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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成就

吴载，原名廷，字载，后因避穆宗载淳讳更字让之，号晚学居士，江苏仪征人。他长期寓居扬州，以卖书画刻印为生，晚年落魄穷困，栖身寺庙借僧房鬻书，潦倒而终。吴载是包世臣的入室弟子。其行草学包世臣，篆隶及篆刻则师法邓石如。尤其是篆刻，不仅自成面目，而且进一步完善了邓派印风，后来学邓派印者，多从吴让之入手。吴载以篆书和隶书最为知名。其篆书点画舒展飘逸，结体瘦长疏朗，行笔稳健流畅。古朴虽不及邓石如，而灵动典雅似则过之，颇具妩媚优雅之趣，在晚清书坛享有很高的声誉。对后来的赵之谦、吴昌硕均有影响。

吴熙载（1799-1870），原名廷扬，字熙载，后以字行，改字让之，亦作攘之，号让翁、晚学居士、方竹丈人等。江苏仪征（今江苏扬州）人。清代篆刻家、书法家。包世臣的入室弟子。善书画，尤精篆刻。少时即追摹秦汉印作，后直接取法邓石如，得其神髓，又综合自己的学识，发展完善了“邓派”篆刻艺术，在明清流派篆刻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吴昌硕评曰：“让翁平生固服膺完白，而于秦汉印玺探讨极深，故刀法圆转，无纤曼之气，气象骏迈，质而不滞。余尝语人：学完白不若取径于让翁。”吴让之印作颇能领悟邓石如的“印从书出”的道理，运刀如笔，迅疾圆转，痛快淋漓，率直潇洒，方中寓圆，刚柔相济。其体势劲健，舒展飘逸，婀娜多姿，尽展自家篆书委婉流畅的风采，无论朱文白文均功夫精熟，得心应手，技术上已如庖丁解牛。让翁在继承邓完白的基础上有所创建，特别是那种轻松淡荡的韵味，直达书印合一的神境。吴缶老赞曰：“风韵之古隽者不可度，盖有守而不泥其迹，能自放而不逾其矩。”一生清贫，著有《通鉴地理今释稿》。吴熙载工四体书。篆书和隶书学邓石如，行书和楷书取法包世臣。书法功力虽深，但受邓石如和包世臣的束缚太深，未能创造自己的风格。亦善画。一生成就最大的是篆刻，篆刻得邓石如精髓，而又能上追汉印。晚年运刀更臻化境，在浙派末流习气充满印坛的当时，将皖派中的邓派推向新的境界，对清末印坛的影响很大。吴熙载一生刻印数以万计，但多不刻边款，以致流传甚少。吴让之出生于清嘉庆四年(1799年)，早年居住在仪征，青年时期因从事科考，每三年两考，他都要往返于仪征、泰州。吴让之最终只被录取为“生员(秀才)”，仅是一个普通的县学“诸生”，但从这时起，他和当时泰州的文人雅士有了比较多的交往，建立了友谊。

中年后，吴让之长期寓居扬州。据清董玉书《芜城怀旧录》记载，吴让之在扬州时，曾住在石牌楼观音庵。当时观音庵内还寄居着画家王素，“王画吴字”为时推重，士大夫家皆以“非王画吴书不足相配”论之。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吴让之受宿迁王惜庵之托，以枣板续刻高凤翰集撰的《砚史》后半部分。此书刻成时他题有长跋，其中谈到“余于今年分典文汇阁秘书”并曾“分辑《南史》注”。扬州文汇阁是清代收藏《四库全书》的七阁之一，这里本是吴让之的用武之地，但为时不久，在清兵对太平天国的作战中，文汇阁付之一炬。

清咸丰三年(1853年)，吴让之54岁，为避战乱，他流寓到了好友较多的泰州，其朱文印《再生人》边款云：“咸丰三年由扬避乱来海陵”。吴让之定居泰州，前后长达十数个春秋，首寓时为泰州首富的姚正镛(仲海)家。吴让之在姚家，先后为姚治印120方。吴让之在泰期间，还相继客寓岑(仲陶)、陈守吾、朱筑轩、徐震甲(东园)等名门，后又在刘汉臣(麓樵)家居3年之久，并曾朱书《说文》一部赠之，文末有“寄食三年，无以为报”的亲笔跋语。吴让之寓刘汉臣家不仅为其子弟课读，还为刘治印88方，刻砚一方，书画多幅。咸丰四年(1854年)甲寅八月，刘汉臣新居落成，吴让之特隶书长联一副：“势不因人，翁之乐者山林也；居虽近市，客亦知夫水月乎”上款题日：“麓樵以高西园先生所集联文属书泰州姜堰新居，以其文与近况有合故尔。”

清同治三年(1863年)，书画篆刻家赵之谦托好友魏锡曾将自己的印蜕带到泰州给吴让之品评，赵之谦一印边跋有云：“息心静气，乃是浑厚。近人能此者，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吴让之看后颇为感动，除对赵印作了中肯评说外，并冒酷暑即兴挥汗刻“鉴古堂”、“赵之谦”等自文四印，印作方圆相参，疏密相应，实现了轻灵古拙、浑厚平实的统一，堪为吴让之篆刻艺术成熟期的代表作。

战火弥漫，故园萧寂。吴让之寄寓泰州，虽得旧友新知的同情与关怀，但伤感之情仍不时在诗文中流露。他在为杨石卿所作的《秋林诗思图》题句中写道：“乌桕丹枫叶渐凋，杜陵蓬鬓感萧萧。奚囊收得秋光满，聊与西风破寂寥。”在泰州，吴让之常与当地名士墨客雅集唱和，分题拈韵，集锦作画。

“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常相见。”晚年吴让之，已穷困潦倒般借居于泰州东坝口观音庵，他曾撰八言联自嘲：“有子有孙，鳏寡孤独，无家无室，柴米油盐。”同治九年(1870年)，吴让之离世，终年72岁。

作为一位博学多能的艺术家，吴让之早年师从邓石如(完白山人)的学生包世臣学书，故为邓石如的再专弟子。在包世臣反对流弊较大的“馆阁体”开辟晚清一代新风中，吴让之无疑是一倾力助阵者。吴昌硕说吴让之“书画下笔谨严，风韵之古俊者，不可度，盖有守而不泥其迹，能自放而不逾其矩。治印……刀法圆转，无纤曼之习，气象骏迈，质而不滞”，乃非虚饰之言。

