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由于时效性较强，绝大多数在被阅读后都被丢弃，留心收藏它的人并不多，但一些过时的旧杂志仍有价值。在中国嘉德1996年春季古籍善本拍卖会上，解放前的一本《美术生活》杂志以132万元成交。由此可见旧杂志的收藏价值和投资潜力之大。具有收藏价值的旧杂志需要有一下特点：

　1、含有特殊刊号的杂志，创刊号一般阐明了刊物的办刊宗旨、内容、风格以及版面、栏目的设置情况；

　2、年代久远的杂志，收藏品是时间越久越珍贵，旧杂志同样具备这一特性；

　3、收藏艺术类杂志，这类杂志因其指导性、资料性、鉴赏性和趣味性较强，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4、其他一些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特殊内容的专刊、特刊等。这类杂志大多具有很强的纪念性、学术性、资料性和专题性，内容丰富，文章档次高，而且设计庄重、独特、图文并茂，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数学之友》杂志的投稿须知

1文章标题：一般不超过20个汉字，必要时加副标题，并译成英文。

2作者姓名、工作单位：题目下面均应写作者姓名，姓名下面写单位名称（一、二级单位）、所在城市（不是省会的城市前必须加省名）、邮编，不同单位的多位作者应以序号分别列出上述信息。

3提要：用第三人称写法，不以“本文”、“作者”等作主语，应是一篇能客观反映文章核心观点和创新观点的表意明确、实在的小短文，切忌写成背景交代或“中心思想”，100－200字为宜。

4关键词：3－5个，以分号相隔，选择与文章核心内容相关的具有独立性的实在词。

5正文标题：内容应简洁、明了，层次不宜过多，层次序号为一、（一）、1、（1），层次少时可依次选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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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图表：文中尽量少用图表，必须使用时，应简洁、明了，少占篇幅，图表均采用黑色线条，分别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应有简明表题（表上）、图题（图下），表中数据应注明资料来源。

9注释：注释主要包括释义性注释和引文注释，集中列于文末参考文献之前。释义性注释是对论著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引文注释包括各种不宜列入文后参考文献的引文和个别文后参考文献的节略形式，其序号为①②③……。

10参考文献：参考文献是作者撰写论著时所引用的已公开发表的文献书目，是对引文作者、作品、出处、版本等情况的说明，文中用序号标出，详细引文情况按顺序排列文尾。以单字母方式标识以下各种参考文献类型：普通图书[M]，会议论文[C]，报纸文章[N]，期刊文章[J]，学位论文[D]，报告[R]，标准[S]，专利〔P〕，汇编[G]，档案[B]，古籍[O]，参考工具[K]，其他未说明文献〔Z〕。格式与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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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基金项目：获得国家基金资助和省部级科研项目的文章请注明基金项目名称及编号，按项目证明文字材料标示清楚。

12．作者简介：姓名（出生年-），性别，民族（汉族可省略），籍贯，现供职单位全称及职称、学位，研究方向。

13来稿请注明作者电话、E-mail，收刊人及详细地址、邮编。

14．其他：请勿一稿两发，并请自留原稿，本刊概不退稿。

安妮宝贝，作家。

出生于七十年代中期，浙江。曾任职银行、广告公司、网站、杂志社等。

1998年在互联网上发表短篇小说，作品被广泛流传阅读。此阶段作品结集于《告别薇安》（2000）、《八月未央》（2001）。2000年终止互联网创作，开始职业写作。

陆续出版《彼岸花》（2001）， 《蔷薇岛屿》（2002），《二三事》（2004），《清醒纪》（2004）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摄影、散文杂文各式作品。题材多围绕城市中游离者的边缘生活，探索人之内心与自身及外界的关系，文体自省疏离，风格清洌。作品均持续进入全国各类畅销书排行榜，更被引介到香港、台湾、越南、韩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地区和国家。

韦力，男，一九六四年生人，喜收藏古书，相关著述有《古书收藏》、《批注本》、《书楼寻踪》等。在天津，他专门拥有一幢“西苑书楼”，这是他个人收藏古籍的所在，三层楼的空间共陈列近百个大书架，价值数千万的藏品罗列其中。据韦力自言，其中价值几十万的古籍他就有四十多套。殿版研究家翁连溪誉其为：“又读又研究”，“是一个藏书家，”而且“是国内最大的藏书家。

琦君（1918～2006），原名潘希真，出生于浙江永嘉。其父为官多年，喜欢收藏古籍、碑帖、字画，家中藏书丰富。由于家庭熏陶，她自幼酷爱文学，六岁时，父亲便为她请家庭教师讲授古典文学。

在杭州弘道女子中学读书时，又阅读了大量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品，并开始文学创作。高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被保送之江大学中国文学系，成为词坛巨擘夏承焘的得意门生。琦君随夏先生研读古籍，咏诗填词，深受其学识、人格的影响，并在词学方面有了精深的造诣。

大学毕业时，正值抗战爆发，她辗转于上海、永嘉等地，饱经忧患，深感国破家毁之痛。1949年到台湾，历任高检处纪录股长和司法行政部编审科长等职，1969年自司法部退休，任教于中央大学和中兴大学中文系，教授新旧文学。

扩展资料

代表作品：有散文集、小说集及儿童文学作品30余种，包括《烟愁》《红纱灯》（获中山文艺创作奖）《三更有梦书当枕》《髻》《桂花雨》《细雨灯花落》《读书与生活》《千里怀人月在峰》《与我同车》《留予他年说梦痕》《琦君寄小读者》《琴心》《菁姐》《七月的哀伤》以及《琦君自选集》等等。她也是著名电视剧《橘子红了》的原作者之一。

琦君名列台湾十大女作家之首。三十多年来她笔耕不辍，出版散文、小说、儿童文学、词研究等近三十本，有些散文被选入中学课本，作品被译为英、日、朝鲜文，深受海内外读者欢迎，被誉为“台湾文坛上闪亮的恒星”。

参考资料：

走得匆忙的胡适是不可能来得及整理藏书和个人文件的，除带走了其父年谱的手稿和几篇有关《水经注》的文章之外，连《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卷的手稿都未及找出带走，更不用说他数以万计的藏书，以及手稿、日记、信件、照片等个人文件了。这批物品只能依然存放在其住所东厂胡同一号后院的五大间书库内，由他的儿子胡思杜留下来照管。

胡适藏书今何在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胡适仓促飞离北平，未及带走多年收集的大量珍贵藏书和手稿、书信、日记、照片等个人资料。一九五七年，胡适在纽约立下遗嘱，将这批藏品全部遗赠给北京大学。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批弥足珍贵的文物“身首异处”，尚未得到最充份的整理和研究。很多海外学者仍四处打听：“胡适的私人藏书和文件档案到底现在何处？”

