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绘画

　　中国画简称“国画”，我国传统造型艺术之一。在世界美术领域中自成体系。大致可分为：人物、山水、界画、花卉、瓜果、翎毛、走兽、虫鱼等画科；有工笔、写意、钩勒、设色、水墨等技法形式，设色又可分为金碧、大小、青绿、没骨、泼彩、淡彩，浅降等几种。主要运用线条和墨色的变化，以钩、皴、点、染，浓、淡、干、湿，阴、阳、向、背、虚、实、疏、密和留白等表现手法，来描绘物象与经营位置；取景布局，视野宽广，不拘泥于焦点透视。有壁画、屏幛、卷轴、册页、扇面等画幅形式，辅以传统的装裱工艺装璜之。人物画从晚周至汉魏、六朝渐趋成熟。山水、花卉、鸟兽画等至隋唐之际始独立形成画科。五代、两宋流派竞出，水墨画代随之盛行，山水画蔚成大科。文人画在宋代已有发展，而至元代大兴，画风趋向写出意；明清和近代续有发展，日益侧重达意畅神。在魏晋、南北朝、唐代和明清等时期，先后受到佛教艺术和西方绘画艺术的影响。中国画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境，要求“意存笔先，画尽意在”，强调融化物我，创制意境，达到以形写神，形神兼务，气韵生动。由于书画同源，以及两者在达意抒情上都和骨法用笔、线条运行有着紧密的联结，因此绘画同书法、篆刻相互影响，形成了显著的艺术特征。作画之工具材料为我国特制的笔、墨、纸、砚和绢素。近现代的中国画在继承传统和吸收外来技法，有所突破和发展。

　　古代世界的三大艺术高峰，是非洲的埃及、欧洲的希腊和中国的盛唐。虽然地跨三大洲，艺术的表现形式不同，但三者有着共同的精神，都是面向现实生活，是从生活中走出来的艺术。自那以后，非洲艺术无太多的发展与变化，一直保持着原始朴实自然的风貌。欧洲艺术跨越希腊时代，受神学精神的桎梏，绘画曾一度走向死亡，但是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把绘画从死亡中拯救出来，使它从神坛回到人间，人性成为绘画的主题。中国唐代画师蔚起，焕然称盛，林风眠研究多年而在留学归来成文的《中国画新论》中称赞道：“这个时代的画风，因取材自然界的描写，作风纯系自由的、活泼的、含有个性的、人格化的表现。初期中，如顾恺之的风格，细致高雅的意味；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尤可想见其当时作风之超逸。”中国绘画走过盛唐，进入一个比较复杂的局面，山水花鸟和人物画的分离，有着峰回路转的迷离风光，但经五代、两宋及元、明，再经过清代的二百几十年，虽是画派纷呈，已如水流花谢，春事都休，连一点回光返照的影子都没有了。

　　如果分头而论，唐代的绘画同文学一样，一切都到了成熟阶段。唐初人物画，以立本、立德阎氏兄弟为代表。到开元之后，吴道玄的画派，风靡了整个画坛，后起画家如张萱、周昉，无不以他为宗师。特别是他们笔下的仕女，不论初唐崇尚削瘦，中唐以后追求肥壮的形态，但都是恢弘博大，显得气度高华，即使是面部、四肢与肌肉及服装这些难以传达的形态，都扼要而生动，有一种亲切的气氛，从他们的独到观察力来讨论，足见这是来自生活。到了宋代，一部分画家再往细微方面走，一部分一反旧习转到了豪放一路。走向细微的，写实的范围及动态表现都不及唐，气格显得小了；走向豪纵阔略的，虽清刚爽利，体态流动富于外向性，可传到明代好往粗鄙的路上狂奔，影响之大虽如洪水狂澜，但很快就结束了。明的后期及清代仕女，都是小鼻子小眼，完全脱离人的本性，只是从旧纸中寻生活了。

　　唐代山水有诸名大家，如大小李将军、吴道子、荆浩，但他们的画迹泯灭，无从评论，我们所能见到的古代山水车，在北方以范宽为最早，江南的以董源为最早。范宽笔力苍健，擅于写正面折落的山势，刻骨地表达了山的质的一面，气势雄峻，一种真实的感觉，好像那群峰壁列，真的如压在面前一般。董源的画派，没有险峻的山峦、奇巧的装点，多平稳的山势，高下连绵，映带无尽，林麓洲渚，是一片真实的江南景色。南宋山水画，转变了方向，对描绘对象，显得简略、空旷而单纯。元代继承了北宋的遗风，虽然黄公望对富春山水和虞山有过真实的体验，王蒙对泰山也作过实地描写，但泥古的心情远远超过了对真实的关怀，他们的笔墨很少从真实的境界中出来，只是一味地从前人的技法中寻找自己的生命。倪瓒表现的已是一种消极的风格，把真实的形象处于配角的地位，只是在表现那百读不厌的笔墨。这一风气，一直影响到明清两代，只是接受前人的技法，绘画的主旨反逐渐地遗落了。他们大多是剥皮主义，所谓新的风貌，也只是从剥皮中产生，并不知道真实。从明董其晶到清初“六家”，走的是同一条路，萎靡地拖延了五六百年。可是道济和尚石涛，没有接受定传染，对山水画的革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表现了当时环境的独立精神。

　　花卉之初创，也是作为人物的配角而存在的，唐代开始，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唐代的殷仲客的花鸟写真、吴道子的墨竹、李隆基及萧悦也都是花鸟专家，但没有作品流传于世。从唐末的黄筌、黄居采父了，南唐的徐熙、徐崇嗣祖孙，虽然画风不同，但都是崇尚真实的写生。自此以后，中国的花鸟画一直沿着写实的路子在发展，皇帝老儿中也不乏花鸟画高手，南唐后主李煜，创造了“金错刀”体势，宋代徽宗赵佶的工细双勾花鸟，领导着画院，从事写生的研究，特别是水墨花卉画家历代都有高手，无论工细的或豪放的，所追求的风格都是温静娴婉，笔墨情意，而且“人格化”了的。这又影响到山水和人物，形成了当时所谓“士大夫画”、“文人画”。历史的沧桑，朝代的更替，加上宋明理学的兴起，对故国的思念之情及神秘玄学的追求，绘画就渐渐地离开人间烟火，只是以笔情墨趣来表现空灵与超脱了，而遗忘了人类基本的生物情绪。画家只在传统成规中兜圈子，不像古人那样深入自然，虽然有着回归古人高贵神韵的愿望，但却少由自然唤起的基本生命感，画面必然越来越干枯、脆弱、空虚。

　　自明代以降，绘画中不乏革新之士，如明代的陈道复与徐渭。陈的精力所聚，在于秀媚的风姿与流宕的情趣，笔意清发，墨韵明净、粗中带细的描绘，创造了一种亲切的意境。徐和注意力，集中在情趣的散豁，水墨泛滥，舞秃笔如丈八蛇矛，使酒狂歌，放诞不羁，有令人震惊的气势。清初的朱耷与道济，他们都是明王朝的宗亲，明亡入清，朱耷运用秃笔，凝重圆润，显得朴苠酣畅，有特殊的含蓄情味，他笔下的鱼鸟，突出夸张的描绘。增强了奇特的灵动性、倔强性与创造性，不是一般寻常想象所能范围的。道济从山水到花卉，全面领导着革新运动。朱耷也道济就是一种新生命的诞生，是超前绝前代的创格。扬州八怪诸家，也试图在前人的基础上创新，而在前的是一条失败的道路。

