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对于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学者来说，大谷文库是一个绕不开的名词，尤其是在明清小说的研究者眼中，大谷文库更是无法取代的经典。可以说，大谷文库已成为公认的一座中国古典小说的宝库，而这座文学宝库最初的建立者，竟然是一位日本僧人。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偏爱文化考古的日本僧人

旅顺口区的太阳沟，在伪满时期，曾经一度是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今，在太阳沟随处可见的古建筑里，我们仍能依稀领略到它昔日的繁华。

与肃亲王府、关东州厅等宏大的建筑物相比，太阳沟深处，山坡上那栋俄式风格的二层小楼并不十分起眼，但却非常别致。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坐在小楼阳台上，可以看到不远处海湾里的海鸥是如何觅食的。不过现在这座小楼已经久无人居，显得格外破败，以至于当地文保部门不得不对其进行紧急修缮，好维持它不至于坍塌。但若时光倒退到百余年前，这座小楼却一派风光，是许多政要名流们出入的场所，因为，那时这里曾居住着一位特殊的主人，日本佛教界最重量级的人物：大谷光瑞。

大谷光瑞1876年出生，因为他们家族世代为西本愿寺法主，所以大谷光瑞一出生，就注定要成为僧人。资料显示，大谷光瑞10岁出家，20岁之前，一直是西本愿寺里规规矩矩的宗教领袖继承人。改变发生在1899年，这一年大谷光瑞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中国内地游历一个多月。这次中国之行，深刻影响了大谷的一生，让他从一位超然世外的宗教领袖，不知不觉间变成一个贪婪的掠夺者。

那次短暂的中国之行，让这位年轻的僧人对中国古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正在伦敦留学的他，很快便出资组建起一支探险队，以探寻佛迹为名，从喀什米尔高原深入到了中国的新疆地区。

事实上，探寻佛迹与文化考古只是一个幌子，大谷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掠夺。大量的古城、古墓遗址，遭到大谷探险队的盗掘，他和瑞典人斯文·赫定的探险队一道，在中国新疆地区展开了一场“夺宝大战”。

需要说明的是，与斯文·赫定不同，大谷光瑞和他的探险队员们并没有受过任何考古训练，他们只懂得掘墓，却连最基本的记录工作都不懂得怎么去做。以至于在挖掘过程中，大量古迹遭到毁灭性破坏，还有很多珍贵文物连出土地点都说不清。

大谷曾先后组织过3支探险队，在中国掠夺走了数以十万计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多数是通过大连港登船运往日本，其中占比重最大的当数汉籍图书与碑拓。据说这些图书中仅孤本、珍本就多达数千册，而总数则超过40000册。可以说，3次探险让大谷收获颇丰，可巨大的探险经费与后期分类研究费用，也让大谷陷入了沉重的财政危机。再加上大谷一心忙于在中国探险，导致寺规松弛，僧侣贪腐现象泛滥，大谷也因此受到舆论指责，被迫于1914年辞去法主和伯爵的爵位，并于第二年定居到大连，成为满铁公司的文化与宗教事务幕后顾问及大东亚建设审议委员会委员。

大量稀世珍宝被装船运至日本

大谷光瑞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是日本殖民当局奉行扩张、掠夺政策的先锋人物。

1938年，他针对“七七事变”后的时局，写下《中国事变后对策》一书，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这本书也一度被日本关东军高层奉为经典，要求高级将领人人研读。此外，大谷还主编出版有《兴亚计划》《兴亚论丛》等丛书，不遗余力地鼓吹“南进”政策。

除了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外，大谷还有一个嗜好，那就是收集中国的古籍文献，大量珍贵的汉籍都成了他强取豪夺后的收藏品。在敦煌，他手下的干将吉川小一郎买通王道士，得以顺利地将敦煌藏经洞里的古籍洗劫一空。在楼兰，他手下的另一干将橘瑞超沿着斯文·赫定提供的地理坐标，找到楼兰古城，并从古城里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李柏文书》。《李柏文书》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文书中出现的李柏其人，也是在楼兰所发现的全部文书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载的人物。学界普遍认为，《李柏文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价值，同时也是堪与《兰亭序》相媲美的书法艺术精品。并且，作为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人物，李柏高超的书法技艺也改变了我们过去“书法帖学起源于江南”的认识，侧面证明西北可能也是“帖学”的发源地之一。

