通商的迫切愿望：“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缯：zēng，中国古代对丝织品的总称；彩，彩色的丝绸）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尽管如此，民间商业往来仍在战争的缝隙中继续进行，中国内地的丝织品以及铁器、铜器和漆器等经新疆源源西运，而经新疆运到中原的进口货物数量也很可观。进口货物中，除了奢侈品以外，大宗的是棉、毛织物和各种香药，其中很多出自罗马。

《魏略》（纪传体史书，三国魏鱼豢hudn撰，记曹魏史事）中详细记载了大秦的物产，实际上是罗马与中国进行交易的各项出口货单。在这张货单上，对矿物、动物、珠宝、玻璃、织物和香药等都分门别类地加以记述，其详细程度在中国古籍中前所未有。这种情况正好反映了公元初三个世纪中，中国和罗马之间商业往来的频繁以及经济交流的活跃程度。

中国方面也对中罗的直接往来作出了努力。《后汉书·西域传》中记述了公元97年东汉使者甘英欲往大秦的始末：“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日：‘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这件本应在中西交通史上留下巨大影响的出使行动，竟因大海所阻而夭折，实属千古憾事，但从班超有意采取遣使行动以及甘英已“临大海欲渡”来看，这件事本身就反映了当时中国与罗马的接触水平。尽管甘英没能完成他的外交使命，这件事仍不失其历史意义。

第一个把丝国——“赛里斯”（Serice）之名介绍给西方的，是曾在波斯宫廷当过御医的希腊人克泰西亚斯（Cte～sias）。克泰西亚斯生活在波斯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末。公元前398年，他返回希腊，开始撰写《波斯》一书，共23卷，记述迄于公元前398年的波斯历史。此外，他还根据自己的采访笔记编写过一部印度史。尽管克氏之书今已不存，但“赛里斯”之名却一直传扬了下来。丝绸之路开辟之后，丝绸越来越多地运抵希腊罗马等地，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也日渐真切。

在罗马帝国时期，丝绸价高如黄金，其优异特质又非其他任何织物所能替代，因而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注意。古罗马作家大普林尼（Gains Plinius Secundus，公元23～79年），曾对丝绸的经济价值与社会影响作过充分论述，在其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自然史》一书中，有一段关于中国丝绸的著名文字：

赛里斯国林中产丝，驰名字内。丝生于树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之夫人娇媛，裁成衣服，光辉夺目……（罗马）奢侈之风，由来渐矣。

至于今代，乃见凿通金山，远赴赛里斯国以取衣料……据最低之计算，吾国之金钱，每年流入印度、赛里斯及阿拉伯半岛三地者，不下一万万赛斯透司，此即吾国男子及妇女奢侈之酬价也。在这里，大普林尼不但盛赞了中国丝绸的精美，还特别强调了丝绸作为当时最高级的奢侈品使罗马金银大量外流的后果。当然，如果据此便认为丝绸乃是导致古罗马衰亡的祸国，那是言过其实，但从大普林尼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看，却可知丝绸贸易在当时占有着巨大份额。中国的工艺特产能对一个远方大国产生如此影响，在世界历史上当属罕见。

从史书的记载中可知，奔波于陆上或海上丝绸之路的众多商旅，除中国和亚洲各国人士外，也有不少罗马人和希腊人。公元二世纪中叶，希腊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克劳德·托勒密（ClaudiusPtolemy，约公元90—168年）在其所著《地理学》一书中，援引另一位希腊地理学家马里努斯（Marinus）的记载，提到一位名叫马埃斯·蒂蒂安努斯的希腊商人，世代经营赛里斯贸易，他的父亲和他都经常派商队前往中国。虽然他本人从未到过东方，他的商行却掌握了有关贸易路线的详细资料。显然，在蒂蒂安努斯手下工作的商务人员为数不少，像他那样的商行也非个别。随着丝绸贸易的兴盛，西方对养蚕缫丝的秘密也逐渐知晓。大普林尼时还只知“丝生于树上”，到二世纪中叶，希腊地志学家保萨尼阿（Pausanias）在《希腊纪事》中，已对蚕丝作了较为具体的说明。他指出赛里斯人之丝非取自植物，而是由希腊人所称“塞儿”（意指蚕）的昆虫所产；塞里斯人为蓄养这种昆虫还建造了冬夏咸宜的房屋（即蚕房）。尽管保萨尼阿之说仍有不少误传，比如说蚕龄5岁，头4年喂小米，第5年喂芦草之类，但其基本内容肯定是得自与中国有过亲身接触的人士。

