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古籍出版社简介及详细资料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6浏览:1收藏

上海古籍出版社简介及详细资料,第1张

历史沿革

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是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成立于1956年11月,1958年3月,与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成为上海地区整理出版古籍的专业机构。1978年1月改为今名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成立之初便已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不同时代有代表性的作家及诗词散文等不同文学门类的作品选读、选辑,加以通俗的解说、详尽的注释。有的更用现代汉语翻译。精选历代名篇,加上说明、注释,以单篇或合订本形式,出版《中华活页文选》。还有古代重要典籍的今译,如《四书》、《五经》、老庄诸子,以及《孙子兵法》等,语译而外,有的还附原文。并出版一部分高等学校的文科教材。出版当代老中青著名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各个方面的学术论著,如陈寅恪、郑振铎、郭绍虞、钱钟书、饶宗颐、吕思勉、岑仲勉、俞平伯等著名学者,或编为文集,或作为专题论著。此外,对海外汉学研究成果,有选择地出版《海外汉学丛书》。1962年起出版了不定期的学术刊物《中华文史论丛》。已成系列的有《文化春秋丛书》、《三百题系列新刊》、《十大系列丛书》、《生活文化丛书》、《文物鉴赏丛书》、《中华文明宝库》等等。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时期出版了《中国丛书综录》、《诗韵新编》、《变文字义通释》等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时期已设立了影印组。历年来影印的有《中国古代版画丛刊》、《古本戏曲丛刊》、《古本小说集成》、《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大型的《四库全书》等。

上海古籍出版社下设5个编辑室和1个编辑组。第一编辑室负责文学类;第二编辑室负责除文学以外的哲学、经济、军事、历史、艺术、科技等类以及《中华文史论丛》;第四、第五编辑室分别负责敦煌吐鲁番文献和《续修四库全书》,此外的影印工作由第三编辑室负责;一个编辑组负责临时性或突击性的某些书稿。

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古典文学出版社,由李俊民任社长兼总编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时期,自1959年3月至1966年12月,由金兆梓任主任,总编辑一直是由副主任李俊民兼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后先后担任社长、总编辑的有李俊民、戚铭渠、魏同贤、钱伯城、李国章、赵昌平。

组织机构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主要组织机构有:党委办公室、社长、总编办公室、编审室、一编室、二编室、三编室、四编室、五编室、六编室、七编室、美编室、校对科、出版科、发行一科、发行二科、文化经营部、宣传信息科、人事科、财务科、行政科、储运部。

主要业务

大型集成性文献丛刊与古籍整理

《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已出:《俄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17册)、《法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34册)、《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4册)《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2册)、《北大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2册)、《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全7册),以及《俄藏黑水城文献》(已出11册),别外还推出《俄藏敦煌艺术品》(已出5册),《英藏黑水城文献》(全4册)等。中国出版史上规模最大的工程《续修四库全书》,1800册于2002年全部出齐。

大型集成性资料《上海道契》,这是研究上海开埠史乃至中国近代经济史、社会史的第一手资料,全套30册于2004年出齐。举世瞩目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是近百年来所发现,战国商牍中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的文物史料。作为文学古籍整理的大型骨干工程《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共100种。此丛书是经重新整理的规模最大、最系统的古代文学家别集丛书。

学术著作

该社已出《中华学术丛书》、《海外汉学丛书》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中华学术丛书》汇集海内外一流专家的研究论著,《海外汉学丛书》译解日、美、欧洲汉学家经典性的古籍类论著,分别出版了10多种,《晚清民国学术书系》等均为学界重视而屡获嘉奖。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1997年整套推出,荣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标志着我社传统形态的学术论著迈上了一个新台阶。1998年将继续推出版郭预衡先生耗时十余年的力作《中国文学史》(全四册),也以缜密精当为基本特色。《中西纹饰比较》、《諡法研究》、《求索真文明》、《夏商周青铜器研究》、《恩辨录》、《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史研究译丛》等论著更以崭新的视角向读者展示了学术研究的新成果。

高品位、系列化的普及读物

该社按照"普及读物要出精品"的指导思想,出版了《中华古籍译注丛书》中《周易译注》、《仪礼译注》、《孟子译注》、《论语译注》等;《二十五史新编》更集全国各地二十四位专家,在保留旧史基本构架的基础上,兼取通史之长,删重补缺,并吸纳其他史乘乃至考古资料,以新的视角进行新编、新撰、新评,使五千年的中国历史跃然于读者眼前。《二千年前的哲言》从数百万字的系统资料中反复研究筛选出561则语录,既集中体现了先秦哲人的主体精神,又构成切合时代需要的可读可诵的少而精的新体系,被青年学生誉为通向中华文化殿堂的门户, 副总理为此书题词。《新世纪文史哲经典读本》自2002年起陆续出版了40种,着重介绍了古代文学、历史、哲学方面的名家与名作,为深入浅出的基本读物。《唐诗三百首》图文本系列10余种,以译文精当,通俗易读,版式新颖,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民俗文化丛书》10种和《文化中国经典旅程》5种,均以适合当代青年的笔调,系统介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

大中型画册与工具书

大中型画册以有高度的文化价值并具独占性的项目,与文物收藏、鉴定、欣赏相结合的系列画册为主。如《中国古代军戎服饰》、《追忆--近代上海图史》、《上海360°》、《古玩真赝对比系列》、《十九世纪中国市开风情》《大清帝国城市印象》、《中国大佛》等,以内涵的独占性与编撰的丰富文史价值为读者喜爱。《中国瓷器鉴定与欣赏》、《中国家具鉴定与欣赏》、《中国书画鉴定与欣赏》、《中国紫砂鉴定与欣赏》和《中华奇石》实用而高雅,兼具工具书性质。 权威性的古代工具书与集成性的今人编纂工具书是该社工具书出版的重点。前者以《说文解字注》、《王引之校改康熙字典》为代表,因版本精良,版面设计清晰,索引细致准确,长销不衰。后者先有《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后有《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等规模宏大,倾注了一代专业人员的心血,为学人所必备。

