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长，你还需要自己真理一下，不行你在联系我，我重新做一下。本次调查从周一上午至周六晚间，调查时间超过36小时。我们将一天分为上午、下午和晚上三个时段，每天抽取两个时段(每时段3—4小时)开展调查:一是发放调查问卷(周六，共十份，对象兼顾男女老少，对象学历为中学学生至硕士不等，职业包括学生、工程师、教师、离休干部等，其中有两人在“留言”栏目作了填写)，二是卖场信息了解[将各部分图书与新书推荐和月份销售排行榜结合起来考量，主要涉及人文社科类、教育类(包括教育理论、教学案例、教师读物等)、教辅类、学生课外读物类、少儿类，关注此类图书的访问量和销售量及读者构成，留心图书的作者、出版方、内容、开本、装帧、印数、印张、版面设计等]，三是访谈读者和销售代表(共访谈两位销售代表、五位读者)。由于图书城婉拒提供数据，本人只能据以上三种调查所得到的结果作概述与分析，并尝试在此基础上，结合我社情况，初步探讨出版营销方面的微调可能。(一)问卷调查及分析1．青年读者(25—40)对文学、社会科学类、自然科学比较关注，家长对教辅类也有比较明显的关注；中学学生对教辅和以文学为主的课外读物的图书较感兴趣；老年人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包括医学知识方面)比较关注。读者群不分职业、年龄地对人文社科类图书保持关注，这与图书城方面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基本一致——全年2000多万码洋，其中40%左右为社科类图书。如果把人文社科类的范畴扩大些，再加上文学类，其比例应该更高。看来虽然读者群对各自年龄层的阅读需求有所区别，但更多是共同的。2．读者一般倾向于购买简装和30元以下的书籍的装帧和价格的图书。图书装帧与印数对定价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虽然读者认为认可的图书不论价位，但考虑到目前较少有鲜明独特性的图书，定价对购买者的影响也在加大。3．购书时多半注重出版社，并多半曾购买过我社图书。读者对出版社的认定与评价的程度日趋明显，而我社有一定传统优势。4．读者留言上，一位教师表示2004年时候曾用过我社编写的高考教辅，因内容质量一般而舍弃，如今虽然是省内命题，但校方依旧没有选用我社教辅；另一位初中生则建议在教材类图书后增加一个阅读板块，作为课外阅读的一个素材。购买者对教辅与教学需要、本省实际的要求较高，对本省出版社也有期许，但目前出版似乎没有很好地满足市场需求；而一位学生建议在教辅类图书背后增加相应学科的阅读板块，使教辅多功能化，也不失为今后出版的一个卖点。(二)卖场信息及分析1．图书类别方面(1)社科类红火，图书出版且渐呈系列化、品牌化及与电视传媒结合化的特点。9月的销售榜前列里，就有百家讲坛系列的图书，而自我管理、励志类的图书等，卖场里也有良好的访问量和销售量。我社近几年在这方面的出版力度加大，民国时期调查丛书售罄，《刘燕敏生活小品》也有一定的销售，其他图书在卖场则较难找到。总的看，读者对人文社科类图书的关注较为广泛，电视传媒与网络对读者影响日渐扩大，比如百家讲坛，出版方更多是成为成品化的一道程序，读者不介意出版社的名气，更多是以电视传媒效果为主，所以易中天、于丹、钱文忠等人的图书的出版方虽然不同，但并没很大程度地影响其销售效果。而网络小说特别是网络历史解读式小说，如《明朝那些事儿》(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清朝那些人》(新世界出版社)、《盗墓笔记》(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等，和概述式的图书如《一口气读完大清史》《一口气读完欧洲史》……(京华出版社)都带有比较明显的符合当前快餐式阅读的性质。另外，随着近几年社会经济的发展，读者对“成功学”、修身养性等一类兼具心理学和医学性质的图书需求越来越大，这些图书装帧上似乎呈现两个态势:一是色彩浓重，设计夸张；二是风格清新淡雅。而在出版方面，目前已经有较多出版社抢夺市场，南海出版公司的《20几岁，决定女人的一生》、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求医不如求己》、京华出版社等都相当成功。