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字面上的含义为江的南面。但作为一个典型的历史地理概念，江南本意指长江以南的地区。在古代，江南往往代表着繁荣发达的文化教育和美丽富庶的水乡，区域大致划分为长江中下游南岸的地区。江南，它代表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与希望。但是，关于江南一词的定义及其运用，古今中外学者从未统一过。另外，还有江南文化、四大名楼、12风物和名为江南的名人、音乐专辑及歌曲等。

在历史上，“江南”一直是个不断变化、富有伸缩性的地域概念，在今天有关“江南”的所有研究论著中，它也从未有统一的定义和标准。

“江南”的含义在古代文献中是变化多样的。它常是一个与“江北”、“中原”等区域概念相并立的词，且含糊不清。从历史上看，江南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区域，也是一个社会政治区域。

江南有三重涵义：一是自然地理的江南，即长江以南；二是行政地理的江南，唐代设置江南道，宋代有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清代有江南省，江南的概念历代都有所变化；三是文化江南，在近代以前，基本与唐代江南道的概念一致。

江南随着历史的发展重要性日益凸显。六朝之江南是江南之江南，明清时之江南是中国之江南，近代以来的江南则成为世界之江南。

《江南春》中“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描写的南京自然是江南的代表；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不可否认，有着“堆金积玉地，温柔富贵乡”美名的苏杭也的确是江南的重要部分。

江南含义的历史变迁

在“二十四史”中，最早出现“江南”的记载是《史记·五帝本纪》：“舜……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这里所言“江南”的意义实在太浮泛了。

到秦汉时期，“江南”的含义略显明确，主要指的是今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史记·秦本纪》中说：“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黔中郡在今湖南西部。由此可见当时“江南”的范围之大。但据《史记·五帝本纪》，可知其南界一直达到南岭一线。由于江南涵指了湖南、湖北之地，所以王莽时曾改夷道县(今湖北宜都)为江南县。在汉代人的概念中，江南已经十分宽广，包括了豫章郡、丹阳郡及会稽郡北部，相当于今天的江西、安徽及江苏南部地区。以会稽郡北部为“江南”的概念由此产生。当然，在两汉时期，洞庭湖南北地区应是江南的主体，而这一地区又属荆州的范围，所以东汉人常以荆州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北距长江很远的襄阳，概指“江南”。《后汉书·刘表传》载“江南宗贼大盛……唯江夏贼张庄、陈坐拥兵据襄阳城，表使越与庞季往譬之，及降。江南悉平”。其中的“江南”说的就是这一地区。至隋代，“江南”也被用作《禹贡》中“扬州”的同义词，但实际上“江南”还有江汉以南、江淮以北的意思。①因此，《史记·货殖列传》中关于“江南豫章、长沙”与“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描述，在清代人看来，都属湖广、江西地区；而《项羽本纪》云“江东虽小，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中的“江东”，事实上就是清人心目中的“江南”。②江南

较为明确的江南概念应当是从唐代开始的。贞观元年(627年)分天下为十道，江南道的范围完全处于长江以南，自湖南西部以东直至海滨，是秦汉以来最为名副其实的江南地区。显然，这个江南道的范围实在太过广泛，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朝廷将江南道细分为江南东、西两道和黔中道三部分。唐代对于“江南”一语的用法，常常超出长江以南的范围。韩愈所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的“江南”，其实是指江淮以南、南岭以北的整个东南地区。江南东道(简称江东道)，包括了浙江、福建二省以及江苏、安徽二省的南部地区。唐代中期，又将江南东道细分为浙西、浙东、宣歙、福建四个观察使辖区。其中的浙西地区完全吻合了以后人们对于江南的印象，包括苏州(含明清时的松江、嘉兴二府地区)、湖州、常州的全部及润州、杭州的各一部分。所以明清时江南的核心地区，在唐代仍是用“江东”来表示的。当然，那时江南最确切的含义是指长江以南地区。该地区的繁盛富庶，在唐代就已出现了。北宋朝廷为了财政的管理方便，设置了转运使“路”。至道三年(997年)，全国被分为十五路。唐代的江南东道在此时分为两浙路、福建路、江南东路。③两浙路则包容了以后江南的核心地域，相当于今天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及浙江全境，也是狭义上的江南。

① 参见周振鹤：《释江南》，载《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另见周振鹤：《随无涯之旅》，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24--334页。

② [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一《江南》，上海书店1983年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复印本，第245页。

③ 参见周振鹤：《释江南》，载《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

从元代开始的官修地理志中，“江南”一词还有被用于行政区划的。如清代所谓的“江南”，主要指的是今天长江以北的江苏、安徽两省地区。但经济意义上的“江南”越来越明确地转指传统的浙西、吴或三吴地区。明代已经将苏、松、常、嘉、湖五府列为“江南”经常性的表述对象，因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已在全国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且备受国家倚重。嘉靖年间的嘉兴府海盐县人郑晓，就是以这些地区来论述江南的。①所以后来有人建议在最为富庶的苏南浙西地区设立专门的行政区，并置督抚专治，称作“江南腹心”。②明清笔记小说中的江南，一般就是指这一地区。有的甚至表示杭、嘉、湖、苏、松、常、镇七府就是所谓的“江南”。③

当然，明清人对“江南”一词的运用还是相当随便的。在他们的意识中，只要与这些地方有关联的，就可指为“江南”，丝毫不会注意有什么界域存在。

① [明]郑晓：《今言》卷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9页。

② [明]卢泾才：《上史大司马东南权议四策》，载[明]冯梦龙编撰：《甲申纪事》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明末清初人顾炎武在其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民国二十五年涵芬楼影印昆山图书馆藏稿本)原编第十一册“浙江上”中所述的相同内容，显系直录卢氏原文。

