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古籍类出版社很多，中华书局属执牛耳，其它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现在叫凤凰出版社）、三秦出版社、黄山书社、巴蜀书社、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等等。但在当下治愈系、网文、成功学等各类书籍的冲击下，古籍需求少了很多，很多专家学者也不愿意搞古籍（做古籍没什么钱啊），所以，到现在，还有名气的就是：

1、中华书局：有点校二十四史系列、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系列、国学文库系列、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系列、中华经典藏书系列、理学丛书系列等。

2、上海古籍：有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系列（类似中华书局，不过古籍参考的底本不同）、中国史学要籍丛刊 、王阳明全集简繁系列、国学经典系列、唐诗学书系、历代笔记小说系列、明清小品丛刊等。

3、凤凰出版社：系列书比较少，我买过的只有“名家精注精评本”，更多还是单独出版的，如《李太白全集校注》、《郑板桥全集》、《赵翼全集》等。

4、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是系列较少，算得上系列有“中国古代名家集”、中国古典文学雅藏系列，以及“红楼梦古抄本”系列，包括庚辰本、甲戌本、己卯本、蒙古王府本、俄罗斯圣彼得堡藏本等。其他的单独出版的也很多，比如四大名著、《杜甫全集校注》、《聊斋志异》（简繁皆有）、《清人诗集叙录》等。

5、浙江古籍出版社：系列较多，如浙江文丛、浙江文献集成、浙江历史人文读本等。其他的单本也有《渭南文集校注》、《于谦集》等。

6、巴蜀书社：巴蜀书社现在也是力不从心了，每年的精品有限，但也一直在专心做古籍，精品有佛典丛书、日本藏巴蜀珍稀文献汇刊、地方志、《苏轼文集编年笺注》，以及古籍研究。

7、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把这个单独拉出来是因为这个出版社出了两批好书，一是平装版的“艺文丛刊”三辑，共六七十册，也不贵；二是精装的“中国艺术文献丛刊”，这个品种少些，但也更贵，不过质量上乘，我买了《长物志 考槃馀事》和全二册的《弇州山人题跋》，非常不错。

8、其他。其他的古籍出版社在古籍方面都在走下坡路，比如黄山书社、三秦出版社，以前也出版了《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百衲本二十四史》、《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元稹集编年笺注》、《资治通鉴》、《三言二拍》等，现在基本也没什么精品古籍了，黄山书社都开始卖儿童读物了，三秦出版社虽然也出古籍，但水平太次。

双边协议

　　我国已与多国签订文物返还双边协议

　　2011年3月11日，美国首都华盛顿外樱花盛开，一场签字仪式正在进行。

　　在美国国土安全部与中国驻美大使馆的见证下，14件珍贵的中国文物，结束一年多的“颠沛流离”，正式被返还给中国。

　　这14件文物中不乏珍品：距今约1600年的北魏赤陶马、距今近1500年的北齐石灰佛像、距今1400年的隋代骑士陶马，还有唐代马雕像、宋代菩萨头像等。

　　它们之所以能够归家，要归功于中美之间的一项双边协议。两国于2009年1月签署了合作打击文物走私的谅解备忘录，并加强了信息共享与执法合作。美国还发起了“长城行动”，专门打击走私中国文物来美的不法行为。

　　这14件文物，就是“长城行动”中的成果，由美国执法部门在纽约、阿拉斯加州和新墨西哥州三地查获的。

　　国际社会已制定了一些旨在打击文物犯罪、促进非法流失文物返还的国际条约。如，1954年的《海牙公约》，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简称“1970年公约”），以及1995年通过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和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简称“1995年公约”）等。其中“1970年公约”迄今已有一百多个国家批准加入，是目前最重要的控制文物非法流转的国际公约。

　　多边国际公约影响大，但也有缺点：针对性较差。“多边公约是各方博弈的结果，条文规定大都较抽象，没有溯及力。所以近年来，我国与美国等18个国家签订了关于防止文物非法出入境以及促进文物返还的双边协议，并从美国、澳大利亚、丹麦等国成功实现了多批珍贵文物的返还。”霍政欣介绍。霍政欣多年来聚焦海外流失文物追索工作，是去年中国携手多国发布的《关于保护和返还非法出境的被盗掘文化财产的敦煌宣言》的主要起草人。

　　跨国诉讼

　　历时1年半，五代时期“武士”终归国

　　当协议不成时，则要诉诸法律。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国宝级文物“五代王处直墓彩绘浮雕武士石刻”，就是经历了一年多惊心动魄的跨国诉讼，才最终回归。

　　2000年初，国家文物局接到了一个消息，美国佳士得拍卖行将在3月拍卖一件中国文物——五代时期节度使王处直墓甬道处被盗的彩绘浮雕武士石刻。

　　1994年，一伙盗墓人用炸药和挖竖井的方法盗开了王处直墓，洗劫了随葬品，并将镶嵌在甬道和前室四壁的十块浮雕盗走，其后贩卖到中国香港。六年间，这批文物不知辗转至何方，直到2000年，出现在纽约的中国文物拍卖会上。

　　国家文物局与公安部立刻与美国方面联系，希望其阻止拍卖活动，并将文物返还中国。美国政府同意协助，但需中方提供法律文件和证据证明这件拍品是被盗的文物，比如失窃现场勘察报告、照片、警方立案报告等等。