胡适匆忙离平，仓促间丢下了一生心血所致的藏书和个人文献，这批藏品不仅是他个人，更是整个学术界、文化界的珍贵财富。

一九四八年冬天，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城，郊外的清华大学已经先得解放，城里风传北大将要南迁。身为北大校长的胡适再三辟谣：“北京大学如果离开北平就不能称为北京大学了，所以决无搬迁之理。”实际上，不仅北大确无南迁之意，就是胡适本人也完全没有任何离去的准备。直到十二月十二日，胡适接到南京教育部长朱家骅的电报，电文说：“明天派专机到平接你与陈寅恪一家来京”，他才突然改意决定离开北平。十三日下午，城门未开，胡适与陈寅恪两家无法抵达机场，因此未能成行。当晚，他们与北平行辕主任傅作义取得联系，商定次日一早由专车将他们送至机场。十四日，胡、陈两家飞赴南京。

走得如此匆忙的胡适是不可能来得及整理藏书和个人文件的，因此他未能像陈寅恪那样随身携带一部份藏书，事实上，他除带走了其父年谱的手稿和几篇有关《水经注》的文章之外，连《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卷的手稿都未及找出带走，更不用说他数以万计的藏书，以及手稿、日记、信件、照片等个人文件了。这批物品只能依然存放在其住所东厂胡同一号后院的五大间书库内，由他的儿子胡思杜留下来照管。

以胡适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地位论，这批藏品也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藏书的体系可以揭示其学术思想的形成及渊源，个人档案更为研究者深入了解其哲学、史学、文学、政治、道德、教育等思想提供了真实而具体的丰富材料。

北大历史系胡适研究专家欧阳哲生告诉记者，胡适多年治史学，又有“历史癖”，所以他对收藏之事向来颇为看重。更何况，二十六岁就已成名的他自信自己将成为中国文化界的重要人物，因此他更注重收藏个人档案资料。他连给人写信都要存底，否则便会在信中说明自己未存底稿，要对方看过信后把原稿退回。他如此自觉地收集文献资料，加之生活一直富足安定，在客观条件上有所保证，“因此”欧阳哲生说，“胡适虽称不上最大的藏书家，但可以说他是个人资料保存得最完备的一代文化大师。”

胡适一九四八年以前长期居住北平，他“处心积虑”收集的藏书和文件也因此几乎全部存于北平寓所中。这样丰富完整的史料文献，其研究价值之大可想而知，它决不仅仅是为胡适个人所珍视的财产，更是中国文化界、学术界的一笔巨大财富。

那么，这笔财富后来命运如何？如今又下落何方呢？

目击者证明：一九四八年底，胡适手稿、文件、书籍一律装箱。一百零二只大木箱，全部寄存于沙滩松公府北大图书馆。

历史毕竟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胡适本人于一九六二年逝世，其子胡思杜早在一九五七年反右中自杀身亡。其他与这批藏品有关的当事人也纷纷作古，现在，真正的知情者实在已为数不多。所幸的是，当年在东厂胡同与胡适南北相对而居的，他的学生和助手，北京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邓广铭先生一直关心这批藏品的下落，作为当年的“目击者”，邓先生于一九九五年六月十四日作出了亲笔证词。

“胡氏的藏书、手稿以及来往的书信等等，一律存放在东厂胡同一号后院的五大间书库内。到一九四八年年底，当时北平和平解放的局势已定，但解放军尚未进城。北京大学派遣图书馆的管理人员郭松年等人到东厂胡同一号把胡氏书库中所藏的一切手稿、文件、书籍等一律装箱，共装了一百零二箱（木箱都是胡氏抗日战争期内，把所有藏书送往天津银行保险时做的），全部运往松公府北大图书馆存放。此情此景因我当时仍然住在东厂胡同一号，所以全得亲眼目睹。现虽已事隔四十多年，但我的这一记忆必不至有误。”

通过邓广铭先生的女儿邓小南，记者找到了曾协助邓先生工作的沈乃文，并从他那里获得了很多极为宝贵的第一手材料。沈乃文告诉记者，他曾为调查胡适藏书之事找过邓先生，邓先生明确地对他说，自己当年目睹了装箱的全过程，装完箱后，“连一张纸都没有留下”。而且，不仅是胡适的书和书信文件全部被装了箱，就连邓广铭放在胡家的书也被一起装了进去，连同胡家的一些生活用品一起，全部搬到了沙滩松公府的北大图书馆。

据沈乃文调查，这次整理、装箱和转移，是由胡思杜主持的，当时的参与者还有北大图书馆的毛准、王重民、郭松年、张光译、王幼忻等人。一九九五年，当时尚健在的王幼忻也提供了与邓广铭先生一致的证明。

胡适本人自一九四八年后再未回到北京，其子胡思杜又过早夭亡，这批寄存于北大图书馆的藏品由人民政府给予了安置。一九五四年七月，北京市人民法院有批复北大的公函：“经报请市人民政府胡适等物品暂由你单位保管。胡适等文物书籍在保管期间，可暂作你校教学科研之用。”一九六零年，大部份胡适藏书由沙滩松公府北大图书馆旧址迁往海淀燕园现址，一九六二年，剩余的小部份也搬至燕园。

胡适一九五七年立下遗嘱，将寄存的书籍、文件赠与北京大学。

胡适当然是始终不能忘怀北平的藏书和文件的，那是作为学者、历史学家的他用大半生的时间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一九五七六月四日，他在纽约立下遗嘱，在极为简洁的几项条款中，他专项提到这批藏书和文件。由于历史和政治等原因，他在遗嘱中这样说：“确信中国北平北京大学有恢复学术自由的一天，我将我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不得已离开北平时所留下请该大学图书馆保管的一百零二箱内全部我的书籍和文件交付并遗赠给该大学。”抛开政治因素，仅从人情的角度来看，人们不难从这份遗嘱里看到胡适对北大的深情和对那批藏书文件的萦怀。

一九六二年，胡适在台湾去世。当时的中国内地正处于一片动荡之中，人们对胡适的遗嘱一无所知。

一九八七年，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沈乃文偶然看到了刊登在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上的有关胡适遗嘱的消息，北大图书馆至此方知胡适关于那批藏书、文件的交托。一九九三年三月，当时的馆长庄守经访台，专程来到台湾胡适纪念馆，意在寻找胡适遗嘱。台湾胡适纪念馆馆长吕实强提请当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批示。五月，吴大猷亲自出面，同意将胡适遗嘱的中、英文复印件提供给北京大学。

胡适的遗嘱在海外早已广为人知，许多海外学者都曾以各种方式向北大询问过胡适藏书、文件的收藏情况，询问是否已成立一个专门的文库收藏胡氏藏书及资料。面如许善意而急切的询问，北大图书馆深感为难。这不仅因为北大图书馆藏的胡适藏书已有部份被打散，更重要的是，一些珍贵的善本古籍和最有价值的胡适书信、手稿等个人档案资料早已被调出了北大图书馆。

一九五四年，胡适藏书、文件经历了第一次神秘的分割；一九六四年，第二次分割则有案可查。胡适藏品从此“身首三处”。

事实上，北大图书馆现在只存有胡适藏书中的普通书籍，一百零五种善本古籍现藏于北京图书馆，一万五千余件胡适书信、手稿等文件则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那么，这批藏品是何时、何地被怎样的方式分割的呢？事情要从一九五四年批判胡适时说起。

