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建立之前的蒙古

蒙古高原地区的众多蒙古部落原为金朝的臣属民族，随着金朝的逐渐衰落，蒙古的势力也开始壮大起来，逐渐脱离金朝政权的统治。金泰和四年（1204年），蒙古族领袖铁木真通过残酷战争统一了蒙古高原各蒙古部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铁木真被各部落推举为“成吉思汗”，建立政权于漠北，国号“大蒙古国”（Yeke Mongghol Ulus），即大蒙古帝国。建立大蒙古国后，不断发动征服战争扩张其疆域，1217年灭亡西辽、1219年西征花剌子模，一直进攻到伏尔加河流域。于1225年东归，1227年又灭西夏，成吉思汗也在对西夏的远征中病逝。蒙古军队的对外战争具有征服性质，为了减少蒙古军队的伤亡，加快战争的进度，蒙古军队在战争期间对敌人采取了残酷而野蛮的政策。大量敢于英勇反抗的地区破城之后人口被屠杀和奴役，无数财产被掠夺损毁。战争的结果是建立起了疆域空前广阔、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影响力盛极一时的庞大帝国，基本实现了世界一统、天下大同的格局，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元朝的建立

蒙古帝国可汗蒙哥于1259年在四川驾崩，享年52岁。其四弟忽必烈与七弟阿里不哥开始争夺汗位。1260年3月，阿里不哥在宗王阿速台等大多数蒙古正统派的支持下于蒙古帝国首都哈拉和林通过“忽里勒台”大会即大汗位。与此同时，忽必烈与南宋议和后返回开平（今内蒙古多伦），在中原儒臣及部分蒙古宗王的支持下集会自称大汗。1260年4月，忽必烈设立中书省，总管国家政务。1260年5月，忽必烈颁布《即位诏》法令，并建元中统。由于忽必烈在中原汉地自行集会称汗，并且推行汉法，明显违背了蒙古传统，引起了阿里不哥和蒙古正统派的强烈不满，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随即展开了四年的汗位战争。直到1264年阿里不哥兵败投降，忽必烈定为一尊，但他推行的“行汉法”主张却造成许多蒙古贵族的不满，拒绝归附忽必烈汗国，结果导致其他几个蒙古汗国纷纷敌对，忽必烈的政权遂只包括“中国”（并非完全今天意义上的中国）与蒙古高原地区，从此蒙古帝国不复存在。

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忽必烈公布《建国号诏》法令，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为“元”。这是蒙古帝国政权由世界性大一统帝国转为中原王朝的分水岭，蒙古政权之前对中原地区推行的是极具游牧性质的掠夺式统治，中原地区仅是其属地的一部分，到忽必烈时才转型为以中国为主要占领地的王朝，且在这之前“元”之名尚未出现，故“大元”的建立应由此算起。

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在刘秉忠规划下，建都于中原的大都（今北京市）。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军攻陷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俘虏6岁的宋恭帝及谢太皇太后。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元军在崖山海战消灭了南宋最后的抵抗，陆秀夫背着9岁的小皇帝赵昺投海而死，中国（南宋）灭亡。

之后，元军曾进攻过周边一些地区，如越南和日本等，其中以试图征服日本的战争最为著名，通常认为台风（日本人称之为“神风”）是造成元军失败的最大原因。然而，最新的科学发现却否定了这个原因。近期发表在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的一项考古新发现指出：为忽必烈建造战舰的高丽人有意建造和设计质量极其低劣的船只是导致忽必烈的蒙古舰队葬身鱼腹的主要原因。

[编辑本段]科学文化

元朝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有较高的成就。天文学居于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地位，数学、医学也都在世界先进之列,科学家郭守敬于1276年修订新历法，经4年时间制订出《授时历》，通行360多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一种历法。他还曾担任都水监，负责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其后被忽必烈命名为“通惠河”），再加上济州河、会通河等其它几项重大工程，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京杭大运河，全长1700多公里；戏曲与小说创作繁荣，涌现关汉卿等一批优秀的剧作家。元曲成为与唐诗、宋词并称的中国优秀文学遗产。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人民智慧的结晶。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碰撞，曾经激起过无数绚丽的火花，为中华文化绵延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为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过贡献。元朝是指公元1206年至1368年间由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封建政权。在中国王朝序列中，尽管该政权存在的时间较短，但它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却是极其重要的。

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进程

13世纪初，蒙古族统治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征服战争，先后消灭西夏、西辽、金朝、大理、吐蕃、南宋等政权，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空前统一，形成了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交流发展的有利环境。

中国多民族文化并存的格局进一步得到肯定。自春秋时代开始，中原地区所形成的“夏夷”之说，强调“尊夏攘夷”、“以夏变夷”的思想，对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交往形成障碍。例如在史学领域极具影响的“正闰”说，主张“四夷不得正统”，将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与“窃国”、“篡国”者并列，纳入非“正统”序列，事实上对其他民族政治文化形成排斥。由于元朝亦属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为了确立自身地位的合法性，需要努力扭转这一传统观念。在编纂《辽》、《宋》、《金》史时，三史都总裁官、中书右丞相脱脱力排众议，“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这一举措结束了自辽朝灭亡后200多年的“正统”之辩，同时也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肯定了各民族政权的合法地位。其意义正如韩儒林先生所总结的那样：“这一决定确定了三史以平等看待的基本原则，它符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实际，也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相属的历史状况，因而是正确的，所以脱脱对三史的贡献不能忽视。”

