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过云楼藏古籍善本一百七十九种，以216亿元的价格成交，创下了古籍类藏品的成交纪录，这或许令很多藏友记忆犹新。近年，古籍类藏品以稳健的价格表现，丰厚的历史价值，深厚的学术底蕴，逐渐吸引着藏家的眼球。时至今日，这个项目已经不容小觑，很多大型拍行纷纷开设古籍专场。古籍收藏成为市场中的一颗明星。古籍收藏，历来是收藏界中品味较高的一个项目。不仅需要藏家具有欣赏、鉴别的能力，更需要藏家具备一定的学术修养。历来大学问家大多嗜好收藏古籍。为了探寻古籍类藏品的魅力，记者走进中国书店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拜访了资深古籍鉴定专家窦水勇老师。在业内，人们都称他“窦师傅”。访谈之中，故纸墨香扑鼻而来。古籍收藏，投资正当时古籍收藏自古就是文人雅好，而古籍类藏品的交易量和交易额在艺术品市场中异军突起还是十几年前的事。

《永乐大典》的编修可谓是耗时耗力，是永乐时期众多文人匠人的心血之作。然而如此浩繁的巨著完成之后却被束之高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人问津，以致慢慢遗失。那么封存在皇城之内的永乐大典怎么会流传到了民间？又是那些人为了保护《永乐大典》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到了清朝初年，有人在皇史宬，就是皇家档案馆发现了这部《永乐大典》。可是当时满族刚刚入关，满族贵族没有什么文化，没有意识到这部《永乐大典》的文化意义和价值，再加上又是前朝遗物，所以没人理会它。直到乾隆三十八年，乾隆皇帝决定修《四库全书》，于是这部《永乐大典》再度受到了注意， 可是经过清点发现《永乐大典》少了一千多册，这一千多册《永乐大典》哪里去了？ 有人向皇帝举报说有三个人很可疑，这三个人叫做徐干学，高士奇，王鸿绪，他们都是康熙年间的探花，选入翰林院编修。高士奇担任内阁中书，经常给康熙皇帝讲解儒家经典，深受皇帝的信任。王鸿绪也是进士，也进入到翰林当过编修，出任过工部尚书。这三个人饱读诗书，喜欢藏书，所以很喜欢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将这一千多册《永乐大典》窃取回他们老家。乾隆皇帝一听有道理，立刻下旨两江总督浙江巡抚到这三个人家去搜。并且带去皇帝的口谕说《永乐大典》是 的财产，如果你们收藏了交出来就既往不咎。可是这三家人的后人坚决否认，见过《永乐大典》。没办法，两江总督浙江巡抚只好无功而返。 于是乾隆皇帝下令全国范围内搜查，尤其是贩卖旧书的地方，可是还是义一无所获。这一千多册《永乐大典》下落不明。其实这一千多册《永乐大典》的丢失，这三个人虽然洗不清他们的嫌疑，但是全怪他们有点冤。因为《永乐大典》在雍正年间从皇史宬就搬到了翰林院的敬一亭，翰林院的官员们就有机会接触《永乐大典》了，可是当时没有严格的图书管理制度，这帮子官员监守自盗，多年来，这一千多册就这样一本本流失了。不过在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对《永乐大典》加强了管理，可是还是发生了一起盗书案。 有一天，一个纂修官叫做黄寿龄，白天工作没完成，想回家晚上加班，就把六册《永乐大典》带回家里。没有想到被贼盯上了，路上这盗贼窃走了。黄寿龄到处找都找不到，没办法只好如实上报。皇帝一听大怒，立刻下令步军统领英廉彻底追查。英廉下令挨家挨户搜查，结果一无所获。结果盗贼就把这六册《永乐大典》放在了大臣早上上朝路过的御河桥边。第二天一早，《永乐大典》的六册失而复得。 《四库全书》编纂完之后，《永乐大典》再一次被弃置在翰林院的敬一亭里，这帮子官员继续监守自盗，偷书的方式很简单，官员上班来的时候背着一个包袱，包袱里背着一个棉袍，下班的时候棉袍穿在身上，包袱里包几册《永乐大典》，看门人无法发现，就这样一本本地都带出去了。到了嘉靖和道光年间，朝廷要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统志》，再次启用《永乐大典》。这一次就没有什么严格的管理制度了，接触这本书的人又更多了，损失就更惨重了。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占了北京，对翰林院的藏书大肆劫掠，《永乐大典》损失惨重。这帮子外国人把《永乐大典》当做战利品运回了自己的国家。其实更 的是大清朝的一些官员，他把偷来的书拿到全国使馆，以十两银子一册的价格卖给外国人。在光绪元年，重修翰林院的衙门的时候，对《永乐大典》进行了清理，只剩下大约五千册了。到了光绪二十年，再对《永乐大典》进行清点，就只剩下八百册了。所以《永乐大典》一方面是清朝官员监守自盗，一方面是外国侵略者的肆意掠夺，仅仅几十年之内，百分之九十流失了。 到了1900年，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英国使馆北邻就是翰林院。双方交火，不知什么人纵火烧毁了翰林院的敬一亭，整个藏书全部烧毁，一片狼藉。一个翰林院的学士路润庠在废墟中整理出仅仅64册的《永乐大典》。