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大姑娘第一次坐轿子。”的确，在传统婚俗中，轿子是最不可或缺的道具，由此产生的上车、起床、饮酒、投亲、转镜、压街、下车等一系列繁文缛节，将整个婚礼仪式的喜庆气氛推向了高潮。即使在今天，婚姻一旦登记，就受到法律保护。还有很多新娘认为不坐豪华轿车就不算正式结婚。像往常一样，这种告别礼车，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其实是传统轿子的变种。

翻翻史书，嫁新娘坐轿子的习俗，从古至今并不一直存在。首先，生活中出现“轿子”这种交通工具，并在古籍中有正式记载是在晚唐五代时期。它的原型“晏子”早在初唐时期就开始流行。在此之前，无论官民结婚，都是用马拉战车迎娶新娘。与此同时，唐宋两朝政府均颁布禁令，禁止士人和普通百姓乘坐屋檐或轿子，只允许皇帝及其享有特权的高级官员和官吏使用。从东京梦华录、五杂俎等宋明时期人写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北宋中期以来，“花檐”迎娶新娘之风在汴京开始流行。宋廷迁居江南后，轿子婚礼成为一种社会时尚，一直流传至今。说到节省人力、交通速度和费用，轿子显然不如车马方便，就是舒适度和排场也未必能比。因此，从车马到轿子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成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清朝乾隆二十年，乾隆皇帝因视察黄河大堤来到河南。在郑州东部的中牟县，甘龙满面笑容地走着。他在这里瞻仰先贤古迹，领略民风，体察乡村民风，兴致勃勃。这一天，甘龙站在中牟县衙外的一个池塘前，望着池塘里的荷花，田野里的荷叶，池塘里的清香，池塘边的垂柳。微风轻拂，他心醉神迷，于是随口背诵了北宋大文豪欧阳修的一首诗，吟诵西湖：“香清荷花开，使你忘了杭。用西湖的二十四桥月换十个秋日。”说来也巧，就在甘龙沉醉于诗情画意之时，一支婚礼队伍迎面而来，鞭炮齐鸣，红人受伤，笑声不断，热闹非凡。

原来，今天是县城有名的才女刘若莲**的大婚日，她刚从县衙路过，见到了乾隆皇帝。因为皇帝待在这里，不算冒犯，酋长就下令婚礼队伍让路。若莲坐在驴上给自己让路，坚决拒绝。那官员大声说：“小丫头，皇上来了，快让路。”若莲平静而自信地说：“结婚是件大事，一生只有一次。在这黄道吉日，就算我遇到现在的皇帝，我也不会退让！”隆帝听了这些话，暗暗称奇。他没有想到小小的中牟县竟有如此有个性的女子，于是上前一步，看到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坐在驴背上。她迷人而美丽。

龙看了若莲一会儿，笑道：“你可以不插手，但我有一个条件。”若莲问：“什么条件？”龙说：“我作第一联，你作第二联，第二联之后，你再作一首诗。你要是做好对联，写好诗，我不但治你得罪大王，还让你坐我的轿子带你去公婆家结婚。你怎么看？”若莲听了的话，微微一笑：“一言为定，请你出来上联。”龙略一思索，道：“这幅对联是：池边荷花，狂蝶执意摘

若莲出生于书香门第。她从小读诗书，诗画俱佳。于是，她想了一下，不慌不忙地背了一首诗：“康熙做了铁牛，筑堤挡水几十年。风吹无发，雨潇潇汗。草难进河，无绳勒索却意气风发。牧童抱不住，千年永留。”龙听了这首诗，喜出望外。他大声说：“**不仅容貌高雅，气质超群，而且思维敏捷，诗词佳。彭大祥的书画作品能有这位才女真的很难得！难得！”接着，甘龙亲自为若莲掀开车帘，请她上车，并赠送给若莲御笔书写的“大姑娘第一次坐汽车”字样，作为褒奖。从那以后，大姑娘结婚后就一直坐轿子。

