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戚继光著，有多种刊本，目录内容多不相同。如周世选本分18卷，有关武术的篇章有长兵、牌筅、短兵、射法、拳经等；王象乾本则分14卷，有关武术的篇章有手足篇，记述了枪、牌、筅、棍、钯、射、拳等武术；《纪效新书》收录了“杨家六合八母枪法”、俞大猷的《剑经》和戚继光自编的《拳经》32势图诀等。此书是历来研究武术的重要文献，在以后出版的《武备志》以至《三才图会》等书中均有转载。朝鲜在此书的基础上编成《武艺图谱通志》，日本江户时代兵法家平山行藏也曾翻印刊行。此外，日本还以《武术早学》、《军法兵记》、《兵法奥义书》等不同书名刊行此书。

二十世纪以来，这五种讲史平话曾经几次影印。

1926年，东京帝国大学据原刻本首次影印《三国志平话》；三十年代，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据原刻本首次影印了另外四种平话。此后，中国的出版机构出版了翻印本。

1929年，上海涵芬楼翻印东京帝国大学影印本《三国志平话》。

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翻印仓石武四郎影印本四种平话，并重翻涵芬楼本，合称《全相平话五种》。文学古籍刊行社在1956年曾翻印,这是出版说明: 元至治年间(1321-1323)新安虞氏刊本全相平话五种，是现在还存见的最早的〖讲史〗话本。原书藏日本内阁文库。其中三国志一种，有日本盐古温影印本及我国涵芬楼翻印本；其他四种，有日本仓石武四郎影印本。我社现将涵芬楼翻印本和仓石武四郎影印本并为一集重印。

这些翻印本，为没有条件看到原刻本和最初影印本的古代小说教学和研究工作者提供了相当大的方便。但是，这些翻印本并未完全忠实于原刻本，对原书的漫漶和残缺之处作了许多描改和描补，其中存在若干错误和不当之处，由于这些翻印本的广泛流传，使广大教学和研究工作者误以为这五种讲史平话的“真面目就是如此”，并将其作为研究的依据和校注的底本，从而导致学术研究中的某些不确乃至错误之处。这些问题如果长期不加纠正，不仅有违求真务实的学术传统，而且将有损中华学术的良好声誉。有鉴于此，陈翔华先生经过多年努力，编校了《元刻讲史平话集》。

三十六计》的发现、流传及研究现状

1941 年,有人偶然在今陕西彬州的书摊上慧眼识得《三十六计》。同年,成都兴华印刷所出版了土纸翻印本,但这一版本流传不广。1962 年,解放军政治学院图书资料室加以译注,出版了内部铅印本,译注者署名无谷。其后,炮兵学院训练部、济南军区政治部、武汉军区司令部作战部,俱先后推出了或翻印或抄印的铅字本。至于原本今天收藏何处,其后正式出版的多种注释本均未述及,笔者囿于见闻,也未知其详。所幸的是, 《三十六计》终于渐渐流传开来,并为今天的军事理论界所重视。

《三十六计》原本不分卷,发现时已有残缺,跋语不完。作者不详,亦无年代可考,有人疑为晚明或清初人。但是从书中若干所用的计目名称看,也不能完全排除清代后期的可能。从全书内容看,则作者详熟《周易》,崇尚谋略,喜读兵书,了解古战例,这几点是可以肯定的。

《三十六计》文字不多。“解语”一般十余字,少者如“抛砖引玉”,仅有7 字;多者如“借尸还魂”,也仅29 字。“按语”略长,大体也只在百字上下。少者如“顺手牵羊”,仅25 字,多者如“釜底抽薪”、“假痴不癫”,均不过280余字。全书字数当在5 千左右,篇幅约与一部《老子》相当。

从版本源流看,各种版本大约可分三类。一是1941 年的土纸本。二是1962 年至1978 年军队系统内部或抄印或翻印的各种注释本。这些版本最初在军队系统内部散发,供关心谋略之道的军官研读,文字大体相同,间或有经整理者校改之处。据笔者所见,这类铅印本多为16 开,简化字,3 号楷体,竖排,深绿色封皮,名之为《三十六计今译》,均未经出版社正式出版。为叙述简便,这类版本不妨称之为“军内本”。三是1979 年以后经出版社正式公开出版的各种版本。这类版本除注释翻译之外,作者多致力于援引古今中外的著名战例,以再现《三十六计》一书的谋略用兵之道。这些书籍的出版,对于普及军事谋略起到了积极作用,并成为深入研究《三十六计》的军事哲学和谋略思想的先导。这类后起的新编注释本,不妨称之为“研究本”。

