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生的定义和范围是什么？　　原则上说，不杀生戒的重心在不杀人，所以，杀人是重罪，杀其他动物是轻罪。众生固然一律平等，但唯有人类能够造恶业（或称为黑业），而堕为鬼道或下地狱；也能修善业（或称为白业），而升天堂、出三界乃至于成佛；其他众生，除极少的特殊例子之外，既不知善，也不知恶为何事，只有随业受报的自然行为，而没有心意的造作在内。所以，人是道器，只有人能修道，并能弘道，因此，戒杀是以不杀人为根本。

　　杀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知是人，二、预谋而有杀念，三、杀死；否则，叫做伤害或过失，不成杀人罪。至于人，是不论年龄、贵贱，不论成形或未成形，有知或无知，凡被肯定是人者，皆不可杀。所以，不得堕胎，也不得以安乐死的名目来处理自己求死或已无自觉意识的植物人；否则，就是杀人罪。此点请参考《正信的佛教》和《人生》第三十六期的社论。

　　迄目前为止，医疗界呼吁人体器官的捐赠和移赠，比如眼角膜、肾脏以及其他脏器的捐赠，是将没有使用能力的人体，局部令其复活，这是值得鼓励的事。如果在生前捐赠，当然已经获得捐赠人的同意，纵然在死后移植，也必须预先取得死亡者生前的首肯，否则亡者对于遗体尚有一分贪恋和执著，便会引起他的嗔恨及怨怒，甚至影响他的转生善道或往生净土的去向。

　　自然死亡的人，通常于十二小时之内，神识未离，尚有部分知觉。从医学上判断已经死亡的人，从佛学的观点看，未必就已真正死亡；但如果立下遗言，捐赠器官，为了挽救另一人或数人的生命，这是舍身救人的菩萨行，因此，若生前确立有遗愿，移植人体器官当不成问题。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为了维持环境卫生的原因，必须处理蟑螂、苍蝇、蚂蚁、蚊子，乃至于老鼠等问题，这在佛世已有成例。当比丘们的浴室、浴池由于多日未用，满生小虫，负责清理的比丘，不知如何处理，佛说：‘除尽污水，清洁浴室。’比丘说：‘会伤虫！’佛说：‘不为伤虫，是为清理浴室。’于是比丘释然。这个例子是说为了维护人类生活环境的卫生，予以清理打扫，目的不为杀伤虫类，因此，不算杀死。当然，不得用药物喷射杀虫，只能以打扫、清理、消毒的方式来防治或退治虫蚁的进入和繁殖。如果环境经常保持整齐、清洁和消毒完善的状态，纵然有虫蚁，也不会太多。

　　如果在耕种时，难免会伤及虫蚁，但为了我们自身的活命，不用说耕种，就是日常行走及其他劳务，也会无意杀死虫蚁。所以，只有经常多念阿弥陀佛，愿愚痴而无知的众生，于死亡之后，转生善道或超生净土，不算犯杀生戒。当然，能够小心防止，减少杀伤虫蚁的机会，是慈悲的表现。如果明知杀生而心无悔意，便是没有慈悲心。

　　至于毒蛇、猛兽，以及毒虫之类，是他们过去世的业力使然，他们伤人，不出于预谋，虽有恶行，没有恶心，所以，并不算造杀业，应受到人类的同情和保护。以今天人类的社会而言，不仅可以防治受其伤害，也可以划出特定的空间范围，令其生存，或做到限制他们的繁殖，不令其成为人类的灾害。此所谓宜用防治法，不宜用歼灭法，不仅培养了人类的仁慈心，也对大自然的生态尽了维护的责任。

　　一般初学佛的人，对众生的定义不明，而且现在更有人说，植物也有生命，植物也有感情，若说不杀生，应该既不杀动物，也不杀植物。其实生命有它的层次，植物是无情众生，动物是有情众生。所谓众生，可分作三级，高级的为人类，具有三个条件：一、有活的细胞；二、有神经的反应；三、有思想及记忆。低级的为植物，只有活的细胞，没有神经和记忆，虽有生死的反应，没有苦乐的感觉，更没有思想及记忆，所以叫做无情。中级的是动物，只有少数如狗、猴子、马、象等高等动物有若干的记忆力，但没有思想力。至于下等动物除了神经的本能反应，没有记忆和思想，然其既有神经就有痛苦，就会怕死。所以虫蚁都会自然地知道逃避死亡的危险，植物则不然。因此，杀生的界定，就是能够知生怕死的动物而不及于植物。

　　佛戒比丘不可砍伐草木，是因低级的鬼神，依草附木，以草木为庇护，为了慈悲鬼神，不使鬼神生嗔，故不去破坏其居处，并非为了草木不可杀的理由。

　　微生物如细菌，从生物学上看，它是介于植物与动物之间的生物，既没有神经更没有记忆和思想，不属于有情众生，可以说是活动的植物，所以，杀菌不是杀生。

　　关于水中的微生物，除了细菌之外，尚有比较高等的生物，他们虽也没有神经，但已可以算在动物之列，因此，佛世的比丘，用水需要通过滤水囊的过滤，把比较大的微小众生滤出，比较小的就不管了。这是基于慈悲的观点，不忍目见生物而不救度。如果肉眼不能见，或虽见而不能分辨是有情或无情众生，那就理会不到了。

　　佛教主张不杀生，主旨在于众生平等的慈悲精神，一切众生都有生存的权利和自由，我们自己怕受伤害、畏惧死亡，众生无不皆然。众生的类别虽有高低不同，但众生的生命绝没有贵贱、尊卑之分，如果人人发扬这种平等、慈悲的精神，我们的世界一定是和谐、和平、互助、互敬、互爱、融洽无间，将没有一人会受到故意的伤害。虽然佛经中说，杀生有果报，杀人偿命，吃它半斤，还它八两，这是说明了因果不爽的事实。但是我们不必把不杀生的著眼点摆在害怕受报的观点上，果报是有的，但也并非绝对不可以改变的；养成慈悲心，才是不杀生的重点，也是佛菩萨化世的精神。

六字真言或称“六字大明咒”，即“嗡嘛呢呗咪吽”，藏传佛教认为，常持诵六字大明咒，可以消除病苦、刑罚、非时死之恐惧，寿命增加，财富充盈。所以，在藏区常常可以看到人们手摇转经筒，口诵“六字真言”的景象。