面对盗墓情况的遏制，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出台严格的法律法规来遏制犯罪分子的想法，另一方面针对售卖盗墓工具的厂家和线下交易市场要进行监控和打击，破坏文物贩卖的链节。

许多古物由于年久且独一无二的价值，受到了许多收藏家的高价追捧和购买。这种性价比极大的不良市场形态，引起了许多犯罪分子的青睐和作案，对我国的文物保护和古墓发掘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和难题。

要出台严格关于盗墓行为的处罚法规，遏制这类情况发生。

针对犯罪分子的盗墓行为，要想进行一定的遏制和处理，相关法律的量刑惩罚上调是必须要进行考虑的，同时针对不同盗墓情况的量刑和处罚也要根据不同人群的具体情况进行讨论，这虽然需要大范围的改变和处理，但如果能够实行，未来将会使民警和法庭在判断盗墓行为时更加有效和精准。

针对售卖盗墓工具的厂家进行监控和调查，打击相关的线下交易市场。

另一方面，针对出售可能会产生盗墓行为的工具厂家，要进行严格的管控和调查，避免不法分子购买这些工具，用于盗墓和挖掘行为。同时针对潜在的线下交易市场，也要做出足够的预警和充分准备，将这类文物贩卖的链接进行充分的处理和破坏，才能够有效的打击这类行为的发生。

使用现有的联网组成文物丢失数据库，促进未来警方的寻找和追踪。

现有互联网的逐步发展和进步，可以使各个地区的文物收藏组成统一的数据库，建议未来可以统筹这种类型的数据库形式。当出现文物丢失和查询时，更有助于警方的查找和跟踪，来保护我国的文物安全。

以下是王建的生平典故~

建（约767－831）字仲初，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家贫，“从军走马十三年”，居乡则“终日忧衣食”，四十岁以后，“白发初为吏”，沉沦于下僚，任县丞、司马之类，世称王司马。他写了大量的乐府，同情百姓疾苦，与张籍齐名。又写过宫词百首，在传统的宫怨之外，还广泛地描绘宫中风物，是研究唐代宫廷生活的重要材料。他写过一些小词，别具一格，《调笑令》，原题为“宫中调笑”，可见本是专门供君王开开玩笑的，王建却用来写宫中妇女的哀怨：“团扇，团扇，美人并来遮面。玉颜憔悴三年，谁复商量管弦？弦管，弦管，春草昭阳路断。”末句斩钉截铁，守望之情，跃然纸上。又如《江南三台》：“扬州池边小妇，长干市里商人，。三年不得消息，各自拜鬼求神。”纯是白描，别有情趣。

唐代诗人。门第衰微，早岁即离家寓居魏州乡间。20岁左右，与张籍相识,一道从师求学，并开始写乐府诗。贞元十三年(797)，辞家从戎,曾北至幽州、南至荆州等地,写了一些以边塞战争和军旅生活为题材的诗篇。在“从军走马十三年”（《别杨校书》）后，离开军队，寓居咸阳乡间，过着“终日忧衣食”(《原上新居十三首》)的生活。元和八年(813)前后,“白发初为吏”（《初到昭应呈同僚》），任昭应县丞。长庆元年(821)，迁太府寺丞，转秘书郎。在长安时，与张籍、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杨巨源等均有往来。大和初,再迁太常寺丞。约在大和三年(829)，出为陕州司马。世称王司马。大和五年，为光州（治所在今河南潢川）刺史，贾岛曾往见赠诗。此后行迹不详。