加速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元朝统治者实施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使古代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气象。蒙古族文字产生于这一时期，并沿用至今；北方游牧民族历史上第一部用本民族文字撰写的历史著作《蒙古秘史》诞生；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元朝政府官员的民族成份最为复杂；元朝也是中国统一王朝史上第一个多民族文字并用的王朝；《辽史》、《宋史》和《金史》，是廿四史中仅有的、由多民族史家共同编修的史籍，也在中国史学史上首开一朝官修三朝历史之先河，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原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儒家经典著作被翻译成蒙古文出版，漠北、云南等偏远地区首次出现了传授儒家文化的学校；中国首次出现了由中央政府批准成立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机构——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蒙古、契丹、女真和色目人中间涌现出一大批汉文著述家；西域各民族文化进一步向中原社会流传，藏传佛教在中原得以传播，海南黎族的木棉种植和纺织技术推动了中国棉纺业的发展；在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各民族间的交融也进入又一个高潮期，契丹、女真、党项等民族悄然融入到蒙古族、汉族和周边其他民族之中，而一个全新的民族——回回族在中华大地上诞生。对于元朝各种文化和谐并存的局面，中世纪欧洲“四大旅行家”之一的鄂多利克，曾感慨地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奇迹”。

由此可见，元朝的建立，打破了此前历史上出现过的人为的文化屏蔽现象，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得到普遍认可，“四海为家”、“天下一家”的观念深入人心，多元一体格局在统一的环境里变为事实。兼容务实的文化政策推进了中国封建文化的发展

与大多数中国封建王朝相比较，蒙元时期思想文化观念有两个特点是十分显著的：其一是兼容，其二是“不尚虚文”。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元朝的文化环境表现出兼容务实的特征。

蒙元王朝的文化兼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没有从官方角度提出“避讳”制度的王朝；它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思想文化禁锢制度最少的王朝之一，目前尚未发现元代人士因言论遭受不幸的实例。据统计，元代的文化禁令仅是明清两朝的几十分之一；它还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唯一明确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王朝，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在中国都有活动场所和信徒，这在当时的整个欧亚大陆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

兼容的文化氛围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曲（散曲和杂剧）就是在此环境下形成的。今人把元曲与唐诗、宋词并列，视之为中国文化的瑰宝。一些学者认为元曲之所以在元代诞生并繁荣，主要得益于元代北方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影响和文化政策的宽松，“使得社会思想能够较多地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自由创作。

儒家文化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孔子在元代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使其美誉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孟子等历代名儒也获得了崇高的封号；元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专门设立“儒户”阶层，保护知识分子，“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元代的民众普及教育超过了前代，书院达到400余所，州县学校的数量最高时达到24400余所。对元代儒家文化的发展，陈垣先生是这样评价的：“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

务实的精神推动了文化与社会实践的互动。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处在封建社会上升阶段，有着较为迫切的发展要求。因此与宋代相比较，元朝务实的文化精神是十分显著的。元朝的奠基人忽必烈主张“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惟以实惠”，强调“务施实德，不尚虚文”。据此，他提出了“科举虚诞，朕所不取”，废止了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上强调才干，而不单纯是“以文取胜”；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科学文化在政府的扶持下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由政府组织的一系列大规模的天文实测活动，使中国在很多天文学领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如黄道夹角的科学数据、星辰的数量、历法等）；在地理学方面，《大元一统志》开中国官修地理总志之先河，也是中国古代史上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地理志书；元代编修的方志达到160种，数量超过了宋代；元政府还组织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对黄河河源的实地科考；在农业技术及农学普及方面，南北东西农作物广泛交流，各地农业技术（如生产工具）取长补短，棉花种植在元代得到全面推广，很多农作物得到普及。政府加强了农业科技的总结和普及工作，司农司编辑的《农桑辑要》是中国古代政府编行的最早的、指导全国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书，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是中国月令体农书中最古的一部，王祯的《农书》是中国第一部对全国农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农书；在宋代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元代发明了金属活字、转轮排字法和套色印刷术。此外，元政权对医学、造船业、陶瓷制造和水利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元朝，中医药学有很大发展，出现了金元四大学派，特别是中国与阿拉伯、波斯等地密切而频繁的交往，不但大大促进了中国人的重大发明及中医药知识广泛向外传播，而且使得当时处于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及波斯医药学典籍被带来中国并翻译成中文。阿拉伯式的芳香挥发剂、滴鼻剂、露酒剂、油剂与糖浆剂等已经普遍得到推广应用。在元朝的秘书监中，保存了不少阿拉伯人关于医药学方面的著作。中国传统医药学此时已经深受这些外来医药学的影响，特别是中药学扩大了“中药”的内涵，大量吸收、使用由阿拉伯人、波斯人甚至印度人传来的“海药”。元朝政府在太医院下面专门设置广惠司，掌管回回医药事务；公元1291年先后在大都、上都建立“回回药物院”。著名的“回回药方”也是元朝时期从伊斯兰国家传来的。另外，元末杭州穆斯林已经开始设立比较正规的医院为国人治病。元朝不但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巅峰，而且还是中国数学的最后一个黄金时期。中国人使用阿拉伯数字是从元朝开始的。这些美妙的数字是元朝时期来华穆斯林赠与我们的礼物。1957年，在西安元代安西王府遗址中，考古队员发现五块铸有阿拉伯数字撤离形铁块，其中四块出土时夹在凿刻整齐的两块方石中。经研究，这是用阿拉伯数字排列的六六幻方，其纵、横、对角线的数字之和为“111”。