社会荣誉 获奖名单

1978年来该社共有300多种图书分获国家图书奖、中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金钥匙奖、上海市优秀图书奖等、中国图书奖。其中《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分获第一、第三届国家图书奖,《续修四库全书》获第六届国家图书荣誉奖;《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全祖望集汇校集注》、《朱子全书》(与安徽教育社共同出版)分获第一、第二、第三届、第五届、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华奇石》、《中国古代军戎服饰》、《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分获第九、第十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

参加书展

2008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历史上的大事件书系》参加上海书展。第一辑推出了《历史上的大阴谋》(骆玉明著)、《历史上的大谋杀》(梦寒生著)、《历史上的大预言》(寰视人著)、《历史上的大冤案》(成云雷著)、《历史上的大巫术》(黄晓峰著)等5种。

这套书选取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七十多桩大事件,以严谨翔实的史实材料和生动活泼的小说笔触,揭示这些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及深远的历史影响,而其中所总结出的深刻历史规律和教训,又不啻为一面反省现在、展望未来的宝鉴。把这些历史上的大事件串联起来阅读,其思索能达到一个更加深刻的程度。整个书系风格轻松活泼,图文并茂。

评价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图书在海内外学术界、读书界产生良好的影响。1978年来共有300多种图书分获国家图书奖、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金钥匙奖、上海市优秀图书奖等。其中《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分获第一、第三届国家图书奖,《续修四库全书》获第六届国家图书荣誉奖;《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全祖望集汇校集注》、《朱子全书》(与安徽教育社共同出版)分获第一、第二、第三届、第五届、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华奇石》、《中国古代军戎服饰》、《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分获第九、第十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

 从总体看来,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那古书的收藏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知识

 古籍的装帧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图书是抄写的缣帛和纸张上,采用长卷形式,阅读时展开,平时卷起。这一时期的图书只能是卷轴装。韩愈《送诸葛亮觉往随州读书》诗称:"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欧阳修《归田录》也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雕版印刷普及以后,由于书版各自成块,卷轴装已不适用,古籍装帧改进为册页形式,先后出现旋风装、经折装、包背装、线装几种形式。线装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卷轴装 又称卷子装,早期的图书装帧形式。与装裱好的书画相似。在长卷帛书、纸书的左端安装木轴,旋转卷起(图1)。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大批唐五代写本图书,都采用这一方式。据记载,古代宫廷收藏的卷轴装图书十分考究,《隋唐经籍志》描述秘阁藏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唐六典》描述内府藏书:"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筌。"进入版刻时代,图书改为册页形式,仍有一些采用卷轴装,如《开宝藏》、《赵城金藏》等。

 旋风装 在一素纸长卷上面依次粘贴书页,每页正反两面书写文字,展开长卷可翻页阅读。守张邦基《墨庄漫录》形容其"逐叶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这种装订特点是外表仍为长卷,里面却是错落有致的书页,实为介于卷轴装和经折装之间的一种装订形式。大约盛行于唐代。故宫博物院藏有唐写本《刊谬补缺切韵》五卷,即是采用这种旋风装。

 经折装 又叫梵夹装、折子装。将图书长卷按一定宽度左右折叠起来,加上书衣,使之成为可以随时展读的册子。历代刊刻佛经道藏,多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古代奏折、书简也常采用这一形式。

 蝴蝶装 将每页书在版心处对折,有文字的一面向里,再将若干折好的书页对齐,粘贴成册。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外表与现在的平装书相似,展开阅读时,书页犹如蝴蝶两翼飞舞,故称为蝴蝶装。蝴蝶装是宋元版书的主要形式,它改变了沿袭千年的卷轴形式,适应了雕版印刷的一页一版的特点,是一重大进步。《明史艺文志》序称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但这种版心内向的装订形式,人们翻阅时会遇到无字页面,同时版心易于脱落,造成掉页,所以逐渐又为包背装取代。

 包背装 将印好的书页版心向外对折,书口向外,然后用纸捻装订成册,再装上书衣,由于全书包上厚纸作皮,不见线眼,故称凶背装。包背装出现于南宋,盛行于元代及明中期以前。清代宫廷图书如历朝实录、《四库全书》也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包背装改变了蝴蝶版心向内的形式,不再出现无字页面,但未解决易散脱页的缺点,所以后来又发展为线装形式。

 线装 线装书是传世古籍最常用的装订方式。它与包背装的区别是,不用整幅书页包背,而是前后各用一页书衣,打孔穿线,装订成册。这种装订形式可能在南宋已出现,但明嘉靖以后才流行起来,清代基本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其特点是解决了蝴蝶装,包背装易于脱页的问题,同时便于修补重订。

 从以上可以看出,古籍的装订有一个发展演进过程。不同时期流行不同的形式,了解这一进程,对古籍的年代鉴定十分重要。传世宋版书多经过后人重新装修,或改为包背装,或改成线装,但仔细观察,仍能在版心处发现粘贴痕迹,书页外沿则有磨损痕迹。

 几部古籍版本著作比较谈

 版本学的研究与探讨源于宋代。汉、唐虽经过几次大规模的古书校勘、注释、编目,但印刷业尚未形成,零星的版本记载仅限于正经正史的修订。南宋尤袤著《遂初堂书目》开创了一书兼载数种版本的先例;(宋)岳珂著《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被后世称为第一部系统记录版本知识的著作。明代视宋版为珍稀之物,藏书家、校勘家逐步摸索各种版本的特征、优劣,可惜这些版本学史料只散见于笔记、杂记中。清代学者开始罗列诸本、考证源流、登录刻工、详论纸墨。钱曾著《读书敏求记》奠定了古籍版本鉴定的基本原则。《天禄琳琅书目》及它的《后目》已把版本学的核心——善本书的收藏与鉴定推到了极致。清代学者对版本学贡献最大的当属专门记载版本状况的各种题跋记,尤以“顾批黄跋”为最。后人汇集成书的有为顾千里著的《思适斋书跋·书跋辑存》,为黄丕烈著的《士礼居藏书题跋》、《续记》、《再续记》,《荛圃藏书题识》等。