王建一生沉沦下僚，生活贫困，因而有机会接触社会现实,了解人民疾苦,写出大量优秀的乐府诗。他的乐府诗和张籍齐名,世称“张王乐府”。其诗题材广泛,生活气息浓厚,思想深刻,爱憎分明。如《田家行》、《簇蚕辞》、《当窗织》、《织锦曲》、《促刺词》、《去妇》、《水夫谣》、《海人谣》等，反映了劳动人民备受残酷剥削压迫的痛苦生活，特别对劳动妇女的悲惨境遇深表同情;《白□歌二首》、《羽林行》、《射虎行》等，揭露了君主荒*、权豪凶横和藩镇混战等黑暗的社会现实；《古从军》、《辽东行》、《渡辽水》、《凉州行》等，抨击了给广大人民带来灾难的开边战争，同时也谴责了边将的无能，不知收复失地，表现了既反对穷兵黩武，又慨叹国土沦丧的进步立场。此外，他还有一些作品，如《赛神曲》、《田家留客》等描写了农村风俗和生活画面；《寄远曲》、《镜听词》等，表现了妇女对出门远行亲人的思念之情；《望夫石》、《精卫词》等，歌颂了坚贞的爱情和被压迫者的斗争精神。也有少数作品，流露出人生无常、叹老伤贫等消极情绪。

王建乐府诗，善于选择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事件和环境加以艺术概括,集中而形象地反映现实,揭示矛盾。他很少在诗中发议论，而是运用比兴、白描、对比、映衬等手法，通过各种形象或人物的自白来再现现实；或在结尾用重笔突出主题，戛然而止。用笔简洁峭拔，入木三分，语气含蓄，意在言外。体裁大多是七言歌行，篇幅较短。语言通俗明晰而凝炼精悍，富有民歌谣谚的色彩。用韵平仄相间,往往隔二句或四句换韵,节奏短促，激越有力。这些特色，形成了王建乐府诗特有的艺术风格。

王建又以《宫词》知名。他的《宫词》百首，突破前人抒写宫怨的窠臼，广泛地描绘宫禁中的宫阙楼台、早朝仪式、节日风光，以及君王的行乐游猎，歌伎乐工的歌舞弹唱,宫女的生活和各种宫禁琐事,犹如一幅幅风俗图画，是研究唐代宫庭生活的重要资料。欧阳修《六一诗话》曾指出它的内容“多言唐宫禁中事，皆史传小说所不载者”。诗中的描绘也栩栩如生，因而广为传播，颇有仿作。魏庆之《诗人玉屑》引《唐王建宫词旧跋》说，后世“效此体者虽有数家，而建为之祖”。王建的五、七言近体，有一部分征戍迁谪、行旅离别、幽居宦况之作，因有真实的生活体验，也能“感动神思，道人所不能道”（《唐才子传》）。但这些诗往往杂有消极颓废思想，艺术上也缺乏明显特色。他的绝句，则清新婉约，多可诵之作。还写过《宫中三台》和《江南三台》等小令，是中唐文人词的重要作者之一。

王建的著作,《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皆作10卷,《崇文总目》作2卷。今传刻本有:《王建诗集》10卷,南宋陈解元书棚本；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此为底本，并参照其他刊本校补排印。《王建诗集》8卷,明汲古阁刻本。《王建诗》8卷,《唐六名家集》本。《王司马集》8卷,清胡介祉刊本。《王建诗集》10卷，《唐诗百名家全集》本。《宫词》1卷，有单刻本及明顾起经注本。事迹见《唐诗纪事》、《唐才子》。

二、

王建(847-918) 五代十国时前蜀国的建立者。前蜀高祖。字光图。陈州项城(今河南沈丘)人，一作许州舞阳(今河南舞阳西)人。少时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生，后投忠武军(治许州，今河南许昌)。僖宗为避黄巢起义军兵锋而逃奔成都，王建等五都头率兵入蜀，被号为随驾五都，归宦官田令孜指挥。令孜认其为养子。后分典神策军。宦官杨复恭掌禁军，疑王建，出之为壁州(一作利州)刺史。王建招集溪洞酋豪，组织起800人的队伍，逐步扩大地盘，占领成都西、南诸州。大顺二年(891)，攻占成都。乾宁四年(897)，破梓州(东川节度使治所)，占有东西两川之地。天复二年(902)取山南西道。三年，唐封王建为蜀王。王建北有汉中，东有三峡，割据蜀地的基础稳固。后梁开平元年(907)，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前蜀。武成二年(909)，王建颁《永昌历》。天汉元年(917)，改国号为汉。次年，复号为蜀。当时中原战乱，文士多奔于蜀，王建目不知书而喜与文士谈论。前蜀建立后没有大规模战争，民众得以继续进行生产。