吴让之诸体皆擅，而篆隶功力尤深，特别是他的圆劲流美的小篆为世人所重。在篆法上，吴让之师法邓石如及汉篆法，更因其善于“铁笔写篆”撷取金石精华，故有“气贯长虹、刚劲有力、咄出新意”之态。包世臣对吴让之也有直接影响，他继承了包氏衣钵，恪守师法而自成面目，给人以清澹甜润之感。所书小篆《梁吴均与朱元思书》、《宋武帝与臧焘敕》、《三乐三忧帖》等，用笔浑融清健，篆法方圆互参，体势展蹙修长，有“吴带当风”之妙。吴让之隶书结体，中心紧敛而肢体舒展，颇富古意，被誉为清初以来篆隶书体创新者之一。其行书动势显著，生发了流动、通畅之气，单字虽隔，然意气绵延不断；楷书苍厚郁茂，俊逸爽劲，并掺有北碑意韵，一扫“馆阁体”纤弱之风。

吴让之的主要艺术成就在于其金石篆刻。他曾自述：“让之弱龄好弄，喜刻印章。早五岁乃见 作，悉心摹仿十年。凡拟近代名工，亦务求肖乃已。又五年始见完白山人作，尽弃其学而学之。”由于吴让之有10年汉印的摹习功底，加之以邓的汉篆书体为依归，使隶书笔法参之入篆，以篆书笔意引之入印，书印相参，流美生动，浑朴圆润，韵味醇厚，一洗当时印坛程式化和矫揉造作的时尚，使日趋僵化的印坛面目为之一新。他在《自评印稿题记》中阐明：“若意无新奇，奇不中度，狂怪妄作，皆难列等。”

吴让之作品选以圆朱文篆法入白文印，是吴让之篆刻的一大特点，一路横宽竖狭、略带圆转笔意的流美风格，和他的朱文印和谐统一。他擅用冲刀浅刻之术，腕虚指实，刀刃披削，其运刀如“神游太虚，若无所事”。吴让之治印广采博汲，不囿成法，在理论上他尊崇师说，但实践中他又有意和老师的风格拉开距离。近代书画大家黄宾虹称吴让之是“善变者”，他在通力学邓后，又以自己的善变，发扬出邓石如“印从书出，书从印入”的新境界，其晚年印作，字法、布局、行刀、款法自出机杼，以其平正、淡雅、拙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印风格调。

吴让之一生治印万方，声名显卓，以致后来学“邓派”的多舍邓趋吴，除黄士陵外，吴让之对同时代的赵之谦、徐三庚，近代吴昌硕，当代韩天衡等书篆名家皆影响甚深。恰如西泠丁辅之以赵之谦笔意为诗赞日：“圆朱入印始赵宋，怀宁布衣人所师。一灯不灭传薪火，赖有扬州吴让之。

1书道中兴编辑

清代历二百六十余载，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书道中兴的一代。清代初年，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稳定政治，发展经济文化的措施，故书法得以弘扬。明末遗民有些出仕从清，有些遁迹山林创造出各有特色的书法作品。顺治喜临黄庭，遗教二经；康熙推崇董其昌书，书风一时尽崇董书，这一时期，惟傅山和王铎能独标风格，另辟蹊径；乾隆时，尤重赵孟頫行楷书，空前宏伟的集帖《三希堂法帖》刻成，内府收藏的大量书迹珍品著录于《石渠宝笈》中，帖学至乾隆时期达到极盛，出现一批取法帖学的大家，如乾隆、嘉庆年间的刘墉。

至清中期，古代的吉书、贞石、碑版大量出土，兴起了金石学。嘉庆、道光时期，帖学已入穷途，当时

清代书法

的集大成者有刘墉，邓石如开创了碑学之宗，阮元和包世臣总结了书坛创作的经验和理论。咸丰后至清末，碑学尤为昌盛。前后有康有为、伊秉绶、吴熙载、何绍基、杨沂孙、张裕钊、赵之谦、吴昌硕等大师成功地完成了变革创新，至此碑学书派迅速发展，影响所及直至当代。纵观清代260余年，书法由继承、变革到创新，挽回了宋代以后江河日下的颓势，其成就可与汉唐并驾，各种字体都有一批造诣卓著的大家，可以说是书法的中兴时期[1] 。

2客观原因编辑

从清代书法发展情况，可以看到清代书法发展进程中碑学和帖学的竞争和消长。碑学的兴起在清代是有客观原因的：第一，清代知识分子为了避免文网，走上金石考据的治学道路，而这时汉、魏、南北朝碑刻不断出土，人们除了证经考史之助外，碑刻上的文字也为书法提供崭新的资料，使书法家的眼界顿为开扩；另一方面书写篆、隶需要字字有来历，清代文字学的成就为书法艺术提供了基础，所以清代许多书法家同时又是金石学家。第二，篆刻艺术的发展，也给书法艺术的创新提供了条件。清代书法家多善治印，能将凝练苍朴的金石趣味运用到书法创作中去，使书法有了金石气，这些都是隋唐以来书法艺术中所不曾有的。第三，文人画的发展使得绘画的书法化更为浓厚。所以清代书法无论是用笔、用墨，以至章法都有所创新[1] 。

3顺治康熙年间编辑

清代前期，国势初平，百废待兴，尚无力过多关心书法，因此这时期基本上延续的是晚明书风，大体可以看作三线发展：一是晚明行草书风的新发展，二是传统书风，三是篆隶初兴。

(一)延续晚明行草新书风的主要人物：王铎、傅山、朱耷、许友等

这些书家，多数对晚明时期的行草新书风有切身的体会，有的(如王铎)本身就是其中的主将；有的(如傅山)虽然主要生活在清初，但是国破家亡的伤痛，也使他们无法在一种悠游清和的心境下从事艺术创作，因而对晚明新风有热切的推崇[2] 。

王铎

行书

王铎(1592～1652)，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嵩樵、十樵、石樵、痴庵、东皋长、痴庵道人、雪山道人、二室山人、白雪道人、云岩漫士、嵩淙道人、雷塘渔隐、兰台外史、烟潭渔叟、痴仙道人等，洛阳孟津(今河南孟津)人，生于明万历二十年，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又为南明小朝廷的东阁大学士。1645年南京被破降清，顺治间官授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享年61岁。