但可惜的是，这些稀世汉籍多数已被大谷光瑞一船一船地运回日本，其中一部分被他占为己有，另一部分捐赠给了韩国总督府博物馆、日本京都博物馆、龙谷大学图书馆，以及日本各地的美术馆，还有一部分被卖给了文物商人。以《李柏文书》为例，如今已是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品。

大谷不仅是一个中国文物的贪婪掠夺者，同时还是一个疯狂的破坏者。由于他本人并不懂考古，他使用的考古队员也都是对考古一窍不通的年轻僧侣，比如发现《李柏文书》的橘瑞超，当时只是一个不满20岁的小僧人，他不懂得对出土时的情况做记录，以至于后人在研究《李柏文书》时，有很多疑团已无法破解。这些年轻僧侣在所谓的考古过程中，往往会雇用当地老百姓乱挖乱掘，其对遗址古迹所造成的破坏，甚至比盗墓贼还要严重。

古籍幸运地大规模回流

疯狂的掠夺，让大谷迅速成为“当时世界上私人拥有汉籍图书最多的人”，为妥善收藏这些图书，大谷甚至还斥巨资，在神户修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私人书库“含秀居”，被当时人称为“山上图书馆”。

谁也不会想到，这些被大谷掠夺走的古籍，却因为一个特殊机缘，竟幸运地迎来一次大规模回流。

那是1915年4月，大谷光瑞再一次到达大连，出席本愿寺关东别院的落成典礼。在满铁高层的极力邀请下，这个刚刚辞去法主职务不久的日本名流，当场决定不再回国，从此定居大连。

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即欲修纂类书，商议编辑经史百家之言为《类要》，但未修成。明成祖即位后，为整理知识，令解缙等人修书。编撰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过程召集147人，首次成书于永乐二年（1404年），初名《文献集成》;明成祖过目后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不甚满意。永乐三年（1405年）再命太子少傅姚广孝、解缙、礼部尚书郑赐监修以及刘季篪等人重修，动用朝野上下共2，169人编写。组织设监修、总裁、副总裁、都总裁等职，负责各方面工作。蒋用文、赵同友各为正副总裁，陈济为都总裁[1] ，参用南京文渊阁的全部藏书，永乐五年（1407年）定稿进呈，明成祖看了十分满意，亲自为序，并命名为《永乐大典》，清抄至永乐六年（1408年）冬天才正式成书。据《进永乐大典表》称，全书缮写成22，877卷，目录60卷，成书11，095册。

《永乐大典》修书过程中，对收录书籍未做任何修改，采用兼收并取方式，保持书籍原始内容。但据专家表示，《永乐大典》有不少错漏，并非如人所誉不曾擅减片语，谢保成即指出《永乐大典》卷一九六三七目字韵下医目条引《林唐语》，原文出自《因话录》卷六《羽部》，《永乐大典》随意删改此文的情况非常严重，连善医者沈师象也讹作喜医者沉大师象。

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原书只有一部，现今存世的皆为嘉靖年间的抄本。明世宗十分喜欢《永乐大典》，经常随身携带，翻阅查找验方。嘉靖四十一年八月下令抄写了一部。隆庆初告成，原本归还南京。其正本贮文渊阁，副本别贮皇史。这套书到乾隆年间存有8，000册，因此有人怀疑当时并未抄完。对于原书的去向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历史学界有多种猜测。顾炎武《日知录》断定大典全部皆佚。另一个猜测是，原书已给嘉靖皇帝殉葬。嘉靖驾崩后没有马上入葬而是等了很久，当时抄本正在进行中，有人认为是在等抄写工作结束。而最后嘉靖的抄本只有8，000册，让人怀疑可能是急于下葬而没有抄完。若果真如此，嘉靖入葬的永陵经遥感探测已证实内部全部积水，那么《永乐大典》的原书已经无法再让后人看到了。