三、

收三千里河山，高丽太祖－王建

公元九世纪初，立国已经900余年的新罗王朝王权衰落。随着“安史之乱”以后唐的日益衰败，新罗的统治同样陷入了危机之中。

新罗经历了“弓福之乱”后，在公元880年新罗王朝中心金州迎来了个回光返照的“城中无草屋”的兴盛期以后终于无可奈何的衰落下去了。公元887年第五十一代真圣女王即位，这时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已经十分微弱了。

同大唐的衰落原因极其相似，以元宗、哀奴起义为开端，农民暴动再掀起高潮，各地地方豪族势力乘机纷纷自称将军、城主，凭武力据地设置独立的权力机构，新罗王室所领被不断的蚕食，最后只相当与以金州为中心的一个地方政权了。

在弱肉强食的兼并战争中，甄萱与弓裔脱颖而出，剪除了其他势力与新罗平分天下。 甄萱，尚州农民出身，军人起家。他最初不过是一介步卒，后因累积战功而被新罗朝廷拔擢为将军。他在朝鲜半岛西南沿海地区积聚实力，准备举兵。真圣女王六年（公元892年），甄萱乘农民起义之机起兵，纠集一群亡命之徒袭取了武珍州（全罗南道光州），后又据完山州（全罗北道全州）自立，初时号称“新罗西面都统治指挥兵马制置、持节都督全武公等州军事、行全州刺使兼御使中丞、上柱国、汉南郡开国公”等，公元900年称王。声称要复兴被新罗所灭的百济，定国号百济，史称后百济。

弓裔，公元899年起兵自立之初，自称新罗王室出身，乃宪康王之庶子。孝恭王五年（公元901年），弓裔放弃正统，在开城建都称王，声称复兴高句丽，定国号高句丽，史称后高句丽。公元904年改国号为摩震，独自建元。公元905年迁都铁圆（江原道铁原郡），复改国号泰封。随即向新罗展开激烈攻势又出兵北方，更从海路南下袭百济后背，一时间所向披靡，锐不可当。但弓裔的统治没有一点仁政的味道。他因为仇视新罗，就试图杀死所有的新罗人。弓裔利用佛教来维系自己的统治，他自称弥勒佛，头戴金帻，身披方袍，以长子为青光菩萨，以季子为神光菩萨。他曾经自述“佛经”二十余卷，其中全是为自己歌功颂德的歪理邪说。有僧人释聪批评弓裔所授皆为“邪说怪谈”，弓裔听说以后，立即将释聪逮捕，用铁锥活活打死。和世界上一切暴君一样，弓裔对自己的部下百般猜忌，有许多人因为他的无端怀疑而被诛杀。为了震慑人们的心理，弓裔宣称自己具有洞察别人内心世界的神力，结果搞得他的部下人人自危。弓裔的倒行逆施终于导致了他的垮台，从而使他的心腹大将王建登上了朝鲜的历史舞台。