王铎学书推重古典，特别强调“宗晋”，认为“书未宗晋，终入野道”(《观宋拓淳化帖》)。他一生坚持一种学习方法，“一日临书一日应索请”，始终让自己的艺术创作保持与古典之间不间断的交流，所以传世临帖作品极多。但他的临帖，常常大量掺入自己的意思加以改造，有些作品明显是根据记忆而背临的，因而有时其实就是一种自我的创造。同晚明的很多书家一样，他在世时就将自己的一些作品刊刻成帖，汇集成书，其中著名的有《拟山园帖》、《琅华馆真迹帖》等。这种做法，大大提高了他的影响力。

王铎楷书，主要渊源是唐，特别是颜柳两家，但是不追求结构的工稳，而独取其生拗古拙的一面，尤其爱用异体字、古体字以增强作品的历史感，因而气息古朴拗峭，在明末清初的楷书中别出一格。

他最有影响的是行草书，晋唐宋兼综，融汇极广泛，又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行书深得《集王圣教》和米芾的精神，在大幅式上纵横驰骋，创造了独特的形式和意味。其书点划粗者，重似千钧；细者既如游丝，也筋力坚韧；有时用涨墨法，形成浓重的墨块，宛如巨石，得厚重之致。结构茂密雄放，或紧结蹙缩，或开拓纵逸，跌宕多姿，无不如意。

他的草书点划与使转兼重，顿挫转折，用意精到，因此脉络清晰，但又绝不安排，总能以意驱笔、因字造型，故浓淡枯湿、随手生发，疾迟衄挫、取次相从，大小、欹正、展蹙、依倚、起伏，无不能顺势调整，宛如宿构。

王铎行草的章法极有特色，倪后瞻说他“以力为主，淋漓满志，所谓能解章法者也”。一般行距大、字距紧，行内因笔法和字形的复杂多变而呈现跌宕起伏的变化，如蜿蜒巨龙腾飞纸上，神妙夭矫，不可端倪，有气贯长虹之势，无轻媚流滑之弊，古韵今情，和合一体，令人目眩神驰、胸豁气畅，开行草书的一种新境界。

王铎书法的这种境界，得到了后人的大力推崇。倪后瞻指出：“北京及山东、西、秦、豫五省凡学书者，以为宗主。”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说：“明自嘉靖以后，士夫书无不可观，以不习俗书故也。张果亭、王觉斯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岂得以其人废之。”近代以来，更是驰名中外，日本人甚至推许为胜过王羲之，虽是过誉，但是可见他的影响[2] 。

傅山

草书

傅山(1607～1684)，原名鼎臣，字青竹，后改名山，字青主，一字仲仁，号侨山、啬庐、公之它、真山、浊翁、石道人、老檗禅、侨黄老人、朱衣道人等，山西阳曲(今太原)人。他生性刚烈耿介，有义士之称。虽自幼聪颖博学，但却在晚明屡试不第。明亡后，曾秘密参与反清活动被捕，获救后隐居不出。康熙十八年(1679)开博学鸿词科网罗各地硕儒，他被当地政府强行送往北京，却坚辞不入，终未应举。其终于旧朝的行为虽有历史局限，但刚直不阿的气节还是为后人所称颂的。他还是清初的重要学者，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在清代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同时长于医术，尤精妇科。学问道德都为当时所重。

傅山工书，与其为人一样，反对矫饰造作，“不信时，但于落笔时先萌一意，我要使此何如一势。及成字后，与意之结构全乖，亦可知此中天倪，造作不得矣”(《字训》)，尤其不喜赵孟頫一路优美妍媚的风格，而崇尚拙朴率真的书风，有谓“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率真毋安排”(《作字示儿孙》)，既可以说是晚明书风的理论总结，也对后来兴起的篆隶有深远的影响。他的实践，楷书学颜真卿，得其厚密朴质；行草受王铎影响，同时深研阁帖，易王铎的方折为圆转，更加重视点划之间的缠绕盘旋，因而气势更加饱满、风格更加恣肆。但是他学古不如王铎全面深入，创作时又比王铎率意，因而在技巧的丰富和严谨方面有所未逮。他同时也涉猎篆隶，虽然尚未得法，却可谓清代复兴篆隶的先驱[2] 。

朱耷

朱耷(1626～1705)是明宗室、宁王朱权后裔。号雪个、雪衲、八大山人、个山、驴屋、人屋、何园、书年、驴汉、刃菴、破云樵、驴屋驴等，明亡后为僧，以享名于世。他于书曾于黄庭坚用力甚勤，得其蹙伸欹侧之妙，而增益以秀雅；又受董其昌影响，得其灵动秀美之致。60岁前后开始，逐渐形成独特的个人面目：用笔凝练如篆，泯去起收形态变化，代之以圆浑含蓄，行笔以中锋圆劲、婉转流动为主，不计提按粗细的变化。结构极重视疏密的对比，并常常因此造成字势欹正、展蹙的诸多变化，从而进一步形成章法的跌宕起伏。形简而势满，神清而意长，意境高远，气质浑穆，与其绘画同一机杼，有很高的审美价值[2] 。

许友

清初人（约1620年－1663年，生卒年说法各异，约清圣祖康熙十三年前后在世。）诸生。原名采，曾名宰。父许豸，因闽音宰与豸同，有忌者称许友改名宰犯家讳，以不孝责之，遂更名友，字有介，又更名为眉，字介寿、介眉，又名友眉，号瓯香，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明崇祯间举孝廉，以诸生终，入清不仕。

许友工书善画，诗尤孤旷。时称“三绝”的草书、山水和诗文。书少师倪元璐学。晚慕米芾为人，构米友堂祀之。他的草书清逸超隽，山水松竹挺拔不群，诗文词赋清旷脱俗，钱谦益尝录其诗于《吾炙集》中。王士祯、朱彝尊亦称赏之。书法风格近于王铎。其书在笔力上不如王铎的雄健，而妙在其章法的借鉴。其作品传世不多，日本澄怀堂美术馆所藏之《七绝二首诗轴》是其代表作。此作就妙在章法的的奇崛：七行书大小错落，布白空间聚散如山水画般曲折有致，真有“岩花生得山斋满”之生趣盎然，为书法的章法布白开了一个新生面。

(二)传统行草书风的延续：董、赵书风的笼罩

这一风气的形成，既是董其昌影响的自然延续所致，也与清初几位皇帝的引导有关。康熙在位六十一年，酷爱董其昌书风；乾隆在位六十年，喜欢赵孟頫书风。由是，整个清朝前期的朝廷官员书法，多数都受董、赵书风的笼罩。