一九五四年，为了准备批判胡适的材料，中宣部从北大图书馆取走了大部份的胡适书信、文件和日记。据对此进行了大量调查的沈乃文告诉记者：中宣部资料室取走了胡适书信、文件和日记后，从中编选了《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之一》和《之四》，均以“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工作委员会秘书处”的名义编印出版，内部发行，供全国批判使用。邓广铭先生也一直认为这些小册子是查清胡适书信、日记、文件下落的重要线索。邓先生很早以前就曾明确地对北大图书馆的郭松年说：“在一九五四年批判胡适的唯心的实用主义思想时，中宣部曾印行了《胡适日记选》、《胡适书信选》等等小册子，每册的封面上都印有‘供批判用’四字，这些小册子是根据什么材料印成的，必定是从北大所存的胡适的书箱内提取去的。”而至于为何没有留下提取的证据和手续，邓先生猜想：“这很可能是因当时北大图书馆的负责人认为继续保存胡适的这些东西是一个沉重包袱，必须甩掉而后快，所以当中宣部提取时，也不要求办任何手续。”

沈乃文的调查证实了邓先生的猜想，他说：“一九五四年批胡适，在当时是中央领导的一场极其严肃的阶级斗争，北大是将中宣部取用胡适寄存北大图书馆的书信文件作为政治任务坚决执行的。中宣部的这一行动是不公开的。而且当时胡适藏书和书信文件仍存于沙滩松公府北大图书馆原址楼上书库，其时中宣部图书馆已进驻北大图书馆原址楼下，取物不过是从楼上搬到楼下，没有给北大留下任何手续。”

轰轰烈烈的批胡运动过去以后，这批用作资料和证据的书信、日记等文件并没有物归原主。一九五八年中宣部资料室解散，这批文件随其负责人黎澍转到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当时为中国科学院学部近代史所）。一九九五年六月，了解当时情况的中宣部工作人员也为此出具了证词。

事实上，一九五四年的第一次分割并非唯一的一次。一九六四年，胡适的藏书、文件又经历了第二次分割，这一回，有确切的记录。

一九六二下半年，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曾召集了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对胡适的藏书和书信文件进行分配。分配的办法是：将一百零五种善本古籍交北京图书馆收藏，剩余的北大存一九二四件胡适书信和文件交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普通藏书则继续由北大图书馆保存。

一九六四年初，这次分割按要求完成。北大图书馆至今仍保存这次分割出去的藏书、文件的目录清单。

胡适的藏书、文件从此“身首三处”。

北大图书馆曾依遗嘱希望把藏品归于一处，但条件尚未成熟，合并之事未得解决。

当然，物分三处并不等于这批藏品完全未得整理和利用。研究者如需查阅胡适的书信、文件、日记等资料，持单位介绍信即可到一周对外开放两个上午的近代史所图书馆阅览，手续也并不繁难。到北图的善本书阅览室，凭藉书名目录，你也大概可以找到胡适私人收藏的善本古籍。在北大图书馆里，如果够幸运，你也许会碰巧借阅到胡适的藏书，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记者就曾极偶然地在北大图书馆里借阅过有胡适亲笔签名、印章，并题写了短序的《独立评论》杂志。

但是，对于专门的研究而言，这样的整理和收藏是不行的。研究者无法从这些零散的书籍里发见胡适藏书的体系性，也无法方便自如地运用本来十分完整的资料和书籍。因此，学界早已努力，希望能将所有藏品归为一处，在此基础上建立“胡适文库”，使这些收藏物尽其用。更何况，这批藏品属于胡适私人财产，他在遗嘱中的遗赠之愿理应得到尊重和执行。今年九月三十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的《关于建立“胡适文库”的构想》一文，学者首次在媒体上提出了“尊重适之先生的权利，以及学界使用这批材料的迫切要求”的愿望。

据北大图书馆林被甸馆长介绍，自一九九三年得知胡适遗嘱以来，北大图书馆就开始了索还藏品的努力。一九九四年三月，北大图书馆致函北图，请求北图根据胡适遗嘱将馆藏的一百零五种胡适藏善本古籍归还北大图书馆。 北图对此表示了理解，但需待有关领导部门批示方可交还。于是，一九九五年二月，林被甸馆长通过张芝联教授联系了北大的七位政协委员，联名向政协八届全国委员会提出议案，希望解决胡适藏书文件的保管问题。与此同时，林被甸以个人名义上书中央领导，详陈此事原委。

两封信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国务院为此徵求文化部和中国社科院的意见。这时，北图方面更换了领导，新主管也承认接受并保存胡适私人藏书的事实，但他们认为：胡适藏书的分割有其历史原因，对待历史遗留问题应慎重，北图作为国家图书馆，条件最为优越，因此，他们认为这批书还是仍由他们保存为好。

社科院近代史所认为北大的请求“不符合实际情况”，他们说，近代史所馆藏的胡适个人资料“并非来自北大，亦非由文化部份配”，他们在进驻该所现址东厂胡同一号（即胡适原居所）时，就在胡适办公室中发现了他未及整理搬运的大批书信、文件，这些文件由近代史所整理并保存，应算近代史所固有。此外，他们的收藏中，另有一批文件来自王重民的捐赠和向历史博物馆征集得来，只有很小的一部份来自北大。

针对胡适的遗嘱，他们认为：这一遗嘱的法律效力值得怀疑，遗嘱如何解释也需进一步商讨。总的来说，他们认为北大拿不出实据，无法证明一九五四年和一就六四年两次分割的事实。

鉴于三方面未能达成共识，合并的计划尚未开始，便于一九九五年又停了下来。

近日，当记者再次对此事进行采访时，北图的负责人已经调换，北图的工作人员虽大力支持记者的采访，但无奈已找不到任何知情人。记者甚至需要反过来向有关工作人员简单介绍情况，以便于帮助其寻找知情者。一位业务处的工作人员在多日查询后告诉记者，那批胡适藏善本书没有单独存放，是统一保存于善本书库，与其他书一样对读者开放的，属于正常利用的状态。这位工作人员强调：“北图的善本书保存条件非常好。”

当记者问及北图是否有意按胡适遗嘱归还这批书时，这位工作人员说：“当初这批书是由政府拨交给北图的，不是我们自己从北大手里拿来的。既然当初这属于政府行为，那我们现在也没有理由自己把书归还给别人。”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有关人士则不愿意多谈此事。

深入学术研究，资料整理、利用是根本。胡适藏书文件并不仅仅是一笔物质财富。

由于历史、政治等原因，胡适的研究在内地起步较晚，但发展却相当快。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说：“近年中国学界热衷于‘重新发现胡适’，在我看来，已经跨越‘政治平反’阶段，而与九十年代学术史研究潮流息息相关。”