王建字若天，松岳郡（京畿道）人，生于唐僖宗乾符四年（公元877年）。王建在弓裔部下累任松岳城主、铁原太守，因战功而成为弓裔的最得力的将领，统率西南海域的水军，实力渐增。关于王建的出身，史籍上众说纷纭，不乏疏漏。《高丽世系》一书记载了高丽时代流传的许多关于王氏祖先的传说。此书略云，太祖王建之先名虎景、自称圣骨将军。虎景生康忠，康忠有子宝育，天资慈惠，入知异山修道。宝育之女配唐贵姓，生作帝建，作帝建晚年居俗离山长岬寺，常读佛典卒。作帝建之子曰隆建，即世祖而太祖之父也。时桐里山有道誢，与世祖相见如旧识，同登鹄岭究山水之脉，上观天文，下察地理，筑松岳之新第，预言将一统三韩，诞生英主云云。然而，这种说法其实是出自高丽毅宗王时金宽毅的《编年通录》，是后人的假作。据《松京志》云： 《丽史》论曰，金永夫、金宽毅皆毅宗朝臣也。宽毅作《编年通录》，永夫采而进之。其剳子亦曰宽毅访集诸家私畜文书，其后闵渍作《编年纲目》，亦因宽毅之说。独李齐贤援据《宗族记盛源录》，斥其传讹之谬。齐贤一代名儒，岂无所见而轻有议于时君世系乎？（中略）《太祖实录》乃政堂文学修国史黄周亮所撰也。周亮仕太祖孙显宗朝。太祖时事，耳目所及，其于追赠，据实书之。以贞和为国相之配，以为三代而略无一语及于世传之说，宽毅乃世宗时微官，且去太祖二百六十余年，可舍当时实录，而信后代杂出之书邪？（《松京志》卷七）

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王氏源于开城西面的礼成江下游的礼成港。这里在八、九世纪时是一个水陆交通的枢纽，也是一个商贾云集的都会，朝鲜半岛前往中国大陆的贸易就是以此为起点的。现在估计王氏原本是依靠贸易起家的巨商，其后逐渐壮大为开城地方颇有势力的豪强。王建的父亲王隆建控制了开城并将其作为据点，公元896年王隆携子王建归附了弓裔，此后的王建便成为了弓裔部下的得力干将。新罗景明王二年（公元918年）弓裔部下军官起事，王建的心腹骑将洪儒、裴玄庆、申崇谦和朴智谦驱逐弓裔拥戴王建为王（弓裔在出亡的路上被杀）。《东国通鉴》卷十二并《高丽史•太祖本纪》云，太祖二年，迁都松岳郡，升郡为开州，创建宫阙。王建同样自称为高句丽的后继者，定国号为高丽，定年号为天授。至此，朝鲜半岛后三国的局面正式形成了。 高丽与后百济迅速陷入了对峙与战争中。

公元920年（高丽天授三年）王建首先向新罗景明王发出联合的信息，向新罗聘使，同年，甄萱攻陷新罗西部的大耶城，进军高丽南端的进礼城，新罗向王建求救。 随之开始了长达16年的统一战争。战争初期双方互有胜负形成了拉距，双方都积极的向外界寻求援助。公元922年百济遣使日本希望日本加入半岛的战局，但日本回绝了。于是甄萱又入贡后唐，换取了“持节都督全武等州军事行全州刺使海东西面都统指挥兵马制置等事百济王食邑二千五百户、检校太尉兼侍中判百济事”。此外弓裔早在公元900年刚刚称王时就向吴越派遣了使节（实际上公元896年他就向当时还未称王的浙东节度使钱镠派遣过使节）。但后百济的外交活动并无助其在战争中取得优势。（当时的中原王朝本身的实力就很有限，所谓的封号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江南割据政权的力量就更弱了。）

公元926年，高丽与百济之间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决战。9月后百济直取金州，10月城陷，城陷之时，景哀王正与妃嫔游鲍石亭、摆曲水宴，结果俱为百济兵所获。王建亲自领兵赴援，大败而归，王建仅以身免。景哀王自尽，甄萱虽然取胜，自是付出相当代价的，于是12月甄萱主动向王建提出休战。王建于翌年3月表示同意。甄萱利用几个月的时间加紧整军备战，获得喘息的机会。5月起在庆尚北道北部，忠清北道南部再开战端。公元929年后百济在庆尚北道势如破竹，进展迅速。同年甄萱又一次向日本请援，又被拒绝。

