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周树人，字樟寿，号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

鲁迅，1882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都昌坊口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就读于三味书屋，勤学好问，博闻强记，课余喜读野史笔记及民间文学书籍，对绘画艺术产生浓厚兴趣，自此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他不囿于四书五经，多方寻求课外读物，努力掌握历史文化知识。绍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特别是众多越中先贤的道德文章，给鲁迅的思想以很大的熏陶和影响。鲁迅少年时代，祖父因科场案下狱，父亲病故，家道从此中落。鲁迅由一个封建士大夫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变成了一个破落户子弟。家庭所遭受的一系列重大变故，使少年鲁迅饱受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鲁迅母亲鲁瑞，农民的女儿，品格高尚，对鲁迅影响很大。

1898年春，鲁迅离开故乡，满怀人生新的希望，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因不满学堂的“乌烟瘴气”，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他广泛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阅《时务报》，看《天演论》，深受维新思潮和进化论学说的影响，初步形成“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社会发展观。

1902年，鲁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官派赴日留学。他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习医。因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课余“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1906年，鲁迅在事实面前，有感于国内同胞的愚弱，认识到改变国民性的重要，便毅然弃医从文，迈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选择了文学艺术，以笔作为自己救国救民的战斗武器。他参与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撰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重要论文。鲁迅认为，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人，不在于物；在于精神，不在于物质；在于个性，不在于“众人”；要“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关键，在于个性的觉醒与精神的振奋。

辛亥革命前夜，鲁迅回到祖国，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担任化学、生理学教员，后又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教员、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他一方面教书育人，培养青年， 一方面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 他领导故乡文学团体“越社”， 支持创办《越铎日报》。 1912年初， 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教育部迁至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同时先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一些高等院校，担任校外兼职讲师。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鲁迅深受鼓舞，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起，写文章，办杂志，揭开了中国五四运动的序幕。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猛烈抨击几千年来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1918年，他发表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通过象征的艺术手法，无情地揭露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强烈地控诉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此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姿态，创作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许多小说和大量杂文、随笔、评论，从而成为五四五四运动的先驱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1926年夏，鲁迅离开北洋军阀盘踞的北京，南下厦门，担任厦门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同时兼任国学院教授。1927年初，鲁迅又转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担任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时兼任教务主任，一边从事教育和文学创作，一边投入新的战斗。同年4月，反革命政变发生，鲁迅经受了腥风血雨的考验，因营救学生无果，愤而辞职。在血的教训面前，鲁迅早年形成的社会发展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严厉解剖自己的思想，纠正了过去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从此，他的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起点。

20年代中期，参与创办《莽原》周刊、《语丝》周刊和文学社团末名社。1927年初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27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教授。

1927年10月，鲁迅到了上海，从此定居下来，集中精力从事革命文艺运动。1928年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193O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曾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宇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他参加和领导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许多革命社团。他主编《前哨》、《奔流》、《萌芽月刊》等许多刊物，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文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坚持韧性战斗，撰写了数百篇杂文。这些杂文，如匕首，似投枪，在反文化“围剿”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与***人交往密切，坚决拥护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以“窃火者”自喻，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倡导新兴木刻运动。他关心青年，培养青年，为青年作家的成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与世长辞，终年55岁。

鲁迅写过一首《自嘲》诗，其中有两句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鲁迅一生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译，他的《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许多作品一版再版，被翻译成英、俄、德、法、日、世界语等多种文字，饮誉全球。《鲁迅全集》是他留给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鲁迅著作

《呐喊》(短篇小说集)1923，新潮社

《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卷)1923一1924，新潮社

《热风》(杂文集)1925，北新

《彷徨》(短篇小说集)1926，北新

《华盖集》(杂文集)1926，北新

《华盖集续编》(杂文集)1927，北新

《坟》(论文、杂文集)1927，未名社

《野草》(散文诗集)t927北新

《朝花夕拾》(散文集)1928，未名社

《而已集》(杂文集)1928，北新

《三闲集》(杂文集)1932，北新

《二心集》(杂文集)1932，合众书店

《鲁迅自选集》1933，天马

《两地书》(书信集)与景宋合著，1933，青光书局

《伪自由书》(杂文集)1933，青光书局

《鲁迅杂感选集》翟秋白编选，1933，青光书局

《南腔北调集》(杂文集)1934，同文书局

《拾零集》1934，合众书店

《准风月谈》(杂文集)1934，兴中书局

《集外集》杨霁云编，鲁迅校订，1935，群众图书公司

《门外文谈》(论文)1935，天马

《故事新编》(小说集)1936，文生

《花边文学》(杂文集)1936，联华书局

《且介亭杂文》(杂文集)1936，三闲书屋

《夜记》(杂文集，后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文生

《且介亭杂文二集》(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且介亭杂文末编》(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鲁迅书简》(影印本)许广平编定，1937，三闲书屋

《鲁迅全集》(1一20卷，收著作、译文和辑录的古籍)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集外集拾遗》(综合集)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汉文学史纲要》(文学史)1941，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全集补遗》唐韬编，1946，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许广平编，1946，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日记》(影印本)1951，上海出版公司；铅印本，1959，人文

《鲁迅选集》1952，开明

《鲁迅小说集》1952，人文

《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唐韬编，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补遗》吴元坎辑，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全集》(1-lO卷)1956-1958，人文

《鲁迅选集。(1一2卷)1956-1958，中青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文学史)1958，三联

《鲁迅选集》(上下册)1959，人文

《鲁迅书简》(致日本友人增田涉)1972，人民日报社

《鲁迅诗稿》1976，文物；1981，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鲁迅书信集》(上下卷，收《两地书》以外书信1381封)1976，人文