学术的研究需史料整理作后盾。在胡适研究领域，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在大力开展。姑且不说国外及台湾方面，仅内地自七十年代末至今，就有不少喜人成绩。一九七九年，社科院近代史所整理出版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一九八五年，他们又整理出版了两册《胡适日记》，收录了一九一零、一九二一、一九二二、一九三七、一九四四年中共二十六个月的日记。一九九四年，黄山书社影印出版了近代史所整理的洋洋四十二卷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这套大书每套售价二万六千元，学者们虽无财力个人收藏，但可利用图书馆馆藏进行研究。此外，耿云志、欧阳哲生合编的《胡适书信集》，胡明编、四百多万字的《胡适精品集》，耿云志编、三百多万字的《胡适论争集》，以及年内即将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的《胡适文集》，是由欧阳哲生主编，共十二卷，长达六百多万字。据悉，安徽教育出版社编的《胡适全集》也正在进行中。

面对如此广阔的研究空间，如此重要的研究课题，学者们的愿望是一致的，那就是：充份、全面地利用现有材料，利用“胡适文库”或胡适藏书目录之类的资料系统展开更进一步的研究。无论胡适藏书及文件最后归属何处，最重要的在于结束物分三地，身首异处的局面。北大图书馆林被甸馆长对记者说：“胡适当年所留下的书信文件，海内外瞩目，希望同有关几家通过协商把这批珍贵文献资料集中于一处，使之充份发挥作用。作为学者和文献工作者对此应该能取得共识，带头来做好这件事。”一直关注此事的沈乃文对记者说：“研究历史首先要尊重历史，研究胡适应该尊重胡适本人的意愿。毕竟这是胡适的私人财产，是他寄存在北大的，而不是他丢弃不要的，或是被党和政府没收的。因此应按胡适本人的意愿进行处理。”

胡适的藏书和文件并不仅仅是一笔物质意义上的遗产和财富，它更是属于中国文化界的一笔共同的精神财富。结束采访时，欧阳哲生对记者说：“不管由什么人收藏，最重要的是要对这批藏书和资料好好地进行整理、利用和研究，那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出它们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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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呈现文学史相关脉络

最明显的例子是《新小说社征文启》。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以来，学界在讨论晚清的“四大谴责小说”时，都会联系到《儒林外史》。虽则评价有高下之别，却一致认定《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在小说结构与讽刺笔调上深受《儒林外史》的影响。而“谴责小说”尽管也被归入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并成为其中最突出的品类，不过，像李伯元、吴趼人这样先已活跃在上海小报界的作家，其创作与远在日本的梁启超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一直很难落实。在研究者心目中，倒是更容易将李、吴等人的小说题材与风格看作是一种自主的选择与摹仿。

而我1997年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新民丛报》第十九号初版本上，发现了一则《新小说社征文启》，足以对以上疑问作出确凿的解答。这一写于《新小说》发刊前的启事，应该是出自杂志创办者梁启超之手，其中提示了“谴责小说”文体发生的线索以及此类写作与“小说界革命”的密切联系。1902年10月刊出的这则广告特别强调：

本社所最欲得者为写情小说，惟必须写儿女之情而寓爱国之意者，乃为有益时局。又如《儒林外史》之例，描写现今社会情状，藉以警醒时流、矫正弊俗，亦佳构也。

如此可见，大约1903年5月起开始在《世界繁华报》连载的《官场现形记》，以及同年10月起开始在《新小说》陆续刊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正是对此一征稿最及时的回应。并且，吴趼人后来写作的《恨海》与《劫余灰》，虽为写情小说，开篇却都要在“儿女之情”外，另外讲出一番光明正大的“情”之理。

如《恨海》以“儿女私情”为“痴”与“魔”，更看重“与生俱来的情”，认为其“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 1 ] ( P3) ，此亦不脱《新小说》“写儿女之情而寓爱国之意”的要求。正可以用“如响斯应”来形容《征文启》与李伯元、吴趼人创作之间的关系。此例可以说明征文类广告对于标明杂志主旨、引导作者写作，甚至酿成一种文学风气上所可能发挥的功能。

2、考证作品本来面目

最有名的例子当属对于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总体构思的揭示。由于近代小说与古代小说的发表途径不同，报刊连载使得作者不必等待全书完成才发表，而可以随写随刊，所谓“朝脱稿而夕印行”。由此带来的弊病，除了“明知疵累百出，亦无暇修饰”，也有如钟骏文(寅半生)所指出的：“甚有草创数回即印行，此后竟不复续成者，最为可恨。”而其特别提到的，即为“共推文豪之饮冰室主人”所撰《新罗马传奇》与《新中国未来记》[ 2 ] ( P182) ，可见梁作未完在当时已让人痛惜。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刊载于《新小说》的《新中国未来记》，“楔子”之外，还有五回。小说所要讲述的主体，即中国六十年维新史才刚刚开了个头，主人公仍在争论是应该改良还是革命。以前的研究所能依据的文本仅此而已，晚清小说研究的开山祖师阿英也未能提供更多的文献。

这个情况在国内最初的改变，是黄霖与韩同文选注的《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5)的出版，其中选录了《中国惟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此文是为了1902年11月《新小说》的创刊，先行在8月份的《新民丛报》第14号登载的一则长篇广告。其中于“政治小说”栏开列了三部小说，第一部就是《新中国未来记》，并且概略介绍了情节：

此书起笔于义和团事变，叙至今后五十年止，全用幻梦倒影之法。而叙述皆用史笔，一若实有其人、实有其事者然，令读者置身其间，不复觉其为寓言也。其结构，先于南方有一省独立，举国豪杰同心协助之，建设共和立宪完全之政府，与全球各国结平等之约，通商修好。数年之后，各省皆应之，群起独立，为共和政府者四、五。复以诸豪杰之尽瘁，合为一联邦大共和国。

东三省亦改为一立宪君主国，未几亦加入联邦。举国国民戮力一心，从事于殖产兴业，文学之盛，国力之富，冠绝全球。寻以西藏、蒙古主权问题，与俄罗斯开战端，用外交手段联结英、美、日三国，大破俄军。复有民间志士以私人资格暗助俄罗斯虚无党，覆其专制政府。最后因英、美、荷兰诸国殖民地虐待黄人问题，几酿成人种战争。欧美各国合纵以谋我，黄种诸国连横以应之，中国为主盟，协同日本、非律宾等国，互整军备，战端将破裂。匈加利人出而调停，其事乃解。卒在中国京师开一万国平和会议，中国宰相为议长，议定黄、白两种人权利平等、互相亲睦种种条款，而此书亦以结局焉。有此自陈，足以让我们了解梁启超理想中的建国方略。

这则广告的重要性还在于，其不只叙述了梁启超已着手写作的《新中国未来记》的故事梗概，而且也对梁氏系列政治小说的创作计划作了预告。《旧中国未来记》“叙述不变之中国，写其将来之惨状”；《新桃源》(一名《海外新中国》)是专从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的经历着眼，想像二百年前有一批中国先民，在海外一个大荒岛上创建了新国家，现在又把这套制度移植到内地。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对政治小说的写作有着巨大的热情。而假如没有见到这则《中国惟一之文学报〈新小说〉》的广告，关于《新中国未来记》以及其余三部政治小说的整体构思都将埋没，这当然是梁启超研究的重大损失。