　　从这一简单的历史叙述中可以看出。明代开始，有识之士就已经感到中国绘画在走向衰微，入清以后，这种衰微把中国画送上日暮途穷的绝路，虽有着矢志革新的人，但都无法力挽狂澜。

　　从宋代到元明清三代六百年，按林风眠的分期展示于过渡性的第三个时代，他在《中国画新论》中写道：“第三个时代有无结果尚未可知，唯在此长液漫漫的黑暗中，新旧思潮之直接而急迫澎湃争执，其结果如何，亦正未可说定。”

　　二十世纪初，中国处在一个优患重重、动荡不安的时代，也是一个创造机会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政治革命迈上一个新的里程，文化也遭到空前的冲击，社会在痛苦中起了变化。新旧交替的混乱局面，正宜突出天才的诞生。在文化上以白话文为主体的新文化运动，造就了不少新文学俊杰，中国画的革新运动更激发了第一流的绘画智慧，产生了许多承先启后的画家。赵之谦、虚谷、蒲华、任伯年、吴昌硕相继进入画坛，使得衰落时期的传统绘画爆发出耀眼的火花。但社会演变的缓慢制约了艺术的发展，他们虽有创造，只不过是文人画传统的延续，无法阻止中国画的继续衰微。黄宾虹“真山真水”，齐白石的“民间味”，虽然给中国画换了一点血液，使旧有的形式焕发新的光彩，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画走向衰微的命运。

　　中国画的革新要选择一条全新的道路，已是大势所趋了。

　　这样，我们就发现在寻求突破传统的道路上，与以上诸家举着不同旗帜的是借鉴西方绘画。以油画水彩作为表现工具，以新颖的技巧与中国绘画相结合，达到中国画的“现代化”。中国画向西方学习，走着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最早是高剑父、陈师曾、李叔同等留学日本，从日本的绘画中学生西方绘画技术。因为日本比中国早接触西方，日本绘画也随之传到西方，致使西方人认为日本绘画代表了东方风格，或者说就是中国绘画，这是一种误解。虽然从康熙晚年到雍正乾隆三朝已有几位从欧洲来的画家任宫廷画师，如意大利人郎世宁，法国人王致诚、艾启蒙等，但他们的活动只限在宫廷，并没深入民间，因此对中国绘画没有发生多大影响。

　　辛亥革命后，由于共和政府的领导，开始注重吸收西方文化。艺术方面，幸而有蔡元培，他努力提倡新艺术思潮，鼓励并协助国人到欧洲留学。但民国初年，欧洲正处于第一次大战期间，赵欧大多数国家留学极不方便，即赴法留学。最早赴法留学学艺术的有李超士（1911年赴法，1919年回国）和方君璧（幼年即赴法留学），再就是林风眠、徐悲鸿和潘玉良了。再以后就是受林风眠和徐悲鸿影响的艺术家，大都是二十年代晚期到巴黎的，如汪日章（1926年赴法）、王临乙、刘开渠（均于1929年赴法）；还有周圭、唐蕴玉、庄子曼、陆传纹（均于1930年赴法），此外还有常书鸿、司徒乔、张荔英、陈士文、黄觉寺、滑田友、庞薰琹，都在这时赴巴黎留学。

　　历史已经证明，在众多留法学艺术的艺术家中，不少是人天才画家，画出一些在世界艺术史中占一定地位的作品。但带有明确宗旨，创立中国新的绘画艺术的，只有林风眠与徐悲鸿。他们又各自规定了所肩负的使命，林风眠是要使中西艺术融合，创造全新的艺术；徐悲鸿则是志在用西洋画的技巧来改造中国画，使之新生。

　　林风眠在留学期间形成“调和中西”的绘画主张，是因为他把中国传统绘画已经看透了，他认为：元明清三代六百年来绘画创造了什么？比起前代来实是一无所有。在绘画史上决算起来，不特毫无所得，实在是大大的亏了本。所得到的只是因袭前人之传统与摹仿之观念而已。这个从"黑暗时期"走过来而失去生命的绘画，光靠打强心针能把它改造出新的生命吗？

　　苏轼在中国文人绘画发展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有关这一点，过去我们理论上的认识多，而结合作品对他具体的绘画实践分析较少。其主要原因是苏轼现存的作品数量很少，而且是否为其真迹也十分可疑。不过，应该看到，即使现存的这些作品都是赝品，也完全有分析它们的必要，因为在原作不存的情况下，赝品也能成为我们认识一个艺术家的重要依据；至于作品数量的多少，那就更不是理由了。

　　从苏轼现存的几幅作品，诸如《枯木竹石图》《古木怪石图》《潇湘竹石图》及后世关于苏轼画作的评议来看，苏轼的绘画作品在题材上尽管广有涉及，但他最为喜爱的，不过松、木、竹、石而已。苏轼常以松木竹石入画，初看之下似乎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松木竹石从造型难度来说，远低于山水花鸟，二是这些绘画题材能充分显示书法笔意，展示苏轼深厚的书法功底。所谓“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须八法通”①。不过，这两方面的原因，实际上仅仅是表层的。苏轼在绘画造型上何以要避难就易，他何以要以书入画，这显然都值得深究。

　　应该看到，苏轼绘画造型方面的避难就易，并非是由于苏轼造型能力低，无力描摹形体结构复杂的对象。据载，苏轼也擅画人物、佛像。他画的蟹，琐屑毛介，曲隈芒缕，无不具备，显示了较高的写实能力。所以，对于造型难度较高的物象，苏轼非不能也，乃不为也。苏轼选取松木竹石入画，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他尚简、尚写及审丑的文人画美学趣味。

　　尚简，历来被认为是文人画最突出的审美趣味，最能代表这一趣味的言论不外是倪瓒所谓的“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毛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②。文人画意义上的“简”，实际上是从苏轼开始的。苏轼不但在理论上倡导“简”，所谓“发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而且还在自己的创作中亲自进行实践，他的画作，是体现文人画尚简趣味最好的范本。

　　松木竹石，就其构形来讲，是画家极易掌握的。这些构形简单的事物，使画家即使有高超的写实功夫，也无多少用武之地，远不像人物、花鸟、山水、楼阁、宫苑那样，能为画家充分展示自己的写实还原能力提供广阔的空间。然而，就是这些构形简单的物象，在苏轼那里也仍然不是一成不变地进入画面。从苏轼常画的木、竹、石这三种形象来看，木在苏轼画面上并非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的树木，而是只存躯干和枝条的枯木；竹也并非常见的青青翠竹，而是墨竹；石也并非繁多重叠的山石，常见的往往是形态丑怪的一块奇石。在《古木怪石图》中，画面仅存寥寥的几个形象，怪石、枯木、三两撮细竹和衰草。怪石、枯木占去画面绝大部分空间，成为主要形象，除去三两撮细竹和衰草外空无一物。这种极端简化的处理，使苏轼的绘画一开始就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物象的“物质性”之外，去关注它们所蕴涵的生命意味。难怪黄山谷题苏轼所作《墨竹》时要赞叹道：“因知幻化出无象，问取人间老斫轮。”③