其中也出现过一些水平较高的书家如查士标、姜宸英、沈荃、孙岳颁、查升等。这些书家主要受董其昌风格影响，但因为学力或性情的限制，未能充分发挥董书的妍雅清逸，或过于拘谨，或过于软弱，气息上都不很高明，尤其是创造性相对王铎、朱耷等人有较大的差距，所以虽然一时获誉甚高，却终究没有开辟新境。

(三)篆隶书法

清初的篆隶，在晚明基础上有一些进展，声势渐壮。除傅山外，善于隶书的还有戴易、郑簠、王时敏、朱彝尊等，实绩渐有可观[2] 。

王时敏

王时敏(1592 - 1680) , 字逊之，号烟客等，江苏太仓人。明末曾官太常寺少卿，明亡后不仕。善绘事，隶书点划工整、结构沉稳，气息渊静古穆，颇有魄力[2] 。

郑簠

郑簠(1622 - 1693) , 字汝器，号谷口，上元(今江苏南京)人，是清代第一位专攻隶书的书家，终生未出仕，主业行医。学汉隶垂30年，得《郑固》、《史晨》、《曹全》之意，又参以行草笔法，自成飘逸潇洒的格局，后人认为他与朱彝尊是“汉隶之学复兴”的首要功臣[2] 。

朱彝尊

朱彝尊(1629 - 1709) , 字锡鬯，号竹垞，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康熙时应博学鸿词科，任翰林院检讨，撰修《明史》。他是清初重要的金石学家，隶书主要得力于《曹全》，临习之功极深，能够形神兼备地临摹《曹全》而不受唐以后隶书的影响，非常难得，标志着当时学者对于汉隶笔法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但是他自作时却不能完全坚持《曹全》的规范，稍嫌板滞[2] 。

4雍正道光年间编辑

乾隆、嘉庆前后，董、赵的影响渐弱，文人们向古代传统的追寻逐步深入，这使得篆隶书法的复兴步伐加快了，对晋唐宋元明传统的学习范围也大大扩展，由此成为两股基本的力量。

(一)对晋唐宋元明传统学习的深入

这一派书家有的仍以学习董、赵为主的，但更多的则是向宋、唐、晋的大师们取法，代表人物有王澍、张照、刘墉、梁同书、王文治、梁巘、翁方纲、钱沣、永瑆、铁保等，其中翁、刘、梁(同书)、王有“清四家”之称(亦有一种说法是翁、刘、成、铁)[2] 。

刘墉

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石菴、石盦、木菴、青原、香岩、勗斋、东武、溟华、日观峰道人等，山东诸城人。他是乾隆年间的重臣，历任翰林院编修、江苏学政、内阁学士、湖南巡抚、左都御史、工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嘉庆初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少保，卒谥文清。著有《石庵诗集》。他的书法由董、赵入手，而后遍临晋唐宋诸家，尤得力于苏东坡、颜真卿和晋唐小楷，融会贯通，自成格局。其书点划丰腴处短而厚、细劲处含而健，对比强烈；结字内敛拙朴，而决不拥塞，端重稳健中透出灵秀；章法轻重错落，舒朗雍容。整体风格含蓄蕴籍，精气内敛，浑若太极，貌端穆而气清和，有硕儒老臣的持重，无恃才傲物的轻佻，似乎包有万象而莫测高深，洵然可敬。因为喜用浓墨，时号为“浓墨宰相”[2] 。

王文治

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今镇江)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探花，曾任翰林侍读等，以事被黜，执教各地书院。擅诗文，著有《快雨堂题跋》等。他的书法出于董其昌，上溯米芾、李北海，多用侧锋取妍，笔致翩翩，结构舒展秀逸，纵横挥洒，以文人才士的佳致见长。因喜用淡墨，与刘墉恰成对照，故时称他“淡墨探花”[2] 。

翁方纲

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忠叙、彝斋、覃溪、苏斋等，北京大兴人。他于乾隆十七年(1752)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江西等地省试考官及广东等地学政，官至内阁学士。他的主要活动也在乾隆年间，和刘墉齐名，但是主要精力都放在鉴赏、考证和题跋碑帖上。他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著有《两汉金石记》、《粤东金石略》、《汉石经残字考》、《焦山鼎铭考》、《庙堂碑唐本存字》、《苏斋题跋》、《苏米斋兰亭考》等诸多著作。在书法学习上，翁方纲主张学习古人，强调每一字一笔都有来历，一生致力于欧阳询，严守法度，以精工为尚。其楷书，得欧阳询的结实端谨，而乏其清新精巧；行书稍活泼，而仍然过于拘束，缺乏逸韵高情。严格地讲，其金石研究比书法实践影响更大。

(二)对秦汉北朝传统的重新发现与取法

在篆隶与北碑领域，情况却有所不同。经过书家、学者的共同努力，篆隶的审美价值不断得到深入的认识，许多杰出人才投身于此，从而使篆隶领域出现了巨大的飞跃和突破，对北碑的学习也开始起步。总体上看，对这一传统的关注已成燎原之势，形成了与晋唐宋元明传统一翼足可抗衡的局面。

涉足这一领域的艺术家中，有不少画家，如名列“扬州八怪”的郑燮、金农、汪士慎等人，他们疏离于主流文化圈之外，而与市民阶层有较密切的联系，艺术思想、创作倾向带有一定的叛逆性。在书法上，对晋唐以来传统采取一种比较主动的反叛姿态，而对秦汉传统则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从而成为秦汉传统复兴的一批重要力量[2] 。

金农

漆书

金农(1687～1763)，字寿门，又字司农、吉金，号冬心、古泉、、金牛、老丁、百研翁、耻春翁、寿道士、冬心先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龙梭仙客、百二砚田富翁、昔邪居士、心出家盦粥饭僧等，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著有《冬心先生集》、《冬心先生杂著》等。精诗词、鉴赏，喜收藏，绘画为一代宗师。于书专攻《华山碑》，后自出机杼，不受束缚，以倒薤法作撇，以方整宽阔笔作横、细劲笔作竖，号称“漆书”，古拙朴厚，时涉谐趣，形成极其强烈的个人风格，并由此衍生出独具特色的行书和楷书[2] 。

郑燮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板桥道人、风子、樗散人、红雪山樵等，江苏兴化人，著有《板桥全集》。他以画竹著称于世，又对传统行草有相当的造诣，但因世人好奇，遂不满于此，而有意以篆法、隶书、楷书与行草杂糅，自称“六分半书”，这种探索精神当时即为他博得了很高声誉，但是由于篆隶本身的复兴并不充分，事实上融合篆隶楷行草于一体的时机并不成熟，因而板桥的作品，往往是一种偏于简单的拼凑，无法深入到其精神实质，故总体上并不成功。但他的影响，对于人们重视篆隶的审美价值，仍然是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的[2] 。