从公元930年开始高丽展开了反击，这一年王建在古昌郡大破后百济。公元933年王建遣使入后唐朝聘，得封为高丽国王。同年，王建废自立年号“天建”，开始采用后唐所赐的年号“长兴”。得到中原王朝册封的王建获得了正统的名义，得以名正言顺的取代新罗统一半岛。公元934年，高丽大军南下忠清道，甄萱再次以“和亲”为名向王建提出休战的请求。当时，军中诸将大都以为甄萱势孤请和，进言王建允准“和亲”，惟独老将瘐黔弻力言不可不战。王建采纳了瘐黔弻的意见，派遣精锐骑兵数千，奇袭后百济军，大获全胜。高丽在运州取得了对后百济决定性的胜利 ，熊津以北之地尽入高丽。

公元935年后百济发生内乱，甄萱长子神剑联合二子良剑和三子龙剑幽禁其父于“金山佛宇”，弑杀被甄萱立为储君的四子金刚，自立为王。公元935年夏六月，甄萱带着最小的儿女“奔罗州，请入朝”，向老对手王建俯首称臣。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对于这一事件《高丽史》中有一段记载：“冬十月壬戌(10月30日)新罗王金傅，遣侍郎金封，请入朝 十一月甲午(12月1日)，新罗王率百僚发王都，士庶皆从之香车宝马连亘三十余里，道路填咽、观者如堵。沿路州县供亿甚盛，王遣人问尉。 己未（26日），罗王上书曰：‘本国久经危乱，历数已穷，无复望保基业，愿以臣礼见！’不允。 十二年辛酉（29日），群臣上奏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一国二君，民何以堪？愿听罗王之请！’ 除新罗国为庆州。” 这里所记载的是新罗末王敬顺王金傅向王建臣服的史实。9年之前朴氏出身的景哀王为甄萱所杀，后百济王在金州烧杀抢掠之余并未灭亡新罗。他将金氏王族后裔金傅扶上了新罗国王的宝座，身为傀儡的金傅眼看国土日窘、仅剩金州一隅，决定向王建臣服。他的儿子反对道：“当与忠臣义士谋，收合民心以死守国。”（《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然而，新罗的江山毕竟已经无可挽回，不过臣服后的金傅和新罗的王室还是受到了王建的礼遇。王建将长女乐浪公主许给金傅为妻，封金傅为乐浪王仍以新罗旧都庆州交其治理。

公元936年夏六月后三国的历史在一件戏剧性的事件中划上了句号。甄萱主动向王建请兵去讨伐自己的三个不孝子，他说“愿仗威灵，以诛贼子”（《高丽史•太祖本纪》）。王建当然不可能错失良机，他与甄萱“亲率三军赴天安，进次一善。神剑率文武官僚出降。得逆臣能奂，数罪诛之。”（《东国史略•高丽纪》）老子打儿子来成全别人的天下，这样的事情在世界史的舞台上也是罕见的。不过王建以神剑“为人所胁且归命乞罪”将其赦免。不久以后，甄萱“忧懑发疽，数日卒于黄山佛舍”。 王建将良剑和龙剑流放晋州，不久便将二人杀死。同时任命甄萱之婿朴英为规爵佐丞，以示对甄氏的怀柔之意。

统一半岛之后，王建面临着两大难题的考验：对内如何巩固高丽王朝的统治；对外如何面对新近崛起的强邻——契丹。王建参照泰封、新罗和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为新兴的高丽王朝初步确立了中央政府的架构。高丽置三省：内议、广评和内奉省，其中又以广评省的地位最为重要。广评省下辖选、兵、民刑、礼、工六官，分管国家的各种事务，可以说是高丽王朝的中枢所在。高丽的最高军事机关为循军部，军队由从自耕农当中征发的府兵组成。此外，驻扎在都城开京的六军，具有禁军地位，直接由国王掌握。从高丽王朝朝廷的结构来看，它在表面上完全承袭了中原隋、唐帝国的中央集权利制度。然而表面上的类似无法掩盖高丽王朝和中华上国社会基础上的巨大差异。王建所建立的高丽王朝归根到底是在地方豪族支持下建立的（其实王建的家族也是众多豪族中的一员），高丽王国的统一程度是无法与中原王朝相比的。