《鲁迅佚文集》1976，解放军报社

《鲁迅书简》(致曹靖华)1976，上海人民

《鲁迅手稿全集》(书信8册，日记6册)1978一1980，文物

《鲁迅致许广平书简》1980，河北人民

《鲁迅全集》(1-16卷)1981，人文

鲁迅全集卷一（坟 热风 呐喊）

鲁迅全集卷二（彷徨 野草 朝花夕拾 故事新编）

鲁迅全集卷三（华盖集 华盖集续编 而已集）

鲁迅全集卷四（三闲集 二心集 南腔北调集）

鲁迅全集卷五（伪自由书 准风月谈 花边文学)

鲁迅全集卷六（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鲁迅全集卷七（集外集 集外集拾遗）

鲁迅全集卷八（集外集拾遗补编）

首先，《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所患的病是“迫害狂”，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其突出的症状是病患者处于一种反应性妄想之中，对于周围的一切，都可能因某一事物特征引起多疑性反应：或怀疑有人害他，或怀疑有人侮辱他。所以，《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带着显著的“多疑”特征，或反过来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着重表现的是狂人的“多疑”。（当然，我们不能将作品中狂人的多疑套在鲁迅身上，这待下述。）

其次，结合鲁迅的创作情况来看，在鲁迅的小说中，有一些作品不像《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故乡》等作品侧重刻画人物性格的外现（形貌、言行、履历、事件等），而是以人物的内心及精神世界的某一因素的活动为主，展示其某一精神意识倾向，比如《狂人日记》、《白光》、《长明灯》、《伤逝》等。这类作品虽有人物的言行活动，但主宰作品的因素是某种精神意识。以《狂人日记》来看，小说开头的第一部分就采用这样文字：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小说一开场，登场的是人物的意识，鲁迅不用很亮很清之类的单一视觉的文字，而用“很好”这样综合意识来把握月光。接下来，“我”出场了，但对于读者来说，“我”无形无状，更不用说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年轻是年老，实质上，“我”即“我”的意识在继续牵着读者走：“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是对“很好的月光”这种感觉的意识重认；“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这一句，是意识再次把握；“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这是意识重认后新意识的出现；“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新出现的意识开始把新的客观对象纳入意识范围———注意，此处不是对赵家的狗那两眼的客观描述，而是意识对于这一事实的一种把握。“我怕得有理。”这一句，意识走向判断。依此分析的路子，使之贯串整部小说，都不难得出意识流动的轨迹。因此，从这一视角看，《狂人日记》是一部展示意识过程的一部小说，简单说，《狂人日记》是一部意识性小说。

再次，在小说的结尾，有这样的一句话：“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鲁迅此处冠以“我”有“四千年履历”，并把“真的人”与“我”相对，暗示着“我”并非具体存在的人而是一种艺术设置，当然，“我”只能是人，只有人才能承载某种人的意识，但在《狂人日记》中，这个人又不会是真实的具体的“迫害狂”病人，鲁迅作为艺术家不会像医生和心理研究者那样，去记录描述一个病患者的征状。在《狂人日记》中，假如从一个“迫害狂”患者的角度来看，鲁迅对其所作的能充分表现这一患者的特征规定是极少的，“我”无名无姓，没有病因解释，没有病史说明，所生活的环境和时代也有极宽的范围。而另一方面，鲁迅又极为精细传神地把握“迫害狂”这类患者的共同特征。这说明，“我”作为一个具体存在并不重要，鲁迅对于狂人的选择并不在于这个狂人是谁，而是因为选择狂人符合于鲁迅的艺术设置和艺术表述，假如小说中的“我”是一个一般的人，那么鲁迅就无法在其身上表述“多疑”的这一意识。从小说的实际情况来看，“我”这一狂人所表现出来的病状是“迫害狂”一类的共同特征。实际上，“我”只是一个承载物。一方面，“我”承载着狂人所共有的病状，以达到小说所要求的艺术真实的要求，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的病状在某一层次上与作家所要表述的东西相吻合。而在具体的文本创作之中，作家不可能直裸裸地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作品中的人物，相反只能是遵从所选择的人物性格特点和发展规律，融入自己的东西。由于艺术选择加上艺术家的艺术表述能力，鲁迅的《狂人日记》一方面极为真实地描述了“迫害狂”的征状言行，但另一方面又极为巧妙地昭示小说并不是要表现“迫害狂”的征状，而是要表述狂人所承载的合乎狂人身份其实是作者自己的东西。也即鲁迅之所以选择狂人是因为狂人有显著的“多疑”特征，它暗合着鲁迅“多疑”意识的内核表述。所以鲁迅选择了狂人来承载“多疑”这一意识，作者着重要表现的不是这个人，而是这个“我”所承载的意识“多疑”。