丝绸之路的发展（上）

公元前1世纪以前上古时期 大约是汉朝晚期的马塑像。早在远古时期，虽然人类面对着难以想象的天然艰险的挑战，但是欧亚大陆东西之间并非像许多人想象中那样地隔绝。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之北的草原上，存在着一条由许多不连贯的小规模贸易路线大体衔接而成的草原之路。这一点已经被沿路诸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这条路就是最早的丝绸之路的雏形。早期的丝绸之路上并不是以丝绸为主要交易物资，在公元前15世纪左右，中国商人就已经出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购买产自现新疆地区的和田玉石，同时出售海贝等沿海特产，同中亚地区进行小规模贸易往来。而良种马及其他适合长距离运输的动物也开始不断被人们所使用，令大规模的贸易文化交流成为可能。比如阿拉伯地区经常使用，耐渴、耐旱、耐饿的单峰骆驼，在公元前11世纪便用于商旅运输。而分散在亚欧大陆的游牧民族据传在公元前41世纪左右即开始饲养马。双峰骆驼则在不久后也被运用在商贸旅行中。另外，欧亚大陆腹地是广阔的草原和肥沃的土地，对于游牧民族和商队运输的牲畜而言可以随时随地安定下来，就近补给水、食物和燃料。这样一来一支商队、旅行队或军队可以在沿线各强国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或激发敌意的情况下，进行长期，持久而路途遥远的旅行。最初的发展在商代帝王武丁配偶坟茔的考古中人们发现了产自新疆的软玉。这说明至少在公元前13世纪，中国就已经开始和西域乃至更远的地区进行商贸往来。依照晋人郭璞在《穆天子传》中的记载，前963年周穆王曾携带丝绸、金银的贵重品西行至里海沿岸，并将和田玉带回中国。虽然这种说法的真实性还没有定论，但是目前在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中，确实出土了部分在这一时期的丝绸制品。在中国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已经存在了相当规模的对外经济交流。《史记·赵世家》中记录了苏厉与赵惠文王的一段对话：“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非王有已”苏厉用赵国通过对外贸易得到的财富威胁赵惠文王一段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人们相信，“昆山之玉”即为昆仑山下出产的软玉，而胡犬则是产自中亚、西亚的一个狗的品种。随着公元前5世纪左右河西走廊的开辟，带动了中国对西方的商贸交流，西域地区诸如鄯善、龟玆等国家纷纷在这一时期逐渐出现。而当时的欧洲国家已经出现了“赛里斯”（Seres，源自希腊语言“丝”，从汉语“丝”的音转化的“Ser”。）——对中国的称呼。这种小规模的贸易交流说明在汉朝以前东西方之间已有经过各种方式而持续长时间的贸易交流。 青金石是在早期丝绸之路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商品之一，如今也是一种重要的宝石。不仅仅是丝绸，同时丝绸之路上另一件著名的商品，产自今阿富汗巴达克山的青金石早在公元前31世纪就开始出现在中国、印度、埃及——这意味著中亚地区的商旅贸易开始的时间要比这一地区部分国家的诞生还要早些。约1000年后，青金石的贸易开始传入印度的哈拉帕（Harappa）。后来成为佛教七宝之一。作为世界上最早出现国家的文明之一，目前很多考古发现证明埃及人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从事北非、地中海及西亚的贸易。人们相信，在前14世纪时期，埃及人已经造出了船。在埃及，人们发现了距今5000余年，产自阿富汗的青金石，说明埃及人已经开始沿著这条时候被称为丝绸之路的道路上，展开了一定规模的贸易。