梵文为�1�8 �1�4�1�3�1�1 �1�0�1�6�1�5�1�4�1�9 �1�5�1�4�1�9，英文翻译为Om Mani Padme Hum，汉字音译为唵（an）、嘛（ma）、呢（ni）、叭（ba）咪（mei）吽（hong）。是藏传佛教中最尊崇的一句咒语，密宗认为这是秘密莲花部的根本真言，也即莲花部观世音的真实言教，故称六字真言。多用梵文或藏文字母（蒙古地区庙宇还有用八思巴字）书写、描画、雕刻在建筑物檐枋、天花板、门框、大小宗教器具、山岩、石板上。

仅从字面上解释，不过是“如意宝啊，莲花哟！”一句感叹语句，是一句未念完的佛经，或是仅表现出赞美观世音、憧憬幸福的心情。

“唵”表示“佛部心”，念此字时要身、口、意与佛成为一体，才能获得成就，“嘛、呢”二字，梵文意为“如意宝”，表示“宝部心”，又叫嘛呢宝。据说此宝隐藏在海龙王的脑袋里，有了此宝，各种宝贝都会来聚会，故又叫“聚宝”。“叭、吽”二字，梵文意是“莲花”，表示“莲花部心”，比喻佛法像法像莲花一样纯洁。“咪”表示“金刚部心”，是祈愿成就的意思，即，必须依靠佛的力量才成达到“正觉”成就一切、普度众生、最后成佛的境界。藏传佛教将这六字视为一切根源，循环往复念诵，即能消灾积德、功德圆满。

观世音菩萨是佛的化身，为普渡众生而住世。观音发原，原我身上的毛孔都依众生所需，化为佛菩萨以解救他们，一个都不漏，否则我的头将碎裂。此时阿弥陀佛赞叹地说：我与三世诸佛都是依此慈悲心而成正觉的，我会帮助你的。

观音菩萨感叹轮回众生之多且难度尽，产生退转且有违其誓句时，全身裂为千片。此时，阿弥陀佛告之须继续以慈悲力来净治轮回，将观音重新聚合成为千手千眼，以更大之力量来度脱众生。

阿弥陀佛复言：你要解除六道众生所受之苦，必须弘扬六字大明咒——嗡玛尼悲美吽，那将断除六道众生所受之苦。每个音节皆能净除轮转各个不同相应之六道因缘。

更殊胜的是，六字大明咒可封闭六道轮回之门，亦可超越世间的成就，同时为成就日后的佛果铺路，达到不退转之心。

六字大明咒可去除无始以来的业障，且如同诸佛菩萨亲临灌顶，更无价的是六字大明咒用是六种智慧来对治六道众生不同的烦恼：

嗡：白色之平等性智光，净除在天道中之骄傲及我执，断除堕落、变异之苦。

玛：绿色之成所作智光，净除阿修罗道中之忌妒，断除斗争之苦。

尼：**之自生本智光，净除人道中之无明及贪欲，断除生、老、病、死、贫苦之灾。

悲：蓝色之法界体性智光，净除畜牲道中愚痴，断除闇哑苦。

美：红色之妙观察智光，净除饿鬼道中之悭吝，断除饥渴苦。

吽：黑蓝色之大圆镜智光，净除地狱中之瞋恨，断除热寒苦。

受持六字大明咒的无量功德，即使是诸佛亦无法尽诉，其中的一些功益如下：

1受持者的身体疾病及障碍将会被净除。所造的语业被净化，种下妙音的种子。所有意念之无明、愚痴将被净除，得到佛菩萨智慧的加持。

2受持者若精进的修持，可将凡夫之身口意转化成佛菩萨之金刚身口意，甚至可将肉身修练出舍利子。

3受持者甚至只念诵一遍六字大明咒，亦可获得无量智慧，终将升起慈悲心且圆满六度波罗密。此外，他将生为转轮圣王，达到不会退转的菩萨境界以至开悟。

4凡有人或非人[见、闻、觉、受]（看见、听到、忆念、触及）到六字大明咒，他即刻种下成佛菩萨的因。

六字真言：藏传佛教名词。据说是佛教秘密莲花部之“根本真言”。它包含佛部心、宝部心、莲花部心及金刚部心等内容。“”，表示佛部心，谓念此字时，自己的身体要应于佛身，口要应于佛口，意要应于佛意，认为身、口、意与佛成一体，才能获得成就；“嘛呢”梵文意为“如意宝”，表示“宝部心”，据说此宝出自龙王脑中，若得此宝珠，入海能无宝不聚，上山能无珍不得，故又名“聚宝”；“叭咪”，梵文意为“莲花”，表示“莲花部心”，以此比喻法性如莲花一样纯洁无瑕；“”，表示“金刚部心”，祈愿成就的意思，即必须依赖佛的力量，才能得到“正觉”，成就一切，普渡人生，最后达到成佛的愿望。

藏传佛教把这六字看作经典的根源，主张信徒要循环往复吟诵，才能积功德，功德圆满，方得解脱。据说，藏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认为六字真言意译为“啊！愿我功德圆满，与佛融合，阿门！”，还有的藏医学著作认为六字真言的诗意解释是：“好哇！莲花湖的珍宝！”