从文献学的角度说,军内本颇值得引起注意。这是因为:一、这类版本被认为是直接移录自底本的最初印发供研读的版本,给人以可信度较高的感觉。二、它是后来一些正式新版《三十六计》的直接依据。由于1941年的土纸本很难见到,加之研究者又多系军队系统人员,因而军内本客观上成了研究者的源头。然而,军内本存在不少令人遗憾之处。从文字上说,一是印刷错误不止一二处,二是有因误识繁体字而简化错误之处,三是校勘失误,文字衍夺,句读失当,时有可见。

因此,军内本大多恐非出自专业古籍整理者之手。从版本上说,军内本既有辗转抄录翻印的一面,又有因校改而彼此出入的一面,难免令人莫衷一是。再从整理情况看,以1973年武汉军区司令部作战部的本子为例,其《序言》称,对于《三十六计》的原文,整理者“作了一些删补、校正和译注”。对于严谨的治学者,这话是很令人惶恐不安的,因为在未能一一对照原本的情况下(武汉本没有校后记) ,后人无由判断哪些地方经整理者动了手术。这些“校正”是否确属校正,抑或可能有“校误”之嫌 笔者限于主观精力和客观条件,多年来未能寻访原本及土纸本一睹原貌,手头原有的一种最早的军内本也已丢失,转思现今各种版本的《三十六计》,很可能有以讹传讹、毫厘千里的情况,这是研究《三十六计》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二十多年来,大陆和台湾都陆续有人研究《三十六计》,并出版了一些研究成果。虽然这些成果在普及军事谋略和战争艺术上赢得了相当的读者群,并启迪人们进而在市场经济等非军事领域开拓心智,谋取成就,但是,除了极少数论著能力求深入且有一定新意之外,总体水平仍有待提高。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人们对《三十六计》的研究和认识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这部兵书的估价,二十多年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某些“左”的思想影响仍未能予以彻底清除。

最初,研究者对《三十六计》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虽则他们也承认其中反映了封建时代的用兵要诀,但又认为它“集中了封建割据中的尔虞我诈、掠夺兼并一类落后的、反动的东西”。对于军事斗争,“它不能正确的阐明战争的实质问题,只局限于计谋的推演与施用上”( 均见军内本) 。实际上,阐明战争的实质并不是《三十六计》的任务,而这种在军事问题上对待谋略斗争所采取的“道德立场”,只能令人想起春秋时代蠢猪式的宋襄公。当然, 这种观点是“文革”时代思维官能症的必然产物,今人不必苛责。所幸的是,物换星移,随着《三十六计新编》等书的推出,广大研究工作者开始充分肯定并推崇这部兵书。在军事学术研究日趋活跃的良好氛围中,少数先驱者对这部具有强烈民族兵学风格的兵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进而致力于研究其中的“诡道逻辑”,力图将其中“燮理阴阳”的辩证思维模式纳入谋略学的架构之中。但是,一些研究者在潜心书中谋略思想的同时,仍不忘抄录文革时期军内本中为配合当时所谓的儒法斗争而写出的批判文字,把军事斗争中的谋略同社会生活中尔虞我诈等不良道德混为一谈,这不能不说是遗憾之处。

(二)对一部古典要籍,态度的变化并不能直接换来研究的深入。

应当承认,近些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除个别已进入前沿之外,多数尚停留在浅层次上。在研究方法上,几乎都清一色地滞留在举例说明的阶段。面对36 种计谋名称,研究者首先能做到的便是搜寻古今中外的战争故事,然后一一对应各计名目,以图诠释何为某计,何为某策。诚然,以战例诠释某种奇谋巧计,可使人对军事谋略及其思维方法获得感性认识,对于普及兵权谋知识自属不可少,但是,如果仅此而已,便难免产生浅尝辄止的弊端。这种研究方法妨碍了认识的深入,几乎无一能真正把触角深入到《三十六计》的军事哲学义蕴。《三十六计》的精华和特色,在于它运用《周易》哲学思想推演军事谋略,在于它把对全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事斗争艺术及军事谋略思维放在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古朴的辩证法方法论上进行思考、解剖和提炼,从而使自己放射出民族传统兵学的独特光辉。《三十六计》的行文很简洁,而其军事哲学的“内核”却较艰深。也许正是由于它的内核过于坚硬难啃的缘故,在一般的注译本中,除了援引战例再现计谋的具体运用之外 (引例失当、乱贴标签者亦时有可见) ,我们还很少发现有人能对书中处处存在的谋略推演进行具体细致的分析。