丁敬

丁敬(1695～1765)，字敬身，号钝丁、砚林、研林外史、梅农、丁居士、龙泓山人、孤云石叟、胜怠老人、玩茶叟、玉几翁等，浙江钱塘人，是一代著名印家，“浙派”的领袖，对篆隶有精深的研究。与篆刻别开天地不同，他在书法上相对中和平正，风格古朴雅致，得秦汉书法的简净精神[2] 。

钱坫

钱坫(1744～1806)，字献之，号十兰，嘉定人。在篆书方面极为自负，自诩二李之后一人，其篆书专攻铁线，出规入矩，确有古人风范，晚年右手病废，以左手作书，结构不能完全如意，然而却增添了一种自然之致。就铁线篆来说，钱坫确实是一代高手[2] 。

桂馥

桂馥(1736～1805)，一作(1733～1802)，一名复，字未谷，一字冬卉，号雩门、老苔、老菭、渎井、渎井复民、肃然山外史等，山东曲阜人。他博涉群书，一生精力萃于小学，著述宏富，为“说文四大家”之一，著《说文义证》。亦工诗书画印，所辑《缪篆分韵》一书，为学习汉印之必备。尤以隶书为一代之雄，时人推许为直接汉人，甚至认为是百馀年来第一人，足以超唐越宋。其字用笔肥而不臃、深沉厚重，结字方严广博、朴质端谨，气势雄伟浑穆、堂堂煌煌，确实可以说是深得汉人隶书醇古朴茂、博大饱满的精蕴。只是稍有习气，未能尽善[2] 。

邓石如

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石如，避嘉庆帝讳，以字行，改字顽伯，号完白、完白山人、古浣子、完白山民、游道人、龙山樵长、凤水渔长、笈游道人等，安徽怀宁人。他生于乡鄙，终生为布衣，但自幼即喜刻石，仿汉印颇工，至南京梅镠家，居八年，遍临所藏金石善本，由此而篆、隶、楷、印皆臻大成之境。乾隆五十五年入京，刘墉延为宾客，声振当代名公。其篆书融秦汉于一炉，又出以隶笔，遂使篆法活脱生动，摆脱了铁线的拘滞，不唯字形阔大磅礴，而且笔势丰富多姿，墨色流溢灿然，大大拓展了篆书的艺术表现力。其隶书笔致健拔苍劲，结体疏宕俊逸，用墨苍古，亦可谓深入汉人堂奥。晚清书论名家包世臣、康有为、杨守敬等对他无不推崇备至，竞相推许为国朝第一、集篆书大成等。这都是因为他成功地实现了两大传统的转换，表明酝酿已久的秦汉北碑传统的复兴高潮的来临和两大传统的对峙、融会的真正的开始[2] 。

伊秉绶

伊秉绶(1754～1815)，字组似，号墨卿、默庵、南泉、秋水，福建宁化人，著有《留春草堂集》。他能诗文、绘画、治印，但以书法为最著名，工小楷，行书、楷书均宗颜真卿，通篆法，而以隶书为一代之雄。其隶书从《衡方》等碑化出，笔划含凝厚重，波磔不显，似有篆意，字形方整宏大，有颜真卿气度，因而形成气势磅礴、拙朴茂密之格，有清一代，隶书浑厚一路，无出其右，康有为许为“集分书之成”，不为过誉[2] 。

5咸丰清朝末年编辑

嘉庆、道光前后，阮元、包世臣倡兴碑学，从理论上鼓吹秦汉北碑传统在书法史和书法美学系统中的地位，使之成为一时显学。但深入实践的许多书家，并未完全舍彼取此，而是各取所长，自觉不自觉地寻求融合之道，使两大传统都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因此，晚清书家，大体可分作三类。

(一)以晋唐传统为主的书家：林则徐、翁同龢等[2]

篆刻篆印

这些是我学习篆刻时所收集并看过的一些篆刻和篆印书籍资料，特别是篆刻技法之类的篆刻入门知识非常不错，其中很多适合初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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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书籍目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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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释梦英篆书千字文》

《战国玺印文字考释七篇》《战国鉩印分域编》《掌上金石大字典》

《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选》《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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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工具书》《篆刻编 先秦玺印》

殷周时期，铸刻在钟鼎彝器上的铭文即金文又称"钟鼎文"广泛流行。

秦始皇大统后，统称为"小篆",也称"秦篆"，

宋刻大观帖周朝太史籀篆书(3张)

所谓篆书，其实就是掾书，就是官书。是一种规范化的官方文书通用字体。据文献记载，秦以前汉字书体并无专门名称，而小篆是由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逐渐演变而成的。由于是官书，小篆只适合于隆重的场合，如记功刻石、叔量诏版、兵虎符之类。标准篆书体的体式是排列整齐、行笔圆转、线条匀净而长，呈现出庄严美丽的风格，与甲骨文、金文相比，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字形修长、而且紧画、向下引伸，构成上密下疏的视觉错感，这与自上而下的章法布局也有关系。线条匀称无论点画长短，笔画均呈粗细划一的状态。这种在力度、速度都很匀平的运笔，给人以纯净简约的美感。加之字体结构的趋简约固定的倾向，小篆书体的章法布局更能形成纵横成行的序性。秦篆有圆笔方笔之别，圆笔以秦刻石为代表；方笔以秦诏版权量为代表，为秦篆之俗体。

汉魏之际是秦篆的强弩之末，除用于碑铭篆额和器物款识之外，难得有独立的篆书。

唐篆，因李阳冰出而复苏，但秦篆的浑厚宏伟之气已荡然无存。

宋代金石之学和元朝的复古书风，使用权篆书得以起微潮，以篆书著称者不乏其人但乏超越之力。

明代承元之风，步趋持平。清朝篆书百花斗艳，进入了推唐超秦的大繁荣阶段。

代表人物编辑

小篆的鼻祖，李斯，字通古，战国时代上蔡人(今河南上蔡县)。后做了秦相，整理制定了秦代的标准书体小篆。现存于西安碑林的《峄山碑》，系宋代摹刻。所书的刻石多已毁没,存世的原石仅两块。相传秦代金、石刻文都出自李斯之手。百废待兴，因此秦国有众所周知的七个同一，其中文字长短常重要的一项，而李斯的小篆便是在秦国原有篆书基础上统一八国文字的结晶。金刻有权、量、诏版，石刻有峄山、泰山、琅琊台、之罘、碣石、会稽。因而秦代书法最闻名的便是以秦小篆书体所书之刻石文字。李斯所处的秦代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将战国时期的混乱局面一扫而平。李斯后为赵高所诬，腰斩于咸阳，时年约七十岁。端庄、凝重乃至有几分肃穆之感的秦刻石，向我们揭示出当年在中心集权独裁统治下秦帝国的概况。统一后的秦国强盛异常，表现在书体文字中也必定与之相适应。