 近现代是版本学集大成的时代。叶德辉著《书林清话·书林余话》是古籍版本学第一部专门著作;张元济著《中国版本学》(1916年)与孙毓修著《中国雕板源流考》(1918年)把版本学从史学中独立出来;钱基博著《版本通义》总结了前人的成就,把版本学列入学术研究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介绍版本知识的书,有毛春翔的《古书版本常谈》(1965年初版,1977年再版)。此书已是收藏品,配有插图,通俗易懂,可惜明代部分较凌乱,清代部分过于简单;陈国庆著《古籍版本浅谈》于版本学名词解释简明扼要,但不全面,适于入门者;魏隐儒著《古书版本鉴定丛谈》(1984年初版),体例较完备,也有实际经验的总结,只是不谈价格,宜专业人员参考;李致忠著《古书版本学概论》、《中国古代书籍史》,刘国钧著《中国书史简编》,曹之著《中国古籍版本学》,张绍勋著《中国印刷史话》等,都是从史的角度论述版本学、目录学、内容系统可靠,又有最新史学发现佐证,惟厚古薄今,实用性差些。

 在谈到版本学专门著作时,不能不谈到两部流传稀少的油印品:一是北京大学陈宏天教授的《古籍版本概要》(1987年讲义稿),其特点是专业性、系统性强,表列详尽,论断精到,清代部分尤为各书所不及;可惜重学术、轻市场,非专业人员不感兴趣。二是北京中国书店编《古籍版本知识》(上、下),1980年油印本。书出于古籍鉴定大师雷梦水、张宗序手笔,在内部流传。笔者珍藏此书初版本,且有雷梦水先生签名,捧读二十年,收益最大。该书列举资料极为丰富,如清代武英殿刻书、官书局刻书、民国精刻本等都是各书所论不及的。关于版本鉴定方面,该书也极富特色,真假俱呈,详辨优劣,特别是从价格上来判断版本取舍,“实战”性极强;当然系统性、条理性就不够了。从价值、价格上判断版本的著作,最具参考性,爱好者也颇关心,但学者们却言之甚少。笔者醉心古籍收藏多年,有几本书在论及版本价格方面很实用,也很具史料价值,一并开列出来,供书友参考: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983年商务初版,详列1912年至1947年古籍善本收集价格及善本影印、复制印刷史话;

 《艺风堂友朋书札》(上、下),1980年上海古籍初版(中华文史论丛增刊本),详载缪荃孙先生等七十人清末民初收售善本价格及藏书聚散史话;

 《弢翁藏书年谱》,李国庆编,2000年黄山书社出版,详载藏书家周叔弢先生六十年购书、访书、藏书史料,价格精准,详备。

 目前北京中国书店联合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上海国拍、上海朵云轩、上海敬花等各大拍卖公司合作整理出版九年来《中国拍卖古籍文献目录》(2002年1月上海书店出版)及《续集》(2002年8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详载百余场(2000年底前)拍卖实况,极具市场参考价值。书中对拍品的断代、提要、说明等都经专家审核、把关,恐怕这就是最新的版本学参考资料了。

 版本目录与鉴定古籍

 我国古代,虽自图书诞生之日起,藏书管理者就开始编制图书目录,但是直到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人们才真正开始重视编制藏书的版本目录。

 所谓版本目录,就是指著录图书的篇目和主要内容,并详细著录图书的作者或编者,以及出版者、出版年代等情况的书籍,是著录和记载版本简况的专用工具书。南宋初年尤袤编制的《遂初堂书目》,被公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版本目录。

 明清时期,是著述版本目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公私藏书版本目录,对版本的著述更加详细,不仅记载了图书的篇目、主旨、作者、出版者,还简略记述了版本的特征、源流等情况。但明代的版本目录学术价值不大,而清代的则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参考价值。如钱曾的《读书敏求记》、于敏中等的《天禄琳琅书目》、纪昀等的《四库全书总目》等,著录古籍版本最为翔实,在藏书界影响很大,是权威性很高的版本目录书。

 民国以后,著名版本学家孙殿起所著的版本目录《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编》,是近一内蒙最实用和常用的版本目录工具书。新中国建立后,国家专业古籍出版社陆续编辑和出版了《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提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重要版本目录工具书,成为当代图书馆、藏书家及古籍藏书爱好者最好的参考书。

 古籍版本目录的编制,按不同标准有如下分类:一是按国家目录、私人目录、史志目录3种;二是按学术内容分类,有综合性目录和专科目录2种;三是按编篡目的分类,有举要目录、缺书目录、辨伪目录3种;四是按收录范围分类,有丛书目录、地方目录、个人著述目录、善本目录、知见目录等。

 版本目录与古籍鉴定紧密联系。因为从古至今的版本目录,系统揭示了各个时代古籍图书的存佚状况,著录了历代古籍不同版本的源流、特征及概况,成为鉴定古籍版本真伪及其价值的重要依据。具体来说,版本目录对于古籍鉴定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帮助了解古籍概况。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这些典籍分别著录在历代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官修书目、私藏书目等目录中。阅览这些目录,能使我们较清楚地了解到各个朝代古籍的刊流、流通、收藏及存佚概况,从而便于比较、鉴定新近发现和收藏到的古籍。如果你看到一部古籍实物,可先对其外观、纸张等等进行初步鉴定,然后再与相应年代的版本目录进行对照。如果古籍实物与版本目录著述相符,即可做出鉴定结果;如果实物与著录不符,则要进一步查找资料,弄清是非,不能轻易下结论。