　　对比院体画、画工画，我们对苏轼尚简的文人画趣味会有更加深入的认识。院体画、画工画一个最基本的特点是追求形似，追求外貌形体的写真。惟其如此，这类绘画就自然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物象的外在形貌上，力求形貌再现的惟妙惟肖，充分还原。从黄居肕、赵伯驹、刘松年等

　　院体画家的作品中，都能充分领略到这一特色。由于全力关注于物象本身的写真，因此画家的心性自然被物象坚硬的“物质性”遮蔽，画家只能战战兢兢地匍匐于物象的形貌之下，一丝不苟、精细入微地营造，无力他求。其作品人为刻画的痕迹也较重，无从体现其清新自然之态。相传唐明皇曾召李思训与吴道子共画嘉陵江山水，李思训属精工繁茂的院体画或画工画一路，为充分再现嘉陵江山水的形貌，李思训竭尽雕琢刻画之能事，花了数月的功夫，才得以完成。而吴道子尚简，具有文人画家的趣尚，仅用一天时间就完成了作品。一天的时间，当然就不能对山川景物作精细入微的刻画，而只能化繁为简，突出对象韵致意趣，生命情态。所以苏轼大力推崇吴道子，认为绘画到了吴道子那里，就正如书法到了颜真卿那里一样，步入了发展的一个高峰。

　　而苏轼尚简的画风也正是这样，其简洁的构图与简单的景物，引领欣赏者毫不费力地越过景象“物质性”的樊篱，专注于它要昭示的生命意蕴，那个气化流行的世界。关于简化给艺术带来的丰富容量，美国当代美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这样说：

　　在一件成熟的艺术品，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都彼此相像，天空、海洋、大地、树木、人物，看上去都是用同一种物质材料构成的。这种相似性并没有掩盖这些事物的本质，而是在使它们服从于伟大艺术家所掌握的那种统一力量的同时，把每一件事物再现出来。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所创造的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切原来为人们所熟悉的事物都具有了一种人们从未见过的外表，这个新奇的外表，并没有歪曲或背叛这些事物的本质，而是以一种扣人心弦的新奇性和具有启发作用的方式，重新解释了那些古老的真理。因此，由艺术概念的统一所导致的简化性，决不是与复杂性相对立的性质，只有当它掌握了世界的无限丰富性，而不是逃向贫乏和孤立时，才能显示出简化性的真正优点④。

　　在苏轼的绘画作品中，你的确能领略到阿恩海姆上述的这番道理。由于色彩简化为深浅不等的墨线，画面上虽仍能辨认出木、竹、石等景物，但它们都因基调统一的墨韵和书法的笔意而呈现出一种“彼此相像”的同一性，它们均各自以人们所从未见过的样态呈现出来，构建起了一个只属于苏轼的艺术世界。这个世界荒寒简远、韵味无穷，是画家在广泛观察、掌握了自然万象无限丰富性之后的高度提纯。那似乎随时将旋转滚动的怪石，扭曲紧张的树干，仿佛触角般伸向天空的树枝，甚至那寒风中瑟瑟抖动的衰草，都让人们感觉到生命的亢奋与躁动。既然艺术家心灵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整个作品就很难说是画家自我还是物象自然生命状态的昭示。应该说，画家由于感悟了天地宇宙生生之气，他就具有了以之统一整个物象的能力，于是作品就成为了整个自然生命最本质的呈现。

　　我们看到，苏轼画面形象的简化处理所获得的这种美学效果，若再深究一层，不外是画面形象简率的处理所带来的“陌生化”效应，这就是阿恩海姆所说的“一切原来为人们所熟悉的事物都具有了一种从未见过的外表”，而“以一种扣人心弦的新奇性和具有启发作用的方式，重新解释了那些古老的真理”。对苏轼画面的形象“陌生化”特征的分析，无疑会深化我们对苏轼尚简趣味的认识。

　　“陌生化”又叫“反常化”，它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提出的一个概念。这一派著名的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认为：“那种被称作艺术的东西的存在，正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觉到事物，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的视象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认知的那样；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既然艺术中的领悟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它就理应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造的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⑤在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们看来，艺术是一种“手法”，一种使事物摆脱作为“被创造物”的物质性、让观者与事物建立“感受的”、“体验的”而非“认知的”联系的方法。一般地说，当人们多次感受一个事物后，这个事物就会仅仅让人们认知，甚至对它熟悉得视而不见，它的形体、状貌、质地等等，都不再激起我们感受的兴趣。艺术家要使在人们眼里司空见惯的事物呈现出新的风貌与意义，让我们更切近地感受这些事物，他就必须运用“反常化”的手法，“像描述第一次看到的事物那样去加以描述，就像是初次发生的事情”⑥。如此，艺术形象就能使欣赏者摆脱感受的机械性，此时的感受不再立即提升为认知，而是因“受阻”而得以延长。

　　苏轼画作的这种“反常化”的处理是十分明显的，竹、木、石等景物都经画家“反常化”的处理而呈现出“异样”的状况。以《古木怪石图》为例，画面主体形象之一的古木呈弧状扭曲，枝干中部的斜枝以使画面平衡，树干接近末端突然弯曲一周然后重新伸向天空。树干末端分出的枝条仍呈圆弧形，只是树梢像针一样刺向天空。左边的一石，其状甚为奇怪，山石整体呈圆弧状，其旋转之势与弧状的古木两相呼应。尤其是山石旋转的肌理与弯曲一周的树枝两两相对，其夸张与变形使你感到树与石突然间皆以反常化的状貌呈现，你开始怀疑苏轼是否真的是在画树图石。画面形象的旋转与飞动让你想到它们实际不再是物质世界的古木与怪石，而是一种主体生命与自然生命的叠合与显现。这种处理，使古木更成其为古木，怪石更成其为怪石，它们都以陌生的形貌显示出各自内在的生命力。也正因为如此，枯木与怪石又阻断了人们认知的兴趣，它们不再是坚硬的、粗陋的、物质的木与石，而仿佛就是人们第一次看到的木与石，因而就吸引着人们去感受它们，品味其中涵摄的生命气息。

　　因此，苏轼“尚简”的文人画趣味，归根结蒂是为了使主客体世界的生命情致都能深刻充分地显现，使画家乃至欣赏者不致在工细繁密再现式的形象中迷失对生命的直觉。由简化以及由之而来的物象的“反常化”，使观赏者能顺利地越过物质世界的樊篱，领悟存在于主客体乃至整个宇宙自然中的生命。同时也使文人画家不再纠缠于物象作为物质性的那些细枝末节，使物象真正与生命透明，成为画家主体乃至自然世界生命与力量的“对应物”。

　　不过，对苏轼画作的进一步思考又使我们感到，苏轼“尚简”的趣味如果没有“尚写”的趣味作为基础，没有深厚的书法功底作支撑，又是很难实现的。以书入画的“写”的方法，使点画等基本元素具有了饱满的生命意味，从而强化了苏轼画作的生命意味。

