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受过教育的家庭都会有一些旧书，其实旧书也有较高收藏价值，下列民国旧书较有收藏价值：

民国初期的石印版；

20世纪30年代的一部分铅印版；

影印版虽然不属于珍贵的古籍善本,但也值得投资者收藏。

这是两本不同的中文参考书。

1《康熙字典》写于清朝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共收集到47000个汉字，即使在普通字典中找不到，也能在《康熙字典》中找到。《康熙字典》（后简称《康熙》）是我国第一部收字最多、规模最大的官修大型汉语字典。问世30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一部使用最广泛的字典。

2《康熙词典》按部首排列分为214个部首。这些官能团依次按笔画的顺序分为12组(这12组由地球上的12个分支划分)。每集分为上、中、下三卷。

3《康熙词典》对汉字的解释方式也是“先注阴后释”。在每一个意义下，古籍通常被引用作为证据。该词典于1915年出版。与慈远同时出版的还有1936年出版的《慈海》。在注音方面，两本辞书都采用了清代醒目著作《注音禅微》的对仗法。虽然对位法也存在一些缺陷，但与《康熙词典》相比有了很大的改进。其注音，更接近现代读音，切分音的可靠性较大。在解释方面，它也比《康熙字典》更清楚，容易查。然而，这两本字典只接受16000多个字符，所以它们不能完全取代康熙字典。除了常见的多音节词和短语外，这些词典还包括人名、地名、习语、典故、社会和自然科学术语以及一些翻译名词。特别是查一些古代词汇和典故(包括成语和典故)，对于学习和研究古代汉语，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该词典被编辑成书。《慈远》一开始

并不是一本完整的书，而是a、B、C、D、e五个版本，编撰和续作均在民国时期完成，解放后又出版了修订本。《康熙字典》编于清康熙年间，分雍正、乾隆、道光、咸丰四个朝代，历时200多年。这两本书不是一回事。

　　明刻本 明代（公元1368—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 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 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两截本 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 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我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 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我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

　　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唐刻本 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异物志》是汉唐间一类专门记载周边地区及国家新异物产的典籍。它产生于汉末，繁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开始衰变，宋以后消亡。

据笔者考察，见于史志著录和他书征引的《异物志》，共有二十二种之多。这些著作今已全部亡佚，后人辑本也只有有限的几种。在本文中，笔者对有线索可考的《异物志》做了全面系统的考证，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历史文献研究关于这一领域的空白。