③ [清]东鲁古狂生：《醉醒石》第八回“假虎威古玩流殃，奋鹰击书生仗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

当代学者论著中的“江南”

就是在今天，学术界对于江南的界定，也常有歧异。

从傅衣凌等学界前辈研究江南伊始，一大批关于江南的论著从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环境甚至地质构造等各个方面展开了详细的讨论。傅衣凌的《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①、《明清农村社会经济》②、《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③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④，尽管所论多涉江南地区，但尚未对江南作出一个明确的界定。

较早对江南的含义提出讨论的是王家范，在他早期关于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的研究中，认为至迟在明代，苏松常、杭嘉湖地区就已是一个有着内在经济联系和共同点的区域整体，官方文书和私人著述中往往也将五府乃至七府并称，因此，最早的江南经济区(严格地说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事实上已经初步形成，而且这个经济区当时是以苏、杭为中心城市(苏州是中心的中心)，构成了都会、府县城、乡镇、村市等多级层次的市场网络。⑤刘石吉在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表示，江南是指长江以南属于江苏省的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和太仓直隶州，以及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地区。⑥洪焕椿、罗仑主编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书，也对江南下了一个定义：主要是指长江三角洲地区，在明清时期即为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地区，是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三角地区。⑦陈忠平在研究明清江南市镇时，将江南的地域范围界定为长江以南的苏州(含清

①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出版社(北京)1961年版。

③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④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⑤ 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一期，第74—84页。

⑥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⑦ 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6页。

代析出的太仓直隶州地区)、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各府所属52个州、县、厅，而各行政单位的区划及其名称一般以清中期为准。①樊树志的《明清江南市镇探微》，所论仅涉苏、松、杭、嘉、湖五府，但统计市镇分布的附表，则广及应天、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金华、太平、宁国、池州、徽州诸地，涵盖了今天江、浙、沪、皖四省市。②徐新吾等对江南土布史的研究，基本上以松江府为中心，旁及常州、苏州、嘉兴、杭州、宁波各府的部分地区，长江以北的南通因手工业比较发达，且在供销方面与江南地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也被纳入江南的范围。③这个江南的范围显然也很大。范金民对江南丝绸、商业史的研究，地域范围出现了收缩，但很明确，即北界长江，南临杭州湾，东濒大海，太湖镶嵌其中，基本上就是一个长江三角洲，包括今天的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嘉兴、湖州和杭州，面积达4万多平方公里。④钱杭、承载所著的《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对江南的划定则更广，包括了明代南直隶的14府4州、浙江布政使司的11府和江西布政使司的13府，清代是江苏、浙江、江西三省。⑤陈学文的《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⑥和《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

① 陈忠平：《论明清江南农村生产的多样化发展》，载《中国农史》1989年第三期，第1—10页。

② 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③ 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④ 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93年版；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⑤ 钱杭、承载：《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⑥ 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北京)1993年版。

与市场网络》①，明确表示讨论的是“狭义的江南地区”或“太湖流域”，范围当以苏、松、常、杭、嘉、湖六府为最合理。

此外，包伟民主编的《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②，蒋兆武的《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③，李伯重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④，等等，涉及的江南都未超出上述地区。

国外学者对“江南”的理解

在国外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中，对江南的定义普遍倾向于“江南三角洲地区”一词。从今天的行政区划看，它涉及的范围主要以苏州、上海、常州、嘉兴和湖州地区为主。

黄宗智关于长江三角洲的研究，除了将长江北岸的通州地区纳入这一区域外，没有再作突破。⑤斯波义信讨论的江南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了宋代长江下游的袁州、徽州、杭州、绍兴、湖州、明州等许多地区。⑥森正夫早期关于荒政与地主佃户关系的著名研究，其论述的地域范围完全限于江南的东部地区，即苏州、松江、太仓与嘉兴。⑦在他后来的研究中，

① 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t949)》，知识出版社(北京)1998年版。

③ 蒋兆武：《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④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⑤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⑥ [日]斯波义信著，方健、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⑦ [日]森正夫：《十六一十八世纪にぉけゐ荒政と地主佃户关系》，载《东洋史研究》27．4：69—111．1969。

范围有所扩展，以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作为探讨江南的主题①；在江南市镇的研究方面，也未出这五府范围，不过冠之以“江南三角洲”之名。②滨岛敦俊关于江南农村社会的研究相当著名，对江南的定义十分明确。他认为，所谓“江南”，是指南直隶的苏州、松江、常州三府与浙江的嘉兴、湖州二府，也就是太湖周边五府的领域。③其后，北田英人则是完全将江南称作“江南三角州”，范围与滨岛敦俊的定义相仿。④海津正伦的观点与此接近，也具有浓厚的地理学味道，在地域范围上有所扩大，加进了镇江府。⑤近来川胜守关于江南的研究，较为引人注目。他的新著《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所述“江南”包括了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镇江六府，在范围上又有所拓展。⑥

从总体上看，日本学者对于江南的认识，基本上集中于苏、松、常、嘉、湖、太五府一州之地。在他们看来，这才是江南的核心，或者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江南。

江南概念的厘定

中外学者对于江南的探讨，时段大多集中于明清时期，这不但体现了中外学者个人的学术兴趣，更体现了明清江南地区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他们的论著中，江南的地域概念是不统一的，涉及到江南地区时，或语焉不详，或论述各异，自然也不会有概念意义上的共识。