　　书画同体共源，是传统书画关系的一个基本共识。这方面代表性的言论，是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论》中的一段话：

　　庖牺氏发于荥河中，典籍图画萌矣。……颉有四目，仰观垂象。因俪鸟色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天地圣人之意也。……是故知书画异名而同体也⑦。

　　史官仓颉依据天地万物之迹，“遂定书字之形”，而书字的起源，也就意味着绘画的起源。这点后人说得更清楚：“天下书画本同出一源，盖画即六书之一，所谓象形者也。”（何良俊《四友斋论画》）同时，共出一源的书与画都是对宇宙自然之意的表达，都具备相同的性质、相同的内容，这就是书画同体共源的基本含义。惟其如此，书与画，就没有根本的界限，所谓“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即书法所在”⑧。

　　苏轼以书入画，既使画面充满自然生命的意趣，又使绘画的运作迅捷、自然。关于以书入画能强化绘画的表现力，使画面的点画充满生命意味、更加透明，王世贞有这样一段话：语曰“石如飞白木如籀”，又云：“画竹，干如篆，枝如草，叶如真，节如隶。”郭熙康隶之树，文与可之竹，温日观之葡萄，皆自草法中来，此画与书通者也。至于书体：篆隶如鹄头、虎爪、倒薤、偃波、龙凤鳞色、鱼虫云鸟、鹊鹄牛鼠、猴鸡犬草；比拟如龙跳虎卧、戏海游天、美女仙人、霞收月上；及览韩退之《送高闲上人序》、李阳冰《上李大夫书》，则书尤与画通者也⑨。

　　由于书法的点画源自书家对自然万物景象外观的高度提纯，因此它们本然地具有宇宙自然的生命律动，以之入画，就与中国文人绘画的基本宗旨全然契合。所以，在绘画中艺术书法的笔意，就成为文人画家的共识。清代蒋骥在谈到山水画的皴法时就说：“如解索皴则有篆意，乱麻皮则有草意，雨点则有楷意，折带可用锐颖，斧劈可用退笔。”⑩苏轼是有宋一代的书法大家，其尚意的主张，更为强调书法点画对生命意趣的充分显现。当以这种灵动的点画建构绘画形象时，画面自然充满强烈的生命意味。

　　我们看到，苏轼画面上，那些原本毫无生气的枯木、怪石，经书法灵动点画的构形，的确皆具有了强烈的生命意味。怪石坚硬的“物质性”，经苏轼飞白旋转的笔意而完全消解，石头因此俨然一大活物，似石而非石，画面上书法笔意对石头的“激活”作用非常明显，石头仿佛凭借着苏轼胸中“盘郁”一起飞转。再看枯木，那光光的，没有一片叶子的树干与枝条，具有强烈的隶行草笔意，枯木形象所显现的蓬勃怒张的生命力，几乎就是这种笔意的呈现。显然，无论枯木还是怪石，都因书法的笔意而体现出生命的自然之态。

　　对于以书入画给予绘画带来的自然生命之意味，宗白华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一文中说得很清楚：“借助书法中的草情篆意或隶体表达自己心中的韵律，所绘出的是心灵所直接领悟的物态天趣、造化和心灵的疑合。”比照苏轼画作的生命之态，我们的确有强烈的同感。难怪汤篨说：“画梅谓之写梅，画竹谓之写竹，画兰谓之写兰，何哉？盖花之至清者，画者当以意写之，不在形似耳。”

　　这就让我们自然接触到了“以书入画”使苏轼作品呈现的“写”的特征。中国绘画发展到元明清，人们开始从理论上认识到了“画”与“写”的区别，所谓“元人作画，每不曰画，而曰写。直以写字之工夫，写出其胸中所欲写者，写于画幅上，以得神逸气趣为组合之极则”。显然，绘画的“写”是“以书入画”的结果，即绘画汲取了书法对自然景象的高度提纯而简化物象，汲取书法运笔的快捷与自然而运笔成风，所谓：“画家与书法家同，必须气力周备，少有不到即谓之败笔。”绘画“写”的结果，是画面愈益简洁单纯，情志意趣满纸盎然。在苏轼的作品中，简洁、单纯而又充满生命情态的形象，以及构建这些形象的连绵不断的笔意，都明确昭示这是在“写”，而不是在“画”。对此当时的院体画、画工画甚至文同等人的作品，苏轼的画的确是最早“写”出的画。如果说“画”意味着精工艳丽，那么，“写”则意味简率天真。苏轼显然受不了那种追求形似，刻画入微的院体画，因为这类绘画，创作主体拘束局促，画面也充满日常的俗气。苏轼放逸自然的心性，使在日常生活中处处碰壁的他在绘画创作中再也无法忍受循规蹈矩的“画”。那种“五日一山、十日一水”的细心营绝，“画”所带来的精细描摹，只会使画家迷失自我的感性生命，也无视景物生命的自然状态。它只显示出人为的一面，而无法使绘画创作在类于“天工”、与道合一的层面上运作。也因此，苏轼绘画作品这种“写”的特征，使文人真正将绘画从艺人、匠人的手中拯救出来，超越制作而走向创造，从而最终成为士人画（文人画）的显著标志。对此，清代钱杜在《松壶画忆》中有云：“子昂尝谓钱舜举曰：‘如何为士夫画？’舜举曰：‘隶法耳。’隶者有异于描，故书画皆曰写，本无二也。”

　　苏轼绘画艺术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它丑怪的风格。从和谐、悦目这类隶属优美的审美标准看，苏轼的画作一点也不美，他画出的石是怪石、丑石，他画出的树是老木枯枝，他画出的竹是墨竹，画出的草也是衰草。这种画风，与当时盛行的富丽堂皇、精工艳丽、娱人眼目的院体画风形成强烈的对比。按通行的审美眼光，院体画当然是美丽的，它的色彩丰富，构形完备，逼肖原物。苏轼所画的松木竹石，无疑是对这种艳俗之美的挑战。苏轼绘画的这种审丑倾向，从主体方面讲是为了充分展示创作者躁动狂野的生命力，让其获得自然的宣泄，以形成对既定框架的冲击。从客体方面讲，也是为了充分体现宇宙自然中蓬勃向上的生命。

　　其实，身世际遇的坎坷曲折与现实的严酷冷漠，自然使苏轼对世俗的美视而不见，在那种雅致的、和谐的、悦目的美中苏轼找不到自己，也无法实现自己，只有那狞厉的、丑怪的枯木怪石，以其极不和谐的形貌宣示着大自然狂野的力，才让苏轼能够找到自己，确认自己，真正实现心灵对物态天趣的深刻领悟，让自我狂躁的生命与宇宙自然中奔流竞逐的生命合一。关于这一点，孔武仲《宗伯集》卷一《东坡居士画怪石赋》有云：