(三)文字的校订和语言的理解,是一切古籍研究的基础。

《三十六计》问世以来,至今尚无一部经过认真校勘、适合研究者使用的版本。原件的影印单行本似亦不曾刊出。校订古籍是我国文史工作的传统,武经七书之类的兵书,前人已做了大量的文字校勘工作, 《三十六计》的这项基础性工作,也应有专人去做。此外,文字的注释也是一个薄弱环节。虽然目前一些新版的《三十六计》都对原文做了注释,但仍有不少可商之处。例如,36计的计名是注释者首先应解决的问题,各计名称除了语文意义上的普通意思之外,许多还具有谋略上的特定内涵,但大多注释者似未留意于此,一般均不作说明; 即便有所注释,望文生义者有之,流于皮相者亦有之。至于书中大量出现的卦辞、爻辞、象辞,则避而不谈者有之,仅注出处、形同不注者有之,勉强牵合某计、强行索解者亦有之。

《康熙字典》是清代康熙年间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张玉书、陈廷敬等，它是在明朝梅膺祚《字汇》、张自烈《正字通》两书的基础上加以增订的。该书的编撰工作始于康熙四十九年即公元1710年，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即公元1716年，历时六年，因此书名叫《康熙字典》。《康熙字典》由总纂官张玉书、陈廷敬主持，修纂官凌绍霄、史夔、周起渭、陈世儒等合力完成。字典采用部首分类法，按笔画排列单字，字典全书分为十二集，以十二地支标识，每集又分为上、中、下三卷，并按韵母、声调以及音节分类排列韵母表及其对应汉字，共收录汉字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47035个），为汉字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一《康熙字典》是清代康熙年间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张玉书、陈廷敬等，它是在明朝《字汇》、《正字通》两书的基础上加以增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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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刻本经历差不多二百年之久，饱经风霜，纸张包浆氧化明显，材质天然，表面肌理错落有致；主体内容保存完整丰富，字迹规整有力，层次清晰分明，实属难得。该刻本隶属文光堂和宝华楼刻印，在当时是赠与各地州府、大臣，相当珍贵。由于刻本数量有限，现如今，成为不可多得的文化产物。

那么距今于此整套的康熙字典早已不翼而飞，而更多的则是后来皇帝为了宣扬文化而特别印制的也个别有皇室手抄的，目前距有关人士报道一套40本全套的翻印康熙字典升值已经极高，而真正的已经非常稀有。

2015年，过云楼藏古籍善本一百七十九种，以216亿元的价格成交，创下了古籍类藏品的成交纪录，这或许令很多藏友记忆犹新。近年，古籍类藏品以稳健的价格表现，丰厚的历史价值，深厚的学术底蕴，逐渐吸引着藏家的眼球。时至今日，这个项目已经不容小觑，很多大型拍行纷纷开设古籍专场。古籍收藏成为市场中的一颗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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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字典》问世后，社会影响巨大。它的文字、音义、书证被广泛引用，它的体例也成为了后世出版字书的蓝本，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收藏价值，经济价值和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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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古籍拍卖会场场火爆，且价格越拍越高。书价大幅提升是否等于所有古籍都能升值？王令策认为，善本古籍和版画古籍的增值潜能较大。

善本古籍

善本古籍主要指具有历史文物、学术资料和版本艺术价值的版本书。它包括内府刊刻的殿版书，海内外绝无仅有的孤本，内容好、书法精的明清抄本，以及清初以前的精美刻本。年代越久远，书品就越珍贵。往往衡量私人藏书是否达到藏书家水平，也经常以收藏多少善本书为标准。

宋版书一向被认为善本书之佼佼者，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说。由于宋版书弥足珍贵，有宋版书的人大都不愿意轻易出手，特别是收藏家手里的宋版书，别说让他出让，甚至从不示人。所以，一旦有缘与宋版书相遇，只要财力允许，下决心买下定是一条增值财路。元版书虽不能同宋版书相提并论，但收藏界一向认为，宋元本同属珍稀善本，爱好者值得关注。现在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年代较近的古书便自然升华，明版乃至清初版本，凡是具有文献价值和刻印精美的古籍，也已步入善本行列。王令策说，目前明清善本尚不难寻，价格也不算太高，但增值潜力颇大，收藏者值得关注。