以卡耐基为代表的成功学和口才技巧相关著作也广受读者青睐，教育类出版社也逐渐着手此类图书，并有关注阅读习惯的走向而我社研究民国时期的书籍已有走向市场的能力，生活小品文也有一定额度，且我社在图书系列化上有自身传统，如早年的木犁书系，近年的明日教育文库、新教育文库，以及这几年在对民国时期进行归纳整理方面，鲁迅研究方面都有高质量的图书出品。若在图书营销上有进一步包装，应能社会效应和市场效应双丰收。(2)文学读物依旧风采，出版社知名度和传统优势对此类图书销售影响加深。古典文学、20世纪初国内经典不断被出版社重新包装，国外名著则被多人次翻译，其中比较明显的是四大名著和五四时期作品。由于中学课程标准里把课外阅读作为很重要的部分来考察学生阅读情况，文学读物和学生课外阅读交叉频繁，所以此类图书访问者年龄跨度较大。根据销售情况，古典文学方面，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在读者中有较高认可度。另外，新时期部分作家的作品成为畅销书和常销书，比如余华带有明显现代写作特点的作品《兄弟》(上海文艺出版社)仅上部就有60多万的印数，而莫言回归传统写作的《檀香刑》(作家出版社)也有15万左右的印数。(3)工具类图书颇受欢迎，辞书类出版社优势明显，辞书类别多元化。商务印书馆、外文书店、语文出版社等辞书类出版社优势较为明显。虽然目前辞书多元化，出版方也日益增加。销售方面，在这方面有悠久历史并有高度权威的出版社出版的工具书更被认可。但也有一些出版社从读者查询习惯入手编写辞书，并获得一定的访问量。(4)少儿读物(包括儿童文学)规模不断扩大，并与教育类图书逐渐兼容，成为图书市场较为强势的增长点。调查期间，适值《哈里波特·7》面市，一时占据销售头名。而像《小王子》(群言出版社)、《窗边的小豆豆》(南海出版社)、《孩子，把你的手给我》(京华出版社)、《绝对小孩》(上海文艺出版社)这类图书既被一般家长喜爱，又为广大教师认可，成为真正意义的被家长、孩子接纳的少儿读物。国内儿童文学方面，郑渊洁继续保持其影响力，其最新的皮皮鲁系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人气极高，曹文轩的著作《草房子》(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等)也很被读者留意；地域特点上，东北儿童文学作家群如刘东等的作品孩子们也比较喜欢翻阅。此外，经典文学读物口袋本化、图文化趋势明显，较多出版社结合当前国学热推出系列书籍。而电脑查询结果显示，我社出版的“奥运小子”系列有一定销售，但具体在卖场上却不容易找到，少儿读物特别是学前读物方面着力相对较少。随着学前教育的走热，少儿读物中面向学前幼儿的图书所占的比例不断升高。目前，多数出版社出版的幼儿读物内容较为粗糙，效果并不很符合幼儿阅读习惯，比较畅销的有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宝宝认知百科(大卡挂图图画书专为0-3岁婴幼儿设计)》、幼儿学习包(福建人民出版社)等。但即便这样的情况下，家长们依旧很有购买冲动，可见幼儿读物市场潜力很大。另一方面，人民文学出版社、传统的少儿类出版社继续大量投入，而不少综合类出版社也开始加大介入少儿读物出版的力度，比如接力出版社(淘气包系列)、南海出版社等。从销售和好评方面看，除了广受佳评的哈里波特系列外，像《小王子》这类更有模拟空间的图书能将少儿读物与教育读物很好地结合起来，既有卖点，又有品位，使销售对象和手段有更宽裕的空间，应为今后出版方向，如果出版少儿版和成人版，效果应该会更好。(5)教材销售稳中有升，教辅市场竞争激烈，考试类教材潜力日涨。因为教材走新华书店系统，所以越洋图书城销售的品种较少，由于低幼孩子容易丢书，故低年级教材销售较好。而教辅则竞争激烈，省内出版社在市场销售里几乎没有份额，外省做得非常出色的，有《中学教材全解》系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三点一测》系列(龙门书局)、《启东中学作业本》系列(龙门书局)《启东黄冈大试卷》系列(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同步作文》系列(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北京市仁爱教育研究所编写的初中英语教辅、《同步教练》系列(延边大学出版社)、《优化方案》系列(延边人民出版社)大量进入市场，不少学生还表示部分教辅为其老师额外推荐。