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贾于汉高帝七年出生于雒阳（河南郡郡治所在），从小研究讨论诗经、书经的道理才学过人，文笔十分漂亮。十八岁即闻名于郡里得到赞赏，被河南郡守吴公召致门下，成为郡守的门客。

贾谊22岁时，汉文帝登基，擢升河南郡守吴公为廷尉，贾谊也因吴公推荐当了博士，是当时汉朝政府所聘用的博士当中最年轻的一位。贾谊每每有精辟见解，文帝很欣赏他，一年后被提升为太中大夫。

贾谊以儒学与五行学说设计了一整套汉代礼仪制度，以进一步代替秦制，主张是“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汉文帝并没有采纳。

前178年，汉文帝想任命贾谊担任公卿，遭到官僚与宗室阶层反对，丞相绛侯周勃、东阳侯张相如、冯敬等老臣上书表态反对的立场，认为贾谊“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贾谊又时常在朝堂上讥讽汉文帝宠臣邓通。

早期重要辞赋作家是贾谊，他的代表作品是《吊屈原赋》和《鹏鸟赋》。两赋均有兮字，楚辞向辞赋转化的痕迹非常明显，抒情性也较强，被称为“骚体赋”。到景帝、武帝时期，出现大赋，枚乘的《七发》是汉代大赋形成的标志。

大赋的结构特点是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篇末点题，微有讽喻。实际的效果是“劝百讽一”。大赋的代表作家是司马相如，代表作是《子虚》、《上林》二赋。大赋气势恢弘，语言张扬，气魄壮观，显示出大汉王朝的蓬勃气势。

其后，王褒的《洞箫赋》，扬雄的《长杨赋》、《羽猎赋》、《甘泉赋》、《河东赋》比较著名。

但大赋文字艰涩，内容空虚，大赋没有很好流传，与这种文风有很大关系。东汉开始兴起京都赋，班固《两都赋》是早期代表作。其后张衡的《二京赋》也很有名。东汉后期，文人多怀才不遇，故抒情小赋应运而生。班彪的《北征赋》，张衡的《归田赋》，蔡邕的《述行赋》都很著名。但此类作品当推汉末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该赋语言犀利尖锐，对于当时黑暗政治给予了严厉的批判。

西汉前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政论散文，最突出的代表是陆贾、贾谊和晁错。陆贾前后向刘邦上十二篇文章，后来结集成书，即《新语》。文章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语言精练，逻辑性强，有很强的说服力。

贾谊是汉初最重要的政论家，《汉书•艺文志》记载贾谊著有散文五十八篇，其作品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专题政论文，一类是就具体问题写的奏疏，一类属于杂论。《陈政事疏》系统阐述自己的治国主张，表现出敏锐的洞察力和对于长治久安的远见卓识。专题政论文的代表作是《过秦论》三篇，分别指出秦始皇、胡亥、子婴的过失，其中上篇最精彩。运用夸张铺陈的笔法，渲染秦帝国的辉煌强盛，再急转直下，用先扬后抑的手法，写其迅速土崩瓦解的衰颓，然后得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结论。

贾谊之后的政论家是晁错，他是景帝的老师，对于当时出现的社会问题有清醒的认识，最著名的论文是《论贵粟疏》，逻辑谨严，有很强的说服力，但缺乏文采。

被韩愈称为“后汉三贤”的王充、王符、仲长统都有专书传世。王充著有《论衡》、王符著有《潜夫论》、仲长统著有《昌言》。三人虽然不是文学家，但对于文学各有一些独到的看法，值得一读。

不是。鸿门宴不是政论文，《鸿门宴》是汉代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创作的史传文，出自《史记·项羽本纪》。文章叙述的是秦朝灭亡后（公元前206年）两支抗秦军队的领袖项羽和刘邦在秦朝都城咸阳郊外的鸿门举行的一次宴会。全文以刘邦赴项营请罪为核心，连同赴营以前和逃席以后分为三个部分，以曹无伤告密、项羽决定进攻始，以项羽受璧、曹无伤被诛终，按项羽是否发动进攻、刘邦能否安然逃席两个问题逐层展开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形象生动鲜明，组织周密严谨，语言精练优美。这篇文章两千年来脍炙人口，现代被各种版本的高级中学语文教科书收录，一直作为中学生语文必读篇目。