　　在收到中国方面提供的证据后，纽约州南区美国地方法院于2000年3月21日通知克里斯蒂拍卖行停止对这件拍品的拍卖，同时下达了民事没收令，授权美海关总署纽约中心局没收武士像。一周后，美国海关官员查扣了这件中国文物。

　　不过，拍品委托人辩称此武士浮雕为其祖传文物，已拥有10年以上的历史。对此，河北省出示了包括浮雕与被盗现场遗留痕迹尺寸相同的证据，并出具了考古专家的证明。美国司法部门决定依法起诉这个香港货主，国家文物局代表中国政府参与诉讼。

　　在大量的证据面前，美国司法部门最终做出裁决，将浮雕武士像无偿归还中国政府。2001年5月26日，王处直墓的彩绘石雕武士像返回中国。

　　“法律的诉讼渠道，是不得已但也是很有用很重要的手段。”霍政欣介绍说，在绝大部分国家，诉讼需要一审二审三审，而且受制于当地民法善意取得和取得实效的限制，所以“诉讼耗时耗力”。但诉讼也有其好处，“一旦打起民事诉讼，会对对方尤其是机构和专门从事文物交易的文物商形成很大的压力。他们不仅要应对诉讼，还要面临买卖非法流失文物的信誉下降风险。”

　　巨资回购

　　“竞拍文物会赋予非法流失文物合法性”

　　数据显示，目前国际海外文物的回流，有90%是靠回购，即个人或者机构参与国际市场上的商业拍卖，将文物买回来；我国也成立过流失文物的回购基金会。

　　1957年我国花巨款回购了著名画家韩湟的《五牛图》。2002年国家启动了珍贵文物征集转向资金，并花了2999万元买回了国宝级文物：宋代米芾的《研山铭》手卷，此后又先后花费2亿多元买回了包括战国虎形佩等在内的多件文物。机构和企业、个人也回购过不少文物：上海图书馆1998年花450万元从佳士得拍卖行买回了《翁氏藏书》；保利集团2000年斥巨资买回了圆明园牛首、虎首和猴首三件铜像。

　　但这种方式也引发了争议，并抬高了回购价格。仅以青铜兽首为例，上世纪80年代一只兽首最高成交价也只有25万美元，保利集团2000年回购的牛首、猴首，两个花去了1593万港元；随后一只虎首耗资1544万港元，此后青铜马首的价格飙升至6910万港元。

　　霍政欣对采取回购方式让流失文物回家并不认可。他认为，应该禁止或者至少不鼓励国有机构参与非法流失文物的拍卖，对国有企业回购的行为也不应该提倡。“如果国有文博机构参与非法流失文物的商业拍卖，会给外界留下中国对这些非法流失文物合法性认可的证据，在法律上对今后的追索不利。”霍政欣说，“几年前中国流失的文物在国外拍卖，最后是中国两个机构在竞价。”

　　回赠、谈判

　　互惠安排换回被盗菩萨立像

　　2013年，皮诺家族向中国捐赠了价值连城的青铜鼠首和兔首，热极一时。

　　2000年，中国追索王处直墓彩绘浮雕武士石刻的事情，被纽约的收藏家安思远了解到。他也曾在香港买过一件尺寸相同的武士浮雕，于是他主动联系国家文物局，并将彩色照片寄到中国，请求验证。经比对，这幅浮雕的雕刻手法、彩绘及石料加工与拍品一样，正是一对。经磋商后，安思远同意将这件文物无偿捐赠给中国。

　　但通过这种方式回家的文物，毕竟是少数。

　　除了上述四种方式之外，霍政欣还介绍了一种方式：直接谈判，即我国的文物机构和对方的博物馆等机构谈判。山东博兴县1994年被盗的精美北朝菩萨立像，就是这么回归的。

　　2000年时，国家文物局了解到这尊被盗菩萨像出现在日本美秀博物馆的展览中。

　　“日本当时没有加入这方面的国际公约，而且美秀博物馆提供的证据也表明，当初是善意购得，所以从法律上追回来很难。”霍政欣回忆到，当时国家文物局通过各种渠道和美秀博物馆展开了谈判，而后者也非常希望今后能和中国有更多的文化交流。经过一年左右谈判，美秀博物馆同意把文物无偿地返还给中国。

　　“我们也做了互惠安排，当时美秀博物馆迎来建馆70周年的活动，我们同意其延展纪念，等活动结束后再给我们。”2008年1月，这尊菩萨立像在完成日本7年借展后，终于从日本回归祖国，并入藏山东省博物馆。

　　除此之外，霍政欣介绍说，国外一些国家，如埃及、希腊、意大利、土耳其等国也通过第三方斡旋的方式要回流失文物。他介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个关于促进文物返还及归还原属国的政府间委员会，主要是协助两个国家解决现存国际条约没有办法适用情况下，相关文物的权属纠纷问题。

　　各国如何追讨文物？

　　不少文明古国曾经历侵略掠夺，在现代社会之中他们通过努力追回，其中有许多成功的实践。

　　被盗文物

　　对馆长提起刑事诉讼

　　为追回被盗文物，意大利的手段可以说最为严厉。2005年，意大利正式对美国著名博物馆盖蒂博物馆的馆长特鲁厄提起刑事诉讼，指控其购买被**的意大利文物。盖蒂博物馆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博物馆很快解雇了特鲁厄，还花了1600万美元的律师费，和意大利达成协议：将来源有问题的40件博物馆藏品归还给意大利，远超意大利当时所追索的文物数量。此案之后，美国的主要博物馆都“怕了”意大利，次年在没提起刑事诉讼情况下，各大博物馆也纷纷将来源有问题的藏品归还给意大利：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返还意大利20件文物；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返还意大利13件重要文物……