我社教辅目前在市场上的，《词语手册》广被认可，建议可以继续包装。考试类用书，以公务员考试和自学考试为主，职业资格考试相对一般。我社2007年上半年投入市场的公务员考试用书在与权威出版社的竞争中，依旧早早售罄。教材销售受政策及配额征订等影响，无法投入市场。而教辅开发几乎不受限制，外省教辅大量涌入福建市场，表明:一、福建省内教辅教育系统推广有余，而市场推广力度不足；二、市场实际需求大，学生一人多套教辅现象突出，学校征订的教辅正日益成为学生手中教辅的一种；三、教辅的系统发行与市场销售不完全对立，应为互补关系。畅销的教辅特别是针对非毕业班学生的教辅，多半注重学习过程解析，使真正需要教辅的孩子能够较为直观地获取学习方法，明细作答步骤虽然该周越洋图书城此类图书销售一般，但品种的丰富性反而能从侧面表明市场对教育图书的潜在需求。由于教师压力大，时间紧，所以教学分析、案例等图书较为畅销。而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解析水准的《孙绍振如是解读作品》的销售则表明我社此类图书已经初步形成规模，并被市场认可。考虑到图书定价与销售，以及其他出版社的图书出版策略，日后分期出版图书并以此形成系列的做法较为可行，这样也能减轻单本图书销售压力。2．图书制作方面畅销的图书在制作上相对都比较精细，价位基本在30元以下，书名都较为独特。图书作者、书名、装帧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左右读者的选择。目前畅销类图书的封面设计都比较大胆，传统意义上比较注重淡雅风格的文学类和社科类图书现在也日益走向华丽和独特的装帧风格。突出书名，适当大量留白等手段都较能引人注目。由于多半图书只露出书脊，因此书脊的设计也广被关注。另外，封面方面日益由一些美术工作室承担。目前异型16开、轻型纸较为普遍，但由此也带来纸张的浪费和价格的提高。因此印数较多的图书成本显得更低，当前轻型纸1个印张价格基本维持在13元~16元左右，最低的是11元，最高的是21元(引进版)。目前我社图书总体初版印数5100左右，所以图书成本的核算与定价应妥善综合考虑。(三)访谈结果及分析1．读者方面。多数读者根据个人爱好、作者、出版社、推荐购买图书，并希望图书价格有所下降。年轻读者对装帧有所要求，老年读者则表示“书最大作用是交流，价格不能太高”。目前图书同质化较为明显，同等条件下，读者更多是从物美价廉的角度选择读物。而老年读者多为离休职工，购买力并不弱，若能在价位上取胜，从装帧到开本都有所精简、淡雅，应该能有更强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读者表示知晓我社，但都表示在图书市场较难找到相关图书。考虑到当前图书市场竞争激烈，我们或可加大与书店的联系力度，至少在本省范围内，能使图书上更为醒目的柜台，进推荐数目。2．销售代表方面，分别访谈了门市部经理和中小学教辅区销售代表。(1)门市部经理访谈要点。A目前比较畅销的图书是？哪些出版社比较被认可，教育图书出版社方面呢？人文社科类销售情况较好，全年2000多万的销售额里，社科类就占了40%左右，像百家讲坛等，都卖得很好。人民文学出版社、接力出版社等的图书都有很好的销售，教育类出版社方面，高等教育出版社、教育科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图书都比较被认可，你们社的教师读物也有一定规模。B我社图书哪些销售比较好？双方在卖场是否有合作推广的活动？其他社这方面是如何做的？《名校学案》之前销售很好，但这学年没有到货。后来听说是走教育系统，不走市场了，其实并没有绝对对立的。(那如果作为系统的辅助，你们能接受吗？)当然可以，虽然会受影响，但是毕竟还是有销售，而且这样也能丰富我们的品种，买书的人也因为能在这找到他需要的书，以后继续关注我们。去年鲁迅逝世70周年时候，你们社有几套书(《鲁迅全集编年体》、“而已丛书”)结合起来做互动，总的书福建这方面的气氛不浓，所以效果比较一般。其实做促销、广告的手段都差不多，送小礼品什么的，关键是看阅读氛围和读者的需要。