地方豪族势力的兴起和新罗后期各地军镇的建立有着直接的联系。新罗朝廷设置军镇是为了扼守战略要冲以保卫国土，前期军镇主要设在北部边境以防御渤海国。但是随着海贼的骚扰对海上贸易的威胁日益严峻之后，新罗朝廷开始在南部沿海地区建立一系列的要塞。张保皋（即弓福）镇守的清海镇、位于今日南阳的官城镇和江华岛上的穴口镇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三镇。和张保皋一样，这些镇将所掌握的武装大都是以其家族成员为核心的私兵。他们在事实上世世代代控制着远离京城金州的大部分新罗国土，这些地方望族在他们的地盘上广筑城池，因此他们也被称为“城主”。这些城主大都以官军的名义驻扎一方，并从自己的`属民当中征募士兵，所以在史籍中他们往往被称为“将军”。城主的社会背景是复杂的，张保皋那样起于草莽的自不待言，有些城主也是从具有京城贵族背景的人中产生的。这些金州的贵族有些出身于真骨贵族、有些则出自身份较低的六头品，他们因为犯罪或是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而被逐出了京城。不过，更多的城主则是在地方上的豪门望族。有势力的家族把周围的土地和百姓置于自己的控制后，大大的扩充了自己的势力。这两类城主逐渐代替了由朝廷委派的地方官，成了地方上的“土皇帝”。

王建的统一标志者王朝战争的结束，但是地方上的城主们和他们的城寨依然保持着独立和半独立的地位，这一点和后三国时期并无区别。早在王建登位之初，就有许多豪族前来依附，据《高丽史》太祖十三年二月乙末条记载：“是时，新罗以东沿海州郡、部落皆来降。自溟州至兴礼府、总百十余城。”这些豪族的归附对于当时力量较弱的王建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因而在他定鼎天下之后，是不能不加以回报的。此外，那些跟随王建出生入死的将领们在地方上的权势是受到朝廷认可的，太祖在地方上的统治还得靠他们的维系。为了安抚地方的豪族，并将他们纳入王朝的统治体系，王建采取拉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地方豪族连姻的策略，是为了巩固王室和豪族之间的关系，促使在他们为了高丽政权的强化、社会的安定上作出贡献。王建和全国二十多个大族有姻亲关系，比如贞州柳氏、平山瘐氏和朴氏、广州王氏。另一方面，王建按照地方豪族对王朝的功勋、他们多领城邑的大小、多寡，将全国大小豪族的领地相应的设置成府、州、县，执掌这些府、州、县的官员依然是原来的豪族，这样一来他们就被王建纳入了高丽的国家机器中，高丽的郡县制由此而来的（高丽的地方政区设置沿袭我国的唐朝，包括道、府、州、郡、县这五级，王建时代府、州、郡、县仅仅是一个开端，至高丽成宗十四年（公元995年），地方政区的设置才告一段落）。尽管王建想方设法笼络地方豪族，他们仍然不愿安分守己（王建政策的本身也有从容豪族的缺点），王建死后两年就爆发了“王规之乱”，差点没颠覆高丽王朝，这场叛乱宣告了王建怀柔策略的失败。