篆书类别编辑

汉字的古代书体之一。近人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

宋枢密副使赠礼部尚书孝肃包公墓铭

认为：“篆者掾也，掾者官也。汉代官制，大抵沿袭秦制，内官有佐治之吏曰掾属，外官有诸曹掾吏，都是职司文书的下吏。故所谓篆书，其实就是掾书，就是官书。”篆书

篆书变体，极为繁琐，。古人认为篆书为仓颉所造，但不可信。周宣王太史籀著《史籀篇》，汉人名为'大篆'，详'大篆'条。其后列国分治，诸侯力政，文字异形，至秦相李斯乃同一之，汉人称为'小篆'，'详小篆'条。篆书字划圆转，结构依六书之义，故唐孙过庭谓：“篆尚婉而通”。

大篆

汉字的古代体之一。它的名字见于汉代著作，与'小篆'对称。广义指'小篆'以前的文字和书体，包括甲骨文、钟鼎文、籀文和六国文字等；狭义专指周宣王太史籀厘定的文字，即'籀文'。'大篆'的代表作品，有《石鼓文》和《秦公簋》铭文等。

籀文

（籀书）周代文字，一般认为即'大篆'。或谓与大篆不同，名之"籀篆"，甚至视为'奇字'。从广义来说，'籀文'包括大篆、小篆、、古文等；从狭义说，仅指《史籀篇》文字，即宗周之书。秦李斯据以制'小篆'，遂以籀文为'大篆'。

籀篆编辑

实同'籀文'，即'大篆'。但唐张怀瓘《书断》卷上分列'籀文'和'大篆'，认为'籀文者，周太史籀之所作也，与古文大篆小异'。明赵宦光《寒山帚谈》卷上《权与一》亦持此见，以为篆书中'一曰《籀篆》，《诅楚文》，《钟鼎识》、及《啸堂录》，以至杨氏《书统》所载及古篆诸韵，取其合于许氏所取作"籀书"者采焉。一曰"大篆"，《石鼓文》是也。'据此，则赵氏所言'籀篆'多同'金文'。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1] ·叙》注中曾力辨其谬，认为'籀篆'实即'大篆'也。近时学者折中两说，以为从字体上说，'籀篆'与'大篆'（主要指《石鼓文》）尚有差别。故如赵宦光等分列'籀篆'于'大篆'之外，其说亦通。

史书记载编辑

大篆

有两说：（1）指'籀文'，即《史籀篇》文字。（2）指'隶书'，清学者多主其说。

《石鼓文》

石鼓文

秦刻在十块鼓形石上的文字。唐初在岐州雍县南二十里之三畤原被发现。每鼓一首四言诗，十首为一组，记叙当时渔狩的情况，故亦名'猎碣'。现藏故宫博物院，一鼓已泐无字，其余九鼓亦多漫漶残损。传世著名北宋拓本有明安国《十鼓斋》'中权'、'先锋'、'后劲'三本，已流入日本。

古籀：'古文'、'籀文'的合称。汉许慎[2] 《说文解字[1] ·叙》：'今叙篆文，合以古籀'。

萧籀：汉丞相萧何所作，一作'秃笔书'。元·郑杓《衍极》卷四《古学篇》刘有定注："萧何作未央宫，前殿成，覃思三月，以题其额，观者如流水。何用秃笔书，时谓之'萧籀'。

金文：殷、周青铜器上铭文的统称，旧称'钟鼎文'、'吉金文'、'款识文'。属大篆系统，包括了小篆以前的大部分篆书形体，是研究古代书法的重要实物资料。近人容庚撰有《金文篇》，较为完备，收可识知金文一千八百九十四字，另附录约一千二百余字。

钟鼎文：即'金文'。上古青铜器般可分为礼器和乐器两大类，礼器以鼎为尊，乐器以钟为多，故以'钟鼎'为青铜器之代称。'钟'，经典多作'锺'。青铜器上的铭文，统称为'钟鼎文'。《文选》卷五十五《刘孝标广绝交论》："书玉牒而刻钟鼎。"李善注引《墨子》："琢之盘盂，铭于钟鼎，传于后世。

中山王鼎铭文篆书 (3张)

款识文：即"金文"。"款识"者，青铜器上所铭之文字也。《史记·孝武本纪》：“鼎大异于众鼎，文缕无款识，怪之，言吏，吏告河东太守胜，胜以闻。”《汉书》卷二十五上《郊祀志》："鼎大异于众鼎，文缕，无款识。"注："韦昭曰：'款，刻也。音式志反。'师古曰：'识，记也。音式志反。'"《通雅》引《卮言》谓：'款'为阴文，凹入；'识'为阳文，凸出。《博古录》谓：'款，在外；识，在内。'凡石、砖、瓦、金等上所刻文字皆可泛称为款识，而狭义专指青铜器上的铭文。又元·吾邱衍《学古编》八《字源七辩》以之为六国古文："七曰款识。款识文者，诸侯本国之文也。古者诸侯书不同文，故形体各异，秦有小篆，始一其法。"

草篆：草率急速写就的篆书，故名。有省简结构、纠连笔划的特点。清·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四《乙亥鼎铭》："草篆。可识者惟'王九月乙亥'及'乃吉金用作实尊鼎用孝享'等字，其余不可尽识，则以其恣意简损之故耳。"

古篆有两义：（1）泛指"古代篆书"如清桂馥《续三十五举》："宋人间用古篆作印，元人尤多变态。"（2）指上古文字，如明赵宦光《寒山帚谈》卷上《权舆一》论'九体书'："二曰古篆，三代之书，目见（左目右见）于金石款识。"

古文（古文篆）有三义：（1）广义，从文字学的角度说，泛指甲骨文、钟鼎文、石鼓文、古陶文、古泉文和小篆，是为'古文'系统，与秦、汉后以隶、楷为主的'今文'系统相对称。（2）指殷、周或更前的上古文字。（3）专指晚周、六国所用文字。