C目前其他出版社发货是什么形式？我社呢？做得比较好的，都是先把图书信息发过来，定期地发送一些图书信息，比如介绍什么的。你们社比较多是先发货过来，我们接收，然后上柜，一个品种大概10本。当然，我们是比较喜欢先看到图书信息的，如果比较合适的，这样就能先多进一些，也比较好处理图书。目前还没有。(如果出版社有这方面的合作意愿呢？)当然还是比较欢迎的，我们也像知道出版的依据等。这些都可以合作。E我留意了一下，像我社今年出版的图书《我即语文》、《孙绍振如是解读作品》等，电脑查询都显示为卖完了，而2005年出版的一套新教育文库，有一个系列是《教育有梦》《教育有悟》五本，其中四个品种都卖完了，书店方面会怎样处理？(查询后)如果是近期出版的书卖完了，我们会和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因为程序要走一些，双方都可能延误一些时间，你说的那两本书应该会尽快处理，我们书店自然很乐意多卖书。(像刚才说的那系列新教育文库的书，今年二三月份的时候我们作了重版，不仅仅是重印，如果书店知道这样的信息，是否会考虑再进货？)哦，这些可能还比较欠缺沟通，因为得跟很多出版社联系，所以如果有出版社主动告知，我们会反应迅速点。●加强并扩展与卖场联系可能是今后的一个工作点。如果能就图书出版和销售的信息作双向交流，双方之间的合作可以有更多的共同点。比如门市部方面就比较希望出版社能预先提供出版信息，这样卖场推广也相对能尽早跟上，并做到详尽。另一方面，在出版社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通过信息沟通，避免书商被动接货，也能有效避免图书被退货。此外，关注销售情况，主动联系，并将重版图书信息告知，也可能有利于双方深入合作。教辅方面，省外出版社通用的，似乎是教育系统与市场并重，所以市面上有大量流通，这点可能也可以借鉴，因为当前学生用的教辅不仅仅是学校征订的那少数的几份。(2)销售代表访谈要点A哪些教辅销售比较好？都是谁编写的？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全解》、龙门书局《三点一测》、《启东中学作业本》这些都比较好卖。薛金星主编的，北京仁爱教育编写的，名校编写的一些教辅都很多人买。B内容上呢？讲解性质的。题目大都差不多，很多老师都推荐学生买刚才说的那几种书。●购买者一是教师介绍，二是看重讲解性质。前文提及，有学生建议在教材教辅类图书背后适当添加相关学科的课外延伸资料，若能就此三方多作深度挖掘，当能使《名校学案》的品种和内容多元化。(四)思考与建议1．图书出版当前比较热门的图书是人文社科类(可涵盖文学)、少儿读物、教辅，教师读物品种虽然不少，但和教师及大中专、研究生相关专业的人数不少，因此市场额度开发还是较少。我社在这几类图书均有开发传统，从近日观察来看，建议:(1)以民国时期系列图书为辐射点，做大做强社科类图书。现有民国系列图书形成品牌，有社会效益。而近年来民国时期事件及人物渐成热点，若能结合当下对民国历史的兴趣，逐渐把学科研究与历史普及相结合，当有更好效果。(2)少儿读物可从低幼入手，利用本省优势，着重开放学前教育资源。此外，根据幼儿阅读习惯，图文结合地将经典文学或民间故事以童话的形式作相关出版，既能作为育儿读物，也能作为幼儿读物，还可作为课外读物延伸。(3)注重小学教辅研发。2．图书营销(1)以《闽教书香》为基础，定时及时将图书出版信息图文，通过电子文档、纸质产品等方式，并第一时间告知卖场。其中，对一些比较重点的图书，建议改变等图书出版后才发布消息的做法，采取紧跟选题、适时公布、酝酿铺陈、后期跟进等方式，使图书出版与宣传不再两层皮。(2)结合官方媒体和大众期刊，对图书作相应推荐。官方的如《中国新闻出版报》、《出版人》等，较受大众认可的读书类期刊则有《中华读书报》、《读书》等，特别是《读书》，读者群有十余万之众，有更高学历，建议可和其出版社加强合作。(3)销售上与书店保持联络，争取与省内卖场保持紧密联系，从而及时收集市场信息和卖场信息。用“图书信息——图书——销售信息——市场信息”的模式，使发行出版一体化。(4)以教育图书为平台，创办读书会。通过一周的调查、学习，本人感受到当前我社图书既有传统优势，又面临激烈，在对市场进行一定了解的情况下，作了个人的汇总与分析。考虑到信息及分析为个人观察所得，难免疏漏片面，希望能抛砖引玉。