① [日]森正夫：《明代江南土地制度の研究》，同朋舍，1988年。

② [日]森正夫编：《江南デルタ市镇研究——历史学と地理学からの接近》，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年。

③ [日]滨岛敦俊：《明代江南农村社会の研究》，束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

④ [日]北田英人：《八—一三世纪江南の潮七水利·农业》，载《东洋史研究》第四十七卷第四号，平成元年三月三十一日发行；《“宋元明清期中国江南三角州の农业の进化工农村手工业の発展に関する研究”研究成果报告书》，1988年。

⑤ [日]海津正伦：《中国江南デルタの地形形成》，载《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107号·史学36，1990年。

⑥ [日]川胜守：《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空间工社会形成の历史学》，汲古书院．1999年。

为此，李伯重对“江南”概念曾作过一个比较科学的界定。他指出，对江南的地域范围作界定，在标准上不但要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而且在人们的心目中应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据此，江南的合理范围应当包括今天的苏南浙北，即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后来由苏州府划出的太仓直隶州；这八府一州之地不但在内部生态条件上具有统一性，同属于太湖水系，在经济方面的相互联系也十分紧密，而且其外围有天然屏障与邻近地区形成了明显的分隔。①这与刘石吉在《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一书中的界定，基本一致。②但在另外一篇文章《“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中，李伯重又回到了地理学中的江南概念，即江南平原或太湖平原地区，范围大致涵盖了宋代浙西路的平江府(苏州)、常州、秀州(嘉兴府)、湖州与江阴军。③在后来学者们关于传统市场的探讨中，涉及江南的大多受到了李伯重的影响，采用他的观点，将江南定义为上述八府一州之地。④

李伯重对江南概念的界定，同样也为本书的区域界定提供丁有益的启不。

① 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一期，第100—105、107页。

②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

③ 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一期，第177—192页。

④ 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成熟形态的探讨——江南地区市场研究的学术史回顾》，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十期，第12—21页。

李鸿章（1823～1901）

晚清军政重臣，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咸丰三年（1853）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1858年冬，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1860年，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同治元年（1862），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沪，自成一军，是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地方实权既握，又于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使淮军在两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出犯太平军。1863年和1864年他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

从60年代起，李鸿章积极筹建新式军事工业，仿造外国船、炮，开始从事标榜“自强”的洋务事业。1865年分别在上海和江宁（今江苏南京）创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同年，署理两江总督，调集淮军数万人赴中原对捻军作战。1866年，继曾国藩署钦差大臣，专办镇压捻军事务。次年，授湖广总督。其后，采取“就地圈围”、“坚壁清野”等战略，相继在山东、江苏间和直隶（约今河北）、山东间剿灭东、西捻军。1870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25年之久，并参与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

李鸿章从19世纪70年代起，进一步扩大洋务事业，因标榜“自强”进而“求富”，主要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同时，又着手筹办北洋海防，以外购为主，自造为辅，于光绪十四年（1888）建成北洋海军。为培养“自强”“求富”所需人才，还创办各类新式学堂，并派人赴欧美留学。所有这些洋务事业，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外力量对比悬殊的格局，使李鸿章产生了严重的“惧外”思想，在对外交涉中始终坚持“委曲求全”的方针。1901年11月去世。谥文忠，晋封一等侯。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李鸿章是晚清权倾一时的人物，他的一生几乎与晚清相始终，晚清中国的命运与李鸿章密切相关。李鸿章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太平军和捻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他的顶子；他出洋访问、创办中国近代企业，是洋务运动的先驱，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留下了难以抹除的影响；《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都是由他谈判而最后缔结，他的言行一定程度上关涉到晚清政府的命运。诚如梁启超《李鸿章传》中所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李鸿章又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人，他热中权势，长期掌控着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军事大权，聚集一批军政人才为其所用；有同僚称其可杀，康有为拒绝他加入强学会，孙中山向他上书变法。如此等等，使得李鸿章的一生极富传奇性。

曾国藩简介

清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在湖南长沙府湘乡县一个叫白杨坪的偏僻村庄，诞生了一位对晚清历史影响颇大的人物——曾国藩。

曾国藩没有显赫的家世，直到他的祖父曾玉屏时才成为当地一个拥有100多亩土地的小地主，而他的父亲曾麟书43岁时才考取一个秀才。但是中国人总是喜欢把一些灵异之事附会到大人物身上，对曾国藩也不例外。

出生：巨蟒转世的神话

传说曾国藩出生的前一天晚上，其曾祖父曾竟希公做了一个梦：一条巨蟒，盘旋空中，旋绕于宅之左右，接着入室庭，蹲踞良久。老人第二天早晨百思不得其解，随即有人告诉他：“恭喜公公，今早添了一个曾孙了。”老人一听，恍然大悟，认为这新出生的曾孙就是那条蟒蛇投的胎。他联想起唐朝名将郭子仪出生时其祖父也梦见大蟒蛇进门，因此认为曾家将来也要出一个大贵人。很快曾国藩是蟒蛇投胎之说就在当地传开了。随着曾国藩的名气越来越大，这个说法也就越传越远。

事也甚巧，曾国藩生有疥癣，小时还并无多大痒痛。到了35岁以后，曾国藩的功名官运，一天一天地高升，他身上的疥癣也随着一天一天地扩大，简直奇痒无比。曾国藩在日记中多次记载，苦不堪言。

在曾国藩祖屋的后面，“旧有古树一株，为藤所绕，树已槁而藤且益大且茂，矫若虬龙，垂荫一亩，亦世所罕见者”。这条巨藤，活像一条巨蟒，乡人称之为蟒蛇藤。曾国藩在世时，藤叶藤枝，迎风摇曳，得意洋洋；待曾国藩死后，该藤就叶落枝枯，不久就死了。人们对此觉得很是奇怪。