　　1《中国佛教伦理研究》（南大出版社，1999年6月）　2《净土三经释译》（佛光出版社，1997年4月）　3《金刚经评析》（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5月）　4 《六祖坛经释评》（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　　5《宗教与道德劝善》（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　　6《中国佛教文化艺术》（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4月）　　7《社会科学十万个为什么 宗教册》（副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　　8《中国佛教智慧篇》（[台]长圆出版社，1998年1月）　　9《中国佛教修行篇》（[台]长圆出版社，1998年1月）　　10《中国佛教孝亲观初探》（《南京大学学报》，1996年3月，人大复印资料、《鹅湖杂志》转载）　　11《文化整合与文化交融》（《江海学刊》，1996年6月，[台]《哲学与文化》转）　12《中国佛教文化历程评说》（《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3月，[台]《鹅湖》杂志转）　13《传统修养境界论初探》（《江苏社会科学》，1996年6月）　14《宋元德育实施方法初探》（《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5月）　15《宋元德才思想初探》（《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增刊）　16《中国佛教善恶报应论初探》（《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1月，人大资料、[台]《正观》转）　17《诸佛智慧之母》（《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2月，人大资料转）　18《论〈坛经〉的思想价值和文化意蕴》（《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1月）　19《论宋代以降的佛教孝亲观及其特征》（《南京社会科学》，1999年4月，人大资料转）　20《论中国佛教人性善恶观》（《南大学报》，1992年2月，人大资料转）　21《佛门劝善书初探》（《佛学研究》，1999年刊）　22《现代素质与传统素养》（《理论与现代化》，1998年1月）　23《论百丈清规的思想及特色》（[日]《中国研究》，1998年7月）　24《探究千古圣贤的良知骨血》（[台]《哲学文化》，1998年7月）　25《坛经与中国文化》（《华夏文化》，1998年2月）　26《简论传统修养论的特征及其现代意义》（《太湖论丛》，1998年1月）　27《佛教思想与现代科学》（论文，国家“九五”课题成果之一，中医古籍出版社，1999年1月）　28《中华传统道德修养概论》（副主编，国家教委“九五”重点成果，南大出版社，1998年9月）　29《中国德育思想史》（参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7月，国家级一等奖）　30《伦理学原理》（参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2月，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31《儒学思想人格论及其现代启示》（国际研讨会论文，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8月）　32《中国典籍精华佛道卷》（合著，中国青年出版社重点出版项目，1999年10月版）　33《宗教的故事》（审校，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月）　34《儒家伦理与现代经济发展》（《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8期）　35《宋元道德修养论初探》（《怀化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　36《从无相戒法到百丈清规》（《台湾大学佛学中心学报》，1999年第4期）　37《儒学的利民价值观》（《中国哲学史》，1999年第1期）　38《禅宗戒律思想初探》（《南大学报》，2000年第5期）　39《论太虚的人生佛教思想》（《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12期）　40《作为宗教历史文化的南宗禅》（[台]，《中国佛学》，2000年春季号）　41《寻绎中国民间宗教的内在命脉》（《世界宗教文化》，2000年第6期）　42《论百丈清规的僧团伦理思想及特色》（《禅学研究》，2000年第4期）　43《论佛教思想与现代医学的关联》（《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44《中国佛教伦理思想》（[台]，云光出版社，2001年6月）　45《论中国佛教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南京大学学报》，200年第5期）　　46《把握现实道德建设的脉搏》（《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7《追求中医药思想的源头活水》（《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4期）　　48《探寻“新理学”的建树与缺陷》（《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49《佛教伦理与和谐社会》（《江海学刊》，2008年第4期）　　50《儒佛道哲学名著选编》（副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　　51《百喻经》（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年4月）　　52 《影响中国文化的十大经典》（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

佛家三宝

文字 佛家三宝是指佛、法、僧，也就是觉、正、净。三宝真正的意思知道的人不多，所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皈依三宝，他是不是真的皈依？没有皈依，做那一个仪式，那个仪式是空的、是假的，是形式没有实质。为什么？他不明三宝、不解三宝，所以他也不得三宝。受过戒的人都晓得戒有戒体，他戒体得不到，三皈也是戒，同样一个道理，他得不到戒体。戒体是什么？是自性。

　　 三宝，六祖惠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讲得好，佛宝是自性觉，法宝是自性正，僧宝是自性净，我们受持三皈的时候，有没有得到自性的觉、正、净，如果你在受持三皈的时候得到了，那你是真的三皈，经上讲皈依是讲这个，不是讲形式。皈是回头，从哪里回头？从过去迷、邪、染回头。依什么？依自性觉、正、净，这真皈依，这一念回归了，这是真佛弟子。如果没有舍迷邪染，不依觉正净，那这个皈依是冒名的，说得好听一点，天台家所讲的六即里头「名字皈依」。名字皈依是什么？有名无实，一点作用都不起，有名无实。真正得用处的时候，你最低限度要「观行皈依」，如果我们修行不能契入观行位，只在名字位上，那就落空了。名字位上说老实话，很容易造罪业，很容易堕三途；入观行，大致上观行功夫得力，可以得到人天福报，不会堕落三途。如果入「相似位」，那你有成就，你在菩萨道上就修行证果了。相似位是什么果位？要以《华严经》的果位来说，相似即就是十信位的菩萨，你转凡成圣了。「分证」的三皈，那就是圆教初住以上。皈依的功德不可思议，是你要真皈真依，佛在经上讲你真正皈依，有三十六位护法神日夜保护你，这当然的事。他为什么保护你？尊敬你、佩服你、仰慕你，不是哪个人派他来保护，自动，自动来保护你。这才叫三宝。

　　 自性觉、正、净才是三宝，这是佛家修行证果的总原则、总纲领，一入佛门第一堂课，就把修行证果的总纲领传授给你，这叫做传授三皈，让你这一生生生世世，向着这个方向、向着这个目标努力迈进，你就能成菩萨、成佛。佛法的教学实实在在是美满到极处，真实的圆满，一开端就把这条路指清楚、指明白。可是现在我们常常看到，皈依是皈依某一个法师，这完了。「皈依某个法师」这个流弊，由来已久，我们从蕅益大师的著作里面看到；蕅益大师是明末清初的人，他在当时就指出皈依的误会错误。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距离我们五百年，五百年前就是「皈依某个法师」，不是皈依三宝；这是我的师父，那个不是我的师父，破和合僧。僧团是和合一家人，他这些皈依弟子在里头有分别、有执着，这是我的师父，这是我师父道场我要拥护，那个不是的我要排斥，就破和合僧。破和合僧大家知道，造无间地狱的罪业，换句话说，你不皈依还不造这个罪业，皈依之后造这个罪业，最后归到哪里去？归到阿鼻地狱去，这糟糕不糟糕！大错特错。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错误？一念迷情，一念自私，铸成大错。这种错误的面逐渐逐渐扩大，使一般人对于皈依真正的意思迷失掉，不但影响的面扩大，影响的时间久了，代代相传，我们都以为这是正确的，谁能发现这是错误的？我们要是不读《六祖坛经》，要是不读蕅益大师这些著作，我们怎么会知道？《坛经》里面给我们启示，六祖传授皈依，他居然不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不是这个解释，他说是「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我早年读这个经的时候，这个给我很大的启示，他为什么这么说法？他是唐朝时候的人，距离我们现在一千三百多年，想必在那个时代，大家对于三宝就已经迷了，迷在佛法僧里面，不知道佛法僧表法真正的意思，所以他才说「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然后又说「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他这个说法。他之所以这样说法，对那个时代的人，必定是那个时代人已经对于佛法僧真正的意义迷失了，所以能大师传授三皈，他有他另外一种讲法，唤醒大家回头，这很有道理。佛家要修行证果，头一个要把我舍掉、把私舍掉，你执着有个我一切都为我，执着有个私的念头，这是轮回心造轮回业，不是佛法。佛法，佛是觉的意思，佛法是觉悟之法，你有一念私情夹在里面，你是迷法，是迷惑颠倒之法不是佛法。我们今天将迷染法看作佛法，你在佛法修学会有什么成就？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所以觉正净是宝，是宝中最殊胜者，三宝都是属于自性，不在外面也不在别人。释迦牟尼佛没有教我们皈依他，早年是教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没有说是皈依他，大家都懂得自性觉正净是三宝，叫自性三宝。但是对于形相上的三宝要懂得尊重，为什么？没有形相的三宝，你怎么会知道自性三宝，必须要用形相的三宝常常启发你、诱导你，让你时时回归自性三宝，所以形相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见到佛像、听到佛名，立刻就回归自性觉，看到经书、看到法物，就能回归到自性正，看到出家人形象，就知道回皈自性净，所以形相的功德是无量无边。形相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形相很容易忘掉，又迷惑、又颠倒、又造业，继续还要受苦报，这才是真正的三宝，真实三宝。『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闻名就皈依，闻名就回头，毕竟不堕恶道，他的生活、他的行为能与自性觉正净三宝相应，他怎么会堕恶道？纵然造作恶道的因，恶道的缘断了，所以不堕恶道。