　　研究专长

财政史 经济史 清史

在国内外学术机构任职情况

曾任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同志社大学商学部、台湾中央研究院客座教授、客座研究员

承担的重要科研项目（2003-2008）

15—20世纪长江流域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教育部重大项目

清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晚清财政说明书，国家清史项目

《清史·典志·盐政》，国家清史项目　　主要论著（最具代表性的三部）

《清代盐政与盐税》，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清代军费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清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代表性论文

清代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调整，《历史研究》1997年5期

清代前期奏销制度与政策演变，《历史研究》2000年2期

清代财政制度的近代化，《东瀛求索》第11号；日本东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2000年4月

清末民国年间日本对华调查报告中的财政与经济资料，《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

近百年来清代盐政研究述评，台湾《汉学研究通讯》第25卷第2期，2006年5月

获奖情况

《清代经济政策研究》系列论文，1988年获湖北省青年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

论文中参考文献引用的是国家颁布的文件或纲领政策，要用字母S表示。

例如：引用的是国家标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则，在参考文献中格式为：

[13]GB/T 16159-1996，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S]。

参考文献标准格式是指为了撰写论文而引用已经发表的文献的格式，根据参考资料类型可分为专著[M]，会议论文集[C]，报纸文章[N]，期刊文章[J]，学位论文[D]，报告[R]，标准[S]，专利[P]，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A]，杂志[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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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引用一次的文献的页码（或页码范围）在文后参考文献中列出。格式为著作的“出版年”或期刊的“年，卷（期）”等+“：页码（或页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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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格式

1、首先了解国内外古籍保护的政策法规、发展趋势、需求情况等信息，可以通过阅读各种相关的学术或职业杂志、网站等途径获取。

2、其次将目光放到古书保护的相关社会组织，例如，国家文物局，故宫文化。

3、最后通过各大求职招聘平台，搜索古籍保护等相关岗位信息，根据个人的需求找寻即可。

中国古代在信息传播技术不够发达的情况下，榜文、告示成为官府向民众公布政令、法令和上情下达的重要载体。历史上告示的称谓有多种，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也有变化。如秦、汉、魏、晋时期称‘布告’者居多，唐、宋、元各代和明代前期，‘榜文’、‘告示’、‘布告’等各称混相使用，此外还有告喻、文告、公告等称呼。明代中叶以后，大概是出於‘上下有别’，并区分其适用地域的范围，君主和朝廷六部的布告称榜文，地方各级政府和长官的布告则称为告示。榜文、告示都是官府针对时弊或某种具体事项向百姓公开发布的文书，二者虽叫法相异，实际是同一性质的官方布告。

榜文、告示是兼有法律和教化双重功能的官方文书。就其内容和功能而言，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以晓喻、教化为宗旨。内容是力陈时弊，申明纲常礼教和治国之道，意在使人知所警觉，趋善避恶。二是重申国家法律和公布地方官府制定的政令、法令，要求臣民一体遵守。后一类榜文、告示具备法律的规范性和强制性，其作为有法律效力的文书，是国家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古代法律的形式之一。

