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的历史传承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整理古籍,需要专门的知识和专门的人才;出版古籍,也需要有专业的审稿和编辑人员。中央的指示中指出,“整理古籍,需要有一个几十年陆续不断的领导班子,保护连续的核心力量”;“从事整理古籍的人,不但要知识基础好,而且要有兴趣”。这对于出版古籍的出版社和古籍编辑来说,同样也是重要的。而要做一个胜任的古籍编辑,第一要具备必要的基础知识,练好基本功;第二要有从事这项工作的兴趣与事业心。二者不可缺一。 经过整理和编辑加工的古籍,有两种形式:排印本和影印本。
排印本:分标点本、点校本、笺校本、新注本、选注本等;今译和索引也属于排印本。
影印本:分线装和平、精装两种形式。过去的影印本,大都采用线装,保持中国古书古雅的特色;但当代的趋势,要求影印的古书采用平装、精装的形式,这样价格可以低廉,又便于插架。影印的古籍也可以加以断句或校勘,有部分影印的古籍已是断句本或校勘本。
排印古籍与影印古籍,一般说各不相涉。但是过去商务印书馆创造了在一部丛书内排印与影印并举的格式,这就是古籍爱好者所熟悉的《丛书集成》(初集)。它收录 100种丛书,去其重复,有的排印(加黑点断句),有的影印。这个例子说明古籍整理出版的形式,可以不拘一格,只要有一定的体例就行了。20世纪30年代的出版界,在这方面的创造性是应该肯定的。
标点、分段是古籍整理中最基本的一项工作,这就是将古籍加上新式标点,分出段落。标点中又分加专名线与不加专名线两种。专名线指人名、地名,也包括书名。加有专名线的标点本,比不加专名线的要高一个层次,因为判断一个人、地、书名该不该加专名线,需要较高的学识水平。从当前的古籍出版物来看,有直排与横排两种形式,采用横排形式的大都不加专名线,书名线则用尖角号(《 》)标明。
古籍的影印本主要是选好底本、配补缺页、残页,描修或换字、补字,这几项都是学术性与技术性密切结合的工作。影印书也常发生错误,原因主要出于学术性注意不够。 古书的文字比较艰深难读,特别是对于青少年,古书更是难以读懂。为了祖国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延续,发扬光大,所以今译也是当前古籍整理应该重视的工作。过去古诗方面的今译较多,散文方面的今译几乎没有,现在这种局面已经有所改变。当然今译要求做到准确、优美,达到信达雅的标准,难度也是相当大的。
索引是研究与使用古书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所以也应视作古籍整理的一个组成部分。日本和美国的汉学家有专门的研究人员,从事中国古籍索引的编制工作,做出了突出成绩。中国近年也开始重视古籍索引的编制工作。索引可以附在一部书的书后,篇幅大的则可以单行。古籍索引的检索,一般采用笔划方法和四角号码方法。
“九年规划”曾将部分近代和现代人对于古代文史哲的研究,包括对专书、专人、专题史的研究著作,列入古籍整理出版范围,如《中国天文学史》、《中国通史》等。这是就广义的古籍整理而言。
2012年,过云楼藏古籍善本一百七十九种,以216亿元的价格成交,创下了古籍类藏品的成交纪录,这或许令很多藏友记忆犹新。近年,古籍类藏品以稳健的价格表现,丰厚的历史价值,深厚的学术底蕴,逐渐吸引着藏家的眼球。时至今日,这个项目已经不容小觑,很多大型拍行纷纷开设古籍专场。古籍收藏成为市场中的一颗明星。古籍收藏,历来是收藏界中品味较高的一个项目。不仅需要藏家具有欣赏、鉴别的能力,更需要藏家具备一定的学术修养。历来大学问家大多嗜好收藏古籍。为了探寻古籍类藏品的魅力,记者走进中国书店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拜访了资深古籍鉴定专家窦水勇老师。在业内,人们都称他“窦师傅”。访谈之中,故纸墨香扑鼻而来。古籍收藏,投资正当时古籍收藏自古就是文人雅好,而古籍类藏品的交易量和交易额在艺术品市场中异军突起还是十几年前的事。
邪马台国 ,存在于中国史书的日本小国,很奇怪的,在日本史书及传说中均未有提及(当然,也有可能是不同的名字),它的存在自然成了谜,而它的位置同样有着诸多争论,不过目前已经集中在“九州说”及“畿内说”两种说法,而这两种说法的理由,即是来自《三国志魏志 倭人传》,那么现在让我们再沿着当时使者的路线,来寻找邪马台的位置吧