如果说在对待国内豪族的问题上，王建采取了怀柔和推恩的策略，那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建在朝鲜半岛的北部积极进取的战略。在王建经略北境的全盘战略里，平壤的重要地位是值得一提的。自公元668年被唐军攻破以后，平壤逐渐荒废，王建以防御女真侵扰为由将平壤升格为西京，派遣从弟王式廉为长官驻守。在高丽王朝的早期，西京平壤的长官拥有很大的权力，他只需要对国王本人负责，其部下官员的任免完全由长官自己决定。与此同时，王建采取了移民实边的策略，将大量的人口从半岛的南部迁往北部。王建的这些措施增强了高丽北部的边防力量，大大拓展了国土面积。

高丽太祖天授八年（公元925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兴兵灭亡渤海国，并以皇太子耶律倍为人皇王，在渤海故地建立了“东丹国”。到公元928年，由于契丹用兵中原的需要和渤海遗民的不断反抗，“东丹国”被迁移到了辽东，一时间广袤的渤海故地成了无人过问的空地。渤海的灭亡，使高丽与契丹的关系迅速紧张，契丹与后百济的盟约更使王建不能不有所防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高丽开始主动的吸纳渤海的遗民，自天授十一年（公元928年）三月“渤海人金神等六十户来投”起，渤海人便源源不断的涌入了高丽境内。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天授十七年（公元934年）“渤海国世子大光显率众数万来投”，四年后“渤海人朴升以三千余户来投”，景宗献和王四年（公元979年）“渤海人数万来投”。公元942年，契丹再次遣使高丽为修复国交做最后的努力，结果失败。据《高丽史•太祖世家》所载：“壬寅二十五年冬十月，契丹遣使来遗橐驼五十匹。王以契丹尝与渤海连和，忽生疑贰，背盟轸灭。此甚无道，不足远结为邻，遂绝交聘。流其使三十人于海岛，系橐驼于万夫桥下，皆饥死”。于是，高丽与契丹的关系彻底决裂。与此同时，王建经略北边的步伐一刻也未停止，到他统治的末期，高丽的北境已经远及今咸境南道的永兴和清川江的南岸，疆域大大超过了新罗。

高丽文化的一大特色是佛教的兴盛，这一点和独尊儒术的李朝是截然不同。既然提及高丽佛教，太祖王建对佛教的热忱是不能不提的。据《东国通鉴》卷十儿并《高丽史•太祖本纪》记载，太祖二年，迁都松岳郡，升郡为开州，创造宫阙。又建法王、慈云、王轮、内帝释、舍那、天禅、新兴、文殊、圆通、地藏十寺于京内，此乃高丽官办寺院之始。纵观王建一朝，他在全国各地广建寺院、佛塔，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开京内所立之七层宝塔和平壤所建之九层宝塔。王建推崇佛教的原因，除去他个人的宗教信仰以外，也有维系国家稳定的考虑。李齐贤所撰之《开国寺重修记》中记载：“天授十八年，太祖用术家之言，造开国寺，募卒伍为工徒，破戈盾充结构，所示偃兵息民也。”由此可见，王建利用宗教为己所用的用意。晚年的王建因为对死亡的恐惧而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白云山内院寺事迹》有云：“太祖敕诸州，建丛林，设禅院，造佛造塔，凡至三千五百余所”王建此举，如果不是出于真诚的信仰，是很难做到的。

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43年），高丽太祖王建薨，年六十七。王建传给惠宗义恭王遗训十条，兹抄录一二如下：

其一曰，我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故创禅教寺院，差遣住持焚修，使各治其业。后世奸臣执政，徇僧请揭，各业寺社，争相换夺，切宜禁之。

其二说，诸寺院皆道誢推占山水顺逆而开创。道誢云，吾所占定外，妄加创造，则损薄地德，祚业不久。朕念后世国王公侯、后妃朝臣，各称愿堂，或增创造，则大可忧也。新罗之末，竞造浮屠，衰损地德，以底于亡，可不戒哉？（《高丽史》卷二）

可见，王建对于佞佛事的危害并非没有认识，但是他的后世子孙终究还将为此付出代价。不过，王建对此已经无能为力，因为这位文武双全的好国王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