 第二,便于识别版本真伪。凡对版本目录了若指掌的人,都能详细了解古籍的书名、篇卷、作者、版刻、函册、提要的等情况,从而可以具体考证和辨别古籍的真伪。如汉代刘向父子所著《七略》,在《隋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两部目录书中均有著录,而在《宋史!艺文志》中却不见著录,说明《七略》一书在唐宋间已经失传。如果在宋代以后发现署名《七略》的古籍,除辑佚本外,其余可判定为伪本。

 第三,公正审定版本价值。当你发现收集到一部古籍时,可通过查阅《四库全书总目》、《贩书偶记》等版本目录,了解该书的递藏、传承等情况,从而可以正确判定其收藏价值;如果该书在以上版本目录中没有著录,则会有两种可能:一是伪书,二是海内孤本。到底属于哪种情况,则需进一步查阅其他古籍鉴定工具书,或请教有经验的鉴定人员协助鉴定。运用各种方法验明其正身后,就可以准确判定其价值。

 历代古籍版本目录有时也难免出现一些讹误。所以,利用版本目录鉴定古籍,还要有清醒的头脑和主见,不可盲从,以免出现错误。

 古籍的收藏与辨伪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藏书的传统,在书房内放大镜置几册古书,既能显示出儒雅的生活情趣,又能体现出藏书者的文化修养。如今太平盛世,收藏风日渐趋浓,继字画、瓷器等收藏品之后,古籍又成为收藏者收藏投资的一个新热点。尤其是在拍卖会上,线装古籍连连拍出令人吃惊的高价后,更是激发了人们对古籍收藏的兴趣,同时,引得深藏民间的古籍纷纷浮出水面。近日,记者就古籍的收藏采访了南昌的古籍收藏家王令策和周海鹰先生。

 哪些古书具有收藏价值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古籍拍卖会场场火爆,且价格越拍越高。书价大幅提升是否等于所有古籍都能升值王令策认为,善本古籍和版画古籍的增值潜能较大。

 善本古籍主要指具有历史文物、学术资料和版本艺术价值的版本书。它包括内府刊刻的殿版书,海内外绝无仅有的孤本,内容好、书法精的明清抄本,以及清初以前的精美刻本。年代越久远,书品就越珍贵。往往衡量私人藏书是否达到藏书家水平,也经常以收藏多少善本书为标准。

 宋版书一向被认为善本书之佼佼者,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说。由于宋版书弥足珍贵,有宋版书的人大都不愿意轻易出手,特别是收藏家手里的宋版书,别说让他出让,甚至从不示人。所以,一旦有缘与宋版书相遇,只要财力允许,下决心买下定是一条增值财路。元版书虽不能同宋版书相提并论,但收藏界一向认为,宋元本同属珍稀善本,爱好者值得关注。现在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年代较近的古书便自然升华,明版乃至清初版本,凡是具有文献价值和刻印精美的古籍,也已步入善本行列。王令策说,目前明清善本尚不难寻,价格也不算太高,但增值潜力颇大,收藏者值得关注。

 王令策告诉记者,善本的古籍有以下9种代表性:

 ①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②明刻本和明抄本(刻印模糊和流传较多的除外);

 ③清代乾隆以前的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④太平天国及历年农民政权所刻印的图书;⑤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⑥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⑦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⑧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⑨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

 版画古籍

 在收藏者关注善本古籍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版画古籍的收藏了。王令策说,从历次书刊拍卖会的图录看,无不将漂亮的版画画面精印拍卖图册中,哪怕书中只有一幅也从不放弃。我国版画古籍很多,诸如《芥子园画谱》、《芥子园画传》、《晚笑堂画传》、《百孝图说》、《红楼图咏》、《唐诗画谱》、《鸿雪因缘图记》、《三才图绘》、《孔子圣迹图》、《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诗》以及《耕织图》、《棉花图》和《蝴蝶秋斋所藏画册》等。最为精美的要属明末画家胡正言的版画力作《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这两套版画古籍不仅在于艺术上的卓越成就,而且还开创了木版水印先河,解放初年,一部明版装裱成册的《十竹斋书画谱》仅售10元,如今它的价值已经超过10万,可见版本好,刻印精美,书品完整的版画古籍,都值得投资收藏。

古书收藏方法

 古书有“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经济)价值”,但不是所有的古书都“值大钱”。李洪啸总结说,总的来说所有藏品的通则是讲究“真、精、新”。因为自古以来,好东西会被精心爱护,很多好的古玩,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除此以外,还有古书收藏的特有原则:

 年代是古书收藏的重要因素,现在宋版书论页拍卖,明版书论册拍卖。明版书普遍刻印较精美,万历前的书少而更珍贵。清光绪之后的受西方印刷技术冲击,书普遍质量下降。带画的书比纯文字的好,多色印的比黑的好。

 同一时代版本的看内容,古书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除了佛教道教带图的经书外,儒家的经类不值钱。“史”多是“够古不够玩”,价值居中。而“子”和“集”中,则不乏珍贵之物。越是冷门,生僻,少见的越珍贵。

 同内容的看印刷,在版本上,初印本最珍贵,一般只有几本,是红色印刷,用来校对和主人自留。其次是蓝本,一般也就10来本,送朋友。最后才是大批量印刷的黑本。黑本里,字迹清晰的版本较好。印刷到最后,版已被磨损,甚至断裂,此时书籍印刷模糊,价值较低。

 此外,特殊内容(如禁书)、知名度高的书的早期印本、精印本及殿刻本、官刻本、名家刻本等较珍贵。名家批校本或收藏本价值高。白纸比黄纸价值高。

1、《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等单位联合编写,1979年出版。收古汉语常用字三千七百多个。修订版于1993年问世。