3、确认作者真实身份

晚清作者发表作品，常常使用笔名或化名。其中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如传统观念的遗留，写作小说、戏曲、弹词一类俗文学作品时多不用本名；也有这一时期特殊的考虑，比如政治禁忌，被政府通缉的作者或嘲骂官府的作品，都不便直署真名；男性作者在女报出现，为使女读者感觉亲切，也会刻意改变性别，像柳亚子之取名“松陵女子潘小璜”等。并且，笔名固然有长期使用者，亦不乏临时起意，一人多名成为晚清作家发表作品的常态。这无疑给后来的研究者造成巨大困扰，且不利于深入解读作品。

以我处理的一则个案为例。1903年11月梁启超游历美洲归来，在他主编的《新民丛报》(38、39号合本， 1903 10，实为11月以后出版)与《新小说》(7 - 16号， 1903 9，实为1904 1 - 1905 5出版)上，便接连出现了对于“珠海梦余生”(间署“外江佬”)《粤讴新解心》的推介与刊载，并发表了署名“春梦生”的作者创作的戏曲《团匪魁》与《学海潮传奇》(《新小说》8号、《新民丛报》46 - 48合本与49号) ；直到1906年，在《饮冰室诗话》中，梁启超还在评述名为“忏余生”和“忏广”的作者新写的两组诗作《纪古巴乱事有感》与《湾城竹枝词》(《新民丛报》85号) 。单看这几个名字，彼此似不相干。梁启超也有意隐瞒其身份，《饮冰室诗话》或则说：“乡人有自号珠海梦余生者，热诚爱国之士也，游宦美洲。今不欲著其名。”或则说：“乡人忏余生，以使事驻美洲之古巴。”[ 3 ]就是不肯透露其真实姓名与官职。不过，因“珠海梦余生”与“忏盦”这两个别号，民国以后作者还在使用，可以据以查知其人即为曾任清政府驻古巴总领事(1903 - 1907)的廖恩焘。但“春梦生”为何许人则不得解。

由于“春梦生”除上述两部戏曲外，尚有一本单行的《维新梦》，故研究晚清戏曲的学者对其人也相当关注。梁淑安与姚柯夫编著的《中国近代传奇杂剧经眼录》率先将《学海潮传奇》的作者著录为周祥骏后[ 4 ] ( P106 - 109) ，左鹏军在《晚清民国传奇杂剧考索》中亦承袭此说[ 5 ] ( P225) 。实则周祥骏平生从未出国，而《学海潮》乃以1871年发生在古巴的一场学生运动为题材，《维新梦》的作者在《序》中更明言其创作时“适客海外”[ 6 ] ，因此，其人与周氏的履历全不相干。

而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北大图书馆借到了几册初版本的《新小说》，发现第7号中有一张《新出班本〈黄萧养回头〉上套、京调〈维新梦〉成套合刻》的广告：

欲开大多数人之智，改良班本其急务矣。举国中不读书、不看报之人十居其八、九，而未有不看戏者。欧西、日本多注重于是，故士大夫皆不惜纡尊降贵，亲演其事。而我国则鄙此道为下流，至不屑与平民伍。此强弱智愚之所由分也。迩来倡改良班本之议者颇不乏人，其有见乎此矣。

以上强调戏曲改良重要性的议论固然精彩，但对我来说更有意义的是，此则广告提供了追考《维新梦》作者的线索：

又《维新梦》一套，乃演戊戌变法前后时事，句句皆道实；而其结构之佳，腔调之熟，又不在《黄萧养回头》之下。作者为春梦生，即卅八、九号《新民丛报》《饮冰室诗话》所称之“珠海梦余生”其人也。

据此，“春梦生”即为“珠海梦余生”，乃廖恩焘为撰写戏曲作品专门使用的笔名。而《学海潮》之取材于古巴历史，因之也有了着落。

本人为此写作了《晚清外交官廖恩焘的戏曲创作》(刊《学术研究》2007年3期)一文，以《维新梦》等剧作为例，说明驻外使节与清廷的离心离德可能已超出我们过去的想像，并希望由此见出晚清“文学改良”的倡导者与响应者如何互动的周边情况(可参见笔者《近代外交官廖思焘诗歌考论》，刊《中国文化》2006年23期) 。

4、搜集作者散佚篇什

辑录佚文的正途当然是翻检与作者有关系的报刊，但广告栏也不应轻易放过。因为对于作者而言，广告文字最容易散失，因其往往被忽略。

我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时，对此深有体会。如取自1904年《新民丛报》第44、45号合本的《辨妄广告》与《辨诬再白》，以及第49号之《辨妄再白》，均以香港《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等革命派报刊为批驳对象，实为梁启超1906年与《民报》论战的前奏，值得重视。其驳斥两报将刊载于日本《东邦协会会报》第110号的李宝森上副岛种臣书，移花接木，改作梁启超上伊藤博文书等事，称：

且今日何时耶，国亡之不暇! 民间若诚有志者，各尽其力所能及者而自勉焉。方针不同，我败焉，犹望人之成；苟其可成，成之何必在我! 真忧国者不当如是耶 堂堂正正以政见相辨难，犹可言也；若造谣诬谤，含沙射人，斯亦不可以已耶 鄙人不能不为该两报惜之。[ 7 ] ( P157)此言可见梁启超当时的争辩立场。至于民国以后，梁氏登载于报刊的私人启事更多，此处不赘。

另外可以一篇秋瑾佚诗的发现为例。长春师范大学的郭长海教授是国内较早关注与使用晚清报刊文献的学者。他在1985年发表的《秋瑾研究资料的新发现》(《长春师范学院学报) 1985年4期》中，公布了一首秋瑾诗作：

女中今又见卢和，救世心真一片婆。广为后生开觉路，常闻脱手起沉疴。杏林春好颜都驻，兰室尘无梦屡过。灵药刀圭应赠我，炉杯擎出活人多。

下署“俚句戏博廖太夫人哂政，秋闺瑾就正稿”，所用正是秋瑾留学前的闺名。这首七律之前，尚有一段文字称：“昨承湘中王部郎夫人雅赠诗什(王君住绳匠胡同，敝处未详其名字) ，谬荷推誉，谨此致谢。”而我按照郭文的提示，翻查1903年10月15日的《大公报》，看到这篇包含秋瑾佚诗、总题为《京师卫生女学医院敬谢赠诗》的文字，竟然是一则广告。这让我对郭教授读报之细大为钦佩。而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重印的《秋瑾集》中，这首诗也优先于其他研究者发现的众多佚作，被正式编辑入集。显然，出版方对其出自秋瑾毫不怀疑，因为刊载此作的当年的报纸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

5、确定杂志刊行时间

晚清的杂志与报纸不同，时常会发生延期出版问题。原因也多样，有时是经费短缺，有时是主事者出门或身故，也有政治干扰等情况。刊物在脱期后，一般会采用三种不同的处理方式：或写明实际的出版日期，或按照约定的周期标记，或干脆不署刊行时间。后二者较为常见，因其可制造杂志表面正常的假象，以取得读者的信任。而这种不正确的出版信息造成的混乱，则会影响学者研究的可信度。