元时的中国，医药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兼收并蓄、互通有无的局面，大大丰富了医药学知识的内容。

《回回药方》（以下简称《药方》）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回回医药学典籍（作者不详），原有36卷，少数残存本现可见于北京图书馆。该书多以汉语书写，同时夹杂许多阿拉伯语与波斯语医药术语及汉语音译。仅以少数残存本目录就可以看出，《药方》是一部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和皮肤病等科、内容丰富、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医学典籍；研究中国医药史的学者根据残存部分推断，《药方》约有药方6000～7000首之多，其价值与中医古籍《外台秘要》相当。

开创了中国封建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

元朝以及四大汗国等政权的产生，使13世纪之后的欧亚政治格局发生重大的变化，东亚、中亚和西亚地区昔日林立的诸多政权顷刻间消失，欧洲的部分地区也纳入蒙古汗国的统治之下。毫无疑问，残酷的战争，剧烈的社会动荡，曾给欧亚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但是，征服战争以及随之建立的蒙古政权，在客观上带来的积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使欧亚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壁垒被打破。蒙古族统治者鼓励通商的开放政策，便利、安全的驿站交通，拉近了欧亚之间的距离，使各种文化之间的直接对话成为现实，缩短了欧亚大陆区域之间因发展不平衡以及由于地理空间和人为封闭造成的文明进程的差距。交流让中国认识了世界，世界也认识了中国，东西方之间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世界文明史由此进入了新的时代。如果从中国文化史角度观察，蒙元王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促进了中国的国际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对外影响最大的王朝是唐朝和元朝。但是，如果从对外影响范围、往来国家数量和国际地位角度比较，唐朝与元朝是无法比拟的。优惠的通商政策、通畅的商路、富庶的国度、美丽的传说，使元朝对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各界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上都、大都、杭州、泉州、广州已具有国际化都市的色彩，泉州港成为国际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旅行家、商人、传教士、政府使节和工匠，由陆路、海路来到中国，他们当中的部分人长期旅居中国，有些人还担任政府官员。据统计，这些人分别来自波斯、伊拉克、阿速、康里、叙利亚、摩洛哥、高丽、不丹、尼泊尔、德里苏丹国、波兰、匈牙利、罗斯公国、英格兰、法兰西、意大利、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阿富汗等国。归国后一些人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见闻。正是这些游记，使西方人第一次较全面地掌握了中国和东方的信息，一个文明和富庶的中国真实地展示在世界面前。这些信息改变了欧洲人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可波罗等人的著作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开创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元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经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由宋代的50多个增加到140多个。海路到达非洲海岸，陆路往来直抵西欧，统一的环境为国际间、地区间的交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史称“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在大量阿拉伯人、欧洲人涌向东方的同时，中国人的视野也更加开阔，对周边国家、中亚、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了解更加清晰，足迹甚至延伸到西亚和西欧。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介绍，不再局限于道听途说，而大多是亲身经历。如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一书，所记印度洋沿岸和南海各国史实“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该书记录了数百个地名，以及各地的山川险要、气候物产、人物风俗，与我国的经济、文化交往情况等等，多属前人未载内容。类似的文献还有《西游记》、《西游录》、《北使记》、《西使记》、《真腊风土记》、《异域志》等，反映了元代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新认识和开阔的文化视野。

元上都文化的多元化和繁荣

上都，又称上京、滦京，地处中原与漠北的交界处。上都是蒙元帝国继哈刺和林之后建立的第二个都城，也是标志着蒙元帝国走向辉煌的历史名城。

1251年蒙哥汗即位后，命其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为了对刑州、河南、陕西关中等地进行治理，忽必烈由漠北南下，驻帐于桓州、抚州一带，在滦河上游的冲击平原——金莲川广招天下名士，建立了“金莲川幕府”，形成了忽必烈总理中原军国事务兼有文韬武略的人才库、智囊团。确立了崇尚懦学的王道思想，兴复“文治”，以“实天下太平之基”。