2、《辞源》:专门为阅读古籍和古代文史研究使用的工具书。

3、《辞海》:是一部综合性的辞书。所收对象除单字外,主要是语词、人物、著作、历史事件、古今地名、团体组织以及各学科名词术语等。古语今语、古义今义并收。

4、《汉语大辞典》:由《汉语大辞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辞典》编纂处编纂。1986年第一卷出版,1994年出版最后一卷。全书十二卷,共收单字二1万二千个左右,词目约三十七万条,五千余万字。是一部大型的历时性的详解语文词典,它试图从语词的历史演变过程加以阐述,古今兼收,源流并重。首先,这部词典是迄今汉语语文辞书中搜罗最为宏富的一部大型语挥文词典。其次,这部词典引例丰富,是在收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编写成的,保证了收词立目、释义探源方面能超逸前人。

5、《经传释词》:清王引之著,是一本着重研究先秦和汉代经传中虚词特殊用法的著作。

6、《词诠》:近人杨树达著。这部书收集了古书中常用的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及一部分代词、动词、副词,说明它们的用法、意义并引书证。

7、《诗词曲语辞汇释》:近人张相著。这部书汇集了唐宋金元明以来流行于诗词剧曲中的特殊鱼词537个,作者从大量的材料中加以比较推敲,考释语辞的含义和作用。这部著作是我们阅读和研究古典诗词曲的重要参考书和工具书。

康熙皇帝编成的六部典籍为:《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康熙永年历法》、《康熙皇舆全览图》。

1、《康熙字典》

作者是张玉书、陈廷敬等,它是在明朝梅膺祚《字汇》、张自烈《正字通》两书的基础上加以增订的。该书的编撰工作始于康熙四十九年即公元1710年,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即公元1716年,历时六年,因此书名叫《康熙字典》。

2、《古今图书集成》

原名《古今图书汇编》,全书共10000卷,目录40卷,是清朝康熙时期由福建侯官人陈梦雷(1650-1741)所编辑的大型类书。该书编辑历时28年,共分6编32典,是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类书。

3、《历象考成》

《历象考成》是清代的一部论述历法推算的著作。康熙年间,由钦天监内外人员加以修订,编成《历象考成》一书。

4、《数理精蕴》

《数理精蕴》是一部融中西数学于一体,内容丰富的「初等数学百科全书」,包括上编五卷,下编四十卷,数学用表四种八卷。上编名为立纲明体,主要内为《几何原本》,《演算法原本》。

5、《康熙永年历法》

1678南怀仁编成《康熙永年历法》三十二卷。这部天文表分为八个部分——日、月、火星、水星、木星、金星、土星、以及交食,每一部分名四卷。各部分的开始给出一些基本数据,然后给出某一天体两千年的星历表。根据这些星历表,就可以很容易地编出民历。

6、《康熙皇舆全览图》

《康熙皇舆全览图》是聘请西洋传教士经过经纬度测量绘制而成。该地图经过十年的实地测绘,于1718年初步完成。地图描绘范围东北至库页岛,东南至台湾, 西至伊犁河,北至北海(贝加尔湖),南至崖州(今海南岛)。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这些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保护和利用好珍贵文献典籍,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最初称《诗》,因为汉代儒家学者把它奉为经典,于是叫做《诗经》。《诗经》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雅”是正声雅乐,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是“五经”之一。诗经距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诗经》表现手法上分为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

二、先秦散文

我国古代散文的发端,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商朝的甲骨卜辞中,已经出现不少完整的句子。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有的长达三、五百字,记录贵族事功、诉讼原委或赏赐情由等等,记叙的内容已经相当丰富。这些可以看作是古代散文的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散文蓬勃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著作,这就是文学史上的先秦散文。先秦散文分为两种,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前者包括《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后者是儒、墨、道、法等学派的文章,其中如《论语》《墨子》《孟子》等,是孔丘、墨翟、孟轲的弟子对其师言行的记录,《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则为本人的著作。先秦诸子散文风格多样,或气势磅礴,或雄辩锐利,或浪漫奇幻。诸子散文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楚辞

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歌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楚辞的创作手法是浪漫主义的,它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且具有浓郁的楚国地方特色和神话色彩。与《诗经》古朴的四言体诗相比,楚辞的句式较活泼,句中有时使用楚国方言,在节奏和韵律上独具特色,更适合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

  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四、汉赋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是古典文学中影响深远的体裁。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杨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五、南北朝民歌

由于南北朝长期处于对峙的局面,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情调与风格。南朝民歌清丽缠绵,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北朝民歌粗犷豪放,广泛地反映了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风习。南朝民歌中的抒情长诗《西洲曲》和北朝民歌中的叙事长诗《木兰诗》,分别代表着南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南北朝时代,也像汉代一样,设有专门的乐府机关,采集诗歌,配合音乐演唱。这些乐府诗中有民间歌谣,也有贵族文人的作品;其中民歌部分更为新鲜活泼和艺术的魅惑力量。

六、唐诗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

  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的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般。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

  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

七、宋词

词,诗歌的一种。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始于唐,定型于五代,盛于宋。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风神,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

词最早起源于民间,后来,文人依照乐谱声律节拍而写新词,叫做“填词”或“依声”。从此,词与音乐分离,形成一种句子长短不齐的格律诗。五、七言诗句匀称对偶,表现出整齐美;而词以长短句为主,呈现出参差美。词有词牌,即曲调。有的词调又因字数或句式的不同有不同的“体”。比较常用的词牌约100个。词的结构分片或阕,不分片的为单调,分二片的为双调,分三片的称三叠。按音乐又有令、引、近、慢之别。“令”一般比较短,早期的文人词多填小令。“引”和 “近”一般比较长,而“慢”又较“引”和“近”更长,盛行于北宋中叶以后,有柳永“始衍慢词”的说法。依其字数的多少,又有“小令”、“中调”、“长调”之分。

  宋词的派别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柳永、李清照、秦观、晏殊、晏几道、周邦彦、姜夔等。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弃疾、苏轼、岳飞、陈亮等。婉约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豪放派的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和字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北宋黄庭坚、晁补之、贺铸等人都有这类风格的作品。南渡以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蔚然成风,辛弃疾更成为创作豪放词的一代巨擘和领袖。豪放词派不但屹然别立一宗,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沾溉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