三国时代地图
原文: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馀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
首先说明带方郡的位置:带方郡在今朝鲜靠西南,即图中1的位置,由此可知倭人在带方郡东南,大致方位与现在的地理位置相同。在原文中同样可看到倭人身处岛国,汉时朝见者即汉委奴金印的年代
原文: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馀里
根据原文及朝鲜的地理位置很容易判断使者当时是顺着朝鲜半岛西海岸坐船向东南前进,到倭国的对岸,如图中的2的位置,狗邪韩国,就地图所示应为弁韩,7000余里是重要参考单位,将结合下文的数据综合考虑
原文:始度一海,千馀里至对马国。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所居绝岛,方可四百馀里,土地山险,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径。有千馀户,无良田,食海物自活,乖船南北巿籴。
渡过的这个海,可以非常肯定是朝鲜海峡,照原文的长度为千余里,而现在朝鲜海峡的距离约为50公里,那是不是当时的20里等于现在的1公里阿,留于下文继续观察。所居绝岛,说明是孤岛,在那个位置只有对马岛,如图中的3,而国名也叫对马国,那么基本能确定到的地方即为对马岛
原文:又南渡一海千馀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国,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方可三百里,多竹木丛林,有三千许家,差有田地,耕田犹不足食,亦南北巿籴。
南渡对马,那就是壱岐岛,如图中,为什么不是下对马岛呢,我们下面会分解
为什么南渡一海后不是下对马岛
对马岛分上下2岛,对马与壱岐的海峡称为对马海峡,那么我们来看几个具体数字吧,前文所述朝鲜海峡现在约为50公里,在文中表示为千余里,而对马海峡是46。3公里,在文中同样表示为千余里,很接近吧。那现在看看对马岛上下2岛的距离是多少呢1公里左右,与原文不符,所以我们认为南渡后应该是壱岐岛
可能细心的朋友发现,原文中表述对马岛为400里见方,而我们说的壱岐岛是300里见方,面积差距与现在比较太大,而上下对马的大小比例差不多是4:3,所以支持下对马说。
可能整个对马岛和壱岐相比是有大小差距,但看图大家就能明白,下对马岛和壱岐的比例也差不多是4:3,所以原文中指的应该是壱岐岛,联系下文还能发现,如果这里指的是下对马,在下文应该还有2次南渡海,但是下文中1次南渡后就直接陆行了,除非说未经过壱岐岛,但是这样一来,海峡距离就不对了
所以我认为还是壱岐岛可能性较大
原文:又渡一海,千馀里至末卢国,有四千馀户,滨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见前人。好捕鱼鳆,水无深浅,皆沈没取之。
又是南渡千余里,大家看图中两根直线的长度不是差不多阿,不过壱岐到末卢的距离比对马海峡还短,差不多是42公里的样子,另,一般认为末卢即是现在的松浦,可能是源自国造本纪中关于末罗国造的描述(注1),因为末罗的读音与末卢相近,地理位置则几乎相同。
又是南渡千余里,大家看图中两根直线的长度不是差不多阿,不过壱岐到末卢的距离比对马海峡还短,差不多是42公里的样子,另,一般认为末卢即是现在的松浦,可能是源自国造本纪中关于末罗国造的描述(注1),因为末罗的读音与末卢相近,地理位置则几乎相同。
大胆的假设
到现在已经拿到3个重要参考数据了
朝鲜海峡 千余里=50公里
对马海峡 千余里=463公里
壱岐→末卢 千余里=42公里左右
那么我们根据上面3公式大胆估计一下,根据下面地图上的距离判断,当时文中的1000里应该大约等于现在的33~40公里,不过古代的测量工具非常不完善,使者应该也是根据船行驶的时间来大致估算距离,并不是太准确,大家凑合往下看吧
上面的是国造本纪九州地图
原文:东南陆行五百里,到伊都国,官曰尔支,副曰泄谟觚、柄 渠觚。有千馀户,世有王,皆统属女王国,郡使往来常所驻。
东南至奴国百里,官曰兕马觚,副曰卑奴母离,有二万馀户。 东行至不弥国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离,有千馀家。