这样，巨蟒入梦，癣如鳞，祖屋藤似蟒蛇，种种异事都发生在曾国藩身上。有人因缘附会，杜撰了曾国藩是巨蟒转世的神话。

当然，上述传说或巧合、或附会、或杜撰，不足凭信。但是，如果我们抛开评判功过是非的定性评价，曾国藩一生为人处世、成就的事业，确实是常人所难以企及的，有时甚至真有点像是天佑神助。

出头：不信书，信运气

据清人朱克敬撰《瞑庵杂识》记载，曾国藩曾经对吴敏树和郭嵩焘说，自己死后的碑文由这两位执笔，但是要加上这样的话：“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

曾国藩的运气往往表现在人生的关键时刻。

科考得意，入翰林院 曾国藩6岁从师入学，14岁应童子试，先后考了7次，到23岁才成为生员（秀才），第二年中湖南乡试第三十六名举人。28岁那年到京城会试，考取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一般来说，中了进士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但不容易做到大官。当时的“终南捷径”就是到翰林院镀金——被点了翰林，升迁就会加快。当时的进士分为三甲，一甲的进士三名，即状元、榜眼和探花，他们一般在发榜之后就会被授职为翰林院的修撰、编修等官。二甲三甲的进士则必须通过下面的“朝考”才能进入翰林院。一般来说，三甲进士入翰林院的几率不大。据说，曾国藩知道自己名列三甲后很是丧气，当即就想打道回府。因为朋友苦劝才勉强参加了朝考。结果，曾国藩的朝考成绩却出奇的好，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进呈御览后，又特别提为一等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两年之后，庶吉士散馆，授曾国藩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从此开始了他12年的京师为宦生涯。

曾国藩自1840年得授翰林院检讨，到1849年已经升任礼部右侍郎，十年七迁，跃升十级，成为二品大员。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可见，曾国藩自己也料想不到升迁会如此之快，简直有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味道。

曾国藩之被超常拔擢，一方面得益于他自己的刻苦自砺，办事干练，而更重要的则是得到权臣的赏识和襄助，这个权臣就是在当时权倾朝野、在后世臭名昭著的穆彰阿。穆彰阿是曾国藩1838年参加会试时的正总裁（主考官），因此两人有师生之谊。穆彰阿的赏识和关照，使曾国藩的官职不断得到升迁。

曾国藩仕途顺利，自然对他所服务的朝廷感恩戴德，面对当时内忧患的局面，他更急于为这个朝廷做点什么。也许在他看来，当时最大的祸患，并不是外国的兵舰，而是朝野上下因循苟且的不良政治风气、官吏蠹民引发的深层社会矛盾。因此，他在咸丰皇帝即位后，上了一道名为《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的折子，大致的意思是建议咸丰皇帝不要因为斤斤于细节而忽略大事，不要因为尚文饰而不求实效，不要因为凡事专断而使大臣无所措手足。这么尖锐的批评在唯唯诺诺已成风气的当时，无疑是有一定风险的。曾国藩自己自然十分清楚，“折子初上时，余犹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事实上，咸丰皇帝看了折子后确实很生气，“欲罪之”，后因为大臣求情才作罢，还假惺惺地“优诏褒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他所效力的朝廷还是很有责任感的，这种责任感一方面来自他对朝廷眷顾的知恩图报，一方面来自儒家文化的熏陶，而更重要的是他个人的命运与这个朝廷的命运休戚相关。曾国藩想做一名忠臣，看不惯官场的腐朽和暮气沉沉，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警醒皇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状。其结果则是，他的要求和建议根本得不到重视，反而使自己在朝臣中越来越孤立。此时，他所依仗的穆彰阿也已被罢黜，京师再也没有他得以施展的空间。曾国藩在一首诗中写道：“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说明他已经萌生了退志。

咸丰二年（1852），朝廷令曾国藩到江西主持乡试，他如释重负，立即离京。途中又得知老母故去，他只好回家奔丧。在曾国藩回乡后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太平军的声势迅速高涨，清廷所依仗的绿营兵不堪一击，清政府急命各地加紧兴办团练。1853年1月，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历史又一次给了曾国藩展示才能的机会。

出名：“曾剃头”、“曾屠户”与“中兴第一名臣”

可以说，曾国藩真正走上历史前台，施加他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独特影响，是以他在原籍襄办团练，协助地方官筹办“防剿”开始的。这不仅关系到曾国藩的一生荣辱，而且关系到大清王朝的气脉运数。从这时起，曾国藩的才能和个性逐渐得到展示；也是从这时起，人们给了他各式各样的骂名和美誉。

“曾剃头”、“曾屠户”。在太平军巨大声势的影响下，湖南政局动荡，许多不满地方官压迫和地主豪绅盘剥的农民趁机起来活动。曾国藩看到湖南的形势严峻，存在着爆发大规模起义的危险，因此断然采取铁腕高压政策。一方面，鼓励乡绅捕杀和捆送本乡、本族之敢于反抗之民，“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各地的土豪劣绅平时就欺压良善，此时更是为所欲为。另一方面，在团练大臣公馆直接设立审案局，“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审案局成为在司法部门之外可以随意捕人、审讯、杀人的机构。因为用刑苛酷，凡被抓入审讯者，很少能够生还。据曾国藩自己奏称，截止到咸丰三年（1853）六月，仅仅4个月，审案局就直接杀人137名，其中“立予正法”者就达104名，“立毙杖下”者2名，“监毙狱中”者31名。