小篆

小篆：篆书之一，与'大篆'对称。亦称'秦篆'，意指秦始皇统一天下文字而命李斯所制也。小篆笔划圆转流畅，较大篆整齐。秦时刻石如《泰山》、《峄山》、《琅琊台》等，传为李斯所书，为小篆之代表作品。唐李阳冰、五代徐锴与清代的邓石如均是小篆大家。

小篆又名秦篆，为秦朝丞相李斯所创。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华夏，其疆域广而国事多，文书日繁，甚感原有文字繁杂，不便应用；加之，原有秦、楚、齐、燕、赵、魏、韩七国，书不同文，写法各异，亦亟待统一。乃命臣工创新体文字。于是，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就大篆省改、简化而成。小篆又名玉筋篆，取其具有笔致遒健之意而名之。

小篆较之大篆，形体笔画均已省简，而字数日增，这是应时代的要求所致。从古文到大篆，从大篆到小篆的文字变革，在中国文字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占有重要地位。

篆书的演变编辑

大篆，从汉代以来，一般人都认为是周宣王（公元前827年）时太史籀所造。如汉书艺文志载史籀十五篇，班固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许慎[2] 也说：“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古文或异者，也就是太史籀就古文加以增损而成，故大篆又称为“籀文”。因此后人都认为大篆是古文之后的一种形体了。

大篆字体，在传世的石刻文字，当以石鼓文最具代表性。此种石器，无疑是中国最古而又最可信的石刻遗物。今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馆。《石鼓文》在书法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石鼓文最古的拓本为世所知者，是浙江省宁波的范氏天一阁藏宋拓本。石鼓文的字体，大致介於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可知确是秦始皇以前之物，应当是属于籀书的系统。相对小篆而言，可称为大篆，是大篆文字的代表作。其字体类小篆而较繁复，似宗周彝器而较端整，堪称为典重严整。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一中称石鼓文为：“金细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体稍方扁，统观虫籀，气体相近，石鼓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可谓赞赏之至。石鼓文向为艺林所宝，但北宋以後，帖学大兴，少人临之，直至清代中叶以後，考古尊碑之风复炽，石鼓文字，尤为书家推重。吴大，能得其典重严整韵致。吴昌硕则发其遒古为雄拔之气。两人书法，皆雄视当代为后世所重。

篆书是大篆和小篆的统称。大篆是周朝时期的文字，广义来说，甲骨文和金文都属于大篆。在周朝，经过了几百年的混乱后，不同的国家发展出了不同的文字，我们可以把它们都看成各种大篆。在统一六国后，秦国综合了七国的文字制定出了一种通用的文字，也就是小篆。现代汉字就是从小篆演变而来的。虽然小篆已经有近2200多年的历史，但它仍然出现在我们今天的许多场合中，尤其是艺术设计和书画作品中。

中国各朝代的印篆

一、先秦印篆

目前西周和春秋的印章实物还没有发现，但从文献记载看，西周和春秋时期有印章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

战国时期，印章的发展已相当充分。战国古玺可分为三大类，即官玺、私玺和吉语玺。战国古玺以凿刻为多，其中有十字界栏或中分界栏。

此外，各国、各地区的官印也有其独特的程式，姓名私玺小于官玺，

形状则有方、圆、长方和不规则几何形等，十分丰富、章法绮丽、疏密自然。由于文字异形，往往一个字有多种写法，因此玺印布局松而不散、舒展自如、无拘无束。

官玺则气势雄健挺拔；

小玺却另有一股清丽之气；

朱白均多为铸印；

朱文玺阔边细文；

白文玺多有边框，制作精巧、布局生动和谐、章法奇特多姿、形制多样，

反映了当时印工们的艺术构思。

战国吉语玺也十分生动，当时已能成批翻铸生产，以供人们佩带，其印文大多是“敬重”、“正行”、“福星”、“宜有千金”、“千秋万世昌”之类的吉祥用语。

二、秦汉印篆

秦印与战国玺印相比较，面貌相差很大，这显然与秦王朝以小篆统一六国文字有关。

秦代用于治印的文字称“摹印篆”，较之六国文字规范而方正，用这一特征的文字治印显得平稳、安详。

秦代官印还继承了战国玺印的某些特征，白文凿印多有边栏，并加添十字界栏，使印文在田字格中更适合方形的需要，寓变化于归整之中，以达到一种和谐之美。

秦代低级官吏取方形之一半，而成为“日”字形的半通印，风格一如

方形官印。

秦私印则方圆各具，由于文字使用小篆，又多受民间秦隶的影响，

或匀停、或婉丽、或浑朴、或稚拙，多姿多彩。

秦印较之战国玺印，变奇崛为平正，但较之汉印显得灵动，具有战国玺印向汉印过渡的特征。

汉代的印章无论数量、制作工艺、品种和风格的多样化都大大超越前代。汉印使用的文字从秦摹印篆发展而来，称为缪篆。缪篆字形更趋方正，饶有隶意，与当时通行的隶书接近。

官印除西汉初期似秦印较难区别外，以后多不用框。西汉的官私印多为凿印，东汉官、私印多为铸印，也有玉印。

这类印，规矩中求流动，笔划质朴而又匀称。

汉官印用特殊的雕刻工具徐徐磨琢碾成，故匀净而典雅，线条光洁而流动。但不论以何种制作方法完成，汉官印的总体特征可以用“平正方直”四字概括。

汉代的私印包括姓名印、表字印和臣妾印。

私印中有一种满白文，在文字安排上笔划尽量粗放，甚至笔划接近合并，

这样处理笔划少的字空间特别明显，是以前印章中少见的。

在汉印中，开始出现了以苍龙、白虎、朱雀、玄武绕于印文四侧的四灵印，用作于为辟邪的“黄神越章”和殉葬祝辞的成语印。

还有一类鸟虫书的印章，这类印文上的笔画刻写为虫、鸟、鱼、龙等形态，绸缪缭绕，丰茂铱丽。

汉代的印章除镌刻文字印外，还有一类铸刻人物、舞蹈和搏击等的图案印，形象刻划生动简括。

三、魏晋印篆

东汉末年，战争连绵，群雄割据。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印章依旧是汉印的格局，但毕竟高峰已过，宽搏、雄浑之风渐衰。

今人根据一些印章所刻的魏晋时期的地名、官名，将它们从汉印中捡识出来，魏晋官印虽不如汉印精致，但也别具一格，文字刻划瘦挺、章法错落、自然随意。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别致的用“悬针篆”入印的印章，多见于六面印上。