1256年，忽必烈奉蒙哥汗旨，命刘秉忠“于岭北滦河之阳，筑城堡，营宫室”。北依龙岗，南临滦河，放眼金莲川，1259年建成开平城。 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即大汗位，开平升为府，一跃为夏都，置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1263年扩建开平府正式加号为上都，设上都总管府。当时的北平称作燕京，1264年改为中都，八年后改为大都。

上都是蒙元大帝国走向全盛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忽必烈大汗的潜藩时期的领地，是成就元王朝帝王大业的发祥地。元世祖忽必烈继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之大成，马上打天下，马下治臣民，文韬武略，多有建树。三代相继，成为蒙元帝国的全盛期。

大元帝国先后有六个皇帝在上都登上大汗皇位。元王朝中期以来，发生的“南坡之变”、 “两都之战”、 “上都兵变” 等宫廷斗争和流血冲突，都证明了上都极重要的政治、军事、文化的地位。

大元帝国的广袤的地域和稳定的发展，极大地便利了多元文化的繁荣和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上都在中外交往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许多外国使者、传教土、商人、游客等，都在上都受到元朝皇帝的接见，建立和发展了友好关系。王恽《中堂事记》记载，中统二年(126t年)，发郎国(欧洲)使者曾到开平朝见忽必烈， “献卉服诸物……上嘉其远来，回赐金帛甚渥”。同年高丽王王植也派王子率高丽参知事李藏用等18人抵卉平。庞德四年(1300年)缅国木连城首领阿散哥遣其弟者苏率91人的使团来中国。元成宗在元上都召见者苏。至正二年(1342年)罗马教皇的使者马黎诺里一行到上都，在慈仁殿受到元顺帝召见。

上都常有阿拉失、波斯、突厥等商人往来，被称为“色目商贾”或“回回商人”。意大利威尼斯商人尼古刺兄弟带马可，波罗到中国，在上都受到忽必烈极高的礼遇。马可·波罗在中国居住17年，深得忽必烈器重。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详细记述了上都的宫殿、寺院、宫廷礼仪、民情风俗，向世界介绍了上都，让世界了解了中国。

国外的科学家也来到上都工作，促进了中外科学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波斯科学家扎马剌丁曾受蒙哥汗委任筹建天文台，至元八年(1271年)， 上都回回天文台正式成立(也称北司天文台)。忽必烈汗赐封扎马刺丁为提点，为元王朝任命的第一任天文台长。扎马刺丁研制子多种大型天文仪器，并制定了“万年历”。曾任北司天文台少监的冯天章及著名科学家郭守敬都曾受到扎马刺丁的影响。

上都城有着众多的佛寺、道宫、回回寺和文庙。除了蒙古萨满教以外，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很活跃．著名的两次佛道两次大辩论影响深远。佛道两家争辩，由朝庭下旨组织辩析．两家相约：道胜则僧冠首而为道，僧胜则道削发而为僧。 第一次，1255年在漠北哈刺和林，佛教代表少林寺长老福裕驳倒了全真教派的首领李志常。第二次1258年“蒙哥委托忽必烈在开平召集汉地佛道两教代表人物进行第二次辩论。参加辩论的佛教僧侣300多人，道士200多人，达官显贵和儒士200多人，吐蕃(土波) 人班弥恒、八思巴作为统领释教的帝师和克什米尔僧人那摩等宗教首领也参加了辩论大会。各抒己见，不同思想文化争鸣，轰动朝野。

上都由于是蒙元政治文化中心，又在世界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所以通行着多种语言文字。官方通用蒙古文，其文字有畏兀字和八思巴新字。有汉文、藏文和亦思替非(古伊朗波斯)文。

孔庙、八思巴帝师寺地位崇高。懦学、蒙古字学、医学、天文学都很兴盛。

元世祖忽必烈1260年在上都即大汗皇位。即位诏书大讲“文治”． “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 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中统二年(1261年)世祖皇帝向全国颁发了一道诏书， “宣圣庙及管内书院，有司岁有致祭．月朔释奠，禁诸官员使臣军马，毋得侵扰亵渎，违者加罪。”至元四年(1267年)拨巨款重建孔庙。至顺二年(1331年)和

至元二年(1336年)两次颁发诏令，向上都孔庙赐碑。

有庙即有学。孔庙得到尊崇，儒学也广为传播。中华文化三大传统，懦、道、佛都有了深入发展。懦家思想核心是“仁”， “仁爱”。崇尚道德．道家以自然为法， “道法自然”，崇尚无为的自然主义，主张“天人合一”，佛家从“解脱”坐标观照人生，信奉“无常故苦”的价值判断，为人们提供了解脱方法和途径的精神依托。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儒家人世，道家隐世，佛家出世．三家融合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关切。二是对人生崇高境界的追求，三是重视心性修养。儒、道、佛得深入阐释和东西方多种宗教与学说的广泛发展都说明了蒙元文化的多元化与繁荣。

中华文化有着五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蒙元时期文化和多元性和广收兼容有着显著的特点，这是和贯通欧亚的广袤疆域与文化大视野和众多民族的大一统大融合相一致的，这样的历史条件也是前所未有的。实际上中华文化也正是在不断吸收各民族各地域文化的基础形成的。