经过这样一番梳理，《狂人日记》这一部小说可以说是一部以狂人所承载的“多疑”并依据这一意识的某种特征展开的小说。

问题是：《狂人日记》中的“多疑”能够与鲁迅的“多疑”相联系起来吗？

这也是要谈的第二个条件。

鲁迅先生是一个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并以此去支配自己行动的人，这同样也体现在其文本创作之中。鲁迅曾一再强调作品中的自我意识：“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从宽泛意认上说，所有作家的作品都肯定包含着作家的精神意识世界的表述，但由于作家的艺术思维不同，其在具体的作品表现也不同。有时候，作品的客观内容与作家表述的精神意识相互分离，有时候，作品的客观内容与作家表述的精神意识融一。前者如《祝福》，透过《祝福》文本的客观内容，可以把握到鲁迅对于“祥林嫂”这类人物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而后者如《狂人日记》、《长明灯》、《过客》、《这样的战士》等，作者客观上描写某一人物某一事实，同时又把某种意识融入其中。举个例子说，《狂人日记》中“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诘问，可以是狂人的、也完全是鲁迅先生的诘问。对于鲁迅与《狂人日记》的关系，已逐渐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鲁迅的几乎所有的心理特征和表现，都能在《狂人日记》中一窥端倪。”“《狂人日记》中，那种‘迫害狂’式的病态心理，本身就是他（鲁迅）切身体验的‘变形记’。”“因此，‘狂人’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而且是一个文化先觉者形象，是鲁迅反抗精神的形象外化。”��这些看法都是中肯的，但没有注意狂人形象与鲁迅的差别。在《狂人日记》中，“多疑”这一意识的活动特征首先是归属于患“迫害狂”的狂人属性，这些属性是不能套在鲁迅身上的，而狂人这一艺术设置及如何设置、对于“多疑”的表述，则是按着鲁迅心灵对于“多疑”的解读和描述实现的，同时对于“多疑”的解读和描述，自然受着鲁迅“多疑”的主体支配。因此，从《狂人日记》去把握鲁迅的“多疑”成为可能，并具有重要意义，但要从中把握鲁迅的“多疑”的本质及个性色彩，必须进入作品，并以一定的方法对狂人的多疑与鲁迅的“多疑”加以分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大批学术教育机构学者、师生被迫向长沙、重庆、昆明等西南地区迁徙。1940年，因战事趋紧，同济大学师生迁往川南古镇李庄，继之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先后辗转而来，一时间，众多第一流学者和大批珍贵文物古籍汇聚李庄——这个被傅斯年称为“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图）1940—1946年在李庄的学者们。其中包括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营造学社等教育学术机构的学者、师生

在物资匮乏、环境艰苦、信息闭塞的长江古镇李庄，傅斯年，李济，梁思成，林徽因，游寿，董作宾、梁思永、童第周等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学者面对饥饿、贫病、匪患甚至死亡威胁，守望相助、穷且弥坚。他们不仅遭遇过土匪的抢掠，还遭受过当地乡民的怀疑、冷遇，甚至受到不怀好意的人身攻击，从尴尬的对峙到和解与支持，其实是从“研究院吃人”事件开始的。

1940年，为抗战炮火漂泊的学者们终于在偏僻的四川李庄得以容身。按照各自的工作计划，在李庄板栗坳史语所三组的董作宾开始继续整理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李济整理陶片，梁思永做侯家庄大墓的研究；四组的吴定良整理殷墟出土的人头骨，凌纯声、芮逸夫等则筹划做少数民族风土人情的调查；一、二组人员也继续研究自己的业务。如此一天天安静地过去，可是出乎史语所人员的预料，吴定良与董作宾的工作竟引来了一场大麻烦。

从人头滚落的箱子到失踪的娃娃

史语所大批物资由昆明运往李庄板栗坳时，其中一批箱子专门装载殷墟出土人头骨。这批珍宝在宜宾转船抵达李庄码头，再往山顶的板栗坳搬运，其中一箱不慎摔裂，盛装的人头骨滚了出来。抬滑竿的当地农夫见状，大为惊骇，一胆大者迷惑不解地问：“这箱子里咋会有死人头？”

史语所押运人员在痛惜之余，一边埋头收拢头骨重新装箱捆扎，一边没好气地答道：“不只是死人头，连活人头都有，你们这个样子抬咋能行，摔坏了谁担得起这个责任？”

几名轿夫自知理亏，不敢争辩，也不再继续追问下去，但在心中有一个疑团始终挥之不去：这帮人到底是干啥买卖的？为什么箱子里竟藏着人头？如果不是杀人越货的勾当，哪儿会有这么多的人头骨一箱箱藏起？

随着人头骨滚落，疑问在轿夫心中盘桓，一种不祥的谣言像风一样在李庄镇大街小巷弥漫开来：研究院开黑店吃人肉，箱子里还藏有将人杀死之后煮熟的残骨和人头……此种谣言如同暗夜的鬼火，由镇内散播到镇外，在长江两岸几十个村落飘忽流传，搞得人心惶恐不安。

（图）史语所人类学组在李庄板栗坳办公处陈列的体质测量标本多数是安阳殷墟发掘的古物

更加令当地民众惊愕的是，自史语所在板栗坳开张之后，以董作宾为首的几个研究人员，竟在牌坊头厅堂将殷墟出土的甲骨，公然摊放在桌面上研究。而以吴定良为首的第四组人马，更是把殷墟出土的可怖的头骨，从封闭的木箱里取出，又是测量又是修补地反复摆弄。有机会进入该室的当地人见状，无不骇然。

一日，有一群当地农民的娃娃在板栗坳山庄内玩“躲猫猫”或谓“瞎子摸鱼”的游戏。一个小孩跑到僻静的角落，将一只特大号木桶的桶盖推开一条缝，跳了进去。 “摸鱼”的孩子们迟迟不能捉到这一漏网之“鱼”，眼看天色已晚，便停止了搜索，各自散去。木桶中的小孩见长时间无人发现自己这条狡猾的“鱼”，暗自得意之余，想探出头来看个究竟。他万万没想到，这木桶又大又深，站起身踮起脚也摸不到桶沿，小孩开始感到大事不妙，惊恐中手脚并用拼命击桶，并放声大哭。 

而这时他的家长正在板栗坳内外的山林旷野中搜寻，经一天一夜未觅到踪影。有人突然宣布，那小孩肯定是被研究院的人吃了。于是，“研究院偷吃娃娃”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

事有凑巧，就在“研究院吃人”的消息风传之时，住在李庄祖师殿的同济大学医学院师生准备做人体解剖实验。因室内光线太暗，他们在室外花坛之上搭了几块木板作为解剖床，当几名教授和若干学生从室内抬着一具尸体呼呼隆隆来到花坛前摆放妥当，开始操刀解剖时，当地一位泥瓦匠正好在祖师殿的屋顶上做修缮工作。