　　战争损毁

　　抵还等量类似文物

　　欧洲有比较成体系的文物返还实践，一战结束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中明确提到了这一问题，规定德国和奥地利等战败国，必须无条件归还从其他国家劫掠的文物。德国必须在比利时政府提出要求的三个月内，重建在战争中被德国焚毁的鲁汶大学图书馆；对于战争中焚毁的珍贵手稿、图书、地图及其他文物,德国必须依据“以书还书,以手稿还手稿”原则，以同等数量，相同或相类的其他文物相抵还。

　　二战掠夺

　　民间组织发起谈判

　　日本也劫掠了不少朝鲜半岛的文物。1965年日韩签订《日韩基本条约》，双边关系恢复正常化。日本此时向韩国返还了大量文物。韩国民间组织“收回朝鲜王朝实录委员会”同东京大学进行了多次谈判，2006年成功要回了东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的韩国古籍朝鲜王朝实录，为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解决二战期间被日本掠夺文物的返还树立了很好的先例。

　　二战后，德国根据法律和协议，归还给了犹太人很多文物；此后美国和苏联又将原属于德国的部分艺术品和文物归还给德国。

　　侵略掠夺

　　租借方式“归还”

　　公元1866年当时的法兰西帝国出兵朝鲜半岛，战败撤退时掠走朝鲜王朝大批外奎章阁图书（奎章阁是朝鲜时代的王宫图书馆，外奎章阁是其分阁）。韩国政府从1991年就开始与法国交涉，要求其归还。但法国称，图书现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已属法国国有财产。1993年法国时任总统密特朗访问韩国。当时韩国要建高铁，法国希望能够为合作创造良好气氛，于是当时密特朗将其中一本书租借给韩国。此后韩国不断谈判，2010年G20峰会在韩国召开，李明博和萨科齐再次谈到了归还古书一事。随后双方签订协议，法国同意把所有外奎章阁图书以租借方式还给韩国，每个租期为5年，到时自动续期，相当于无限期地归还给了韩国。

　　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下专门成立了文物归还管理局。2002年起，埃及通过与世界各个国家的博物馆、各大拍卖行以及个人收藏者的沟通、交涉或协商，已从瑞士、美国、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等国追回了5500多件流失的文物。2009年,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主席宣布，在法国卢浮宫博物馆归还流失的文物以前，埃及将中止与卢浮宫博物馆的一切合作。当年法国文化部就此回应称，法国政府已决定将卢浮宫博物馆收藏的古埃及法老时期的5件文物归还给埃及。

书籍非常讲究版本，不同的版本可能存在天壤之别，我们平时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应该深有感触，比如《洛丽塔》和《飞鸟集》，译本繁多，差异甚远。古籍更是如此。古籍版本学是一门复杂的学问，只有极少数文献学专家能够掌握，非常幸运的是，49年以后，大陆集中了最优秀的文史人才从事古籍整理，产出了大量成果，使得常见常用古籍成为了普通出版物。

我经常看见网友晒书，其中不乏古籍整理本，但多为一些杂牌出版社的普及本，严格说来，不能作为个人常备书籍。我认为即使作为一名普通读者，不做学问，也应该选择严肃的版本，毕竟阅读古籍并不是一件可以偷懒的事情。纵使不读，摆在家里也不失身份，总比某些人拿出注音版《诗经》装逼要好。

简单来说，可靠的古籍基本都由大陆的专业古籍出版社出版，而绝大部分出自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两家，不过并非这两家出版的所有古籍都是最好的版本，它们也会出一些简体横排的普及本。此外，还有许多古籍经过学者的仔细注释和阐释，已不仅仅是古籍整理，而是学术创作，在出版社的选择上也会多样一些。

在此，我按照“经史子集”的图书分类法罗列一下大家最常用的古籍版本。因为学养浅薄，对国学只能管窥蠡测，我就目力所及进行推荐，手头无书，图书信息多来自豆瓣，不列原著作者姓名，仅列注释、翻译、阐释者之名，如有舛误，请不吝指出。

这套嘉庆年间阮元主持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影印本是目前市面上最为正宗的儒家经典版本，不过即使是研究者看了也不免头疼，大家如有兴趣，可以买回家镇宅。

《春秋》有三传，为《谷梁传》、《公羊传》和《左传》，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读《左传》就足够了。

《中庸》、《大学》篇幅较小，文字也较浅显，看下面这部书就行了。

这本书不是古籍整理本，而是古代刻本的影印本，“四书”采纳的是朱熹的注释本，《大学》、《中庸》可以用这个版本。

另外，据说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近思录》和《传习录》都很不错，鄙人没有翻过，仅供参考。

毋庸置疑，“二十四史”+《清史稿》只能选择中华书局这套经典的点校本，其他版本根本不用考虑。这套大书目前正在重新整理，《史记》、《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已出新版，在装帧上更为精致。

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资治通鉴》也只能选择中华书局出版的20册点校本，其中包含胡三省注，2011年重新印制的版本页边距更大、纸张也更好。

高步瀛：《魏晋文举要》，中华书局，1998年

以上是我的推荐，大多可在京东、亚马逊、当当等网站上买到，部分旧书需要到孔夫子旧书网购买。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去读，下功夫读，用“扎硬寨，打死仗”的方法读。