一些人认为是前1070年左右丝绸残骸的碎片已经被发现，这意味著至少在前1070年埃及可能已经与中国有了间接的贸易往来。不过此后不久丝绸在埃及的地位一落千丈，并绝迹于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史册。同时，这些前11世纪的丝绸究竟是中国养蚕技术所出现的丝绸，还是一个来自地中海沿岸或者中东的“荒野丝”，就是一个极有争议的话题了。在一统巴比伦和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帝王大流士一世（前521年至前485年）统治下，四处扩张的波斯建立了在中、西亚的地区强权。史料记载这位帝王喜爱爱琴海生产的鲜鱼和故乡帕提亚的水。为此大流士建立了一条连接安息帝国首都苏萨（位于底格里斯河下游流域）到小亚细亚以佛所和国土各地的“波斯御道”，这条仅由王室使用的皇道在沿线各段设立驿站，借助每个驿站的好马和驭手皇室所需要的一切通过这条道第一时间送至首都，再将帝王的指令传播到波斯全国。依照皇道的效率，一位向大流士进献快信的人只需9天即可送至首都，而同样的距离对于普通人而言需要3个月。一方面安息利用这样一条遍及各地的古代国道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各地的统治，另一方面也直接带动了这一地区的商贸活动。在亚历山大建立他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有学者认为，这就是中国古籍记载的“犁轩”，伯希和：《犁靬为埃及亚历山大城说》，见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二卷）第七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后，他的继承者托勒密一世在前323年最终控制了埃及。希腊人开始积极促进小亚细亚、印度和东非之间通过希腊管辖的港口进行的贸易活动，在陆地上希腊人也一样在贸易领域非常活跃。这一时期欧亚之间的繁荣的经贸并不仅是希腊人的成就，地处阿拉伯半岛及中亚的阿拉伯人——尤其是那巴提斯人（前106年为罗马帝国所灭）为中亚的贸易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这幅兽皮壁画上的战士可能是希腊人，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受到希腊文化影响后出现的西域士兵。推定作画年代为前3世纪—前2世纪。希腊人的第一步就是利用帝国在中亚乃至更东方的扩张来打通并控制东西方之间的陆上丝绸之路，帝国东部边境也许已经到达了大宛国（今吉尔吉斯斯坦费尔干纳）——如今中国新疆省的西部。如今人们在这一带的考古发现了亚历山大大帝在前329年建立的城市——苦盏（希腊人命其为“极东亚历山大城”，即亚历山大东征的最远处）。接下来的300年间，希腊人保持了这个庞大帝国在亚洲的统治。塞琉古帝国（Seleucid，参见已不存在国家列表）的将领欧提德姆斯据大夏和粟特独立，他和他的儿子德米特里（死于公元前167年）向四周塞种人地区、安息和大宛扩张领土。继续沿着亚历山大过去的道路向西拓展。在大夏国王欧提德姆斯（前 230-200 年）执政时期国土达到极致：大夏控制的土地不仅超越了复次忽毡，有证据显示他们的侦察队在前200年左右已经到达过喀什，这是有史以来最早的，有据可考的一次连接中国与西方的活动。古希腊历史学家[[en:Strabo|斯特雷波]曾这样评价这次行动“他们甚至将自己国家的国土拓展至塞里斯（中国）和弗林尼（Phryni）。”（参见古代欧亚的交界地--诸文明的汇聚区和传播区，《世纪中国》）。小结但这种交流不完全等同于公元前1世纪繁荣的的丝绸之路，也并没有持续下来。随着游牧民族的不断强盛，他们同定居民族之间发生了不断的争斗，之间也在不断的分裂、碰撞、融合，这使原始的文化贸易交流仅存于局部地区或某些地区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