制定和发布榜文、告示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我国古代一直有重视发布政令、法律的传统。西周的‘悬法象魏’之制，就是朝廷宣示法律和对民众进行法制教育的一种方式。春秋末期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晋国大夫赵鞅和荀寅‘铸刑鼎’，则是诸侯国公布法律的创举。历代为把法律和政令贯彻到基层，使百姓知法守法，都很重视法律和政令的公布。自秦汉到唐代，运用榜文、告示公布政令、法令成为官府经常采用的方式。史籍中有关这类的记载甚多。查阅两汉、唐宋诏令、及会典类文献就可看到，‘格文榜示’、‘版榜写录此条‘之类的用语频频出现，一些榜文、告示后也有‘布告中外，令使知悉’的要求。宋元时期，地方官府和长官运用榜文、告示公布政令、法令的做法已很盛行，本书收录的朱熹榜文、真德秀榜文谕示、黄震榜文、王恽告示等就是这类文书。明清时期，不仅君主和朝廷六部发布榜文，各级地方长官和巡按各地的朝廷命官也把发布告示做为治理地方的重要措置。在地方志、历史档案、明人和清人文集中，特别是在一些主持过省、府、州、县政务的官员的文集中，就保存了大量的告示和告示汇集类文献。

因时代久远，明代以前发布的榜文、告示大多失传，完整存世的这类文献已不多见。现知的明清两代的榜文、告示，明中叶至清末各级地方政府颁布的告示数量相当可观，而君主和朝廷六部发布的榜文，除明太祖朱元璋颁布的《教民榜文》、《南京刑部志》所载明太祖、明成祖在洪武永乐年间颁布的榜文以及《军政备例》所辑榜例外，则比较零散且存于各种史籍、档案中。鉴於由君主发布的两部代表性榜文已分别收入《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出版，也鉴於历代发布的劝谕、教化类榜文，内容大多雷同，本书主要收入宋、元、明、清四代有关地方长官发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榜文、告示。

各级地方政府和长官用以公布法令、法规的榜文、告示，不是官员随意可以发布的，它的制定和公布有一定的审核、批准程序。其程序以制定权限的不同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下级针对某种事项拟定榜文、告示文本，经呈报上级批准后，以下级长官名义发布。另一种是由上级针对某种事项制作榜文、告示文本发给下级，以上级长官名义发布，或授权以下级长官名义发布。还有一些属於劝农、观风、丧葬、育婴、禁赌、防盗、风俗等方面的榜文、告示，均因有规可循，各级地方政府可依照朝廷授权或上级的有关政令、法令的精神制定发布。榜文、告示通常是张贴或悬挂在道路四通八达或人口密集之处，以便及时让更多的百姓知晓。另外，有一些告示是专门针对诸如吏胥、兵丁和书生等特定羣体发布的，这类告示通常是在被告知的对象所在地公告或张贴的。

具有法律效力的榜文、告示，以规范民间事务管理、地方行政事务管理等方面的法令、法规为主，其内容涉及到吏治、安民、钱粮、学政、约束兵丁、盐禁、救荒、庶务、关防、狱政、词讼、乡约、保甲、风俗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榜文、告示所及事项，既有诸如防火、防盗、息讼、禁赌、禁杀牛、禁胥吏勒索等普遍性问题，也有因地域、人文环境、习俗各异和天灾、战乱出现的特殊性问题，如遇凶年赈济灾民，在社会动荡时期强化团练，禁止某地的陋习，在某一特定地域兴修水利和其他工程，或推广适合於本地生长的农作物及种植方法等。这些榜文、告示生动具体地记录了地方政府实施法律、法规和乡里治理的情况，也记载了当时的法律环境和各种社会问题。

与其他官文书、法律、法规比较，榜文、告示具有以下特色：其一，文字比较简洁，带有书写告示人员的语言风格。榜文、告示大多篇幅较小，围绕陈述事项条分缕析，申明法之所禁。出於不同官员之手的榜文、告示，文风各异，讲究修辞者有之，朴实无华者有之，用口语写成者有之，但语言一般都较为精炼、通俗，易於为基层民众所理解。其二，内容针对性强。它通告的事项通常单一、具体。这些事项是当地亟待解决的突出社会问题，或者是国家法律未曾涉及的具体问题。告示通篇围绕要解决的问题阐明是非、利害，并有相应的处置措施。其三，规范性较差，适用效力较短。榜文、告示一般是应急而发，通常是在短时期内发挥作用，一旦问题得以解决或官员离任，其效力往往不能持久。