4月22日，一枚乾隆玉玺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拍卖，最终敲锤的价格约12亿人民币。

如此之高的成交价格令人咋舌，这枚玉玺价值究竟为什么这么高？

祖孙恩情

本次拍卖的玉玺其实是乾隆皇帝纪恩堂白玉玺，是一枚宫殿玺，据史料记载，乾隆皇帝幼年时就被接到宫中抚养教育，在圆明园镂月开云殿中，他首次见到了自己的祖父康熙皇帝，聪慧过人的乾隆得到了康熙帝的青睐，至此康熙皇帝把他当作继承人来培养。多年以后，当乾隆登上帝位时，为了感念祖父对自己的栽培，将镂月开云殿改名为纪恩堂，同时还将祖父赐予自己的在热河避暑山庄的万壑松风也改成了纪恩堂。同时命人刻制了两枚玉玺，此次拍卖的正是圆明园纪恩堂中的一枚，而另一枚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物以稀为贵

玉玺是皇权的象征，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利，但是由于朝代的更迭，明清以前的玉玺大多都流失或者损坏了，我们现在能看到保留完整的玉玺，也只有清代的玉玺。

玉玺分为两种，一种是国玺，一种是皇帝的专用玉玺。所谓国玺就是我们熟知的二十五玺，这二十五玺作用各不相同，比如说大清受命之宝，用于昭告天下，天子登基，表示着天子的合法性，而皇帝奉天之宝，则代表着皇帝是按照上天的旨意来管理国家，大清嗣天子宝则表示着天子皇位是合法继承而来，等等诸如此类，这些国玺皆用于体现皇帝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另外国玺是需要代代相传的，乾隆希望大清能传25代。

另外一种就是皇帝的专用御宝，每个皇帝都有自己专用的御宝，上面会刻上对应的年号，主要用途是皇帝在批阅奏章或者欣赏古籍墨宝时使用，现在在很多古籍中都能看到乾隆的印章，同时这些御宝是每个皇帝独有的，一旦皇帝驾崩，这些御宝都会被收藏起来，不再使用。 

玉玺的主要制作原料是玉石，水晶，蜜蜡玛瑙等珍奇材料，并且造型独特，大多是以龙为主，除了象征皇权之外，还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玉玺达人

乾隆皇帝是一位御宝达人，据专家统计，乾隆皇帝一生刻制的御宝有1800枚之多，每逢重大的国事家事，他都会命人刻制玉玺。

平定准格尔部落叛乱后，刻制了信天主人御宝（2019年在保利春拍以9430万元拍出）

70岁寿辰时刻制了古稀天子印

80大寿是刻制了八征耄念之宝（2009年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上以41976万拍出）

五代同堂时刻制了向用五福之宝

禅让皇位给嘉庆时刻制了太上皇帝之宝（2011年保利秋拍，以161亿元拍出）

国宝追回

此次拍卖的纪恩堂玉玺上面有被灼烧的痕迹，很显然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时，火烧圆明园时留下的，据统计，流失在外的玉玺多达200枚之多，虽然对于国宝在国外被拍卖，大家都比较愤怒，但是由于年代久远，玉玺流失的途径没有办法确认，有可能是被人抢夺，也有可能是当时的宫人们监守自盗，私自倒卖，我们不能够盲目的谴责，这对于追回国宝无济于事，而且按照目前的世界文物追回的规定，其有效追溯期为75年，这对于我们追回国宝也非常不利，同时也不提倡通过高价拍卖追回，因为此前购买圆明园铜首之后，导致相关国宝价格疯涨，这对于我们来说也非常不利。

目前国宝追回主要有三种方式：

第一就方式是回购，主要是通过社会或者企业的捐赠，来成立相对应的基金，依次作为资本去追回国宝。

第二种方式就是讨还，这种方式的成功几率太小了，而且会涉及到其他方面的利益。

第三种方式就是捐赠，一些有能力的有识之士，愿意出价将国宝拍下，同时捐赠给国家博物馆。

虽然国宝追回难度极大，但是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不仅可以提高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在考古事业作出贡献的同时，还能够彰显中华民族渊源的文化。

代表将20万部中国古籍数字化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扩大这些古籍的影响力，在这个快节奏、数字化的时代，代表的想法也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尽最大可能保证古籍的继续流传。

古籍中蕴含着很多古时候人们生活智慧的结晶，有的是偏向于人物记述，也有的是偏向于生活技巧等等，种类繁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古籍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推敲的地方，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很多这方面的研究专家、学者想要把古籍发扬光大，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古籍、阅读古籍，但是因为智能手机等科技产品的问世，使得大家更加专注于电子书等的阅读，对于古籍来说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

也正因为抓住了大家更倾向于阅读电子书的契机，所以代表才会提议将中国古籍进行数字化，一方面这样的做法是在带动着古籍和社会整体趋势靠拢，也是在不断朝着新时代的契机一起进步，虽然是古籍，但是相信随着古籍不断数字化，这些古籍将会成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大阶梯；另一方面数字化后的古籍，同电子书一样，阅读起来更加方便快捷，甚至于在数字化的过程中，可以将古籍中晦涩难懂的部分直接链接白话文的解释，这样一来，阅读古籍不但不用考虑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甚至于连一般都会担心的看不懂问题也有了很好的解决办法，如此可以吸引更多的人阅读古籍，可以说这也是很好的社会现象。