不仅他自己直接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也在家杀人，以至于该县县官熊某心知冤屈太甚，对自己不利，没有几天就要私哭一次。有人问他何故，他说：“曾四爷又欲假我手杀人矣。”

在曾国藩的恐怖政策下，湖南地方的地主豪绅势力又抬起头来，使湖南不仅没有成为太平天国革命新的策源地，反而成为曾国藩集团镇压太平天国牢固的后方基地。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做法十分赞赏，他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朱批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但是老百姓和社会舆论却激烈地抨击曾国藩的屠杀政策，“曾剃头”、“曾屠户”之类的诨号和诅咒传遍湘省。

“中兴第一名臣”。对于清廷而言，曾国藩能够带着他培养起来的湘军将几乎使清王

朝灭亡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挽救了清王朝即将覆亡的命运，并将清王朝带向了所谓的“同治中兴”，自然是“功莫大焉”，也无愧于“中兴第一名臣”的“美誉”。关于曾国藩与太平军之战，许多历史读物中都有介绍，这里不必多言。而他以一介儒生开始带兵，从襄办团练开始，最后练就了近代中国第一支“兵为将有”的军队，并把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其中的原因就不仅是“天佑神助”了，其人确有非凡之处。

从治军来看 清朝的正规军主要为“八旗”和“绿营”两部分，八旗和绿营都有兵籍，父死子继，世代相沿。长期以来因为没有战事，养成骄惰的习气，战斗力很差。又因为兵归国有，“将与将不相习，兵与兵不相知，胜则相妒，败不相救”，所以战斗力很差。曾国藩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要重起炉灶，编练新军。

首先，变世兵制为募兵制。从兵源来说，主要招募那些强健朴实的山乡农民，不收营兵，也不收奸狡之徒。从军官来说，主要招聘绅士、文生担任，曾国藩还提出湘军军官的几条标准：“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可见其选拔很严。从军队组织来看，实行上级选拔下级的层层负责的制度，即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士兵由什长挑选。曾国藩认为，这样由上级挑选下级，上下级经常是同乡、朋友、师生等关系，而且下级会感念上级的知遇之恩，这样平时容易团结，有了危难也会相互照应。他说：“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吾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这样，基本解决全军上下团结一心的问题。

其次，增加兵饷，诱之以利。湘军每月饷银是绿营兵的三四倍，这样，“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

再次，注意对军队进行纪律教育和政治教育。曾国藩看到清军因为军纪涣散，不仅战斗力差，而且在百姓中口碑很坏。为了取得政治上的主动，他强调军纪要严明，以争取民心。曾国藩作为一位文化型的军事长官，他以理学家的身份，每逢军队操演都要亲自训话，对那些以农民为主体的军人们进行儒家思想和精神的教育，“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

从政治来看 在与太平军的较量中，曾国藩很注意争取政治上的主动。

首先，他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美化成不仅是“保国”、而且是“保教”，《讨粤匪檄》中攻击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于：

当以大清的名义已经很难唤起百姓支持的时候，他便抬出了孔子、孟子，攻击太平军信仰天父、天兄，其要害是要灭亡儒教、荡尽传统文化，那么他的镇压就成了为延续中国文化血脉而进行的正义行动。曾国藩的这一做法，确实赢得了一些人的支持。

其次，他还注意安抚百姓，叫他们不要逃亡，为此，他自撰了一首《莫逃走》的安民歌：

众人谣言虽满口，我们切莫乱逃走！

我境僻处万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直天下一大半，惟有此处可避乱。

走尽九州并四海，惟有此处最自在。

别处纷纷多扰动，此处确是桃源洞。

若嫌此地不安静，别处更难逃性命！

……

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记不可听谣言。

任凭谣言风浪起，我们稳坐钓鱼船。

一家安稳不吃惊，十家太平不躲兵。

一人当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把。

本乡本土总不离，立定主意不改移。

地方公事齐心办，大家吃碗安乐饭。

由上述分析来看，曾国藩在对太平军的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确有其内在的原因。如果没有他，江河日下的晚清政府也许抵御不了太平军的迅猛攻势。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后期，他又以理学家的身份，开近代风气之先，发起了洋务运动，被后人誉为“中国近代化之父”。我们说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似乎并不为过。在当时，曾国藩也迎来了人生和事业的巅峰，“中兴名将”、“旷代名臣”之誉纷至沓来。相对于他的兄弟曾国荃和其他湘军将领而言，曾国藩还是比较清醒的，他知道盛名之下必遭朝廷的疑忌，因而处处谨慎，甚至主动奏请裁撤部分湘军，让在攻破天京之后大肆劫掠屠杀的兄弟曾国荃回家养病等。曾国藩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持盈保泰，功德圆满，但历史却偏偏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先是因剿捻无功遭到参劾，继而又因处理天津教案不力而闹得骂声四起，名誉扫地。

左宗棠

字季高。湘阴人。道光举人。咸丰初年，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赞襄军务。1860年，太平军连克苏州、杭州等地，曾国藩、胡林翼等极力保举，清廷特旨任为四品京卿，招募“楚军”五千人，率以援浙。寻授浙江巡抚，闽浙总督。1864年，攻陷杭州。继攻灭太平军余部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县）。嗣在福州设马尾造船厂，制造轮船。旋任陕甘总督兼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镇压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在兰州创办制呢局。1875年（光绪元年）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出征新疆，讨伐阿古柏，消灭入侵的反动政权，收复新疆，对新疆的政治、军事进行整顿和改革，建议改新疆为行省，加强边防，兴办义塾，厘正赋税等，有力的促进了新疆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在中俄伊犁交涉中，积极备战，挫败了沙俄侵占伊犁的阴谋。1881年，调任军机大臣。寻调任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中法战争中，赴福州督办海防，积极支持台军民的抗法斗争，并选募恪靖军赴两广前线参加抗法战争。病故于福州。著有《左文襄公全集》。