在中国古代的地方法制建设中，榜文、告示有其他法律、法令和官方文书不可替代的作用。历代制定的法律种类甚多，条目冗杂，平民知之甚少。榜文、告示寓申明法令与道德教化於一体，内容是百姓关心的民间事务。官府以榜文、告示的形式公布和宣传法律，针对具体事宜具体指导，它在实施法律方面具有直接、快捷的特点。在古代地方官府官吏有限、信息传播不便的条件下，榜文、告示不仅是公布法律法令和进行法制教育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加强官民沟通、提高办事效率的有效方式。

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律、例、令等各种法律形式并存，朝廷立法与地方立法并存。地方立法作为朝廷立法的补充，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以地方长官名义发布的法令、法规，大多是运用榜文、告示的形式公布於众的。朝廷制定的一些有关治理地方的单行法律及实施法律的措施，也常是运用榜文、告示的形式向民众进行宣教的。因此，要全面、正确地认识和阐述中国古代法制，必须注重对榜文、告示的研究。

由於历史上发布的榜文、告示散存於各类古籍之中，利用起来十分困难，学界长期以来尚未对其进行探讨。为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杨一凡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起，陆续进行了榜文、告示的搜集工作，经多年努力，复制了一批这方面的珍贵资料。但因许多古籍未来及查阅，选编工作迟迟未能进行。二○○五年春，在内蒙古大学法学系任教的王旭到北京研修。两人通力合作，历时一年有余，又查阅了数千部古籍，大体弄清了古代榜文、告示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本书的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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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明诗综列朝诗集哪部好，中国迄今选录明代诗篇最多的诗歌总集，是明末清初文学家、史学家钱谦益纂辑的《列朝诗集》。它是清初编刊的两部明诗总集名著之一，另一部为清初文学家、学者朱彝尊编纂的《明诗综》。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蒙叟、东润遗老、绛云老人等，世称虞山先生。江南常熟（今江苏常熟）人。明万历进士。崇祯初官礼部侍郎，遭排挤而被革职。南明福王即位南京时任礼部尚书。仕清后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任职六月即告病归。曾因黄毓祺起义案一度入狱。后曾暗中参与反清活动，并筑绛云楼以藏书检校著述。诗文颇负盛名，为当时文坛盟主。撰有《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苦海集》等，编有《列朝诗集》《吾炙集》等。《列朝诗集》八十一卷，编成于清顺治九年（1652），书名原题《国朝诗集》，因成书时朝代已易故改题今名。编选本意欲仿元好问《中州集》，以诗系人，以人系传，旨在以诗存史，保存一代文献。编者选录明代二百七十八年间的诗作，入选诗人一千三百九十二家，诗二万一千八百九十七首①。其选录明诗数量，列明清时明诗选本之冠。全书分为乾、甲、乙、丙、丁、闰六集。乾集为帝王，闰集为僧道、妇女、宗室、域外等，甲集至丁集按诗人年辈排列，选辑洪武迄崇祯间诸家之诗。各人名下均列有小传，不但记载生平，且有评语。本书涉及面较宽，不少名声不著的小家借此得以传世。有些记述在今天已是罕见的史料，弥足珍贵。钱氏本人作为当时诗坛盟主，小传中有关诗的评论，常有精辟独到的见解。但在谈及诗家不同流派时，往往以个人好恶取代客观标准，存有门户之见。清人对此书则颇有贬词。例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谓其“以记丑言伪之才，济以党同伐异之见，逞其恩怨，颠倒是非，黑白混淆，无复公论”。此论失之偏颇，不为后世诸多学者认同。

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一月初二日，清廷以“语涉诽谤”将《列朝诗集》列为禁书，毁版禁行，故此书流传极少。直到清末，统治者政策逐渐松动，宣统二年（1910），上海神州国光社始有翻刻铅印本问世。因此本书成书以来仅有两种版本，一为此铅印本，一为成书时的顺治九年（1652）毛晋汲古阁刻本。康熙三十七年（1698），钱谦益的族孙钱陆灿曾汇集《列朝诗集》的小传为一编，单独刊行，名为《列朝诗集小传》。此书乾隆四十七年（1782）五月二十九日亦遭禁毁。《列朝诗集》今有1989年4月上海三联书店据毛晋汲古阁刻本翻印的影印本（出版时副题为《诗歌总集丛刊·明诗卷》），2007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十二册许逸民、林淑敏据毛晋汲古阁刻本和神州国光社铅印本整理的点校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12月据毛晋汲古阁刻本影印的全六函三十六册线装本。《列朝诗集小传》（上、下册）则有1957年11月古典文学出版社铅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9月据此再版。