此人见状，大惊失色，一个恐怖念头忽地自心中冒出：看来不只是研究院吃人，同济大学也开始吃人了，眼前就是活灵活现的铁证啊！想到这里，泥瓦匠感到头皮发麻，两腿发软，差点瘫了。为了不被对方捉住吃掉，泥瓦匠迅速屈身弓背，顺着房后的梯子悄无声息地滑落到院外，溜之乎也。

（图）李庄镇祖师殿

因了泥瓦匠关于自己“虎口脱险”的叙述，有人向丢了孩子的家长献计：小孩在板栗坳丢失，很可能被研究院的“下江人”藏起来或已吃掉了，让其直接找研究院的人索要小孩，如对方交出便罢，若拒不交出，就和他们拼命，把板栗坳史语所弄个底朝天，找出证据，把“下江人”全部逐出李庄。

丢小孩者听了这一建议，急火攻心，顾不得多想，便召集亲戚好友呼啦啦来到板栗坳，怒气冲冲向史语所要人。李方桂、董作宾、李济、吴定良等见对方来势凶猛，呈咄咄逼人状，开始就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待问明事情原委，甚觉冤枉，但一时解释不清，同时又替对方着急。从对方叙述中他们意识到，小孩被当地土匪绑票的可能性很小，因为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穷苦人家的孩子。小孩要么掉入深井或山谷已经死亡，要么困于哪个平时不为人注意的阴暗角落在苟延残喘。

李济想起了网球与方格探方，或被称作“瞎子摸球”的当地游戏。一个网球在一大片草地中不见了，谁也不知道它藏身何处。好几个找球的人在草地上来回搜寻，就是找不到网球的踪影。最后有个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在草地上按一定尺寸划出若干方格，然后逐个方格依次寻找。结果，网球找到了。——这便是李济前些年在山东城子崖遗址发掘中采用的“方格网式普探法”，后来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考古界普遍遵循的科学发掘方法。

想到这里，李济便想把考古学上的理论应用于这次现实中的“瞎子摸鱼”，他真诚地向对方建议道：“你们以前的方法容易有漏洞，大家看是不是这样，先把板栗坳分成几大块，你们十几个人分成几个小组，从南往北，一块一块，一个院子一个院子地搜索，哪怕是草丛中的一块石头、一根木头，也要细心地晃一晃，摇一摇，搬一搬，探一探，看有无异常。如此走下来，效果可能会不一样。”

对方听罢，觉得合乎情理，便按照李济的说法行动起来。大约过了三个小时，有消息传来，丢失的小孩找到了。

由于李济推荐“方格网式普探法”而让家长找到了丢失的孩子，按理说对方应当表示感激。可是没想到又横生枝节，很快产生了“研究院的人把小孩抓了放到桶里待煮吃，后被发现未吃得成”的谣言。史语所的李济、董作宾等人听了，只是苦笑。他们没有想到，此时当地一些受谣言蛊惑的无业游民、地痞流氓及部分工商失业者联合不明真相的乡民，悄悄设法对这些“下江人”施以颜色。

不断发酵的恶性事件

先是在乡民与研究院、同济大学等机构的人员之间，建起了一道心理屏障，呈井水不犯河水之势。倘有人路过史语所驻地板栗坳、社会所驻地门官田、中国营造学社驻地上坝月亮田，或李庄镇内同济大学所在的几个学院，宁可绕行，不予接近。与此同时，在李庄镇经营柴米油盐酱醋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商贩，见“下江人”前来购买，无论对方出价高低，坚决不卖，弄得“下江人”尴尬疑惑又无可奈何。就在同济大学与各研究机构人员的生活即将发生危机时，又一件奇特诡谲的事发生了。

这天晚上，板栗坳牌坊头戏楼院对面山上一座草屋突然着火，史语所人员见状，忙提了水桶脸盆，盛水前往扑救。就在这时，山顶突然传来了喊声：“不得了了！吃人了，下江人吃人了！吃人了……”寂静山坳，墨色的天地间，这喊声如同野坟乱岗中猫头鹰发出的凄厉悲鸣，闻者无不心惊胆战，惊骇莫名。

当此之时，川南一带为防匪患，正实行保甲制度搞乡村联防，每家每户都制有竹梆。倘一家发生不测事故，立即敲梆求援，相邻各户必须迅速取出竹梆跑到门外的高处或宽阔地带予以敲击，以示声援。

当板栗坳牌坊头对面山坡草房着火，凄厉的喊声响起时，四周乡民大惊，纷纷拿起竹梆奔出家门，连敲加喊地向板栗坳方向狂奔而来。当地民团、警察、保安部队闻讯，立即操枪持械将板栗坳张家大院围起来。在熊熊火光映照下，吵闹中史语所的人差点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趁夜色扔入火中当北京烤鸭烧了。幸亏当时驻军周勋团的一个连赶来，与当地警察一起制止了这群人的行动，研究人员才幸免于难。

第二天，“下江人”吃人的谣言，由李庄很快传遍了祭天坝、宋家山、牟家坪等乡镇，接着又在长宁、庆符等县传开。研究院几个所的工作人员、家属及同济大学师生，被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李方桂、董作宾、李济、梁思永以及社会所的陶孟和、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等人，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与严重性，决定电告傅斯年和教育部，把近来李庄发生的所谓“吃人”谣言及颇感蹊跷的事情逐一汇报。

傅斯年接电，认为事关属下和家眷的人身安全，必须加以防范，遂立即把情况报告给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同时向教育部、内政部、国防委员会等相关部门做了报告，并表示自己决不做甩手掌柜，要亲临李庄与地方政府一道处置此事。于是，傅斯年辞却繁忙的公务，乘坐民生公司的“民望”轮由重庆溯江而上，向李庄驶来。