答案：D

答案D。解析：“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出自汉代政论家王充的《论衡》，意思是知道这个房子漏水的人．就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知道施政有所缺失的人，就是民间的老百姓；知道儒家经书之误的，正是读着诸子百家的书的学子。这句话就是说人民群众通过实践获得的直接经验对判断工作的得失是十分重要的。选项D符合题意。选项ABC本身说法错误，不选。故本题答案选D。

汉代的政论散文，如贾谊、晁错等人的政论散文，都借古讽今或者是对当时社会的热点问题展开议论，但是后期大多是因皇帝的喜好而作，在写作手法上，汉代散文用词华丽，多用骈句，这也是汉大赋的特点。

先秦的散文，主要是诸子百家的散文，如孟子、庄子、韩非子出于政治思想的表达所作的散文。在先秦的散文中，大多气势磅礴，旁征博引，也多引用典故（如庄子）。也有的以激辩对话为主（如孟子）。由于当时天下为定因此在先秦的散文中能体现出各种各样的思想，所谓百家争鸣正是如此。先秦的散文可以称得上是散文的经典，有很多对后世影响颇深，而且在写作手法上也为后代的发展提供了典范。

简介

王符（约85年～约163年），字节信，汉族，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东汉政论家、文学家、进步思想家。王符一生隐居著书，崇俭戒奢、讥评时政得失。因“不欲章显其名”，故将所著书名之为《潜夫论》。王符思想深刻、观点鲜明、文笔犀利，至今读其作仍给人一种淋漓畅快的感觉。他所属文学时期是秦汉文学，同期作家有张衡、荀悦、马融等。

事迹

王符与马融、张衡等著名学者友善。他是庶出之子，舅家无亲，所以在家乡受歧视；又不苟于俗，不求引荐，所以游宦不获升迁。于是愤而隐居著书，终生不仕。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同乡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回安定。乡人往谒，皇甫规冷落退职太守，而欢迎王符。以致时人传语说：“徒见二千石，不如一缝掖。”可见他在当时颇负盛名。

王符著书“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后汉书·王符传》），题曰《潜夫论》。今存本35篇，《叙录》1篇，共36篇，虽有脱乱，但大致仍属旧本。全书以《赞学》始，以《五德志》叙帝王世系、《志氏姓》考谱牒源流而终。其余诸篇，分题论述封建国家的用人、行政、边防等内外统治策略和时政弊端，兼及批评当时迷信卜巫、交际势利等社会不良风气。“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王符传》），而在思想上则“折中孔子，而复涉猎于申、商刑名，韩子杂说”（汪继培《笺〈潜夫论〉序》），大致以儒为体，以法为用。所以《文心雕龙》归之“诸子”，而《隋书·经籍志》则入于“儒家”。

在文学上，王符主张文章以载“教训”，要“遂道术而崇德义”，批评当时学者“好语虚无之事，争著骈丽之文，以求见异于世”；认为诗赋应“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要“温雅以广文，兴喻以尽意”，批评当时文人“苟为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务本》）。《潜夫论》基本上实践了他的文学主张。他总结三代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以此立论，批评东汉后期政治弊端，是非明确，内容切实，说理透辟，指斥尖锐。由于辞赋的影响，东汉政论“往往以单行之语，运排偶之词，而奇偶相生，致文体迥殊于西汉”（刘师培《论文杂记》）。《潜夫论》几乎通篇排偶，遣词骈俪，相当突出地表现着东汉后期政论散文的骈化趋势，渐启建安盛行的华丽之风。《潜夫论》有清人汪继培笺注本。

墓地

王符墓在甘肃省镇原县席沟圈行政村白塬自然村。

记载

范晔《后汉书》有王符传，但记述简略，除节录《潜夫论》三十六篇中五篇的部分内容外，有关王符生平事迹，只说了三件事。

一是说王符的四位朋友。他们是马融、窦章、张衡、崔瑗。从与他友善的这四位朋友看，我们不难想象，王符出生于与匈奴、羌人邻近的边地，假如不是游学到了东都洛阳，结交上了这些全国第一流的经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文章大家，并受其影响的话，他就不大可能具有写出《潜夫论》这样一部批判当世的名著的勇气。甚为遗憾的是史文缺漏，他们怎样进行学术交流的，他们的友谊怎样开始并贯彻的，我们后世已难于考稽了。