基本介绍 书名 ：《异物志》 作者 ：（东汉）杨孚 ISBN ：753595071 类别 ：自然科学 定价 ：￥117元 出版社 ：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科技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年06月01日 著作概述,主要内容,各地版本, 著作概述 《异物志》是汉唐间一类专门记载周边地区及国家新异物产的典籍。它产生于汉末，繁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开始衰变，宋以后消亡。据笔者考察，见于史志著录和他书征引的《异物志》，共有二十二种之多。这些著作今已全部亡佚，后人辑本也只有有限的几种。在本文中，笔者对有线索可考的《异物志》做了全面系统的考证，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历史文献研究关于这一领域的空白。 主要内容 《异物志》是汉唐时期一类特殊的典籍，主要记载当时周边地区及国家的物产风俗，内容涉及自然环境、资源物产、社会生产、历史传说、风俗文化等许多方面。据笔者考证，从汉到唐，至少有二十二种以上以《异物志》命名的著作出现。《异物志》随着中国古代民族融合及与其他国家交往的扩大而产生，并随这一过程的加深而繁荣，也同样因此而衰变消亡。这类著作初现于汉末，繁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开始衰变，宋以后退出历史舞台。它的产生和消亡，与该时期中华文明圈的内外交融拓展密切相关，从一个角度反映着该时期人们的世界认识水平和思想状况。宋以后，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这类著作不再出现，原有各种也渐渐亡佚流散。一种历时久远、影响不小的文化现象就这样被历史的尘沙所掩埋，以致后来的人对它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只是在历史地理学和小说史的研究中，偶尔才能看到一点它的踪迹。它的种类、它的存佚情况、它的内容、它与其它文化现象的关系以及它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现象的完整历史意义，从未得到过认真的对待。人们目前所能看到的，也仅有清人有限的几种辑本和今人的些许钩沉之作。 各地版本 杨孚《异物志》 东汉杨孚撰。一卷。《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地理类着录。已佚。杨孚，字孝元，或作孝先，广东南海人。汉末曾为议郎。所撰《异物志》为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异物志》。《水经注》引作杨氏《南裔异物志》。《艺文类聚》所引，或作杨孝元《交趾异物志》，或作《交州异物志》。其书主要记载交州一带（包括今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地区）的物产和民族风俗，如锦鸟、麡狼、鲛鱼、桔、稻、猩猩、孔雀，以及狼□（月+荒）之民等。《艺文类聚》卷83所引云：“狼□（月+荒）之民与汉人交关，常夜为市，以鼻齅金，知其好恶。”佚文以散文为主，间有四言韵语。如《水经注》卷37引杨氏《南裔异物志》：“髯惟大蛇，既洪且长。采色驳荦，其文锦章。食豕吞鹿，腴成养创。宾享嘉宴，是豆是觞。”《初学记》、《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后汉书注》、《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海录碎事》、《事类赋注》等书均有佚文。今有清曾钊辑本，收佚文近百条。曾氏认为，《异物志》一类典籍乃杨孚首创，故只有杨孚可专其名，群书所引，凡不称人名，只称《异物志》者，皆当为杨氏书文。[2]所以他将很多非杨孚《异物志》的佚文都收入书中，仅笔者考知，就有《南州异物志》、陈祈畅《异物志》、《郁林异物志》的佚文混杂其中。此外，也有漏收的现象，如《北堂书钞》中的数条佚文就未收入。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亦收此书佚文。 朱应《扶南异物志》 三国吴朱应撰。一卷。朱应，三国吴时为宣化从事，与中郎将康泰奉命“南宣国化” [3]，出使了扶南、林邑及南洋诸国，回来后写了《扶南异物志》一书，叙述其经历，介绍了扶南、林邑、西南大沙洲（今南洋群岛）及天竺、大秦等国的物产与地理知识。一同出使的康泰也著有《吴时外国传》一书，介绍其所见所闻，亦佚。朱应之书未见各类书及史注引用。向达举《北堂书钞》卷132“帐”条所引：“应志云：斯调国王作白珠交给帐，遣遗天竺之佛神”，疑此为朱应书之佚文[4]。