在晚清两位著名的小说家李伯元与刘鹗之间，曾发生过一起“抄袭”事件。根据最早发现此事的魏绍昌的说法，“《老残游记》发表至第十三回就中断了，中断的原因是《绣像小说》擅自删去了原稿第十一回”；“可是到《绣像小说》第五十五期发表《文明小史》第五十九回的时候，前半回‘论革命幕府纵清谈’中，李伯元却将刘铁云所写痛诋‘北拳南革’的一番玄理， 连续一千五百多字，一古脑儿照原样全抄”[ 8 ] 。这让魏绍昌无法理解。但也有研究者认为，不是李伯元抄袭刘鹗，而是刘鹗抄袭了李伯元(如汪家熔)。

在诸种论证中，我觉得日本学者樽本照雄解决此疑案的方法最可取，因而结论也最可靠。他做了一张《〈绣像小说〉刊行一览》表，主要根据《世界繁华报》、《大公报》、《中外日报》、《申报》与《东方杂志》5家报刊的出版广告，逐一列出了每期《绣像小说》在各个报章广告刊出的时间。由此可以清楚看出，自第13期开始不再标明出版时间的杂志，实际已不断延后刊行。樽本不但据此打破了阿英以来即将《绣像小说》的停刊与李伯元的去世相系连的说法——因李伯元病逝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十四日，按照《绣像小说》为半月刊的推算，第72期的刊行日期恰好应该是三月十五日——证明其实际终刊时间为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而且，其所排出的刊行表亦明白显示出，登载有抄自《老残游记》第11回内容的《绣像小说》55期，乃是李伯元去世以后发行，因此可以肯定，这起抄袭事件的主角是李的朋友欧阳钜源，而不可能是已经去世的李氏本人[ 9 ] ( P42 - 63) 。

此外，在《新小说》的停刊时间上同样存在疑问。该刊从第4号起，也开始脱期。不过，自第9号到第2年第5号(17号)为止，不管间隔长短，杂志基本还是按照实际出刊日期作了标示。但自第2年第6号(18号)以后，这项标识取消，而在为研究者信赖的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中，仍依据月刊的出版周期加上了时间。这样，学界一般都认定，总共24期的《新小说》停刊于1906年1月。

2002年7月，郭浩帆在樽本照雄主编的《清末小说通讯》第66号上发表了《〈新小说〉创办刊行情况略述》一文，其中引用了《月月小说》第3号与第6号(1906年12月和1907年3月)刊登的广告，称该刊“特聘我佛山人、知新室主人为总撰、译述。二君前为横滨新小说社总撰、译员，久为海内所欢迎。本社敦请之时，商乞再三，始蒙二君许可，而《新小说》因此暂行停办”；到第6期更声言，吴趼人、周桂笙二人“自本社延聘后，《新小说》因此停刊，久已不出”。对于这些出自《月月小说》总理汪庆祺的文字，郭氏评论说：“由于《新小说》第二卷最后各期没有标出出版年月，人们通常推断它的停刊时间在1906年1月，而此时距离《新小说》的停刊已经达十个月之久，所以大家不大相信《月月小说》所说的话，认为其中或许有利用《新小说》的巨大影响做广告的嫌疑。”郭氏虽然肯定《月月小说》的广告“并非无稽之谈”，但又表示，要说明吴、周二人的加盟《月月小说》“与《新小说》停刊之间的具体因果关系，尚需要新的证据”。而樽本照雄随后补充发表的《〈新小说〉的出版日期和印刷地点》[ 9 ] ( P207 - 217) ，即提供了郭文所需要的新证据。樽本引用了1906年11月13日(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时报》关于第2年第12期“《新小说》亦到”的广告，证明该刊终止时间“是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左右。比定论所说的‘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晚了整整十个月”。这个时间恰好能与1906年11月1日创刊的《月月小说》相接续，可见汪庆祺并未吹牛。

其实，更早一些，在1906年11月30的《月月小说》第2期上，已刊出过一则汪庆祺署名的《本社紧要广告》：

本社所聘总撰述南海吴趼人先生、总译述上海周桂笙先生，皆现今小说界、翻译界中上上人物，文名藉甚，卓然巨子。曩者日本横滨《新小说》报中所刊名著，大半皆出二君之手，阅者莫不欢迎。兹横滨《新小说》业已停刊，凡爱读佳小说者，闻之当亦为之怅怅然不乐也。继起而重振之，此其责，舍本社同人其谁与归 爰商之二君，自三号以后，当逐渐增多自撰自译之稿，以餍读者诸君之雅。

考虑到《新小说》自第8号起，吴趼人即在该刊大量发表作品，诸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电术奇谈》、《痛史》、《新笑史》等各类小说全面铺开，立刻跃升为杂志第一作者，周桂笙的译作也差不多是每期必见；因此，无论是因二人出走而造成《新小说》停刊，抑或是由于《新小说》计划停刊而二人移席别就，总之，没有了吴趼人与周桂笙的《新小说》原本难以撑持。而这中间的细节原委，也是经由广告透露出来。

此外，报刊广告在考察近代稿费制度的逐步建立、由稿酬标准所体现出的文类等级变化以及小说分类的出现与依据等诸多方面，都堪称大有可为。已经有不少研究者就此作过探讨，成果可观，此处不再详言。

总而言之，报刊广告是一块有待有心人开发的富矿，其在文学史以外的利用价值更是多多。竹头木屑也可派上大用场，这里需要的是发现的眼光。

夏晓虹：晚清报刊广告的文学史意义

来源：2008年12月第4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本文为作者2008年6月13日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举办的“文学史视野中的大众传媒”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我给你的不是直接的答案，但你可以从这边论述详细的论文中总结出想要的答案，这对你学习也是一种帮助。