八、元曲

继唐诗、宋词之后蔚为一文学之盛的元曲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一方面,元曲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一方面,元代社会使读书人位于“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专权,社会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的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绪;锋芒直指社会弊端,直斥“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的社会,直指“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世风。元曲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也比历代诗词来得泼辣,大胆。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艺术魅力。元代是元曲的鼎盛时期。一般来说,元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是元代文学主体。不过,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单指杂剧,元曲也即“元代戏曲”。元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色,和唐诗宋词鼎足并举,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

  元曲的兴起对于我国民族诗歌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卓越的贡献,元曲一出现就同其他艺术之花一样,立即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是文人咏志抒怀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且为反映元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崭新的艺术形式。元曲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复杂的原因。首先,先代的社会现实是元曲兴起的基础,元朝疆域辽阔,城市经济繁荣,宏大的剧场,活跃的书会和日夜不绝的观众,为元曲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次,元代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化,促进元曲的形成;再次,元曲是诗歌本身的内在规律及文学传统继承、发展的必然结果。

元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初期:元朝立国到灭南宋。这一时期元曲刚从民间的通俗俚语进入诗坛,有鲜明的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和犷放爽朗、质朴自然的情致。作者多为北方人,其中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王小军、白朴等人的成就最高,比如关汉卿的杂剧写态摹世,曲尽其妙,风格多变,小令活泼深切,晶莹婉丽,套数豪辣灏烂,痛快淋漓。马致远创作题材宽广,意境高远,形象鲜明,语言优美,音韵和谐,被誉为元散曲中的第一大家“曲状元”和“秋思之祖”。中期:从元世祖至元年间到元顺帝后至元年间。这一时期的元曲创作开始向文化人、专业化全面过渡,散曲成为诗坛的主要体裁。重要作家有郑光祖、睢景臣、乔吉、张可久等。末期:元成宗至正年间到元末。此时的散曲作家以弄曲为专业,他们讲究格律词藻,艺术上刻意求工,崇尚婉约细腻、典雅秀丽,代表作家有张养浩、徐再思等。总之,元曲作为“一代之文学”,题材丰富多样,创作视野阔大宽广,反映生活鲜明生动,人物形象丰满感人,语言通俗易懂,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不可缺少的宝贵遗产。元曲四大家:一说法是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另一说法则是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

九、明清小说

在魏晋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小说的基础上,中国古典小说开始进入成熟阶段。小说伴随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发展起来。宋代前後﹐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带来了都市的繁荣﹐为民间说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场所和观众﹐不断扩大的市民阶层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又大大地刺激了这种发展﹐从而产生出新的文学样式──话本。话本已初具小说规模﹐在以后的流传过程中又不断加入新的创作﹐逐渐成熟。明代经济的发展和印刷业的发达﹐为小说脱离民间口头创作进入文人书面创作﹐提供了物质条件。明代中叶﹐白话小说作为成熟的文学样式正式登上文坛。

明清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从明代始﹐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充分显示出其社会作用和文学价值﹐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垄断﹐在文学史上﹐取得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地位。清代则是中国古典小说盛极而衰并向近现代小说转变的时期。

明代文人创作的小说主要有白话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两大类。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收集白话短篇作品较多而且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明末天启年间冯梦龙编辑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其后,凌蒙初模仿“三言”创作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三言”、“二拍”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更直接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其中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占很大的分量,这类作品反映了市民阶层的进步的爱情婚姻观念,批判了封建礼教的不合理性,歌颂了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和幸福生活的斗争。明代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

清代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给小说创作以深刻影响。清初至乾隆时期是清小说发展的全盛时期﹐数量和质量﹑内容和形式﹑风格和流派与前代相比都有较大发展。清代小说基本是文人的创作﹐虽有历史﹑传说等素材的借鉴﹐但作品多取材於现实生活﹐较充分地体现了作者个人的意愿﹐在结构﹑叙述和描写人物各方面也多臻於成熟的境界。乾隆年间产生的《聊斋志异》和《红楼梦》﹐分别把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的创作推向顶峰。文言小说自唐传奇以後虽历代续有新作﹐但多叙事简单﹐文采不足﹐至《聊斋志异》则如异峰突起。作者蒲松龄用文言如白话﹐颇有传神之笔﹐小说主人公多为狐鬼﹐但形像可爱﹐富於人间情趣。它代表了文言小说的最高成绩。

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到了明清时期步入了成熟期。就文学理念、文学体式和文学表现手段而言,明清小说以其完备和丰富将叙事文学推向了极致。从明清小说所表现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丰硕的艺术创作成果和丰富的社会政治理想而言,明清小说无疑铸就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后的辉煌。

雕版印刷的出现

书册制度

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宋浙本

宋建本

宋蜀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元刻本元浙本

元建本

明刻本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活字本

套印本

插图本

抄本

稿本

批校本

影印本雕版印刷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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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 宋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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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刻本 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 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活字本

套印本

插图本抄本稿本批校本影印本展开 我国古代的图书,主要是以写本和印本两种形式流传后世的。由于写刻的时代不一,地区有异,写刻者不同,以及抄写方式和刻写方式的差别等原因,古代图书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版本。我们通常把研究这些版本的学问叫古籍版本学。

编辑本段雕版印刷的出现

印刷术是我国发明的,开如发明的是雕版印刷,这应是家喻户晓的事情。所谓雕版,是指用木板雕刻。木板选料有讲究,质地太松不适宜,所以一般用梨木和枣木,前人把刻印书叫做“付之枣梨”, 印书一般都用黑墨,但第一遍印时为了便于三校,有时也用蓝色或红色印,清代以到民国时刻书则多用红印,也有用蓝印,当然也可以不用红蓝试印直接用黑墨印。 雕版印刷发明的时代,明清以来有种种讲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隋文帝开皇时说和唐太宗贞观时说。雕版印刷进入五代,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即不再停留于刻民间需要的日用印刷品以及一些字书、宗教读物,而转入刻印正统的书籍。重点是刻经,这不仅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经是最主要的、为人所必读的书籍,而且和唐以来推地科举制有很大关系。