农历初一、十五，海洋潮汐的变化因月亮的盈亏影响而达到最大值的时候，我们人体内部血液涌动的“潮汐”也达到了最大值，情绪就会陷入极端的状态中。

“素食”在中国古代的含义并不等于“不吃肉”。汉语“素”字本义是指白色、干净和质朴。

有专家作过考证，素食在中国古代有三种含义：一是指蔬食，此义与我们现代意义的素食重合;二是指生吃各种瓜果植物，与现代意义上的天然纯素食有相近的地方，区别只是现代人已很难吃上他们理念中的“天然纯素食”;第三指无功而食禄，那已是社会学领域中的事，与本文之旨无关。

按照中国传统的养生学，人不应该追求浓烈肥厚的饮食，“平易恬淡”才是养生的硬道理。随着佛教传入，南北朝有“菩萨皇帝”之称的梁武帝，使素食成为中国大乘佛教的鲜明特色。

梁武帝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一位重要人物，此前的佛教徒，即便是释迦佛祖在世的印度，也是允许修行人食用“五净肉”的。自梁武帝以后，素食便一举成为中国汉传佛教的一大标志。因此，要说从古至今最自觉、最彻底、最无私地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素食主义道路的群众，当公推南北朝以后的中国佛教徒。

古老的中医学一直是主张多用清淡素食，少用肥腻厚味的。药王孙思邈在《备急千金翼方》中说：“食之不已为人作患，是故食最鲜肴务令简少。饮食当令节俭，若贪味伤多，老人肠胃皮薄，多则不消。”

这里说的“鲜肴务令简少”，即是说一定要少吃荤食，不要因贪鲜味而伤身体，尤其是老年人的消化吸收功能较弱，更要三思而后食之。孙思邈还进一步说：“老人所以多疾者，皆有少时春夏取凉过多，饮食太冷，故其鱼脍、生菜、生肉、腥冷物多损于人，宜常断之。”

在《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饮膳正要》、《本草纲目》等中医古籍中，都记载有用蔬菜制作素食的饮食疗法。

宋代是中国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据《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记载，北宋汴京和南宋临安的餐饮业中，已经有专营素菜的素食店了。在林洪的《山家清供》中，记载有100多种食品，其中大部分为素食，包括花卉、药物、水果和豆制品入菜等，还首次记载了当时有“假煎鱼”、“胜肉夹”和“素蒸鸡”等仿荤技术。此外，陈达叟的《本心斋疏食谱》也记录了20种用蔬菜和水果制成的素食。

至元明清三代，素食的发展愈加繁荣，素菜在各种文献中的记载也非常丰富。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的《中国交通史》记载，明末高僧隐元和尚东渡日本时，曾带去了中国的素食烹饪制作技艺，其冠名为“净素烹饪”，把佛教高超的精神修养落实到了日常生活之中。清末薛宝辰曾有素食专著《素食说略》，其中记述了200多种素食，其生动性和丰富性已大大超过了前代，真可谓是琳琅满目，洋洋大观。

佛教在“斋戒”问题上的态度，对中国的素食人群是最具号召力的。在传统寺院里，同住的比丘们每月的初一、十五都要集会一处，请精熟律法的比丘说戒，以反省过去半月内的修行是否合乎戒律。若有犯戒者，则于大众前忏悔。而作为在家佛弟子的居士们，则应在这样的日子里斋戒净心，自然就只能吃素净的食物了。

佛教的朔望斋戒，在今天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现代科学的支持。按照潮汐理论，月球对地球的影响力主要是施加于地球上的水体中的，它往往是通过海洋潮汐的定期涨落体现出来。人体的水分占了身体的80%以上，而且，人体血液中的盐分浓度也与海洋中盐分的浓度几乎是一样的。因此，每当朔望日(即农历初一、十五日)，海洋潮汐的变化因月亮的盈亏影响而达到最大值的时候，我们人体内部血液涌动的“潮汐”也达到了最大值。

这时候，人的血气要么最盛要么最衰，总之，情绪就会陷入极端的状态中。国外有研究发现：每当十五月圆之日，人们的情绪普遍会比平日更易激动，社会的犯罪率会陡增，车祸的发生率也大大高于平日;而到了初一新月之日，人们的情绪则普遍比平日更低落，抑郁症患者会增多，自杀率也会增加，一些有精神性疾病的人会比平日更难于自我控制。

从这个角度来看初一、十五的斋戒，你就会明白为什么那些古代的高僧大德，会说这时候吃素斋戒有更大的功德。而寺庙里选择这个日子诵戒讲戒，的确也是因为人们在月亮潮汐最大值的影响下，最容易犯戒!