就在傅斯年奔赴李庄之时，国民政府内政部向四川省政府拍发电报，其中有“前方在抗战，后方捣乱”等语，下令省政府与宜宾专署配合当地政府和驻军整治李庄的社会秩序，让内地迁来的各学术机构、学校有个安静的工作、学习环境，同时稳定抗日后方的局势云云。

冷寅东来到李庄，立即于南华宫大殿召集邻县县长，乡镇长，民团、联防头目，驻军首领，中央研究院方面的李方桂、李济、董作宾、梁思永、陶孟和，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刘敦桢，以及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等各色人物开会。席间，傅斯年赞同乡绅罗南陔的建议道：“共党分子捣乱倒未必，对那些唯恐天下不乱者整治一下是必要的，但不要太过，打击面不要过大。最主要的还是中央研究院和同济大学要多做些公开的宣传工作，这方面的事由我和同济的周校长商量来办，其他的事冷专员与大家多帮忙。”

（图）傅斯年，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学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

由于傅斯年特有的霸气，行署专员冷寅东及其他人纷纷表示赞同。会议决定将板栗坳着火的那天晚上，带头呼喊“下江人吃人”与“研究院吃人”等不怀好意者，连同他的一群狐朋狗友，外加听信谣言不能自拔并为之大张旗鼓煽风点火者全部抓捕关入监狱，其他已经抓捕但情节轻微者予以释放；史语所与同济大学方面尽快筹备展览会，以实际行动消除谣言。

大师的危机公关：揭开“吃人“的秘密

1941年6月9日是中央研究院成立十三周年纪念日，展览会由史语所代理所长董作宾总负其责，文物展品则由各组自行筹备。以考古发掘为特长的三组，在板栗坳比较宽敞的戏楼院展览殷墟发掘的甲骨；四组则在吴定良指挥下，在“田边上”办公室展览殷墟出土的人头骨；史语所善本图书馆也部分开放，让来者参观。因牌坊头室内有木壁，上面挂上研究人员手绘的图画以示说明。

为了尽力将展览做大做好，让不同层次的人都有了解，开幕前几天，董作宾就着人与当地政府联系，派出专人四处张贴海报。从李庄到南溪，从南溪到宜宾，甚至南溪下游的江安、泸州等地，广为张贴。在文化生活极度贫乏单调的川南地区，人们看到海报，对海报上那闻所未闻的消息倍感新鲜、刺激，遂奔走相告，扶老携幼，纷纷沿水路和条条山道向李庄云集而来，以便目睹“真人头”的容颜。展览尚未开始，在李庄镇内和板栗坳就聚集了几百名专程从外地赶来的男女老幼，翘首以待。

（图）位于板栗坳的中研院史语所图书馆旧址

6月9日，纪念会暨展览会于上午9点钟正式开始，主会场设在板栗坳最大的院落牌坊头，由董作宾主持，资格最老的社会所所长陶孟和首先发表演讲。

陶孟和向众人介绍了中央研究院的成立概况、工作性质及对科学的贡献等，具体到社会科学研究所时，说：“我们每一个人大都生长在一个地方，而关于生长地的情形知道得并不详细，更不必论全中国了。我觉得我们中国各地方人，互相隔阂，所有一知半解者，亦不过一个小的方面，却不是社会之全体。”最后，陶孟和谈到社会所的学者，将尽可能地多做些调查研究，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并根据战时中国各地不同的特点，多做些乡村生活、农民生活的调查，以利于整个社会共同进步云云。

陶孟和演讲完毕，由吴定良接着演说。吴定良着重就人头骨研究的目的、意义、内容、方法等，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了多角度解释。吴定良在说到研究人头骨的意义时举例道：“对于尸骨的研究，还可以帮助警务人员侦破疑案。比如说，前几年，在我国北方一个山区，曾发生了这样一桩案件：在深山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几具尸体，尸骨已经散架，混杂在一起。警察发现，其中有具尸体左手中指骨上套着一枚金戒指。侦察人员查出有三个头骨，说明死者是三人。他们对尸骨加以鉴别、分类，结果证明那金戒指是属于一具女尸的，根据骨骼的特点，他们测出了这具女尸的身高。另外，还根据女尸的牙齿估计了死者的年龄。在查明了死者的性别、年龄、身高、左手中指戴一金戒指这些特征之后，破案就有了线索。半年之后，这桩疑案终于被侦破。原来死者生前三人结伴同行，到城里走亲戚，在山中小道上被早有埋伏的盗贼劫杀，之后将尸体拖进山洞藏匿起来，直到一个砍柴的少年到洞中捉野兔时才发现。”

吴定良的演讲受到与会者热烈欢迎，得到众人的高声喝彩。待之后的李济等几位学术大佬演讲完毕，将近中午12点钟，应邀前来的嘉宾开席吃饭。据石璋如回忆，由于是在战争岁月，物资供应困难，物价高昂，史语所准备的“菜肴很简单，类似流水席，大概一点（钟）就散席了”。

午餐过后，董作宾、李济、梁思永、吴定良、芮逸夫、石璋如等分别来到展室，为观众担当解说员。除了安阳殷墟发掘的头骨、甲骨外，展品中还有远古人类骨骼化石和恐龙等动物化石，古代兵器、甲胄以及专门用来祭祀的大型青铜器，另外还有明清字画摹本、国外的出土文物模型等。

为了造出一种具有强烈冲击力的声势，在展出板栗坳的展品之时，同济大学在校长周均时指示下，由医学院组织，于李庄镇内祖师殿厅堂举办了“人体解剖展览”。许多年后，参观过这个展览的原南溪县团练局局长洪汉中之子洪恩德，对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洪氏曾回忆道：“同济大学医学院在祖师殿的展览开始后，许多老人拄着拐杖，领着孙子，同年轻人一道进去参观。展览在医学院解剖室摆设，这个解剖室其实就是大殿的厅堂，房子很大，很宽敞。