令世人瞩目的是在元王朝近百年的发展中，文化艺术特别是元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元杂剧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广泛吸纳多种词曲和技艺的发展成果，达到一个鼎盛的阶段，在中华文化史上与唐诗、宋词相媲美。著名的作家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等成为名传千古之人。 《窦娥冤》、 《西厢记》等一大批佳作，在戏剧和文学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对后来戏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杂剧留存下来的作品有150种左右，成为人类戏剧和文学艺术的瑰宝。

诗歌、书画也有了高水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书画和诗歌大家。赵孟頫书法师承王羲之。圆转遒丽，人称赵体。诗画俱佳。元好问多有传世之作，是有名的诗人和诗评家。蒙元文化是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中华大文化中占有显著的地位。蒙元时期中华版图横跨欧亚的广袤地域和众多民族的大一统局面使得文化的发展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厚宽广的内涵。中华各民族不同的文化，蒙古本地文化和中原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大交汇，大融合，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提高的时空。上都作为元王朝的夏都和蒙古大汗的发祥地有着举足轻重的中心地位。与大都相比，上都视为“蒙古人的故土”。与大都相比，同样作为蒙元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上都文化更多体出了蒙古文化的本色。多了萨满教、质孙宴、马奶宴、白翎雀歌舞，品茗芍药等草原特色。元世祖忽必烈潜藩之际即在上都所在的金莲川建立幕府，为元王朝的建立作了思想、文化、理论、人才等多方面的准备。从36岁的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苦心经营十年，46岁时(1260年)在上都登上大汗皇位。上都“控引西北，东际辽海，南面而临制天下，形势尤重于大都”。(《道国学古录》卷十)上都距原蒙古汗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哈刺和林较近，是沟通南北东西的重要枢纽。对联络、控制拥有强大势力的漠北蒙古宗亲贵族，在政治、军事上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文化上同样成为蒙古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结合部，是融汇蒙古草原文化与汉族农耕文化，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集大成之地，是蒙元时期无可争议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以说，上都文化是蒙元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蒙古文化高度发展，吸纳多种文化的有益成分，达到历史性的高度。作为元王朝的主流文化对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世界强国，也对世界的文化发展和人类的文明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

参考资料：

1、阿合马 （？~1282年），费纳喀忒（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回回族，元朝大臣，世祖忽必烈时期近臣之一。。

初为察必皇后之父按陈那颜的陪嫁奴隶。中统二年（1261年），出任上都同知。三年，领中书左右部，兼都转运使。至元元年（1264年），拜中书平章政事，主要掌理财政，推行清理户口、推行专卖制度、发行钞票（时称交钞）等方式，增加朝廷收入。

元朝灭亡南宋之后，继续在江南地区实行发钞和药材限制专卖政策，大大增加财政收入。激发大臣不满，导致武将王著联络僧人高和尚，趁世祖北往上都（今内蒙古境内）时，假传真金太子之命召唤并刺杀。

众大臣纷纷上书，力言阿合马不法事宜。元世祖忽必烈调查后，历数阿合马之罪，处以没收家产、肃清党羽、剖棺裂尸。

传统史家对阿合马之评价都相当负面，如《元史》就把阿合马收录于“奸臣传”里面，有“益肆贪横”、“内通货贿，外示刑威”这些话。

然随著研究深入，后世对阿合马之评价也不再极端，盖因阿合马在任内主要不过是改革税制，整顿财政。而被指贪污也不过是当时正值元初，蒙古人并未受汉人信服，以致只要出任宰相的是色目人，不管证据，都会被视为贪横暴虐。

应注意的是，同时期另一位大臣桑哥也是因掌理财政，而遭遇到与阿合马一样的悲剧。《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有详细记载这事，并指出事件是民族、宗教问题引起的。

2、桑哥（？~1291年），一作桑葛，畏兀儿人。元朝宰相。

通晓四种语言，深得帝师八思巴的信任，荐为总制院使。率军平定藏区叛乱，深得元世祖信任，官至尚书右丞相，独揽朝政大权，改革财政经济制度。至元二十八年，坐贪赃罪伏诛。

桑哥（Sengge，源于梵文的藏语名，意为狮子，？—1291），又译作桑葛，《史集》记载为畏兀儿人，藏文《汉藏史集》称他“出身于噶玛洛（bKa-ma-log）部落”，也就是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代（755—797）派驻脱思麻地区（mdo-smad，今青海东部、甘肃东南部和四川西北部）、后来一直留居当地的吐善军队的后裔。

《元史》本传说他是胆巴国师的弟子，“能通诸国语言，故尝为西番译史”（即藏语译员）；据元人虞集记载，他“本大浮图师之译者”。《汉藏史集》的记载更详，说他通蒙古、汉、畏兀儿、藏等多种语言，在脱思麻地区汉藏交界之地拜见了帝师八思巴，愿为上师效力，八思巴将他收为译史。