　　东坡居士壮长多难，而处乎江湖之滨。或夕休于岩，或朝饷于野；或钓于水之滨，或耕于山之下。颀然八尺，皆知其为异人。观于万物，无所不适，而尤得意于怪石之嶙峋。或凌烟而孤起，或绝渚而罗陈，端庄丑怪，不可以悉状也。苍苍，，森森以鳞鳞，彼造物者何简也，此赋形者何多也。盖合之为一气，散之为万物，非尺度所裁量，斧凿所增损。乃知夫黜聪明，捐智巧，则其动作固将有凝于神也。乃濡秃笔，阐幽思，以心虚为象，以感触为大始。混沌黔娄，左右为之相；浮立洪崖，唯诺为之使。称瞬息于千年，托方寸于万里。

　　综上所述，苏轼的绘画艺术很清晰地体现了崇尚自然的文人画审美观，这种崇尚“自然”的画风，人们在品第绘画时把它称作逸品。逸品最早的提出者是唐代的张怀馞，但第一次将它列为“上品之上”的，却是张彦远。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特标“自然”一品，把它列于“神”、“妙”、“能”品之上。根据徐复观等人的意见，张彦远列为“上品之上”的“自然”，实即张怀馞逸品，“逸即自然，自然即逸”。

　　宋代黄修复是这样描述逸品画特征的：

　　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尔。

　　对比苏轼绘画作品，其尚简、写意及审丑的画风，无不合于逸品画“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的特征。可以这样说，逸品画经黄修复理论上的概括和苏轼的具体实践，人们看到了它不可抵挡的艺术魅力。它所表现的美学特征，最合于中国古代艺道合一的大艺术观，最合于文人画家“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的美学追求。在后来画家对逸品画的不继推崇与赞叹中，我们看到了苏轼尚自然的绘画实践，给后代文人绘画以深刻的影响。的确，翻开绘画史，我们不难看到，苏轼绘画艺术尚简、尚写及审丑的趣向所构成的逸品趣味，给元明清三代绘画以直接的滋养。可以说，没有苏轼，就不会有倪瓒、徐渭，不会有朱耷、郑燮。有时，我们翻开八大山人那些意趣盎然的作品，再回头细读苏轼的枯木竹石，我们会深深地感到，苏轼这位在一些绘画史家看来颇有些“业余”的画家，却对后代画家产生了绘画上很“专业”的画家所难以企及的感召力与影响力。

　　参考文献：

　　①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1063页。

　　②同上，102页。

　　③陈高华：《宋辽金画家史料》，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389页。

　　④〔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68页。

　　⑤〔俄〕什克洛夫斯基等著，方珊等译：《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6页。

　　⑥同上，7页。

　　⑦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1-2页。

　　⑧周积寅：《中国画论辑要》，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年，577页。

　　⑨同①，115页。

　　⑩同上，317页。

　　宗白华：《美学与意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220页。

　　汤篨：《画鉴三卷112》，《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7年，183-184页。

　　潘天寿：《中国绘画史》，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

　　同①，199页。

　　同上，935页。

　　同③，391页。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269页。

　　同①，405页。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

　　资料中心《造型艺术》2002年第5期全文转载)