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当时的 就下令，将翰林院这64册《永乐大典》残本交给教育部。教育部把其中的60册交给京师图书馆，剩下的4册由它自己的图书馆收藏。从此中国 就开始了对《永乐大典》的搜寻，收购工作。 到了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我们大片国土沦丧。在沦陷区，民间散失着非常多的古籍善本。这些古籍善本面对着一种被日军掠夺的危险，以郑振铎为首的几位文献学家在上海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简称「 ”文保会”。他们向 提出要求，要保存那些流散在民间的古籍善本， 批准并且资助了法币。文保会的工作人员就用这笔巨资在敌占区秘密地搜集收购古籍善本。两年多的时间，一共收购了48000册的古籍善本，其中包括一册《永乐大典》。 可是这个时候，上海已经不安全了，局势越来越危险，文保会工作人员请求 将这批收购来的古籍善本运到重庆去交于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 同意了，但是从陆路走很困难，于是决定走水路，从上海出发，经香港去重庆。当年这48000册古籍善本运到了香港，暂时存放在冯平山图书馆，工作人员对这批书进行登记造册，核对最后装箱。忙了一个半月，装了117箱古籍善本，可是这个时候从香港到重庆的路被日本人切断了，经有关方面的同意决定把这48000本古籍善本运到美国去交给美国国会图书馆暂时收藏，为了日后索取这些古籍善本有依据，工作人员又打开所有逇箱子，在每一本上都盖上了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印章。可是这又是一个月过去了，到了1941年的11月底了，工作人员把这117箱古籍善本运到了香港码头，等待美国来的格林特邮轮把这些书邮到美国去，可是这个邮轮在香港码头仅仅停了两个小时，根本没有时间装货卸货。正当人们感到错失良机遗憾时，传来了一个令人惊鄂的消息，格林特邮轮行驶到菲律宾的时候被日军击沉了，人们感到逃过一劫的庆幸，所以这117箱古籍善本又运回到了冯平山图书馆。 可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几天之后日本人占领了香港。一队日本宪兵进驻冯平山图书馆把所有中国籍的馆员全部赶走。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人收回冯平山图书馆，可是这117箱的古籍善本一本都不见了，显然是被日本人拿走了。就在这个时候从日本传来一个消息，日本商务部为了度过战后的经济危机，想要用战争中掠夺来的文物到西方银行换钱买粮食。中国 听说消息之后立刻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 ”文损会”。文损会工作人员立刻提审相关人士，他们矢口否认。就在这个时候中国驻日本东京办事处在东京帝国图书馆发现了盖着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书印章的中国古籍善本。文损会立刻赶到日本，在东京帝国图书馆的地下室发现了这117箱古籍善本。经过艰难的谈判和斡旋，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日本人不得已不把这117箱48000册古籍善本还给了我们中国。 1948年这一批古籍善本和许多故宫文物一样迁到了台湾，这一本《永乐大典》也落户了台湾。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 对《永乐大典》的搜集，收购花了更大的力气，中国国家图书馆更是不遗余力，经过外交斡旋，前苏联 分三次归还我们64册《永乐大典》，德国还了我们3册。在国内也广泛地动员，让民间收藏者捐献他们手中的《永乐大典》。经过过年的努力，我们国家收藏的包括台湾在内的一共有223册《永乐大典》，全世界范围内有8个国家，30个单位和个人收藏的《永乐大典》总共加在一起有400余册。 嘉靖皇帝叫做朱厚熜，他非常喜欢《永乐大典》。嘉靖皇帝在位45年，宠信奸佞，荒*无道，经常不理朝政。其实他之所以喜欢《永乐大典》，是因为《永乐大典》中收藏了大量的道教经典，这就引起了一个一心想当神仙的皇帝的兴趣。在嘉靖三十六年，宫中起火，三大殿都烧毁了，大火危及到了文楼，嘉靖皇帝连下三道圣旨，把《永乐大典》从文楼中抢救出来。大火过后，嘉靖皇帝心有余悸，于是决定重新抄录一部《永乐大典》。一百多人经过六年的努力，《永乐大典》终于抄录完成了。这样一来《永乐大典》就有了两个版本，永乐年间的叫做正本，嘉靖年间的叫做副本。可是嘉靖年间的副本抄录完成之后，永乐年间的正本就不见了。现存所有的《永乐大典》没有一本是永乐年间的，对此人们纷纷猜测，人们又这么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永乐大典》被大火焚烧了，还有一种猜测是《永乐大典》藏在黄史宬的夹墙上。第三种说法就是《永乐大典》藏在了嘉靖皇帝的陵墓中。 所以现在的专家们根据以上理由都在猜测，很可能《永乐大典》的正本陪葬与嘉靖皇帝的陵墓永陵之中了。事实究竟如何呢？那就只能等待有朝一日条件具备，打开永陵，让真相大白了。