纪昀

纪昀简介

纪昀，(右图）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生于清雍正二年（1724）六月，卒于嘉庆十年（1805）二月，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享年八十二岁。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

纪昀祖籍为应天府上元县，传其家为纪家边。明永乐二年（1404），奉命“迁大姓实畿辅”（乾隆《献县志》），始迁来献县，入安民里四甲籍，卜居献县城东九十里之景城镇。到纪晓岚，北迁已十四世。

有据可考，自纪晓岚上推七世，都是读书人。高祖纪坤（1570—1642），庠生，屡试不第，有诗名，著有诗集《花王阁剩稿》。曾祖父纪钰（1632—1716），十七岁补博士弟子员，后入太学，才学曾受皇帝褒奖。祖父纪天申（1665—1732），监生，做过县丞。父亲纪容舒（1685—1764），康熙五十二年（1713）恩科举人，历任户部、刑部属官，外放云南姚安知府，为政有贤声。其道德文章，皆名一时，尤长考据之学，著有《唐韵考》、《杜律疏》、《玉台新咏考异》等书。至纪容舒，纪氏家道衰而复兴，更加重视读书，遗训尚有“贫莫断书香”一语。纪晓岚为纪容舒次子，他就是出生于这样一个世代书香门第。

纪晓岚儿时，居景城东三里之崔尔庄。四岁开始启蒙读书，十一岁随父入京，读书生云精舍。二十一岁中秀才，二十四岁应顺天府乡试，为解元。接着母亲去世，在家服丧，闭门读书。他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勤奋好学。博古通今。正如自谓的“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骋。”他襟怀夷旷，机智诙谐，常常出语惊人，妙趣横生，盛名当世。三十一岁考中进士，为二甲第四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授任编修，办理院事。外放福建学政一年，丁父忧。服阕，即迁侍读、侍讲，晋升为右庶子，掌太子府事。乾隆三十三年（1768），授贵州都匀知府，未及赴任，即以四品服留任，擢为侍读学士。同年，因坐卢见曾盐务案，谪乌鲁木齐佐助军务。召还，授编修，旋复侍读学士官职，受命为《四库全书》总纂官，惨淡经营十三年，《四库全书》大功告成，篇帙浩繁，凡3461种，79309卷，分经、史、子、集四部。纪并亲自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二百卷，每书悉撮举大凡，条举得失，评骘精审,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考得失，辨文字，为代表清代目录学成就的巨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实际上是一部学术史，对每一部书和源流、价值等都作了介绍。它成为后来学者研究这些古书的一个切入点。很多大学者都承认，他们是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入手作学问的。同时，还奉诏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基础上，精益求精，编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为涉猎《四库全书》之门径，是一部研究文史的重要工具书。《四库全书》的修成，对于搜集整理古籍，保存和发扬历史文化遗产，无疑是一重大贡献。纪晓岚一生精力，悉注于此，故其他著作较少。《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毫无疑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纪昀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丝毫不可忽视。以《总目》而言，全书行文风格一致，思想主旨贯通，都昭示了纪昀“笔削一贯”的重要作用。四库馆总阅官朱珪在纪昀墓志铭中写道：“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张维屏《听松庐文钞》云：“或言纪文达公（昀）博览淹贯，何以不著书？余曰：文达一生精力，具见于《四库全书提要》，又何必更著书！”“一手裁定”、“一手删定”、“一手编注”《总目》或者说纪昀“一生精力，萃于《提要》一书”，都说明纪昀对《总目》所倾注的心血得到时人和后人的公认。从这个意义上说，《总目》最大限度地反映了纪昀的学术文化思想就不是什么无本之木了。正如黄云眉所言：“就形式观之，《提要》似为多人心血之结晶品，其实此书经纪氏之增窜删改、整齐画一而后，多人之意志已不可见，所可见者，纪氏一人之主张而已。”

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和一手删定的《总目》问世以来，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赞誉。阮元说：“高宗纯皇帝命辑《四库全书》，公（纪昀）总其成，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考古必求诸是，持论务得其平允。”江藩指出：“《四库全书提要》、《简明目录》皆出公手，大而经史子集，以及医卜词曲之类，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识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可谓通儒也。”有目共睹的学术价值还使得这部大著的文化影响历久不绝。晚清张之洞对读书士人谈到：“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对该书有精深研究的余嘉锡说：“《提要》之作前所未有，可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他还谈到清朝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将其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他对《总目》的缺点多有指摘，但也承认自己“略知学术门径，实受《总目》之赐”。

纪昀在四库馆修书十年，“自始至终，无一息之间”，其辛劳不言而喻，却也是人生收获颇丰的十年。他既为恰逢“王事适我”的历史机遇而欣慰，又为“期于世事有补”愿望的实现而自豪。正如他在《自题校勘四库书砚》诗中所云：“检校牙签十余万，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曾读人间未见书”只是一个表象，纪昀和他的同仁们为中国学术文化树立的一座丰碑才是看不见的永恒！ 在主编《四库全书》期间，纪晓岚由侍读学士升为内阁学士，并一度受任兵部侍郎，改任不改缺，仍兼阁事，甚得皇上宠遇。接着升为左都御史。《四库全书》修成当年，迁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乾隆帝格外开恩，特赐其紫禁城内骑马。嘉庆八年（1803），纪晓岚八十大寿，皇帝派员祝贺，并赐上方珍物。不久，拜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兼国子监事。他六十岁以后，五次出掌都察院，三次出任礼部尚书。纪晓岚卒后，筑墓崔尔庄南五里之北村。朝廷特派官员，到北村临穴致祭，嘉庆皇帝还亲自为他作了碑文，极尽一时之荣哀。