清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举《通典边防门注》、《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宋膺《异物志》，疑宋膺即为朱应之讹。其说有很大影响，连姚振宗、向达也不能否定它。这种说法其实是错误的。笔者曾对宋膺《异物志》佚 过全面考查，宋书佚文今存六条，全记大宛、大秦、渠搜、月氏等西域各地物产，未涉海南诸国[5]。宋膺《异物志》与朱应《扶南异物志》实为两种不同的书，章氏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清陈运溶《麓山精舍丛书》第二集《古海国遗书钞》中，辑有《扶南异物志》，所收数条皆宋膺佚文。 万震《南州异物志》 三国吴万震撰。一卷。万震，吴时曾为丹阳太守。向达说：“万震事迹不见吴书，只《隋书·经籍志》注其为吴丹阳太守，未言孙吴何时。今按孙吴黄武、黄初时屡耀兵海外，比之明代，约同成祖咏乐之时。又丹阳太守在黄武初为吕范，至嘉禾三年诸葛恪为丹阳太守。自吕范至诸葛恪中间相隔十余年，未闻他人继范为丹阳太守。疑万震之为丹阳太守，即在吕范之后诸葛恪之前，正当海外征伐甚盛之际。震在丹阳，接近国都，见闻较近，故有《南州异物志》之作，以志殊方异物。虽以异物名书，所述多海南诸国方物风俗，无异一地理书也。” [6]万震所记，并不限于海南诸国，于西方大秦等国亦多有涉及。书中所记如乌浒、扶南、斯调、林阳、典逊、无论、师汉、扈利、察牢、类人等国的地理风俗物产，多为前代史书所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太平御览》卷790引《南州异物志》云：“姑奴去歌营可八千里，民人万余户，皆乘四辕车，驾二马或四马。四会所集也。舶船常有百余艘，市会万人，昼夜作市，船皆鸣鼓吹角，人民衣被中国。”现存佚文多为散文，也有一些四言韵文。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是散文为正文，韵文则为赞语；另一种可能是韵文为正文，散文则是中间的夹注。如《太平御览》卷788引“类人”条正文为韵文，中间以散文夹注。《艺文类聚》卷84宝玉部贝类引《南州异物志》云：“交趾北南海中有大文贝，质白而文紫，天姿自然，不假雕琢磨莹而光色焕灿。”《太平御览》卷807珍宝部贝类亦引《南州异物志》，云：“乃有大贝，奇姿难俦（注：大贝，文贝也，交趾以南海中皆有之）。素质紫饰，文若罗珠。不磨不莹，彩辉光浮。思雕莫加，欲琢靡逾。在昔姬伯，用免其拘。”散文与韵文所记内容一致，描述971比喻也都类似，只是文体不同。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异物志》中也有不少。大约同一时代的作者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当时通行的记述方式。今存的《南州异物志》佚文，多见于《齐民要术》、《初学记》、《北堂书钞》、《史记正义》、《一切经音义》、《法苑珠林》、《太平御览》、《事类赋注》等书。清陈运溶辑出佚文六十余条。刘纬毅书亦收。 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 三国吴沈莹撰。一卷。《隋志》等皆作《临海水土异物志》，《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引作《临海异物志》。《后汉书注》引有沈莹《临海异物志》，又引《临海水土志》，疑二者为一书。沈莹，三国吴亦为丹阳太守，晋军破吴时为晋将王浑所斩[7]。沈莹为丹阳太守的时间较万震要晚。从《临海水土异物志》现存的佚文看，书中所记多为南部沿海地区物产风俗，像鱼类、鸟类、树木等动植物。《太平御览》卷939鳞介部引《临海异物志》云：“牛鱼，形如犊子，毛色青黄，好眠卧。人临上，及觉，声如大牛，闻一里。”又云：“鹿鱼，长二尺余，头上有角，腹下有脚如人足。”《艺文类聚》卷92鸟部引《临海异物志》：“□（氵+鸡）鶒，水鸟，毛有五色，食短狐。其在溪中，无毒气。”《齐民要术》、《初学记》、《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后汉书注》、《太平御览》、《事类赋注》、《海录碎事》等书引有佚文。又，《御览》卷946虫部引沈莹《临海异物志》云：“晋安南吴屿山吴公千万积聚，或云，长丈余者以作脯，味似大虾。”按晋安郡，晋太康三年（282年）分建安郡置，治所在今福建福州；晋安县，三国吴置东安县，晋改为晋安，治所在今福建泉州附近。所以，吴并未有晋安之名，而沈莹也未入晋，其文中不应有“晋安”一词出现，有可能为后人抄写时改动。今有辑本四种：明陶宗仪所辑，收在《说郛》中；清王仁俊所辑，收在《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中；民国杨恩所辑，收在《台州丛书后集》中；刘纬毅书亦收。 