汉、藏文史料相印证，说明他出身于藏族噶玛洛部落的记载是可信的。

《汉藏史集》记载他当官后在大都帝师居处梅朵热哇（me-tog- ra-ba，意为花苑）旁建了一座向上师求法的佛堂，因此被御史台按治下狱，后世祖邀请八思巴同观歌舞，八思巴乘机奏明桑哥被下狱事，遂得释放。

此事发生在八思巴最后一次来京时，即至元十一年，可见桑哥在此之前已任总制院官。汉文史料记载桑哥初受戒于胆巴，可能是在胆巴主持京师教门事之后。八思巴于至元十三年回到萨斯迦，十七年，乌思藏发生反对帝师和朝廷的骚乱，八思巴被谋害。

世祖遣“大臣”桑哥率领大军前往讨伐，此时他已被重新任命为总制院官，并升为院使。次年（1281），他率军到达乌思藏，先后攻下叛乱者所据朗卓康马土城（在今康马县境）和甲若仓之城（在今江孜县境），处死叛首、前任本钦功嘉藏卜，到了萨斯迦。

他修建了东甲穷章寺，其门楼采用汉地式样建造；在乌思藏各要害之地留下精兵镇戍，并整治了驿站（令驻军负责驿站，规定由乌思藏各万户人民供应马匹、食粮、帐篷及一切需用之物），然后班师回朝。

3、卢世荣，名懋，字世荣，以字行。大名人。阿合马专政期间，世荣以贿赂进用，为江西榷茶运使，后以罪废。阿合马死后，元廷之臣讳言财利事，均不能符合世祖的财政需求。于是，总制院使桑哥“荐卢世荣有才术，谓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

世袒召见，“奏对称旨”。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十一月辛丑，召中书省官与之廷辩，右丞相和礼霍孙等辩论失败，均被罢官，世诅重新起用安童为中书右丞相，以卢世荣为右丞，并以卢世荣所推荐的史枢为左丞，不鲁迷失海牙、撒的迷失并为参知政事，前户部尚书拜降为参仪中书省事。

他上任的当天，即奉旨中书整治钞法，“官吏奉行不虔者罪之”。次日，同右丞相安童奏，对已被罢黜的阿合马专政时所用大小官员，其间有才能的，“宜择可用者用之”。世祖“诏依所言汰选，毋徇私情”（《元史·世祖纪十》）。

十二月，卢世荣先后提出几项财政改革措施，被世祖采纳实行者有：

一，解除百姓私相买卖金银之禁，听民间从便交易；

二，怀孟等路竹货系百姓栽植，官府拘禁发卖，使民重因，又致南北竹货不通，今罢竹监，从民货卖收税；

三，江湖鱼课已有定例，贫民采捕，恃以为生，而官府到处拘禁，今后听民采捕；

四，站户供给使臣饮食，以致疲弊，今后除驿马外，其余由国家支给；

五，关于盐法，每引价钞本只15贯，国家未曾多收，但“官豪诡名罔利，停货待价”，以致卖到80贯，贫民多不得食，今“议以二百万引给商，一百万引散诸路，立常平盐局，或贩者增价，官平其值以售，庶民用给，而国计亦得。”

六，关于酒课，“京师富豪户酿酒，价高而味薄，以致课不时输，宜一切禁罢，官自酤卖。”如此则“向之岁课，一月可办”（《元史·世袒纪十》）。

4、贾鲁（1297—1353）字友恒，元代高平（今属山西晋城）人 [1]  。少年时聪明好学，胸怀大志，长大后谋略过人。1343年诏修辽、金、宋三史，召贾鲁为宋史局官。

历任东平路儒学教授、户部主事、中书省检校官、行都水监，其间，针对当时“黄河决溢，千里蒙害，浸城郭，飘室庐，坏禾稼，百姓已其毒”，沿河人民背井离乡，卖儿卖女的悲惨局面，公元1351年，贾鲁被任命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进序二品，授以银章。

贾鲁亲自率人修筑黄河，多次领导治理黄河，拯救民众于洪水之中。

贾鲁，字友恒。河东高平（今属山西）人，是元代著名的河防大臣，也是一位在治理黄河上卓有成效的水利专家。廿八岁时，任东平路儒学教授，又被选为丞相东曹椽、户部主事。后又奉诏专修辽、金、宋三史，担任宋史的局官。

贾鲁担任中书省检校官后，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提出改革时政的、长达数万言的主张。元惠宗任命贾鲁为行都水监。贾鲁领受任务后，绘出了精细的治水图，同时提出了两个治河方案。后来采纳了贾鲁的第二个方案。

公元1351年，贾鲁被任命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进序二品，授以银章。贾鲁亲自率人修筑黄河。最后因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战争中去世，终年五十七岁。

延佑、至治年间（1314－1323）两次中举。泰定初年（1324年），任东平路儒学教授，后任潞城县尹，又升为户部主事，未及上任，服父丧回籍。后被起用为太医院都事。

时诏修宋、辽、金三史，又调任宋史局官。书成后，迁燕南山东道奉使宣抚幕官。官员考绩中名列第一，又调任中书省检校官。上书指出当时富户兼并贫民及流亡人口，致使国家租赋收入流失之弊。