二是说王符“无外家”。这在古代，母系来路不清，是要遭人贱视的一个话题。汉代，嫡庶十分严明，庶出无权继承，其外家不被承认。王符既是庶出，就说他“无外家”。宋代黄庭坚曾为此抱不平，他有诗云：“能著潜夫论，何妨无外家？”。

三是说度辽将军皇甫规对他很尊重。皇甫规是他的同乡，与段颖、张奂是当时平定“羌乱”的三大将。皇甫规告老回乡，二千石长吏来见他，他都很怠慢，可是王符到门，皇甫规却衣不及带，屣履出迎，同坐极欢。这个情景，看来是皇甫规的晚年，也是王符的晚年了，而乡人传话说王符是个“缝掖”。“缝掖”是一种剪裁得很不称身的衣服，足见王符晚年，也还是这么一副穷书生的模样。

思想

王符一生精粹，全部贯注在他的《潜夫论》里，这部书不显于当世，直到《隋书·经籍志》才列入了目录。

从《潜夫论》中反映出王符的思想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构成，其主流是孔、孟的儒家思想，掺杂了一些道家和法家思想。就是说先秦思想对他影响极深，也很难摆脱西汉传统的影响。譬如《盐铁论》中的“重本抑末”和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或“天人感应”。但王符终究是东 ，他面对的现实与西汉的贤良文学以及董仲舒的讲法比较起来，就又有了不少的变通和发展。

他在《本训篇》里讲，宇宙之初，“元气窈冥”，后来化为清浊，化为阴阳，后来又化生万物，最后和气生人。他很强调这个“和”字，所以又说“人道中和”。在这一点上，他和王充的峻急观点有所区别。他又说，“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为”。这个“为”是孔、孟发扬人的主观能动性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在《本训》通篇中，他反复讲“气运感动”，这种讲法，比董仲舒多了一些唯物的素质，少了一些神学神秘的色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向前推进。

他在《务本》篇中，讲了“重本抑末”。他的讲法跟《盐铁论》中的讲法又不一样了。《盐铁论》的讲法是，本就是本，末就是末，一对一。这是西汉社会古典经济起初的反映。东汉不同了，古典经济复杂化，并且已经露出趋向衰败的迹象。王符面对这个现实，他把“本”一分为二，以农为本，以游为末；把“工”也一分为二，致用为本，巧饰为末；把“商”也一分为二，通货为本，鬻奇为末。这样，他把西汉的一对一变为三对三，支持的面扩大了，打击的面缩小了。这样一种观点，假如形成政策，那么不仅是可行的，而且还是带有策略性的。一个书生，一个“潜夫”，假如不是对他自己所处的社会有着深刻的观察和深沉的思考的话，是不会想出这些“点子”来的。

王符还在他的《潜夫论》中，使用不少篇幅，展开对社会迷信的批判，并且把迷信行为跟当时权贵们侈靡的生活结合起来加以声讨。从他这些议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东汉社会存在的问题实在太严重了。劳动的人少，游手好闲的人多，其比例几乎是一比一百。社会上诱骗行为十分普遍。人们害了病不找医生，而是找巫婆神汉。妇女本是管蚕桑和织绢工作的，现在受社会风气影响，把蚕桑丢下不管，去当巫婆。人们深信，生病是神鬼作祟的结果。这样，反迷信、批鬼神，就成了思想家的任务。王充说，鬼这种东西根本不存在，它是患病之人精神状态失常后的一种虚幻。王符的观点没有这么明朗，他以带有“二元论”色彩的说法，在《巫例》篇里说，一个人的吉凶，一半靠人自己的行为。他说的天命和天意，我们可以解释说是自然机遇；但其中无可讳言地还包括着董仲舒的神学遗存。他说的人自己的行为，主要指修养和道行。他主张“邪不伐正”。你自己正了，妖邪就侵袭不到你身上来。这种办法，在纠正社会不良风气方面，其作用自然是迂缓的。但王符在这方面的功劳，主要在于揭发。