薛莹《荆扬已南异物志》 三国吴薛莹撰。史志未载，卷目不详。薛莹，薛综之子，三国吴为选曹尚书，光禄勋，入晋后拜散骑常侍。其事见《三国志·吴书·薛综传》。薛综曾官合浦、交趾等地太守，薛莹随父常居岭南，对南方各地的物产风俗都相当熟悉，故有此书。《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索隐》引作《荆扬巳物志》，引云：“（杨梅）其实外肉著核，熟时正赤，味甘酸。”《文选·吴都赋注》引《荆扬巴南异物志》云：“余甘如梅李，核有刺，初食之味苦，后口中更甜。高凉建安皆有之。”张澍在其所辑《凉州异物志》之《序》中说：“《一切经音义》引薛珝《异物志》，《隋志》作薛翊。”按薛珝，薛综长子，薛莹之兄，史书未载其有《异物志》之作[8]。亦未见《一切经音义》引其《异物志》，《隋书·经籍志》亦无。不知张氏何据。 谯周《异物志》 三国蜀谯周撰。不见史志著录，卷目不详。已佚。谯周，字允南，魏晋之际的著名学者。三国蜀为光禄大夫；入晋，拜骑都尉。著述甚丰，据《三国志·蜀书·谯周传》云：“凡所著述，撰写《法训》、《五经论》、《古史考》之属百余篇。”这些著作，包括《异物志》在内，已全部散佚。其所撰《异物志》，《史记集解》引作《巴蜀异物志》，如《史记·绛侯周勃世家·集解》引晋灼语：“《巴蜀异物志》谓头上巾为昌絮。”此《巴蜀异物志》即当是谯周《异物志》。《文选·蜀都赋注》引谯周《异物志》云：“涪陵多大龟，其甲可以卜，其缘中又似瑇瑁，俗名曰灵。”又引云：“滇池在建宁界，有大泽水周二百余里，水乍深广乍浅浃，似如倒池，故名滇池。” 续咸《异物志》 晋续咸撰。十卷。已佚。续咸，上党人，好学，师事京兆杜预。永嘉中为东安太守。后仕刘琨，任从事中郎。又事石勒，为理曹参军。《晋书·续咸传》：“著《远游志》、《异物志》、《汲冢古文释》，皆十卷，行于世。”根据其传所述生平来看，续咸一生都在北方活动，先仕西晋，西晋亡后仕刘琨，又仕石勒，未到南方去过。所著《异物志》，似当以记载北方物产为主。其书十卷，是诸种《异物志》中卷数最多的一种，但史志未载，亦未见引用。 宋膺《异物志》 宋膺撰。不见史志著录，卷目无考。已佚。宋膺，事迹不详。其《异物志》所存数条佚文分见《史记正义》、《通典注》、《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等书，皆记月氏、大宛、大秦、渠搜等国异物。如《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产于土中，候其俗萌，筑墙绕之，恐为兽所食。其脐与地连，割绝则死，击物惊之，乃惊鸣，脐遂绝，则逐水草为群。”《太平御览》卷793引云：“大头痛小头痛山，皆在渠搜之东，疏勒之西，经之者身热头痛，夏不可行，行则致死，惟冬方可行，尚呕吐。山有毒，药气之所为也。冬乃枯歇，可行也。”根据佚文中的地名国名判断，其书大约成于汉晋之际。其时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中西交流日盛，有关西方的种种异物风俗也随众多的商贾使节传入中原。宋膺书中所记，像“地生羊”、“头痛山”、“大秦金”、“月氏羊”等，在唐以前典籍中都很独特，未见他书有相同记载。从这些佚文来看，宋膺有可能亲历西域。清人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疑宋膺为朱应之讹，张澍疑《凉州异物志》即宋膺所撰[9]，皆不确。笔者经过考证比较，已证实宋膺《异物志》非《凉州异物志》[10]，亦非朱应之讹。张澍辑《凉州异物志》末附有宋膺书佚文。 《凉州异物志》 作者无考。一卷。已佚。《水经注》引作《凉土异物志》。佚文见《水经注》、《初学记》、《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续博物志》等书。从佚文看，所记内容并不仅限于凉州，也涉及到凉州以外的广大地区，如大秦、高昌、罗刹、丁零等。大约成书于汉晋之际。今存佚文多为四言韵语，如《太平御览》卷865引：“盐山二岳，三色为质。赤者如丹，黑者如漆。小大从意，镂之写物（注：赤与黑皆小，惟白大，或如箧箱，从人所为形也）。作兽辟恶，佩之为吉（注：或治为鸟兽以佩之）。是曰戎盐，可以疗疾（注：四方皆用白者作散，以除头风。以其出胡国，故言戎盐也）。”也有散文，如《太平寰宇记》卷153引：“县泉水，汉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还，士众渴，乏水，广利乃引佩刀刺山，飞泉涌出，三军赖以获济。”今有张澍辑本，收在《二酉堂丛书》中。 陈祈畅《异物志》 陈祈畅撰。一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地理类着录。已佚。陈祈畅，事迹无考。从其书引用情况看，大约是魏晋南北朝时人。最早引用此书的是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只题《异物志》，未标作者，如卷10引《异物志》：“益智类薏苡，实长寸许，如枳梖子，味辛辣，饮酒食之佳。”