在我看来这个提议是很符合现在社会现象的，同时也能解决社会问题，最重要的是为古籍阅读、流传问题提供了一种不可多得的解决方式，可谓是百利而无一害，当然也很是希望这项提议能够通过。

　从总体看来，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那古书的收藏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知识

　古籍的装帧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图书是抄写的缣帛和纸张上，采用长卷形式，阅读时展开，平时卷起。这一时期的图书只能是卷轴装。韩愈《送诸葛亮觉往随州读书》诗称："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欧阳修《归田录》也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雕版印刷普及以后，由于书版各自成块，卷轴装已不适用，古籍装帧改进为册页形式，先后出现旋风装、经折装、包背装、线装几种形式。线装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卷轴装 又称卷子装，早期的图书装帧形式。与装裱好的书画相似。在长卷帛书、纸书的左端安装木轴，旋转卷起(图1)。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大批唐五代写本图书，都采用这一方式。据记载，古代宫廷收藏的卷轴装图书十分考究，《隋唐经籍志》描述秘阁藏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唐六典》描述内府藏书："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筌。"进入版刻时代，图书改为册页形式，仍有一些采用卷轴装，如《开宝藏》、《赵城金藏》等。

　旋风装 在一素纸长卷上面依次粘贴书页，每页正反两面书写文字，展开长卷可翻页阅读。守张邦基《墨庄漫录》形容其"逐叶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这种装订特点是外表仍为长卷，里面却是错落有致的书页，实为介于卷轴装和经折装之间的一种装订形式。大约盛行于唐代。故宫博物院藏有唐写本《刊谬补缺切韵》五卷，即是采用这种旋风装。

　经折装 又叫梵夹装、折子装。将图书长卷按一定宽度左右折叠起来，加上书衣，使之成为可以随时展读的册子。历代刊刻佛经道藏，多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古代奏折、书简也常采用这一形式。

　蝴蝶装 将每页书在版心处对折，有文字的一面向里，再将若干折好的书页对齐，粘贴成册。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外表与现在的平装书相似，展开阅读时，书页犹如蝴蝶两翼飞舞，故称为蝴蝶装。蝴蝶装是宋元版书的主要形式，它改变了沿袭千年的卷轴形式，适应了雕版印刷的一页一版的特点，是一重大进步。《明史艺文志》序称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但这种版心内向的装订形式，人们翻阅时会遇到无字页面，同时版心易于脱落，造成掉页，所以逐渐又为包背装取代。

　包背装 将印好的书页版心向外对折，书口向外，然后用纸捻装订成册，再装上书衣，由于全书包上厚纸作皮，不见线眼，故称凶背装。包背装出现于南宋，盛行于元代及明中期以前。清代宫廷图书如历朝实录、《四库全书》也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包背装改变了蝴蝶版心向内的形式，不再出现无字页面，但未解决易散脱页的缺点，所以后来又发展为线装形式。

　线装 线装书是传世古籍最常用的装订方式。它与包背装的区别是，不用整幅书页包背，而是前后各用一页书衣，打孔穿线，装订成册。这种装订形式可能在南宋已出现，但明嘉靖以后才流行起来，清代基本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其特点是解决了蝴蝶装，包背装易于脱页的问题，同时便于修补重订。

　从以上可以看出，古籍的装订有一个发展演进过程。不同时期流行不同的形式，了解这一进程，对古籍的年代鉴定十分重要。传世宋版书多经过后人重新装修，或改为包背装，或改成线装，但仔细观察，仍能在版心处发现粘贴痕迹，书页外沿则有磨损痕迹。

　几部古籍版本著作比较谈

　版本学的研究与探讨源于宋代。汉、唐虽经过几次大规模的古书校勘、注释、编目，但印刷业尚未形成，零星的版本记载仅限于正经正史的修订。南宋尤袤著《遂初堂书目》开创了一书兼载数种版本的先例;(宋)岳珂著《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被后世称为第一部系统记录版本知识的著作。明代视宋版为珍稀之物，藏书家、校勘家逐步摸索各种版本的特征、优劣，可惜这些版本学史料只散见于笔记、杂记中。清代学者开始罗列诸本、考证源流、登录刻工、详论纸墨。钱曾著《读书敏求记》奠定了古籍版本鉴定的基本原则。《天禄琳琅书目》及它的《后目》已把版本学的核心——善本书的收藏与鉴定推到了极致。清代学者对版本学贡献最大的当属专门记载版本状况的各种题跋记，尤以“顾批黄跋”为最。后人汇集成书的有为顾千里著的《思适斋书跋·书跋辑存》，为黄丕烈著的《士礼居藏书题跋》、《续记》、《再续记》，《荛圃藏书题识》等。

　近现代是版本学集大成的时代。叶德辉著《书林清话·书林余话》是古籍版本学第一部专门著作;张元济著《中国版本学》(1916年)与孙毓修著《中国雕板源流考》(1918年)把版本学从史学中独立出来;钱基博著《版本通义》总结了前人的成就，把版本学列入学术研究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介绍版本知识的书，有毛春翔的《古书版本常谈》(1965年初版，1977年再版)。此书已是收藏品，配有插图，通俗易懂，可惜明代部分较凌乱，清代部分过于简单;陈国庆著《古籍版本浅谈》于版本学名词解释简明扼要，但不全面，适于入门者;魏隐儒著《古书版本鉴定丛谈》(1984年初版)，体例较完备，也有实际经验的总结，只是不谈价格，宜专业人员参考;李致忠著《古书版本学概论》、《中国古代书籍史》，刘国钧著《中国书史简编》，曹之著《中国古籍版本学》，张绍勋著《中国印刷史话》等，都是从史的角度论述版本学、目录学、内容系统可靠，又有最新史学发现佐证，惟厚古薄今，实用性差些。