中国传统插图的特点是什么？旧小说有插图和绣像，是我国向来的传统。插图都是木版画，是雕刻在木版上再印出来的,往往画得既粗俗，刻得又简陋，只有极少数的例外。咸丰年间的任渭长，一般认为是我国传统版画最后的一位大师。流传下来的《卅三剑客图》，人物造型十分生动。我国版画有很悠久的历史。最古的版画作品，是汉代的肖形印，在印章上刻了龙虎禽鸟等等图印，印在绢上纸上，成为精美巧丽的图形。版画成长于隋唐时的佛画，盛于宋元，到明末而登峰造极，最大的艺术家是陈洪绶（老莲）。清代版画普遍发展，年画盛行于民间。咸丰年间的任渭长，一般认为是我国传统版画最后的一位大师。以后的版画受到西方美术的影响，和我国传统的风格是颇为不同了。任渭长画的版画集《卅三剑客图》，共有三十三个剑客的图形，人物的造型十分生动。偶有空闲，翻阅数页，很触发一些想象，常常引起一个念头：“最好能给每一幅图‘插’一篇短篇小说。”惯例总是画家替小说家绘插图，古今中外，似乎从未有一个写小说的人替一系列的绘画插写小说。由于读书不多，这三十三个剑客的故事我知道得不全。但反正是写小说，不知道原来出典的，不妨任意创造一个故事。可是连写三十三个剑侠故事的心愿，永远也完成不了的。写了第一篇《越女剑》后，第二篇《虬髯客》的小说就写不下去了。写叙述文比写小说不费力得多，于是改用平铺直叙的方式，介绍原来的故事。其中《虬髯客》、《聂隐娘》、《红线》、《昆仑奴》四个故事众所周知，不再详细叙述，同时原文的文笔极好，我没有能力译成同样简洁明丽的语体文，所以附录了原文。比较生僻的故事则将原文内容全部写了出来。中国古籍版刻插图艺术古人著书立说，重视图的作用。“左图右书”、“左图右史”、“文不足以图补之，图不足以文叙之”，图文并茂，相辅相成，是中国书的一个优良传统。中国历代刻印的书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其中不少附有精美的插图，这不仅是一份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也是研究古代政治、文化、民俗的生动材料。一、中国古籍版刻插图的起源与出现中国的古书，以其生产形式而言，大致可以划分为写本书和印本书两个时代。在汉代以前，人们将书抄写在竹简、木牍等天然载体或缣帛等丝织品上。1942年，湖南长沙战国楚墓中出土一件帛画，上绘彩色图像及类似金文的说明文字，四周绘十二神像，象征十二个月，是我国帛书插图中的较早遗存。所谓版刻插图，就是指用雕版印刷的方式取得的画稿复本。雕版印刷术也称整版印刷术，即指将文字或图画反刻在一整块木板或其他材质的版上，然后在版上加墨刷印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大批取得插图画稿复本。由于古代书版以梨、枣木为主，故这些插图，都是版画，也称为木刻画。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最先应用于佛教经籍插图的刊刻。唐代著名的高僧玄奘法师，就曾雕印佛像普惠四方。唐末冯贽《云仙散录》卷上引《僧园逸录》说：“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可见其数量是不少的。现存较古老的版刻插图艺术品，为1953年在成都市东门外望江楼附近唐墓中出土的《陀罗尼经咒》。此件发现于墓主臂上所戴银镯内，上刻古梵文经咒，四周和中央均印有小佛像。据考，当刊行于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之后。唐代版画遗存中，另一件更为重要的作品，是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刊印的《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扉页画。此件为一个长约16尺的卷子，由六页纸粘缀而成，卷端绘《祗树给孤独园》图，全图纹饰华丽，布局稳妥，线条运用纤柔中见劲挺，是雕版技艺已臻成熟的佳作。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d为二亲敬造普施”刊记，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确切刊印日期题记的版刻插图艺术品和佛教版画名作。中国以版刻形式为图书印制插图，比欧洲早了至少五百多年，此图就是我国早期版刻插图中最负盛名的杰作。唐初诸帝，多采取儒、佛、道三教并重的政策，佛教发展很快。女皇帝武则天改唐为周，借用《大云经》为女主受命于天的符谶，声称她的“龙兴”本是佛的预言，更是大兴佛教。当时造像建寺，遍于国中；士民刊施经卷，蔚为风气。由此而言，当时佛教版画的锓梓，数量必多。只不过因为年湮代远，唐代印品少有留传于今日者。加之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唐武宗下诏灭佛，经卷刻版，皆付劫灰，传留至今的佛教版刻插图，才如吉光片羽，难寻难觅。但根据文献记载和现存实物看，初步可以肯定，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首先在佛教经籍的印制中得到最广泛的应用，佛教题材作品，也成为中国版刻插图艺术史上最早出现的品类。二、承先启后的五代、宋、元插图继唐而起的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裂、大混乱的时代，也是艺术史上的一个相对衰败期。但唐代开创的版刻插图艺术，却在动乱中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五代遗存的版刻插图作品，题材仍只有佛教一种，数量亦如凤毛麟角，但和唐代相比，还是多一些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和《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二图皆刊印于后晋开运四年（公元947），后者题记有“归义军节度史检校太傅曹元忠造”字样，下有刻工雷延美署名，是现存最早一幅刊刻时间、地点、刊施人、刻工姓名一应俱全的版刻插图作品；前者则为现存最早的一幅版刻插图观音像，说明虽然都是佛教艺术品，但在题材选择上，远比唐代要丰富得多。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经过南征北讨、削平群雄，国家复归统一。宋朝重视文治，雕版印刷术全面发展，版刻插图艺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宋代版刻插图艺术遗存，仍以佛教内容为主。其中如宋太宗时刊《御制秘藏诠》插图四幅，是现存最古老的山水画版画；雍熙年间刊《弥勒佛像》、《文殊菩萨像》等四图（现存日本），皆是精品；《大随求陀罗尼曼荼罗》、《大随求陀罗尼咒经》等，也是举世闻名的遗珍。他如南宋临安刊行的《文殊指南图赞》，图版置版面上方，是现存最早的大型佛教插图组画，也可以说是传世历史最为悠久的连环画作品。南宋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本《列女传》，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作品。徐康《前尘梦影录》就评论说：“绣像书籍以来，以宋刊《列女传》为最精。”本书上图下文，版式与《文殊指南图赞》相类。与宋对峙的辽、金、西夏，都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它们在版刻插图这一艺术领域，同样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如辽国都城燕京，就是北方佛教版刻插图艺术的一个重要创作地点。1974年7月，在山西省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发现了大批辽代佛教经卷刻本，其中所附插图十余幅，幅幅都是精品。金朝刻大藏经《赵城藏》（又称《金藏》）扉画，雕版严整有力，深沉浑厚，背景简洁明快，人物个性鲜明，是佛教版刻插图中不多见的佳构。从上文所述，不难看出五代、宋及辽、金的版刻插图，无论在雕镌技艺、雕工队伍、绘制地域，还是在表现内容和手法上，进步都是明显的，为版刻插图艺术在以后的大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元代，也是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元刊书籍插图比两宋不但毫不逊色，而且又有进步。就宗教版图而言，元代完成的《碛砂藏》，扉画严整工丽，远出宋刊之上。更重要的是，中国不少品种的书籍插图，是在元代才开始出现的。如元刊《西厢记》是现存最早的戏曲插图，《全相平话五种》是最早的平话刊本插图，《事文广记》为类书有图之始，这都是版刻插图艺术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因此，宋元是中国版刻插图艺术史上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代。三、璀璨夺目的明代插图明朝，中国图书出版业全面发展，刻家林立，坊肆蜂起，版刻插图艺术也随之进入了兴旺发达的黄金时代。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百花齐放，空前繁荣，是明代版刻插图的第一个特点。经过唐、宋、元几个朝代的探索，到明代，版刻插图艺术不仅在制作地域上空前扩大，而且逐渐形成了建安、金陵、新安三大艺术流派，其他如武林、苏州、吴兴等地的版刻插图，亦各具特色，环绕在三大流派周围，如群星拱月，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各流派、地区版图争妍斗艳，而又互相交流、促进，为中国版刻艺术向更广阔的天地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形式多样，各擅胜场，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二个特点。这主要表现在插图形式除宋、元的单面方式、上图下文方式外，又出现了双面连式、多面连式、月光式等诸多类型，为画家随类赋形，提供了充分的选择余地。由稚拙无华到精丽繁缛，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三个特点，也是其艺术风格上的最大特点。一般来说，早期的建安、金陵派插图，具有粗犷质朴的民间艺术草创风格。自徽派版画崛起，绘必求其细，工必求其精，逐渐成为明代插图艺术的主流，建安、金陵等地版画亦向其靠拢，与其融合，汇为一体，使中国插图艺术更加璀灿夺目。这大抵是因为明万历中晚期之后，有大批文人学士参加到插图的创作中来，使插图不仅仅是图书的装帧、文字的图解，而且也是文人案头的清玩。知识分子的加入，对提高插图的社会地位，促其在质与量上产生飞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插图艺术队伍专业化，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四个特点。明代插图艺苑，留下姓名的画家极多，如汪耕、汪修、蔡冲寰、何英、卢霞子、熊莲泉、张梦征等，都是一时名家。这些人辛勤耕耘，留下了难以数计的作品，如今天尚能见到的王文衡作品，即不下数十种之多。一些脍炙人口的大画家，如唐寅、仇英、钱谷、丁云鹏、陈洪绶等，也为插图绘制画稿。明代刻工，更是多如繁星。如徽派刻工的主将——安徽歙县虬川黄氏刻工，见于《虬川黄氏重修宗谱》著录的，就有近三百人。他们父子世业，兄弟相传，而且流寓南北各地，对徽派版刻风范的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他如旌德鲍承勋、郭卓然，武林项南洲，吴兴汪文佐，金陵刘素明等，皆是一代名工圣手。这样一支庞大的刻工队伍，成为明代版刻插图艺术大发展的人才基础。技法上精益求精，突飞猛进，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五个特点。建安、金陵两派的早期插图作品，技法上仍略显粗糙，手法也变化不多。徽派崛起后，这一情况得到了彻底的改善，点染皴擦，无不运用自如，出神入化。同时，刻工们还注意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如陆禹九抄录的徽州刻工传授口决：“木板雕画不稀奇，功夫深来心要细。若要双刀提线稳，多看多刻生巧艺。多看多刻还要想，刀刻件件样样巧。武功只有十八般，雕工难处学到老。执刀自有执刀理，刷印本领有高低。□□□□大喜事，先刻人来刻山水。”言简意赅，本身就是一篇有关刻事的教科书。发扬蹈历，推陈出新，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六个特点。这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把套版印刷技术和版画艺术结合起来，出现了彩色版画套印术。最初，为获得彩色图版，采取的是在一块版上，根据图画内容，分别涂上不同颜色，覆纸一次印刷的方法，称单版涂色法。这种方法，在元代就有了。在此法的基础上，或者说在它的启示下，明时出现了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版，分版分色，逐次逐色套印或迭印的方法，即为套印。因其版形如L钉，又称“L版”。后来，又发明用凸凹两版嵌合，使纸面拱起的方法，使画面富有立体感，称为“拱花”。套印出的插图，色彩艳丽，浓淡得宜，阴阳向背之间，几可乱真。明朝不少画谱插图，如胡正言刻《十竹斋画谱》，吴发祥刻《萝轩变古笺谱》，就都是个中精品。当然，明代版画，尤其是晚明版刻插图作品，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如过于强调繁缛细密、富丽工致，有时看上去，反不如早期版画来得痛快淋漓、意趣天成。公式化、程式化的表现手法，也制约了它的发展天地。但瑕不掩瑜，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明代插图都代表了中国古代插图艺术的最高成就，在全世界也处于领先地位。即使和以精细著称的西洋铜版插图相比，在总体上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四、由盛转衰的清代书籍插图清朝入关后，采取了极端专制的文化政策，禁书焚书，文网苛密，屡兴文字大狱。读书人为避祸，多沉溺于断简残编，孜孜于考据之学。“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明代蓬勃发展的版刻插图艺术，也由此而逐渐衰落下来。清代版刻插图艺术的衰落是有一个过程的，并非朝夕之间便一蹶不振。清初，承明余绪，仍有一些精美作品出现，如旌德鲍承勋所刻《扬州梦》、《秦楼月》等戏曲剧本插图，精丽典雅，被认为是徽版的殿军；四雪堂刊《隋唐演义》、《封神演义》，古吴三多斋刊《古今列女传演义》，以及《笠翁十种曲》等，均不逊兴盛时期的徽版名作。一些著名的刻工，如黄顺吉、刘荣、汤尚、汤义、蔡思璜、谭一葵等，亦不负名工之誉，使版刻插图在清乾、嘉之前，仍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清朝最先衰落下去的插图品类，恰恰是最受民众欢迎、明代最为兴盛的小说、戏曲作品插图。此类作品，历次禁书都首当其冲。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康熙皇帝就曾下谕：“治天下必先正人心，厚风俗。要正人心，厚风俗，必需崇经学。所有小说*词，应严禁销毁。”在这种情况下，小说、戏曲类书籍插图自然也难逃厄运。乾嘉之后这类作品鲜见有精美可观者，其因盖出于此。其实，清统治者仇视的是对大清朝不利的文献图籍，而不是插图艺术本身。相反，插图以其直现性、形象性，恰好可以作为对“圣朝”歌功颂德的工具。因此，在清政府组织刻印的图书中，多附有精美插图。清政府刻书，多由武英殿提调，这类图书的插图就被称为殿版画。其中如《御制耕织图诗》、《圆明园诗图》、《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墨法集要》等，都是殿版画的代表作品。殿版画多细笔皴擦，工致娟丽，章法多变，印刷质量均为上乘。内廷刻书如此重视插图，为前朝所无。但同样因为供奉内廷，片面追求谨严工稳，这些作品又不如民间作品灵动飘逸，意趣天成。在统治者对戏曲、小说类作品的高压政策下，清朝民间版刻插图中的两大品类——人物画和山水画，却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人物插图中的《凌烟阁功臣图》、《无双谱》、《晚笑堂画传》，以及《水浒全图》、《三国画像》等，都是这方面的佳构。明末政治黑暗，文臣昏愦，武将懦弱，终至亡国。汉族知识分子希望有古贤臣名将那样的人物出来扭转乾坤，重整山河，清前期人物画的发达，和这种心态多少有关。清朝的山水插图（主要是方志图书中的插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大画家萧云从绘《太平山水图画》，笔力凝重，气氛沉郁，所寄托的亦是明季遗黎对故国佳山秀水的哀思，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气息，在古代山水插图中，可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清朝诸帝喜游幸，绘有《南巡盛典》、《西巡盛典》等多种插图，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故清山水记游之类的图书插图极富，成就斐然。方志中的插图，多少也与此有关。但这些插图，多受殿版影响，《太平山水图画》中的磅礴之气，无从见到了。明代发展起来的套版彩印插图，到清代亦有佳构。清康熙年间沈因伯刊行的《芥子园画传》，“一幅之色，分别先后，凡数十版，有积至逾尺者”，至今仍被奉为画学的圭臬。《西湖佳话》卷首冠佳景十图，为金陵王衙彩色套印本，图画富丽精工，亦为套印书中的大观。清嘉庆之后，版刻插图中的突出作品不多，除少数人物图传类书籍和记游类书籍插图外，可称述者寥寥，技法上亦少见突破。尚值一提的是，清光绪年间，西方石印术传入中国。石版印刷对印制图画便捷省力，成本低廉，很快取代了版刻形式，成为印制图书插图的主要方法。晚清石印图书极多，图亦精丽，虽然这已不是木刻画，但在技法和构图上，仍在一定程度上因袭着版刻插图的传统，依然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但已非本文论述范围，故不赘。插画艺术的简介