王令策告诉记者，善本的古籍有以下9种代表性：

①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②明刻本和明抄本（刻印模糊和流传较多的除外）；

③清代乾隆以前的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④太平天国及历年农民政权所刻印的图书；⑤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⑥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⑦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⑧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⑨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

版画古籍

在收藏者关注善本古籍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版画古籍的收藏了。王令策说，从历次书刊拍卖会的图录看，无不将漂亮的版画画面精印拍卖图册中，哪怕书中只有一幅也从不放弃。我国版画古籍很多，诸如《芥子园画谱》、《芥子园画传》、《晚笑堂画传》、《百孝图说》、《红楼图咏》、《唐诗画谱》、《鸿雪因缘图记》、《三才图绘》、《孔子圣迹图》、《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诗》以及《耕织图》、《棉花图》和《蝴蝶秋斋所藏画册》等。最为精美的要属明末画家胡正言的版画力作《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这两套版画古籍不仅在于艺术上的卓越成就，而且还开创了木版水印先河，解放初年，一部明版装裱成册的《十竹斋书画谱》仅售10元，如今它的价值已经超过10万，可见版本好，刻印精美，书品完整的版画古籍，都值得投资收藏。

藏古籍辨版本

我国的古籍图书总体上是以雕版印刷形式为主，多种形式（活字、石印、影印）并存的局面。所谓雕版印刷就是把文字刻在木板上，然后用来印书的印刷工艺。先在木板上刻出阳文反字，再在板上涂墨，蒙上纸张刷印出书页。古人称用这种方法印出的书叫刻本或者刊本，现代人把它称为木刻本。木刻本又根据不同情况分成原刻本、翻刻本，写刻本、套色刻本几种不同的版本系列。周海鹰先生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

原刻本，亦称祖本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第一版，是一部书的原貌和“灵魂”。作者、出版者往往十分重视原刻本，所以大都是精工细刻，同时对纸墨也很讲究，印出的书版面整洁、字迹清朗。一般来说，原刻本印刷的数量不大，所以古籍中的原刻本一直是藏家的首选。

判断一部古籍是否是原刻本，通常要从资料记载、出版者署名、书中的序言、跋语中的叙述去综合判断，有多个序言的古籍，要重视最后的序言是否被抽毁。此外，由于古籍雕版一经刻竣，便不会变动，所以还可用原刻本雕版的尺寸、字数去比对。周海鹰说，清康熙年间编纂出版的《康熙字典》，其中的武英殿内府原刻本是清初的著名善本，但《康熙字典》在清中期、清末，直至民国，翻刻、翻印已不知其许，原刻本与后印本价值差距甚远。从博物馆所藏康熙内府宫装本得知，原刻雕版板框19．5×14厘米，8行12字，小字按双行计。根据这个尺寸与实物一比对，是否原刻本便一目了然了。

翻刻本，也称重刻本或复刻本目前存世的古籍中绝大多数都属此类。翻刻本与原刻本相比，虽然基本相同，但往往因为政治、人为或技术的原因而有所变化，有时还产生一些差错。而且翻刻次数越多，错讹的地方也就越多。因此收藏价值相对于原刻本有一段距离。

翻刻本一般从牌记、序言中可以看出，但不排除少数不良书商为获得暴利，有挖补书牌、抽毁后序、后印改前印的做法。这就需要藏家从书品、纸张、不同时代的刻本特征去综合判断。周海鹰说，尽管如此，但有几种翻刻本倒是值得藏家关注。其一，原刻本已佚失不存，或只有孤本残卷存世或流失。那翻刻本也就成了存世的惟一，其珍贵程度不亚于原刻本。其二翻刻者是历史上著名的刻书机构。如历代的官书局，声名显赫的通志堂、汲古阁等等，这些机构往往集中了一批著名的工匠，刻工精湛，校勘仔细，纸墨上乘，其刊本以其印刷工艺上精美而提升了自身的艺术价值。三是影刻本。由于古籍中的宋元善本，书写多出名手，并非匠人所为，故字均肥细有则，佳者有欧柳笔法，墨色清润，印刷皓朗。影刻就是先在原刻本上进行影摹，然后再上版雕刻，如此印出的书与宋元版原刻本不仅内容相同，细节也相符，连版心中刻工的名字，所作的记号均原样保留。此种影摹宋刻的称“复宋本”，影摹元刻的叫“复元本”。古时影刻宋元版古籍最多也最精的是明末毛子晋的“汲古阁”。这些影刻本的价值要大大高于一般的翻刻后印本。