《永乐大典》在明代即有佚失。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修《四库全书》发现《永乐大典》已遗失缺失2，422卷，约千余册。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量佚书，其中有385种收入《四库全书》，以为菁华已载，糟粕可捐，原（书）可置不复道了。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劫掠，丢失大量《大典》。光绪元年（1875年）修缮翰林院建筑时，清查《大典》不足5，000册，《永乐大典》之所以迅速流失，主要是职员监守自盗，据说文廷式一人即曾盗走百余册《永乐大典》。[11]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翁同入翰林院清查时仅剩800册，现今尚存约400册，810卷，不到原书的4%。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翰林院被义和团的拳民焚毁，《永乐大典》损坏三百余册。光绪二十七年（1901）六月十一日，英使馆交回《大典》330册。不久又遭到监守者瓜分1912年翰林院所藏《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时，仅剩64册。

现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161册，另外美国国会图书馆还藏有40册，英国各地包括英国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英国剑桥大学等存有51册，德国汉堡大学图书馆、德国科隆大学图书馆、德国柏林人种博物馆等存有5册，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日本三理图书馆、日本静培堂文库、日本斯道文训、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日本武田长兵卫、日本石黑传六、日本小川广己和韩国旧京李王职文库亦有搜集， 立故宫博物院则存有62册。

　　古籍善本是近年来古籍拍场上重要的品种，其中明清名家或现当代名人信札尤受欢迎。下面是我精心为你整理的，一起来看看。

古籍善本收藏市场的赝品虽没有字画杂项多，但冒名人批校、加盖伪章、残本充全、挖改描补、撕去序跋的事也时有发生。制作古籍伪本必须将纸做旧，方法有两类：一是染纸，用各种方法将纸染成黄褐色，以求使纸显旧色。二是旧纸新作，如果作伪者存有古纸，就可在纸上新印古书内容，然后订成“古籍”，这种作伪方法尽管较少，但却使人很难从纸上辨别真假。一些重复刻印本上，除保留有原书的序跋外，又增刻新的序跋，序跋后还写有姓名、年月等。这些都表明了书籍的真实年代。作伪者往往裁掉对其作伪不利的序跋，或涂改其中的年代，也有重新伪造对其作伪有利的序跋。

对于收藏者来说，主要选择好的拍卖行，并且寻找以往的拍卖成交，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赝品的风险。手工制版与原书总有差别，而扫描可以使伪书与原书分毫不差，一切细节都能很好得以体现，这无疑使得古籍善本拍卖更具挑战性，选择古籍善本，更要注重细节。

古籍善本收藏价值

2012年，在艺术品收藏越来越热的中国，古籍善本成了拍卖市场上的一个话题焦点。先是由海内外孤本、宋版《锦绣万花谷》全八十卷领衔的179部近500册“过云楼藏书”以2162亿元的高价被整体拍卖，它们不仅是传世孤本，也是目前海内外所藏部头最大的完整宋版书，储存了大量失传古籍中的部分内容。

　　此后，八百二十三部近万册，估价过亿元的“广韵楼”藏古籍善本也在2012保利秋拍亮相，其中最重要的《钜宋广韵》最终以3000万元落槌。

一时间，古籍善本收藏市场的价值潜力受到了不小的关注。然而目前为止，古籍收藏市场在圈内人眼中却仍是一片被低估的价值洼地。用古籍收藏家王德的话来说：“一些古本善本的价值本应是比字画都要高不少的。”

虽然医书古籍中有着无数历史、文化的传承和不可替代的价值，从目前市场表现来看，其价格和市场认知度均还较低。其实在过去，好的古医书在价值上本是高于书画和瓷器的，如1949年前一套宋版医书的价格就远高于宋画、宋瓷。但如今，书画、瓷器的爆炒却衬托出医书古籍市场的冷清，应有的收藏及文献研究价值也未被足够重视。

古医书称得上是潜力股，相对而言，它们的价位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升值空间巨大。专家表示，首先中医典籍具有重要的史料和文化价值，此外，中医文献还有极强的实用性，具有重要的科研和临床价值。只有对古医籍进行全面深入整理，才能系统地推进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最大程度避免现代曲解，最有力促进中医药现代化。

中医古籍由于储存难度较大，很多已经收藏古书的单位和个人都把这些珍贵古文献作为医院“镇院之宝”或个人私藏珍品，越来越难收集。当然，受稀缺性影响，未来古医书是具备可观的升值潜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