　在谈到版本学专门著作时，不能不谈到两部流传稀少的油印品：一是北京大学陈宏天教授的《古籍版本概要》(1987年讲义稿)，其特点是专业性、系统性强，表列详尽，论断精到，清代部分尤为各书所不及;可惜重学术、轻市场，非专业人员不感兴趣。二是北京中国书店编《古籍版本知识》(上、下)，1980年油印本。书出于古籍鉴定大师雷梦水、张宗序手笔，在内部流传。笔者珍藏此书初版本，且有雷梦水先生签名，捧读二十年，收益最大。该书列举资料极为丰富，如清代武英殿刻书、官书局刻书、民国精刻本等都是各书所论不及的。关于版本鉴定方面，该书也极富特色，真假俱呈，详辨优劣，特别是从价格上来判断版本取舍，“实战”性极强;当然系统性、条理性就不够了。从价值、价格上判断版本的著作，最具参考性，爱好者也颇关心，但学者们却言之甚少。笔者醉心古籍收藏多年，有几本书在论及版本价格方面很实用，也很具史料价值，一并开列出来，供书友参考：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983年商务初版，详列1912年至1947年古籍善本收集价格及善本影印、复制印刷史话;

　《艺风堂友朋书札》(上、下)，1980年上海古籍初版(中华文史论丛增刊本)，详载缪荃孙先生等七十人清末民初收售善本价格及藏书聚散史话;

　《弢翁藏书年谱》，李国庆编，2000年黄山书社出版，详载藏书家周叔弢先生六十年购书、访书、藏书史料，价格精准，详备。

　目前北京中国书店联合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上海国拍、上海朵云轩、上海敬花等各大拍卖公司合作整理出版九年来《中国拍卖古籍文献目录》(2002年1月上海书店出版)及《续集》(2002年8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详载百余场(2000年底前)拍卖实况，极具市场参考价值。书中对拍品的断代、提要、说明等都经专家审核、把关，恐怕这就是最新的版本学参考资料了。

　版本目录与鉴定古籍

　我国古代，虽自图书诞生之日起，藏书管理者就开始编制图书目录，但是直到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人们才真正开始重视编制藏书的版本目录。

　所谓版本目录，就是指著录图书的篇目和主要内容，并详细著录图书的作者或编者，以及出版者、出版年代等情况的书籍，是著录和记载版本简况的专用工具书。南宋初年尤袤编制的《遂初堂书目》，被公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版本目录。

　明清时期，是著述版本目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公私藏书版本目录，对版本的著述更加详细，不仅记载了图书的篇目、主旨、作者、出版者，还简略记述了版本的特征、源流等情况。但明代的版本目录学术价值不大，而清代的则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参考价值。如钱曾的《读书敏求记》、于敏中等的《天禄琳琅书目》、纪昀等的《四库全书总目》等，著录古籍版本最为翔实，在藏书界影响很大，是权威性很高的版本目录书。

　民国以后，著名版本学家孙殿起所著的版本目录《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编》，是近一内蒙最实用和常用的版本目录工具书。新中国建立后，国家专业古籍出版社陆续编辑和出版了《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提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重要版本目录工具书，成为当代图书馆、藏书家及古籍藏书爱好者最好的参考书。

　古籍版本目录的编制，按不同标准有如下分类：一是按国家目录、私人目录、史志目录3种;二是按学术内容分类，有综合性目录和专科目录2种;三是按编篡目的分类，有举要目录、缺书目录、辨伪目录3种;四是按收录范围分类，有丛书目录、地方目录、个人著述目录、善本目录、知见目录等。

　版本目录与古籍鉴定紧密联系。因为从古至今的版本目录，系统揭示了各个时代古籍图书的存佚状况，著录了历代古籍不同版本的源流、特征及概况，成为鉴定古籍版本真伪及其价值的重要依据。具体来说，版本目录对于古籍鉴定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帮助了解古籍概况。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这些典籍分别著录在历代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官修书目、私藏书目等目录中。阅览这些目录，能使我们较清楚地了解到各个朝代古籍的刊流、流通、收藏及存佚概况，从而便于比较、鉴定新近发现和收藏到的古籍。如果你看到一部古籍实物，可先对其外观、纸张等等进行初步鉴定，然后再与相应年代的版本目录进行对照。如果古籍实物与版本目录著述相符，即可做出鉴定结果;如果实物与著录不符，则要进一步查找资料，弄清是非，不能轻易下结论。

　第二，便于识别版本真伪。凡对版本目录了若指掌的人，都能详细了解古籍的书名、篇卷、作者、版刻、函册、提要的等情况，从而可以具体考证和辨别古籍的真伪。如汉代刘向父子所著《七略》，在《隋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两部目录书中均有著录，而在《宋史!艺文志》中却不见著录，说明《七略》一书在唐宋间已经失传。如果在宋代以后发现署名《七略》的古籍，除辑佚本外，其余可判定为伪本。