作品 富民论

王符于《潜夫论·务本》篇中，明确地提出“为国者，以富民为本”的观点。

民本思想，在儒家学说中早已有之；富民思想，在《论语》、《管子》、《史记》、《汉书》里有明确的阐说，故这不是王符所独创；但王符“以富民为本”的思想，却有其独到之处。《务本》篇开宗明义：“凡为治之本，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这显然是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富民思想。

为何要以富民为本？王符于《本政》篇说：“凡人君之治，莫大于和阴阳。阴阳者，以天为本，天心顺则阴阳和，天心逆则阴阳乖；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民以君为统，君政善 和治，君政恶 冤乱。”于《遏利》篇说：“帝以天为治，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里谈了个天人关系的理论问题。汉代学者好谈天人关系，王符也是如此。天人之际，各说不一，这里且不细究。考察王符的天人思想，显然是以人为主，人则以民为主，政则以富民为本，只有民心安乐，才顺天心，才万事大吉；否则相反。这是对“民贵君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如何富民？王符于《务本》篇指出：“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 富，离本守末 贫。”本末之说，早已有之。先秦秦汉间，所言重本轻末，一般说来，就是重农抑商。这个思想，形成了传统，影响后世几达二千年。其实，重农抑商仅仅是为保持自然经济，使农民附著于土地，以利于稳固封建统治，而对进一步发展商品生产的社会经济是不利的。司马迁早已觉察到这一点，虽然他也使用本末之说，但他在《史记·货殖列传》所论，是重农而不抑商。这是独具慧眼的。王符的本末之说，也是卓异不凡的。他不承袭重农抑商的观点，而把农、工、商都视为治生之正道，强调以农桑、致用、通货为本，以游业、巧饰、鬻奇为末；并断言守本离末 富，否则相反。这比司马迁的思想又前进了一步。他观察世事，觉得“治本者少，浮食者众”（《浮侈》），以巧饰取宠，以鬻奇致富，这样岂不导致民生凋敝，社会衰乱，故才产生上述思想和治世之策。

富民，必须使民安心勤事生产。但在社会动乱、劳役繁重、刑罚扰民的情况下，百姓难以正常从事生产，则富民就难以指望。因此，王符认为：“民为国基，谷为民命。日力不暇，谷何由盛。公卿师尹，卒劳百姓，轻夺民时，诚可愤诤。”故他写了《爱日》篇专论爱惜民时的问题。他说：“国之所以为国，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就是说，“日力”（即从事生产的时间）是百姓从事生产的基本要素；没有“日力”，就不可能从事生产，也就不可能富民富国。他接着说：“治国之日舒以长，故其民闲暇而力有余；乱国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务而力不足。”意思是，政治清明而恤民，百姓安闲而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生产；政治混乱而扰民，百姓困扰就不可能安心致力于生产。他认为，日力“乃民之本也而国之基”。故为政者当务省役“为民爱日”。就是要“敬授民时”，不可“烦民”。他指出，“今则不然，万官挠民”，百姓困扰而“废农桑”。故他在《爱日》篇末大声疾呼：“今民力不暇，谷何以生。‘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嗟哉，可不思乎！”（以上引文，均见《爱日》）

求贤论

王符于《潜夫论·实贡》篇提出：“国以贤兴，以谄衰。”就是说，国家的兴衰，在于所用的人之贤或奸。 东汉选士用人，多注意世族，而忽视寒士；或誉不以实，营私舞弊；仕途要津，多信用外戚、宦官，而排挤正直贤能之人。官场往往鱼目混珠，清浊混流，甚至奸佞得势，贤能贬黜或禁锢。王符对此甚为不满，曾指出：“非今世之无贤也，乃贤者废锢而不得达于圣王之朝尔！”（《实贡》）

王符觉得当时选士，“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考绩》）的情况相当严重。原因何在？他认为有几种毛病存在：或有“以族举德”（《考绩》），即以世族门第取人。对此，他是反对的，曾指出：“人之善恶，不必世族。”（《论荣》）意思是，人的善恶不是由家庭出身所决定。对于“虚造空美”、“虚张高誉”（《实贡》），他也表示反对，主张按“质干”、“材行”取士。对于“富者乘其材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考绩》），他更是反对。同时，他还尖锐地指出一些官吏“终无进贤嫉恶”（同上）之语，任凭歪风邪气盛行，只图个人尸位素餐。他主张各级官吏都应重视选任贤能的问题，只要切实做到“重选举”、“审名实”、“取赏罚”，就可以“获多士”（同上），使得贤才济济。