此文《太平御览》卷972果部引作陈祈畅《异物志》。现存佚文多记益智、余甘、三廉、甘薯等南方物产。佚文既有散文，也有四言韵语，如《太平御览》卷972果部所引：“子之树，枝叶四布（注：枝叶满苏如车盖也）。名同种异，味实甜酢（注：与作纸谷同名，而实大异也）。果而无核，里面如素。析酒止酲，更为遗酪。”佚文主要见于《齐民要术》、《太平御览》等书。 曹叔雅《庐陵异物志》 曹叔雅撰。不见史志著录，卷目无考。已佚。曹叔雅，事迹无考。从其书引用情况看，当为唐以前人[11] 。《初学记》引作曹叔《异物志》，《太平寰宇记》引作叔雅《庐陵异物志》，《太平御览》作曹叔雅《异物志》。佚文多记庐陵一带物产。如《太平御览》卷52引：“豫章有石黄白色而理疏，以水灌之便热，以鼎加其上，炊足以熟。冷则灌之。雷焕以问张华，华曰：然石也。”《初学记》卷8、《太平寰宇记》卷109引：“庐陵大山之间，有山都，似人，裸身，见人便走。自有男女，可长四五尺，能□（口+丛）相唤，常在幽昧中，似魑魅鬼物。”佚文见《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等书。 《南方异物志》 作者不详，卷目无考。已佚。根据佚文引用情况看，约成书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早引用此书的是《齐民要术》。佚文多记甘蕉、棘竹、鹦鹉等南方物产，如《齐民要术》卷10引《南方异物志》云：“棘竹有刺，长七八尺，大如罋。”又如《初学记》卷30引《南方异物志》云：“鹦鹉有三种，青大如乌臼，一种白大如鸱，一种五色。大于青者，交州巴南尽有之，及五色，出杜薄州。凡鸟四指，三向前，一向后，此鸟两指向后。”《齐民要术》、《初学记》、《一切经音义》、《太平御览》等书均有引文。按此书与唐房千里《南方异物志》同名，但它早于房氏之书，应注意分别。 孙畅《异物志》 孙畅撰。史志未载，卷目不详。孙畅，事迹无考。其书佚文仅存一条，即《初学记》卷30所引：“鹦鹉，其毛色或苍绿，或紫赤，喙如鸮而目深。行如鸠雀而能效人言，故足见殊贵。”鹦鹉以南方为多，据此知孙畅《异物志》所记有南方物产。 《南中异物志》 作者、卷目不详，亦不见史志著录。已佚。《一切经音义》卷16引有一条佚文：“豫樟生七年方知。若作船，必与龙斗。”按南中，古代泛指川黔滇一带，也指岭南。豫樟生于南方。《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楩楠豫章。”张守节《正义》：“按，温活人云：豫，今之枕木也；章，今之樟木也。二木生至七年，枕、章乃可分别。” 《南中八郡异物志》 作者、卷目不详，史志亦未着录。已佚。《太平御览》卷924引有一条佚文：“翠大于燕，腹背纯赤。民捕食之，不知贵其毛羽也。”《后汉书注》、《太平御览》又引有《南中八郡志》，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注》引《南中八郡志》云：“貊大如驴，状颇似熊，多力，食铁，所触无不拉。”又引云：“邛河纵广岸二十里，深百余丈。多大鱼，长一二丈，头特大，遥视如戴铁釜状。”所记亦皆南方物产。古人引书，常常省称，此《南中八郡志》很有可能是《南中八郡异物志》的省称。 《郁林异物志》 作者、卷目不详，史志亦未着录。已佚。现存佚文两条。《太平御览》卷900引：“周留，牛，毛青大腹，锐头青尾，状似大猪。”《初学记》卷29引作《异物志》，牛作水牛，其余相同。亦未标作者姓名。《事类赋注》卷22引：“周留者何，其实水牛。苍毛豕身，角若担矛。卫护其犊，与虎为仇。”两条佚文同记一物，但文体却一韵一散，与前述《南州异物志》的情况相仿。 《广州异物志》 作者、卷目不详，史志未见著录，已佚。《太平御览》卷938鳞介部有佚文一条：“鳄鱼长者二丈余，有四足，喙长七尺，齿甚利。虎及鹿渡水，鳄击之，皆断喙去齿，旬日更生。” 郭氏《异物志》 作者、卷目不详，史志未见著录。已佚。《太平广记》卷210引有一条佚文：“后汉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郡人，高才过人，性聪，明天象，善书。累拜侍中，出为河间王相，年六十二。昔建州满城县山有兽名骇神，豕身人首，状貌丑恶，百鬼恶之。好出水边石上。平子往写之，兽入水中不出。或云，此兽畏写之，故不出。遂去纸笔，兽果出。平子拱手不动，潜以足指画之。今号巴兽潭。”此条所记在内容上与前面各种《异物志》已有不同，不是如实记述物产风俗，而是记述有关人物的奇闻佚事；记述的态度也有了变化。这是《异物志》逐渐由地理博物杂记向志怪小说转变的一个标志。 沈如筠《异物志》 唐沈如筠撰。《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子部小说类着录，作三卷；《宋史·艺文志》作二卷。已佚。沈如筠，初唐句容（今属江西）人，曾为横阳主簿。有诗名。据其《寄天台司马道士》诗，知为玄宗时人。其书入子部小说类，可推知其所记当是异事异闻，与早期《异物志》专记物产风俗不同。