写刻本，是指由擅长书法的人书写上版，有时也有作者自己书写上版的这类刻本数量很少，属木刻本中的精刻精印本，也是古籍收藏中的上乘佳品。由于此类刻本多出于名书家之手，常常一页书就是一幅精美的书法作品，甚为难得。比较著名的有宋代苏轼写刻的《陶诗》，明代夫容馆本《楚辞章句》，清代郑板桥自书的《板桥集》。另外，清代扬州诗局也出版了不少这类写刻本。

套色刻本，又称套印本这类刻本是在同一书页上，分次印上颜色不同的文字和图画。这种套色印刷技术最早出现在元代，至明万历年间发展成熟。当时刊刻了不少朱墨套印、三色、五色的套印本。这些套印本的价值，往往高于同时期墨本价值的数倍，历来是收藏界追逐的热点。其经典作品有《程氏墨苑》、《春秋左传》、《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等。

活字本，即用活字排印出来的书最早使用活字印书的是北宋庆历年间的平民毕升。当时他用的是泥活字。此后陆续出现多种材质的活字本古籍。元代首先用木活字印出《大德旌德县志》；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后创立铜活字，清代又出现了磁活字版的《周易说略》，咸丰七年上海出现最早的铅活字本《六合丛谈》，开近现代铅字印刷之先河。活字本在古籍中所占份额极小，有记载说，流传至今的古籍总共有数万种，但其中有书目可稽考的活字本仅220种，明以前的活字本基本无实物存世。

目前藏家所想收藏的基本围绕着清武英殿木活字“聚珍版”和清铜活字版《古今图书集成》。

石印本是由一种特殊的药墨把文字写在纸上，待其微干将它移到石面上，再施油墨印书。这种方法在清末由欧洲传入，由于它省去了繁琐的雕版工艺，所以很快得到了广泛推广和运用，并逐步替代了雕版印刷术。

石印本存世量极多，早先收藏古籍的人对其不屑一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用此法影印的前代古籍佚失后，这类石印本也成了珍品。因此，收藏石印本，要关注那些用宋元善本、明清版画为底本的影印本，一般的石印写本无大的收藏投资价值。

周海鹰说，在古籍收藏时，我们只要认清古籍的版本情况，把握住“善本时间早于乾隆；同一时期的古籍中刻本优于印本；初刻优于翻刻；套色优于单色；图画优于文字”的原则，就一定能提高鉴赏能力，淘到更多有价值的古籍。

古籍辨伪

采访时，王令策向记者推荐了四本收藏古籍的入门书籍，一本是毛春翔先生撰写的《古书版本常谈》，一本是《古籍基础知识问答》，再者就是李致忠的《古书版本学概论》和陈国庆先生的《古籍版本浅说》。王令策说，收藏古籍除了要掌握古籍方面的知识外，还应该了解伪造古书的一些伎俩。历来各种藏品都有造假者，古籍也不例外。不法书商任意剜改书名、著者之名，伪造珍罕书者防不胜防。其手段之狡猾，竟使行家也常常陷入真假难辨的窘境。

根据历来古籍书版的作伪现象，王令策认为主要有一下一些方式：

杜撰书名、著者如果某一部书，前代公私书目都不曾记载过，在以后某一时期突然出现，这部书可能是伪书。如明代徐弘祖《徐霞客游记》，不法书商竟将其篡改为《游记名山》，骗人上当。

增删刻书牌记刻书牌记是考证此书的出版人、出版地点和年代的重要依据。版本异同，价差很大。故增删刻书牌记之事，在明清时期时有发生，如今虽未曾出现，但也要多个心眼。

割改序跋肆意割改序跋中的内容，撤换序跋，冒充古刻旧刻而从中牟利。

版本杂拼利用一本经多次传写或印刷而形成各种不同的本子，杂拼成一书。古籍《唐诗品汇拾遗》十卷，不法书商硬把三种版式行款各不相同的书瞎拼一气，冒充明成化间刻本。

剜改目录、卷数目录是记录图书的书名、著作、出版、内容的纲目。不法书商常利用同种书由于刊刻者、刊刻时间不同，目录卷数产生差异的情况，篡改卷数，删割目录，伪加编造，以残本冒充全书。

染纸造蛀，以充古籍采用染纸和伪造虫蛀的办法作伪。染纸作旧，明代有之，而近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