王符对于外戚、宦官窃权欺侮贤能之士，特别气愤。他说：“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宠以骄士，藉亢龙之势以陵贤。”（《本政》）他还指出，贵宠之臣往往“援私人进奸党”（同上），即结党为奸。这些人，排挤忠贤，“谗妒群吠啮贤”，使得忠直贤能之士多灾多难，“循善则见妒，行贤则见嫉”（《贤难》）。对此，王符深为慨叹，“人君内秉伐贤之斧，权噬贤之狗，而外招贤，欲其至也，不亦悲乎！”（《潜叹》）君主表面招贤，实际养狗咬贤，贤人怎能受到重用呢！

如何招贤？王符想的，首先还是“礼贤下士”的老办法。他要求君主“以谦下士”（《本政》）。不能“慢贱信贵”，而当“敬纳卑贱以诱贤”，“赏鄙以招贤”（《明暗》）。判定贤鄙，不按出身贵贱、官位高低；而视品质材行，以“恕”、“平”、“恭”、“守”（《交际》）四者为标准，去衡量，即认为品行端方、敬贤尊长、守信仗义、表里一致的人，才是真正的贤者，才可选用。

王符还认为，贤与不贤，不是以主观断言，而是“毁誉必参于效验”（《交际》），即要以考绩来检验。所写《考绩》篇，专论这个问题。他说：“知贤之近途，莫急于考功。”按考功之虚实，就可鉴别官吏之贤奸，还可以促进政治。考核官吏，要求“各居其职，以责其效”，即从实际出发，观察名实是否相符。

戍边疆

王符生于西北地区，身遭羌乱，故对东汉皇朝事羌问题特别注意，多有论述。

羌乱是东汉民族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危害不浅，影响很大；东汉皇朝处理羌乱多有不妥，有些值得注意的历史教训。王符于东汉安帝初年羌乱发生不久，就于永和和元初几年间写下了《劝将》、《救边》、《边议》、《实边》等篇文字，对羌乱和事羌问题发表议论。他指出了羌乱的严重性：“羌虏背叛，始自凉、并，延及司隶，东祸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周回千里，野无孑遗。寇钞祸害，昼夜不止，百姓灭没，日月焦尽。”（《救边》）

执政者对如此严重问题，不仅贪生怕死，缺乏良策，而且趁火打劫，发民难之财。守边的将帅，“皆怯劣软弱，不敢讨击，但坐调文书，以欺朝廷”，“便身利己”。州郡的官吏，趁机生事，“搜索剽夺”，使得百姓苦痛遭殃，“甚于逢虏”（《实边》）。朝廷的权臣，不明边事，“陶陶闲澹，卧委天职”（《救边》），当官享禄而抱观望态度。甚至有人提出“不当动兵”、“边不可守”之议，主张边民内迁，弃地苟安。

王符对此深感不安，主张积极事边。他批驳了“捐弃凉州，却保三辅”（《救边》），“不当救助，且待天时”，“费烦不可”（《边议》）等谬论，强调事边的重要性，认为“无边亡国”（《救边》），一定要及时救边，不能算小账而不顾大计。“今但知爱见薄之钱谷，而不知未见之待民先也；知徭役之难动，而不知中国之待边宁也。”（《边议》）他认为，边民怀本土，民心思安宁，存在安边的有利条件，故谓“战守之策，不可不早定”（《救边》）。

对于民难国危，王符主张积极实边的政策。他认为，土地乃“民之本”，“不可久荒以开敌心”（《实边》），有了土地，“百姓可富”（《劝将》），“土地、人民必相称”（同上）。故强调边地不可弃，要让百姓在边地从事生产，才可望安宁。同时，他还主张，对于“耕边入谷”的人，应当拜爵赐禄，以奖励实边有贡献者，还说这是“均苦乐，平徭役，充边境，安中国之要术”《实边》）。