上文描述了从末卢国开始向东南及东面的三个国家,具体位置下文会讨论
原文:南至投马国,水行二十日,官曰弥弥,副曰弥弥那利,可五万馀户。
南至邪马台国,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陆行一月。官有伊支马,次曰弥马升,次曰弥马获支,次曰奴佳鞮,可七万馀户。
终于看到邪马台国了,不过因为原文描述中没有距离单位,只有水行多少日这种模糊的描述,不用怕,我们一样可以推断出邪马台国位置
原文:自女王国以北,其户数道里可得略载,其馀旁国远绝,不可得详。
次有斯马国,次有已百支国,次有伊邪国,次有都支国,次有弥奴国,次有好古都国,次有不呼国,次有姐奴国,次有对苏国,次有苏奴国,次有呼邑国,次有华奴苏奴国,次有鬼国,次有为吾国,次有鬼奴国,次有邪马国,次有躬臣国,次有巴利国,次有支惟国,次有乌奴国,次有奴国,此女王境界所尽。其南有狗奴国,男子为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属女王。自郡至女王国万二千馀里。
上面的一系列国名对我们关系都不大,只有加粗的”自郡至女王国万二千馀里”一句是重要的参考数据
下图:今 北九州地图
资料整理
我们先主要看看手头有的数据:
原文:带方郡→狗邪韩国 7000余里
狗邪韩国→对马国 1000余里
对马国→过翰海到一大国 1000余里
大国→末卢国 1000余里
末卢国→伊都国 500里
伊都国→奴国 100里
奴国→不弥国 100里
不弥国→投马国 水行20日
投马国→邪马台国 水行10日,陆行1月
带方郡→邪马台国 12000余里
大胆假设2
这个假设的前提是相信上面所有数据的真实性,否则就没法讨论下去了。
我们首先根据假设1中,假设当时的1000里等于现在的40公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用33公里试试下文的公式,不过结果不太令人满意)
那么根据现在朝鲜海峡和对马海峡的距离计算
计算公式:1000/40=古里/今公里
所以:
狗邪韩国→对马国 1250里
对马国→过翰海到一大国 1157里
大国→末卢国 1050里
又因为
带方郡→邪马台国=12000里
带方郡→邪马台国=带方郡→狗邪韩国→对马国→过翰海到一大国 →末卢国 →伊都国 →奴国 →不弥国 →投马国 →邪马台国
所以:12000里=7000+1050+1157+1250+500+100+100+水行20日+水行10日
水行30日=843里
水行20日=562里
水行10日=281里
即不弥国→投马国 水行20日=562里
投马国→邪马台国 水行10日=281里
当然,其前提是水行速度相对平均,不过这种过于细节的东西限于史料已经无法考虑在内了
在这里,有朋友提出因为方向性的原因,上面的等式(带方郡→邪马台国=带方郡→狗邪韩国→对马国→过翰海到一大国 →末卢国 →伊都国 →奴国 →不弥国 →投马国 →邪马台国)不一定成立,而且认为万二千里可能是虚指,在这里,我要提出,这个等式肯定是成立的,因为万二千里是使者过的路程的总和,古代不可能会测两点间的直线距离,如果有更近的路使者就不会如文中这么走了,所以万二千里这个数字可以成为等式的一边,另外关于万二千里这个数,肯定是虚数,但个人认为不太会是虚指,虚指的话为什么不说是万三千里,或者干脆说数万里,因为使者对他走的路程也大致有个估计,只不过这个估计也不一定准是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根据地图上的距离来大致推算邪马台国位置了,方向性以正向算,即东为正东,东南为正东南,以此类推(由于没有其他辅助史料只能这么做了)。
首先我们拿现在的日本北九州地图作参考
参考公式:
地图距离(单位:厘米)/古里=24/1157=00020743
末卢国→伊都国 东南1037厘米
伊都国→奴国 东南02074厘米
奴国→不弥国 东02074厘米
不弥国→投马国 南11658厘米
投马国→邪马台国 南05828厘米
根据上文的计算结果,我们看看结果是怎么样的,注意可以有两条线路,个人趋向于蓝色那条,毕竟根据全文来看邪马台国应该偏东
国造本纪的地图根据上面公式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也看一下
让我们看下《倭人传》中其余还有参考意义的几句话