内容简介：如今，插图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多元的艺术形式。插画作为现代设计中一种重要的视觉传达方式，以其直观的形象性、真实的生活感在现代设计中占有特定的地位，并广泛应用于现代设计的多个领域，涉及文化活动、社会公共事业、商业活动和影视文化等方面。

《插画艺术》分为七章，具体介绍了中国插画简史、外国插画简史、现代插画的演变和发展趋势、插画的分类、现代美国和一本插画、插画欣赏等内容，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插，画的历史和插画在各个设计领域中的运用。

书中列举了大量中、西方插画史上的优秀作品，介绍了多位插画大师的生平、艺术风格和经典作品，对插画进行了详尽的分类，使读者对插画在各领域中的具体运用一目了然。书中图文并茂的讲解方式，帮助读者对插画的历史、插画的运用有一个系统而明确的了解和掌握。

扩展资料：

所谓图书，即“凡书必有图”，书中的插图也称为插画，是插在文字中间用以说明文字内容的图画。插画的主要作用是对文字内容作形象的说明，以加强文字作品的感染力和书刊版式的活泼性。

鲁迅先生在《“连环图画”辩护》中写道：“书籍的插画，原意是在装饰书籍、增加读者兴趣的，但那力量，能补助文字之所不及。”

文学作品中的插画，是画家在忠于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基础上的再创造，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因而成为造型艺术的一个重要品种。好的插画不仅是从造型层面对文学的诠释，而且是文学主题的延伸，其利用空间、结构、色彩、透视、量感、质感，通过点、线、面以及作者的个性形成一个新的境界。

-插画艺术

中国新闻网-插画原稿收藏逐渐兴起名作多在十万元以上

插画又称插图，是以手绘、鼠绘和电脑板绘形式绘制的插图，因用途广泛行成的风格各异，影视动漫和游戏行业是称CG插画，广泛应用在设计行业、影视动漫、游戏行业。

插画是用图画表现形象性、生活感和感染力，与平面设计的主要区别可以简单理解为“插画更突出表现故事性而非吸引眼球”。插画也是一种视觉表达艺术形式，主要有摄影/绘画/立体插画三大类。插画在艺术领域有特定地位，与出版业密切相关，无论电子书还是实体书都需要，其他方向如音乐/影视/传媒业都有就业空间。