江南六大古镇(周庄、同里、甪直、西塘、乌镇、南浔)并称的来历： “小桥、流水、人家”的规划格局和建筑艺术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居住环境。江南六大水乡古镇是我国江南水乡风貌最具代表性特征的地区，都以其深邃的历史文化底蕴、清丽婉约的水乡古镇风貌、古朴的吴侬软语民俗风情，在世界上独树一帜，驰名中外。 六大古镇是江南水乡古镇的代表，既有共同点又各具特色。去过所有古镇的西塘一位导游是这样评价的：周庄开发得最早，知名度也最高；南浔文化底蕴最深，单个景点很有味道；乌镇旅游做得很成功，是博物馆式的古镇，几乎没有原居民；西塘面积最大，保护了105平方公里和25万平方米明清建筑，廊棚、古弄很有特色。正因为共性之中有个性，许多旅行社都把六大古镇作为整体推出。 江南六古镇捆绑申报世界遗产最早可以追溯到从1982年起，以同济大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先生带领的师生，就对江南六个水乡古镇进行保护。 1998年，在联合国遗产中心亚太区主任明嘉扬女士的建议下，江苏的周庄、同里、甪直和浙江的乌镇、南浔、西塘，经过酝酿最终以江南水乡古镇的名义联合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 2001年4月，江南六大水乡古镇列入《世界遗产预备清单》，同时在浙江乌镇举行了《江南水乡古镇》特种邮票首发式，邮票一套六枚，浓墨淡彩，匠心独具，一枚一个古镇，合起来恰是联合阵容。10月，APEC会议在江苏周庄开了半天的会，让全世界见识了江南水乡古镇风情。11月，江浙两省正式将申遗文本上报国家建设部。 一、周庄古镇( 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 ： 江南六大古镇之首，有“江南第一古镇之称”！ 镇名由来：春秋战国时期，周庄境内为吴王少子摇的封地，称摇城。北宋元佑元年(1086年)周迪功郎舍宅200余亩捐于当地全福寺为寺，始称周庄，元代中期，沈万三利用周庄镇北白蚬江水运之便，通番贸易，周庄因此成为其粮食、丝绸、陶瓷、手工艺品的集散地，遂为江南巨镇。至清康熙初年正式定名为周庄镇。 著名景点：周庄最为著名的景点有富安桥、双桥、沈厅。 富安桥是江南仅存的立体形桥楼合璧建筑；双桥则由两桥相连为一体，造型独特，石桥牢固而又质朴，建于明代，由一座石拱桥和一座石梁桥组成，横跨于南北市河和银子浜两条小河上，桥面一横一竖，桥洞一圆一方，错落有致，宛如一把大锁将两条小河紧紧地锁住 沈厅为清式院宅，整体结构严整，局部风格各异。 古镇历史：周庄镇已有九百年的历史，镇内河流呈井字型，镇中桥梁很多，其中历史在四百年以上的古桥的就有八九个，明代时这里住着江南首富沈万三，他富得让朱元璋都垂涎，他个人出资修了南京明城墙的三分之一，沈万三在各地都有许多产业，但是他始终把周庄作为他的根基。 1984年，在美国留学的陈逸飞以周庄的双桥为素材，创作了一幅题为《故乡的回忆》的油画，连同他的其它37幅作品，于纽约的十月金秋，在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画廊展出，引起了轰动，尤其是那些运用油画和传统的中国水墨画手法创作的作品，描绘了姑苏的小桥流水、江南的田园风光，将美国观众带到了神话般的境地。美国权威杂志《艺术新闻》发表了题为《向西方潮流大胆挑战》的评论，专门介绍陈逸飞的艺术成就。 当年十一月，阿曼德�6�1哈默访问中国时，将陈逸飞的那幅《故乡的回忆》高价购下，作为礼物，送给了邓小平同志。不知道为什么哈默为什么会选择中国的“土特产品”作为送给中国***的礼物，但是正是这一选择才使中国人真正知道了周庄。 联合国每年发行六组邮票，世界联合国协会每年从各国优秀画家中遴选6人，请他们自行设计并绘制精美的图案，作为每组邮票的首日封。1985年，这幅画又经陈逸飞加工，成为当年世界联合国协会的首日封，让越来越多的人领略中国水乡古镇旖旎风情。 拍摄的影视剧：《新白娘子传奇》、《杨乃武与小白菜》、《聊斋书痴》、《独行客》、《销魂刀》、《柳亚子》、《开天辟地》、《阮玲玉》、《鸳鸯错配钱秀才》、《天若有情》、《胡雪岩》、《济公游记》、《江南巨富沈万三》、《乾隆与香妃》、《华罗庚》、《新乱世佳人》等 交通：上海、苏州、昆山、青浦均有直达周庄的长途汽车。 住宿：私人旅店开价一般都在60元／天左右，可以砍价，旺季房价有时会涨到100多元。如果资金充裕，可以选择住在典型的江南水乡家居型的客栈——贞固堂，它原为教育家沈体兰先生故居，是一座明清风格宅院式建筑，古色古香。价格为280元／天。 二、同里古镇(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市) ： 镇名由来：同里，古时很富，故称“富土”；唐初，因其名太过于奢华，过于招摇，改为“铜里”；宋代，把“富”字不出头，去掉一点，再将该字一分为二，上半截为“同”，下半截“田”与“土”相加，变为“里”，同里之名由此而来，体现了同里人的谦虚低调，沿用至今。 著名景点：主要景点可以概括为“一园”、“二堂”、“三桥”。 退思园已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国家4A级旅游风景区。 嘉荫堂，嘉荫堂位于江苏吴江，建于1922年，宅主柳炳南，与著名爱国诗人柳亚子先生同宗。柳亚子先生曾在此居住；崇本堂，最吸引人的，当然是它的各种雕刻。 最有名的桥是“三桥”——太平桥、吉利桥和长庆桥，它们以三足鼎立的姿态互相依伴伫立在古镇中心。千百年来一直广为流传的“走三桥”——这古老的民俗画卷终于真真切切的展现在我的眼前，那是消灾避难、吉祥幸福的象征。他们说，走过太平桥，一年四季身体好；走过吉利桥，生意兴隆步步高；走过长庆桥，青春长驻永不老。 拍摄的影视剧：《包氏父子》、《红楼梦》、《林冲》、《家》、《春》、《秋》、《董小宛》、《戏说乾隆》、《半生缘、一世情》，《天之骄女》、《戏曲舞台》、《风月》、《情归同里》等 交通：上海、苏州、吴县均有汽车直达。同里与周庄之间还有游船往返。 住宿：同里也有许多小旅馆可以清闲度日，但如果想选择正规饭店，这里有同里度假村，平时240元／天，周末280元／天。便宜一点的有同里三元大酒店，140元／天。最实惠的则是同里民乐居，60元／天。 三、甪直古镇(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 ： 有“东方威尼斯”之称！ 镇名由来(音同"鹿")：甪直原名为甫里，因镇西有“甫里塘”而得名；后因镇东有直港，通向六处，水流形有酷如“甪”字，故改名为“甪直”；又传古代独角神兽“甪端”巡察神州大地路径甪直，见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因此就长期落在甪直，故而甪直有史以来，没有战荒，没有旱涝灾害，人们年年丰衣足食。 著名景点：保圣寺、银杏树、沈宅、萧宅 保圣寺，建于公元503年，据今1495年历史的甪直保圣寺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一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江南一座著名的千年古刹,寺内唐代著名雕塑家杨惠之所塑的九尊泥塑罗汉，虽历经千年沧桑，却仍然保存完好。寺内仍有200多间建筑，保持了一流寺庙的格局，号称江南四大寺院之一。 银杏树，古银杏又是甪直古老的象征之一。这不仅是角直这个历史文化名镇古老的标志，而且为甪直的景色添彩增辉。