(1)简策

简策就是编简成策的意思。“策”就是“册”的假借字。古代有些词有音无字，行文时只好依声托事，借用同音的字加以表示。这种现象，文字学上就称为同音假借，也称为古音通假。“册”是象形字，像是绳穿、绳编的竹木简。所以《说文解字》解释“册”字说：“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礼记·聘礼》中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在这句话的“策”字之下，有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分别作了解释。一位是东汉的郑玄，他说：“策，简也。”一位是唐代的孔颖达，他说：“策是众简相连之称。”郑玄的意思，“策”就是竹木简；孔颖达的意思，“策”是编连在一起的竹木简。两个人的解释都对，但角度不同。我们把这两个人的解释综合起来，那就是一根一根写了字的竹木片就称为“简”，把若干根简编连在一起就成了“策”(册)。可见简策的确是编简成策的意思。

古人编简成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绳串连；一种是两道绳、乃至四道绳的编连。汉代刘熙在《释名》中说：“札，栉也，编之为栉齿相比。”这意思是说在写好的竹木简上端钻孔，然后用绳依次串编。上边好像梳子背，下边诸简垂挂，如同梳子的栉齿并列相比。另一种是用麻绳或丝线绳，像编竹帘子一样地编连竹简。编绳的道数取决于竹木简的长短。短简两道编绳即可，甘肃出土的《永元兵器簿》，就是两道编绳(图6)。长简两道绳子编不结实，就编三道或四道编绳。如武威出土的《仪礼》汉简，简长三尺，其编绳就是四道。至于是先写后编，还是先编后写，则两种形式都有。

图6 东汉永元兵器簿编简

为了保护正文不致磨损，古人编简时常在正文简前边再加编一根不写文字的简，叫作赘简。今天书籍的封面，就仍然带有这种赘简的遗意。赘简上端常常书写篇名，下端书写书名。这是因为古人写书于简，不能无阶段地写下去，那样编简太大，不易检阅和收藏，所以常常写到一定长度就结为一篇。而用书的人也常常要先查找篇名，然后才能找到自己所要检索的内容。可是古书往往一书包括很多篇，例如《论语》就有22篇，《孟子》也有七篇。七篇中的各篇还要再分上下。如《滕文公上》、《滕文公下》、《公孙丑上》、《公孙丑下》等。如果所要查找的内容不知道在哪一篇，那就无从着手了。所以古人很重视篇名，把篇名写在赘简上端，以示醒目。而把书名反倒写在赘简的下端，以示篇名的归属。这种格局虽然是仅适应简策书籍而出现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形式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直到雕版印书盛行的宋代，特别是北宋时代，卷端题名还常常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这仍是简策书籍格局的流风余韵。

一篇文章的简编完，或一编编好的简写完，便以最后一根简为轴，像卷竹帘子一样从尾向前卷起。《永元兵器簿》出土时，就保持着原来卷起的形式。武威旱滩坡出土的医简，有的也保留着卷起的原型。武威出土的汉代《仪礼》简，篇题和篇次并写在第一、二简的背面，卷起后正好露在外面。这也证明其原型是从尾向前卷起的。卷起的简需要捆好，而后放入布袋或筐箧〔qie切〕。居延出土的简策中有“书箧一”的记载。《汉书·贾谊传》中也有“俗吏之务在于刀笔筐箧”的说法。这些盛装简策的布袋、筐箧相当于“帙”〔zhi至〕，而一帙通常包函10卷。简策书籍这种编连卷收的做法，也只是适应竹木简的特质而形成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的装帧形式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帛书卷子装、纸书卷轴装的出现及长期流行，完全可以说是对简策卷起收藏形式的模仿。

(2)帛书卷子装

帛书与简书虽然制作材料不同，成书之后的面貌也各异，但在装帧形式上彼此却有许多相似之处。缣帛轻软，可塑性较强。表现在装帧形式上便既有折叠，也有卷子。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有的写在整幅帛上，难以卷收，故折叠随葬在一个漆盒内。有的写在半幅宽的缣帛上，则以一条23厘米宽的竹片为轴心，将帛书从尾向前卷成帛卷，这大概就是卷轴装的雏形了。

清代有位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叫章学诚。他有一部著名的著作，叫《文史通义》。他在《文史通义·篇卷》中说：“古人之于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于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还说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整理国家藏书，“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篇、章是竹木简书的计量名称，卷则是缣帛书的计量名称。周、秦时盛行竹木简书，故多以篇称之。入汉以后，缣帛为书普遍流行，卷便成了广为使用的计量名称。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凡是整理完毕正式誊录进呈的书，都是用缣帛书写的。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十一》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这里的“上素”，就是抄写在缣帛上。于是“卷”便成了主要计量单位。表明章学诚所说的“入汉始有卷也”的理论，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证明帛书的装帧形式主要还是卷子装。

(3)纸书卷轴装

用纸来制作书籍，东汉已发其端。纸具备着缣帛的轻软，但较之缣帛则更易成型。所以纸书出现之后，它的装帧形式便模仿帛书卷子装，而慢慢发展为普遍流行的纸书卷轴装。这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实物留存，都能得到有力的证明。

晋代傅咸的《纸赋》中，除了赞美纸的方正洁白，很便于书写之外，还说纸张“揽之则舒，舍之则卷”。这两句话实际是对卷轴装书籍的描绘。纸张有一定弹性，卷久了就有回收的惯性，所以用手揽之便舒展开来，可是一撒手就又收卷回去。这是卷轴装书籍固有的现象，也是这种装帧形式的弊病之一。可见晋时纸书已是卷轴装了。

《续高僧传》卷二，记载隋朝文帝时有一位沙门叫明穆彦宗，他曾经利用梵文经本校对佛经。说昔日“支昙罗什等所出《大集》卷轴，多以30成部”。说明早在隋朝以前，纸写的佛教《大集经》，已装潢成了卷轴。

《续高僧传》卷三十八，记载隋朝另一位沙门叫法泰，他自己精勤书写了一部《法华经》，多次显现灵瑞，所以要把它带到成都去进行装潢。可是中途过河掉在了水里，以后又失而复得，所以“至成都装潢，以檀香为轴”。可证隋朝的书籍不但已是卷轴装，而且所用轴材有的已是檀香木了。

《续高僧传》卷五，记载唐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之后，又奉皇帝之命在大慈恩寺翻译佛经。当他翻译完毕，装成卷轴之后，曾经上书皇帝，请求皇上给写一道序文。他说：“所获经论，奉敕翻译，见成卷轴，未有铨序，伏惟陛下睿思。”可见唐玄奘翻译过来的佛经，其装帧形式也都是卷轴。