　第三，公正审定版本价值。当你发现收集到一部古籍时，可通过查阅《四库全书总目》、《贩书偶记》等版本目录，了解该书的递藏、传承等情况，从而可以正确判定其收藏价值;如果该书在以上版本目录中没有著录，则会有两种可能：一是伪书，二是海内孤本。到底属于哪种情况，则需进一步查阅其他古籍鉴定工具书，或请教有经验的鉴定人员协助鉴定。运用各种方法验明其正身后，就可以准确判定其价值。

　历代古籍版本目录有时也难免出现一些讹误。所以，利用版本目录鉴定古籍，还要有清醒的头脑和主见，不可盲从，以免出现错误。

　古籍的收藏与辨伪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藏书的传统，在书房内放大镜置几册古书，既能显示出儒雅的生活情趣，又能体现出藏书者的文化修养。如今太平盛世，收藏风日渐趋浓，继字画、瓷器等收藏品之后，古籍又成为收藏者收藏投资的一个新热点。尤其是在拍卖会上，线装古籍连连拍出令人吃惊的高价后，更是激发了人们对古籍收藏的兴趣，同时，引得深藏民间的古籍纷纷浮出水面。近日，记者就古籍的收藏采访了南昌的古籍收藏家王令策和周海鹰先生。

　哪些古书具有收藏价值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古籍拍卖会场场火爆，且价格越拍越高。书价大幅提升是否等于所有古籍都能升值王令策认为，善本古籍和版画古籍的增值潜能较大。

　善本古籍主要指具有历史文物、学术资料和版本艺术价值的版本书。它包括内府刊刻的殿版书，海内外绝无仅有的孤本，内容好、书法精的明清抄本，以及清初以前的精美刻本。年代越久远，书品就越珍贵。往往衡量私人藏书是否达到藏书家水平，也经常以收藏多少善本书为标准。

　宋版书一向被认为善本书之佼佼者，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说。由于宋版书弥足珍贵，有宋版书的人大都不愿意轻易出手，特别是收藏家手里的宋版书，别说让他出让，甚至从不示人。所以，一旦有缘与宋版书相遇，只要财力允许，下决心买下定是一条增值财路。元版书虽不能同宋版书相提并论，但收藏界一向认为，宋元本同属珍稀善本，爱好者值得关注。现在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年代较近的古书便自然升华，明版乃至清初版本，凡是具有文献价值和刻印精美的古籍，也已步入善本行列。王令策说，目前明清善本尚不难寻，价格也不算太高，但增值潜力颇大，收藏者值得关注。

　王令策告诉记者，善本的古籍有以下9种代表性：

　①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②明刻本和明抄本(刻印模糊和流传较多的除外);

　③清代乾隆以前的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④太平天国及历年农民政权所刻印的图书;⑤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⑥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⑦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⑧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⑨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

　版画古籍

　在收藏者关注善本古籍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版画古籍的收藏了。王令策说，从历次书刊拍卖会的图录看，无不将漂亮的版画画面精印拍卖图册中，哪怕书中只有一幅也从不放弃。我国版画古籍很多，诸如《芥子园画谱》、《芥子园画传》、《晚笑堂画传》、《百孝图说》、《红楼图咏》、《唐诗画谱》、《鸿雪因缘图记》、《三才图绘》、《孔子圣迹图》、《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诗》以及《耕织图》、《棉花图》和《蝴蝶秋斋所藏画册》等。最为精美的要属明末画家胡正言的版画力作《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这两套版画古籍不仅在于艺术上的卓越成就，而且还开创了木版水印先河，解放初年，一部明版装裱成册的《十竹斋书画谱》仅售10元，如今它的价值已经超过10万，可见版本好，刻印精美，书品完整的版画古籍，都值得投资收藏。

古书收藏方法

　古书有“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经济)价值”，但不是所有的古书都“值大钱”。李洪啸总结说，总的来说所有藏品的通则是讲究“真、精、新”。因为自古以来，好东西会被精心爱护，很多好的古玩，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除此以外，还有古书收藏的特有原则：

　年代是古书收藏的重要因素，现在宋版书论页拍卖，明版书论册拍卖。明版书普遍刻印较精美，万历前的书少而更珍贵。清光绪之后的受西方印刷技术冲击，书普遍质量下降。带画的书比纯文字的好，多色印的比黑的好。

　同一时代版本的看内容，古书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除了佛教道教带图的经书外，儒家的经类不值钱。“史”多是“够古不够玩”，价值居中。而“子”和“集”中，则不乏珍贵之物。越是冷门，生僻，少见的越珍贵。

　同内容的看印刷，在版本上，初印本最珍贵，一般只有几本，是红色印刷，用来校对和主人自留。其次是蓝本，一般也就10来本，送朋友。最后才是大批量印刷的黑本。黑本里，字迹清晰的版本较好。印刷到最后，版已被磨损，甚至断裂，此时书籍印刷模糊，价值较低。

　此外，特殊内容(如禁书)、知名度高的书的早期印本、精印本及殿刻本、官刻本、名家刻本等较珍贵。名家批校本或收藏本价值高。白纸比黄纸价值高。

小编认为这是我国时代进步的结果，同时也表明了我国科技发展在图书管理方面的应用。近期我国古代书籍管理方面有了更新的进展。四川大学联合达摩学院开发了一套古书籍识别系统。这个系统的成功运行直接可以帮助中国找到所有流散在海外的古籍。这个系统的具体工作原理下面小编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一、该系统的文字识别是基于AI技术。