东渡女王国东渡海千馀里,复有国,皆倭种。又有侏儒国在其南,人长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馀里。又有裸国、黑齿国复在其东南,船行一年可至。参问倭地,绝在海中洲岛之上,或绝或连,周旋可五千馀里。
从周围国家的位置也许能更确实的估计邪马台国位置
根据正统九州说的理论,多主张邪马台国位置在福冈市附近的筑后(注2),也就是筑志国造附近,不过大家也请注意,根据原文推算出的距离,如何也无法到达那个位置,除非是日本使者夸大倭国大小,但是倭人传是根据中国使者所述所载,夸大数据可能性不大
看了上图,说真的笔者原来的估计是邪马台国是在北九州中部偏东的位置,因为下文还有“东渡海千余里”,笔者自然向四国岛方向想,但是看了刚才推算出的两张图,国造本纪的那条红色路线给了我很大启发,大家也许已经看出我的“企图”了,这个位置的东面正好是海,虽然说千余里有点勉强,但是如果非直线距离就能解释了
那么再看看下图,圈中为邪马台国位置,2即侏儒国位置,如果在四国岛则无法向南拉出4000余里的直线,所以《倭人传》的描述压根没出九州岛
下图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四国岛绝对无法向南拉出3000余里的直线,蓝线以下(因为原文中没提到过向北)四国岛绝对不可能画出图内红线的长度,而红线据文中所述只有3000余里阿,所以《倭人传》的描述压根没出九州岛,因为只有九州岛才能容纳这个距离。
结论
综上所述,大家可以发现,长崎与熊本中间的那个半岛根据目前材料很有可能是邪马台国位置。当然,现在估算邪马台国位置和拼图一样,要完成拼图,但是拼片不够,所以上文仅供参考,等有更多考古证据或文字证据后才能做更正确的判断。另外,个人还是觉得,以《古事记》或是《日本书纪》的神话来考据邪马台国是非常错误的
古书鉴别涉及的内容比较复杂,技术性强,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很多喜欢研究文学的人们都会想要去购买一本真品。那么你知道应该如何去鉴别清楚它的真伪吗以下是懂视小编为你整理的古书鉴别真伪的方法,希望能帮到你。
古书鉴别真伪的方法一、封面。古书封面为四周单线边栏,分为三行,右行为编著撰选者姓名,中行为书名,左行为刊印人或斋、堂名。
二、装订。古书装订在宋以前均为卷轴形式和折叠页装。册装书的出现是在宋代以后,册装最初是蝴蝶装,后来进到了包背装。线装书是在明代中叶以后才有的。
三、版式。古书的版式,北宋和南宋前期刻本基本上是白口,南宋后期出现黑口,元末至弘治年间通行粗黑口。明正德,嘉靖年间又出现白口书,之后一直到清代,黑白两种书口同时流行。
四、字体。古书字体主要有两种,一种宋体字,另一种是元体字。尽管时有非欧非颜,非柳非赵的所谓“馆阁体”出现,但那并非主流。
五、纸张。宋代印书多用麻纸和以竹为原料的玉扣纸。元刻本常用竹纸或皮纸,比宋版用纸稍黑。明代印书,前期多用江西棉纸,后期多用竹纸,晚期盛行毛边纸。清代大多采用开花(又称桃花纸),但在实际应用中,几乎以前所用的各种纸张,清刻本中都在运用。
六、讳字。避讳讲究自周代始,官名、人名、地名均随帝王名字的改变而改变,这对判断古籍年代极有参考价值。历代避讳常见的有改字、空字、缺笔。秦汉时大多采用改字和空字避讳,讳名不讳姓。用缺笔字代讳字发端于唐,又在宋版书上特多。金元刻本无讳字,多俗体、简体。明前、中期亦不避讳,明刻讳字始于明光宗朱常洛。清刻本避讳尤其苛严。
古书的纸质麻纸:分黄、白两种。黄麻纸色略黄,稍粗糙,有的较白麻纸略厚;白麻纸洁白光滑,背面较正面粗糙且有草棍等粘附,质地细薄,坚韧。纸纹均宽,约一指半。宋刻本多用白麻纸,元后期多用黄麻纸,时纸纹渐窄,约一指。明初仍用之。
罗纹纸:色白,质地柔软,具明显横纹,似丝织罗绸,故名。自宋以来代有制造,但宋刻本有此纸者鲜见。
棉纸:又称皮纸,分黑、白两种。白棉纸色白,质地细柔,纤维多,韧性强;黑棉纸色黄黑,韧性稍差。明前期多用。嘉靖前较细薄,隆、万后稍粗厚。清初仅见少数印本。
竹纸:色微黄,稍脆,宋元至明初问有使用,嘉靖后较为普遍。
开化纸:细腻、洁白,薄而韧性强,柔软。清内府刻本及扬州诗局刻书多用之。嘉、道后质次量少,家刻本中偶有采用。
连史纸:洁白纯净,正面光滑,背面稍粗糙,但无草棍纸屑粘附,纸料较细。乾隆后所用甚多。