不久任监察御史，提出御史奏事应直接呈给皇帝，而不应经过其他官员。后升任都事。调任山北道廉坊副使。又被召回任工部郎中，提出关于工程建设的19项建议。至正九年受命主持山东、河南等处行部水监。至正十二年升任中书左丞，次年病卒。享年五十七岁。

5、脱脱（1314年－1356年1月10日），亦作托克托、脱脱帖木儿，蔑里乞氏，字大用，蒙古族蔑儿乞人，元朝末年政治家、军事家。

元朝元统二年（1334年），任同知宣政院事，迁中政使、同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中书右丞相。至元六年（1340年）农历十月脱脱为中书右丞相，大改伯颜旧政，复科举取士。至正三年（即1343年），脱脱主编《辽史》、《宋史》、《金史》，任都总裁官。

至正九年（1349年）农历闰七月，复出为中书左丞相，至正十年（1350年）农历四月，脱脱被任命为中书右丞相，发行新钞票“至正交钞”，并派贾鲁治理黄河，成绩斐然卓著，赢得水患灾民的民心，被赞誉为“贤相”。

至正十一年（1351年）修黄河民工起义，镇压抗元红巾军。他于至正十五年（1355年），革职流放云南，后被中书平章政事哈麻假传元惠宗诏令自尽。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昭雪复官。

任修三史总裁官时，他主修有《宋史》，其《艺文志》8卷，主要根据宋朝的《国史·艺文志》，删掉重复，补充未备之书，共著录宋代藏书9818部，119972卷。

为记载宋代藏书情况及宋代著述的史志总目，但分类混乱，著录误差较多。在史志目录中“最称芜杂”。所著《宋史艺文志·序》，对宋一代国家藏书之事有总论性的论述，是研究宋代藏书史的重要文献之一。 

江南第一家（郑氏宗祠）白麟是郑义门祖上名号，淮公迁到浦江后，改原香岩溪为白鳞溪，示不忘本。元朝宰相脱脱亲书“白麟溪”三大字以立碑。

据《义门郑氏祭祀薄》载：“白麟溪”石碑向立于崇义桥侧，年久失修，年久而损伤。乾隆十八年（1763年），将旧碑移至白麟溪桥头，靠祠砖砌。于原处再立新碑（现原碑已移至祠内陈列）。

——阿合马

——桑哥

——卢世荣

——贾鲁

——脱脱（元朝末期政治家、军事家）

第一节 自然条件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影响

第二节 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几个阶段

第三节 中国古代建筑的特点 第一节 原始人群的住所

第二节 仰韶文化的建筑遗迹

第三节 龙山文化的建筑遗迹 (公元前21世纪—前476年)

第一节 夏——中国奴隶制国家的诞生

第二节 商朝的宫室和陵墓

第三节 西周和春秋时代的建筑 (公元前475年—公元280年)

第一节 战国到三国时期社会的变动和建筑概况

第二节 城市的发展

第三节 秦、汉、三国的宫室

第四节 住宅

第五节 陵墓

第六节 秦万里长城和汉长城

第七节 建筑的材料、技术和艺术 （公元265—589年)

第一节 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变动和建筑概况

第二节 都城及宫殿

第三节 住宅

第四节 寺和塔

第五节 石窟的建筑和雕刻

第六节 陵墓

第七节 建筑的材料、技术和艺术 (公元581—960年)

第一节 隋、唐、五代时期社会的变动和建筑概况

第二节 隋、唐的都城与宫殿

第三节 住宅

第四节 寺、塔、石窟

第五节 陵墓

第六节安济桥

第七节 建筑的材料、技术和艺术 (公元960—1279年)

第一节 宋、辽、金时期社会的变动和建筑概况

第二节 城市与宫殿

第三节 住宅

第四节 祠庙及寺、塔、经幢

第五节 陵墓

第六节 《营造法式》

第七节 建筑的材料、技术和艺术 (公元1271—1840年)

第一节 元朝社会的变动和建筑概况

第二节元大都和大都宫殿

第三节 元朝的宗教建筑

第四节 明、清时期社会的变动和建筑概况

第五节 明、清的都城及宫苑

第六节 明代的万里长城和海防据点

第七节 明、清一般城镇、住宅、园林及家具陈设

第八节 明、清的坛庙建筑和陵墓建筑

第九节 明、清的宗教建筑

第十节 元、明、清建筑的材料、技术和艺术

金、元散曲的创作大略可以仁宗延佑元年（1314）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散曲的繁荣期，后期是散曲的变异期。

前期散曲作家：

刘秉忠

卢挚

姚燧

关汉卿

王和卿

白朴

马致远

后期散曲作家：

张可久

徐再思

贯云石

张养浩

睢景臣

刘时中

以上内容详见

http://gzeyweducom/Philology/18%A1%B6%D6%D0%B9%FA%B9%C5%B4%FA%CE%C4%D1%A7%CA%B7%A1%B7%A3%A8%BD%CC%B2%C4%A3%A9%B9%FD%B3%A3%B1%A6%20%B5%C8/054htm