庄氏史案本末而按照纪晓岚自己的说法，与上面都稍有出入。纪晓岚晚年就曾讲起，“我早年就学习诗歌，其间意气风发，与天下同好互相唱和，总是不甘人后。如今我年纪差不多80岁了，却转而瑟缩不敢著一语，平生所写的稿子也不敢自存”。他说这是因为随着阅历的增长，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得意作品，大多都是古人已经说过的东西，自己辛辛苦苦地著述，不过是徒自苦耳。从纪晓岚的话来看，他并不是“未尝著书”，早年还是勇于吟诗弄赋的，只不过后来他对自身所处的世道逐渐有了深刻的体会，越来越不敢从事写作了，而且也不敢保存自己的稿件。要说是因为怕超不过古人而罢笔，这个理由似乎很是勉强。这个理由背后还有着极大的社会政治背景，那就是乾隆年间思想控制的加强，文字狱屡见不鲜。

纪晓岚一生，有两件事情做得最多，一是主持科举，二是领导编修。他曾两次为乡试考官，六次为文武会试考官，故门下士甚众，在士林影响颇大。其主持编修，次数更多，先后做过武英殿纂修官、三通馆纂修官、功臣馆总纂官、国史馆总纂官、方略馆总校官、四库全书馆总纂官、胜国功臣殉节录总纂官、职官表总裁官、八旗通志馆总裁官、实录馆副总裁官、会典馆副总裁官等。人称一时之大手笔，实非过誉之辞。纪晓岚晚年，曾自作挽联云：“浮沉宦海同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堪称其毕生之真实写照。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纪晓岚“处世贵宽，论人欲恕”，是十分中肯的。他与那些虚伪的道学先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物。纪晓岚及其作品，都是很值得研究的。

阅读文学古籍，也可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相结合。古籍是传统文化的载体，非物质文化则是靠记忆和口头传承的艺术或技能，二者往往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在阅读宋元话本的时候，就借助于听书的经验，解决了一些困惑的问题。现存的话本或详或略，或雅或俗，总的说都不会是实况录音的记录。因此有的被认为是拟话本，如鲁迅对《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宣和遗事》的判断。有人认为话本只是故事的代称，如日本的增田涉等学者。还有人不承认宋元话本的存在，认为都是明代人改写的小说。其实，说话人一般有底本，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北方的评书艺人，把提纲式的简本叫做“梁子”，把语录式的繁本叫做“册子”，但也不会是实况的记录。如现代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岳飞传》的时候，每天要写上万字的稿本，但还是要加上许多临场发挥。我在参观苏州评弹博物馆的时候，注意到收藏的弹词话本，一般只有唱篇，没有表白；有的虽有表白，也很简略。也有已整理成书的，一般也不像场上说唱的那么详细生动。

当然，也有老艺人自己整理成比较详备的底本，或徒弟继续加工的繁本，那是很少见的。例如苏州评话老艺人陆耀庭和顾宏伯，都有说《三国志》的脚本，是自己编写的抄本，都把一部分脚本送给了学生王忠元。王忠元自己又整理了一个脚本。2015年5月18日，王忠元遗孀华琦把三种脚本都捐赠给了苏州评弹博物馆，成为一时佳话（何兵《留住名家珍贵史料，三部手稿展现戏痴情怀》，据《古代小说研究网》转载2015年5月20日《姑苏晚报》）。师父整理了自己的底本，最后送给了徒弟，这是曲艺界常有的事，有些话本大概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因此就有了传承性和变异性的特征，形成了世代累积型的作品。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注意到宋元时期的特定背景，文化重心逐渐下移，特别是元代一度停止科举，文人没有出路，走向民间，出现了不少书会才人。他们为艺人编写脚本，杂剧、散曲是大宗的，都见于《录鬼簿》。但编写话本的只见陆显之《好儿赵正》一例。“腹笥有文史”的朱桂英女士，讲的是“道君艮岳及秦太师事”，则是讲史家（见杨维祯《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但有无话本留传，亦未可知。现存的《宣和遗事》则是收集了许多史料的一部话本，编者掌握不少史传和诗词的资源，文化修养较深，应该说是当时的“才人”。但《宣和遗事》可能并未全部付诸场上演说。我认为这也是话本的一种类型。因此我提出了讲史平话的多样性问题，对古代作品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但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有些艺术性不强的本子，却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献意义，如《宣和遗事》就是。

清代的话本如《清风闸》《飞跎子传》也是艺人自己整理的，但比较简略，又没有才人帮他润色。俞樾虽然对《三侠五义》作了一点修改，但没有仔细加工，所以没能像《水浒传》那样成为杰作。