《续高僧传》卷二十六，记载唐开元间沙门玄览，他一个人就“写经三千余轴”。

所有上述这些，都是唐及唐以前关于纸书采用卷轴装的记载。而唐以后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那就更是史不绝书了。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中说：“唐人藏书，皆做卷轴。”元朝吾衍在他的《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明朝都穆在其《听雨记闻》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清朝高士奇在其《天禄识余》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这些说法，也证明自纸书出现，直到唐、五代，大约八九百年的时间里，书籍盛行的装帧形式，的确是卷轴装。

本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遗书，其中主要是手写本佛经。现在分藏在世界各国，其中主要收藏在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总计大约四万多件。这些敦煌遗书产生的时代，大约上起南北朝，下至五代，即公元420—960年这500多年的历史跨度内。此期正是手写纸书的高峰期。这些遗书，有的就是简单的一卷儿，有的木轴犹存，进一步又以实物，证明唐五代及唐五代以前，纸书的装帧形式，的确普遍流行卷轴装。

古时历代纸张的大小规格不尽相同。晋代纸高大约23—24厘米，长26—27厘米；唐代纸高25—26或26—27厘米，长40—43厘米或44—51厘米；五代时期纸张的规格大小不等。内容长的书，一张纸无法容纳，只好写完一张再接写第二张、第三张……直到写完为止，可能是几张、十几张、几十张，乃至数百张。一部用多张纸写完的书，按顺序粘接成一幅长条。长条可以先写后粘接，也可以先粘接好后写。写完的长条纸书，即可以从左向右，或说是从尾向首卷起。为使纸卷不至于折皱或损坏，在长条纸书最后一纸的末尾粘上一根圆木棒，然后以木棒为轴心从左向右搓卷，所以称作卷轴。轴的长度比纸的高度略长，纸书卷好后上下两端都有轴头露出，这样有利于图书保护(图7)。

古书卷轴装似乎也有精装与简装的区别。简装，仅用一根普通的圆木棒为轴，有的甚至连轴都没有，只是从尾向前卷起，也是卷轴装。精装就有不同的讲究了，据记载，王羲之、王献之晚年写的字要比青少年时写得好。他们在缣帛上写的字，要以珊瑚装饰轴头；在纸张上写的字，要以金属装饰轴头；最次的也要以玳瑁、旃〔zhan沾〕檀装饰轴头。可见晋代的卷轴装，有的已经相当精致了。

《隋书·经籍志》说隋炀帝即位之后，秘阁所藏之书，上品的要用红琉璃轴，中品用绀〔gan干〕琉璃轴，下品用漆轴。表明隋朝政府的藏书，其卷轴装潢已分出不同品级。《大唐六典》记载唐政府的藏书，经库书用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用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用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用绿牙轴，朱带白牙签。可见唐代的政府藏书不但裱轴十分讲究，而且已经懂得用颜色来类分图书了。

图7 卷轴装示意图

图8 卷轴插架示意图

为保护图书内容不受污损，卷轴装在正文第一张纸前边还要粘加一张空白纸，考究的粘加绫、绢等丝织品。粘加的这张空白纸或绫、绢，叫作“褾”〔biao表〕，也叫作“包头”或“玉池”。褾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带。带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别子，叫作“签”。卷子卷好，褾在最外层，用带绕捆，以签别住。卷轴存放的方法是在书架上平放，轴的一端向外，系上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书签。签上标写书名、卷次，以便于取阅。取阅图书时依签上所标抽出卷轴，用毕原位插入，所以称为插架(图8)。唐代文学家韩愈的《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中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描绘的便是一座插架宏富、装帧考究、满目琳琅的私人藏书宝库。

(4)经折装

经折装也称折子装，顾名思义，应该是从折叠佛教经卷而得名。前边说过了，到唐代为止，最盛行的书籍装帧形式，仍然是卷轴装。但到唐代，佛学在中国的发展也达到了鼎盛时期。一方面是僧尼遍于域中，另一方面翻译过来的佛经又普遍以卷轴装的形式流行。僧尼遍于域中，意味着善男信女诵经的普遍；卷轴装盛行，则意味着它对僧尼们诵经的不便。因为佛门弟子念经，要盘禅入定，正襟危坐，以示恭敬与虔诚。善男信女们念经时的这种姿态，卷轴装的不方便可想而知。任何一种纸卷，包括佛教经卷，卷久了，都会产生卷舒的困难。由于卷久的惯性，念过去的部分，经卷会由右向左自动卷起；未念到的部分，经卷又会自动由左向右卷起。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调整镇尺的位置，经卷就会从左右两个方向朝中间卷起。试想，如此麻烦不便的卷轴装式，怎么能适应佛门弟子们那种盘禅入定、正襟危坐的读经方式呢！因此，一场对流行许久的卷轴装的改革，首先在佛教经卷上发生了。这就是将本是长卷的佛经，从头至尾地依一定行数或一定宽度连续左右折叠，最后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再在前后各粘裱一张厚纸封皮，一种新型的装帧形式就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经折装。正像元朝吾衍和清朝高士奇所揭示的那样，经折装的出现，完全是针对卷轴装卷舒之难的弊病而发生的。元朝吾衍在《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复为簿帙。”清朝高士奇在《天禄识余》中也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其后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乃分为簿帙，以便检阅。”这两位不同时代的古人，揭示了同一个道理，即经折装的确是由改造卷轴装而来。

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钱存训先生的《中国古代书史》，披露了一幅经折本图版，经名为《入楞伽经疏》，共211叶，原出自中国敦煌石室。其装帧形式就是左右相连折叠的经折装。这是唐代佛经出现经折装的实物证明。

英人斯坦因在他的《敦煌取书录》中，还描绘过一件五代印本佛经的装式，也是经折装。他说：“又有一小册佛经，印刷简陋……书非卷子本，而为折叠而成……折叠本书籍，长幅接连不断，加以折叠……最后将其他一端悉行粘稳。于是展开以后甚似近世书籍。是书时为乾祐二年，即纪元后九四九年也。”斯坦因看到并描绘的这件实物，表明印刷而成的佛经，在五代时期也有的是经折装式了。

(5) 梵夹装

过去的书史论著，常把经折装混为梵夹装。说经折装又称梵夹装，或者说梵夹装就是经折装，或经折装即梵夹装。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梵夹装并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而是古代中国人对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佛教经典装帧形式的一种称呼。梵是天竺国梵文文字的创始人。《祐录》卷一《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中说：“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楼，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梵及佉楼居于天竺，黄史苍颉在于中夏。”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产生在印度的佛教经典，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将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的，所以又称为贝叶经。当然也有不少写在桦树皮上。