一进门，就看见两边各放一个骨头架架，当地人称精骨人。旁边有各种人骨，那骨头有的白、有的黄、有的黑。再里边有心、肺、脾、肝、肠子等人体内部器官。五脏用药水泡起，肠子是花花的。再后面还泡着几具男、女、儿童等大小不一的尸体。里边有解说员，可以去询问，胆大的还可以伸手在人骨上摸一摸。里头的医学教授和同济的学生拿着手术刀，在一个木案上割尸体，有的教授指着一个部位说，这里容易得什么病，那里得什么病，要是得了这种病，就要到同济大学医学院门诊部去看，如果治不好，就到同济大学在宜宾开设的医院去治。

教授们这一说，有些老人当场就说自己可能有这种病，求教授给他们看，教授们也就当场看起病来。看到这个场面，好多老人感慨不已，说活了大半辈子，白活了，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知是咋回事，这次大开眼界了，不白活了一场。有外地来的人，说看了之后明白了许多事，这大老远跑来，不虚此行。也有些胆小的，看后害怕，呕吐，吃不得饭，晚上做噩梦。这些事情被当作故事讲起，很快在四邻八乡传开了。”

由中研院与同济大学两家分别在板栗坳与祖师殿举办的展览，轰动四方，并作为川南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载入史册。当时的新闻媒体如《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都分别做了报道。据洪恩德根据自己在李庄的所见所闻回忆说：“展览过后，群众对中央研究院和同济大学，由误解变为理解，全部拥护了。做生意的说‘下江人’不吃人，他们买什么就给他们送去。有的说‘下江人’有钱，没有当地人抠门，不太跟生意人计较，农民们听了就很乐意卖给他们东西。镇上有人生了病，也找他们看，关系好得很。”

▌摘自《那时的先生：1940—1946中国文化的根在李庄》，有删减，岳南（著），中南博集天卷出版社授权合作稿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于国人来说，吃绝对是一等一的大事。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数不尽的食材和调味，造就了我们现在的“川鲁粤淮扬”，把飞的、跑的、游的吃个遍，吃饱了，我们也就明白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从“神农尝百草”到“彭祖善烹鸡汤”，中国人爱吃、会吃、敢吃、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吃的奋不顾身的精神自古而有。

在我国古代文献当中，处处都可以见到关于吃的传说和记载，就连我国的最早的志怪古籍《山海经》里都隐藏着“吃吃吃”的秘诀。

仔细阅读原文，你会发现书里面不管在介绍什么精怪故事，大部分都是以“食之……”为结尾的。

翼望之山，有鸟焉，其状如乌，三首六尾而善笑，名曰鵸鵌，食之不魇，又可御凶。鵸鵌（qítú）（没事儿就喜欢笑的鸟

青丘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九尾狐

又北二百里，曰丹熏之山……有兽焉，其状如鼠，而菟首麋身，其音如獋犬。以其尾飞，名曰耳鼠，食之不睬，又可以禁百毒。耳鼠

文鳐鱼，状如鲤鱼，鱼身而鸟翼，苍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游于东海，以夜飞。其音如鸾鸡，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见则天下大穰。文鳐鱼

说好的精怪故事集，怎么最后变成了食谱了呢？因为民以食为天啊，这个上古奇幻大 IP 变成食谱也是有情可原，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人爱吃、会吃、敢吃（？）。

要是这个人还爱把好吃的记载下来，那简直就是人间一大幸事，古时候文人把他们吃过的好吃的东西幻化成白纸黑字，流传下来，我们看到之后，流下来的可能只会有哈喇子吧。

能吃是福！

最挑食的美食天尊——孔子

没错，就是教你“仁者爱人”的那位孔子老师。万世师表的孔子不仅教你怎么做人，还会教你怎么吃。

春秋时期，孔子在衣食住行方面都是比较讲究的。尽管在他周游列国期间，生活条件不是很好，但在吃上边孔子还是有所坚持。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洁，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恶臭不食；失饪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论语·乡党篇》

“八不食”，从火候、刀工到食品安全卫生等各方面，孔子都做出了严格要求，要说他对吃不严谨，当心他找你哦。

但两千多年以来，人们对待“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句话却有着不同的理解。

其中一种就是：吃最细的粮食，品最精的肉。米要吃精米，肉丝切得越细越好。这样听起来好像觉得孔子很是挑剔，甚至有人认为孔子在倡导人们追求奢侈豪华的生活。

但是也有人提出来根据春秋末期的社会生活状态来看，“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指的是祭祖时给祖先的那碗饭，要做的米粒饱满完整，供奉给祖先的牛肉要尽可能切的薄，以示虔诚。

不管这句话后人理解的是什么意思，总是能够证明孔子是真的爱吃，还会吃。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后人按照他的教导形成了现在著名的孔府菜系，他的这句话是孔府宴的最高美食纲领，也是现在“鲁菜”的理论和行动指南。

最爱吃豆腐的道士——刘安

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陌生，但是大家都熟“鸡犬升天”这个成语吧。没错，说得正是西汉淮南王刘安他们家的阿鸡阿狗们。

豆腐之法，始于淮南王刘安。《本草纲目》

刘安爱好道术炼丹，不惜重金招纳各地术士，跟他们谈仙论道，著书炼丹。他们用清泉水磨制豆汁（跟现在的豆浆差不多），以豆汁养丹，不料仙丹没炼成，但与丹药里的石膏、盐起了化学反应，形成“豆腐”的雏形。