编辑本段书册制度

是指书籍的形式,再具体点可以说是单指书籍的外形,而不包括书籍的内容,也不包括书籍的材料,以及抄写、刊刻或其他印刷的方法。 “旋风叶”是从卷子演变成册叶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说是从卷子到册叶的过渡形式。翻到哪里就可翻到哪里,查找起来极其方便,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极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叶”的名称。旋风叶进一步演变就成了“蝴蝶装”。到蝴蝶装书已不用长条木板印刷而改用长方块木板印刷,成为若干单页装订起来的书籍。

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余纸,上边叫“天头”,下边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叫“版框”,拼成版框的粗线叫“边栏”,也叫“栏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左右叫“左右栏”。边栏只有一条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在粗线内侧现加一条细线叫“双边”或“双栏”。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而绝无作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面用直线划分成若干“行“。版面中间一行,不刻正文(当然也不刻小注),叫“版心”,也可叫“中缝”。版心往往用花纹或横线分划成三段,花纹按其形状叫“鱼尾”。只有上面一个鱼尾,下面用横线的叫“单鱼尾”,上下都有的叫“双鱼尾”。 蝴蝶装有个缺点,即由于书页的后半页的背面和第二页前半页的背面不相连,读下去必须连翻两页,平时打开书来,也往往遇上空白的背面,不方便。于是,有人把书页的反面对后面折起来(像后来的线装书那样),让书页的两个外边粘在书背上,就成为“包背装”,也叫“里背装”。 现在的线装,是明代中期出现的。其所以出现,当是由于包背装在书背处易于破损,破损了光靠两三个纸捻不能把书脑部分压平伏,书的右上右下两角卷起来很不美观。于是在包背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良,即在打孔订好纸捻后,不再用整张书衣而改用两张半页大小的书衣,分置书前书后,然后在书脑处再打孔穿线订成,所以叫线装。线装是有一定规格的,一般只打四个孔,叫“四针眼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针眼装”。书衣在明代多用蓝色(也称磁青色)和棕色(也称古色、古铜色),清代则棕色多一点,个别也用混金的,但清末民国时又喜用蓝色。绝大多数用纸裱两至三层,也有用绫或绢裱制的。在前后书衣和正文之间至少订进一张空白纸,有时可多至两三张,叫“护页”或“副页”,也有人称之为“看页”。 明清时喜欢给线装书做“书套”,雅一点也称之为“函”。用硬纸做亲里,外面裱糊蓝布,里面裱糊白纸,把书四边包起,用两个牙签插紧,只空出书头和书根,讲究的则不用蓝布而用锦,有时还把书头和书根也包起来,叫“四合套”。四合套中讲究的更把书头、书根的两块接边处挖成云纹镶嵌,叫“云字套”。但这些书套因为用桨糊裱 ,易被鼠咬,日子外了又易散坏,因此好多人喜欢用所谓“夹板”。这是用两块和书册一样大小的木板,上下两头各穿上一根布带子,把书册夹住扎牢。木板要结实,多用梓木、楠木、花梨木、枣木、樟木之类。此外,还有些文物性的善本书除了用书套或夹板外还常做精致的木匣子或小木箱子装起来,匣里或社会公德同上刻上书名、版本、册数以及收藏者姓名字号。

编辑本段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

宋浙本

北宋继承五代的传统,以官刻为主,官刻中又以国子监词条一即监本为主。 南宋泊本中的官刻本仍以国子监粞为主。当时礴京国子监的书版都被金人弄走了,为了满足读书的需要,新京城颐安府即杭州的国子监覆刻了北宋监本的经注和单疏,现存的《周易正义》、《春秋公羊传疏》、《尔雅疏》就都是南宋初年的监本,不过有的版片已经后来修补过。

宋建本

北宋时福建地区刊刻的书,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两部佛教的《大藏经》,一部是北宋元丰三年在今福州开刻的《万寿藏》,一部是政和二年在同地开刻到南宋乾道八年才完成的《毗卢藏》。 古藉版本学上所说的宋建本,主要是指建宁府建阳县的坊刻本。因为建宁府在宋代属于福建路,而福建地区古称为闽,所以也有人称之为闽本。北宋时的建阳坊刻本没有能流传下来,传世的都是南宋时所刻,其为数不多,几不亚于浙本官刻而大大超过杭州的陈、尹诸家坊刻。

宋蜀本

唐五代以来,今四川成都成为与杭州东西对峙的全国雕版印刷中心。北宋开宝四年中央政府专门派人到成都开刻了我国最早的一部印本佛教《大藏经》,也称《开宝藏》,是卷子本,字体颇有唐写卷子本的味道,多少夹杂点北魏字体的成分,现在还保存有一些零卷。早期的蜀本已经看不到了,保存下来的最早也只是北宋末南宋初的刻本,此外都是南宋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辽的刻书技术应是从宋传过去的。刻书中心大概不会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的辽的政治中心上京,辽的南京即今北京,倒有成为刻书中心的可能,但也无明文可稽。刻本则长期以来从未有人见过。今天见到的辽刻本,是在山西应县发现的。应县有个佛宫寺,寺里有座辽清宁二年建筑的木结构的释加塔,1974年在塔第四层主像释加牟尼腹中找出六十一件辽刻本。 金初兴时虽然以武力称雄,但也颇重视文化。现存的金平水本为数极少,只有《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壬辰重改正吕太尉经进荘子全解》、《刘知远诸宫调》、《南帝内经素问》、《重编添补分门事苑撮要》、《萧间老人明秀集注》、《新修■音引证群籍玉篇》等几种,基本上都是坊刻。