根据专家描述，这个系统是基于AI技术来进行研发，研发的核心就是，他们要整理好所有古籍的字形和字体等，将他们作为基础模型。建立完这些模型库之后就可以运用于实践当中，但是这个项目最大的难点就是收集这些古籍中的字体和字形。

二、该系统已经能识别各种字体和字形的古书。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初见成效。根据专家披露，这个系统已经开始试运行，识别出20万页的古书书籍，同时系统识别出了各种不同的字体和字形，并且准确率高达97%。这个结果也说明这一系统在我国古籍文化方面的运用非常实用。

三、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古书都可以利用该技术被找回。

根据专家介绍，如今有了这个系统，我国就可以找回很多被遗落在世界各个地方的古典书籍。不用再花费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去寻找原件，只需要通过网络数字化识别，就能看到古书籍的原貌。

综上所述，从专家的描述，我们能看到这个系统是基于AI识别技术而开发的一个应用系统，它不仅能像我国的文字识别软件一样很快地将古书籍中文字识别并保存。最重要的是在未来这些古书籍还可以和大众见面，让普通老百姓都能看到真正的古籍。这是一项非常进步的科技，也在我国古代文化的传承和宣传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不知奥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欢迎评论。

焦循，字理堂，一字里堂，扬州甘泉（今扬州）人，是清代乾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学识淹博，著述宏富，成就卓著，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扬州大学刘建臻教授长期从事经学和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清代学术特别是焦循及其著述有湛深研究，并具有整理点校古籍文献的丰富经验。正是因为著作者的重要地位和整理者的优越条件，早在2007年，整理《焦循全集》的设想就获得专家的高度肯定，并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整理计划，成为清史文献整理的重要项目之一。经过长达十年的努力，终于结成硕果，2016年，《焦循全集》由广陵书社顺利出版。

《焦循全集》多达640万言，具有如下特点：其一，是迄今搜罗汇辑焦循著述最为丰富的合集。焦循学问博大精深，其著述遍及经、史、子、集四部，约计达数十种之多。此前，除少量著述如《孟子正义》等数种得以出版之外，绝大多数都未能得到整理，甚至还有诸多稿本、抄本未能得到发掘利用。整理者付出大量心血精力，广搜博采，抄录影印，尽最大可能网罗焦循所有著述。如《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毛诗地里释》《注易日记》《里堂书跋》《乘方释例》《里堂札记》《里堂诗集》《里堂道听录》等20余种稀见稿抄本，分别珍藏于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扬州市图书馆等十余家收藏机构，整理者不辞辛苦，多方搜求，终得如愿以偿。在广泛搜罗、认真辨析的基础上，全书最终收录焦循著述59种，其中甲编为焦循自著52种，乙编为焦循摘抄或选刻之书5种，另附录他人摘编焦循著述2种。除极个别求之不得或寻之未获外，几乎将焦循著述囊括无遗，堪称迄今最为全备的焦循著作合集。

其二，是迄今别白考辨焦循著述最为精审的合集。焦循著述众多，其中不免存在鱼目混珠、真伪杂陈的情形。刘建臻教授系研究焦循及清代学术之专家，此前即出版发表有《清代扬州学派经学研究》《焦循著述新证》和《焦循学术论略》等系列论著。依据多年研究奠定的学识功底，整理者对现存以及见于记载的各种焦循著述详加考证辨析，以删重去复，黜伪存真。以焦循有关《诗经》的著述为例，上海图书馆藏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和《毛诗物名释》稿本2种，南京图书馆藏有《陆玑疏考证》1种。以其名目观之，当为三书。整理者经仔细比勘，发现《毛诗物名释》实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之初稿，而《陆玑疏考证》则系《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第十二卷之内容，遂保留《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1种，而摒弃了原计划收录的《毛诗物名释》和《陆玑疏考证》2种。又如收藏于国家图书馆的《里堂书品》抄本，卷首目录题“里堂焦氏书品”，下署“廷琥手录”。书名既题焦循之字，抄录者又为焦循之子焦廷琥，学者多将其视之为焦循著述。整理者细加考核，发现焦循本人及其子焦廷琥均未言及此书，且现存焦廷琥手稿笔迹与是书明显不符，进而发现其书内容旨趣与焦循学术思想相去甚远，书中甚至还载有焦循身后之事，遂判定该书实为伪作。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整理者将该书直接剔除，不予收录。诸如此类，整理者对能够查找到的焦循所有著述，均一一厘清其重出者、伪托者、未成者、散佚者，乃至未见、存疑者，最终确定全集的收录内容范围。其考辨及其别择堪为定论，有效地保证了新版《焦循全集》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其三，是整理难度极大的清代学者著作集。焦循学识广博，在经学、史学、文学，乃至天文、历法、数学、医学、术数等各领域均有很高造诣，当时即有“通儒”之称。再加上其著述稿本、抄本颇多，今人辨识整理，其难度可想而知。整理者迎难而上，网罗专门人才，组织学术队伍，采取各种措施，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终于高质量地完成了整理点校工作。

作为清代文献整理的新成果，《焦循全集》的推出，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一方面，《焦循全集》的整理出版，为学者阅读利用提供了可靠方便的文本，必将大大推进对焦循本人及其清代学术的研究；另一方面，《焦循全集》的整理出版，反映了新一代的扬州学人对扬州先贤尤其是清代扬州学派学术的继承、发扬和创新，可谓薪火相传，渊源有自，必将有力地推动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黄爱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