尝一口还觉得挺好吃，于是乎忘记炼丹的好处，全忙着磨豆浆了，反复试验之后，豆腐的雏形出现了，刘安将其命名——菽乳，后来改称“豆腐”。

刘安炼丹炼成了豆腐，这丹肯定是炼错了，但“炼”出的豆腐却成了千古佳话。这对追求长生不老的他来说，也算是另外一种永生吧。

何以解忧，唯有吃肉——苏轼

我的同桌编辑乌潘潘同学曾经说过：“吃，是苏轼的超能力”。

这句话说的没错！中国菜的历史里，有 66 道菜都受到了苏东坡的影响。以“东坡”为前缀，后边自由组合加上肉、肘子、鱼、豆腐、凉粉、汤羹、饼，就连牡丹花也可以做成东坡炸牡丹。

苏轼在政事上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在朝堂上乱说话被贬官贬到亲妈都不认识了，幸亏他看得开，被贬到哪里他就吃到哪里，那个嘴更是没停过……

被贬黄州，吃猪肉。

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猪肉赋》

被贬镇江，吃豆腐。

脯青苔，炙青莆，烂蒸鹅鸭乃匏壶，

煮豆作乳脂为酥，高烧油烛斟蜜酒。《蜜酒歌》

被贬惠州，吃羊肉。

（吃羊骨头）如食蟹鳌……甚觉有补……此说行，则众狗不悦矣。（吃羊骨头就像吃螃蟹吃鼋鱼，很补身子，不过这样说狗听了可能会不高兴）

在惠州还要啖荔枝，一天胡吃海塞三百颗，痔疮都挡不住他那颗想吃荔枝的心。

被贬儋州，学会吃生蚝独食。

东坡在海南，食蠔而美，贻书叔党曰：无令中朝士大夫知，恐争谋南徙，以分此味。 ——《清暑笔淡·东坡海南食蚝》

苏轼就是这样，只要东西好吃，被贬到哪里我都无所谓，要是心情实在很糟糕的话，吃点肉也就开心了。

不爱吃鱼的诗人不是好诗人——杜甫

阅读杜甫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他真的是太爱吃鱼了。

鲜鲫银丝鲙，香芹碧涧羹。翻疑柁楼底，晚饭越中行。《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

把活鲜的鲫鱼切成银丝煲脍，再用香芹熬成香羹。

饔人受鱼鲛人手，洗鱼磨刀鱼眼红。无声细下飞碎雪，有骨已剁嘴春葱。《阌乡姜七少府设脍戏赠长歌》

一丝不苟的记下自己在别人家吃生鱼片的过程，回家自己研究。不仅喜欢在别人家吃，也喜欢自己在家做，《过客相寻》中“挂壁移筐果，呼儿问煮鱼”，呼朋唤友，一起来吃我做的鱼。

吃鱼配点主食，一份槐叶冷淘面是必须的。

青青高槐叶，采掇付中厨。新面来近市，汁滓宛相俱。入鼎愁过熟，加餐愁欲无。碧鲜俱照箸，香饭兼苞芦。经齿冷于雪，劝人投比珠……《槐叶冷淘》

采来新鲜的槐叶剁碎，连汁带渣掺入面里，和匀作成面食，上锅蒸但火候不宜过大，蒸熟之后，其色“碧鲜”，咀嚼之间，口齿清凉。

最后来点餐后甜点，冰镇西瓜

倾筐蒲鸽青，满眼颜色好。竹竿接嵌窦，引注来鸟道。

浮沉乱水玉，爱惜如芝草。落刃嚼冰霜，开怀慰枯槁。

《园人送瓜》

将竹子用作水管，将山崖上冰冷的泉水引到院中，把西瓜（蒲鸽）冰镇，吃起来“落刃嚼冰霜”，这个夏天没白过。

仔细想想，一个人这么爱吃，这么会吃，要是把他饿上一顿，这个人应该会跟你拼命吧。这件事就发生在了杜甫身上，饿了十几天，终于可以猛吃一顿，到最后把命都给搭进去了。

大历中，出瞿塘，下江陵，溯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夕)卒，年五十九。

《新唐书》

出门探亲的杜甫，半路上被困在洪水中十来天，没吃没喝，多亏了当地官员划着小船把他救出来了。看到饿到发虚的杜甫，县令赶紧好吃好喝伺候着，没想到，一个暴饮暴食，杜甫就此殒命。

“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这样离开的确有点可惜，但是以饱食的状态离开人世，对杜甫颠沛流离的一生也算是一种补偿吧。

因为吃离世的还有另外一位诗人——孟浩然

和杜甫一样，特别爱吃鱼，人称“河鲜小王子”。

就爱吃鱼，还专门爱吃一种叫做鳊鱼的鱼（现在的武昌鱼）。孟浩然赋诗好几次都是为了告诉大家这种鱼真的太好吃了，我好想吃啊。

鸟泊随阳雁，鱼藏缩项鳊。《冬至后过吴张二子檀溪别业》

试垂竹竿钓，果得槎头鳊。美人骋金错，纤手脍红鲜。《岘潭作》

土毛无缟纻，乡味有槎头。《送王昌龄之岭南》（槎头就是槎头鳊，即鳊鱼

孟浩然晚年的时候患上了背疽（答应我，不要去搜），折腾了很多年，连最爱吃的鱼都要忌口。好不容易病情得到了控制。直到碰上多年不见的好友王昌龄。王昌龄还记着孟浩然说要请自己吃鱼呢，孟浩然一听：“现在鱼美蟹肥，来得正是时候”。设宴款待，吃鱼喝酒。吃完了，背疽发作，一命呜呼。

会写但不知道吃没吃过的“美食作家”——曹雪芹

曹雪芹会写美食，抄起一本《红楼梦》随便翻开一页都可能会找到关于美食的描述。一百二十回的小说中，涉及美食描述的就有八十多回，描写的食物更是多达一百八十多种。

“千红一窟”，洁粉梅片雪花洋糖，香雪润津丹，还有桂花糖蒸新栗粉糕……绕口的名字读出来，嘴巴里都透着一股子甜，怎么有那么多吃的，曹雪芹写的时候估计也跟我们一样口水横流吧。