据悉，由章培恒、倪其心等主编的《全明诗》，预计全书编成后，总册数在二百册以上，总字数超过一亿。参与编纂这部汇聚有明一代诗歌大型总集的，是北京大学中国古攵献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杭州大学中文系和复旦大学古籍所的有关人员。尽管章培恒教授已于2011年6月病逝，但编纂工作仍在进行中，待《全明诗》问世，它将取代《列朝诗集》，成为规模最大的明代诗歌总集。

注释

① 此处入选诗人数，依据尹玲玲《清人选明诗总集研究》一文中的数据。该文系其苏州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而一般资料持入选诗人一千六百余家、一千八百余家、约二千家诸说，且多不列出入选诗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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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230千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

2、《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306千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

3、《唐代政治经济史综论--甘露之变研究及其他》，商务印书馆，2012年4月。 1、《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主编黄时鉴，本人主要编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二部分，约280千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

2、《二十世纪唐研究·土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50千字。 1．《伯希和三七一四号背面传马坊文书研究》，20千字，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5月版。

2．《马社研究—伯三八九九号背面马社文书介绍》，38千字，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北大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3．《牒式及其处理程式的探讨—唐公式文研究》，44千字，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三辑，北大出版社1986年2月版。

4．《关于归义军时期一份布纸破用历的研究—试释伯四六四零背面文书》，54千字，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三辑，北大出版社1986年2月版。

5．《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前期和籴之特点》，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北大出版社1989年 月版。

6．《金山国立之我见》，24千字，载《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2期。

7．《唐代前期市估法研究》，16千字，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6月版。

8．《论麴氏高昌臧钱》，14千字，载《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9．《唐代前期和籴政策与政局之关系—唐代和籴政策研究之二》，28千字，载《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10．《唐代六品以下职散官受永业田质疑》，15千字，载《文史》第34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

11．《陈寅恪先生之史识与史法》，19千字，载《学人》第三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12．《唐代胡化婚姻关系试论—兼论突厥世系》，24千字，载《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8月版。

13．《唐代西州土地的管理方式—唐代西州田制研究之三》，24千字，载《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14．《部田及其授受额之我见—唐代西州田制研究之四》，24千字， 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4月版。

15．《唐代中后期的和籴——唐代和籴政策研究之三》，18千字，载《文史》第41辑，中华书局1996年4 月版。

16．《读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5千字，载《中国文化》13期，中国文化杂志社1996年6月。

17．《〈唐西州高昌县授田薄〉整理与断代——唐代西州田制研究之二》，17千字，载《学人》第十一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6月版。

18．《李训郑注与牛李党人——甘露事件研究之四》，14千字，载《学术集林》第13期，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5月版。

19．《论于谦在正统景泰之交的作用》，载《于谦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20．《唐代西州田制的普遍意义——唐代西州田制研究之一》，18千字，载《文史》第44辑，中华书局1998年9 月版。

21．《读卞锡麟教授文后》，3千字，载《中韩人文精神》，学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22．《“甘露之变”前后郑注行踪考辨》，10千字，载《文史》第46辑，中华书局1998年12月版。

23．《“惜训恶注”与时人心态——甘露事件研究之三》，载《唐研究》六卷，2000年12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24．《西州成立时间考》，载《文献》2001年1期。

25．《唐代西州合户之授田额——唐代西州田制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卷，187－194页，2001年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26．《李训郑注与甘露之变——甘露事件研究之二》，21千字,《文史》总56辑,2001-3,2001年11月。

27．《唐代敦煌吐鲁番地区的戍与长行坊——驿传制度向长行制度变化之一侧面》，18千字，载《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甘肃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28、《麴氏高昌和唐代西州的葡萄、葡萄酒及葡萄酒税》，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总第68期，2002年12月15日，29千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