我们在前边说过了，书籍的装帧形式，只能视书籍的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而采取相应的方式。古印度佛经既是采用修长硕大的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书写，其装帧形式也就只能适应这种材料而采取相应的方式了，这就出现了古代中国人所称呼的梵夹装。何谓梵夹装？如果用最通俗的语言加以铨释，那就应该是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上的佛教经典而采用夹板式以绳穿订的装式。对这种装帧形式，古代中国人称之为梵夹装。隋朝有个叫杜宝的，他有一部著作叫《大业杂记》。杜宝在《大业杂记》中说东都洛阳的“承福门即东城南门。门南洛水有翊津桥，通翻经道场。新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叶形似枇杷，叶面厚大，横作行书。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今呼为梵夹”。夹原意同册，后来演化为夹。这段描述，比较明确地告诉我们，梵夹装是隋时人对传入中国的古印度书写在贝多树叶上梵文佛教经典装订形式的一种形象化的称呼。其具体的装订方式，是将写好的贝叶经，视经文段落和贝叶多少，依经文的次序排好，形成一摞。然后用两块比经叶略宽略长一点的经过刮削加工的竹板或木板，将排好顺序的贝叶经上一块下一块地夹住，然后连板带经穿一个或两个洞。一个洞者，穿绳之前先将绳的一端挽上疙瘩，以另一端将夹板及贝叶串连；两个洞者，则以绳子两端同时将夹板及贝叶串连，最后绕捆起来，一个梵夹装式就算完成了。这就是杜宝所说的“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的梵夹装。

图9 僧伽罗文贝叶经装帧

用贝多树叶来写经，不仅是古印度如此，近世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也有用贝叶写经的。北京图书馆就藏有僧伽罗文的贝叶经(图9)，其装帧形式就是典型的梵夹装。近年北京图书馆还入藏一批傣文贝叶小乘经，其装帧形式也是梵夹装。这些实物也印证了古印度梵夹装的形式特点，从而丰富了中国书籍的装帧形式。

中国以纸张来制作书籍，至隋、唐而极盛。书籍的制作材料与贝叶不同，当然装帧方式也就不同。但中国纸制书中，包括写本和印本，也有裁成长条而模仿贝叶的。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的中国敦煌遗书中，还颇有几件这样的遗书。它们状似长条，形仿贝叶，编绳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当年的穿孔犹存，表明它们的确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北京图书馆珍藏一件五代时回鹘文写本《玄奘传》。其书叶狭长，横作行书，每叶上靠近两端各有一红色圆圈，据说也是模仿的梵夹装式。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有一件唐写本《思益梵天所问经》(图10)。其写纸为长条形，意仿贝叶。厚厚一册，却中间穿孔，单绳穿装，是中国纸书遗存中典型的梵夹装。其夹板虽佚失一块，但另一块却原样留存。穿绳虽也大部分佚去，但仍有一段原绳贯穿册叶与夹板。直到后世刻印的藏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也都是纸作长条，横作行书，上下各有一块厚重的夹板，所以它们也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只是这种装帧形式在中国并未普遍流行，所以也就鲜为人知了。但不管是古印度的梵夹装，还是中国纸书模拟的梵夹装，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书中模仿的梵夹装，都和经折装毫无相同之处。所以经折装就是经折装，梵夹装就是梵夹装，两者既不相等，也不相通，不应混为一谈。

图10 唐写纸本《思益梵大所问经》梵夹装

(6)旋风装

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外学者对什么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认识并不清楚。长期把经折装粘加一张整纸就说成是旋风装，或把经折装直接说成是旋风装，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事实上，旋风装跟经折装没有任何联系。它与经折装产生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它们是在同一个时代里，同在卷轴装的基础上，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需求而产生出来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书籍装帧形式。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都有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文学，诗歌几乎占据了整个文坛，使唐代成了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诗歌的发展，特别是近体律诗的发展，一方面要求要有严格的韵律，一方面遣词造句、运用掌故又要求典雅有据。这就促使唐代社会相应地产生并发展两方面的著作：一方面是备查检掌故用的类书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就是供起韵赋诗、检查格律的韵书一再被修正、增补、传抄而流布社会。唐代的韵书，类乎现在的字典，带有工具书的性质，是备随时查检使用的。因此，这类书籍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也就都要以方便随时翻检为原则而作相应的改变。

但是，我们在前边说过了，唐代书籍最通行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仍是单面书写的卷轴装。这样，在通行的装帧形式与要方便翻检之间便产生了很大的矛盾。继续采用单面书写的卷轴装，翻检方便难以解决；突破卷轴装，另外采取更新的装帧形式，一时又难以创造出来。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既未完全打破卷轴装的外壳，又达到了方便翻检为目的的装帧形式，这就是旋风装。

在当今的世界上，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实物留存绝无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可以说是现存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典型实物例证。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全书共五卷24叶。除首叶是单面书字外，其余23叶均为双面书字，所以共是47面。其装帧方式，是以一比书叶略宽的长条厚纸作底，然后将书叶粘在底纸上。其粘法是，除首叶因只单面书字而全幅粘裱于底纸右端之外，其余23叶，因均是双面书字，故每叶都只能以右边无字空条处，逐叶向左鳞次相错地粘裱于首叶末尾的底纸上。所以从书叶左端看去，错落相积，状似龙鳞。收藏时，从首向尾，或者说是从右向左卷起，外表仍然是卷轴装式。但打开来翻阅，除首叶因全裱于底纸上而不能翻动外，其余均能跟阅览现代书籍一样，逐叶翻转，阅读两面的文字。这种装帧形式，既保留了卷轴装的外壳，又解决了翻检必须方便的矛盾。可谓独具风格，世所罕见。古人把这种装帧形式称作“龙鳞装”或“旋风装”。

图11 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装帧

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卷二中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郃〔he 合〕《彩选》之类是也。”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图11)，相传就是吴彩鸾书写的。欧阳修所见到的大概就是这类的东西。他说出了这种装帧形式产生的原因，也描绘了这种装帧像策子的特点，但未说出它究竟叫什么名字。

南宋初年的张邦基，则在自著《墨庄漫录》卷三中说：“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名字，今蜀中导江迎祥院经藏，世称藏中《佛本行经》十六卷，乃彩鸾所书，亦异物也。今世间所传《唐韵》犹有，皆旋风叶。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可见南宋张邦基也见过这类的东西，他则把这类书籍的装帧形式称为“旋风叶”了。