目前镇上有银杏树7棵,其中在保圣寺四周有4棵，最大的一棵据今已1300年树龄，高度50米，树身三位男子也围不住，她虽历经千年风霜，但仍能挺拔、健壮。 沈宅的精华部分是“乐善堂”。这座三开间正厅是镇上最豪华的建筑。厅内琳琅满目的雕饰可谓富家气派十足。 萧宅原为镇上杨姓武举人所建，后来售于里中望族萧家的萧冰黎，故称萧宅。萧宅，位于甪直镇中市上塘街，建于清光绪已丑年（公元1889年），占地一千多平方米，是古镇现存最完好的清代民宅。 交通：上海有长途汽车直达。苏州有18路公共汽车直达。周庄与同里也有旅游车直达。 住宿：目前镇上用于接待游客的地方主要是甪直迎宾馆，标准间120元／天，三人间150元／间，套房200元／间。 四、西塘古镇( 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 ： 江南六大古镇中面积最大的古镇！ 镇名由来：相传春秋时期吴国伍子胥兴水利，通盐运，开凿伍子塘，引胥山(现嘉善县西南12里)以北之水直抵境内，故西塘亦称胥塘。因西塘地势平坦，一马平川，又别称平川，斜塘。 著名景点：“三多”(桥多、弄多、廊棚多) 西塘素以桥多、弄多、廊棚多而闻名。西塘民风淳厚，橹声悠扬，到处洋溢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特有的人文积淀。西塘古镇保护好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一个专家们研究“江南水乡民俗文化”的圣地；艺术家们描绘“江南水乡民俗文化”的基地；游客们品味“江南水乡民俗文化”的净地。西塘古镇以特有的文化气质，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 古镇历史：西塘是一座已有千年历史文化的古镇。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吴越两国的相交之地，故有“吴根越角”和“越角人家”之称。在唐开元年间就已建有大量村落，人们沿河建屋、依水而居；南宋时村落渐成规模，形成了市集；元代开始依水而市渐渐形成集镇，商业开始繁盛起来；明清时期已经发展成为江南手工业和商业重镇。“春秋的水，唐宋的镇，明清的建筑，现代的人”，是对西塘最恰当不过的形容。 拍摄的影视剧：《碟中谍3》，《我的青春谁做主》，《五星大饭店》，《像雾像雨又像风》，《别爱我》，《茉莉花》，《梦回青河》，《画魂》，《长恨歌》，《孤恋花》，《天一生水》，《和你在一起》等 交通：上海、杭州均有直达班车。 交通：从上海或杭州先坐火车或汽车到嘉善，嘉善汽车站每隔5分钟发一辆到西塘的车。 住宿：有西塘宾馆、俞园大酒店等，价格从70－100元／天不等。亦有私人旅馆，价格可以商量。 五、乌镇古镇( 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 ： 镇名由来：秦时，乌镇属会稽郡，以车溪(即今市河)为界，西为乌墩，属乌程县，东为青墩，属由拳县，乌镇分而治之的局面由此开始。元丰初年（1078），已有分乌墩镇、青墩镇的记载，后为避光宗讳，改称乌镇、青镇。南宋宋光宗登基，他的名字是个怪僻字，竖心旁加个“享”，念“敦”，于是天下念“敦”的字全不能用，自此之后乌墩就定称为乌镇。1950年5月，乌、青两镇合并，称乌镇，属桐乡县，隶嘉兴，直到今天。 著名景点：茅盾故居、江南百床馆 茅盾故居，茅盾于1974～1981年在此居住。 江南百床馆，是一座专门收藏江南古床的博物馆，座落在乌镇东大街210号，又称赵家厅，面积约1200多平方米，内收数十张明、清、近代的江南古床精品。 古镇历史：春秋时期，乌镇是吴越边境，吴国在此驻兵以防备越国，得名“乌戍”。 读过茅盾的田野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吗？茅盾的童年、少年时代都是在浙江的乌镇度过青年时期也在这儿，居住。他所描写的人物原形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小说正是对旧社会乌镇各个方面的真实写照。 拍摄的影视剧：台湾女生组合SHE歌曲《中国话》MV也曾取景乌镇，《似水年华》、《美丽无声》、《旗袍》、《一江春水向东流》、《追日》、《早春二月》《乾隆王朝》、《她从海上来——张爱玲的故事》、《心中有鬼》等 交通：从嘉兴或嘉善坐往桐乡方向的汽车到乌镇。 六、南浔古镇(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 ： 曾经最富庶的江南古镇！ 镇名由来：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因滨溪遂称浔溪，一直沿用至南宋宁宗(1195～1224)朝；南宋理宗时(1225～1264)文献记载“南林一聚落，而耕桑之富，甲于浙右”，由于浔溪之南商贾云集，屋宇林立，遂称南林；至淳祜季年(1252)建镇，取南林、浔溪两名之首字，称南浔。 著名景点：嘉业堂藏书楼、刘氏小莲庄、“南浔三古桥”。 嘉业堂藏书楼，隔溪与小莲庄毗邻，系刘镛孙刘承干于1920年所建，因清帝溥仪所赠“钦若嘉业”九龙金匾而得名。该楼规模宏大，藏书丰富，原书楼与园林合为一体，以收藏古籍闻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私家藏书楼之一，系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解放后，原书楼主人捐赠给浙江图书馆，现在的藏书楼正以公共图书馆和旅游景点的双重身份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读者和游客。 刘氏小莲庄，是清光绪年间南浔首富刘镛的私家园林、家庙及义庄所在，位于南浔镇南栅万古桥西，北临鹧鸪溪，西与嘉业堂藏书楼隔河相望。原为刘氏归榇暂殡寓园，从光绪十一年(1885年)开始，在池周补植花柳，重栽菡萏，布置台榭，启建家庙，历时四十载，于1924年完成。因慕元代书画家赵孟頫湖州莲花庄，而自名“小莲庄”。 “南浔三古桥”的是广惠桥、通津桥和洪济桥。广惠桥位于镇南栅商会原址附近，横跨市河。此桥为单孔石拱型。其始建年代已失考，清代两次整修。桥长18米，宽33米，拱矢高53米，上下各有踏步24级，拱券石采用纵联分节并列砌置法。桥堍还有一对精妙的石狮子。通津桥北面为东大街西端，桥南堍为下塘东街，位于十字形水系的交叉点。“通”是通往之意，“津”即水也。因明清时期南浔丝市盛况空前，通津桥畔成为丝市中心，闻名遐迩的“辑里丝”由此通过水路运往上海，销往海内外。通津桥始建于宋代，系单孔石拱桥。清代经3次整修。现桥长28米，宽4米，拱矢高76米，上下各有踏步33级，拱券石采用纵联分节并列砌置法。洪济桥位于镇东栅，俗称新桥。桥南堍在下塘东街，北堍在东大街。明万历年间《湖州府志》已有此桥记载，清嘉庆十年1805年重建。桥为单孔石拱桥，长28米，宽35米，拱矢高72米，上下各有踏步33级，拱券石采用纵联分列砌置法。 古镇历史：南浔最为有名的莫过于“辑里湖丝”(造就了巨富之镇)、“善琏湖笔”(文房四宝之首)。 明万历年至清代中叶，蚕丝业和手工业、缫丝业的兴起及商业的发展，为南浔经济繁荣鼎盛时期。镇上的巨富豪绅，几乎都靠经营蚕丝业发迹，俗称“四象八牛七十二只金黄狗”。民间有“湖州一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之说（这是一个比喻，按照他的财富多少来区分的，五百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