苏州评弹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许多世代累积型的话本和多种流派的唱腔。我作为苏州评弹的老听客，很关心它的保护和传承。在探讨近体诗的格律及吟诵问题时，觉得苏州评弹在雅化和格律化的过程中，曾深受近体诗的影响，特别是以马如飞为代表的《珍珠塔》和马调系统的唱腔，最能体现传统的吟诵方法。因此写了《苏州评弹与格律诗的吟诵》等文章，希望能以吟诵的方式来扩展传统诗词的传承，包括对诗词格律的普及。另一方面，也希望苏州评弹的艺人，能继承并发展前人的经验，适当借鉴传统诗词的格律，提高评弹的艺术性。反过来，吟诵家也可以借鉴曲艺家的唱腔，适当改进吟诵的音乐性。例如平起式的七言诗，如果结句是“平平仄仄仄平平”的，在苏州评弹里一般都是在第六字上延长行腔，而在第七字时却很快收束，与其他剧种大多在末字上延长行腔迥然不同。我觉得近体诗的吟诵，也可以适当夸张第六字的长音，显示“二四六分明”的平仄反差。最近在电视上听到上海陆锦花女士指导、培养的小学生，用苏州评弹唱腔吟唱的唐诗，比较准确地体现了平长仄短的声调，也很好地给少年儿童传播了古典诗歌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诗教方式，值得重视和提倡。

“常州吟诵”已被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赵元任先生的吟诗方法为代表的。在目前百花齐放的吟诵流派中，我认为“常州吟诵”可以代表吴语地区及大多数方言地区的传统吟诵方法，以“平长仄短”的声调和两字节、三字尾为基本节奏，是和近体诗的格律相适应的，完全可以作为“非遗”保护并传承下去。其他流派的吟诵，是否分别列入“非遗”，还有研究讨论的必要。至于以音阶高低为艺术手段的歌唱方法则是在探讨和试验中的创新，同样可以为传统诗词的传播作出贡献。

（作者单位：中华书局）

三国时诸葛亮创设的一种阵法。相传诸葛孔明御敌时以乱石堆成石阵，按遁甲分成休、生、伤、杜、景、死、惊、开八门，变化万端，可当十万精兵。（见《三国演义》）

及至后代，精通此阵者已十分罕见，却不料出现在明代太湖山庄。太湖山庄庄主澹台仲元化用此阵，训练八人立于八门位置上，攻敌时进退自如，来去如潮，古怪厉害之极，并曾用此阵法困住大内八大身怀绝技的高手。（见梁羽生《萍踪侠影》）

再如任天吾家的假山树木即按八阵图古法布置，普通人若不熟悉此阵，绝对走不出去。（见梁羽生《鸣镝云录》）

据《三国志_蜀志_诸葛亮传》载：“（亮）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后人考其遗迹绘成图形，见《武备志》。据记载，八阵图遗迹有三处：《水经_沔水注》及《汉中府志》说在陕西沔县（今勉县）东南诸葛亮墓东；《寰宇记》说在四川夔州（今奉节县）南江边，《明一统志》说在四川新都县北三十里的牟弥镇。

最近，河南省密县发现一套我国最早的《风后八阵兵法图》。该图共分九幅，一幅为八阵正图，其它八幅为八个阵式，即：天覆阵、地载阵、风扬阵、云垂阵、龙飞阵、虎翼阵、鸟翔阵、蛇蟠阵。图旁附有文字说明，详细介绍了每个阵式在特殊环境下进攻退守的战术应用。据《史记》载，风后为轩辕黄帝的一员将帅。密县云岩官遗存的唐朝军事家、常州刺史独孤及的《云岩官风后八阵图》碑，详细记载了黄帝和风后研创《八阵图》的事迹。此图的发现，把我国八阵兵法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两千五百年。

《周易》·诸葛亮·“八阵图”

诸葛亮崇尚法家和黄老思想，同时精通易学。陈立夫先生曾为1994年举行的全国第八次诸葛亮学术讨论会题词 “明易先知”，就明确指出了诸葛亮的“先知先觉”与其精通《周易》密切相关。

《周易》的精髓是将天、地、人视为一个整体，把不同质、不同态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以探讨其运行的规律。诸葛亮治国、用兵时十分注重天、地、人的综合考察。他在《将苑·智用》中写道：“顺天、因时、依人以立胜。”强调一个优秀的将领应“上知天文，中察人事，下识地理，四海之内，视如室家” （《将苑·将器》）。“夫行兵之势有三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天势者，日月清明，五星合度，慧星不殃，风气调和。地势者，城峻重崖，洪波千里，石门幽洞，羊肠曲沃。人势者，主圣将贤，三军由礼，士卒用命，粮甲坚备。善将者，因天之时，就地之势，依人之利，则所向者无敌，所击者万全矣。”（《将苑·兵势》）这真是将《周易》天、地、人综合一体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从传世的诸葛亮的有关著作来看，其中不但涉及《易》理，也透露出诸葛亮对卦象占筮的精通。如《阴符经注》云：“天垂象，圣人则之，推甲之，画八卦，考著龟，稽律历，则鬼神之情，阴阳之理，昭著平象，无不尽矣。八卦之象，申而用之，六十甲子，转而用之，神出鬼入，万明一矣。”所谓“八卦之象，申而用之”，就是指《周易》的占筮方法。

今人感到颇为神秘的“八阵图”是不是子虚乌有呢？诸葛亮是否真的创有“八卦阵”呢？《三国·蜀志·诸葛亮传》记载：“亮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丘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云。”作为古代战争中一种战斗队形及兵力部署图，诸葛亮的原“图”今虽不见，然有传说为诸葛亮练兵遗址的所谓“八阵图垒”。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云，这种“图垒”皆垒细石为之。共有三处：一在陕西沔县；一在重庆奉节；一在四川新繁，尤以在奉节者最为著名。奉节原为古鱼复县，治所在今奉节东白帝城，三国时刘备改名永安，唐改称奉节。诸葛亮“八阵图垒”据传就在永安宫南江滩上。根据唐代李鉴《太白阴经》、李靖《问对》等记载，以及当代学者的推演（见《孙子学刊》1994年第9期 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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