下面的内容是我从元曲三百首中的目录摘出来的：

元好问

杨果

刘秉忠

杜仁杰

王和卿

盍西村

商挺

胡只遹

刘因

王恽

卢挚

赵岩

陈草庵

关汉卿

白朴

姚燧

刘敏中

马致远

赵孟br>

王实甫

滕宾

邓玉宾

冯子振

朱帘秀

贯云石

鲜于必仁

张养浩

白贲

郑光祖

范康

曾瑞

睢景臣

周文质

赵禹硅

乔吉

刘时中

阿鲁威

虞集

张雨

邓熙

薛昂夫

吴弘道

赵善庆

马谦斋

张可久

任昱

徐再思

孙周卿

顾德润

曹德

高克礼

吕止庵

真真

查德卿

吴西逸

赵显宏

李德载

程景初

李致远

贾固

王氏

张鸣善

杨朝英

陈德和

周德清

宋方壶

班惟志

钟嗣成

周浩

汪元亨

刘伯亨

一分儿

刘燕歌

倪瓒

夏庭芝

刘庭信

兰楚芳

邵亨贞

汤式

元朝时期著有弄桑衣食撮要的著名弄学家鲁明善。

鲁明善编写《农桑衣食撮要》

鲁明善出生于官宦之家，其本人也是元朝时期的官员，但是鲁明善却能够体恤底层百姓的艰辛，延祜元年(公元1314年)，鲁明善出任安丰肃政廉访使，兼劝农事。在职期间鲁明善躬身考察当地的民情和农事。

凭借着自己从历代农学古籍中学习到的农业生产知识，并且结合自己在江淮地区任职时实地考察得到的农业生产情况，撰写了这部《农桑衣食撮要》。

全书共分为两卷，按照“月令”编写，将12个月份每个月要做的农事生产事项详细记录在册，全书包含了“农、林、渔、副、牧”各个方面，共计208条农事，可以说是一个农业小百科全书。全书共计一万多字，而且全书简单明了，通俗易懂。适合文化水平不高的老百姓使用，那么鲁明善为何编写这么一本书籍呢？实际上，鲁明善在自己撰写的《农桑衣食撮要》序言中便已经提到：

“农桑衣食之本。务农桑，则衣食足；衣食足，则民可教以礼义；民可教以礼义，则家国天下可久安长治也。”

鲁明善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农耕文明国家，农业是立国之本，同时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因此指导并帮助老百姓管理好农业生产，确保农业丰收就可以使百姓安居乐业。而百姓安居乐业就可以使得国家长治久安。

元朝统治期间,在立法上继承了汉族法律中的严厉之制,在法律实施上进行民族分治,从而在法律内容和司法制度中渗透着蒙古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逐渐改变了一些统治方法,他在逐渐抛弃了蒙古习惯法和金律的同时,大量吸收了汉族的法律文化,注重学习汉族的统治经验,他一方面重用儒生,推崇儒道;另一方面“附会汉法”“参照唐宋之制”,这些做法对其后的帝王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朝立法从元世祖时开始,先后颁行的主要法典有《至元新格》《大元通制》《经世大典》和《元典章》

《至元新格》是元朝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元朝初年,一直没有制定本朝的法典,而是沿用了金朝的《泰和律义》作为断案的依据

1271年,《泰和律义》被禁止使用,元朝政府开始制定本朝的新法典,《至元新格》就是这一时期编订的

1291年,元世祖命中书右丞何荣祖以公规治民御盗理财等事辑为一书,即为《至元新格》此书编成后由忽必烈颁行全国它的内容包括了公规治民御盗理财等10个方面,是当时已经颁布的法律条文的总结

《大元通制》是元英宗继承了其父元仁宗的以儒治国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和官僚体制,并于1323年下令编成并颁布的元朝正式法典

《大元通制》是在前边一些法典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如元世祖时期编纂的《至元新格》和元仁宗时期的《风宪宏纲》都是《大元通制》的参考对象

《大元通制》总共是2539条,分成了三纲一目三纲是诏制条格和断例,一目是别类在纲目下边又分出了很多的细目,这和唐宋时期的内容基本相似,具体的内容也继承了唐宋法律的思想

《大元通制》是一部具有法典特性的法律集成,是元朝法典定型化的标志

其中的“断例”相当于唐宋律中的“律”,“条格”则相当于“令”“格”“式”,“诏制”相当于“编敕”

《经世大典》又名《皇朝经世大典》1330年由奎章阁学士院负责编纂,赵世延任总裁,虞集任副总裁,次年修成全书880卷,目录12卷,附公牍一卷纂修通议一卷

《经世大典》的体例参考了唐宋会要,而有所创新各篇目正文之前,均有序文说明其内容梗概,或变革之因,或设立宗旨,便于读者了解

这种编纂方法亦较唐宋会要为胜其所依据,多为中朝及外路各官府文件,但将蒙古语直译体改为汉文文言,并删去了公文中的吏牍繁词

大元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