佚文未见引用。程毅中《古小说简目》说《太平广记》中引有沈书佚文，或作《异物志》。然查《广记》，并无沈书佚文，《太平广记》共引《异物志》文六条，这些佚文或为《南州异物志》文，或为宋膺《异物志》，或记大历时事，皆非沈氏之文。另，《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云《海录碎事》所引《异物志》为沈氏书文，经查，《海录碎事》共引《异物志》四条，卷22下引“桔官”条与卷15引“狼民金”条，《初学记》引作杨孚《异物志》；卷22上“木客鸟”条、“山都”条皆记庐陵事，似当作曹叔雅《异物志》文；同卷引作《异物志》的“牛鱼”条，实出《博物志》卷三。如此，则《海录碎事》并无沈如筠《异物志》文。 孟琯《岭南异物志》 唐孟琯撰。一卷。《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史部地理类着录，《崇文总目》入子部小说类。已佚。孟，唐郴州人，元和进士。《太平御览》引有《岭南异物志》文十数条，未著作者姓名，当是孟氏书文。《太平广记》亦引作《异物志》。佚文所记，皆虾、蟹、梅等南方物产。多夸饰之词，类于小说。如《太平广记》卷977菜茹部引：“南土无霜雪，生物不复凋枯。种茄子十年不死。生子攀缘摘之。树高至二丈。”卷980又引：“唐孟尝于岭表买芥菜，置壁下忘食，数日，皆生四足，有首尾，能行走，大如螗蜋，但腰身细长。”《事类赋注》卷29引：“南方大鱼，声为雷，气为风，涎沫为雾。”《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事类赋注》等书存有佚文。[11] 房千里《南方异物志》唐房千里撰。一卷。《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地理类、《宋史·艺文志》子部小说类、《崇文总目》史部地理类着录。已佚。房千里，河南人，大和进士，曾为端州别驾、高州刺史。按《太平御览》引有《南方异物志》佚文数条，皆记鹦鹉、玳瑁等物，与《初学记》、《一切经音义》所引相同。房千里为大和进士，其文不当载《初学记》和《一切经音义》等书，则《太平御览》所引，当为前述无名氏《南方异物志》佚文，而非房氏佚文。《本草纲目》卷34转引掌禹锡《嘉补注本草》引《南方异物志》“薰陆”条，其文与《太平御览》卷982引《南州异物志》文略同，亦非《南方异物志》文。从史志著录来看，《南方异物志》出入史、子两部，说明它的内容兼具地理杂记与小说的特点，既可看作地理杂记，又可看作小说，起码不是严肃的地理杂记，大约与孟琯《岭南异物志》相类。房氏佚文目前尚未见到。 《岭表异物志》 作者不详。一卷。《宋史·艺文志》史部地理类着录。已佚。就其着录情况看，成书于宋的可能性较大，但也不能排除为唐人所作的可能。从书名来看，内容当以记载岭南物产风俗为主。其书佚文尚未发现。 以上是对汉唐间已佚二十二种《异物志》的大概情况所作的一些初步考述，各书作者、成书年代、卷目、着录情况、主要内容、体例，以及佚文引录情况基本如上。由于材料零碎不全，在先381后顺序的编排上，只能依据作者年代及引用、着录的时间推断，大略按时代先后排列。倘有不当，敬请指正。 关于《异物志》类著作的历史文化及文献意义，笔者另有专文论及，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注： [1]清人张澍、曾钊、陈运溶等曾辑个别《异物志》佚文。今人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收录了十二种《异物志》佚文，是迄今辑录《异物志》佚文最多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2]曾钊辑、杨孚：《异物志》之《跋》。《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 [3]事见《南史·夷貊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 [4] [6]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三联书店，1987年。 [5] [10] 拙文《〈凉州异物志〉佚文考辨》。《西北师大学报》1993，（4）。 [7] [8] 沈莹、薛翊事见《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及裴注。中华书局，1963年。 [9] 张澍辑：《凉州异物志序》。《二酉堂丛书》清道光元年刊。 [1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参考文献中列有《庐陵异物志》，云：“佚名，宋。”误以《庐陵异物志》为宋人所作。科学出版社，1975年。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