元朝王恽在他的《玉堂嘉话》卷二中说：“吴彩鸾龙鳞楷韵，后柳诚悬题云：‘吴彩鸾，世称谪仙也。一夕书《唐韵》一部，即鬻〔yu玉〕于市，人不测其意。稔闻此说，罕见其书，数载勤求，方获斯本。观其神全气古，笔力遒劲，出于自然，非古今学人所可及也。时大和九年九月十五日。’其册共五(疑五为二误)十四叶，鳞次相积，皆留纸缝。天宝八年制。”可见元朝王恽也见过这类东西，而且见到的是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收藏并写了上述题识的那件东西。王恽描绘它是“龙鳞楷韵”，“是鳞次相积”。与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态完全相同。

清朝初年的著名藏书家钱曾，也见过这类东西。《涵芬楼烬余书录》引证他的话说：“吴彩鸾所书《唐韵》，余在泰兴季因是家见之，正作旋风叶卷子，其装潢皆非今人所晓。”可见钱曾见到的，跟故宫所藏相传为吴彩鸾所写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是完全一样的。他将之称为“旋风叶卷子”。可见我们把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式称作旋风装，是不乏古人见证的。

且考自然界旋风的形象特征，亦是因某处气压低，四周空气向一处注流而形成的螺旋式旋转的风，其中大而强烈的，就是龙卷风。这种风的特点，就是空气分若干层次前后朝一个方向旋转。它的立体形象就仿佛若干张鳞次相积卷起的芦席，像个圆筒。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形式，内中书叶错落相积，朝一个方向卷收，外壳又保留着卷轴装的格局。装帧完毕，卷收起来，内中书叶很像空气分若干层朝一个方向旋转的旋风。因此，我们认定这种形式才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不是经折装包粘一张整纸就成了旋风装，更不是经折装又称为旋风装。旋风装有自己的独立形态，但又没有完全摆脱卷轴装的制约。它是对卷轴装的一种改进，是卷轴装向册叶装转化过程中的过渡形式。经折装是对卷轴装的彻底改造，已由卷轴装过渡到了册叶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旋风装比经折装出现得要早。

(7) 蝴蝶装

(8)包背装

之前发了《混进云林学堂听课收集信息如下：云林学堂第二届学僧课程设置为：佛学课程：印中佛教史、戒律学、唯识学、禅宗、中观、净土宗、梵呗。社会课程：古汉语（包括写作）、中国历史、外语、政治、书法、电脑。这个课程设置，佛学方面，主要是佛学史、汉地主要佛教宗派的主要教义等。另外梵呗呢，是指佛教的唱赞。用我们俗人的理解，可以认为是佛教音乐课。咱们俗人上学时教的音乐课那整个就是一个调剂品，学完了也不会大用特用（除非是音乐学院的）；而僧人们的梵呗可不同了，他们学好之后，基本上每天都要用的。我们每次进寺庙看僧人们集体站在大雄宝殿念经，像分部大合唱一样，那就叫人家佛教的梵呗。让我有点意外的是佛学院社会课程的设置。其实之前我一直以为佛学院专教佛教的各种经典，以及梵文、藏文等（类似医学院设拉丁文课程）课程。没想到居然还设这些入世的功课。古汉语、国史、书法都还理解，英语、政治、电脑课程的开设还真出乎预料，尤其是政治！僧人也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我下回再仔细请教一下）政治，那可是我学生生涯中最痛苦的记忆了！英语和电脑课程，要照我初拍灵隐时候的观念，是不大能理解的。那时候，我都把僧人当古代人了，见人家用个手机也隐约觉得“不和谐”。现在接触之后，自己用用大脑，觉得以前的想法真是痴呆。这问题以后专门写博说说。就事论事，英语课，我现在觉得很必要：因为僧人们经常要参学交流，出国的机会比我们俗人多多了，掌握英语肯定是需要的。电脑课也很必要：电脑作为一个很常用的办公工具，对于佛学学习、寺院管理、弘法等事物，都很重要，不学不行。教材及课程安排方面：咱们俗人上学时基本上都有统一教材，但佛学院不一样。学僧班长果济师父说：“一般来说，佛学院不象社会学校使用统一教科书。因为佛教宗派众多，佛学院往往是根据实际情况安排教学内容的。课程安排上只要对机就好。……”嘿，“对机”？！还挺自由的，我喜欢！学科方面：由于佛学包括的内容非常广博，所以也会分学科。僧人们经过基础课程的学习后，会依据自己的兴趣及机缘专攻某一个方面。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不过我听担任学堂教师的师父说，其实，最主要的学习还是自己日常的修行。佛学院的功课，只是短期集中地、简要地、有指导性地帮学僧师父们入个门。附图：云林学堂期末考场云林学堂现在是两年制的。有寒暑假。今天是学堂寒假期末考试最后一天。这次他们总共考十门功课，五天，一天两门。前些日子，学僧师父们整天行色匆匆、忙着看书。我估计今天下午这一门考完，他们肯定乐坏了。郑重声明1、《俗眼看佛门－－灵隐拍摄手记》所有图文（尤其是僧人人像），未经作者江南阡陌及人物本人授权，请勿转载，特别不可用做商业用途。考虑到构图审美、读者视觉感受等问题，所有均未加水印，因而可能方便盗用。所以请朋友们代为监督，若发现有盗用、甚至恶意修改图文者，请大家及时留言告诉我。天涯海角，愿做秋菊。2、文中所有人名，多系化名。^_^

上时下空法师是长春市南关区的普陀寺主持。普陀寺是一座历史悠久的佛教寺庙，位于长春市南关区南湖公园内。寺庙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历经多次修缮和扩建，现有建筑面积近万平方米，是长春市规模较大的佛教寺庙之一。

上时下空法师，原名王宁，1960年出生于吉林省。他自幼就对佛教感兴趣，于1983年拜师学艺，进入南京灵隐寺学习佛法。经过多年的学习和实践，他成为了一位资深的佛教学者和佛法传播者，并于2000年主持了长春普陀寺，开始了他的佛教事业。

在上时下空法师的带领下，普陀寺积极推广佛教文化，组织各种佛教活动和讲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信众前来参拜和学习。他还关注社会公益事业，积极参与慈善活动和社区服务，为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贡献。

总的来说，上时下空法师是一位具有深厚佛教修养和广泛社会影响的佛教领袖，他的领导和贡献得到了广大信众和社会各界的认可和赞赏。