每字的竖笔都引长下重，末端突细，如针悬空的模样。

由此可见同期书法对印章的影响。这时的印章虽然不乏精彩之作，但多数线条逐渐变得单薄，制作也从精巧变为简陋。

另一方面，由于纸张的大量使用，印章赖以生存的简牍封检制度发生了

变化，封泥时代宣告结束，这是实用印章转入低潮的重要原因。

四、唐宋印篆

唐宋时代的实用印章是向文人篆刻艺术的过渡期。印章用于纸上，脱离了封泥的轨道，其印完全采用朱文，尺寸愈变愈大。

隋代起至宋代，官印的尺寸多在5—6厘米见方，所用文字以小篆为基础，印文屈曲填满，线条反复折叠，次数无定则，但古代以“九”表示为数之多，所以有“九叠篆”之称。

唐宋时代的文人渐开好印之风。由于朝野均有收藏，书画上大量出现上自唐太宗自篆的“开元”印；

南唐内府的“建业文房之印”；

宋徽宗的“大观”、“宣和”、“政和”印；

宋高宗的“绍兴”、“御书之宝”印——至书画家周昉、钟绍京、褚遂良、欧阳修、苏东坡、黄山谷、米芾等都有用于书画的鉴藏印。

由于这种风气的延伸和发展，首先在书法作品上出现了款印。款印中有名印、字号印、斋馆阁印等等。

到了宋代，书画上还出现了寄情舒怀的闲章；

例如：

欧阳修有“六一居士”印；

黄山谷有“山谷道人”印；

苏东坡有“雪堂”斋馆印、“东坡居士”字号印和“赵郡苏氏”籍贯印；

米芾有：“宝晋斋”印等。受李阳冰篆书风格的影响，出现了笔势圆转流畅、线条干净利落，形成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圆朱文”印，

对后世刻印者颇有影响。

宋代的私印除了采用篆体外，还有“押”付之刻印的。所谓“押”，是代表签名的特殊符号。

五、元代印篆

元代是印章艺术觉醒和飞跃发展的时代。赵孟在《印史》的序言中提出了印章重汉魏的审美观点。

与赵同时的吾丘衍也是提倡汉印的杰出印学家、理论家。赵孟、吾丘衍的理论为明清文人流派篆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赵孟畹挠≌伦髌范嘤闷涞溲诺男∽。怀莆霸仓煳摹薄R蚱浞绺裨沧鞒⑶逍略媚浚指挥个性，所以元代士大夫竞相模仿，其影响延至明清和近代，在历史上形成继古玺、汉印以后又一崭新的格局。

由于在书画界举足轻重的书画家赵孟睢⒖戮潘嫉仍谑榛髌飞舷埠糜糜。⑶沂纸簿浚杂≌掠书画的关系更加紧密，书画家自篆自刻印章的欲望日趋强烈。在汉印审美的影响下，大约在元代中期后，出现了集写刻于一身，并以汉印风采为追求对象的文人篆刻家，其中杰出的代表是王冕和朱珪。

在元代，文人印章也有发展，官印则多承袭前朝形制，特殊之处在易“九叠文”为“八思巴文”。

民间的花押印章也有所突破，故有“元押”之称。现在能较多看到的“押字印”是长方形的，上端刻

楷书姓氏，下端刻一花押。图形押印上的花鸟、人物、鱼虫皆有生气，押印上的汉字也天然生动，疏宕有

奇气。

六、明清印篆

由于石质印材广泛用于治印，及以汉印为主要内容的集古印谱大量刊行，印学理论不断发展并形成高潮。

其间代表人物是文彭，他是流派印章史上开门见山的“鼻祖”。

文彭所用的印章由自己篆刻，风格也多为元人的两种格局

——圆朱和汉白文。他的印章曾经影响了王谷祥、许初、何震等印人，

从此以石治印的风气风靡开来。

这时著名的篆刻家还有何震、苏宣、朱简、汪关等。

明代文人流派篆刻艺术的创作特点是充分汲取古人（特别是汉印）的养料并出新意，这为后世印坛开辟了丰富多彩的前景。

清代前期，由于受明代篆刻的影响，篆刻艺术有所发展，主要流派有皋派、云间派、虞山派、莆田派等，但影响最大的是徽派（又称皖派、北宗）。徽派的重要篆刻家有程邃、巴慰祖、邓石如等。

浙派是晚于徽派而活动于杭州的另一文人篆刻流派大系，它的风格延续性强，而且有封闭性倾向，代表人物是丁敬。

丁敬之后，杭州籍印人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等先后各领风骚于浙杭，延续近两个世纪，被后世称为“西泠八家”。

他们的作品沉稳严谨，师丁敬而又各有风貌。

蒋仁继承了丁敬晚年较为明显的朱白文形式，并使之趋于统一，以涩刀碎切为刀法，黄易、奚冈是其实践者，并使这种典型风格基本定型。

陈豫钟和陈鸿寿创作了许多典型的浙派味印章。

赵之琛流于精熟巧媚，并使浙派步入僵化的阶段。钱松虽大多呈浙派风貌，但常突破框架，形成浑厚、雄强、古拙的风格。

晚清时期，浙、皖二派高潮已过，此时篆刻家有赵之谦、黄士陵、吴昌硕等。

赵之谦，字益甫，号悲庵、梅庵、无闷等，浙江绍兴人。他天分很高，诗、书、画、印皆精，而且于诗坛、书坛、画坛、印坛各领风骚，实在是一位绝世才子。

他的印章初从浙派入手，后于古玺、秦汉印、

宋元朱文印下力极深，又从巴尉祖、邓石如那里汲取营养，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尤其是他以“印外求印”为宗旨，广泛地借鉴清代晚期日渐增多的出土金石文字资料用以入印，使其印构思新颖、面目众多。

此外，他大胆以汉画及六朝造像文字刊刻边款，使边款开拓出新的天地。赵之谦开拓的印外求印之路，使晚清印坛形成新的格局。

清代以后，近代印坛的杰出代表齐白石称得上是印章流派史上的又一块里程碑，他是继吴昌硕之后历史上又一位书、画、印皆绝的巨匠。

他的篆刻最初从浙派入手，又受赵之谦、黄牧甫、吴昌硕影响，

定居北京后与陈诗曾相识，过从甚密，相互启迪很深。

他在其《白石印章》中自述：“喜《天发神谶碑》，刀法一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