反迷信

东汉时期，神学谶纬迷信盛行，但同时，无神论思想，也有很大发展，王符继承和发展了后者。

王符是个元气一元论者。他说，元气历久，“变成阴阳”，“阴阳有体，实生两仪，天地壹郁，万物化淳，和气生人，以统理之”（《本训》）。天地间万物万象，包括“鬼神人民”、“变异吉凶”，“何非气然”？这可谓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而非“天人感应”论的货色。

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王符说，“天道日施，地道日化，人道日为。为者，盖所谓感通阴阳而致珍异也。人行之动天地，譬犹车上驭驰马、蓬车擢舟船矣。虽为所覆载，然亦在我何所之可。”（《本训》）这强调的是人的能动性，事在人为。而且强调人生的贵贱贫富，不取决于天地鬼神，“天地所不能贵贱，鬼神所不能贪富”（《相列》），一切都在人为。

对于当时盛行的谶纬神学，灾祥奖惩之说，王符是不轻信的。他认为，宇宙间万象变化，“莫不气之所为”（《本训》），并不是什么祥瑞符志和灾异谴告。

王符对于卜筮、占梦、相术，也持不轻信或反对的态度。他警告人们不要惑于卜筮，不要“为巫所欺误”，并说：“圣人不烦卜筮，敬鬼神而远之。”（《卜列》）他劝告人们不要相信迷迷糊糊的梦境，“不专信以断事”（《梦列》）。对于相术，他说，“能期其所极，不能使之必至。”（《相列》）意思是说，相术可以根据某种迹象推测一定的后果，但决不能据以达到肯定性的目的。王符认为，“吉凶之应，与行相须。”（《叙录》）就是说，人的吉凶祸福，是由人的客观条件和主观行为所决定的。

王符既不迷信鬼神，也就对厚葬崇丧不感兴趣，甚至批判“生不极养，死乃崇丧”的坏风气。他指出，一些富贵豪家大办丧事，“此无益于奉终，无增于孝行，但作烦搅拢，伤害吏民”（《浮侈》）。他认为这种浮侈的风气，于国于民都极为不利。

重教育

王符非常重视“正学”（即教育）问题。强调以“正学”作为一项基本的国策。

在《务本》篇里，王符把正学与富民作为治道的两大问题。他说：“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民富乃可教，学正乃得义，民贫则背善，学*则诈伪，入学则不乱，得义则忠孝。故明君之法，务此二者，以成太平之基，致休征之祥。”显然，他是把正学作为一项基本的国策，认为只有重视和办好教育，民众才能走正道，国家才兴旺发达。

于此，我们还悟到，王符为什么把《赞学》篇置于《潜夫论》首位的用心。《赞学》篇开宗明义：“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黄帝师风后，……孔子师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则人不可以不就师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圣也，犹待学问，其智乃博，其德乃硕，而况于凡人乎！”就是说，人在天地间之所以可贵，就在于有道德知识，而智义的获得和修养，就在于求学问、受教育；人不是生而知之者，要靠学习才能增长知识和才干；我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一些先圣先哲都不是生而知之者，而是就师求学才智博德硕的，故强调所有的人都要求学受教。

关于教学的内容，王符强调的是《六经》。他说：“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教之以明师，文之以《礼》、《乐》，导之以《诗》、《书》，赞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

王符认为，人只要从师就学，就一定“聪明无蔽，心智无滞”，就能有“聪达之明，德义之理”。他还断言：“凡欲显勋绩、扬光烈者，莫良于学矣。”（以上均见《赞学》）

王符的政论与社会史论的内容较为丰富，这里仅略述数端，其它从略。他的思想，自然有历史局限性，或近乎浅；但论旨明，进步性和历史意义是很显然的。

影响

在王符著文论政并抨击社会黑暗风气的举动下，接踵出现了不少政论家，最卓越的有王符的好友涿郡崔瑗的儿子崔，著作题名就是《论政》；还有兖州仲长统，著作题名《昌言》。但这两部书都没有留传下来，只在隋唐类书中保存着片断的佚文。时代到崔、仲长统时候，已经快到三国了，他们已不甘心当“潜夫”，曾到袁绍、曹操或曹操部属手下希望得到重用，但由于他们的性情都属于“狂生”类型，得不到权贵的欣赏，也就只好郁郁不得志而死。