编辑本段元刻本

元浙本

国子监这个名称当然取消了,但原先南宋的国子监并没有拆毁,而改成了西湖书院,元黄溍《西湖书院义田记》说:“西湖书院,宝宋之太学,规制尤甚,书所刻经史群书,有专宫以掌之,号书库官,宋亡学废,而板库具在。”据考证,其中绝大多数是南宋国子监遗留下来的,也有个别是元代浙江地区刊刻的元浙本。这些地区的家刻本,也和南宋一样还不如官刻之多。现存较有名的有在今浙江淳安的邵桂子编刻《邵氏世谱》,在今江苏松江的业曾南阜书堂刊刻《东坡乐府》,在今江西南丰的西思敬刊刻《元丰类稿》,在今江西南丰王常刊刻《王荆文公诗笔注》。

元建本

元建本上多有牌记,或曰某某书堂,或曰某某书舍,或曰某某精舍,或曰某某书院,一概都是书铺的牌号,和政府设立的书院是两回事。和南宋时一样,在元代官方有时也把书交给建阳书坊刊刻。

编辑本段明刻本

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前期的刻本,基本上延续了元刻本的风格。除了北方的临汾人明后不再成为别具格局的刻书中心,不再有明平水本之称外,大体分成一大一小两个系统。即建阳的坊刻建本继续局守一隅成其小系统,此外全国各地几悉继承元浙本系统成为大系统。此大系统的主要特点即和元浙本同样使用赵体字,而且不论官刻、家刻、坊刻在字体以至版式上几无甚出入,仅管刻手有精粗之别。这种所谓明初本以官刻为多。官刻中包括内府本,国子监本,其他中央机构的刻本,地方官刊的所谓书帕本,以为介于官刻和家刻之间的潘府本。明前期家刻本传世的似不如官刻之多。明前期坊刻本除建本外也不算多。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刻本到这个时期起了一次大变化。变化的最显著之点,即字体由前此的赵体突然改换成整齐的欧体,而版式也由前此的大黑口变成了白口。这个变化始于正德,剧于嘉靖,下及隆庆,其中尤以嘉靖时所刻的数量既多,质量又高,成为明刻本以至我国版本史上的一大特色。“嘉靖本”也随之成为了版本目录上的专用词语。 大概由于这种刻书风格新鲜受欢迎,很快传播到外地,不仅影响到外地的家刻,还影响到官刻、藩府刻、坊刻。这种标准嘉靖本的风格,到隆庆时才逐渐起了变化,向后期的万历本过渡。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从万历开始,明刻本又出现不同于标准嘉靖本的新风格。其主要特点仍在字体和版式,尤以字体的转变更为显著,即由原先虽见方板整齐但仍出于南宋浙本欧体的标准嘉靖本字体,转变成为更加方板整齐、横平竖直,而且横细竖粗、完全脱离欧字的新字体。这种新字体世称“方体字”,但也有人称之为“宋体字”。从现有资料来看,开始用这种方体字刻书是在安徽的徽州。明以来徽州人多外出经商,人称“徽商”。徽商们常到南京、扬州、杭州等地活动或定居,往往会把徽州的刻工带过去,同时徽州刻书又常请苏州的文人主持校勘,因此江浙的刻书风气很快受其影响,随之这种方体字刻本普及到全国很多地区。 万历时还出现了一种所谓“写刻本”。所谓“写刻本”,而是由于嘉靖、万历时刻书字体日益整齐规范,最终产生了完全脱离普通书写字体而专用来刻书的方体字,这时再重新用普通书写字体来刻书,就被称之为“写刻”,称其本为“写刻本”。万历时出现的写刻本仍用赵体字,但讲究的已不像所谓明初本的赵体那样笔道丰利刚健,而转趋流利生动。 天启、崇祯两朝的刻本通称为明末刻本。明末刻本中除保持了万历时的方体字和少数写刻者外,在杭州的坊刻中又使用了一种新的方体字。它不像万历时始创的方体字那么方,那么横细竖精,而变为字体稍长、笔画较瘦的方体字,可称之为长方体字,看上去颇有清朗醒目之感。

编辑本段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

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代前期,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刻本,多数继承了明代后期的传统刻方体字本,其中以万历传下来的方体字为主,也有用天启时创制的长方体字和汲古开创制的扁方体字。这时期的方体字本有粗有精。长方体字的本子比方体字本刻得少。清前期这种方体字本以及写刻本的纸张,一般用厚一点的毛边纸或薄一点的毛太纸,而以毛太为多,早一点的也使用明末刻本常用的质地更差的竹纸,另有用一种白色的纸叫连史纸,这些都比较常见。 清代坊刻的章回小说一般也通用方体字,但多数比明后期的建本小说还要拙劣。清代前期刻本中比上述几种方体字本更具特色的是写刻本。顺治时清世祖还宠用宦官,设立十三衙门,汉经厂等依然存在,内府刻书当仍由宦官掌管。世祖死,宦官即被整肃,其首脑吴良辅处斩,十三衙门撤销,其后修书刻书当转归文职职人员办理。所以清代皇家刻书笼统地自可称为内府本,而习惯上将康熙及其后的专称“武英殿本”,还常简称为“殿本”,而顺治时刊刻的仍称之为内府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武英殿刻书在乾隆整六十年间可说进入了全盛时期。所刻书据统计多至三百零八种,到嘉庆时的二十九部、道光时十二部、咸丰时二部就明显地在走下坡路。进入后期同治一部、光绪二十二部、宣统二部然后清朝的统治结束。

在乾嘉学派的推动下,又一次出现了刊刻古书的高潮。这次高潮和明嘉靖时出现的不完全一样,嘉靖时刻古书重在作诗文,乾嘉时则重在讲学问,所刻古书的特点一是注重校勘,多数要写出校语,叫校勘记或考异。再是不惜工本地刻仿宋本,版式行款一依旧本不让变动。这时期不论仿宋本、写刻本、方体字本一般都有内封面,多数是正面题书名卷数,背面题刊刻者或年月,不像明万历以来坊刻本的内封面具有广告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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