可能还真是。

《红楼梦》里的上流社会的生活肯定不是人人都能体验过的，你看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过程是极尽繁琐，一层层的通报，最后王熙凤才勉强见她。碍着面子请刘姥姥吃顿“家常便饭”，场面大的刘姥姥连筷子都不敢抬起来。

这种场景其实曹雪芹是很熟悉的，毕竟是内务府正白旗的出身，大场面也是见过的。

但还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家道中落，想要再去体验那种“豪门生活”可能就有点难了，至于后来写出来的《红楼梦》，在很大程度上都在自己记忆中的豪门进行加盖描述，可怜的他，只能在书中“享受”这种奢华生活了。

真正的吃货从买房开始——袁枚

真的爱吃、会吃还真就数袁枚了。乾隆才子、诗坛盟主，袁枚一生著述颇丰，但这一切还都得从他置办房产开始。

他在江宁（南京）做知县的时候，购置隋氏废园，这个隋园不是别人的，正是曹雪芹的爷爷曹寅建的。几经转手最后到了袁枚这里，改名“随园”，筑室定居，世称随园先生，从此开始了他吃货美妙的一生并著书《随园食单》。

吃货爱好一：逛厨房

每次去别人家做客，肯定会跑到别人家厨房逛上一圈，看看人家厨子是怎么做菜的，一边看一边记。鳆鱼炒薄片甚佳，杨中丞家削片入鸡汤豆腐中，号称鳆鱼豆腐。

吃货爱好二：收集食谱

跟苏轼一比，袁枚幸福太多，每天自己游山玩水，到一个地方就搜罗当地好吃的。

去海州吃到了好吃的“芙蓉豆腐”，缠着店主“可否将食谱授我？”店主和他打趣说要他三折腰方肯传授。结果，袁枚真的下席三鞠躬后得到了这道菜的做法。当时有人写了一首诗取笑他：

珍味群推郇令庖，黎祈尤似易牙调，谁知解组陶元亮，为此曾经一折腰。

吃货爱好三：拜访名厨

闻说名厨，吾必访之。

就这样，边走边吃，边吃边记，袁枚以随笔的形式写下了这本被誉为“中华食经”的《随园食单》，细腻的描述了乾隆年间江浙地区的饮食状况和烹饪技巧，用大量的篇幅记录了我国 14 至 18 世纪流行的 326 种南北菜肴饭点、美酒名茶。

菜肴之做法和烹饪的至理真经都在《随园食单》中有所体现：

盐者宜先，淡者宜后；浓者宜先，薄者宜后；无汤者宜先，有汤者宜后……

清者配清，浓者配浓，柔者配柔，刚者配刚，方有和合之妙……

古时候的文人吃吃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毕竟没有那么多的钱，有钱的时候可能也是节气不对，想吃的也吃不到。到了近代，生活条件开始有所好转，文人们的美食生活开始更上一层楼了。

译得了《莎士比亚》，也烹得了鲈鱼大虾——梁实秋

在《雅舍小品》当中，梁实秋写尽了世间小事，男人女人，想些什么就写什么，看似是生活中的小事，却也能给你挤出一点真情感悟。比他的《雅舍小品》更有烟火气的，还有他的著作《雅舍谈吃》。

里边记着只有你没吃过的，没有他没写过的美食。

玉华台的汤包、北平的烤鸭、湘潭的腊肉、厚德福的铁锅蛋……不仅要说吃，还要教你怎么吃，不仅要说食物，还要讲渊源，随意读上几篇，就能让人食指大动。

教你做“菜包”

取热饭一碗，要小碗饭大碗盛。把蒜酱抹在菜叶的里面，要抹匀。把麻豆腐、小肚儿、豆腐松、炒白菜丝一起拌在饭碗里，要拌匀。把这碗饭取出一部分放在白菜叶里，包起来，双手捧着咬而食之。吃完一个再吃一个，吃得满脸满手都是菜汁饭粒，痛快淋漓。

教你吃汤包

取食的时候要眼明手快，抓住包子的皱褶处猛然提起，包子皮骤然下坠，像是被婴儿吮瘪了的乳房一样，趁包子没有破裂赶快放进自已的碟中，轻轻咬破包子皮，把其中的汤汁吸饮下肚，然后再吃包子的空皮。

告诉你哪里的酸梅汤更好喝

信远斋的冰镇就高明多了。因为桶大罐小冰多，喝起来凉沁脾胃。他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酽。上口冰凉，甜酸适度，含在嘴里如品纯醪，舍不得下咽。很少人能站在那里喝那一小碗而不再喝一碗的。

敲下这么多的吃食，我已然觉得胃在抗议，没有一边写一边吃实在是太失策了。决定今天中午就吃小笼包了，脑海里已经开始有画面了：咬破包子皮，吸汤汁下肚，再一口吃掉这个诱人的包子。

信息来源

1 这位民国吃货的食单，给你夏日消暑好胃口 @ 南瓜视业/知乎

2 不怕吃货满天下，就怕吃货有文化：当吃货和文人合二为一 @樊饭饭/知乎

3 中国饮食文化史—— 三代 维基百科

4 12 个苏轼冷知识，能吃是我的超能力 @乌潘潘/微在

5 梁实秋先生谈美食，吃汤包的最大乐趣, 就在这一抓一吸之间！

6如何用文字描述把食物写得更好吃？@御柳玄/知乎

7 豆腐的起源:刘邦的孙子刘安炼丹不成做出美味 @搜狐新闻

8论吃货，我只服杜甫 @物道/豆瓣

中华饮食文化概论《随园食单》了解一下

陈伟明 / 袁枚 著

中华书局

2010-9

随园食单清袁枚

​

《雅舍谈吃》：饮食男女，人之大欲

梁实秋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