宣纸;因产于安徽宣城而得名。分为多种。料半纸,薄而质地细,色洁白,绵软有弹性,可以作绘画印书,晚清、民国有些书用之。玉版纸,能吸水,晚清、民国印金石、书画册等多用此纸。棉连纸,摹拓铜器、碑刻及印书画用。
毛边纸:米**,正面光滑,背面稍粗,质脆,乾隆后用得较多。
太史连纸:稍黄,质地细洁而有韧性,乾隆后与上述毛边纸为两种最常使用的印书纸。
如何通过字体鉴定古籍年代唐刻本
现存最早的唐代刻本,除了敦煌所出乾符四年(877)与中和二年(822)两种唐历和刻于咸通九年(868)卷本《金刚经》已流散异国以外,未见其他传本留存。所以说,唐代古书都是传说级别的东西。
宋刻本
前面说到,宋时刻书印书事业繁盛,两浙、四川与福建等经济发达地区成了刻书的中心,刻书单位有监司、州学、书院、家塾、书坊等。但为何到今天宋版书寥若晨星呢因为即使排除战火、天灾的因素,一般纸的寿命也只不过千年而已。像唐代遗留下来仅存的那几本书,若不是纸张在湿度为零、几乎真空的敦煌戈壁滩的洞窟中存放,绝无保全的可能。
每一册宋版书都是艺术品,弥足珍贵,因此现代按页卖,且每页都在万元以上。其实早在明末崇祯年间,著名的刻书和藏书家毛晋,为搜求宋版书,就按页购宋版书了。他在藏书楼汲古阁门前悬挂征求启事谓:“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
宋代官刻书多在卷末镌校勘人衔名,私刻和坊刻本多在卷末镌刻书题记或牌记。由工于刻书前要请书法大家缮写上版,字体既美,校刻亦精,字体大都采颜、柳、欧阳笔法,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所谓“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明高濂《遵生八笺》)则是宋刻本的共同特色。
元刻本
元代初期刻书承南宋遗风,字体也接近,常把元刻本误为宋刻本,后流行赵体字。元浙本多由士大夫经手,流风所及,自然流行赵体,渐有颜体字,字瘦一些、圆劲一些,不像南宋建本字那样横细竖粗。元代俗文化发达,故刻本中多简体字和俗字,许多简体字跟现代一致。
官刻、家刻中较少,经史文集中较少,坊刻和话本类书中较多。元本墨色稍淡,刀法也显软弱无力。早期用纸,白麻纸、黄麻纸兼而有之,中期以后,则多用黄麻纸。元朝皇帝为蒙古族。人名汉字都是音译、无法避讳也不用避讳。元人礼制观念淡薄,查禁的也不严,元刻本中几乎没有讳字。
明刻本
明代刻书情况,大致可分三个时期:明初至正德一百余年间,刻书风格继承元代余韵,无论官刻私雕,概括起来讲,那就是“黑口、赵字、继元”。
嘉靖(1522—1566)至万历(1573—1620)时期,近百年间,由于前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影响,反映在刻书风格上,一洗前期旧式版式、行款、字体,全面仿宋。这一时期所刻的书,除了司礼监刻一遵旧式少有变化外,其余无论官雕私刻,完全变为另外一种风格,即“白口、方字、仿宋”。颇有宋版遗风。
嘉靖六家文选字体
万历后期至崇祯(1628-1644)时期,刻书风气又一变,字形由方变长,字画横轻竖重,更显死板,讳字也较以前为严。
清刻本
清代刻本繁多,综而观之,大致有如下特点:清代刻本以康熙为界,其字体变化分作两个时期,康熙以前是明万历后的风格,字体长方,横细竖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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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国内是如何的。。但是日本这种对著作权啥的严格规范地执行的国家,很少能在网上免费看到图书。虽然说好像法律规定,50年后解禁,所以50年前的书应该不属于版权约束范围内,但是图书馆这种公益场所,本来就不挣钱,靠着国家的税收来经营的地方,不可能有多余的人力和无力把书上传到网上。。。何况,传了,因为不是自己的版权,也不能进行收费,费力不讨好
国会图书馆我只去过一次,书虽然全,但是事儿特别特别多
有些书连外借都不行,只能在他们那里复印。。。。。。
当然了,照相更不行。。。
本文2023-08-06 16:50:52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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