　　不是的。

　　满清以编纂《四库全书》的名义，收录“天下之书”，暗中销毁一部分“三观不正”的作品。但，名头太大的古籍，他们也不好意思“粗暴处理”。

　　更关键的是，人手有限、时间有限，他们不可能改编“所有的古书”。也没有那个必要啊。所以，他们主要针对“明朝”。

　　——正如现在，严格限制“网文”，却对传统的“严肃文学”网开一面，所以，《三体》写了“文”　“革”，也没有被禁。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对于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学者来说，大谷文库是一个绕不开的名词，尤其是在明清小说的研究者眼中，大谷文库更是无法取代的经典。可以说，大谷文库已成为公认的一座中国古典小说的宝库，而这座文学宝库最初的建立者，竟然是一位日本僧人。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偏爱文化考古的日本僧人

旅顺口区的太阳沟，在伪满时期，曾经一度是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今，在太阳沟随处可见的古建筑里，我们仍能依稀领略到它昔日的繁华。

与肃亲王府、关东州厅等宏大的建筑物相比，太阳沟深处，山坡上那栋俄式风格的二层小楼并不十分起眼，但却非常别致。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坐在小楼阳台上，可以看到不远处海湾里的海鸥是如何觅食的。不过现在这座小楼已经久无人居，显得格外破败，以至于当地文保部门不得不对其进行紧急修缮，好维持它不至于坍塌。但若时光倒退到百余年前，这座小楼却一派风光，是许多政要名流们出入的场所，因为，那时这里曾居住着一位特殊的主人，日本佛教界最重量级的人物：大谷光瑞。

大谷光瑞1876年出生，因为他们家族世代为西本愿寺法主，所以大谷光瑞一出生，就注定要成为僧人。资料显示，大谷光瑞10岁出家，20岁之前，一直是西本愿寺里规规矩矩的宗教领袖继承人。改变发生在1899年，这一年大谷光瑞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中国内地游历一个多月。这次中国之行，深刻影响了大谷的一生，让他从一位超然世外的宗教领袖，不知不觉间变成一个贪婪的掠夺者。

那次短暂的中国之行，让这位年轻的僧人对中国古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正在伦敦留学的他，很快便出资组建起一支探险队，以探寻佛迹为名，从喀什米尔高原深入到了中国的新疆地区。

事实上，探寻佛迹与文化考古只是一个幌子，大谷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掠夺。大量的古城、古墓遗址，遭到大谷探险队的盗掘，他和瑞典人斯文·赫定的探险队一道，在中国新疆地区展开了一场“夺宝大战”。

需要说明的是，与斯文·赫定不同，大谷光瑞和他的探险队员们并没有受过任何考古训练，他们只懂得掘墓，却连最基本的记录工作都不懂得怎么去做。以至于在挖掘过程中，大量古迹遭到毁灭性破坏，还有很多珍贵文物连出土地点都说不清。

大谷曾先后组织过3支探险队，在中国掠夺走了数以十万计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多数是通过大连港登船运往日本，其中占比重最大的当数汉籍图书与碑拓。据说这些图书中仅孤本、珍本就多达数千册，而总数则超过40000册。可以说，3次探险让大谷收获颇丰，可巨大的探险经费与后期分类研究费用，也让大谷陷入了沉重的财政危机。再加上大谷一心忙于在中国探险，导致寺规松弛，僧侣贪腐现象泛滥，大谷也因此受到舆论指责，被迫于1914年辞去法主和伯爵的爵位，并于第二年定居到大连，成为满铁公司的文化与宗教事务幕后顾问及大东亚建设审议委员会委员。

大量稀世珍宝被装船运至日本

大谷光瑞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是日本殖民当局奉行扩张、掠夺政策的先锋人物。

1938年，他针对“七七事变”后的时局，写下《中国事变后对策》一书，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这本书也一度被日本关东军高层奉为经典，要求高级将领人人研读。此外，大谷还主编出版有《兴亚计划》《兴亚论丛》等丛书，不遗余力地鼓吹“南进”政策。