扩展资料：

插画常用工具：

1、手绘插画是用纸和笔绘画——常用工具：马克笔、彩铅、水彩。

2、鼠绘插画——常用工具：PS、AI等。

3、板绘插画——常用设备：手绘板、数位屏、ipad、手机。

4、手绘板是需要连接电脑在PS、AI、SAI里面画画，数位屏、ipad可直接画画，不用连接电脑，手机需要购买电容笔即可绘画。

学习插画靠谱不靠谱的基本标配：有无试听课。

现在学习插画的地方确实是很多，真的是鱼龙混杂什么样的都有，这就让很多同学花了眼，应该怎么去选择呢？有句话说的好，光说不练假把式，判断一个学习的地方怎么样，至少要先看一下对方的实力啊，而试听课就是看对方实力最好的地方，同时看看课程质量讲的怎么样，如果连试听课都讲的不咋地，那其他课更白搭了。而且选择学习这一块，要选大的学校，这样有保障的。

如果大家不知道去哪里找的话，可以去我以前学习的网课去听听，我就是在那里学习的，每天晚上8点，都会有高手绘画老师免费直播讲插画板绘课程在网上，老师讲的通俗易懂还幽默，而且能很好的把困扰大家的绘画技巧给讲解的简单透彻明白，看老师视频，比看书强多了，一节课能解决你很多的问题，还能了解整个行业的发展的问题，反正是免费的，完全可以去听一下的，晚上讲课，也不耽误你白天工作或者学习，想听的同学可以进入威馨（谐音）：

首先位于前面的一组是：gon_浯闻旁诤蟊叩囊蛔槭牵699_把以上两组数字按照先后顺序组合起来即可。备注：原画。

同学们既然喜欢学习板绘插画，那就试一下，给自己一个机会，只有试了才能知道自己是不是这块料，而不是总是内心世界在徘徊，浪费才华，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中国最早的插画是以版画形式出现的，是随佛教文化的传入，为宣传教义而在经书中用“变相”图解经文。目前史料记载我国最早的版画作品，唐肃宗时刊行的《陀罗尼经咒图》。刊记确切年代的则是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的《金刚般若经》中的扉页画。

到了宋、金、元时期书籍插画有了长足的进步。应用范围扩大到医药书、历史地理书、考古图录书、日用百科书等书籍中，并出现了彩色套印插画。明清时期，可以说古代插画艺术大发展时期，全国各地都有刻书行业。不同的地域形成了不同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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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00年前，它以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峰形象横亘在世人面前。在古籍的记载中，那时的人们身穿宽袖大袍，生活散淡不羁。正是这样一群不拘形迹的文人，用他们神奇的笔墨，把汉字实用性的书写带到了一个艺术自觉的书法时代。他们流传至今的作品，多数只是当年随意涂抹的书信便条或是文章草稿，上面的文字通常缺失不全，而且文意多数不可考证，正是这样的一些只言片语，构成了影响后世数千年的“魏晋书风”。

这里是中国文化的家园，也被后世的书法爱好者当作书法艺术的起源地。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发现为人们展示了距今三千多年前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中国古文明最辉煌的发明除了大量的青铜器外，就是这些体系完备的文字。这些文字被刻在乌龟的外壳和牛的肩胛骨上，所以叫做甲骨文。甲骨文不仅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历史信息，还让后世的书法家看到了祖先最早的书写艺术。当时，汉字的书写者中，已经出现了一个在最初意义上的书法家群体，他们被称为“贞人”。

贞人在当时掌管着被称为国之大事的祭祀活动。他们根据每次祭祀活动的内容，在龟甲兽骨上刻写相关的卜辞。在出土的甲骨文中，有一些龟甲上的文字内容非常奇怪。在一片甲骨上，相同的内容刻写了好几行。其中最右侧的一行刻写工整流畅，而其余几行字迹潦草而生涩。据郭沫若先生考证，这些内容重复的龟甲，可能是当年贞人在练习刻辞，工整的一行是老师在进行示范，其余的则是学生的仿刻。

不同时期不同贞人所刻的甲骨文，在字形的结构布局上，也已经呈现出不同的个人风貌。可以说，在甲骨文时期，先人对于文字的书写，就已经开始注重实用之外的美感了。在那个书法还没有进入艺术自觉的时期，殷商先民在充满宗教意味的契刻中，给后人留下了神秘的原始线条。

文字还被浇铸在青铜器上流传下来，后人把它们统称为金文。这些青铜器上的铭文，由于是浇铸而成，线条浑厚凝重。再加上岁月的销蚀，往往字迹斑驳模糊，呈现出一片苍茫古朴的气象。几千年后，它们将重新出现在后人的视野中，给后来的书法家带来新的艺术启示。

经过甲骨文、金文的缓慢发展，古代书法开始缓慢地步入它的成熟期，出现了篆书和隶书。今天的学者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发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与甲骨文同一时期的西方文字，无一例外都选择了广义上的象形文字。所有的象形文字都在一定程度上模拟自然界和人们生活中的图像，因此具有很强的绘画特色。这些文字有的已经不能解读，它们更多地被当作艺术作品让后人欣赏和揣摩。但是，当时间步入公元前10世纪到15世纪的时候，中西方文字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大约在中国的周代，中国的先民们正在一件件瑰丽的青铜器上镌刻着声形兼备的独特文字，而同时期的西方文字却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字母化的道路。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西方文字基本上失去了艺术特性，而仅仅保留了传言记事的功能。古老的汉字却在实用之余，不断地融入艺术化的审美书写，进而形成了独有的书法艺术。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巨大的分野，也许只能定格成难以破解的历史悬案了！

尽管久远的历史给后人设置了重重的谜团，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古老的汉字在艺术性的书写上正日渐成熟起来。距离殷商甲骨文1000多年后的魏晋时期，一个真正隶属于书法的时代来临了。

甲骨文

在研究书法成熟的历程时，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从甲骨文到魏晋书法的成熟，汉字先后出现了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五种不同的字体。是什么力量在推进着汉字的革新演变呢？因为从文字实用角度而言，早在甲骨文时代，汉字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字体系。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年代，七国文字曾经统一于一种美术化的小篆书体。这是统治者意志第一次达成了文字的大一统。文字自上而下的统一也丝毫阻止不了字体的演变。汉代，隶书风行天下，统治者再次修订文字，颁布了各种标准，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这块石碑便是当年标准的官方字体。但是汉字依然在不同的书写者手中演变着。学者把这种推动字体演变的力量归之为日常书写时便捷与实用的需求。

但是，汉字并不仅仅是实用的，当作为文字的汉字在逐步完备的同时，书法艺术也在一点点推进。实用与审美始终是汉字两条并行不悖的脉络。关于字体的演变曾经出现过一个无法解释的空白期。从外形上看，篆书和隶书，几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字体，他们二者之间的演变应该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至关重要的衔接环节直到最近几十年才得以发现。

在近代的一些考古发现中，出土了大量秦汉时期的竹简和帛书，正是这些弥足珍贵的古代墨迹，让后人看到了字体演变的关键环节。这些造型独特的字体既像篆书又像隶书，它正是古人出于便捷的需求，逐渐简化篆书的繁复，而开始走向一种全新的隶书字体。隶书的简便性为书法艺术提供了巨大的创作空间。

在两汉时期，人们还没有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