但这个传统传下去了，传到了魏晋。魏晋在统治方面虽然依旧很糟，但文化界的风气打开了，思想比以前解放些，人们可以纵谈古今了，这个风气的打开，不能不归功于王符的启迪作用。

王符不仅思想深邃，还继承了汉代文学的优良传统，有着高深精湛的文学修养。因为他终生生活在民间，对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对社会生活有着深刻的观察和体验，见闻广博，观察敏锐，有丰富的生活创作源泉。他的文章非常优美，不但观点鲜明，逻辑严密，笔力浑厚，语言质朴，而且善于运用确切生动的比喻、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法，有时也采用韵文，使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清代刘熙载在他的《艺概》中说：“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家文，皆东京之矫矫者。”他在东汉散文中自成一家。

王符在家乡的遗迹传说甚多，历代十分推崇，在文庙建有专祠奉祀。县城北山为王符隐居的地方，山上有王符手植柏和王符读书台。为纪念王符，这座山取名潜夫山，现在辟为潜夫山公园。潜夫亭高高耸立山顶，新落成的王符纪念馆，雄伟庄严，碑廊亮丽，壁画新颖，广场中央王符雕像巍然屹立，肃穆沉思，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县城北约五里处的白原村有王符墓。县城东门外曾立有“汉王符、李恂故里”石碑。这些都成为镇原县供人凭吊哲人的古迹胜景。

总之，王符不愧为我国历史上进步的政论家和思想家，他的著作是我们了解和研究东汉社会的珍贵的历史资料。

秦朝李斯的文章是汉代政论文和辞赋的先声。

汉初政论文有所发展，贾谊和晁错的文章对唐宋以后的散文创作有明显影响。汉武帝到西汉末，散文的主要成就是司马迁的历史散文《史记》。政论文方面，桓宽的《盐铁论》和刘向的奏疏继承了汉初政论文的传统。

东汉有班固的史传文学《汉书》，政论文有王符的《潜夫论》、崔是的《政论》、仲长统的《昌言》、王充的《论衡》等。

汉代辞赋的发展：

早期重要辞赋作家是贾谊，他的代表作品是《吊屈原赋》和《鹏鸟赋》。两赋均有兮字，楚辞向辞赋转化的痕迹非常明显，抒情性也较强，被称为“骚体赋”。到景帝、武帝时期，出现大赋，枚乘的《七发》是汉代大赋形成的标志。

大赋的结构特点是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篇末点题，微有讽喻。实际的效果是“劝百讽一”。大赋的代表作家是司马相如，代表作是《子虚》、《上林》二赋。大赋气势恢弘，语言张扬，气魄壮观，显示出大汉王朝的蓬勃气势。

　　汉初，政论散文有所发展。贾谊(公元前200--前168)是西汉初年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文章《过秦》总结了秦代灭亡的原因，汲取了秦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发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他的散文善用比喻，语言富于形象性。

　　除贾谊外，汉初还有不少散文家，他们的文章大多或论秦之得失，或针对时弊，提出自己的主张，其中以 错和邹阳成就较高。 错以主张募民备塞的《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两篇散文最为著名。

　　汉初政论散文

　　1、汉初政论散文发达之原因

　　汉惠帝时废除了秦代的“挟书律”，使先秦的各派学术思想得以在社会上重新流传；当时的统治阶级沿袭了战国时期养士的余风；而如何正确总结秦王朝二世灭亡的经验教训，为汉代的统治者策谋长治久安之术，又已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上。汉初的政论散文的勃兴，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封和现实政治需要的召唤下出现的。

　　2． 贾谊与《新书》

　　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人，十八岁时就以能“诵诗书”及善写文章知名于当地，二十岁时被人推荐，汉文帝召为博士。由于才能突出，任职不到一年就被越级提拔为太中大夫。他积极向汉文帝提建议，要求进行一系列的改革，遭到保守势力的抵毁，调任长沙王太傅。三年后被徵召回京，任梁怀王太傅，重新获得文帝的信任和重视。梁怀王堕马死，贾谊自责悲感而亡，年仅三十三岁。所著文章五十八篇，刘向编为《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