除了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外，大谷还有一个嗜好，那就是收集中国的古籍文献，大量珍贵的汉籍都成了他强取豪夺后的收藏品。在敦煌，他手下的干将吉川小一郎买通王道士，得以顺利地将敦煌藏经洞里的古籍洗劫一空。在楼兰，他手下的另一干将橘瑞超沿着斯文·赫定提供的地理坐标，找到楼兰古城，并从古城里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李柏文书》。《李柏文书》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文书中出现的李柏其人，也是在楼兰所发现的全部文书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载的人物。学界普遍认为，《李柏文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价值，同时也是堪与《兰亭序》相媲美的书法艺术精品。并且，作为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人物，李柏高超的书法技艺也改变了我们过去“书法帖学起源于江南”的认识，侧面证明西北可能也是“帖学”的发源地之一。

但可惜的是，这些稀世汉籍多数已被大谷光瑞一船一船地运回日本，其中一部分被他占为己有，另一部分捐赠给了韩国总督府博物馆、日本京都博物馆、龙谷大学图书馆，以及日本各地的美术馆，还有一部分被卖给了文物商人。以《李柏文书》为例，如今已是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品。

大谷不仅是一个中国文物的贪婪掠夺者，同时还是一个疯狂的破坏者。由于他本人并不懂考古，他使用的考古队员也都是对考古一窍不通的年轻僧侣，比如发现《李柏文书》的橘瑞超，当时只是一个不满20岁的小僧人，他不懂得对出土时的情况做记录，以至于后人在研究《李柏文书》时，有很多疑团已无法破解。这些年轻僧侣在所谓的考古过程中，往往会雇用当地老百姓乱挖乱掘，其对遗址古迹所造成的破坏，甚至比盗墓贼还要严重。

古籍幸运地大规模回流

疯狂的掠夺，让大谷迅速成为“当时世界上私人拥有汉籍图书最多的人”，为妥善收藏这些图书，大谷甚至还斥巨资，在神户修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私人书库“含秀居”，被当时人称为“山上图书馆”。

谁也不会想到，这些被大谷掠夺走的古籍，却因为一个特殊机缘，竟幸运地迎来一次大规模回流。

那是1915年4月，大谷光瑞再一次到达大连，出席本愿寺关东别院的落成典礼。在满铁高层的极力邀请下，这个刚刚辞去法主职务不久的日本名流，当场决定不再回国，从此定居大连。

古籍书店和古玩市场。

1、古籍书店：一些专门经营古籍的书店会有古医书的收购和销售业务。可以在当地或在线搜索相关的古籍书店，了解古医书的销售渠道。

2、古玩市场：一些古玩市场或古董市场有古医书的交易。可以前往当地的古玩市场，寻找相关的古医书摊位或商家。

清朝手抄佛经种类太多，需要区别对待。若是名家手抄本那就是古籍善本，并且是国家的重要文物，市场价值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以上。

若是普通的手抄本，需要看是否具有历史文物价值，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凡是以上三点占任何一点，都可以归为古籍善本，若是三点全部占齐那么也是国家重要文物，起码值小几万。如果以上三点全都不沾边，那么这这种手抄佛经只能归为普通古籍，内容完整，装订考究，字体水平达标，品相完整者市场价值可以达到两百元左右。

我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等，无论提到哪一件中国的传统文化古籍都是让人羡慕无比的瑰宝。

当阿里达摩院利用数字化技术，在四川大学的文史专家们的牵线搭桥下。终于在汉典重光平台上回归了首批数字化的古籍，包含40余种宋元刻本、写本，共有20万页。让我们不禁看到了新的希望。

我国古籍流失最严重是主要原因是战乱。当时许多所谓的外国科考队趁着混乱的局势，肆无忌惮的盗挖、偷运、走私、贸易。导致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众多古籍珍本纷纷流落海外。更有甚者连流落何方都无从得知。让国人为此感到心痛不已。

而在全球许多博物馆内都可以看见这些中国古籍的身影。让我国著名学者郑振铎曾经发出无奈的感慨：“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国家政府对这些流失海外的古籍也极其高度重视，但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我国想要全部追回这些古籍原件的难度非常大。有很多时候也是凭着爱国人士的一腔热忱通过拍卖、捐赠等方式让古籍回家。

这些古籍都是我们五千年文明的历史见证，是我国发展的历史载体。对我们国家的历史发展研究提供了更详尽清楚的路径。为了避免这些古籍再次流失遭受毁坏。我国许多地方都成立了专门的古籍保护研究院，除了运用传统的修补技艺来修补受损的古籍外。还通过数字化这种科学技术让这些珍贵的古籍得到长久的保存。每一本能传承至今的古籍都是无数前人耗费心血或牺牲生命保留下来的，而我们必须更好的将这些传承给后世子孙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